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狐读书讯（宋晨希报道）12月8日上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纸张保护：东亚纸张保护方法与纸张制造传统” 项目成果发布会在浙江宁波天一阁举行。下午，来自东亚各国的100余位名专家、学者出席了“纸张保护”研讨会，在会议召开间隙，我们对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研究馆员杜伟生进行了采访，请他从从资深的纸质文物修复师的角度，谈一下中国纸张保护的历史与现状。

　　杜伟生研究员首先回顾了1949年建国以后，国家对于古画、古代纸质品修复的重视。杜伟生介绍，在1953年的时候，国家就成立了图书修正组，后来名称经过两次演变，即古籍修复组和文献修复组，可见，国家对于古籍修复的重视。

　　当问及修复古文书和字画的经历时，杜伟生向我们讲起了他修复西夏说法图的故事。“这张说法图，非常珍贵。咱们现在存的佛经，前面的扉画都是和尚，顶多有一个俗人，就是供养人，那个供养人刻的很小搁在那。那张画是什么呢？那张画是西夏国王带着文武百官来听，中间这两排是和尚，中间是个法师，下面一边是王后、一边是国王，再后面是文武百官。那件东西当时是已经磨的很薄了，絮化了，就成卷了，就已经磨成卷了。打开那两个卷花了一个星期。”杜伟生介绍道。

　　面对着这些不可再生的古代珍贵典籍，这些修复师门在修复的时候，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杜伟生向我们介绍，做这一行的人，在工作中是万万不能把情绪带入工作里来的。

　　他向我们讲述了之前一位老师傅，只因刹那之念，造成古画不可挽回的损失。“我们这原来有一个老师傅，中午回家跟老婆绊了几句嘴，回来之后正好揭那个画，他那时候眼睛看的就不是手了，想的还是家里的事，几下就给戳一个大窟窿。”

　　在谈到现在中国古籍修复现状的时候，杜伟生谈起了现在流行的培训班形式。杜伟生认为，现在培训班的形式短期内可以让修复者学到知识，但是长期来看，培训班只能学到皮毛的东西，并不能给修复者太多实际的帮助。“我们有一个图书馆，我不说它是哪个图书馆，他送一个小伙子来学初级班，我的初级班时间很短，过去三年才能出师，三个月能干什么？只能是皮毛的东西知道一点。但是，地方的图书馆对这个培训期望值特别高，他说你去学习了，我这个敦煌你给我修了吧。实际上他的技术水平、专业素质不到呢。”可见，现代化的培训班是否能够真正代替古代的师徒制，同样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杜伟生还谈到了私人收藏字画，应该如何保护的问题。他认为，个人收藏的古字画，一定要时常拿出来透透潮气，不能老卷着，最好平着放。“故宫为何每年9月份到10月份展览《清明上河图》呢？9月到11月，因为干燥，过了伏天了，散潮气，所以这时候要拿出来展览”。

　　“咱们国家还是事业体制或者什么体制的，是这个体制。日本不一样，日本国宝装裱师联盟，它是一个民办机构。中国现在不行，首先你没有一个全国能挑得住的（修复师），在全国找不出几个比较有名的修复师，大家公认的不多。”这是杜伟生研究院对于中国现在古籍修复深深的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