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开忠:中国区域科学研究前沿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11月05日 14:18 新浪财经

　　自1826年德国古典经济学者杜能(J.H. Von Thunen) 发表《孤立国》以来，区域科学在理论和实践上经历了前艾萨德(Walter Isard)(1826至-1940年代)、艾萨德(1950年代至1980年代)和后艾萨德(1990年代以来)三个不同时期，共计有了180年历史。然而，在中国这门学科上个世纪80年代才开始发展。记得大约是在16年以前的今天，中国区域科学协会正式成立，所以今天也是中国区域科学协会16岁的生日。在这里，我想在简单回顾中国区域科学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对当前中国区域科学研究的前沿进行初步概括。

　　一、发展历程

　　纵观16年发展历史，中国区域科学的发展植根于对描述、解释中国区域发展并为决策提供科学咨询的需求，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引进应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末正式建立以及1990年代末以来的创新发展时期。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是区域科学引进应用时期，也可以称为从生产力布局学向区域科学转型的时期。其基本特点,一是，市场化改革开始并不断深入。由于深受计划经济影响，以及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对“生产关系决定论”的彻底批判，当时生产力布局学和经济地理学几乎完全无视改革过程中生产关系变化对空间配置的影响，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以计划经济世界观和方法论观察、分析体制转轨条件下的空间配置及其后果，对我国体制转型过程中提出的新的区域问题缺乏敏锐观察和研究，难以满足实践对理论研究的需要。同时，中国生产力布局学和经济地理学主要停留在分类描述及政策构想上，经济分析十分薄弱，其成果难以令人信服。为了弥补传统理论和方法的不足，随着改革开放，区位论、区域分析方法等区域科学内容开始被翻译介绍到我国，如沃尔特.艾萨德的《区域科学导论》、埃德加M.胡佛的《区域经济学导论》、哈利.W.理查森的《区域经济学概论》、巴顿的《城市经济学理论和政策》、沃纳.赫希的《城市经济学》的中译本，以及陈振汉、厉以宁的《工业区位理论》、杨吾扬的《区位论》以及周起业的《区域经济学》等关于西方区域科学的综述性或教材类著作。然而，这个时期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传统的苏联式生产力布局学和经济地理学仍占主导地位，区域科学并没有取得正式独立的学科地位，而是依附于经济地理学、生产力布局学以及国民经济学。二是，国民经济发展建立在低廉的劳动、土地等初级要素驱动的基础上。与此相适应，引进并应用的全部为前艾萨德区域科学、特别是艾萨德区域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如杜能农业区位理论、韦伯工业区位理论、克里斯塔中心地理论以及比较成本分析等理论和方法。

　　随着市场经济逐渐占据主导地位，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末中国区域科学正式建立。作为一门正式的学科，中国区域科学亮相于这个时期有三个重要标志。一是中国区域科学协会的成立。1991年在著名经济学家马洪、孙尚清、吴树青、李京文，著名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吴传均、陈述彭、陆大道，著名地理学家陈传康、杨吾扬、胡兆量、胡序威、李文彦，著名生产力布局学家刘再兴、杨树珍，著名城市规划专家邹德慈以及现代西方区域科学之父瓦尔特·艾萨德(Walter Isard)，区域科学家阿朗索(William Alonso)、马丁·贝克曼(Martin J Beckmann)，藤田昌久(Masahisa Fujita)、玛纳斯·恰特季(Manas Chatterji)等一大批国内外学者的支持下,北京大学杨开忠博士发起组织成立了全国性学术团体——中国区域科学协会(RSAC)。1993年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发起召开了“发展中国家区域科学国际会议”、主办了“区域科学国际高级研讨班”。几乎包括西方所有区域科学大师们均与会并在研讨班上讲授了区域科学理论和方法；二是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位专业目录调整，区域经济学正式成为应用经济学的二级学科，从此区域经济学硕士、博士点在全国许多高校建立起来。在这一时期，适应区域经济学不同层次的教学需要，我国学者相继编写出版了多部有关区域科学的教材；三是关于中国区域发展的、系统的区域科学研究开始逐渐发展起来。这个阶段我国仍然处于要素驱动发展阶段，怎样根据要素驱动发展产生的区域解释和政策需求来发展关于中国自己的区域科学研究开始受到各个方面学者的关注。我的博士论文及后续研究(杨开忠，1988，1989，1993)基于比较系统的国民经济统计资料对建国以来中国区域发展进行了从实证到规范的比较系统的研究，提出了一个理论，叫中国区域分工转型。该理论着眼区域比较优势的决定，假定各个地区劳动均可无限供给因而在国内区域比较优势决定中不起作用。在这一假设下，国内区域比较优势就只有资本、技术、自然资源禀赋比例决定了，因而国内比较优势分工格局只可能有三种型式，即自然资源-技术型、资本-技术型和自然资源-资本型。然后，结合中国当时处的国际国内环境，发现从6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区域分工型式发生了从自然资源-技术决定的比较优势格局向资本-技术优势格局的转变。这种转型产生了三个重要的区域发展特征，第一就是沿海和内地经济差距变化呈不对称的“U”变化，60年代中期以前是缩小的，之后开始扩大；第二就是中国区域专业化与分工的加深；第三就是区域冲突和合作的二元结构。在系统描述和解释中国区域发展的基础上，结合为迎接党的十四大召开而开展的有关专题研究，提出来以空间一体化为核心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这个战略主张主要包括四个部分，即：怎么建立合理的全国地域分工体系，我当时叫做三级地域分工体系；怎么形成全国统一的市场；怎么规范中央跟地方的关系，形成统一的区域管理体制；怎么适应区域合作的趋势，创新经济区的组织形式。

　　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逐步从要素驱动主导跨入报酬递增驱动主导阶段。这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包括劳动、土地以及环境污染权的价格进入到一个急剧上升的阶段。最近大家都担心通货膨胀，我看这与阶段性因素密切相关。要素价格上升，这意味着我们继续把发展建立在低成本要素基础上越来越缺乏客观依据；二是经过改革开放近三十年的发展，咱们国家的经济规模大大的上升了，已在在全世界所有经济体中稳居第四位，很快要进入第三位了。经济规模的扩大，导致多样化的专业化产品和服务生产具有了规模经济，各种专业化生产者、各种人才市场建立健全以及知识交流环境不断改善。80年代、90年代我们干事儿总觉得上下游的配套条件不够，现在干什么事儿在中国估计都能够找到配套的东西，也能够找到市场。三是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原先条块分割的市场体系逐渐转变为一个统一的市场体系，这为规模报酬递增效应有效释放提供了重要保障；四是地区和地区之间、部门之间的要素流动性、包括劳动力流动性是大大的加强了，这又进一步为报酬递增驱动创造了条件。在报酬递增阶段，经济发展存在明显的、自我加强的马太效应。你规模越大，生产率越高，产品相对价格越低，投资回报率越，出口增长、储蓄与投资增长、经济增长也会越快，这又会导致更大的规模报酬。所以，我们看到，尽管2003年以来国家宏观调控反复在调，但是我们的经济增长一步一个脚印的在上升。进入规模报酬递增阶段以后，传统的基于基于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的区域理论和方法、包括刚才提到的我的研究的局限性就越来越大了，所以中国区域科学客观上要求我们接轨接轨后艾萨德区域科学，进入创新发展时期。从描述和解释中国区域发展的需求并结合国际学科前沿来看，我国区域科学前沿研究主要包括空间集聚、区域增长及差距、区域政策和空间模拟四个方面。

　　二、经济集聚

　　在报酬递增驱动主导发展阶段，一方面，这些产业大家知道，重工业它对内部规模经济要求很高，越大越有效，所以它一旦钢铁工业定在哪个地方，这个地方备受欢迎。那么生产业、服务业它是对外部规模经济要求非常严，所以这两类产业它在区位选型上必然推动中国人口和经济高度的集聚，这是一个原因。因中间投入品和服务的需求空前发展，生产生产资料的制造业以及生产者服务业加速发展。所以，很多学者说，进入21世纪中国进入到新一轮重工业化阶段。其实，我觉得不仅如此，也进入到一个生产者服务优先发展的服务化阶段。大家知道，重工业对内部规模经济要求高，生产者服务业对外部规模经济要求强。因此，重工业和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必然推动中国人口和经济的集聚化；另一方面，每一个人，包括我们在座的各位，每一个企业、每个家庭，每一个地方政府，都在做一件事儿，那就是最大限度地获取大规模市场、劳动力池和相互接近带来的知识溢出的好处，于是人口和企业倾向更加多地向大城市和相对密集的区域集聚。从城市化、以及沿海内地关系来看，这使我国进入大都市化、城市群化和新一轮沿海化时代。大都市化表现在，大约2000年左右以来，无论从城市总数比重还是从人口比重来看，人口大于50万和大于100万的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在城市体系中的地位都节节上升，其中大城市占比上升了约10个百分点，特大城市上升了5、6个百分点。在中国，城市群既指一定地域范围内相对密集分布、相互密切联系的一组城市，又指这组城市相互一体化所组成的区域，因而亦被称为大都市圈。城市群化指人口和经济活动向城市群集聚的过程。新阶段城市群化表现在不同功能定位、影响范围、规模等级、空间结构(单中心抑或多中心)、生命周期阶段的城市群急剧增长。新一轮沿海化突出表现在：进入新世纪以来，在鼓励沿海普遍率先发展的同时，国家重点培育的新的增长极——天津滨海新区、河北曹妃甸、广西北部湾地区、海峡西岸地区等均集中于沿海。

　　这种内生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经济集聚，对中国区域科学提出了非常重要的，也是与后艾萨德区域科学前沿方向之一——新经济地理学相吻合的需求。如何定性定量地描述不同尺度的空间集聚？空间集聚的机理是什么？空间集聚与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的一体化、全球化的关系如何？经济一体化、全球化对于不同产业集聚的影响有什么差别？空间集聚与经济增长是什么样的关系以及如何影响区域差距的变化？如何利用和管理这样一种经济集聚？如何对城市群进行定性定量的描述，城市群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什么因素影响中国城市群的发展，这些因素是怎样影响城市群发展的，如何促进城市群的发展？这些已经成为我们中国区域科学面临的重要前沿课题，我个人认为是最为基础性的研究课题之一。应该说这几年，在这些方面我们国内有很多的学者进行了一些研究。这些研究概括来讲，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介绍引进。新经济地理学是关于全球化条件下经济集聚的经济学，加拿大有个学者叫Puga，他关于新经济地理学的回顾总结的文章就是用全球化条件下的经济集聚作为副标题的。新经济地理学关于经济集聚有丰富的理论研究成果。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末开始，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区域复杂空间格局演化规律的研究》等支持下，我和我的学生对新经济地理学模型理论基础、模型分类、政策含义等进行了系统的进行了持续的介绍(刘安国,杨开忠，2001；谭成文、杨开忠，2002，谭遂、杨开忠，2002；谢燮、杨开忠，2004，2005，刘安国、杨开忠、谢燮，2005；陈良文、杨开忠，2006a)等对新经济地理学模型理论基础、模型分类、政策含义等进行了系统的介绍。另外，组织学生翻译和介绍了滕田昌久、保罗.克鲁格曼、安东尼.J.维纳布尔斯的著作《空间经济学——城市、区域与国际贸易》，以及S.布雷克曼，H.盖瑞森，C.范.马勒惠克的著作《地理经济学导论》、滕田昌久、赛思的《集聚经济学》也分别为梁琦(2004)、西南财经大学文献中心翻译部(2004)翻译成中文，梁琦(2004)还专门撰写综述文章对新经济地理学进行了介绍。安虎森(2006)则把新经济地理学最新进展编入大学区域经济学教材；二是对空间集聚的测度、描述以及相关经济集聚的存在性及其来源的经验研究(路江涌、陶志刚，2006；贺灿飞、谢秀珍，2006；文玫，2004；梁琦，2004；金煜、陈钊、陆铭，2006；范剑勇，2006；陈良文、杨开忠，2006c；陈良文、杨开忠，2007a；陈良文，2007)；三是对经济集聚理论建模研究。我的小组在这方面做了部分工作。如我指导完成的谭成文(2002)博士论文在整理和评述关于集聚和增长两个领域结合研究文献的基础上，结合新经济地理的核心边缘模型和新增长经济学的知识溢出模型，引进参数对熟练劳动力进行细分，建立了基于知识溢出和劳动力流动的区位增下使既有的集聚效应更加强化和放大。经济开放将导致大国国内区域之间的经济总量和结构差异迅速扩大，先期区域差距的扩大有利于经济提前走出维纳布斯(1996)模型中所描述的“对称-集聚-对称”的倒U型轨迹，从而减少经济结构调整的时间成本和总体成本，促进不平衡发展的各个区域提前步入经济趋同阶段；谢燮(2003)博士论文通过在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中引入劳动力不完全自由流动使得模型更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翁谨(2004)的博士论文通过构建一个具有弱不对称性的垄断竞争模型把规模经济、旅行成本以及多样性偏好和产品差异化等因素纳入到一个统一的框架中，从中可以得到一些重要的结论。杨开忠等(2005)考察了厂商数目有限条件下的经济集聚，陈良文、杨开忠(2007b)则将城市内部空间结构和马歇尔外部规模经济引入了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但也应该看到，系统的前沿性理论研究总体上仍然处于起步阶段。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深入研究，这比如，第一，新经济地理学模型的研究怎么跟新增长模式进行结合，这个虽做了一些尝试性的工作，但是仍然很不够；第二，我觉得在中国来说尤其重要的就是怎么把新经济地理模型跟中国实际的地理结构结合起来。很多地理学家说新经济学不行，很重要的理由就是它的假设不符合实际的地理空间结构。我想，为了更好解释中国的现实，必须把新经济地理模型更大程度地与实际的地理空间结构结合起来；第三，现在我们的研究主要是建立在D-S垄断竞争模型基础之上的。如果我们换一种思路，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