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北在江苏的落后可以说已经是声名远播,不但在江苏省内妇孺皆知,就是在全国也是知之甚多,甚至一些较之苏北更为落后的地区的人们也会在心里觉得苏北比他们更落后,我们没法回避这一现实,但我们却也没法去多说什么、去争辩什么,毕竟我们的“名气”太大。
苏北的落后有苏北人自己主观上的原因,但外部的客观上的原因也不能被抹杀。苏北的落后可以说在上个世纪就已经被较为充分地认识到了,然而认识归认识,口头上的关于如何如何支持、帮助苏北发展的会议、研讨也是不绝于耳,可是行动却未必就有,就是有却也未必能够持久、能够延续。
上个世纪陈焕友同志曾经提过建设“徐连经济带”,当时学者、专家齐聚一堂,纷纷为“徐连经济带”的建设“把脉”,献言献策,可是一切就象演戏一般,人们还没有完全融进这样一个“思想解放,寻求发展”的大潮之中的时候,这样的一场“戏”已经结束了。 1998年,当时的省委、省政府提出了再打一个“交通战线的淮海战役”的口号,一时间交通战线在苏北空前拉大,根本不顾交通建设的客观规律,盲目求大求远,导致几年之后苏南经济发达地区的高速公路密度没有苏北欠发达地区之高,苏南严重路堵,而苏北宽阔的高速公路上却车辆寥寥无几!而另一方面政府在苏北大修高速公路之时,作为沿海省份,为什么不将沿海的“连盐通”高速公路放在重点位置至少是提上日程呢?(而且当时正在搞“海上苏东”)沂淮江、连徐、汾灌、淮连这些处于“交通战线的淮海战役“主战场的高速公路都是国家规划的国道主干线的组成部分,他们的修筑都是必然也是自然的事情,需要弄出个“淮海战役”吗?难道政府这一行政行为之外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和目的? “海上苏东”战略不了了之之后的回良玉时代我们的省委省政府又提出了“苏北大发展”的大战略,当时,会议、研讨、媒体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去关注着“苏北大平原”,去关注这片曾经辉煌的创造者如今的发展之道和复兴之路。然而,一切都象过去的所有口号一样,只是哗众取宠地“过眼云烟”,不同的只是这次的“云烟”显得更加灿烂和厚重而已。 在博取了老百姓的一时支持和欢喜,在赢得了一时的名望和称赞之后,一切还是照旧着从前,口号之外,除了一些反映在某些文件中的支持苏北的人民币数额和见诸报端和电视的所谓的一些“成就”,恐怕真正给予苏北和苏北真正获得的只是“一无所有”,而有的可能只是苏北在种种口号和运动匆匆走过之后的迷茫和不解。 南北五市之间至今还时不时地见诸报端的“接对帮扶”可能是那个时代唯一留下的产物,然而这种完全建立在计划经济思维基础上,基本上靠政府行政力量推动的“帮扶”究竟还能产生多少个“淮安中央新亚”值得怀疑。 众多专家、学者勘察多年的,江苏沿海唯一可以向世人真正证明自己是沿海省份的潜在的深水大港“洋口港”,作为江苏在新的海洋世纪里唯一可以与浙江和上海进行博弈并最终保持江苏在长江三角洲与浙江并列的“北翼”的位置的洋口港在短短“一阵子”的媒体大讨论之后被“束之高阁”!洋口港并不是苏北(狭义)的港口,但她对苏北的前途同样重要,所以不得不谈,而与此相似的,条件非常优越的、地处苏北腹地中间位置的滨海港也被“尘封囊中”了!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么的相似,一次又一次又是那么的熟悉,是沿海省份,但却只靠沿江、只靠“沪宁”,同样的沿海,但你是处在江苏的沿海,而且是苏北的沿海,所以你就不是真正的沿海,一切的一切只是停留在
在徒劳和不切实际地喊出“接轨沿江开发”的同时,建设“东陇海线产业带”又被提上了日程,然而,相对于沿江两岸的八市而言,东陇海沿线的区区两市四县(市)明显太过单薄,虽然各级各类的研讨、会议也开过一些,也有一些专家为东陇海产业带的建设献计献策,但是相对于沿江开发的红红火火而言东陇海产业带建设似乎并没有什么动静,或许在江苏经济发展这个大舞台上,苏北永远只能扮演配角,或许搞什么“东陇海线产业带”只不过是为了在“沿江开发”的同时寻求更多的民间支持和表现“形式”之上的“公平”而已,由此看来,所谓的“东陇海产业带”与上个世纪的“徐连经济带”恐怕并无二至。区区200多公里长、区区两市四县(市)、区区1万平方公里,这样的开发规模也能“象模象样”地被冠以“XX产业带”、也能被冠以“XX战略”,可能只会发生在江苏,发生在苏北! 如今的盐城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城乡面貌大大改观,特别是其特色鲜明的县域经济更是令人瞩目,社会经济各项指标与苏中水平已经相差无几。但是无法回避的一个现实是,作为江苏面积最大、人口最多之一并地处沿海的盐城却是全省最后一个通高速公路的地级市,直到如今其仅有区区几十公里的高速公路里程,这不得不让人觉得意外。几年前曾经颇有点热度的大丰港在如今也早已“销声匿迹”,无人过问,而另一个(前面已经提到)建港条件极其优越、苏北潜在的沿海大港“滨海港”更是“养在深闺”。不但是雷声小、其“雨点”更是可怜,至今仍然在所谓的沿海二类开放口岸的层次上“挣扎”。 新沂,苏北地区一个潜在的战略支点,其区位优势显而易见,理应成为苏北地区抗衡鲁南临沂的一张“王牌”,虽然略显稚嫩,但凭借其无可挑剔的区位交通优势、周边较高的人口密度和合理的城市布局,其前景十分明显。然而至今新沂都只是停留在自给自足、自生自灭的境地之中,我们虽不否定地方自身在发展自己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但我们也知道,如果配合适当和合理的政策和措施、给予较好和较高的引导和定位,其上升的速度将能更快,走的路将能更远!但一切并没有在新沂身上发生,感叹时光的易失和前途的渺茫之外,或许我们真正期待的并不会到来… 曾经花了很大的力气提出了一个建设三个“都市圈”的“宏伟”蓝图,正当我们风风火火地为这一“蓝图”编制详细的规划的时候,我们不禁也开始面对这样一个尴尬的现实:三大都市圈分别处于江苏省的东南、西南和西北,有两个都市圈不得不拉上临省的兄弟城市才勉强“凑成数”,且不说这样的规划和这样的都市圈能不能打破早已根深蒂固的行政羁绊(后来证明南京是成功的,但徐州却没能将之变成现实),单就是三大都市圈中间那片包括广大苏中、苏北城市和地区在内的空白地带就着实让人胆寒,难道江苏真的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作为三大都市圈之一的苏北徐州,正当其因此而感觉到省里对徐州的“重视”,并为此开始了她的忙碌的时候,政策的天平在刚刚倾向她“片刻”工夫之后又更大幅度地离她而去了,现实再一次让徐州认识到相比于苏南,相比于沿江,苏北毕竟是只是“苏北”!面对为了适当“兼顾公平”的所谓“东陇海线产业带”这一新的“战略”政策,谁能不明白:相较于“徐州都市圈”,这能算什么呢!? 曾经比苏北更为落后的鲁南地区,就是那个自然条件并不优越,甚至包含大片条件恶劣的沂蒙老区的鲁南,现在已经超越了苏北,不仅是经济总量上的超越和人均指标上的超越,更包括了发展政策、发展信心上的巨大超越,山东是明智的,在其胶东半岛地区飞速崛起的同时不忘支持传统的落后的鲁南等落后地区,全省上下一条心,终于使得鲁南迅速壮大起来,当我们还没来得及仔细观看曾经落后我们的“兄弟”地区的时候,我们已经被其“咄咄逼人”的发展之势所震慑。一直以来跟徐州不是一个量级上的济宁如今竟然敢于同徐州“当面”叫板,要做淮海地区的中心和“霸主”,人家是有底气和资本的,那就是经济总量的相差无几和人均经济指标的超越。日照,这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里刚刚成立的小城市,竟然要“活生生”地从连云港那里夺走“亚欧大陆桥桥头堡”的宝座,更令人称奇的是位于沂蒙山区的临沂市竟然硬是发展成了华东地区重要的,全国闻名的商贸中心!叹哉!何其壮观的发展景象! 一个更为可怕的现实是,济宁和山东省正在谋求济宁行政区划的调整,他们的计划是将非常毗邻的曲阜、兖州、邹城和济宁合并重新整合为一个人口远远超过徐州的特大型组团城市,这一步骤中蕴涵的野心何其之大,可能只有到这一步骤真正走出时方能察觉吧!而与此同时面对“兄弟地区”城市的竟相发展,连云港、新沂、淮安除了无奈、痛惜和可能力不从心但却必不可少的“奋力追赶”之外还能做些什么呢? 发展是残酷的,未来同样残酷,苏北在这样一条没有政策、少政策的路上要如何去走?会走向何方?三千多万苏北人民能不能摆脱、何时才能摆脱背负着“苏北”这一词语包含的所有屈辱、痛苦和迷茫,希望在哪里?苏北之痛还将持续到何时? 路是艰辛和坎坷的,但却必须痛苦并坚强地走下去……
很有意义的话题。
对苏北了解不多,只限于苏北星火产业带的发展情况,从其产业选择和科技含量看,应该是很有发展潜力的,一县一业、几县一业的产业布局基本形成,技术工程中心也是紧紧围绕支柱产业发展。至于城市发展就不是很了解了。
作为在上海工作的苏北人(盐城东台),我觉得苏北的落后是个综合因素,但不可忽视的是自身定位的问题。吸引外资固然重要,但如何跳出自已地区只是别人政绩工具的棋子的命运,值得每位领导的反思。一个真正有为的领导应该有自已地区战略的规划,而不要将短期操作仅仅作为向上爬的跳板!苏北仅仅作为苏南产业转移的梯队吗?那永远无出头之日!——因为就是上海和苏南本身都有许多问题无法解决啊!苏北人不要甘于上海和苏南经济附庸的地位,苏北有沿江、沿海、离上海与南京等距(三小时内)等比鲁西南优越多了的特殊区位优势,苏北自己对自已的定位应从上海和苏南产业转移的梯队地位升级到利用上海和苏南的战略资源为自己服务!!!独立自主做自己的主人!!!
谢谢楼上。看了顶楼的贴子,我的心情也很沉重,为什么苏北发展不好啊?因为绝大多数苏北人自认为是上海和苏南附庸的命!命中认定自己不如人家,于是不如人家了!我经常与上海的高层接触,知道他们也担心啊!担心什么?担心发展不如前届做得好,被撤是小,被后人骂是大啊!(胡锦涛已经点名批评过了)。上海在求整合资源,苏南在求整合资源(据说苏州新加坡园区全是被新加坡战略淘汰的产业转移),江苏省长主动与上海的规划发展人员主动示好,(据我听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长三角区域规划综合组的成员郁鸿胜报告十一五期间关于长三角的三条战略边根本没有苏北的发展报告,他心酸),我的心比他更那个酸啊!为什么他对没有苏北这条边心酸?不仅仅是每一位省长大人应该思考的问题,更是我们所有苏北人应该思考的问题啊!
苏北的盐城据顶楼讲是"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城乡面貌大大改观,特别是其特色鲜明的县域经济更是令人瞩目,社会经济各项指标与苏中水平已经相差无几。"可是人所皆知是就是九十年代盐城的四套班子大部份升到省城了,而且后来四人全部因为盐城的事被判刑了,政协主席孙世安有期、人大主任祁崇岳十八年、市长徐其耀死缓、市委书记徐国健(后来江苏省常委、组织部长)死缓。。。。。。这是什么概念?------所有当官的不为民作主啊!盐城都这样,其它苏北地区能好吗?
我曾经给盐城老家的政府牵了一条直通上海最高层领导(常委级别)的经济线,(一个产业转移的大项目就可以将GDP增加10%以上)但他们却以工作太忙为由搁下了。我这个心酸啊,我作为普通人辛辛苦苦建立的关系,他们却毫无战略观念!可能认为这种战略是省长省委书记的事吧?可是省长省委书记想到苏北时是更关心他们自身的功劳和职位呢,还是真为苏北乡亲老百姓着想呢?江苏省这么多高官,就没有一个人能实实在在的为家乡做实事呢?(江苏籍高官,省部级以上http://www.xici.net/Life/b153512/d31957625.htm,大部份苏北籍,扬州的江泽民、泰州的胡锦涛简历好象不要我介绍吧?)。
另外我苏北老家出了位世界级杰出的农业经济学家樊胜根,在联合国粮农组织任职(我父亲的学生),虽然在国内不出名,但看看世界权威刊物《science》引用其文章的次数就知道了,可比有些国内排名前十位的名牌大学年出产量还要多啊!许多国家的农业经济因为采用其政策指导,走上了快速发展之路。(下贴另附其简历。)可是有谁利用过这层关系呢?
话得回头。想想苏南特别是苏州的发展,有多少是靠省里的贡献呢?南京的GDP好象比苏州差许多吧?苏州人眼里的经济战略一定离不开上海还是一定离不开南京?
明年(2006年)三月份国家就要审批通过长三角经济发展规划了,沪宁经济带、沪杭经济带、规划中的杭宁经济带,就是没有苏北的份!我欲哭,他们眼里苏北是扶不起的阿斗啊!(三个经济带因为有三个都市圈,上海、南京、杭州,在其中接收经济辐射,苏南就是这样的区位增长方式。苏北沿海没有真正的中心城市,为什么??国家政策?省里不重视?地方不自重?(要知道苏北沿海任何一个中心城市的崛起都能带动一条连通上海的产业经济带啊,这不仅仅是产业本身的问题,更是苏北乃至长三角全局的问题,可是哪一位领导专题考察论证过此事呢))。可又能怪谁呢???
在此想说一句:苏北佬(包括我自己在内),别做梦指望别人了,还是主动老老实实地借助苏南和上海及中央的人力等资源,深挖自己的潜力,学习南通誓与苏南比高低的战略眼光吧!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走上腾飞之路!当官的不为民作主,别人是靠不住的,只能靠自己!
自己多些战略的眼光,
男儿当自强,要爽由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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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胜根博士简介
个人信息:
中文姓名:樊胜根 拼音姓名:Fan Shenggen 民族:汉族
性别:男 出生日期:1962年11月
最高学位:博士 授予国别(地区):美国 授予年份:1989年
职称:研究员 研究领域:农业经济管理、公共管理与政策
现任职务:中国农科院一级人才 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及项目主管
办公电话及传真:010-62120915 / 202-862-5677(美国) Email: s.fan@cgiar.org
简历:
樊胜根,男,1962年出生于江苏省东台。1982年获南京农业大学农业经济学学士学位,于1985年获该校农业经济硕士学位,同年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应用经济系攻读博士学位,1989年获该校经济学博士学位。他长期从事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发展战略,特别是农业公共投资和公共政策领域的研究,在中国农业科研体系、农业生产率测度、以及测算制度改革和技术进步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等方面进行过大量深入而有价值的研究,并将其拓展到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近年来已公开出版专著10余部,发表论文100多篇,是国际知名的农业经济和公共政策研究领域的专家。他的研究成果多次被世界银行、联合国等国际机构及发展中国家政府采用。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樊胜根博士一直致力于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科研、技术、公共投资及贫困领域的研究,曾在多个国际组织和大学任职。作为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公共投资研究项目的负责人,樊博士带领着一支由多国科学家组成的研究队伍,对中国、印度、泰国、越南和非洲、中东等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农村公共投资在经济增长和反贫困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他们的研究结果通过国际会议、公开出版物、媒体等等对发展中国家农村投资的分配及有效使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樊胜根博士于1999年新中国成立50周年之际,受国务院邀请作为“百人博士团”回国参加了国庆50周年庆典活动。由樊胜根、张林秀、张晓波撰写的论文《中国农村公共投资在农村经济增长和反贫困中的作用》荣获2003年度“中国农学会优秀论文一等奖”。
? 主要学术任职:
n 世界银行顾问、联合国粮农组织顾问、亚洲开发银行顾问、美国农经学会中国委员会委员、美国农经学会国际委员会委员及国际农经学会会员、1996年至今担任南京农业大学客座教授、1999年至今担任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CCAP)顾问、《中国农村经济》、《Food Policy》杂志、《Review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杂志编委会成员等。
? 主要工作经历:
n 1982-1985年在南京农业大学担任教员,从事教学及科研工作;
n 1985-1989年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应用经济系担任科研助理,主要研究方向为“前中央计划经济国家的制度创新及农业生产力增长”;
n 1990-1992年在国际农业科研服务中心任研究官员,主要研究亚洲发展中国家农业研究体系的投资优先序和组织体制;
n 1992-1995年任美国阿肯色大学农业经济与农村社会系经济学家,研究建立一个国际大米贸易的模型,并分析政府政策对国际大米贸易和市场的影响;
n 1995-1998年任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发展中国家农业科研、基础设施、教育以及提高健康水平等在经济发展和减贫中的作用;
n 1999年至今,一直在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担任高级研究员及公共投资计划主管职务,主要负责和带领团队开展一项公共投资方面的全球及地区性研究,同时负责协调该所中国项目;
n 2004年,受聘于中国农业科学院,负责国际农业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工作,致力于引导中心发展成为一个面向全国和国际的开放灵活型国际研究机构,并承担对外交流与合作的任务。
? 主要出版物
n 期刊文章
Fan, Shenggen and Connie Chan-Kang. 2005.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Agricultural Research and Rural Poverty: The Case of Rice in India and 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s (forthcoming). (被SCI 引用)
*Fan, Shenggen,Linxiu Zhang and X. Zhang. 2004. Reforms, Investment, and Poverty in Rural Chin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Vol. 52, No. 2, pp. 395-422. (被SCI 引用)
Fan, Shenggen and Connie Chan-Kang. 2004. Returns to Investment in Less-favored Area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 Synthesis of Evidence and Implication for Africa, Food Policy 29: 431-444. (被SCI 引用)
Dorward, A., S. Fan, J. Kydd, H. Lofgren, J. Morrison, C. Poulton, N. Rao, L. Smith, H. Tchale, S. Thorat, I. Urey, and P. Wobst. 2004. Institutions and Policies for Pro-Poor Agricultural Growth, 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 2004, 22(6): 611-622.
*Fan, Shenggen and Xiaobo Zhang. 2004. Infrastructure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Rural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12:203-214. (被SCI 引用)
Zhang, X. and S. Fan. 2004. How Productive Is Infrastructure? New Approach and Evidence from Rural India.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86 (2): 492-501. (被SCI 引用)
Zhang, X., S. Fan, L. Zhang, and J. Huang. 2004. Local Governance and Public Goods Provision in Rural China.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88(12): 2857-2871. (被SCI 引用)
Zhang, Xiaobo and Shenggen Fan, 2004. Public Investment and Regional Inequality in Rural 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s, 30(2): 89-100, 2004. (被SCI 引用)
樊胜根,2004年,“迈向中国农业政策研究新阶段”,《农业经济问题》,2004年第8期。
*Fan, Shenggen, Cheng Fang, and Xiaobo Zhang. 2003. Agricultural Research and Urban Poverty: the Case of China. World Development 31(4): 733-741. (被SCI 引用)
*Fan, Shenggen, X. Zhang, and S. Robinson. 2003.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7(3): 360-377. (被SCI 引用)
Fan, Shenggen. 2003. Agricultural Research and Urban Poverty in India. Quarterl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griculture Vol.42: 63-78.
Diao, X., S. Fan, and X. Zhang. 2003. China's WTO Accession: Impacts on Regional Agricultural Income -- A Multi-region, General Equilibrium Analysi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vol. 31: 332-351. (被SCI 引用)
张林秀,樊胜根,张晓波,2003年,“公共投资和贫困的方法论”,《南京农业大学学报》,2003年9月。
樊胜根,张晓波,Sherman Robinson,“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学季刊》,2002年。
Fang, C., X. Zhang, and S. Fan. 2002. Emergence of Urban Poverty and Inequality in China: Evidence from Household Surveys. China Economic Review Vol.13 (4): 430-443. (被SCI 引用)
*Fan, Shenggen and Xiaobo Zhang. 2002. Production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in Chinese Agriculture: New National and Regional Measure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Vol. 50, No. 4 (July). (被SCI 引用)
Zhang, X., S. Fan, and X. Cai, 2002. The Path of Technological Diffusion: Which Neighbors to Learn from? Contemporary Economic Policy, 20 (4): 470-478. (被SCI 引用)
刘承芳,张林秀,樊胜根,“影响农民农业生产投资的因素分析”,《中国农村观察》,2002年第四期。
樊胜根,张林秀,张晓波,“中国农村公共投资和扶贫”,《华南农业大学学报》,2002年第一期。
Fan, Shenggen and Peter Hazell, 2001. Returns to Public Investments in the Less-favored Areas of India and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83. (被SCI 引用)
Fan, Shenggen and Peter Hazell. 2001. Returns to Public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India and China. World Agriculture, Forestry and Fisheries, April 4, (Japanese).
Fan, Shenggen, Linxiu Zhang, and Xiaobo Zhang, 2001. Growth and Poverty in Rural China: The Role of Public Investment, China World Economy, October.
*Fan, Shenggen, Peter Hazell, and S. Thorat. 2000. Government Spending, Growth and Poverty in Rural India,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Vol. 82, No. 4. (被SCI 引用)
Zhang, Xiaobo and Shenggen Fan. 2000. Estimating Crop-Specific Production Technology in Chinese Agriculture: A Generalized Maximum Entropy Method,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83 (2): 378-388. (被SCI 引用)
*Fan, Shenggen. 2000. Research Investment and the Economic Returns to Chinese Agricultural Research, Journal of Productivity Analysis, Vol. 14, no. 92. (被SCI 引用)
Fan, Shenggen, Peter Hazell, and T. Haque. 2000. Targeting Public Investments by Agroecological Zone to Achieve Growth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Goals in Rural India, Food Policy, Vol. 25, No. 4. (被SCI 引用)
Fan, Shenggen. 2000. Technological Change, Technical and Allocative Efficiency in Chinese Agriculture: the Case of Rice Production in Jiangsu.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12, 1-12.
Fan, Shenggen and Peter Hazell. 2000. Should Developing Countries Invest More in Less-favored Area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Rural India.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April 2000.
Fan, Shenggen, Thorat, and Peter Hazell. 2000. Impact of Public Expenditure on Poverty in Rural India.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Vol XXXV, No 40, September 30 - October 2.
Haque, T., S.R. Hashim, and Shenggen Fan. 1998. Spatial Patterns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Their Investment Priorities in India, Asia-Pacific Journal of Rural Development, Vol. VIII, No.1., pp 5-22.
樊胜根,“中国农业中生产和生产率增长:一个新的衡量方法和结论”,《农业技术经济》,1998年第四期。中国根,张林秀,张晓波。“中国农村公共投资和扶贫”,《华西该所在
*Fan, Shenggen and Philip Pardey. 1997. Research, Productivity, and Output Growth in Chinese Agricultur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53:115-137. (被SCI 引用)
Fan, Shenggen. 1997. Production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in Chinese Agriculture: New Measurement and Evidence, Food Policy, Vol. 22, No. 3, pp. 213-228. (被SCI 引用)
Fan, Shenggen and Mercidita Sombilla. 1997. Why Do Projections on China's Food Supply and Demand Differ? Australi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Vol. 41, No. 2, pp.169-190. (被SCI 引用)
Fan, Shenggen, Eric Wailes, and Kenneth Young. 1997. Impact of Policy Reforms and Technical Changes on Rice Production in Egypt, Journal of African Economies, Vol.6 No. 3. (被SCI 引用)
樊胜根,“中国农业科研的经济回报”,《中国农村经济》,1997年第二期。
*Fan, Shenggen, Eric Wailes, and Gail Cramer. 1995. Household Demand in China: A Two-Stage LES-AIDS Model,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77: 54-62. (被SCI 引用)
Fan, Shenggen, Eric Wailes, and Gail Cramer. 1994. Impact of Eliminating Government Interventions on China's Agricultural Sector: The Case of Rice. Agricultural Economics (th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gricultural Economists) Vol. 11: 71-81. (被SCI 引用)
Fan, Shenggen, Gail Cramer, and Eric Wailes. 1994. Food Demand in Rural China: Evidence from Rural Household Survey, Agricultural Economics (th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gricultural Economists) Vol. 11: 61-69. (被SCI 引用)
Fan, Shenggen and Vernon Ruttan. 1992. Technical Change in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ies, Agricultural Economics (Th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gricultural Economists) 6: 301-314. (被SCI 引用)
*Fan, Shenggen. 1991. Effects of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Institutional Reform on Production Growth in Chinese Agriculture,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73:266-275. (被SCI 引用)
樊胜根,刘菘生,“江苏发达地区的乡镇企业发展和城市化—苏州案例分析”,《农业现代化》,1984年第一期。
n 研究报告和专著
Fan, Shenggen and David Coady, 2005. Public Expenditures, Growth and Pover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ssues, Methods and Findings, Book manuscript under review by IFPRI Publication Committee.
Fan, Shenggen and Connie Chan-Kang. 2005. Road Development, Economic Growth and Poverty Reduction in China, IFPRI Research Report 138 (forthcoming).
樊胜根,钱克明,“农业科研与贫困”,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年即将出版)。
樊胜根,张林秀,“WTO和中国农村公共投资”,《中国农业出版社》,2004年。
Tso, T.C. and K. He (Chief Editors); F. Tuan, Y. Shi, X. Cheng, S. Fan, and F. Zhong (Associate Editors). 2004. Dare to Dream: Vision of 2050 Agricultural in China. Beijing: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Press.
Fan, Shenggen, Linxiu Zhang, and Xiaobo Zhang, 2002. Growth, Inequality, and Poverty in Rural China: The Role of Public Investment, IFPRI Research Report 125,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Washington, D.C.
樊胜根,张林秀,张晓波,“经济增长,地区差距与贫困—中国农村公共政策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年。
Fan, Shenggen, Peter Hazell, and S. Thorat. 1999. Government Spending, Agricultural Growth and Poverty: An Analysis of Interlinkages in Rural India, IFPRI Research Report 110,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Washington, D.C.
Qian, Keming, Xigang Zhu, and Shenggen Fan. 1997. Analysis of Research Priorities in Jiangsu Agricultural Research: The Case of Rice, Wheat, Rapeseed, and Cotton. Beijing: China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in Chinese).
樊胜根, Philip Pardey,钱克明,“中国农业科研:制度变革和影响”,《中国农业出版社》,1993年。
Fan, Shenggen and Philip Pardey. 1992. Agricultural Research in China: Its Impact and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Service for National Agricultural Research, The Hague, The Netherlands.
Fan, Shenggen. 1990. Regional Productivity Growth in China's Agriculture. Boulder and London: Westview Press.
n 讨论稿和独立章节
Fan, Shenggen and Connie Chan-Kang. 2005. Is Small Beautiful? Farm Size, Productivity and Poverty in Asian Agriculture, 25th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Agricultural Economists, Published by Blackwell Publishing, USA
Dorward, A., S. Fan, J. Kydd, H. Lofgren, J. Morrison, C. Poulton, N. Rao, L. Smith, H. Tchale, S. Thorat, I. Urey, and P. Wobst, 2005. Institutions and Policies for Pro-Poor Agricultural Growth, DSDG Discussion Paper 15,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Washington, D.C.
Fan, Shenggen and Connie Chan-Kang. 2004. Road Development, Economic Growth and Poverty Reduction in China, DSDG Discussion Paper No. 12,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Washington, D.C.
Fan, Shenggen, Somchai Jitsuchon, and Nuntaporn Methakunnavut. 2004. The Importance of Public Investment for Reducing Rural Poverty in Middle-income Countries: The Case of Thailand”, DSGD Discussion Paper No. 7,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Washington, D.C.
Fan, Shenggen, X. Zhang, and N. Rao. 2004. Public Expenditure, Growth and Poverty Reduction in Rural Uganda, DSG Discussion Paper #4,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Washington, 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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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离破碎的江苏 江苏何以整合? 碎片化的省域 作为独立的行政区,江苏成型的时间远远晚于其他省,这在某种程度上恰恰反映了江 苏的荣光。在明代,其他省份的府县归行省或布政使代管,而江苏连同安徽的府县却直接 归南直隶中央直管。虽然南直隶没有皇帝长驻,但府制设置却丝毫不逊色于北京。那时, 江苏这个名词还没有出现。 到了清代,汉人的朝廷成为史话和志士们心中的天国。南直隶也由此被尘封于记忆中 。江南省,一个很诗意的名字却不全在江南。过于强大的实力使它不得不被肢解。江苏、 安徽,应运而生。可惜的是,在清一代,江苏仍没有与其他省份相似的格局。巡抚驻苏州 ,学政寓居江阴,贡学又在江宁。更糟糕的是名望仅次于直隶总督的两江总督设于江宁, 而全国最有钱花的民用衙门河运总督和全国最具战略价值的漕运总督居于淮安。扬州又是 全国最繁荣的商贾云集的中心。于是,这些既撑起了这块土地的骄傲,又是拖滞区域整合 的杀手。而转换往往只在瞬间。占全国田赋3/10和税收7/10的江苏,光芒四射的时候,却 无暇也没有必要关注它自身的区划缺陷。北边的徐州府八县相对独立。海州也默默无闻。 扬州河下、淮安清江浦的繁华,难掩周边受洪水肆虐的世代贫困。苏州与徐州虽然同在一 个省,却几乎没有什么认同。 江苏的整合实在是任重道远。而清代行政上的疏忽又加剧了这一格局。江苏巡抚不能 管辖全省,只得蜗居于苏州。两江总督不时指手画脚,而漕运总督和河运总督也不是省油 的灯。除了领袖,威严总需要事务来维持。失去了指点具体事务的权力,威严就如同一个 纸老虎或风干了土垛,一碰就倒。只要有其职,不会闲着就成为这些圈居江苏、直隶中央 的督抚们的写实。 吴语、如台话(如皋-东台)、淮扬话、南京话、中原话……使江苏客观上形成了不同 的乡土亚文化圈。摊开各省的地图,类似如此不利的,除了江苏外还有河北、甘肃、内蒙 和广东。但惟独江苏最为尴尬。行政的整合对文化是强势的,可在江苏却无法统一行政。 清末上海的崛起又加剧了这一内部鸿沟。民国,南京市区和上海市区从江苏划出,使江苏 的全省整合更见步履维艰。一有什么动静,江苏立马被割开。徐州要么由鞭子军独断,要 么由齐鲁代管。解放初始一度还有分省的迹象。其后,虽有多次努力,可江苏的不利还依 旧明显。1955年,萧何的故乡和砀山梨的产地被用来交换了泗洪和盱眙。可得未必偿失。 徐州离安徽更近,被山东压得更紧。安徽的天长,中国行政区最独特的一块近似飞地,成 为狭义苏北除盐城南部部分地区外进入省城的必经之路。滑稽可笑。天长留在安徽发展的 滞后也直接给苏北的发展带来了阴影。宁连(南京-连云港)一级公路的天长段不仅修得艰 难而且走得更艰难。 “浙江”是条钱塘江,而“江苏”是两个城市(江宁、苏州)。江总会流淌连贯,而 城市间总少不了龃鼯。省名的差异也成为江浙两省发展的差异。在浙江,除了宁波人在近 来有点不服省城外,其他城市没有敢藐视杭州。而在江苏,可能除了淮安、宿迁、扬州、 连云港外,其他城市或多或少对南京面有微词。更可怕的是,江苏省内苏州人会与无锡人 相互攻讦,无锡县人与江阴人也会互不相服。苏南人瞧不起苏北人,南苏北人又瞧不起北 苏北人。在北苏北中,虽然盐城曾经隶属于淮安府,但今天的盐城在淮阴、徐州面前却蛮 有自豪感。提到柳市,大家想到的马上是温州,而不会是乐清。而提到盛泽,人们通常只 提吴江,甚少提到苏州。虽然江苏最早实行市管县,但在江苏,县对中心省辖市的不服却 要胜于浙江。温台(温州、台州)人、宁绍(宁波、绍兴)人、湖嘉(湖州、嘉兴)人、 浙中人、浙西人和杭州人,虽有富贫差异,却不会像江苏人如此的不团结。他们不会希望 省城直辖,也不会希望重新组省,更不会希望把自己划到别的省市去。 跟浙江相比,今日的江苏已经自叹不如,与山东相比,如下的江苏也会汗珠直冒:在 常人的眼光中,山东大汉远比无锡商人令人尊敬,也远比淮扬厨师来得威严。于是在1930 年代的上海滩,山东有马永贞,而江苏只有泰盐通(泰州、盐城、通州)的码头工人。山 东人讲话的内部差异并不小,胶辽人和鲁西人的差异并不亚于江苏省内。但山东人在外省 人眼里却是一个整体,连说话都被误认为存在一种山东话。在2002年,山东以远小于江苏 的外资吸收量而取得了与江苏一样的增长速度,GDP “紧咬”江苏不能不算一个奇迹。可 很多人不明白,虽然山东总量稍差于江苏,而且人均更少,但山东的内部却远比江苏平均 。鲁南原先要远差于徐连(徐州、连云港),可现在早已后来居上。烟台原先差于南通, 可现在也好于南通。江苏确有被遮盖住的苦衷。香雪海没了,孔雀飞了,小天鹅亏了,春 兰空了,春花谢了,燕舞停了,常柴不动了,苏酒要救了。江苏日益成为外来资本增殖的 炕房,大多数江苏人成为跨国企业的劳工和国内其他地区资本的雇员。与山东海尔、海信 、浪潮、鲁花,浙江鲁冠球、南存辉、胡成中等相比,江苏有点不伦不类。浙江今年1到4 月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达到了5030元,而江苏只有3320元。可怖的事实。 灵气不分南北 “人杰地灵”这个词在人们吹嘘自己的家乡或祖国的时候,经常会不经意地冒出来。 这的确无可厚非。与其他省份比起来,使用人杰地灵来形容江苏,即使不是恰倒好处,也 可算名副其实。 首先,地灵才可以人杰。平原占69%,水域占17%的江苏的地理环境,在农耕文明占优 势的时代可谓得尽天时地利。在面积上与江苏旗鼓相当的惟有浙江。与浙江相比,江苏该 有更多的骄傲。同为10万平方公里大小,江苏有的是平原,而浙江更多的是山丘。山丘只 是在工业后文明时,随着旅游业的兴起,山丘才是资源,而在工业前和工业化中,平原永 远会也该占尽先机。鱼米之乡,水是个重要的因素,而湖是关键的载体。太湖、洪泽湖、 骆马湖、高邮湖、阳澄湖、石臼湖、滆湖、白马湖、宝应湖、邵伯湖、固城湖、微山湖、 长荡湖、澄湖等等,加上长江的水面面积,甚至比浙江的平原面积还大。苏杭天堂、江浙 胜地,总是苏在前,江在先。这些不会只是偶然。 地灵并非凭空说说的。江苏曾经有太多的骄傲。绍兴师爷遍布全国,但惟有安家于淮 安才可有周恩来;徽商散布海内,但只有在维扬立足后,才有江泽民、胡锦涛。这种事实 的确有让人无限遐思回味的余地。绍兴丰产师爷、绩溪多出商人、婺源常出学究,惟有到 了江苏之后,才有特殊意义的彪炳史册。这离不开江苏的钟灵毓秀。曹雪芹同样如此。如 果曹縯不来南京做官,曹雪芹或许永远只是个汉八旗的武夫或混混。江苏的灵气肇现于秦 末,虽然那时尽出武夫。而在此前,与关中、中原、齐鲁悠久的历史比起来,现今的江苏 要么还留在大海中,要么相对蛮荒。尽管在秦始皇驾崩后,首先点燃黑秦丧钟的是陈胜、 吴广,但最终引爆的却是刘邦(沛县)、项梁、项羽(宿迁、苏州)、萧何(萧县)、韩 信(淮安)。随后的楚汉战争更是在两个“江苏”人之间疯狂展开。秦汉之际的风云人物 多出之处,不能不让人思索。这也从此开启了江苏人杰地灵的闸门。此后,这里名人辈出 。二十五史中有传记的人中,来自现今江苏这块土地上的就有1/4.明清的状元更是有1/3来 自于此。这些都是其他省份难以忘其项背的地方。 江苏的搭配,虽有长江天堑,但并没有天然决裂。在明之前,虽然长期不在一个行政 区下,但交往却一直未息。南北都人才辈出,名声鼎沸。除了今天的经济外,苏北并非比 苏南落后。历史上,吴承恩的淮安和施耐庵的兴化或盐城都在苏北。唐宋元明清,淮安、 扬州、镇江、南京与苏州一道谱写了江苏区域发展的辉煌篇章。江苏一得益于江南、淮东 的鱼米,二得益于因鱼米之盛而凿的运河。于是,不说苏州,京口的繁庶、江都的喧嚣、 清江浦的鼎沸、金陵的华贵,都并不逊色于史上绝大多数国内城市。同时,洋河、双沟以 及高沟、汤沟在中国烧酒文化史上的显赫地位,亦是江苏省的无数勋章中并非不显眼的勋 章。无锡只是在清末及近代以后方才突然崛起。常州远没有史上的扬、淮、镇响亮。南通 在近代民族工业史上的地位不亚于无锡,在民办教育史上的位次不落后于苏州。江苏是个 整体。没有淮海的徐连宿,没有江淮的扬淮盐通泰镇,没有南京,就如同没有苏锡常一样 ,都将是一个不完整的江苏。南北的江苏并非存在鸿沟。长江只有区区千余米,远达不到 广不可及、深不可测的标准。历史上,淮东张士诚能盘踞在苏州抗衡淮西的朱元璋,本身 就说明江苏南北的亲近。 不可否认,如同很多省份一样,江苏省内的歧视也客观存在。但苏州人在南通人面前 决不敢过分高傲,因为通州的老板并不比吴中少,南通的高考也不比苏州逊色。同样,盐 城人的表现也是如此。各地的竞争本是好事。可惜总会有人将这上升为恶俗的谩骂,进而 以此为依据试图分之而后快。分省、直辖、入沪成为一些人乐意呼喊的口号。但是,高喊 不能吓住已经在叫喊中悄然上膛的危机和疼痛。 江苏的地理位置的确不尽合理。一个仅仅十万平方公里的地方,从西北向东南倾斜, 地理的中心不是文化、经济、交通的中心。重要的三个都市圈(南京都市圈、徐州都市圈 、苏锡常都市圈)全部都偏于一隅。可这能成为不能共同发展,不在一省的依据吗?东西 跨过十来个时区的俄罗斯,国土狭长的越南、智利,曾经零碎分布世界的大英帝国,纽约 市、纽约州、新泽西州、马萨诸塞州的区划等等,马上会成为一个问题的反面回答……行 政区一旦形成,稳定便是一个特征。再次划分则会疼痛难忍。 苏州划入上海,就不再是苏州;昆山并入申沪就更不是昆山。昆山现在的确狂牛,GD P增长速度直追鼎盛时的深圳。可将昆山置于上海的行政体制下,它还能风光无限吗?按上 海的本意,所有它的外围都是它的附属和边缘。只是因为江浙太强大,京津的悲剧才没有 在长三角重演。可上海为市区的眼前利益而损害行政力量可达的地方发展的传统并没有消 失。上海郊县在并区之前,有几个能赶得上苏南和浙北的县市?昆山原本并不富裕,上海 在1958年扩大行政区时不肯接受太仓、昆山就是嫌弃他们的贫穷。江苏的行政力量虽不开 明,但要管的地方远比上海大,于是,江苏的行政监督者打了一个盹,昆山开发区才有可 能应运而生,成为全国第一个县级自费开发区。等江苏省发现时,昆山开发区已经小有变 化。于是江苏顺水推舟,网开一面,昆山开发区跨入了国家级开发区的序列。接着昆山在 偏门歪方上下点功夫,吸引台资的高地才出现,与曾经和苏州并列的府城松江的黯淡形成 了鲜明的对比。如果早年把昆山同青浦、南汇等一起划给上海,原本基础就薄弱的昆山不 会比崇明好多少。关于苏州笔者就更懒得说了。 经济的发展、建设的加快,如果没有当地百姓的生活改善,那对整个地区来说就得不 偿失,后劲也不可能持久。“三线建设”的一个重要教训即在于此。尽管文化、区划等对 经济发展确有作用。但文化差异并不根本,区划不利也非关键。江苏的问题终究不能归因 于此。彼此歧视即使不是忘本,叫嚣着分省即使不是背叛,也绝不值得表扬,亦不可能是 拖滞发展的主因。江苏的发展显然有着更为深刻的根源。 江苏省辖市心病 翻开江苏的版图,除了盐城、泰州等为数不多的城市远离边境外,超过一半以上的省 辖市紧挨或临近省界。其中尤以南京、徐州、扬州为甚。马鞍山、滁州离南京的距离近于 高淳、溧水甚至六合。萧县县城离徐州市区的路程仅仅比铜山新县城略远,而远远小于新 沂、睢宁、丰县、沛县、邳县。天长到扬州与高邮到扬州的里程相当,这使宝应自叹弗如 。连云港、宿迁、南通、苏州的主城建成区离省界的最近直线距离最多不超过50公里。这 种格局在全国也是独一无二。它的后果也让江苏畏首缩尾。 1983年江苏在全国率先试点省辖市代管县(市)的行政区划改革。其目的就是希望用 城市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动机来带动农村地区的工业化,推进乡村城市化,进而提高中心城 市的竞争力,加快全江苏的现代化。而这个政策的实践应该是从苏南社队企业和乡镇企业 的崛起中得到了启发。WU(无锡县、武进县、吴县)、常(常熟县)、江(江阴县)的乡 镇企业之所以能够在全国一马当先,的确得益于中心城市工业发展的扩散张力。学习江苏 苏南的经验而后来居上的珠江三角洲西首的顺德、南海、番禺同样如此。苏南传统的工业 城市星罗棋布既是乡村工业遍地开花的诱因,也是养料。而发达起来的乡村社队工业和后 来的乡镇企业又反哺了中心城市。这种良性互动即使不是主因,也是促成省辖市管县的设 想在江苏最早付诸实施的重要动因。 江苏于是重新调整了行政区划,率先撤消了地区,全省7个地区和若干个当时的省辖市 重新调整为11个省辖市。除了当时的(小)泰州市外,其他被管的都是县。这一政策随后 有效推动了县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几年之后,苏南和苏中(南苏北)纷纷撤县建市便是 这一改革的正效应的证明。尽管因省、市、县三级管理的形成实际加重了行政成本从而重 新引发了省县直辖的呼声,但并不能否认这一体制整体上的成功。在江苏试点的基础上, 全国各省市划而为一的省、地级市、县或县级市的格局逐步形成。这些只不过是江苏作为 全国诸多制度创新的先驱表现之一。在省辖市做大做强的同时,江苏的这一格局也有不少 弊端。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还有可能影响全省进一步发展。比如县改市客观形成了市 管市的悖论,因大市的辐射力更强而把原先本该属于小市的资源无情地吸走,部分县改市 的地区冷落了乡村地区的发展,等等。但这些问题往往局限于一些并不特别显眼的地区, 因而对全省发展的影响也就有限。行政对江苏全省的重要影响体现于省辖市的布局。 辐射总是沿着同心圆顺势向外的。城市的自然辐射也是如此。但行政区却不可能如此 规则。经济因素的自然流向和行政利益的考虑产生了矛盾。这尤其表现在南京、徐州。南 京、徐州城市的做强做大并不会只有南京和自己下属的县区受益,而可能是邻近的其他省 辖市的县市或外省的县市。如果没有行政力量的干预,南京城市发展的最大受益者除了南 京市区外,将是滁州、马鞍山。徐州的将是萧县、淮北。在武进最先接受常州的辐射后, 丹阳、江阴的西乡将是紧接着的受益者而不是常州市属的金坛,更不是溧阳。盐城的经贸 元素如果不受制约的自然流向的话,它首先会流往临近的兴化东北乡而不是东台、响水、 滨海。距离的远近与接受辐射的程度成正比,通常如此。 行政干预和权衡利弊地选择发展战略和建设措施必然成为南京、徐州和江苏省的难题 ,而政府一旦仅仅看到此,必然会使经济因素的自然流向受阻。这在南京、徐州又特别明 显。毕竟,它们离省界太近。在这个过程中,作为经济中心和区域经济引擎的城市为了自 己的政绩和区域利益,有意识地阻止经济自发的辐射便客观存在。这一过程在减缓了城市 辐射走向非己辖区的同时,也弱化了自己的可持续发展。有为的政府往往会吃力不讨好。 对乡镇企业的过分关怀的教训,同样存在于省辖市对区位和辐射进程的干预之中,只不过 少有人去认真思考和发现罢了。这个问题在浙江不太可能出现,在山东也不明显。而对于 安徽,它的市县格局调整得晚迟且凌乱,一个徽州就折腾得够呛,当然也就无从比较了。
其实,行政区划与经济区不重合并不要紧,关键是中国行政干预经济的传统太甚。而 江苏更曾经是行政干预经济成功的典范。经典的苏南模式和成为引资新科冠军都是证明。 而这对于徐州和南京整体竞争力的提升却是不利的。这也使得南京、徐州一直有都市却始 终成不了圈。如果不是近来的回书记良玉同志从皖省调入,南京都市圈和徐州都市圈的提 法和规划能否出现还是疑问。当回被冠以副总理头衔后,这种刚开始的努力是否在强大的 区域利益的考虑下持之以恒坚持下去,真值得仔细掂量掂量。 在所有人都开始相信宁波人修建杭州湾大桥是为了与上海接轨,与正宗的长三角联动 时,宁波人在窃笑。无论苏南模式还是温州模式,其关键都是民间的张力得以释放和涌流 ,只不过路径不同罢了。 吴越谁领风骚? 对“江浙”的误解 从“江淮”、“黄淮”的提法和所指来推理,“江浙”显然仅指浙江(钱塘江)以北 和扬子江以南的地区。其大致范围也仅包括今天的苏、锡、常、镇、嘉、湖及南京的江南 和杭州称之为“钱江”的江北。这个江浙的划分是狭义的,事实上也是姬吴的核心区域, 它包括今天的苏南、浙北和上海,仅指古吴故地不是全部的吴语区。 而广义的江浙则有两种划分。第一种是钱氏吴越国的统治区域。也就是今天的丹阳、 溧阳以东的苏南和郎溪等地的部分宣州以及浙江省的绝大部分。在这个区域中,基本上全 部操吴语。这是许多认同吴越一家亲的江南人士希望的称呼。但这个称呼的局限性是显而 易见的。口径先天不一严重影响了这个“所指”的合理传播。“江”是扬子江不是江苏, “浙”在这里却明显指作为行政区的浙江省,而非钱塘江的浙江。因而,二者是不对称的 。 更合理的广义江浙则该是江浙两省,而不能简单地指称吴语区。这一认识渐渐地没有 什么歧义。但倘若把江苏的简称改为“江”,则江南、江北的所指远没有苏南、苏北来得 明晰,这是广义江浙唯一不便的地方。 由此可以进一步分辨长江三角洲这个概念。现在常提到的长三角这个说法其实经济区 和行政区交叉混用,而不是一个地理概念。真正地理上的长江三角洲只包括镇江、扬州丘 陵以东的冲积平原。它的南线在丹阳、金坛、溧阳、吴兴、海宁,它的北线大致在高邮、 兴化和东台。只有它们才严格是由长江泥沙冲积而成的的平原。它们大部分属于今天的江 苏。但这个长江三角洲在现在的报刊媒体和非地理类学术文献中已被抛离。现在显要的长 三角实际上是长江下游或称原意上的扬子江两岸与钱塘江和杭州湾周边地区的组合。这在 经济上可以正式地说,在行政上可以隐晦地提,但在地理上和心理上却遗留了诸多缺憾。 如果偏要用这个长三角概念,那么与此对应必须有一个黄淮三角洲或黄海(海河)三角洲 。但没有。如果偏要把钱塘江南岸拖入长三角,那么淮河下游的北岸也必须纳入,否则就 不会合情合理。长江是一条巨龙,而钱江和淮河则是横垣在它两旁的虎狮。把类虎的钱江 纳入长江,而把似狮的淮河撇在一边,既不合理也是偏见。原来在称呼江河上也同样存在 势利。与钱江的虎虎生威相比,淮河是一条沉睡却不断梦游的萎狮。钱江的水势汹汹却少 有全流域泛滥,而淮河的水量贫乏却屡屡淹泽淮扬。 江浙在历史上的发展离不开长江、钱塘江、淮河和京杭运河。这是一个多水的地方。 同样是“pu”,在广东叫“埔”,而在江浙则叫“浦”。于是广东叫黄埔、大埔,而在江 苏则是黄浦江、清江浦、浦口、江浦和新浦。水是江浙的灵魂。源源不断的雪山融水与太 平洋的交际则是孕育江浙繁荣的载体。这是一种地缘的优势。无论江浙,无论曾经的苏南 模式和温州模式,事实上都得益于这种地缘。上海的诞生亦是这种地缘优势的产物,而一 旦出现后,又成为江浙继续发展的地缘优势。 当年淮扬菜的出现和清江浦、维扬的繁荣得益于这类地缘。前些年的苏南乡镇企业的 崛起亦来自于此。而温州模式的出现同样根源于一种独特的地缘。苏南模式肇始于无锡、 常熟、江阴,但典型的苏南模式不仅仅在于此,还有浙北的萧山、绍兴、鄞县。只不过随 后瓯越的温州模式更具备无中生有的魅力,让人们误以为苏南模式仅仅开始于江苏。而浙 江省在1993年后向浙东和浙北地区大力推广温州模式,有先见之明地改造了浙东北的苏南 模式。他们在占得了无尽的先机时也加深了这种误会。于是,提到江苏就是苏南模式,提 到浙江就是温州模式。江苏把吴越核心区域的乡村工业化模式抢先冠以“苏南模式”的称 号,在赢得无限风光的同时也被这种胜利冲昏头脑。80年代在江浙的吴越核心区外,同时 还有耿车模式和温州模式。但由于在同一省份的苏南模式的光环过于眩目,与传统社会主 义更亲近的耿车模式渐渐消沉至无声。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更具颠覆性和冲击力的温州模 式却因祸得福,在浙江省更精明的呵护支持下成长出来。 吴越争锋与苏甬沪竞争 当苏州、昆山已经指望无缝隙融入大上海时,宁波、慈溪只能提出“接轨大上海,融 入长三角”。口号本身的差异也反映出两地与上海地缘似的亲疏。 浙江与上海地理上最接近的是嘉兴。但嘉兴虽然因铁枪庙而声名不小,但与周边的苏 州、杭州、无锡、宁波、绍兴比起来,还是弱了点。嘉兴、湖州以及北杭州古属于吴,而 跨过钱塘江才是越。湖州原是府名,吴兴才是县名,这个正如苏州与吴县。只因姑苏居于 吴中,一般的人们才会误以为苏州是“吴”,而湖州非“吴”。 “吴”的核心区域就是狭义的江浙,而这必然包括湖嘉。浙省的吴地与苏省的吴地天 然亲近,而与越地因钱江和杭州湾的阻隔而相对疏远。因为吴地属于浙江太少,更由于江 苏的吴地太过显耀,于是浙江省向来以“越”自称。这不仅促成了江苏以“吴”自居而把 吴越等同于广义的江浙,也影响到浙江的发展策略。 烽烟不断的江浙间的竞争也影响到浙江的吴地的命运。从浙江省历来的发展策略和政 策倾斜来说,湖嘉也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甚至有边缘化的趋向。尽管不能完全归因 于此,但多少与此有关却是无疑。因为苏南的吴地太正宗,因而不管从实惠上还是情感血 缘上,“越”才是浙江的灵魂。在1990年代的浙江省区域发展讨论中,曾经认定地区的发 展极有可能黑洞似地吸光周边资源,进而认为如果任凭上海的中心地位,必然会把浙江的 资源吸走而让浙江空壳化。在这个背景下,浙江省的政策制定和基础设施建设明显地偏向 了越地的宁绍而冷落了吴地的湖嘉。 1990年代以后,江苏的苏州奉行“大树底下种好碧螺春”的方针,主动融入上海,做 好错位发展的文章。而浙江及宁波则竭力疑惧作为区域中心的上海会无底洞般地吸走本属 于浙地的资源,由此对上海尽量作出敬而远之的姿态,把打造杭甬经济轴作为浙江的主要 对策。于是在江苏抓住浦东开发,甘愿与上海合作,换来外资蜂拥而入时,浙江却竭力与 上海争夺,尽量拖滞合作。虽然当时的上海黄书记菊先生来自嘉兴,但当上海将沪杭高速 修到嘉善路口多年时,浙江的杭沪高速还是纹丝不动。浙江把精力集中到北仑港和杭甬高 速的建设上。这一政策导向有着高深的野心,却暂时给浙江带来了负面影响,拖缓了浙江 引资的幅度和力度。结果是人才产量和投资环境不逊苏州的宁波,在外资这一块无法不向 苏州俯首称臣。然而这种格局最终对两地的影响却祸福难料。因为在江苏希冀外资时,宁 波浙江民企乘机兴旺,自有品牌林立,这乃一笔无形的竞争后劲。但外资蜂拥而入,GDP 总量迅速膨胀的苏州,在苏、甬两地的争夺中,虽不是全胜,也略占上风。但在苏州尚无 力喘息时,优势互转的危机已经暗流涌动。 13%的上海家庭来自宁波,陈良宇、韩正二位上海大员是宁波籍,杭州湾大桥已经动工 ,雅戈尔、罗蒙、洛兹、太平鸟、奥克斯等优势品牌的效益和本地企业家群体的强势,北 仑港的第一深水良港的地位,等等,特别是杭州湾大桥的兴建,将会使宁波和绍兴的优势 无限放大。而苏州则面临土地储量枯竭,内部造血功能欠缺,劳动力成本上升,居民生活 水平改善乏力,强势政府的弊端,内部行政区离心倾向加剧等诸多不足。这种后劲不足的 缺憾是摆在苏州面前的巨大危险。对于90年代初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在刹那间优劣互转的 危机可能重现的恐惧,像悬在苏州、江苏面前晃悠的利剑。在乡镇企业神话破灭之后,因 苏南地理优势而勉强撑起的江苏繁荣,将会因宁波浙江的加剧竞争而凶兆毕现。倘若国际 资本断流的迹象一旦出现,与浙江相比失去优势的江苏经济增速将遭受毁灭性的打击,整 个社会发展也会出现根源性的危机,包括“两个率先”在内必将成为空话。而这可能就以 杭州湾大桥的开工为起点。 在所有人都开始相信宁波人修建杭州湾大桥是为了与上海接轨,与正宗的长三角联动 时,宁波人在窃笑。当江苏人赶紧试图捂紧外商的钱袋,防止浙江引资外来居上时,站在 背后的越东人得意洋洋。其实他们的目标并非是做上海的后花园,也不是与苏州争当别人 金宝宝的炕房。被洋山港逼到险境的宁波正在将计就计,准备力促明州昔日辉煌的再现。 杭州湾大桥修建后,上海与宁波的公路连线虽然缩短,却很有限。有心人可能已经发现, 宁波到上海仍然是一个半圆,但大桥及配套的高速经嘉兴和慈溪将苏州、宁波连成了一条 直线,即使不是笔直也是几乎。虽然宁波到拥有光环的上海公路里程减少了120公里掩盖了 这一直线,但这却是杭州湾大桥对于宁波和浙江的意义的关键。杭州湾大桥修建的真实目 的并非仅仅着眼于上海、宁波的联动。如果它是这个目的,它必然不惜一切代价争取从金 山卫下海直达镇海或慈溪东围的杭州湾大桥,而不是现在的这个。大肆渲染的背后是一个 表面的幌子和预设的退路。杭州湾大桥重新洗刷了浙江的经济版图,它的出现为宁波叫板 杭州提供了更充足的力气和更充分的底本。宁波人不会这样直言不讳地说,杭州人更不愿 如此揭破。 苏南滑落与温州崛起 经济的发展往往超出人们想象地改变生活,改变地域竞争态势。变化比计划来得快, 这是工业化加速过程中的必然现象。 1980年代武进曾是苏南模式最重要的代表之一。在1992年第一届农村综合实力百强县 的评比中它名列第二,仅次于无锡县,而高于第三的江阴县。当时的苏南内部并非如今天 人们想象的那样,越靠近上海就越发达。无锡县、武进县和江阴县的铁三角是当时苏南地 区最发达的三极,他们都不属于江苏离上海最近的苏州。经典的苏南模式的创新也是围绕 这一核心的。那时昆山还很平庸,张家港也才小荷露角。而且在苏州所辖的六县中,当时 最发达的发展最快的都不是直接与上海接壤的太仓、昆山和吴江。此时也是苏南模式声誉 最著和实惠最多并存的黄金时期。尽管溧阳、金坛稍次,但那时提到苏锡常,不仅强将无 弱兵,而且彼此也不敢小瞧。不论声势还是人均,基本上是无锡第一,而常州与苏州相差 并不悬殊。可仅仅过了几年,苏锡就渐渐无“常”了。伴随这的,还有武进甚至宜兴的相 对衰落,和苏州总量和人均的节节攀升。“苏锡无常”并非是江苏的胜利,而是上海的胜 利。苏锡特别是苏州的繁荣得益于上海而不再是内生的结果。这样,常州遥遥领先镇江等 地的盛况亦已不再。镇江对常州也不是望而不及。经典的苏南模式从1995年风光最无限的 巅峰突然滑落不仅让中央始料未及,也让苏南人和江苏人无法理解。 很多人谈论传统的苏南模式从万众欢呼滑落至举步艰难时,仅仅停留于苏南模式的集 体经济的性质。这虽不肤浅却不深刻。如果在苏南模式风光后把武进、宜兴、无锡县、丹 阳等地放到浙江那种行政状况下,这些地方今天的城乡面貌会跟温州、晋江那里一样繁嚣 :外地人比本地人多,本地人楼房起码六层,人人是老板,家家有汽车,满街是受剥削和 蹬三轮的外地人,尽管杂乱无章却生机勃勃。可惜的是历史不可重写,假设也不可能是现 实。经典的苏南模式成也政府,败也政府,有一定的道理。苏南模式中的政府特点在张家 港的两个文明建设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张家港精神本质上是大寨精神的延续,本身也 并非一无是处,然而长期坚持下必然始终是粗放型的而不可能是集约化的。结果不仅劳民 伤财,而且极易钝化居民。长此以往,必然会窒息内生型的民间张力。而经典的温州模式 虽然得益于政府某时的保护,但主要动力在民间,它的兴起和富民得利始终得益于民间对 政府的敬而远之和政府心知肚明的袖手旁观。 经历数百亿资金打水漂于南方的地产、邓斌的集资和省内被迫北上作秀般的扶贫,江 苏经济也软着落了。“二国有”的苏南企业体制相继走入绝境。作为1980年代全国最富裕 的农民的苏南人一朝醒来才发现桂冠是如此的烫手,富裕亦已相对名不符实。曾经不屑的 浙江那些专门造假坑蒙拐骗的土帽如今似乎个个都是腰缠万贯的老板,而苏南人却依旧只 能是农民式的工人。每天要去工厂上班,集资款转眼间化为乌有。更重要的是见识有限, 却还总期望政府,这特别是苏州以西的曾经是苏南模式核心地区的乡村写照。 根源很多,惟有细细梳理。无论苏南模式还是温州模式,其关键都是民间的张力得以 释放和涌流,只不过路径不同罢了。苏南模式成长和壮大,在其企业投资机制和经营方式 上存在一个向上走的趋势:即兴办企业的最主要动力存在由民间到政府,由下级政府到上 级政府转移的趋向。而在温州这种现象是不存在的。苏南模式首先肇始于大集体时期的农 村生产小队的自办加工作坊(后来的村民小组),再到生产大队(行政村),再到人民公 社(乡、镇),再到县,甚至市。在这个过程,企业的规模愈来愈大,模式的光环越来越 亮。可是企业产权的主体却越来越模糊,企业一步一步地蜕化为准国有企业。固定资产越 来越多,机制却越来越死;与政府越来越近,离民间却越来越远;企业招收的农业富余人 员越多,农民整体的创新能力就越来越失:整个苏南地区的发展活力愈来愈弱也就不那么 让人稀奇和深感诧异了。苏南农民的创业冲动被无形地抵消,农民甘愿成为劳工者,而非 经营者。这是对经典的苏南模式走过的路途所作的理性描绘。 翻开当代的改革开放史,中国成功的区域发展模式中,农民都是无可厚非的领导者之 一和绝对主力。无论在珠三角,还是长三角,无论是温州还是晋江。解放农民创业的束缚 是上述四地乡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主要动力。于是当苏南把大量土著农民保护式地转移进 当地的集体工厂时,危机就已经潜伏。这延续至今,也是苏南之成为国际资本大量进驻无 阻而入的关键,这同样也是苏南GDP 越高,而人均收入相对而减的症结之一。 而在温州,则远不一样。在温台那里,不论企业还是当初的作坊,行政权力始终无法 介入。当家庭作坊式的企业初现时,政府不愿干预;当前店后厂雨后春笋般多起来时,政 府无暇顾及;当合作企业做大时,政府已经无力介入了。政府无可厚非地都有嗜利的一面 ,否则江苏的各级政府不会如此勤勉地介入乡镇企业,这是乡镇企业最终失去活力的重要 根源。而浙江政府也会从地方和政府利益考虑行使了地方保护的政策:在中央三令五申要 求浙江省严厉查办造假企业的背景和压力下,浙江造假企业仍然打而不灭。尽管浙江付出 了巨大的声誉代价和道德成本,但企业最终却越做越大,经历了一次风波,企业就上一个 台阶。地方保护主义并不一定要彻底摈弃,关键是仅是遮丑还是夹紧尾巴力图卧薪尝胆。 正泰、德力西及其前身的求精开关厂为代表的柳市低压电器和奥康为代表的瓯海、鹿城鞋 业就是生动的案例。这个历程同样值得广东汕头人寻味。 两个发展资质类同的地区,经济发展好的地区,政府未必是好政府。但经济发展活力 不足的地区,当地政府或前届或当届一定难逃其咎。1995-2000年的苏南模式的绝境及其重 整的巨大代价,政府显然不能置身度外。浙江GDP 在总量上远落于江苏,可浙江的老板数 目之多,资本之巨却足令江苏汗颜。江苏鲜有王均瑶、徐冠巨那样白手起家的风云人物, 这不会是偶然。这是苏南模式江苏化与温州模式浙江化的必然后果。苏南模式是离土不离 乡的就地城市化。尽管苏南是村村冒烟,但只是村办厂、镇办厂,而少有家办厂。然而在 温州早期却相反,那里鲜有集体办的工厂,多是家庭办的作坊。这就使1980年代的苏南的 企业规模远大于温州。在1980年代,全国民工数还很有限,而且大量涌入的是大城市和广 东等外资勃兴的地区。当时江浙的外来民工还是涓涓细流。这样,苏南的乡镇企业需要大 量的员工为当地的农业剩余劳力提供了就近且风险不大的转移归宿。大多数农民于是顺理 成章地成为工人。这也是直至如今苏南的民工数量与广东甚至浙江都无法比肩的历史原因 。而在温州,农业剩余劳力比例远大于江苏,而当地集体属规模大的工厂有限,于是只有 外出经商。与苏南比较起来,温州这种模式中个体需要冒的风险超出想象。 苏南模式的优点多具即期性,而温州模式的优点相对滞后。因而,苏南模式的不足让 本地人随后承担得更多,而温州模式的弊端则是更多地抛给了当时和后来的外地和外地人 。并不是浙江群体的有意为之,但面对这个格局“越人”的确比“吴人”幸运。今天的苏 南人普遍劳工化和相对贫穷正是缘于此。政府勤勉作为,却为光环褪却后的经济相对停滞 准备了致命的起因。这种“政府好心办坏事”是当时的苏南及江苏政府始料未及的。 不仅在苏南,而且在温州以及大佛山,成功的地区发展的中坚必是制造业,而打造制 造业兴旺景象的主力必来自乡村精英。南京没有能内生出发达的乡村工业,这对南京这个 市域市场活力和自我良性调节机制的形成是个缺憾。 无论苏南还是苏北只有孕育出数目巨大的本地民营资本的充分涌流,激发出民间活力 的充分涌现,才是避免苏南总量大而收入低,才能杜绝苏北鹦鹉学舌、邯郸学步,经常像 墙头草一样的不知所措。 从苏南到苏北 筑巢引凤与邯郸学步 苏南是作为下一个短暂时期的世界工厂的加工车间,还是今后较长时期无可争议的全 球制造业基地,不仅仅取决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当地政府的亲商程度,更取决于当地民间 活力的激发和互动。1990年前后,当集体性质的企业束缚了苏南民间自主创业的活力后, 一向勤勉的政府眼光开始向外,适逢浦东开发开放,长江大流动,外向型经济成了一根救 命的缆绳。它使因温顺地接受1988年开始的治理整顿而在总量上先后被广东、山东超过的 江苏,在1990年代初再度火冒,虽然追不上广东,却勉强压过了山东。这一是由于江苏的 开发区经济,二是由于乡镇企业基础庞大,而且在1992~1995年还得到了恶性的膨胀。但 这两点都与政府强力推动密切相关,很可能翻水覆舟般地转眼间变成致命伤。于是回味江 苏的发展,总让人欣羡浙江发展大戏中那种行云流水般的感觉。 置之死地而后生,人均0.3亩地的温州人奋起正得于此。给之艳羡而后活。像城里人一 样安逸地生活,这是苏南农民兴办社队工业的朴素理想和原始动力。农民创造出财富膨胀 的神话后,集中、建镇、进城,农民企业家的空间身份完成了变迁,富裕的农民进城后, 一是提高了城里人的平均生活水准,二是狼入羊群,羊皆变狼。城镇居民一改安逸地等待 国家安排的懒惰,主动出击,自主生产,城乡一起联动,居民泛老板化,收入自然也就水 涨船高了。这是对浙江城镇居民收入居高难赶、节节上涨的简要描述。而江苏自发的行程 却因乡镇企业恶性膨胀,导致相当部分农民的集资款血本无归而被迫中断。于是,退而求 其次,小富即安,守着征地款,穿着工作服,住着两层楼,安享别人对苏南赞誉的同时, 自己只能老老实实地成为新的有一点私产却不能个人风光的新工人阶级。这是今天苏南大 多农民的心理和实况。这种危险的心理,与西北白天放几头羊,晚上蜷缩热炕头,吃饱即 安的文盲老农区别只在于,那里自然条件太恶劣,而这里得尽地利和天时。 农村虽然远比城市欠发达,但城市相对安逸的环境不可能铸就层出不穷的白手起家的 企业家。春兰是泰州市属的企业,注定了它无法在三泰地区像求精开关厂在柳市小镇领导 出中国低压电器之都一样,打造出中国白色家电的京城。乡村不停地为城市补充精英,也 不停地为区域经济的发展制造风云人物。城市只适合孕育高科技童话和房地产泡沫,扎扎 实实搞制造业的要么是顺利地接管了国企的精明之人,比如,张瑞敏、倪润峰、周厚健、 陶建幸、李东生等,要么是从无到有打造制造业神话的出身农民的资本新贵,如胡成中、 南存辉、王均瑶等。前者基本上全部接受过高等教育且创业大都集中于城市,后者起始文 凭平均只有初中水平且经营无处不在。 不仅在苏南,而且在温州以及大佛山,成功的地区发展的中坚必是制造业,而打造制 造业兴旺景象的主力必来自乡村精英。如今有许多人把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希望放在知 识分子和科技人员身上,这很可能只是一厢情愿。高科技能带来巨大财富确是事实,但其 风险同样巨大。拥有光环的知识分子和一穷二白的农民比起来,谁更有创业致富的冲动, 谁更有不择手段遨游市场海洋的潜力,知情者有自己的发言。市场是一部无法穷尽的黑箱 ,专业的经济学人士也无法全部琢磨透彻,无论是学富五车的知识分子,还是胸中无沟壑 的激情农民,对于市场本质上只能在游泳中学习游泳。知识越多,思考越多;考虑越多, 担心越多;担忧越多,胆量就会越小。并不是空穴来风的“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曾经是生动的写真,现在亦没有完全失效。 缺乏创业激情,一味引用别人资金,成为加工车间,就只能是附属而无法独立。在今 日苏南,东部的昆山,一掷千金的是台湾阿土伯,在南部的盛泽,腰缠万贯的多是闽浙越 蛮,只是在北部的江阴、张家港、常熟,本地的富人还能风光正盛,然而由于他们的资产 实在太大,整个社会分配得并不均匀。老板更多的是曾有政府背景的由乡镇企业经理人转 制而来的大老板,并不存在大、中、小老板从小到大的梯队和有序跟进的连动。而且由于 就那么几个人被披红戴绿地供奉为民营经济的能手,满身贴遍对于企业家而言并不实用的 勋章。这种气氛不仅在事实上阻碍了苏南本地中、小企业主的成长,而且掣肘了苏南大企 业主的继续做大。在众目睽睽之下,即使做着早已耳熟能详的琐事,激动紧张也是必不可 免的,而失误也就在所难免了。 今年苏州的GDP 总量有可能超过深圳,跃居全国所有城市的第四位,可在全国4个省级 市和15个副省级市中,它始终榜上无名。庞然大物的上海是它的邻居决不该是苏州无法升 级的充分理由。殖民地再发达,在宗主国面前依然是奴才。同样,没有内生力量的GDP 迅 速膨胀也是如此。吸引外资资源成为跨国公司的加工车间,只能是扬弃经典苏南模式的再 造之径,而非终结。苏南及中国不可能永远是全球资本流向的低地,一旦劳力成本上升, 资源性价比优势殆尽,似潮水般滚滚而来的资本盛况只会是届时涓涓细流回首叹望的自恋 和极至悲伤之源。这是苏南特别是苏州必须清醒的地方,也是苏州以西长江之北的地区必 须明白的现实。连无锡和嘉兴都无法重写苏州骄人的引资业绩,距离更远的南通当然更欠 可能。指望一座桥(苏州-南通大桥)两个隧道(上海市区-崇明岛-南通隧道)就将南通变 成北上海或第二个苏州,只能是梦想。上海只有一个,苏州也只有一个。把自己比附成另 一个名城,即使不是东施效颦,也与鹦鹉学舌相差不远。 筑巢引凤,巢必须筑得恰倒好处,精明的凤凰才会悄然而至。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适 合凤居。苏州的区位有它地无法比拟的优越。正像珠三角一样,大佛山地区只能是大佛山 地区,如果顺德、南海盲目地学习深圳、东莞或早年的无锡、江阴,那么它们绝不可能在 1990年代中叶以降后来居上。长三角地区错位竞争态势的轮廓已经勾勒。江阴、张家港、 常熟、太仓、昆山、吴江,各自的产业形态特征和经济格局虽有重合却不雷同。在这个意 义上,苏北必须明白自己的定位。南通再有良好的港口潜力,纵有毗邻上海的直线距离优 势,一条宽宽的长江决定了在南通克隆不了苏州,而南通本地民营资本的式微,经济活力 的不足也决定了南通不能拥有宁波与上海争夺世界航运中心的底气。 而且,苏北跟着苏南亦步亦趋的另一个问题在于,第一个发现大树底下好乘凉的城市 确实不乏深刻的智慧,可当这个信条不再是秘密并被周边竞相供奉时,引资将成为一种战 争,成为各方拼力压低自身身价作贱天然资源的低俗之争。上海将广达电脑项目从昆山硬 夺而走,南通、嘉兴、无锡等地对苏州引资形成的巨大压力,使得大树底下的形势已经变 得日渐严峻。在温州柳市或虹桥那样的小镇一亩工业用地都可达25万元,而在苏南有的地 方曾经甚至只有5万元。即使今天有所改观,也值得反思。 筑巢引凤可以作为一段时间内迅速提升经济规模的捷径,却不是富民强市的根本大计 。拥入的海外、台湾的以及外市的资本,数额再巨大,也还是改不了他们的候鸟本性。无 论苏南还是苏北只有孕育出数目巨大的本地民营资本的充分涌流,激发出民间活力的充分 涌现,才是避免苏南总量大而收入低,才能杜绝苏北鹦鹉学舌、邯郸学步,经常像墙头草 一样的不知所措。 沿江开发与苏北振兴 由于江苏民间自身造血能力的欠缺,吸引诱人的行政区外的投资是江苏始终摆放不下 的重心。既然当下无法拥有与浙商相提并论的那种家资和数目巨大的苏商,重点置放于吸 引“外”资,就情有可缘了。沿江开发的整体逻辑同样离不开这一贯的轨迹,只不过自觉 地与修建港口铁路桥梁及输出建筑劳工结合起来了。 沿江开发与1980年代的上海经济区跨行政区协调规划不同,也与南京、徐州等都市圈 规划不同。沿江开发由省府统一牵头,意在将两岸按较为科学的划分标准整合为一条绵延 432公里的开发区。如果,与苏南杭甬绍强劲的势头比起来,通泰扬活力不足已经让长三角 制造业中心南移、北翼缺失成为一种趋势的话,那么,加快新一轮沿江开发可以看作这场 竞争的对策。顺利的话,尽管不能在根本上减少民富的落差,它也可以加重长三角北翼在 GDP 总量比较中的砝码。然而,问题也因此而来。 开发沿江岸线,打造临江深水港,建立在深水岸线的基础上。但长江并不是处处都有 深水岸线,即使今天是深水岸线也不能保证永久如此。曾经的镇江深水港今日几乎被淤塞 殆尽,曾经孤悬江中的金山、焦山几已成陆,急得镇江不得不把很多项目无奈地放在城东 数十公里的大港。一个原本一体的城市变成了一个哑铃。造化弄人,江水在冲塞镇江港的 同时又为江北造出了扬州深水港,使扬州有从运河时代走入长江时代的资本。水流可以影 响,却不能控制,否则,镇江也不会如此无奈地在江北江床上扔下数千万元的石块期待保 持江南的码头。笔者由此担心,三峡工程拦去的金沙江的甘露,南水北调抢走的扬子江的 乳汁,会否造成江苏沿岸江水变缓,泥沙淤积,来水减少,海滩萎缩…… 在长江口北岸,南通作为上海附属的区位很难跟嘉兴相提并论。嘉兴与上海的地理亲 缘和苏州与上海的地缘,没有本质差异。但南通却有,南通与上海的关系,要么是与上海 比肩而立,要么比照宁波。可惜的是,尽管部分城市曾因交通区位而繁嚣无比,但“倒了 高家堰,淮扬不见面”的事实,还是让历史上淮扬的繁荣改变不了苏北广大农村的过于贫 瘠。苏北农村在近代与苏南农村还是有很大差异的,这在从漕运走向海运,从运河时代转 向长江时代和海洋时代后,结果是上海的崛起,而非南通的通天。虽然近代的南通因为风 云的张謇的个人努力而留下近代民营实业史上最浓重的起点,但仍然改变不了江北的南通 无法与江南的上海遥相呼应的事实。 如果淮安、盐城不能崛起成为江苏的台州、温州,那么南通的发展对于苏北的小康和 率先就有无法替代和跳跃的意义。在江苏,从南通到徐州,从江都到新沂,涌出上百万的 建筑民工。这与浙江百万经商大军散布全国形成了沿海省份人员外出的两大奇观。南通的 “铁军”名扬天下,二建、三建等是全国建筑业的中流砥柱。而同时,其下辖的海门市的 小商人可以不弱温州人似地练摊东欧,盖天力和东盛科技全力打造启隆沙,这些理该成为 海门、启东的法宝。南通本部与苏州都是长江的腭,而海门、启东才是与浦东、浦西对应 的唇。金山、乍浦、盐官是长江的第一下巴,而宁波是长江肥硕后自然下垂的第二下巴。 与几个肥硕的下巴比起来,尽管人均收入不低,GDP 相对不弱,但上唇还是太单薄。 要想富,先修路,这是北方人特别是东北人曾大叫的。东北铁路密度冠全国,但这是 建立在东北物产丰富的基础之上的。苏北腹地曾经一直没有铁路,直至今天,绝大部分苏 北人还没有坐过火车,因为过去没有必要坐,现在去北京打工又有工头包的车。但有没有 铁路不能成为苏北不能发展的根本原因。温州、台州的交通曾经比苏北布局更闭塞,山路 更凶险,但温台货还是可以源源不断地运销全国。所以,没有路就不能发展显然是一种托 辞。交通大发展固然可以创造更有利的交流环境,但也可以使没有潜力的路经地区更加边 缘化。原先的312国道两侧绵延的是一连串的低等三产,即使档次不高,但依旧还是发展了 当地的经济。一条二级的国道是一条参差不齐的珍珠串,有假珠,但也会混入珍珠;而一 条高速,直接来说,可以繁荣两点,也可以带动几处,但却难以直接带领一串。笔者不信 ,淮安的高速公路优势和新沂、海安新的铁路枢纽地位能够改变苏北整个区域的落后。的 确,人是最重要的因素,一个地区的长远发展的关键是在于如何激发人的创业激情和无意 识地培养出本地人的创业能力。 南京突围 南京是幸运的,它是万里长江的咽喉;南京是不幸的,也因为它只是长三角的末梢。 因为长三角过分炫耀的光芒有可能迷惑住南京的眼神,使它的目光只会向东:只羡慕上海 ,只看到杭州、宁波,只提防苏州、无锡。 看着上海是明智的,但只看到上海并亦步亦趋则很荒唐;不服苏州、无锡并试图赶超 是进取的,但过分纠缠于此邯郸学步,则很可笑。因为大海和长江,也因为故吴和旧越, 拥有十里洋场的上海滩和高耸入云的陆家嘴,仅此一家,上海是中国的,也是远东的,最 终还是世界的。南京起码在经济上永远不可能与其比肩。由于上海、南京的存在,也因为 曾经靠运河而兴和以苏州为中心的繁荣已成往昔,苏州、常州、无锡,永远是也只能是长 三角的腹地城市,而不会是中心,它们的命运只该与长三角的主流同进同退,而不可能独 领风骚。南京与它们不同,它的血统与它们尽管亲近却不雷同,南京倘若把自身仅仅类同 于它们,便是不识大体的自我屈才、自甘埋没的不慧。 南京吸引外资加速新型工业化的条件尽管没有苏州、无锡、嘉兴那么优越,但决不该 比宁波、绍兴、杭州逊色。地理区位是其一,而中国第三科教城的实力是其本。扬子-巴斯 夫一体化的化学工业园,乐金飞利浦的新港开发区,百事、爱立信的江宁开发区和重金支 持的高新区,已经并继续在书写它的傲人实力。与上海距离的暧昧,曾是南京引资无法望 苏州项背的根由,却也是让内地一般省会羡慕的发展优势。一个在经济人格上独立的南京 不仅是金陵的福气也是中国的需要。在强调自主创新和推崇“土著”创业而不人云亦云仅 靠工薪收入的今天,它更是南京可以拥有自己更大荣光的关键。在杭州慑于宁波而臣服上 海心甘情愿地做阿拉人的后花园后,南京的优势和中心再造的潜力正在变得被人嫉妒。 身居长三角,但影响和心思却不该只是长三角之内,南京就如同当年寓居在县城或市 镇的乡村地主,与市城中云集的商贾不顾一切的竞争实在不智,他们的优势在于城外数千 亩良田;他们拥有双重的福分,可以像商贾一样开店铺卖杂货,但这仅是副业,更重要的 收入来源和比较优势却在城池之外的农村。南京对于长三角同样如此。长三角为南京提供 了一个优越的生活平台,但南京的发展空间腹地则应向北向西。如果没有长三角,南京就 如同长春、南昌,如果没有向西的腹地,南京的前景也只能像常州、湖州,远逊无锡、绍 兴。因为省内后起之秀的茁壮成长,因为省内经济中心地位的含糊不清,常会让南京跟无 锡、苏州比长论短,这是误区。不能把南京仅仅只看作世界第六大城市带中的一员,而应 看到南京是一个中心城市,有着广阔的腹地。 作为狭义城市的南京一直不弱,但就广域市而言,南京是虚弱的,而病因几年前就已 被确诊为郊县经济的弱小。地处长三角之边,隔着宁镇山脉的南京与苏锡常、甬绍杭等地 的发达相比,最明显的区别并非是城市,而是农村。集体企业只有在乡村的乡镇企业才是 大干实业的主力,个体私营企业,同样如此。城市中的街道工业罕见兴旺发达的。建国后 南京有着完整发达的城市工业,但农村却没有能自生出与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腹地及 类似温州、泉州等地的乡村工业。这是南京广域市的经济总量一再被沿海城市和人口更多 的内地省会城市超越的原因。 由于投资主体原因,乡村工业得益于松动了的计划经济体制,壮大后的乡村工业体制 反过来又加速瓦解了旧有体制。旧有体制在被动下的瓦解虽给地处其中的国有企业以压力 ,但反过来又会推动国有企业尽快适应和弄清市场体制。这如同“鲶鱼效应”。南京与杭 州、宁波、无锡等工业城市相比,城市经济活力相对不足,正缘于此。南京没有能内生出 发达的乡村工业,这对南京这个市域市场活力和自我良性调节机制的形成是个缺憾。 同样,南京毕竟地处长三角。南京不可能受不到长三角相对宽松的经济环境的影响, 同时由于南京是始终有实业传统和作为温顺榜样的江苏省的省会,使得南京的民营企业家 不可能有内地大鳄“空手套白狼”的大气魄。从无到有需要铤而走险的投机,而南京唯唯 诺诺的性格缺乏这样的环境。所以,南京很难造就妄图投机的老板,外地的通常的也不会 来。南京籍的骗子杨斌只愿去沈阳而不愿回南京就是一个佐证。在南京发家的祝义才、张 桂东、张近东、严晓群等,无一例外靠的是实业。南京没有像成都、西安那样出现希望的 刘氏兄弟和金花的吴一坚。南京确实丢不开实业,也迈不开大步。无论在感情上,还是理 智中都是如此。 南京独具一格。有个性的人拥有的独特在使自身脱颖而出的同时,也会让自己孤立游 离于大众,从而或孤独或无助。 因为既占不尽旧有体制的光辉,也无法萌生出领新风气的活跃开明体制,南京得了风 气之先,却不彻底,也占了国有资本之利却不全然,于是,南京总也不能尽兴,两者尽占 ,昙花一现的光荣太多,最终却还是平庸。刚出道的苏宁电器城掀起旋风却难以惟我独尊 。依维轲汽车领风骚一时却无法一路保持领先。黑马冲出的同创电脑直逼联想终后劲不足 功败垂成。熊猫彩电风光无限却在对手突然攻击前无力直面挑战而饮弹自伤。金城摩托执 了牛耳却又还是表现平平……得市场之先,却又无法大刀阔斧,雄厚的底质,却因过分凝 重的气质无法尽情发挥,不经意点亮的光环终究只是雨后的彩虹。 这是南京的困闷,也折射出江苏的沉浮。
楼主这篇文章我好象去年看见过,题目叫<苏北之痛>.我当时的感觉是大可不必为苏北叫痛.苏北历来为众多学者所关注,是因为它处于东南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交接地带,属于发达与不发达的结合部,地位比较尴尬.才有这种浮燥之气.然而,经济社会的发展是有其规律的,产业的梯度转移,注定要使苏北在发展时序上要稍后于东南沿海地区.现在的关键是苏北的政府要沉下心来,打好基础,做好承接的文章,不要急于求成.同时,要发挥差别竞争,特色取胜的优势,搞好错位发展,不能人云亦云.
苏南苏北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成因探析
关键词:苏南 苏北 经济差距 协调发展 人力资本
地区经济差距的内涵十分丰富,可以表现在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笔者认为,地区经济差距主要包括两个基本方面:一是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主要体现在工业化水平、经济结构和基础设施发展水平上,最终表现为经济发展水平和产出效率上;二是人们生活水平的差距,这主要体现在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与消费水平上。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决定了地区间的人们生活水平的差距,是我们此处考察的对象。
一、苏南苏北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基本状况
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是形成人们生活水平差距的基础,其大小可以用人均总产出水平来衡量,本文选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AGDP)指标。
1.市际间的差距
根据江苏省原有11个地级市GDP的数据,我们计算了1991、1992、1993与1994年度的江苏省市际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指数,结果如表1所示。从表1可知,江苏省市际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平均差距始终是很大的,全部市际垢相对离差,高的年份在50%以上,低的也在40%以上;发展水平最高的城市与最低的城市之间的差距更大,最好最差比1991年还只有4.31,1993年却已上升到6.56。
表1江苏省市际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状况
1991 1992 1993 1994
变异系数(%) 46.05 55.2 59.2 57.3
相对离差(%0 43.9 51.8 55.6 53.6
最好最差比 4.31 5.44 6.56 6.37
极差系数 1.36 1.63 1.79 1.74
资料来源:《江苏统计年鉴》1995、1994、1993,《江苏市县经济》1992。
从表1还可以看出,90年代以来,江苏省各市间的经济差距的扩大呈现出一定的波动特征,而并不是象一般人想象的那样,一直在扩大。反映在表中,1994年与1993年相比,江苏省市际间各项差距指标皆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2.苏南、苏中、苏北间的经济差距
如何确定苏南与苏北的范围,可以有多种划分。本文采用现在通行的划分方法,把苏州、无锡与常州划为苏南,把南京、镇江、扬州与南通划为苏中,把徐州、淮阴、盐城与连云港划为苏北。由下表2可知,进入90年代以来,苏南、苏中与苏北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其总体特征与市际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特征基本相似。首先是差距较大,苏南地区的人均GDP要比苏中高出一倍,苏中又比苏北高出一倍;其次是三者之间的差距呈现明显的扩大趋势,但又略有波动。
表2苏南、苏中、苏北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状况
年份 均值(元/人) 比值
苏南 苏中 苏北 全省 苏南 苏中 苏北 全省
1991 3978 2296 1313 2196 3.03 1.75 1 1.67
1992 6005 3044 1560 2971 3.85 1.95 1 1.91
1993 8990 4266 2060 4219 4.36 2.07 1 2.05
1994 12343 6012 2972 5910 4.15 2.02 1 1.99
资料来源:《江苏统计年鉴》1995、1994、1993,《江苏市县经济》1992。
二、苏南苏北非均衡经济发展模型
改革开放之前,苏南、苏中与苏北也存在着一定的经济差距,但并没有象这样大,而且,当时也并没有形成象今天所展现的苏南、苏中与苏北三个梯度的局面。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来,苏南与苏北原有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扩大了,这其中原因很多。此处力图借助计量经济模型找出苏南苏北经济差距形成与扩大的主要影响因素,为政府决策部门制定相应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政策提供理论上的支持。回归时,我们选择1994年度江苏省11个地级市的横截面数据,考察各因素对江苏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AGDP)的贡献程度。
1.解释变量的设计与选择
影响一个地区的人均GDP的因素很多,有的是可以量化的,有的只能作定性的解释。在选择解释变时时,我们侧重于基础性的数据,这意味着,被选择的解释变量直接影响到人均GDP的水平,但又不取决于人均GDP。为此,我们选择了以下几个解释变量:
ACL:人均耕地面积(Average Cultivated Land),单位;亩/人;
HC:公路交通(Highway Communication)发达程度,单位:公里/万平方公里;
FC:实际利用外资额(Foreign Capital),单位:亿美元;
EDU:从业劳动力平均受教育(Education)年限,单位:年;
TVE:乡镇工业(Township and Village Enterprise)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单位:%;
AFA:人均固定资产净值(Average Fixed Assets),单位:万元。
表3给出了回归时使用的1994年建模数据。
表3江苏省1994年分市建模数据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AGDP(元) 公路交通HC(KM/KM2) 利用外资FC(亿美元) 平均教育年限EDU(年) 人均耕地面积ACL(亩) 乡镇工业比例TVE(%) 人均固定资产净值AFA(万元)
南京 9008 366 3.85 6.87 0.61 30.26 0.863
无锡 14177 217 8.38 6.62 0.63 77.60 0.867
徐州 3776 197 0.69 5.49 1.08 52.71 0.199
常州 9502 207 2.78 6.47 0.91 67.85 0.585
苏州 12616 177 21.77 5.83 0.87 76.39 0.755
南通 4412 100 2.90 5.72 0.90 53.61 0.276
连云港 3247 169 0.84 5.30 1.11 46.61 0.162
淮阴 2226 135 0.21 5.35 1.21 42.79 0.085
盐城 2940 69 0.50 5.62 1.25 54.80 0.136
扬州 5021 217 1.36 5.72 0.88 48.53 0.294
镇江 8403 282 1.73 6.27 0.91 62.05 0.457
资料来源:教育年限根据江苏省人口普查办公室提供资料计算,其它指标根据《江苏统计年鉴》1995计算。
2.解释变量的调整与说明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公路交通发达程度指标的选择与度量。勿庸讳言,一个地区的交通发展水平不仅取决于该地区的公路网密度、等级,而且取决于该地区的水路、铁路、航空运输发展状况。由于各种指标的存在,回归时需要对各种指标进行换算,而目前,国内并没有这方面定量化的经验数据。即使是在同一交通领域内部,如本文所选择的公路交通,交通基础设施也存在着技术等级的差别,回归前也要进行科学换算。相比之下,后者难度较小,所以我们在回归时只选择了公路交通,以此来衡量一个地区的交通发达程度。换算时,我们根据各级别公路的昼夜通行能力,选择换算系数,把各种路面转换成一级汽车专用公路。
在指标调整中,涉及到的第二个问题是从业人员的人均受教育年限。由于分地区人口文化程度的统计只在每次的人口普查中才进行,目前可收集到的最新江苏省市人口文化程度数据来源于1990年的江苏省人口普查资料。具体利用时,我们按照较乐观的估计分配年限。具体年限分配如表4所示。
表4各级文化程度的受教育年限
大学本科或以上 大专 中专 高中 初中 小学 不识字或识字很少
年限 15.5 14 12 11 8 5 1
资料来源:参考上海三联书店出版朱国宏著的《人口质量的经济分析》第131页。
在指标调整中,涉及到的第三个问题是奇异样本南京的排除。南京在江苏省的地位比较特殊。首先,改革开放以后,中央在江苏省的投次是实行区域倾斜政策的,但事实表明,南京的巨额投资(约占全省的45%)并没有带来南京经济的突飞猛进,南京市的经济发展在全省只算中等水平。其次,由于南京作为江苏省会的特殊地位,人才萃集,劳动力的整体素质明显高于全省其他地区,在江苏省的每年科研经费与科技获奖成果中,南京所占的比例都要超过一半,分别达到57%与76%,但实践证明,南京的人才优势并没有很好地转换为经济优势。另外,南京的特殊性还体现在其公路交通的发达上,根据江苏省交通厅提供的数据,1994年江苏共拥有一级汽车专用公路687公里,其中南京为144公里,占21%之多,交通发达程度在一省首屈一指,但交能的发达也没有为南京的经济腾飞插翅添翼。正是由于南京的上述特殊性,我们为避免回归检验受阻,在下面的回归中剔除南京这个奇异样本。
3.模型的建立与分析
考虑到实际利用外资额与人均生产性固定资产投资的高度相关性(两者相关系数高达0.8932),为排除多重共线性,我们进行两次回归,第一次回归中使用实际利用外资额,第二次回归中使用人均生产性固定资产投资,然后进行进一步的比较研究。此外,我们给出了第一次回归的结果:
AGDP=-13743.8+9.4944HC+225.6044FC+2521.49EDU-2967.21ACL+107.2858TVE(-2.1228)(1.9150)(4.1210)(2.8807)(-1.7947)(4.2687)
R2=0.9842F=62.3397
很明显,在上述的回归方程中,五个解释变量除了ACL的t检验值略为偏低外,其余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由此,我们可以使用这个回归方程作进一步的分析。
目前,苏南地区人均GDP12343元,苏中6012元,苏北2972元,若用上述指标来解释,各自对苏南与苏北经济差距的影响程度可汇总如表5所示。
表5苏南苏北经济差距的解释(一)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AGDP(元) 公路交通HC(KM/KM2) 利用外资FC(亿美元) 平均教育年限EDU(年) 人均耕地面积ACL(亩) 乡镇工业比例TVE(%)
苏南 12343 194.96 32.92 6.162 0.803 75.24
苏北 2972 133.61 2.24 5.292 1.173 50.366
差距的绝对值 9371 61.352 30.68 0.870 -0.370 24.874
差距的贡献 9371 582.5 6922.6 2194.7 1098 2668.7
差距解释度(%) 100 4.3 51.4 16.3 8.2 19.8
表5说明,苏南与苏北间的经济差距,大约有一半(51.4%)可由外资利用额解释,20%左右可由工业产出结构来解释,16%左右可由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解释,而人均耕地面积与公路交通的解释程度相对较小,皆不足10%。同时,我们选用人均固定资产净值(AFA)来代替实际利用外资额(FC),其回归结果极为相似,AFA对苏南苏北经济差距的解释程度与FC几乎相等。
4.模型的进一步考证
为了使前面的分析结果更具有说服力,笔者想对模型中的解释变量的设计与选择再考证一下。既然苏南苏北经济差距有50%左右可由两者的投资差别来解释,其投资差别又由什么决定的呢?这个问题不好回答,但我们不妨从回归方程中去掉投资这个变量,再考虑其它因素的贡献程度。这样,便有如下的回归方程:
AGDP=-6022.86+10.3249HC+1406.206EDU-7413.595ACL+170.562TVE(-0.4967)(1.0164)(0.8625)(-1.8053)(4.6622)
R2=0.9622F=21.0584
相应地,我们可以得到各个解释变量对苏南苏北人均GDP差距的解释程度:
表6反映出,不考虑投资,苏南苏北AGDP的差距可由TVE解释65.2%,HC对苏南苏北AGDP的差距解释程度最小,这与前面的分析结果完全吻合。不同的是,ACL的贡献程度比EDU大了一些。
表6苏南苏北经济差距的解释(二)
人均国内生产 总值AGDP(元) 公路交通HC(KM/KM2) 平均教育年限EDU(年) 人均耕地面积ACL(亩) 乡镇工业比例TVE(%)
苏南 12343 194.96 6.162 0.803 75.24
苏北 2972 133.61 5.292 1.173 50.366
差距的绝对值 9371 61.352 0.870 -0.370 24.874
差距解释度(%) 100 4.8 9.3 20.8 65.2
另外,也许有人怀疑我们在回归中忽略了其它重要变量对AGDP的影响。在回归时,我们曾经考虑过经济波动程度对AGDP的影响,遗憾的是,由于我们只能收集到江苏省间断年份的分市经济增长数据,准确地衡量各市经济增长的波动程度比较困难,因此,我们不得不忽略它。同样,考虑到经济增长极的辐射作用,我们曾试图利用江苏省各市距上海这个经济增长中心的距离作为解释变量,但实际困难却很大:首先,长江横跨江苏南北,长江南北距上海同样距离的两个城市,其经济发展水平也大相径庭;其次,虽然可以把长江以北的各市距上海的距离乘以一个大于1的系数,然后再选择地理接近度这个指标作为解释变量,但问题是如何确定上述系数,因为缺乏经验数据,确定起来主观随意性较大,我们也不得不放弃这个指标。
总之,我们认为,除了投资,对苏南苏北经济发展影响较大的因素是工业产出结构,人均受教育年限和人均耕地面积。
三、结束语
进入90年代以来,苏南苏北的经济差距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本文通过计量经济模型,找出了苏南苏北经济差距形成的主要影响因素,它们包括投资、工业结构与人均受教育程度。但我们知道,对经济差距的解释程度的高低并不代表其对经济增长的净贡献,更不能由此来决定苏南苏北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决策或方针政策,这是因为:
1.投资对苏南苏北经济差距的形成解释程度最大,要缩小苏南与苏北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在投资政策上向苏北进行一定程度的倾斜或鼓励、引导外商到苏北投资是个重要的举措,但苏北的产际情况首先决定了苏北引进外资的微弱能力(1994年苏北四市实际利用外资额只占全省的5%),苏北经济发展的滞后又决定了苏北自我积累能力的薄弱;再则,江苏省在目前情况下不可能实现发展战略的转移,其投资还继续向苏南、苏中(主要是南京)倾斜,因此,过分强调投资在缩小苏南苏北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中的作用是没有多大现实意义的。
2.苏南苏北的工业结构在苏南苏北经济发展差距的形成中居于第二位。苏北乡镇工业的不发达有其历史的、地理的、人文的等各方面的原因,苏北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也曾模仿苏南大力发展乡镇工业,但事实证明,苏北还是失败了。这说明盲目鼓吹在苏北大张旗鼓地办工业也是不现实的。苏北的工业薄弱不但与其物质资本的匮乏有关,更与其人力资本的匮乏有关!
就影响人力资本形成的两大因素──教育与卫生保健来说,苏北与苏南有着巨大的差距。研究表明,苏北地区的人力资本已经达到了非常匮泛的程度,这严重地制约了苏北地区的经济发展。前文仅考察了人力资本的一个方面──教育。教育差距是构成苏南苏北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第三大因素。要积累人力资本就要大力发展教育,在目前资金非常有限的情况下,苏北各级政府更不能忽视人力资本投资,应在全社会固定资产等物质与人力资本投资之间作出权衡,寻求两者的最佳组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江苏省的跨世纪的三大发展战略中,科教兴省不但应该放在协调发展之前,而且还应放在经济国际化之前。
作者单位:苏良军 黄渝祥(同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00092)
参考文献
〔1〕.Chrys Dougherty and Dale W.Jorgenson,Intemational Comparisons of the Sources of Economic Growth,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May 1996;
〔2〕.Eduardo Borensztein and Jonathan D. Ostry,Accounting for China′s Growth Performance,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May 1996;
〔3〕.〔美〕W.阿瑟.刘易斯著《经济增长理论》上海三联书店1994.10;
〔4〕.〔美〕罗伯特.索洛等著《经济增长因素分析》上海三联书店1996.12;
〔5〕.吴可杰主编《经济计量学─理论与方法》南京大学出版社1986.8;
〔6〕.陈宗胜等著《新发展经济学:回顾与展望》中国发展出版社1995.12;
〔7〕.戴立泉等编《实施区域共同发展战略加快发展苏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9
〔8〕.《江苏统计年鉴》1993、1994、1995中国统计出版社;
〔9〕.《江苏市县经济》1992中国统计出版社.
看完楼住的帖子和各位的见解,我真是叹为观止,
我是苏北盐城阜宁人,生于斯,长于斯的我深知苏北的经济状况,戈苏南经济比起来,我看不懂自然条件上苏北比苏南少些什么,关键在于观念上,我觉得首先要改变思维方式,而后再求变!
我想考人大的区域经济学研究生,可数学受限,
空有满腔的报国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