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西人者试译《论语》，至《雍也》篇忽难以为继。其文曰：“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无厌之！天厌之！’” 于“天厌之”，西人旬月踟蹰，终不能译。

       越数日，其偶遇一工友，欲以请教。不料工友不识《论语》，忿然作色曰，“God damn it! I don't know. God damn it!" 西人闻之，茅塞顿开，喜不自胜，乃视“God damn it" 为“天厌之”终极妙译也！
   
       宋人陆放翁有云，“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 文采华章，固属难能。欲求上品佳作，纵有妙手，而无外力以相之，亦难至也，译事莫不如此。西人精于汉语，于“天厌之”却纠结不已，不能不以为怪也。然自古微言大义，汉文长于简约，英文尚以精确，译汉文入英文，又求译文简明如初，乃大难也。此必辅以灵感等外力方可达之。然灵感之事，岂朝夕可得哉？若非工友以灵感相赐，西人未必能得如此妙译也。
   
       尔等或有言曰，夫子者，古之至圣也，何以言“god damn it”此等粗俗之语？岂非异乎其平素语气乎？此言然矣！然彼时夫子已为南子所迷，怎奈心思为子路说破，其一时不悦，口中发誓，亦非不可能之事，故曰此译未必不可也。
   
       前辈学人张其春尝曰，“风格者，表现之艺术也。以狭义论，风格乃个性之流露：如庄子孤僻高傲，故其言远敖超诣；屈原忠爱缠绵，故其文哀感顽艳。正如法籍博物家布丰所言，‘Le style, c’est l’homme’，谓之曰“文如其人”；以广义论，风格亦随时代而迁，或如汉赋华衍，唐诗豪放，宋词新奇，元曲绮丽，如此云云。”张氏所言，皆是正论。个性不同，风格必存异焉。是故动笔之前，译者须将原作者之生平、背景、思想，情感诸因素经营反复，待及心领神会，方可切其风格也。于文学翻译，或如唐诗宋词，必先考其风格，了悟于心，始可开译，非作如是观，但徒然耗时也。
   
       风格之谓，以译事论之，其包罗甚广，有如题材、用字、表达、色彩诸类，是以译文欲求原作风格之再现，实非易事。《文心雕龙》有云，“及陆机断议，亦有锋颖，而腴辞弗翦，颇累有美，亦各有美，风格存焉。”此虽以言辞论之，若置以译事，亦无不可。于原作之形式，译者不可过于专注，凡可辅以想象与创造诸因素者，则可尽数用之，以传其美或切风格耳。
   
      《念奴娇·昆仑》有云，“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于三类“一截”者，其风格何以译？钱锺书曾译之为“/a piece to Europe/a piece to America/ a piece in the Orient/。钱氏译文，传其形似，切其风格，是为妙译也。然如上文所述，“各具所美，风格存焉。”且观许渊冲译文：/I'd give to Europe your crest/ And to America your breast/ And leave in the Orient the rest/。许氏译法，颇为独特。以“crest”译山之顶，“breast”译其腰，余部则以“the rest”传译。三类“一截”未取直译之法，与原文形式亦相去甚远，然因其喻山于人，生动传神，美感跃乎纸上，大有昆仑山立于眼前之状。由此观之，许译亦切原文风格也。
   
        故曰：译者风格不同，译文必存异焉；纵译文如何渊雅，若与原文风格相去甚远，亦不失为败笔也。译事之要，必以切乎风格为上。一言以蔽之，惟切风格，方得妙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