观察上个世纪的国际经验可以发现，亚洲“四小龙”等以外向型经济发展为特征的新兴工业化经济，在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没有恶化甚至有所改善的同时，获得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形成对比的是，拉美国家以及印度等奉行进口替代以及重化工业优先发展的国家，不仅经济增长绩效不如人意，收入分配状况也日益恶化。

归纳这些重大的经验现象不难理解，一个经济体的收入分配状况，与其经济发展战略有内在的联系。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提高过程，本质上就是经济地位低下的群体提高其在全社会相对经济地位的过程；而经济地位低下的群体所具有的能够用来获取财富的全部手段和资产，几乎只是他们的劳动力。要提高他们的经济地位，惟一可持续的途径是，给予他们所拥有的劳动能力以最大、最充分的就业机会和按供求决定的合理价格。

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要素禀赋结构的特征一般是劳动力相对丰富、资本相对稀缺。如果他们按照自身的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就能使劳动者获得最大的就业机会，分享经济发展的果实。而且，按此战略来发展经济，可以最快地积累资本，使要素禀赋结构由劳动力相对丰富、资本相对短缺的状况，逐渐改变为劳动力相对短缺、资本相对丰富的状况。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劳动者的收入也就会随着资本的积累、产业和技术的升级以及劳动边际生产力的提高而不断增加，收入分配的情形也就会随着经济的增长而不断改善。

反之，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在资本相对稀缺的早期发展阶段就确立高技术的资本密集产业和技术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那么，由于这些部门不能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绝大多数劳动力只能滞留在劳动边际生产率低下的传统部门就业，工资水平难于提高。同时，政府为了达到赶超的目标，必然扭曲各种价格信号，用行政的力量来配置资源，以便扶持具体承担赶超任务的企业。凡此种种，最终至少会在以下四个方面人为地恶化社会公平问题。

首先，赶超战略将拉大人际之间的收入差距。

赶超战略之下具体承担赶超任务的企业大量使用这些经济体中相对昂贵的资本，而较少使用相对便宜的劳动力，所以这些企业的成本水平比较高。如果任由市场调节而没有政府的扶持，这些企业就不会自发地建立起来。为了实现赶超的目标，政府就要通过种种方式予以扶持。

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活动水平低下、经济剩余少，可以动员起来用于扶持赶超企业的转移支付的资源极其有限，所以，主要的扶持手段是扭曲各种价格体系。

在各种比价关系中，最主要的是压低资本相对于劳动的相对价格。压低资本的相对价格之后，优先发展部门面临的成本被人为压低，但同时也刺激了非优先发展部门对于资本的需求，并抑制了这些部门对于劳动的需求。非优先发展部门会和优先发展部门争夺资本。为了保障优先发展部门的发展目标，政府往往人为地把要素市场分割为一种“二元市场”的格局。其中的一元是政府从全部社会生产要素禀赋资源中，先拿出足以满足优先发展部门需要的资源，配置到优先发展的部门中去。显然，这一元要素市场占有的资本量非常大，而吸收的劳动力比较少。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另一元要素市场的“剩余资本禀赋量”和“剩余劳动禀赋量”之比的结构，甚至低于全社会的总比例。

这就导致非优先发展的部门实际面临的资本和劳动的相对价格，高于优先发展部门所面对的水平，甚至高于没有任何扭曲时的市场均衡的资本和劳动的相对价格。这种分割的二元要素市场的直接含义，就是拉大不同部门就业人员的收入差距。优先发展部门就业人员的工资，会高于非优先发展部门就业人员的工资。

除了压低资本相对价格，政府为了扶持重点部门的发展，也会压低初级原料和其他中间投入品的价格。由此导致这些投入品的供给部门的利润空间缩小，进而其从业人员的收入水平也就不可避免地相应压低，使收入分配趋向于不平等。

其次，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模式会拉大地区差距。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本来就存在地区之间发展水平的差距。在实施赶超发展战略时，政府不仅不能让各个地区之间协调发展，反而会以压低价格的方式动员整个经济体中可以动员的一切必要资源，来扶持少数地区中少数项目的发展。结果使具有资源比较优势的地区无法将其优势变为经济上的比较优势，资源上不具优势的较富的地区经济越发展，从资源具有优势的较穷的地区获得的产品就越多，相当于较穷地区在不断补贴较富地区的发展；于是经济越发展，地区差距就越大。

第三，赶超战略之下，腐败的滋生和大量的非生产性活动对收入分配也会产生负面影响。

优先发展的部门在社会当中享有的地位要高于其他部门，游说政府的能力高于其他部门。这个事实造成两方面的效应：其一，有大量的资源用于游说政府，争取补贴和扶持，滋长了寻租之风，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其二，优先发展部门的各种优惠条件为腐败活动提供了先天的土壤。通过游说得到补贴较之改善管理、提高绩效，要容易得多。同时，决策阶层实际上掌握着大量的资源。为了得到这些资源，即使是各个优先发展的部门之间，也要展开竞争。但是他们往往通过腐败手段来争取资源。倘若一个经济体的法治或者行政系统自上而下的监控还能够有效地运转，那么腐败尚且不会严重恶化；但是，一旦法治和行政系统运转不畅，腐败问题会急剧恶化。腐败和寻租导致了社会特权阶层的形成，必然拉大收入差距，严重影响社会公平。

最后，实施赶超战略减少了社会经济剩余，致使对社会上不具备劳动能力以及丧失劳动力的弱势群体的救济水平降低，也会使收入差距拉大、社会公平问题恶化。

广大发展中国家必须放弃赶超战略，代之以符合自身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才能快速发展经济，使要素禀赋结构以可持续的最快速度提升。同时，在顺应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之下，资本、劳动力及其他要素和资源的市场无须人为分割，各种要素可以自由流动，有最为充分的就业机会，各种生产要素和资源获得市场均衡价格，进而人际之间的收入差距和地区之间的差距趋于缩小，而腐败和寻租行为的制度基础在比较优势战略之下也不复存在。■

原载《财经》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