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赵弘 北京市社科院中国总部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br/>来源：数字商业时代   <br/><br/>     总部经济的蓬勃发展可以为企业和区域带来共同发展 <br/>　　但发展总部只是一个过渡，将生产基地转移到国外才是企业的终极目标 <br/><br/>　　1999 年 10 月，健力宝集团在广东三水市发展近 15 年后，将总部搬入新落成的广州健力宝大厦<br/>　　2000 年 4 月，江苏春兰集团在上海设立 “ 春兰上海总部 ” ； <br/>　　2001 年 2 月，山东浪潮集团将营销总部迁入北京； <br/>　　2003 年 1 月，浙江吉利集团将企业管理总部、营销总部和研发总部近 200 余人迁往杭州，同时，将投资总部设在上海，发展总部设在北京； <br/>　　在国内企业纷纷在大城市建设总部之时，跨国公司更是飞奔前行。据统计，世界五百强中的 400 家企业以总公司名义在中国内地开办了代表处、办事处、事务所等，在中国内地的研发中心达到了 400 家。 <br/>　　正如一位开发商所说的那样： “ 我们可以盖出世界上所有的建筑，但企业自己会选择他们所喜欢的办公场所。 ” <br/>　　总部经济的三赢 <br/>　　“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资源可以分为战略资源（人才、信息）和常规资源（土地、设备、能源），规模越大的企业战略资源越重要，而且不能够完全替代，企业会因为资源缺少而支付很高的机会成本。而此时，信息网络的发展使得企业把总部和基地分开成为可能，企业在发达地区建立总部，获取战略资源，在欠发达地区设置生产基地，获取常规资源，从而实现了资源的最优配置。 ” 现任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总部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的赵弘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企业把总部迁到发达地区，不仅对自身的发展十分有利，而且可以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 <br/>　　赵弘认为，企业把总部迁到大城市后，可以快捷、便利、低成本地获取战略资源；可以通过地域的品牌价值使企业无形资产提升；可以获得创新的激励。很多企业在当地是龙头老大，久而久之，容易产生自满情绪。把总部移到大城市后，比照的坐标系发生变化，激励企业不断创新。 <br/>　　“ 总部经济成功的关键主要是要营造一种能够吸引高质量外资的集聚效应。 ” 对于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的这句话，赵弘深有感触。他说，在对区域经济的贡献中，总部经济以企业总部作为产业 “ 诱因 ” ，导致其关联产业的新生和聚集，实现了该区域内产业经济总量的倍数增长。 <br/>　　企业总部通过上下游产业激发产业乘数。可以带动的上游产业包括房地产、物业管理、培训、税收、法律、交通、文化等；而可以带动的下游产业则包括以总部的制造基地制造的产品为投入的产业、获取总部技术支撑的产业、共享总部信息、利用总部人才的产业等。总部带动了这些产业的消费和就业，为区域内贡献了税收，同时在该区域创造一种良好的人文环境和社会关系网络。 <br/>　　1992 年，联想集团第一个较大规模的生产制造基地在北京上地建立，此后，联想集团的生产基地扩张都是以外建的形式实现的。 1994 年，联想集团第二个生产基地 “ 联想惠阳科技园区 ” 在广东省惠州市创建，惠阳与深圳接壤，毗邻香港，基地生产的产品可以更低的运输成本进入两地和销往海外。 2003 年 7 月底，联想集团上海生产基地正式投入运营。联想的三大基地分工协作，不仅降低了市场风险，同时减少了企业的平均运作成本，提升了联想集团的整体竞争力。 <br/>　　有观点认为，总部经济可能加剧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距，赵弘对此却不赞同， “ 此前，大城市制造业空心化导致其和中小城市间的合作减少，而总部经济解决了这个问题，大城市做研发，中小城市做制造。这是按照市场机制，尊重区域之间利益，尊重企业选择的做法，可以更加务实地在较长时间内实现区域均衡发展。 ” 他认为，总部经济形成总部和基地在空间上的分离。总部搬迁到发达地区后对当地经济发展带来好处，同时把人才，信息，资本辐射到欠发达地区，共同发展。企业得到了发展、发达的中心城市得到发展、欠发达的生产基地也得到发展，实现了三赢。 <br/>　　从吸引总部到转移基地 <br/>　　并不是所有的城市都可以发展总部经济，赵弘认为，一个区域发展总部经济必须要具备五个条件：一是要有密集的人才技术能力，二是有较好的区位条件和交通运输网络，三是信息获取便捷，四是专业化的服务比较发达，五是具备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完善的法律制度。 <br/>　　赵弘介绍说，其实北京已经形成了三个比较完善的总部区域，即 CBD 、金融街和中关村海淀园。此外，还有一些相对较小的总部区，例如望京的手机研发总部、顺义空港物流基地、通州物流基地和丰台的总部基地等。 <br/>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总部一定要建立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赵弘说，总部城市可以分为不同层次，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属于全国性的总部城市，可以吸引具有全国市场辐射力的企业。其他如成都、重庆、郑州等则属于区域性的总部城市，适合那些在特定区域内发展的企业。此外还可以设置更低一级的小区域总部，如一些偏远地区的较发达城市。 <br/>　　有学者表示，企业总部可能会出于成本因素、政策因素或者管理者个人因素的考虑而迁移到其他城市，因此总部经济可能会有一个从发展壮大到衰退的过程，这对一个城市经济的冲击将是巨大的，有时甚至是致命的。 <br/>　　赵弘则认为，总部经济发展起来之后应该保持一种均衡的流动。会有企业将总部从区域性总部城市迁到全国性总部城市，但同时也会有企业从更低一级的总部城市迁到区域性城市，对经济不会有影响。只能是带动城市之间的良性竞争，让各城市争相优化环境。 <br/>　　赵弘举例说，在深圳的经济还不发达时，由于紧邻香港，成为了香港的制造基地，香港得以繁荣发展，同时带动了深圳的崛起。现在，深圳也可以作为一级总部城市，并带动其周边的小城市共同发展。这就是总部经济所显现的效应。 <br/>　　“从全球视角来看，美国成为了全球的总部城市，而中国仍属制造基地。 ” 尽管现实有些无奈，但赵弘仍保持着乐观的态度。他说，由于美国国内地区间的差异较小，所以不适合在两个城市间建设总部和生产基地，而是将基地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而中国目前的总部经济正处于加速形成的过程中，大概需要 30 ～ 50 年的时间，才能够缩短区域间的差异， “ 那时，我们也可以考虑将吸引总部改为转移基地。而且，现在个别发展比较好的大企业集团已经开始逐渐将生产基地向其他发展中国家转移了，相信这一天会很快到来。 ” <br/>　　如何保证过渡 <br/>　　尽管从吸引总部到转移基地还有相对漫长的几十年时间，但过渡期的总部城市建设仍不可小觑。 <br/>赵弘认为，为了保证总部经济顺利度过 “ 过渡期 ” ，尽快缩短城市间差距，政府发挥着不可替代的调节作用，首先要有所不为，抛弃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抢项目、抢资金的观念，让市场的无形之手多起作用。总部与生产基地之间的分工，主要还是依靠市场形成的。谁的战略资源越多，谁就更适合做区域总部。如果通过行政力量将企业总部或生产基地留在并不适合担当此任的区域，那该区域和该企业，都会相对效率低下。珠三角和长三角之所以能迅速崛起，与其市场化程度高是分不开的。 <br/>　　其次要有所为，比如公关服务，政府机关要多一些商气，少一些官气。同时要搞好基础设施建设，城市硬环境建设，建设大交通体系，使人流、物流、信息流畅通无阻。 <br/>　　硬环境建好之后，最重要的是软环境，国际化竞争不仅表现为资本、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国际化，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市场游戏规则的国际化上，目前这种市场规则很大程度上为发达国家所垄断，中国还是游戏规则的接受者而非参与者，因此必须在市场规则上向世界看齐，在政策、法律、法规等诸多方面与国际接轨，同时引导企业去遵循和执行。 <br/>　　在从不自觉到自觉的建设过程中，符合企业发展需要的城市环境建设将会在更深层次上展开，城市之间的差距也将会越来越小，总部经济也将顺利完成其 “ 过渡 ” 的使命。<br/><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