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洪

 

盛洪：文化应该是有生命的，多层次的，多维度、成结构的。它不是一种僵化的东西，不是静态的东西，而是动态地生成和演进的。要从这个角度理解中国文化。

      我们讲文化结构，就是讲一个文化中有不同的组成部分，和不同部分之间的关系。比较好举的例子就是西方文化。

      大家都知道，西方文化有两个亚传统。一个是希腊传统，一个是希伯来传统。这两个传统构成了西方文化。西方文化本身的调整也是这两个传统的此消彼长以及它们的关系进行调整的。这两个传统发生的地方不一样，一个是在欧洲的东南部，像希腊传统。希伯来传统发生在中东的巴基斯坦。在很早的时候，这两个传统就有互动，就有互相的文字交往，互相的钦佩，又有互相的冲突、战争。

      到后来，罗马帝国扩张，中东就纳入到罗马帝国范围以内。这两个传统就被一个政治实体包括在一起了，这两个传统就形成了社会内在的互动。后来希伯来传统发展成基督教传统，它在罗马帝国内部跟希腊罗马传统产生了冲突。

      最初，基督教是站在平民大众一边，另外它是反对偶像崇拜的。所以它和希腊罗马传统实际上是冲突的。这种冲突，最初受到罗马帝国的非常严厉的镇压。但是，尽管基督教是被压抑的，仍然不断发展，最后让罗马皇帝承认了基督教的合法性。后来基督教上升为国教。从被压抑到成为国教，它花了几百年的时间。这时两希传统变成了一个政治实体的两个亚传统。

      这时候基督教文化掌管了人的精神领域。在基督教非常排他的、反对偶像崇拜的背景下，希腊罗马传统在精神领域不断退却，像希腊罗马神庙逐渐被拆毁掉。希腊传统更多地被应用于世俗事务中。最后形成了一个两希文化的分工。

      到中世纪以后，罗马帝国瓦解了，但是罗马教廷还在。罗马教廷相对于比较分裂的土邦国家，有一定的优势。同时它还有某些世俗权利，比如征税权，司法权等。在中世纪希伯来传统占领主导地位，它压制希腊罗马传统。宗教传统有一个整体主义取向，它更看重整体目标，当然强调整体目标过了头会压抑个性。

      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现代民族国家开始兴起，它们不再向罗马教廷纳税，也把司法审判权收到了自己的手里。实际上在削弱罗马教廷。在这个背景下，希伯来传统也进行了变革，就是所谓的宗教改革。这时候形成了新的格局。就是在西方社会内部，这两种传统，相对于中世纪，其希腊罗马传统稍稍抬头，占了相对来讲比以前更优越的位置。希伯来传统退到了纯精神领域，从世俗领域退出了。

      当然这两种传统，还是继续互动。既有互相约束也有互相激励。互相约束，比如像希伯来传统对所谓世俗功利主义，对世俗的政治经济组织，对政府的外在约束。政府在不断扩张，但是基督教作为外在实际力量在约束着政府。另外它在精神层面在激励着所谓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另外基督教的传教热情也与这些西方国家的对外扩张是相辅相成的。

      这两种亚文化一直在西方文化结构当中长期并存、互动，竞争甚至对抗。这两者都因此发展得很充分。比如希腊传统的理性主义发展得更为充分和精致。另一方面，基督教相关的艺术也发展到相当的高度。

      同理，再解释一下传统中国的文化结构。传统中国跟西方有类似之处，也有几种亚文化，像道家，儒家，还有佛教。它们也都产生在各种不同的地区。儒家产生于黄河流域，道家产生于南方，佛教是从印度过来的。

      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像法家、诸子百家都产生在其他的地方，经过不断的竞争和淘汰，儒家处在比较主导的地位，但并不是绝对统治地位，在任何领域和任何地区它是主导的。儒家的特点，是跨越了精神领域和世俗领域。刚才讲，对照西方传统，希腊罗马传统侧重世俗，希伯来传统比较注重精神领域。

 

儒家最初起源于礼，这种礼蕴含着法律的原则，也形成了中国世俗秩序的基础，像我们的经济制度、法律制度、政府制度。通过科举制度，使得儒家传统在与皇权妥协的同时，使自己驾驭在皇权之上。儒家在世俗领域产生非常大的影响或者是主导的作用。

      在精神领域，借助于中国非常丰富的民间资源，主要是祖先崇拜和原始宗教，儒家用孝这样的观念，把自己的文化原则普及到百姓。在另一方面，儒家的道义力量则征服了知识精英的内心。

      到汉朝的兴起，儒家基本上确立了这样一个独步天下的地位。但是后来它遇到来自印度的佛教传统的挑战。佛教是东汉开始传入的，到了魏晋南北朝，到了隋唐，佛教迅速地崛起。很多中国知识精英都在信佛，或者是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在宋代，许多大知识分子，如朱熹都是先接触佛学的。

     佛教在精神层面上占领了一些原来儒家的领域，很多中国的老百姓甚至士大夫都信佛教了。在这个时候，儒学在退却，当然这个原因是因为确实儒家传统在精神领域是有弱点的。儒家一般比较回避比较超越的宗教。对于老百姓，它靠祖先崇拜，这样的宗教跟佛教相比不算高级，所以佛教很快取得成功。当然佛教在其他的领域，尤其是政治领域也取得了一些成功，佛教的高僧成了皇帝的政治顾问。但是后来出现了一些问题，佛教占有了更多世俗的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导致了与政治权力的直接冲突，导致了后来灭佛的势头。

     在唐以后的背景下，应该说佛教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在文化结构的领域。到了宋代以后，有一个儒学革命，从周敦颐，二程，张载到朱熹等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们的任务就是在精神领域建立儒家的比较成熟的这样一套文化体系。像陆家兄弟提出心学，非常强调精神领域的发展，来弥补先秦儒学这方面的不足。

      宋代新儒学的兴起，恢复了儒家的主导地位。应该说，中国的文化结构基本上是儒家为主导的一种跨越世俗领域和精神领域的制度结构，而佛教占有一席之地，但是没有在精神领域完全征服士大夫阶层，它在老百姓中也只是征服了部分人。过去在家里，像胡适讲，他母亲信佛教，他父亲信儒学，基本上是这样的划分。

    再讲一下我的理论框架。

      “制度结构”在制度经济学中是一个非常规范的概念。有不同的制度安排共同组成的制度结构，它的含义是不仅有不同的制度安排，比如有市场、政府、企业、家庭、宗教，共同组成了制度结构。几个制度安排的比重不一样，管的范围不太一样，另外这几个制度安排之间的互动关系也不一样。这是一个制度结构概念。

     有一个比较简化的分析方法就是把制度结构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叫有形制度，一部分叫无形制度。这两部分就与我刚才说的所谓世俗领域和精神领域比较对应。有形制度就是可以用文字描述，同时实施奖赏的这样一种制度。比如政府、企业、市场等。而无形制度，像家庭、宗教、道德，这些是不能很明确地用文字去描述，即使有什么《论语》、《圣经》这些经典，也只能有粗的文化线条，不可能非常具体；也不能外在地实施奖惩，所以无形制度的实施只能诉诸内心。我们大致把制度结构理解为这两个部分。

      这两大部分有可能是在一个社会内部生成的，更有可能在不同地域生成。我刚才讲的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都是如此。中国的佛教文化产生于印度、尼泊尔，儒家文明产生在中国的中原一带，这种不同制度结构的不同成份或者叫不同的制度安排，它可能生成于不同的地域或社会。当然这两个社会在互动，可能会互动成一个社会。它们原有的不同的制度安排，就可能内在于一个社会中互动，最后形成这个社会的制度结构。

     制度结构的这两个部分的特点也不一样。有形制度的变迁具有跳跃性、断裂性，但是却非常有效。比如我们要改一个法律，马上就会变，然后政府就会实施。但是无形制度的变革相对来讲就比较平缓、平滑，甚至是比较滞后。制度变迁中，这两者是不太一样的。当然两种制度变迁的不同性质，有好的方面，也有坏的方面。有形制度变迁，无形制度可能会拖后腿。但是好的地方在于，有形制度变迁是断裂的，无形制度变迁则是连续的。这有助于社会的平滑过渡。

      后来韦伯发现了无形制度对西方世界制度变迁的影响。我们知道，学者们对有形制度的关注度会更高一些。因为有形制度比较直观，无形制度不是明确描述出来的。但是韦伯看到了这点。韦伯的贡献在于他提出的宗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其实他说的道理就是希伯来传统和希腊传统之间的良性互动。这是他发现的问题，而且他后来把这个道理推广。他说这样一种西方的资本主义发展，需要有有形制度和无形制度的匹配。如果不匹配的话，会出问题的。韦伯说其他的文明是学不来西方的有形制度，如果没有相应的文化匹配的话，是学不来的。所以其他的民族引进西方文明是不会成功的。这叫“韦伯命题”。

      但是后来，韦伯命题遭到了一些反驳，如东亚兴起。人们认为儒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有形制度是可以匹配的。应该说，韦伯是对的，但是他也不对。对在哪？两个外在的有形制度和无形制度刚刚放在一块的时候必然不太适应，互相排斥的。因为韦伯只看到了十七八世纪西方所谓的两希传统之间是匹配的，别忘了这种匹配是经过上千年的互动和磨合。最初的希伯来传统和希腊传统是对抗的。他的不对就在于，两希传统的匹配也不是天生的，也是经过很长时间的。没经过互动与磨合，其他的文明要是引进西方这套有形制度肯定不会马上匹配。

     很奇怪的是，像东亚不少国家或地区，像日本，四小龙，它们用了很短的时间就匹配上了，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这个当然另外再说。

      总体来讲，我们在引进一个外来制度的时候要考虑。假如它要与本土的制度要共同构成一个新的制度结构，我们要注意它们之间的匹配。

    再讲讲，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化选择失误及其原因。

     很多人认为中国的五四运动有点类似于西方的文艺复兴，但是往往忽略它们之间重要的不同。五四运动当然是要引进西方的有形制度，但是它对儒学进行了全面地否定。而我们知道，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从来没有想过要消灭希伯来传统，甚至很多文艺复兴的重要人物就是基督徒。西方的文艺复兴以后，希伯来传统和希腊传统之间只是进行了调整，它们的定位和分工的调整。而在中国你发现一个问题，五四运动第一否定了中国的有形制度，第二又否定了中国的无形制度。

     在当时的中国文化精英中，缺乏一个制度结构的观念或者文化结构的观念，只是认为西方的东西就是希腊传统，把希腊传统拿来，就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但希腊传统在西方早就没有精神层面的功能了。所以在中国社会，只想引进西方的有形制度，却同时打倒了中国的有形制度和无形制度，那就失衡了，这是非常重要的错误。在全世界现代化过程中，这种错误绝无仅有。几乎没有一个文明或者民族是这样做的，只有中国。甚至中国周边的儒家文化圈的国家和地区也没有这样做。这是值得思考的。

      印度被英国殖民了一百多年，但印度人现在95%以上是印度教徒，而不是基督徒。伊斯兰国家也被西方殖民了很多年，但大多数国家还是伊斯兰国家。中国的不少周边国家和地区，日本、韩国、台湾地区，相对来讲也没有抛弃儒家，只有中国大陆。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错误。当时的主流思想是，如不抛弃儒家，革命显得不够彻底。但是这是非常粗略的对当时中国文化和制度结构的一个理解。

      顺便讲一下日本。大家认为日本近代的成功是明治维新以后的有形制度改革。但是大家忽略的是日本在近代之初的宗教领域、精神领域的创制。我也是今年去京都，读了相关的书。在明治维新之前几十年，日本的文化精英就提出了利用传统文化资源创立现代神道教的方案，把最高神和日本的天皇结合起来。应该说日本现代化某种程度的成功与它不仅进行了有形制度的改革，而且把无形制度这部分也补上了。而中国文化精英主流当时几乎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只有个别人清楚。比如像康有为。所以由于中国只引进了希腊传统，民主和科学只是理性主义，是世俗层面，而不理解西方的基督教，也打倒了“孔家店”，导致了非常大的问题。希腊传统这样一种独大的局面，又无法替代儒家精神层面的功能，最后导致了唯理主义。

      另外，由于佛教和儒教在中国社会中作用的丧失，到了文化革命时期，使得政府去管制道德和计划精神生活，就变成一个非常文化专制的时代。社会需要有精神层面的功能，但却是一个唯理主义的时代，公有制的时代，政府是万能政府，什么都管。直到前不久，才正式取消结婚要单位开证明的要求。

    宋廷民：咱们后来引进的动传统文化的不是西方的，是苏联的。

    盛洪：在我看来，苏联模式是西方的两个支流之一。它们是有关系的。正是唯理主义走向了极端，经济上是计划经济，文化上是文化大革命。这是非常大的失败。到了文革以后，这种失败确实造成反省，然后形成反弹。一个是对计划经济的反弹，搞了市场化改革，改革开放。当时还有一个运动，实际上就是对文化专制的反抗，即思想解放运动。构成了中国的变迁过程。在世俗领域，这条路走得不错，相对来讲是功利主义的。再往后走，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精神领域的问题逐渐地凸显。到了八十年代以后，思想解放运动以后，最大的问题，是文化精英主流没有回头看一下中国的传统文化。重要的原因就是思想解放运动的思想资源就是希腊传统，所谓的理性主义。当然还有一点原因，就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限制，打死老虎，骂儒家文化是比较安全的。结果到了改革开放以后二十年、三十年左右的时候，问题就变得越来越严重。

    总体来讲，由于五四时期的失误，后来又走向了极端，导致了中国这样一种制度结构，缺了精神层面或者是无形制度这一部分。这个制度结构是有严重缺陷的。

    最后，我大致讲一下解决方案。

    有几个选择，我们将来怎么建立我们新的制度结构。

    第一，用希腊传统替代儒学传统。

    第二，用希伯来传统替代儒学传统。

    第三，复兴儒学传统。

    这是基本的三个方案。

    我的答案是第三个。

    首先要有儒学传统的复兴；第二要有儒学传统的变革，要面对新的社会。儒学传统的好处在于它是本土的传统，这种无形制度在本土是有根的，由它来匹配外来的有形制度的话，就更容易成功。

    反过来讲，从外部来的有形制度，也需要有一个中国化的过程。虽然在其他国家成功，但是它要考虑到异国的特点。再说它本身也是有一些弊端的。我原来只是假设西方的有形制度是好东西，但并非如此。利用中国有形制度资源的比较好的部分，与西方有形制度进行融合和调整，会更能够使这样的有形制度在中国扎根，并且能够创造更优越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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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洪：因为时间关系，我回应一下苏俄传统的问题。我觉得苏俄传统还是所谓西方文化的一部分，而且它是希腊文化的主要分支。当然这个分支是比较怪异的。马克思主义是西方文化当中据斥希伯来文化的，当然这种倾向，前面有黑格尔、康德，都有反映。一直到苏联都是这个分支。这个分支在我的这个大框架之中。亨延顿说，冷战是西方人之间的事，冷战结束以后，西方人才真正面对非西方。

      再讲讲，我们为什么当时选择苏联模式。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如果没有无形制度的制约，就会走向唯理主义。

 

最后，景安的很多主张我非常赞成，只是我对马克思主义是有批判的。现在你说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是不能讨论的。我觉得不是不能讨论。从共产党这些年的变化来看，为一个国家或社会的发展不可能死抱着一种理论。所以我的想法是，只要是为中国好、老百姓好、社会好，我们不是不能在马克思主义框架之外提这个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