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公斤就是与设定自身重量为一公斤的物体相平衡的的重量。一公斤是 不能独立存在的，必须是相对一定的标准与平衡关系。
人类需求就是价值的计量标准，需求是效率相换算的；而交换相当于平衡关系。通常所说的重量，其完整的含义是物体的重力的量。而 价值量则是劳动满足需求的程度。

但这里，你必须明确规定谁是劳动主体，谁是得到满足需求程度的受体(即对象)，劳动主体和得到满足需求程度的受体(即对象)都可以是个人与他人以及社会整体，如果没有一个标准界定，你所说的“价值”也会在不同受体(对象)和主体中各不相同！

爬回蛤蟆洞去念你的蛤蟆经。

计量两要素：其一是计量对象 ，其二是计量标准;其三就是计量规则，如重量规则是 平衡即等量、价值规则是 等效即等价。标准是可以任意设定的。

举个例子:A拥有1公斤水，B拥有1公斤米，在某时空中发生了交换，请问同样重量的水与米的使用价值和价值是多少?在这里两份商品是否等效?标准如何设定？

我估计你有十万个为什么。其实只要你弄明白了量是怎么回事这一切就 成问题了，否则我说再多你也是不明白的。
一公斤水与一公斤米交换，说明它们在价值量上是相等的，在使用价值或效用上是相同的。使用价值回答的是是什么，而交换价值回答的是是多少。

怎么？我与你交流，本来是抱着相互促进的目的，现在不是我不明白你的意思，而是我在帮你进一步认识哦！一公斤水与一公斤米交换，说明它们在价值量上是相等的，在使用价值或效用上是相同的，这里有两个前提，一个，是交换双方对供给与需求的信息对称，二个，这里的价值是抽象的社会价值与社会使用价值，供给与需求标准都只能从社会交换双方所在的时空来考察。相对于A而言，A认为交换出去给B的一公斤水的个别具体使用价值对B比A得到的一公斤米的个别具体使用价值更大时，A才会交换，反之，相对于B而言，B认为交换出去给A的一公斤米的个别具体使用价值对B比得到的一公斤水的个别具体使用价值更大时，B才会交换。而作为衡量个别劳动力(量)的个别价值则相反。可见，价值也有个别与社会一般之分，你这里只谈一般，就是只见森林不见树木嘛，根本没有详细回答的是是什么，而作为交换比例数表现出来的所谓交换价值在这里不过是一种结果的现象，它的多少并不完全等同于所有“价值内因”。如果，你能把我上面几个贴理解，你就明白我在谈什么了，你的思路我十几年前就表迖过，可以说比你更彻底，几年前就提示过你了。

哈，老弟喜欢自守阵地，我却喜欢写总结贴，这里回贴太麻烦，我重开一张吧？到我的贴来，现在论坛能与我在价值研究更深入点的太少了，看到你的贴就像看到十年前的自己想过的，我们好像有许多类似的想法。

宗庆后曝猛料：施一公请辞清华副校长是因还不起房贷
2018年04月23日 10:41 新浪综合

　　下面摘录6年前任正非接受采访的一些观点，现在看来简直是先见之明！

　　请特别注意他说的这句话：“我们不能有狭隘的自豪感，这种自豪感会害死我们。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赚钱，是要拿下上甘岭。拿不下上甘岭，拿下华尔街也行。我们不要狭隘，我们做操作系统，和做高端芯片是一样的道理。主要是让别人允许我们用，而不是断了我们的粮食。断了我们粮食的时候，备份系统要能用得上。”

　　这是一句非常富有哲理的话：华为做自己的芯片，做自己的操作系统，但还是要花大价钱买别人的芯片和系统，为什么？因为别人先进。那为什么又要自己研发呢？因为自己研发，是让别人允许我们用！这句话反过来说，就是如果没有自己的研发和可替代产品，你使用别人产品的权利可能都没有。目前的中兴就是这种情况。

　　任正非：如果我们不学习美国的伟大，就永远战胜不了他们


　　当年的“巨大中华”（巨龙，大唐，中兴，华为）中，能笑傲江湖的唯有华为一家。其中原因有很多，不可否认的是，任正非在其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无论你是否认可华为的企业文化，华为一直在突破自我，挑战极限。任正非的讲话非常坦率与实在，而且富有洞察力。

　　本文为任正非与2012实验室和科技人员的对话。在这个全民反思为什么缺芯的时刻，这份对话实录值得一读。

　　真正的出路：重读任正非2012实验室讲话

　　任正非：首先，我不是专家，和专家沟通我本来就有压力，可能你们提到的很多敏感问题我都回答不清楚，那么我回答不清楚的就叫下面谁来替我回答。现在咱们开始开会，看看大家怎么说法，怎么开法，听听大家的。

　　没有产权保护，创新的冲动就会受抑制

　　提问：您刚刚讲的一个主题是“创新”，我们都知道，我们中国直到现在还没有产生一个诺贝尔奖，我想从这个角度来看看，咱们华为怎么样来“创新”，想听听您的观点，为什么我们中国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诺贝尔奖，产生的必要条件是什么？

　　任正非：香港，我认为是藏龙卧虎的地方，香港很多人从欧美留学回来主要就集中在教书了，所以香港的教育质量很好。我多次跟广东政府讲，要允许香港的学校来内地、广东腹地创办学校，把他们的师资能量释放一下。

　　我先不讲诺贝尔奖的获得，重要的是怎么能创造对人类的价值。中国创造不了价值是因为缺少土壤，这个土壤就是产权保护制度。在硅谷，大家拼命的加班，说不定一夜暴富了。我有一个好朋友，当年我去美国的时候，他的公司比我们还大，他抱着这个一夜暴富的想法，二十多年也没暴富。像他一样的千百万人，有可能就这样为人类社会奋斗毕生，也有可能会挤压某一个人成功，那就是乔布斯，那就是Facebook。也就是说财产保护制度，让大家看到了 “一夜暴富”的可能性。没有产权保护，创新的冲动就会受抑制。

　　第二个，中国缺少宽容，人家又没危害你，你干嘛这么关注人家。你们看，现在网上，有些人都往优秀的人身上吐口水，那优秀的人敢优秀吗？我们没有清晰的产权保护制度，没有一个宽容的精神，所以中国在“创新”问题上是有障碍的。大家也知道Facebook这个东西，它能出现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这个东西要是在中国出现的话，它有可能被拷贝抄袭多遍，不要说原创人会被抛弃，连最先的抄袭者也会家破人亡，被抛弃了。

　　在美国有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你是不能抄的，你抄了就罚你几十亿美金。这么严格的保护制度，谁都知道不能随便侵犯他人。实际上保护知识产权是我们自己的需要，而不是别人用来打压我们的手段，如果认识到这一点，几十年、上百年后我们国家的科技就有希望了。但是科技不是一个急功近利的问题，一个理论的突破，构成社会价值贡献需要二三十年。

　　雅各布突破CDMA的时候是60年代，是我们搞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们怎么能一看到高通赚钱了，就感慨怎么我们不是高通呢？二三十年前我们还在搞“文攻武卫”，文革那个时候，还觉得谁读书、谁愚蠢，所以我们今天把心平静下来，踏踏实实做点事，也可能四五十年以后我们就有希望了。但是我们现在平静不下来。为什么呢？幸好你是香港的大学教授而不是中国内地的大学教授，否则你要比论文数量，你又产不出这么多来，就只能去抄，你去抄论文还有什么诺贝尔奖呢？不可能嘛，因此我们必须要改变学术环境。

　　对未来的投资不能手软

　　提问：美国的高科技产业的蓬勃发展主要靠知识产权保护和风险投资。现在我们看到芯片的投资资金量越来越大，可是我们过去的芯片投资主要靠产品线，产品线当前盈利的压力特别大，所以在短期看不到明显收益的芯片投资越来越犹豫，请问任总在这方面能不能给我们一些指导，我们在没有风险投资的情况下，怎样来平衡这个长期投资和短期利益之间的矛盾？

　　任正非：如果在短期投资和长期利益上没有看得很清楚的人，实际上他就不是将军。将军就要有战略意识，没有战略意识怎么叫将军呢？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又要讲到耗散结构，华为公司实际上是处在一个相对较好的时期，要加大投入，把这些优势耗散掉，形成新的优势。整个社会都在衰退，经济可能会循环衰退，我们虽然跟自己过去相比下降了，但和旁边相比，活得很滋润，我们今年的纯利会到20-30亿美金。因此，对未来的投资不能手软。不敢用钱是我们缺少领袖，缺少将军，缺少对未来的战略。

　　华为能从当年三十门四十门模拟交换机的代理商走到今天，没有将军的长远眼光我们就不能走到今天。为什么我们后继就产生不了将军呢？是文化机制问题，考核机制问题。所以我们这次在广州召开的组织结构改革会上吵了一下午。胡厚崑最后说了一句话：我们的利益机制要从“授予”改成“获取”，授予就是我们上面来评，该你多少钱该他多少钱，大家都希望多拿钱。

　　以后我们改成“获取”、“分享”。就是我们整个考核机制要倒过来，以利益为中心。为什么我们机关这么庞大，是因为机关来分钱，机关先给自己留一块，自己发的好好的，工资也涨的好好的，剩下的让阿富汗的弟兄们分，结果他们也拿不到多少。那这样的话，就是一种不能鼓励产生英雄的机制，不能产生战略的机制，所以我们现在要调整过来。

　　在调整的这个过渡时期，我们呼唤更多有战略眼光的人走到管理岗位上来。我们看问题要长远，我们今天就是来赌博，赌博就是战略眼光。我们赌什么呢，赌管道会像太平洋(2.770, -0.02, -0.72%)一样粗。

　　我们要做到太平洋的流量体系，有没有可能做到？我就举个例子来说明：比如空中客车和波音的的竞争，波音就假定了这个世界是个网络型的世界，点到点的飞行，这样就不需要枢纽中转就可以直达这个小城市，因此波音没有做大客机，波音在小的点对点上改进，点对点的飞行。而空中客车假定是“枢纽”型，到法兰克福先坐大飞机，再转小飞机，所以三百人的飞机就首先问世了。

　　我们今天就要假设未来的架构是什么样的架构？如果我们假设都不清楚，我们对未来就是一个赌博，就是赌这个带宽是多少。我们没有先进武器，拿大刀长矛去砍飞毛腿是砍不掉的，我们需要有东西去对付他。我们不指望都有英明领袖，我们是共同来推动大家都有战略眼光。

　　断了粮食，用备份系统

　　提问：当前在终端OS领域，Android、iOS、Windows Phone 8三足鼎立，形成了各自的生态圈，留给其他终端OS的机会窗已经很小，请问公司对终端操作系统有何期望和要求？

　　任正非：如果说这三个操作系统都给华为一个平等权利，那我们的操作系统是不需要的。为什么不可以用别人的优势呢？微软的总裁、思科的CEO和我聊天的时候，他们都说害怕华为站起来，举起世界的旗帜反垄断。我给他们说我才不反垄断，我左手打着微软的伞，右手打着CISCO的伞，你们卖高价，我只要卖低一点，也能赚大把的钱。我为什么一定要把伞拿掉，让太阳晒在我脑袋上，脑袋上流着汗，把地上的小草都滋润起来，小草用低价格和我竞争，打得我头破血流。

　　我们现在做终端操作系统是出于战略的考虑，如果他们突然断了我们的粮食，Android 系统不给我用了，Windows Phone 8系统也不给我用了，我们是不是就傻了？同样的，我们在做高端芯片的时候，我并没有反对你们买美国的高端芯片。我认为你们要尽可能的用他们的高端芯片，好好的理解它。只有他们不卖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东西稍微差一点，也要凑合能用上去。

　　我们不能有狭隘的自豪感，这种自豪感会害死我们。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赚钱，是要拿下上甘岭。拿不下上甘岭，拿下华尔街也行。我们不要狭隘，我们做操作系统，和做高端芯片是一样的道理。主要是让别人允许我们用，而不是断了我们的粮食。断了我们粮食的时候，备份系统要能用得上。

　　封闭系统必然要死亡的

　　提问：过去几年我们在产品线做无线网络芯片做的还是不错的，后续的发展趋势是我们的一些主力产品都要使用自研的芯片，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能就会遇到竞合的压力……

　　任正非：何庭波翻译一下，我没听懂。

　　何庭波：就是说如果用了我们的芯片，就不用供应商的芯片了，供应商就给我们施加供货压力。

　　任正非：我刚才已经讲，我们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我们还是要用供应商的芯片，主要还是和供应商合作，甚至优先使用它们的芯片。我们的高端芯片主要是容灾用。低端芯片哪个用哪个不用这是一个重大的策略问题，我建议大家要好好商量研究。你刚才讲的我们不用供应商的系统，就可能是我们建立了一个封闭的系统，封闭系统必然要能量耗尽，要死亡的。我们刚讲人力资源封闭系统，能量耗尽，一定要死亡的，技术系统也不能做封闭系统。怎么科学合理地去平衡这个世界呢？这是一个很难的题目，我不能一句话给你讲明。

　　我们可能坚持做几十年都不用 但是还得做

　　提问：首先就是海思的定位问题，我们做技术的都有一种自恋情节，认为做的都是关键技术，都是公司核心竞争力之一。但是也有很多声音说，海思就是给公司降低成本的。我们下面的兄弟确实都很辛苦，产品线对成本的要求都非常高，经常为了一点点的成本大家加班加得很辛苦，我们挣的每一分都是辛苦钱。请问任总，公司对海思的定位是怎么样？

　　任正非：公司运转是依靠两个轮子，一个轮子是商业模式，一个轮子是技术创新。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技术创新的轮子。

　　对海思的定位，它肯定是一个重要的体系，但是你的自恋情节不能取，我刚开始来就说闭合系统，如果海思有自恋，要求做的东西我们一定要用，不用的话就不光荣，那就是一个闭合系统。我们总有一天能量耗尽，就会死亡，所以我们要做开放系统。你的系统可能被放弃，但并不影响你个人的成就。这就是人力资源政策要跟上来的问题。

　　我们先排除政治观念，讲一下这个问题，比如我们国家的高铁。中国自己也生产高铁，株洲机车厂是当时最先进的国产厂。当时高铁投标的时候，株洲没中标，都是西方国家，比如德国的、法国的、日本的合资工厂中标。

　　株洲曾经是我们国家最强的机车厂，而德国、法国、日本都是找差一些的机车厂合资，合资厂吃得肥肥的，结果株洲也没有吃亏。这就是铁道部处理的艺术水平了。铁道部是怎么做的？为什么株洲没有叫苦？把你们合资企业赚的钱都给株洲，进行技术研究，我总有一天会用你的。到现在已经确定下来，250公里的高铁，株洲可以投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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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价值平衡上，即使做成功了暂时没有用，还要继续做下去。但是如果个人感到没希望了，可以通过循环流动，流动到其他部门，换新人再来上。我们可能坚持做几十年都不用，但是还得做，一旦公司出现战略性的漏洞，我们不是几百亿美金的损失，而是几千亿美金的损失。我们公司今天积累了这么多的财富，这些财富可能就是因为那一个点，让别人卡住，最后死掉。

　　所以，可能几十年还得在这个地方奋斗，这个岗位、这个项目是不能撤掉的，但是人员可以流动的。少林寺还可以有CEO，和尚也可以云游的，但是庙需要定在那里，这是公司的战略旗帜，不能动掉的。

　　再比如说你知不知道什么时候打核战争？现在没有，那就应该停下来核的研究吗？你说我们的核科学产生了多少科学家，你看那些功勋一大排一大排都是。不要说邓稼先，活着的也还有很多，但什么时候甩过原子弹呀？所以海思一定要从战略上认识它的战略地位。

责任编辑：陈永乐

搞清楚价值的计量对象是什么。价值计量对象不是劳动的自然的时间长度，而是所有劳动的共同特征，这就是效率。效率才是能够涵盖所有不同的具体劳动的差别的属性。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同一劳动在同样的时间内提供的价值量总是相同的。但它在同样的时间提供的使用价值量会是不同的。”（资本论第一卷60页）
应该是使用价值不同，价值量相等。量只有等与不等，质只有同与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