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婴儿在尚未开眸之前，对周边世界的感知充满了恐惧与不安，于是有了哭啼。渐渐地，随着对周边世界有了初步的感知，哭啼才是在饥饿与身体不适的时候做出的反应。

在我将今年的主打研究课题确定为“中国经济发展与长期战略”的时候，我便想到：那种基于过往的事实与相互之间逻辑关系做出的预期，如果是悲观的，受到的批评会少一些；但如果是乐观的，注定会遭致批评，至少会让一些人在心理上产生抵触情绪。

比如说，在我提出“中国经济将在2018年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观点后，有网友回应说：那是幻想。也有网友提醒我：不要回到“一亩地打一万斤粮食”的那个年代。

婴儿不会幻想，哭啼是他们的常态，但哭啼并不真正解决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哭啼甚至不能唤起父母的责任感，好让子女过上幸福的生活。

必须承认，过去一年的中国经济是充满灾难的一年，未来的灾难也在所难免。但是，假如人们一味地强调过往的灾难及其所带来的不快，并总是处在对未来灾难的恐惧与不安当中，生活一定是灰色的。相反，如果坚信未来是美好的，并为之不懈努力，生活则充满阳光。

我想说的是，人们不能像婴儿那样，对未来中国经济的认知仅仅停留在肤浅的水平上，并因为某些灾难的不可避免而感到恐惧与不安，而是应当放大视角，去研究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过往的事实以及相互间的逻辑关系，由此发现未来的发展趋势。

其实，依据安格斯•麦迪森的《世界经济千年史》，按照1990年国际元计算，自公元1000年算起，世界经济（GDP）前500年累计可比增长了1.17倍，后498年累计可比增长了135.48倍。其中，一半以上的GDP可比增加值是在1973~1998年这短短25年当中实现的。另据世界银行统计，1998~2006年这8年内，世界GDP合计再增长了97.46%。尽管后者是按照当年价格计算，但依旧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这表明，如今世界经济的增长势头总体上是健康的，和乐观的。鉴于这8年在世界GDP实现的增加值当中，有接近1／5或19.1%是中国贡献的，加上同期中国实现的GDP增加值是前一个25年所实现增加值的2倍，因此，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势显然要比世界经济更加乐观。

我想强调的是，既然中国经济总量有望在2018年超越美国（依据2008年GDP快报，估计将提前到2017年），由此进入人均国民收入1.2万美元的中等发达国家，那么，眼下需要注意的是：如何赋予决策更多的前瞻性？

许多年轻人会有这样的经历：由于未能预期到收入水平的快速增长，于是在参加工作后最初的5年时间里频繁地购买并更换鞋子，结果是5年穿坏了十几双鞋子，却始终没有一双像样的鞋子。事后发现，如果从一开始就下决心去买一双像样的鞋子，那么，过去5年花在鞋子上的钱可以节省许多，对鞋子的感觉也要好许多。

中国经济显然不能穿着廉价而劣质的鞋子去迎接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从现在起，中国应当按照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目标来思考可能遭遇的灾难或不快以及相应的对策，由此规划出更加合乎理性与经济性的未来发展途径。

研究表明，未来10年中国经济所遭遇的最大挑战来自于失业。预计人口预测，中国将在2017年迎来15~64岁人口的峰值。这也意味着具备劳动能力的人口，或需要就业的人口，会在这一年达到数量上的峰值。而峰值过后，中国将进入一个时间长达83年以上的劳动人口递减周期。

在我看来，所谓中国经济的灾难，没有什么比劳动力资源的负增长更加恐惧。道理很简单，GDP不是所谓“三架马车”创造的，而是劳动创造的。

那么，如何应对这个可以预期的劳动力资源灾难呢？

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仅从劳动力资源的角度讲，有两项决策是相当关键的：一是尽可能在2017年之前降低失业率，否则，2017年以后的经济形势将变得格外困难；二是尽可能提高总人口的教育素质，尤其是年轻人的受教育程度，否则，将不能保证2017年以后的中国经济依靠提高劳动效率而继续实现高增长。

这不能不谈到大学教育的现况。

许多人依据越来越艰难的大学生就业局势而抱怨国内高等教育扩张速度过快。这其实是最缺乏前瞻性的说法。

的确，
2007年国内普通高等学校的在校学生数为1885万人，与1978年相比累计增长了21倍。但是，目前中学升大学的比例尚不足19%，大学生粗入学率（在校大学生占18~22岁人口的比率）也仅为20%。这与世界平均水平的30%差距十分明显，与美国的83%以及韩国的90%相比差距更加悬殊。

由于2017年之后中国将面对适龄劳动人口逐年递减的长周期，而世界总体上并不存在这样一个周期，因此，赶在2017年之前，将国内大学生粗入学率提升到70%，是非常必要的。同时，就目前积累的以及可预期的国内经济基础来看，这也是可行的。

初步测算，到2017年，国内18~22岁人口约合6840万人，70%的大学生粗入学率，等于大学在校学生数将达到4788万人，是2007年的2.54倍。

糟糕的是，虽然最近10年大学在校学生数累计增长了5.28倍，但是，大学专职教师数仅增长了不到1.9倍。这使得每一位大学专职教师负担的学生数由10年的7.5人大幅增加到到16.1人。抛开大学教师学生负担率上升所带来的教育质量下降问题不谈，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将该等负担率恢复到10人的水平，大学教育经费势必会继续快速上涨，由此成为加剧学生家长以及学生毕业后生活负担的理由。

如果没有说错的话，国内大学招生数之所以自1999年起出现快速增长的情况，很大程度上与大学教育经费的“市场化”改革有关，进一步说与“学生贷款”有关。但是，对比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大学生教育经费基本来自政府的情况，这无疑是需要彻底加以改变的。否则，上述70%的大学生粗入学率这一目标是无法实现的。就算实现了，也是以牺牲父母最终消费为代价的，并在子女达到大学教育学龄之前表现为更多的储蓄，而不是更多的消费。

我丝毫不怀疑，中国要想实现未来10年的强国梦，应当从大力扩张大学教育入手。为此，应当持续加大政府财政对大学的资本项目投入和经常项目投入，并尽快纠正“学生贷款”形成的错误，在5年内彻底勾销此前积累的所有“学生贷款”，包括已经毕业而存续的“学生贷款”，基本形成困难学生接受大学教育全部免费、一般学生只需家长负担在校生活费的格局。

当然，需要赋予前瞻性的决策事项还有很多是颇为关键的。比如说，目前国内特大城市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均不到1.5%。但是，从国际经验来看，随着未来10年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快速聚集，出现一个特大城市的人口数占总人口2.5%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再过10年，甚至不排除出现人口数占总人口4%~5%的特大城市。

想想看，如果10年北京市人口突破3400万，20年后突破5000万，北京应当是一个怎样的摸样。考虑到人口增长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北京市的经济总量无疑要在未来10年内再造“4个北京”，或实现翻两番的增长。

我所担心的是，如果对中国经济的未来持悲观态度，注定不会大刀阔斧地建设城市、发展城市和迎接更多的农村转移人口，城市基础设施也注定是“小打小闹”，结果将与前面提到的穿鞋子的道理一样。

那么，为什么要对中国经济持悲观态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