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热”的持续升温，堪称是当下中国社会一个引人关注的现象。值得注意的是，“国学热”中既包含了回归传统、追寻自我的理性精神，也带有极端保守主义、排外主义的盲目，该怎样评价这一动向，如何将其引向建设与开放，而不是重回自闭、愚昧与虚荣，已成思想界高度关注的话题。

　　在某文化论坛上，著名学者刘东、朱大可、何怀宏和文化评论人周黎明等纵横论道，对反思“国学热”、厘清其发展的大方向，有着非凡的意义。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何怀宏

　　我们创造性主要体现在物质领域

　　中国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剧变，这30多年，经济上取得了非常快速的发展，能不能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有一个文化的复兴，这是很多人的梦。

　　在我看来，中国的剧变当然可以从现代性角度来理解。我理解现代性，一个是韦伯所说的理性化，或者说脱魅，再一个是托克维尔所说的平等化。从这两个角度来理解的话，则现代化简直可以说是为中国量身打造的。

　　我觉得中国社会其实早就理性化了，在两三千年前，商周之际就开始走向一个理性化的过程，当然，它和韦伯所说的理性化还不太一样，但基本上是朝着脱魅的方向发展，强调人文理性、人间理性，甚至非常实用的理性。所以古代中国的经济在汉唐以后，在明代和清代都发展到相当繁荣的地步，但是没有取得突破，没有取得像西方工业革命那样的大规模和高速度。究其原因，这里受到了社会结构的限制，社会结构的限制又带来价值观的限制。

　　社会结构的限制在于古代中国是一个等级社会，统治阶级的思想占支配地位，比如儒家思想，志不在发展经济，它另有考虑，所以发展不起来。不是说中国人不聪明，也不是说不节俭，这些市场经济的德性我们早就具备，勇敢、自由不一定，但是勤劳节俭这是中国人非常突出的德性。

　　一旦去掉等级制度，虽然价值多元，但实际上是物质一元，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动力。所以中国30多年经济如此快速崛起。但在这个基础上能不能够“文化复兴”呢？我觉得可能不太容易，因为两者发展的动力、结构、条件都不太一样。我们目前的创造性主要体现在和物质打交道的领域，而和精神打交道的文化、文学、艺术、哲学等，看不到很明显的转机。它发展的动力机制恰恰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很难，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希望，中国有个很大的人口的基数，有那么广阔的土地，也许在什么偏僻的地方，所以我特别注意民间出现的一些奇才、怪才，或者说天才的迹象。

　　清华大学教授、国学研究院副院长刘东

　　全球化必须植根于自己的传统

　　托马斯·弗里德曼写过《世界是扁平的》，为我们展示了全球化的图景。全球化是双重的：一方面，世界开始缩小；另一方面，它也使世界扩大，因为碰撞之后，激发出地方的独特意识。

　　在国外，每一次全球化会议，会场外都有人山人海的人在抗议，他们都是在全球化过程中遭遇失败的那批人，但正像谚语中所说的：“愿意的，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命运推着走。”全球化对于所有地球人来说，意味着一种博弈，而博弈的输家，将落到被人们置若罔闻的地步。

　　“五四”以来，由西方文化代表的全球化一直给我们带来困难，正如辜鸿铭所说：西方文明是两栖文明，一方面代表了最先进的科学，另一方面又表现为最落后的迷信；一方面表现为最清醒的理性，另一方面又表现为最为狂热的说教；一方面带来了最人性的民主理论，另一方面却又带来了最狡诈的政治权谋；一方面带来了最繁荣的市场经济，另一方面却又带来了最飘摇的未来风险……面对如此幻影，只要自己国家还没有彻底沦为殖民地，只要自己的文明还不乏起码的主动性，难道就不能主动地去文化选择和文化利用吗？

　　由于长期受到文化激进主义的洗脑，人们往往不假思索、先入为主地把当今遭遇的一切不合理，统统归罪于历史。比如胡适，是把国外的汉学家的心态移入进来，他是个内部的人，却用外部的心态去做研究，即为自我殖民化的突出表现。

　　如果能从思想上回到雅斯贝尔斯所说的2500年前的轴心时代，仍然能够平静地发现，由孔子等其他先秦思想家所提出那样一个独特的人生解决方案，特别是蕴含那种让伏尔泰兴奋不已的无宗教而有道德的文化模式，一直是人类文明史中不可或缺和非常宝贵的财富。

　　沿着这样的思想轨迹我们还有理由发出畅想，在全球化的中国的文化之张力中，或许正蕴含或预示着某种真正的解决，而那解决方案绝不会是由某一个文明，不管它多么优秀、优越去碾碎、消解和吞并其他的文明，而是费孝通先生憧憬过的“文明共生状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中国文化的现代形态在我看起来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是我们这个伟大实践的终极目标。也就是说这块土地上未来的文化模式必须是标准现代，由此显示出对全球化的汲取和适应必须是典型中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