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结构经济学》读书笔记

             《新结构经济学》读书笔记

作者：林毅夫 译者：苏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二版

    从形式上看，这是一本论文集，收录了林毅夫先生的7篇论文，但林毅夫先生本人对本书的评价很高，他觉得在理论上的重大创新和突破，主要是把发展经济学带到了第三波，正式宣告新结构经济学的诞生。而我在阅读该书的过程中，感觉其更大的意义在于基于中国经济实际的理论创新。我们国家近40年的改革开放过程就是一场自上而下的实际创新、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但这种ZF主导型的创新中，学者的参与是被动的、附和式的，我国改革开放越来越受到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的约束，经济学理论上的研究要么是对西方经济学的全盘接受，要么是以我为主的选择性接收和解释，一直以来缺乏独立的思考、自由的选择和客观务实的建设性研究。但遗憾的是，林毅夫先生的创造性研究似乎还没有引领起理论研究领域有担当、敢自由的研究意识和愿望。

    一、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

    新结构经济学的核心思想可以归纳为三个要点：第一，由于特定经济体要要素禀赋结构随发展阶段变动，其产业结构也随之变动，对相应的基础设施的要求也会变动；第二，经济发展阶段不以“发展中”与“工业化”划分，而是一条从低收入的农业经济到高收入的后工业经济的连续谱，因此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和基础设施改善目标未必是发达国家的现状；第三，在经济发展的任意水平上，市场都是资源得以有效配置的基本机制。

    作者把历史的经济发展思潮和发展经验分为五个阶段。一是索洛－斯旺模型激起的第一波浪潮，目标是理解增长机制、甄别增长的决定因素、发展增长核算技术。这一代研究者强调资本的中心地位，尽管模型得出了资本收益递减的条件收敛预测，但是没有考虑到技术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第二波的“内生增长理论”把内生为一个具有公共品属性的要素，解释了技术随时间增长的原因，并为技术边界模型提供发微观基础。而第三波的结构主义则从理论上解释了技术的扩散，主张发挥ZF的作用来弥补市场的缺陷。但由于ZF干预的广泛失败，自由市场理论开始胜出，并形成第四波的理性预期理论。拉美等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使得这些国家被迫接受因循新古典范式的华盛顿共识。而现实却是经济理论预言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是缩小而是越来越大。尽管人们从ZF失误或忽略异质性甚至企业微观层面的约束寻找答案，但争议不断。另一方面，国际援助也在变革，麻省理工企图通过随机化控制试验或社会实验，以基于科学证据的政策来减贫。这些努力都收效甚微，这就是最近的状况。

    作者正是基于这样的现状提出新结构经济学。他从经济的禀赋特征出发，更加强调资本劳动比的动态变化，认为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由于禀赋结构不同，也会有不同的经济结构。发展中国家首先需要升级其要素禀赋结构，这就要求资本积累速度高于劳动力增长速度，以引进技术、更新设备、改善基础设施。而无论在哪一个发展水平上，市场都应当被作为基础性的资源配置机制。而这个过程中，ZF应当发挥作用，对先驱企业产生的信息外部性进行补偿。

    新结构经济学以企业自生能力为微观分析基础，以每一个时点给定的要素禀赋结构为切入点，提出经济发展是一个动态的结构变迁过程，需要依靠有效的市场来形成能够反映要素稀缺性的价格体系以引导企业按比较优势做出市场选择，也要有为的ZF来解决结构变迁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外部性问题和软硬基础设施完善的协调问题，它与传统的结构主义的区别在于把国家之间的结构差异内生于要素禀赋，与一般新古典经济学的差异在于区别对待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产业与技术差异。

    新结构经济学的政策启示至少可以从6个方面认识。一是财政政策。新结构经济学认为财政政策的效果在发展中国家最好，特别是在衰退期，但应该被限制在提供新产业的信息、协调同一产业升级中不同企业的关联投资、为先驱企业补偿信息外部性以及通过孵化和招商来培育新产业。按照他的建议，中国ZF显然是做多了。二是货币政策。新结构经济学主张发展中国家在衰退期使用低利率政策，认为即使有产能过剩，仍然有产业升级和多样化空间。我国目前正是低利率政策，但似乎货币成本效应很难传导至新兴产业或创业中小企业，利率红利被大型国企甚至是过剩产能所吸收。三是金融发展。新结构经济学同意金融抑制的负面效果并反对以保护缺乏自生能力企业为目的的设计，主张发展地区性的中小银行作为金融体系的基础。我国实践是垂直监管导致全国性银行成为绝对，地区性的中小银行发展缓慢且模仿大银行路径，没有意识和能力服务于本地中小企业。四是我国资本。新结构经济学主张接受外商直接投资而反对资产组合投资，担忧资产组合投资的投机行为对本国经济的冲击。而近年来恰恰是外商直接投资增速下降甚至负增长，而资产组合投资的限制正在放开，我们真的准备好了吗？五是贸易政策。新结构经济学建议贸易自由化应该采用渐近法，这倒是与我国实践一致。六是人类发展。新结构经济学更加重视人力资本投资，针对劳动者生命周期在数量和质量上与不同阶段的产业结构匹配。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缺乏弹性，高等学校教育质量不高，职业教育起步晚等问题显示人口政策粗放。

二、对国际经济学家批评的回应

世界银行于2011年就林毅夫的论文“新结构经济学”召开了一次研讨会，在这次研讨会上，安妮.克鲁格、丹尼.罗德里克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分别代表世界银行发表观点。

1、对克鲁格的回应

安妮.克鲁格毫不客气地批评本文作者。由市场决定比较优势，ZF有责任提供一个激励体系和基础设施，对此，克鲁格认为没有任何新意。而能够称“新”的部分克鲁格只认为是断言，并且完全不同意。

克鲁格首先的批判是：基础设施升级经某种方式与一些特定的产业相联系存在诸多问题，比如选择项目时的成本收益分析如何处理外部性的问题，一项基础设施是对特定产业重要还是对整个经济重要，如何甄别幼稚产业，总之在理论上解释不通，在实践上也不可行。对此，林毅夫不觉得有什么困难，他认为基础设施的改善往往是产业专用的，而且ZF可靠设立优先级。他列举上非洲许多专用基础设施由ZF提供，也赞赏中国改革的优先级安排。我个人感觉林毅夫的回应并没有完全解释克鲁格的质疑，比如用于特定产业的基础设施的成本收益如何核算，对产业贡献是否要内部化，再比如集中公共设施的优先发展对未发展区域如何补偿等。他甚至觉得克鲁格的成本收益分析过于微观，不应加以考虑。这种认识显然可能纵容ZF滥用权力，甚至用一部分人补贴另一部分人，这在我国的许多改革领域里广泛存在。这个争论其实是更关注公平还发展的问题。

第二个讨论是关于优质产业的讨论。这其实是一个末稍细节的问题，由林毅夫对产业升级过程中先驱企业的外部性补偿问题引起的。克鲁格的问题是如何预测这些信息的外部性。显然，她认为学习是企业成长的一个过程，这符合内生理论。但林毅夫不认为企业内部会提供激励学习的机制。这个问题是任由企业学习的自发进行，还是通过外部刺激加速的问题，比如中国ZF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与激励。

第三个问题仍然是关于公平优先还是发展优先的问题。克鲁格不同关于对基础设施投资进行协调，她不仅认为甄别是个问题，选择性投资战略本身就会导致扭曲。林毅夫认为扭曲的存在主要是ZF错误地发展与国家比较优势背离的产业，而当符合了变化了的比较优势新产业，产生问题的可能性就降低了。这个解释显然是牵强的，不知道他如何ZF不犯错误，因为实践中ZF总是错的。

最后，克鲁格对ZF保护的范围、尝试、时间及负效应的不确定性也提出质疑。林毅夫没有从理论上辩解，而是分别列举了双轨制改革的国家成功和失败的情况。总而言之，克鲁格质疑两个方面，一是ZF通过甄别优势产业进行补贴，二是提供专用基础设施的合理性，她认为上述问题不能解决的情况下通过补贴发展特定产业不比进口替代政策更有助于经济增长。

2、对罗德里克的回应

丹尼.罗德里克首先提出了林毅夫假设的一个悖论。他认为如果有需要解决的外部性和协调问题，那一定是市场给发送了错误的信号，所以当林毅夫建议ZF介入解决市场失灵问题时也建议ZF抵制市场价格反映的比较优势。这就自相矛盾了。林毅夫当然不认同他的批评，林认为分歧在于假设不同，才导致不同的认识，他认为一国的潜在比较优势与实际比较优势并不一样，他建议ZF介入解决的，不是市场失灵的部分，而是产业弱小无法解决的基础设施问题，而ZF的介入正好是帮助把潜在的优势转化为现实。显然，森毅夫认为在必要时，即使不是市场失灵原因，ZF仍然有输入干预的可能性。但是他并没有进一步解释，ZF干预如凭借或使用的资源如何准确地转化为受益企业的成本，ZF干预培育的产业形成收益后如何在受益企业、非受益企业和居民及ZF间如何分配，如何处理外部性的问题等。

对于日、韩、中在转型时期的ZF作用，是两人的第二个分歧点。罗德里克的批评是，你林毅夫不是不希望ZF采用传统意义上的进口替代战略去培育那些背离国家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吗？可是日、韩、中在转型期正是这样做的呀？林毅夫则认为对ZF作用的理解存在分歧是由于对日、韩、中转型成功经验的理解不同，他认为这三个国家都是渐进式的改革，其产业发展也与其所处阶段的国家比较优势一致。

对林毅夫的第三个质疑则是，渐进型贸易自由化和旧结构主义政策的区别。林毅夫为此撰写了《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一文，建议ZF在具有类似禀赋结构且人均收入约为本国两倍的高速发展国家中寻找和甄别那些具有活力的贸易品产业。

3、对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回应

林毅夫对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回应首先从创建学习型社会开始，在这方面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并没有对林毅夫有什么不同意见，相反是林毅夫在回应中做了一些补充，强调了发展中国家学习路径的特殊性。对此没有什么可以总结的。

真正的回应之一是对比较优势的认识。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认为某些最重要有元素是内生的，他认为瑞典的制表业的比较优势就与它的地理位置没有关系。而林毅夫则认为瑞典选择制表业正是基于内附地理位置所做的选择，恰恰是有关系的。但是，基于地理位置劣势所做出的产业选择并通过技术进步形成比较优势，就不是瑞典通过内生比较优势克服了外生的比较劣势吗？林毅夫这样的回应显然不具有适当的学术价值。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是第二个观点是资本全球化对自然资源禀赋比较优势影响的弱化，取而代之的是知识和企业管理禀赋，ZF政策应当关注如何促进和改造这些禀赋。林毅夫以资本流动性的不稳定来表示其反对意见，他认为短期的不确定的资本不能成为发展中国家长期生产性投资的可靠性来源，并列举了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但是，资本流动的周期性冲击会因为一个国家不使用外资而消失吗？除非这个国家是一个封闭的经济体。如果不是这样，通过制度安排，改善技术、资本流入状况与改变自然资源禀赋比较优势哪一个更容易呢？

因此，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第三个不同观点是经济政策必须反映国家实施这些政策的能力。他列举了真实汇率贬值对出口产业的普遍效力，还列举了发展导向型的知识产权制度扩鼓励创新型社会的投融资政策等，他同时承认一些金融和资本市场自由化政策可能带来负效应。林毅夫没有直接回应经济政策对内生比较优势形成的重要作用，而是片面地反对真实汇率贬值对经济长期增长的作用。而事实上，后发国家的经济往往是从出口导向型经济起步的，真实汇率贬值对出口的帮助显而易见，连中国这样经济总量较大的国家也是如此。至于林毅夫所说的长期增长是什么概念，他没有解释。从实践看，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基本上都走完了一个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