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结构经济学》读书笔记

    开场白：大家好，我是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博士生。西北大学偏居西部少有知晓，却是大家辈出，因为这里有着连续不断的经济学思想传承。这也是我选择的理由。但由于工作原因，我并不是一名好学生。近期，遵照我的经济学前沿老师任保平教授、院长的指引，努力精读一些经济学著作，以提高学习能力。我在读书笔记里也有些个人体会和理解，请各位学长们批评指教。

三、在国内的反响与讨论

尽管在国际上获得的批评很尖锐，回应也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但林毅夫在国内却得到了高度赞誉，而批评却客气得多。2013年，《经济学》（季刊）也组织了一期类似研讨会的“评论与回应”专栏，请国内的经济学者韦森、余永定、张曙光、黄少安、张军发表评论并由林毅夫回应。当然，他们的讨论不限于本书，而是扩展到了另外两本书，即《繁荣的求索》和《经济发展与转型》。由于林毅夫不像回应国外学者那样按作者分别回应，而是把问题归纳后一并回应，所以我们也可以按问题点归集讨论的问题点。

1、基于新古典框架的新结构经济学

由于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基于新古典框架展开分析，所以学者们不可避免地要讨论他对新古典的理解与运用。韦森在评价林毅夫的理论贡献时肯定其更加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核心作用”，基本主张“市场应该成为经济的基础性制度”，认为其理论框架是沿着经济学的古典传统和新古典经济学分析理路的一个创新和发展。

但是，如我们所知因势利导也是林毅夫的核心观点，张曙光对此提出了疑问（这方面国外学者也提出了很多问题），那就是因势利导和政府主导两个概念混用，林毅夫把此归为翻译的问题。张曙光提出的第二个问题也是许多外国学者提出过的，那就是研究方法上的问题，即应然和实然的问题，即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经济结构、经济结构变迁决定经济从低收入到高收入的发展这一认识时而作为实然问题，时而作为应然问题。

张军的意见似乎更加尖锐，他认为林毅夫基本上是用新古典经济学的逻辑在定义其新结构经济学，但是新古典经济学却认为市场化是唯一解决问题的方案，政府作用的空间和机会很少，这显然与其主张矛盾，他所质疑的是发展经济学3.0版的提出是否有足够的理论发展空间。

2、现代经济增长的实质

这是韦森评价林毅夫的第二个理论贡献。韦森在极力赞誉林毅夫的同时，在关于现代经济增长的概念上似乎更加认可杨小凯在分工理论基础上的新兴古典经济学中的发展理论框架，但是由于杨小凯更强调“斯密型经济增长”，而林毅夫更强调“熊彼特型增长”，韦森企图折衷地说二者的划分已经推动意义了，但在严格意义上把现代经济增长定义为包含了熊彼特型增长”的广义“斯密动态经济增长”。对此，林毅夫并不领情，而是坚持包含了斯密型增长的“熊彼特型动态增长”。

3、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韦森评价林毅夫的第三个理论贡献是，林毅夫提出的“政府甄别和因势利导”作用，从纯理论探讨推向了可实际操作和可具体实施阶段。在这方面韦森除了重复林毅夫的观点外几乎没有任何疑问，但他还是遭到了林毅夫的反驳。（真是三个马屁都拍到了马蹄子上！）林毅夫一是认为韦森不自觉地以斯密型增长来立论，对政府的作用仍坚持自由旅途的主张（其实人家没有啦），他列举了智利和哈萨克斯坦在应发达国家实行自由政策、取消干预后的发展停滞来强调政府作用的重要性，他甚至搬出了发达国家“上了楼就踢掉梯子”的阴谋论。他认为只要政府利用好比较优势信息，就可以降低犯错几率，也可以防止游说、寻租行为，以此他同时驳斥了韦森和余永定。事实上余永定在娓娓道来的分析中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要素禀赋结构升级真的主要看资本/劳动比的变化吗？这一疑问类似于关于瑞典表业的讨论，中国的航空航天业、高铁产业、核电产业等都不具有比较优势，但都发展成功了，余永定没有得到林毅夫对此的回应，他自己倒是以中国特殊的发展中国家经验给解释了。

黄少安认为在论述政府供给时，不能仅限于经济环境的供给，还应当包括制度供给，在讨论要素结构和产业结构时，还应当增加一个空间结构。张军甚至认为，既然研究政府作用，就应当讨论政府和政治结构及其根据变化了的条件而可能进行的改变。

4、政府行为的假设

政府行为假设是韦森提出的问题，他提出了寻租等道德问题和决策失误等能力问题，这两个问题林毅夫在回应政府作用时已经反驳了。而在张曙光看来，不仅是政府行为假设问题，更重要的是缺少主体行为过程的分析，通过分析才能论证政府行为的适当性，学者们所使用的是好政府、坏政府这样的词汇，这自然难不倒林毅夫，他认为不可及好坏来评价政府行为，政府行为是市场选择的结果。但张曙光也不同意他把政府抽象成一个统一的个体，而更愿意把政府分解成由代表不同利益的多个人组成的机构。

黄少安教授在提出同一问题之后，建议林毅夫增加一部分内容，以阐述并证明即使新古典政府有时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或自身能力原因而不能做出最优选择，但其作用仍然是不可或缺的。事实上林在回应中正是这样做的。

最后，我想说的是，如张曙光所提出的那样，作者在书中的逻辑与作者对中国未来20年经济增长的预测之间的矛盾，张曙光不认为有证据支持中国可以再保持20年高增长，林毅夫回应说是媒体报道时去掉了“潜力”二字，即使如此，我们真得具备再高速增长20年的潜力吗？似乎林毅夫在最近的公开言论中仍然持肯定态度。但是，且不说我国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市场机制受到广泛抑制、国有经济成为整体低效率和失衡的重要因素等问题，即使是中央政府也已经公开承认未来中高速增长的预期了，预计2016年GDP增长目标可能会确定为6.5%。

个人感觉，以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去构建新结构经济学本身就是一个冒险，或者说，没有充分估计深入研究的逻辑性困难。比如很少有人把一个国家的政治优势和体量优势作为内生变量去解释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独特现象，更没有人从政治体制的视角去看待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所背负的成本（比如在高增长期间的中国货币总量快速增长与流量迷失之谜的关系，再比如对中国面临中等发达陷阱的担忧仅仅从一般意义上进行国际比较而忽略政治体制的特殊性）。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变革从上世纪90年代末就被政府所提及，也许直到现在才成为重要性超过发展的课题，也许还没有。我们只有相对清楚估算出我们每年的GDP和社会财富总量中有多少不能充分为最终消费提供满意效用（闲置的房地产、空荡荡的广场、待驻的工业园区、空旷的车站等等），我们才能识别出经济增长速度的底线，决定结构调整的力度。经济周期的每一个萧条期应当是破坏性创造的机会，而不应当是难以承受之痛。面对现状，以目前的经济学理论来认知，我们忧心忡忡，展望未来，如果能够以中国这个典型的范本为研究对象，实现了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突破，也许我们能豁然开朗。从英国到美国，从欧洲到美洲，世界经济的主导地位的轮换正是与经济学理论的革命性新发展相伴随的，而每一个重大的经济学理论发现者几乎都是深度参与经济实践的学者。中国的崛起不可能是历史的当然轮回，没有一批思想独立、参与实践的经济学者，执政政府的担纲压力何其巨大！也许林毅夫不是正在革命性新学说的创建者，希望他举起的旗帜有人接手，吹响的号角有人应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