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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值得反思，未来任重道远：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学

李辉文

    2008年过去了，2009年来了。

    虽然经历了冰灾（好多人说是雪灾，那至少是不太准确的）、动乱、恶性袭警、大地震和股市的飞流直下，对中国人来说，2008年仍然充满了喜庆。让很多中国人感到兴奋和快乐的原因包括：北京举办了奥运会，“大家都说好”；回顾过去30年中国的进步，大家都觉得“那是相当地好”；美国爆发了次贷危机，而我们似乎还好，等等。

    2009年又是一个充满了成绩回顾和经验总结的年份。如果说2008年回顾和总结的主题是改革开放以来30年的话，那2009年就是回顾和总结建国以来60周年。

    在这样具有重大纪念意义的年份里，说一些漂亮的话，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完全应该的。人之常情嘛，好日子，大家都会拣好听的说，比方说满月、结婚和过年。鲁迅先生曾经写过一个故事：有人家里添丁，抱了小孩出来展示，一人说这孩子将来会发财，假话，东家喜欢；一人说这孩子将来会升官，假话，东家喜欢；一人说这孩子将来会死，对不起，乱棍打出！又不想说真话，又不想说假话，就只好打哈哈：“啊呀！这孩子呵！您瞧！多么……。阿唷！哈哈！Hehe！he，hehehehe！”关于这个故事，有很多解读。但我想，无论作者如何立论，无论如何众说纷纭，这时候，说丧气话挨打，并不冤枉。

    不过经过了2008年整整一年的回顾和总结，到2009年再来一遍的时候，我想多一点反思是非常必要的。

    第一，有必要非常认真地反思一下“文革”。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来说，劳民伤财、搅得神州大地天翻地覆的“文革”，最大的正面价值在于，它让中国人异常深刻、异常沉痛地认识到，那种错误再也不能犯了。但是，历史的经验常常是，人们在巨大的灾难之后，总结出深刻的经验教训，然后被下一代或者两代人记住，接着：忘掉！在中国，忘掉文革的教训，并不是潜在的威胁，而是现在的威胁。我就不止一次亲耳听到，被冠以“著名经济学家”头衔的先生，公开宣称文革时期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比改革开放之后的还要好，现在朝鲜的经济一片光明之类，并且，最麻烦的，他博得了如雷的掌声！

    第二，有必要反思一下过去30年留下的教训。这方面的教训其实是很多的。一个例子是最近几年的宏观调控。宏观调控本身就是值得争论的问题：有没有必要。考虑到中国的国情，暂时放一下，先假定宏观调控是天然合理的。宏观调控有个说法，叫做总量调控。总量调控是和结构调整相对应的。结构性的调整，涉及到资源配置，是微观层面的问题。总量调整的对象，是总需求，目的是为了把经济周期熨平一点（当然，结果自然是加剧波动，我们姑且对此视而不见），这是个短期的波动问题。而结构调整，涉及到生产的效率和长期的增长潜力，是个长期的趋势问题。短期的波动问题，是有周期性的：过热了紧一点，太冷了刺激一下。换句话说，随着经济的周期性摆动，宏观经济政策也相应地反周期地来回摆动。但是结构性问题要靠市场来解决，而且它是趋势性的问题，不能来回摆的。可是我们的宏观调控里头，总是要把结构调整扯进来，不仅在一个总量的货币政策上，反复地提要“有保有压”，在具体的政策上，还把废弃了10多年的行政干预这个古董又祭了出来，且有愈演愈烈之势，而且还不断地调整产业政策，在过热的时候，限制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就业问题一突出，劳动密集型产业又成了香饽饽了。想想看，一个这么大的国民经济，加上一个介入经济如此之深、财政收支和政府干预经济的权利都如此之深的政府，如果不能有效地控制政府干预经济的欲望，必然形成经济的大起大落。

    另外一个例子是对民间自发合约和价格机制的漠视。当年中国的改革之所以成功，让民间合约合法化和推动价格机制发挥作用，是两个很重要的原因。而最近十来年，尤其从1998年为应对“通货紧缩”而采取所谓“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来，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事实上加深了。其中除了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急升之外，还有行政干预的程度也在很快地增加，相关部委的权力也在相应的增加。于是，相应地，民间自发合约的缔结和执行受到阻碍，价格机制的作用也就相应的受阻。而且在进行宏观调控的过程中，政府还对物价进行了较大范围的直接管制。或许从数据上，这是一件小事，而且相关当局不难找到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但开这样的头，对于市场经济建设来说，实在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当然，不容否认，在政府对经济干预增加的过程中，中国经济也经历了一轮快速的增长。和很多经济学家不同，我认为，以收入差距扩大、国际收支失衡、粗放型发展模式没有转变等为由，猛烈地批评这一轮经济增长，是不恰当的，即使这些问题的确存在并且造成了负面影响。但是，这一过程中市场化进程在一些重要方面受到阻碍，特别是来自行政方面的阻碍，是经济学家应该高度关注的。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未来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长期而言，与次贷危机、出口市场波动和调整等关系都不大，但是与此密切相关。

    再比如，中国已经越来越深地融入全球经济，中国经济不仅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一部分，而且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在很多方面，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中的一个“大国”，也就是说，她不再是世界市场价格的一个单纯的“taker”，而是一个“maker”。更直白地说，很多时候，中国卖什么什么便宜，买什么什么贵。这也就是政治课教科书上说的，中国在世界经济舞台的地位上升的体现。如此一来，自然地，中国经济的脉搏和世界经济的脉搏，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但是从世界经济的大背景出发来理解中国的经济现象和问题，中国的一些决策部门和企业，仍然比较陌生。中国依然有不少企业和政府官员，是带着局外人的心态，甚至是某种幸灾乐祸地心态来看待从华尔街出发的金融危机。

    像这样的例子还很多，包括不久前4万亿财政刺激计划匆匆出炉，并且“一分钟也不能等”、“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是否妥当，都值得商榷。中国的宏观经济状况是否真的到了“一分钟都不能等”的危机关头？一两个月之内，新上马价值数以千万计项目，这些项目真的都不需要认真论证？2007年的货币政策是“适度从紧”，十余次的上调存款准备率和利率，还不够，2008年去掉“适度”两个字，说要“从紧”。现在看来，这也是出拳比较重的了。但是出拳重，出手快，效果不一定好。最近几年我们在不断地提，要防止经济大起大落，但如果总是向相反的方向来回出重拳，而且每次都那么果断，宏观经济要不大起大落是很难的。

    政策当局出拳总是比较重，反映的是当局对宏观经济脉搏的把握和政策效果的预测充满信心。但是这样的信心不一定靠谱。宏观经济学自从货币学派崛起之后，数十年的发展是在论战中度过的，并且对一些传统的问题获得了越来越深刻的认识，其中一个关键的结果是，人们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不断地远离早期的凯恩斯主义，而向亚当·斯密回归，也就是说，在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力量面前，经济学家总体上变得越来越谦虚了。虽然新凯恩斯主义仍然在不断发展，但是人们对于市场自身调节的能力，是越来越肯定和重视了。翻一翻中级宏观经济学的教科书，即使是Dornbusch这样的新凯恩斯主义者，都在强调要尊重市场的力量。

    虽然中国从上个世纪末开始，大规模地引入西方主流经济学，但是实际上，无论经济学教育、经济学研究还是经济政策的决策，都反映出我们对于世界上经济科学发展的新成果还很陌生。对此没有必要悲观。理论落后于现实，是历史发展的常态。如果我们认为理论已经超前发展，已经能够为实践提供强有力的指导了，那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以前由于错误地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认为未来已经被清楚地描述了，剩下的只是照着既定的目标前进，结果酿成了巨大的悲剧。后来改革开放过程中著名的“猫论”和“摸论”，实际上体现的就是对于自身智慧的局限的承认。这个认识和市场经济的思路如出一辙：既然大家都不知道未来的方向，那就分头去猜好了。这就是市场的分散决策背后的理论依据。但是，无论如何，更加深入地了解现代经济学的成果，是至关重要的。

    于是，就回到本文的主题了：中国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而且还将继续快速的进步。现有的经济增长模式或许会终结，但是增长仍然会持续。但是，中国的未来改革开放，还面临着巨大的障碍和挑战，在中国，对于现代经济的运行规律的理解还远远不够，中国的经济学教育和研究，还面临着学习、引进、本土化的艰巨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