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寻稳定发展的社会模式

－－略评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from Amazon.com

党国印

人类社会的和平发展是一代又一代善良人士的理想，但是，在以往时代，特别是在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以前，和平理想大多是百姓的朴素愿望或一些思想家、政治家的渗透了自己价值观的道德说教，而鲜见进行实证性分析的科学著作。从马基亚弗里、卢梭等近世学者开始，社会稳定或冲突问题进入了科学研究领域，其研究成果开始对社会发展产生真正的影响。二战以后，在政治学领域，亨廷顿关于社会冲突问题的研究颇受人们关注，并特别对中国学者产生很大的影响。他的代表作之一是1968年出版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这部著作凝聚了他关于社会发展与冲突的重要学术见解，读来让人颇受启示。这部著作出版已经跨越30年，国际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作者的某些思想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但也有不少观点在时间老人面前显示出破绽。

亨廷顿的著作给我们明确提出了一个关于政治体制与社会稳定之间的相关性的理论解释模型，这个模型的基本要点是：

1·一个社会的政治成熟程度与其政治的制度化水平密切相关。政治制度化是政治组织和程序获取价值观和稳定性的一种进程。可以用适应性、复杂性、自治性和内部协调性来衡量政治制度化的水平；这些理论指标越高，政治制度化水平就越高，反之就越低。

2·政治体系或政体可以根据其政治制度化程度、政治参与程度（亨廷顿对这一概念没有作明确讨论）及其二者比率的高低加以区别。

3·一般而论，政治制度化程度低，而政治参与程度高的社会，政治不稳定；与此相反，若政治制度化水平高，而百姓的政治参与程度低，则政治比较稳定。

亨廷顿的上述理论无疑具有启发性，至少有提出问题的好处。但是，这一理论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从世界政治的发展看，在亨廷顿的著作出版以后，一系列的实际变化没有支持亨廷顿的论点。亨廷顿在本书的写作时曾把埃塞俄比亚归于政体稳定的一类，但埃塞俄比亚在前几年曾陷于剧烈的社会动乱之中，至今仍不平静。他还认为原苏联社会应该是稳定的，但众所周知的事实却不是这样。他判断埃及、阿根廷的社会是不稳定的，但事实上却比较稳定。一个理论如此不能解释和预测社会实际，甚至连短时期的预测也不可能，不能不让人对它的正确性发生怀疑。

亨廷顿相关模型失败原因之一恐怕在于使用了“政治参与”这样一个似是而非的概念。什么叫政治参与？亨廷顿没有作认真交代。从其行文中可以看出，政治参与（political participation）是指公民介入政治活动。亨廷顿没有使用经济学的方法了分析政治参与，他事实上把政治参与看成是一种无差异的活动。如果仔细观察当今世界的政治生活，不难发现民主国家（仅就政体而言，并非指“真正”的民主）公民的政治参与与其他国家公民的政治参与是两回事，性质上有显著差异。民主国家的公民按照一定的游戏规则表达一种政治意愿，而专业的政治活动由政治家去搞，政治活动事实上具有专业分工的性质，一般公民事实上远离政治，对政治活动比较淡漠。一些国家在大选中投票率下降便是证明。专制独裁国家的情况不同，在那里没有形成一种公民表达政治意愿的游戏规则，几乎一切有文化的公民都关心政治，没有形成政治活动的社会分工。这种政治参与的程度越高，社会的政治分裂就越严重。这种局势下的政治参与本身就是政治不稳定的同义语。一定意义上说，古代社会也有下层百姓的政治参与，不过，有时候程度高，有时候程度低；高的时候是起义、造反，低的时候是做顺民；高的时候社会危机严重，低的时候是所谓“昌明盛世”。当然，古代社会的政治参与也是政治不稳定的同义语。按照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亨廷顿的理论分析模型实际上堆砌了一些同义反复的判断。政治制度化水平低，意味着政治结构的脆弱，而（在不发达国家）政治参与本身便是政治不稳定，那么，政治制度化与政治参与的比率低，当然是政治不稳定了。

亨廷顿对各个社会集团的政治立场与社会稳定的相关性也做了分析，其中，给人印象极为深刻的是关于知识分子的分析。亨廷顿说：“在中产阶级的各阶层中最倾向于反抗、暴力、和革命的就是知识分子”。这个分析未免过于笼统。如果把知识分子看作拥有现代科学知识的社会群体，那么，知识分子并不具有统一的政治倾向。亨廷顿所说的知识分子实际上是一个极为特殊的社会群体，即自由知识分子，其主要成份是青年学生和具有自由职业特点的各类专业人士。只有自由知识分子才具有亨廷顿所说的与既定秩序进行抗争的政治倾向，究其原因，在于他们的特殊的社会地位以及由此决定的利益取向。

不论自由知识分子是否被政府所雇佣，他们都远离政治权力的中心，由既定秩序所维护的权力如果能产生额外的利益，也与他们毫无关系，因此他们对政治权力没有什么利益上的依赖，当然也不会有感情上的依恋。一般来说，自由知识分子的福利与社会整体的进步密切相关；社会越是发达，对自由知识分子的需求也就越大，他们的福利也就越大。自由知识分子所掌握的知识使他们对此深信不疑。如果说其他阶级或阶层对社会变革存有疑虑的话，自由知识分子则常常坚信社会变革对自己有利；他们对改革所产生的未来社会的不确定性估计得很低。所以，自由知识分子通常对改革持较为激进的立场，对既定秩序持批判的态度，但也因此自由知识分子始终是社会制度创新的主体，并有可能成为社会妥协的酵素。自由知识分子群体如果没有其他社会集团配合，并不会对社会稳定形成威胁。而且，抗争力量的整合，抗争过程中与中间力量的联合，甚者与既定秩序某种必要的妥协，都离不开自由知识分子的运筹。

可能是出于标新立异的目的，亨廷顿不大重视前辈政治学家的某些“老生常谈”，而这些老生常谈恰恰被证明能够经受历史的考验。大卫·休谟在他的著名论文《论国会的独立性》的最后几行写道：“政论家们已经把这确立为格言：在设计任何政府体制和决定宪法的一些控制和平衡时，每个人都应该被假定为一个恶棍，并且在他的所有行动中，除私人利益外别无其他目的。利用这个利益，我们能够统治他，并且利用这个统治，不管他的无穷的贪婪和野心如何，使他能和公共利益合作”。美国早期政治家汉密尔顿也指出：“每个政府的最安全的靠山就是人的利益。这是人性的一个原则，公平地说，所有政治思想都必须建立在它上面”。实际上，与汉密尔顿同时代的美国政治家都有这样一个认识：一个人们一心追求物质利益的国家，会具有稳定的、没有动乱的特征。

现代学者的研究结论对早期学者和政治家的思想提供了支持。凯恩斯讲过这样一段话：“人类有许多危险性格，因为有发财机会之存在，而导入比较无害之途；假使没有这条宣泄之道，这些危险性格也许会引发为残暴、不顾一切唯个人权势是图，以及他种自大狂。我们宁可让一个人做他银行存款之暴君，不要让他做他同胞公民之暴君……。在一理想社会中，人们可以因教育、感召、环境等关系，根本对于赌注不发生兴趣，但若一般人或社会上很大一部分人对于发财欲有强烈嗜好，则让人在规则与限制之下作此发财之戏，恐不失为聪明睿智的政治家作风”。凯恩斯的这番话给我们这样一个极为重要的启示：设计或运行一种政治制度，不可以使政治活动领域成为一种唯一最吸引社会人力资源的领域，换句话说，不可以使政治控制成为垄断一切社会资源的力量，而必须在社会领域创造更多的选择机会，特别是在经济领域创造一种通过竞争展示人的能力差异的机会。惟其如此，社会才有安定的基础。

亨廷顿，1968年，《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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