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春节是否回家的最终因素是成本而不是文化
作者：齐辉
邮箱：qihui108@yahoo.com.cn
面对春运期间铁路系统所遭遇到的巨大压力以及由此带来的巨大的安全隐患，薛兆丰博士开出的药方是：提高火车票价。薛兆丰依据的是最基本、最简洁、最清晰的经济学逻辑：价格越高，需求量越少。意即通过提高火车票的价格来减少对火车票的需求，从而达到减缓春运压力并由此减少安全事故的目的。
自从薛兆丰那篇《火车票价还不够高》的文章在2001年2月5日的《21世纪经济导报》发表后，反对的声音一直不绝于耳。到了2007年春运期间，就连靠传播自由经济理念而在网络上赚得大名的秋风居然也撰文批评薛兆丰的观点。不过秋风的观点似乎很有新意，他和一般的网络混混不一样，他是从“社会文化因素”来说明，提高价格无助于减少人们对火车票的需求。秋风在《火车票价高了又怎样》一文中这样写道：“假如某种社会文化因素使得该需求极为刚性，价格就会对该需求失灵。春节回家可能就是这样一种需求。人人都想回家，这是一种经济因素不能阻遏的需求。”秋风居然放弃有力的经济学分析工具而改用苍白的文化分析工具来分析人的行为，这表明秋风不仅远离了经济学，也最终会远离他所一直倡导的古典自由主义。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春节回家有文化或传统、习俗的因素，但决定春节是否回家的最终因素是成本而不是文化或传统、习俗。如果如秋风所说的那样，社会文化因素使得春节回家可能成为一种不能阻遏的刚性需求，那我们就无法解释远在美国的那么多中国人好几年甚至几十年都不回家。决定在美国的中国人春节不回家的因素是回家的成本太高，这其中包括时间成本、精力成本、机票成本等等成本。有些在美国的中国人选择圣诞节而不是春节回家与亲人团聚，不是因为他们认同了西方文化而放弃了中国文化，而是因为圣诞节回家的时间成本相对较低，因为圣诞节他们有假，而春节他们没有假，春节要请假回家的时间成本相对较高。
另外，在内地的许多高校，西藏、新疆籍的同学较其他省籍的同学相比，春节大多选择不回家，不是因为这些同学不尊重文化、不孝顺父母、不思念亲人，而是因为他们回家的时间成本、精力成本、车票成本太高。如果一个在北京高校读书的天津籍学生春节也选择不回家，那可能是因为他要准备考研或考托，这样对他来说，春节选择回家的时间成本就太高了。
在计划经济年代，我的父母好几年才回一趟老家，这到不是因为我的父母不尊重文化、不思念故土，而是因为他们回家的时间成本、精力成本、车票成本太高。改革开放后，特别是我的父母从国有企业退休后，他们一年之内要回好几趟老家，这到不是因为他们突然开始变得尊重起文化、思念起故土来了，而是因为他们回家的成本不高了，退休赋闲在家，有的是时间、精力成本，父母的退休金加上儿女们每个月孝敬给他们的钱，回家的车票成本对他们来说也变得很低。
在“文革”高潮的时候，全国红卫兵搞大串联，到北京天安门去接受毛泽东的检阅，不是因为这些红卫兵对毛泽东有多么忠心，而是因为串联的成本很低，红卫兵串联时的吃喝拉撒都是免费的，坐火车也不要钱。经济市场被破坏殆尽，必然会导致资源的胡乱配置，其结果是政治的动荡不安。就象春运期间火车票价不够高，导致回家的人很多，结果某些火车站就曾出现拥挤踩踏死人事故一样。
没有任何东西是不能阻遏的刚性需求，春节回家也一样。决定一个人的行为的最终因素是成本，而不是文化、传统、习俗、孝心等任何其他的因素。再虔诚的毛粉，如果串联时的吃喝拉撒都必须是私人买单付费的，他们也决不会去天安门接受红太阳的检阅。
每个人都是理性经济人，有一次我在谈论理性经济人这个浅显的道理时，一个年轻的小姑娘理直气壮地反驳我说：“我就不是自私的理性经济人，我经常在公共汽车上让座。”我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轻而易举地反驳她说：“你之所以经常在公共汽车上让座，是因为公共汽车上让座的成本太低，而不是因为你的道德有多么高尚。你不大可能在从广州到北京的长途火车上让座，是因为长途火车上让座的成本太高，而不是因为你的道德有多么低下。”我的一个朋友经常在公共汽车上让座，但有一天他居然没有为一个站着的大肚子孕妇让座，原因是他那一天怀揣着7、8万元现金，让座的风险成本太高，他的不让座行为不应该受到所谓的道德谴责。
让我们再回到春运火车票的问题上来。2007年，当铁道部宣布春运火车票不涨价时，薛兆丰立即撰文写道：2007年，是“铁路职工暨黄牛党年”。就在2007年春运即将接近尾声的时候，我的父亲对我说，住在他同一个院子的一个普通铁路女职工发了，从车站里面搞出了很多到广州的火车票。我对我的父亲说，一个名叫薛兆丰的年轻的经济学家年前就说了，2007年是“铁路职工暨黄牛党年”。面对事实，不知道那些反驳薛兆丰的人想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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