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日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副校长海闻接受网易财经大型策划活动《100名经济学家会诊中国》。海闻指出，回顾三十年改革历程，改革和开放是最值得继承的两条基本原则，最值得反思的事情是政府如何处置市场失灵的情况。对于下一个三十年，海闻教授充满信心，他指出中国未来三十年仍将保持告诉发展，中国经济需要改变经济增长方式，但是要防止全国上下运动式的产业升级。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最大缺失是政府在市场失灵时的作用

谈到三十年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海闻指出，三十年的成就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最为重要的是消灭了饥饿和贫困，改革最初基本实现了这个目标，国人不再饥饿、不再衣不遮体。解决温饱问题后，中国又进一步进入了一个工业化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里大部分的人提高了生活水平，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通过这三十年，中国已经进入了历史上一个特殊的阶段，这个阶段，发达国家早就经历过，比如十八世纪英国的工业革命。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最重要的一段时间，从一个传统的农业经济、传统社会通过三十年以及将来更多的时间变成一个发达的工业国家。

海闻指出，三十年改革开放最值得继承的是“改革”和“开放”。“改革”和“开放”讲起来容易，做起来最难。改革的意思是，要朝着一个目标不断地有所变化，尤其在我们取得一些成绩时，改革更不容易。最初改革时，中国经济处在崩溃边缘的时候，大家都支持改革。而今天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经济已经取得很大成就时继续坚持改革。开放也是如此，上个世纪70年代，中国经济非常差，人们对开放还比较理解，觉得中国缺乏资本、没有技术、没有市场，所以需要开放。到了现在，中国经济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也吸引了很多外资，而且自己也已经有了很多的资本、技术和市场时，需不需要继续开放？是不是要坚持开放？在我们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时我们必须要坚持一个信念，中国的改革还没有完成，我们的开放并没有真正达到一定的程度，这是我们最需要继承的精神。在未来的历程中仍然要坚持这两点。

海闻指出过去三十年里中国最大的缺失是政府在市场失灵时的作用。他说市场最主要的魅力就是能够通过它的分配机制调动所有人的积极性，让能干的人获得更大的收益。但市场有几个问题是解决不了的，比如说，不能干的人，这些人怎么办？当他们没有能力获得收入，生活比较贫困时。这部分人的生活不是靠市场解决的，而需要政府来解决，政府需要提供一些培训机会，给一些实在没有工作能力的人以补贴，这就是我们称之为的贫富差别，有一部分人不能从市场中获得基本收入的情况下，救助这部分人就是政府的职能。

同时还有一些问题，比如环境问题也存在市场失灵情况。作为企业来讲在生产中不会考虑环境，所以会造成环境污染。如何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让政府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来保护环境，又能让经济发展，这块也是政府的责任；

第三块是教育和卫生。教育和卫生也不能完全靠市场来解决，因为它们也有很多的特殊性。政府要考虑的是如何拿出一定的措施、一定的经费来解决穷人看病的问题。读书也是一样的，教育也是由市场不能完全解决的，政府该考入如何保证没钱的人上学，尤其是中小学基础教育。所以中国出现的问题不是市场的问题，过去三十年，老百姓埋怨的不是市场的问题，市场本身就并不解决这些问题，只能通过政府来解决。政府如何发展市场，一方面又在市场失灵的部分起到它应有的作用，这是最关键的。所以改革开放三十年要反思的问题，就是在进行市场导向的改革过程中，政府在这方面的作用没有跟上，该管的部分并没有管好。而造成的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是缺乏关注，第二也缺乏很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

但海闻同时指出，政府需要做的是消除制度障碍，让市场更加市场。政府不应该将一些问题完全推给市场来解决，市场会有很多问题，但新的问题要用新的办法来解决，而不能用老的办法解决，不要认为低价格就是好的市场，比如房地产，比如物价调控。我们不应该忘记三十年前低价格，高度短缺的日子。三十年最伟大的事情就是引进市场机制，而不是要回到过去。

海闻指出改革开放三十年给自己留下最深印象的是邓小平南巡事件。他指出邓小平南巡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前面的事情大家都能看得清楚，比方说改革和改革的深度，可是1989年以后，当时社会给人的感觉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气氛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没想到邓小平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个拨乱反正的气势，在邓小平南巡以前，当时全国的气氛与原来改革开放的状况相差很大，甚至对民营企业压制，对整个改革的思路都有变化，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通过南巡重新激起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热情，这一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也是很多人都没有想到的。

改革开放三十年最关键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改革开放三十年应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恢复阶段，第二个阶段才是真正的改革阶段。他指出从1978年到1984年，基本是恢复了农村、农民的自主经营，84年到93年，这段时间基本是在恢复城市的状况，回到原来那种允许个体户、私人企业经营、厂长有更多的自主权的状况。真正的改革开放应该是在1993年以后，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胆引进外资，允许外资百分之百地在中国经营，另外通过抓大放小的办法，把一些中小国有企业改革了，剩下的就是大型的国有企业。

当前有两个最大的难题，一个是大型国有企业怎么改，首先在理念上，大行业里到底要不要还是由国有企业主宰，特别是在竞争领域里，大家像通讯、金融、能源这些领域里，这个理念始终不能够解决。其次是关于利益的问题，如果大型国有企业今后都变成民营的了、股份制了、上市公司了，政府对它们还有什么控制力？而且这些企业本身也有一个权力问题、利益问题。比如国有银行改革，如果你要改的话相当于自己给自己动手术，这是不容易的。一个是理念、一个是利益，还有一个就是权力，到底政府希望保留多大的权力，大型国有企业实际上也牵涉到了政府权力的问题，这就是我说的比较难的地方。

另外一个是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情况到底到什么程度。关于政府在经济当中的干预，政府不是不要干预经济，但政府干预的程度、手段、范围，到底有多大、多深、多广，政府是不是仍然要保留很大一块干预的领域，仍然要有很大的行政干预？这些问题目前尚不能得到解决。

中国过去增长方式没问题 应防止运动式产业升级

针对当前对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争论，海闻特别指出“我不同意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有问题”。他认为一个阶段有一个阶段的能力和生产方式，当普遍还是农业社会、大部分人是农民的情况下，怎么指望一下子就进入高科技产业？所以过去三十年是一个很自然的结果，增长方式的选择有一定的经济规律在里面。

但是现在要转变增长方式也是有道理的。在总体经济量小的情况下问题不是很严重，但量大了以后会带来很多严重的问题，比方说环境。如果只有东部省份那么增长，对环境的影响可能不是特别厉害，但当全国都用这种方式进行生产时，环境污染就会变得非常严重。到了现在这个阶段，我们某些地区的增长方式是应该改变了，应该把有限的资源集中到生产附加值更加高的地方，尤其是东南沿海这个地方，住房越来越贵、土地价格越来越高、成本越来越高，很自然的不能再去生产很便宜的地方，要生产质量高的东西、附加值高的东西、科研成本高的东西。从全国范围来看，很多地方需要改变增长方式，原因就是要提高产品质量，现在中国低质量的产品已经太多了，我们必须把一部分产品提高质量，更加节约资源、更加分散市场、保护环境。

如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非常重要。首先是消除制度上的障碍。当下中国很多企业都非常分散，很难做到创新。那么就需要对这些企业进行整合，而整合就要破除一些制度障碍，比如地方保护主义，比如资本市场不够开放，比如税收体制等。同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增长方式转变，产业升级不能认为是政府给钱的问题，转变生产方式、产业升级的根本动力来自于企业，而不是来自于政府。

其次，全国不能千篇一律地强调产业升级和改变增长方式，这是最危险的一点。现在各地都在强调转变生产方式和产业升级，要切记切记，中国是一个发展很不平衡的国家，绝对不能用一个全国的统一政策来执行，比如有的地方远离交通，你要它去搞服务业、搞高科技产业？这不可能，它可能还是要做一些低层次的制造业。对企业来讲，应该由他们自己来决定到底要不要转产，我是不是继续生产玩具，我是不是继续生产服装、鞋子或其他东西，企业是最有发言权的，企业自己知道是不是能够继续赚钱，如果亏损了，一定会想办法调整产业结构。海闻指出他也不认为中国所有的产业都要高科技，企业转型有可能是升级，但也有可能会降级。所以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最不应该做的一点就是强制性的、全国千篇一律地、运动式地强调所谓的产业升级和转变增长方式。

中国的高速发展还会再持续二十年

从大的发展趋势来看的，人类社会或迟或早都会经历一个经济起飞的阶段，从传统的经济到现代经济，这中间一定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传统经济我们称之为农牧业社会，靠自然资源生存，发达国家现在可以说是都完成了他们的起飞，靠工业、服务业发展，农业比重很低了，美国80%左右都是来自于非生产领域的。

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经济起飞的过程，突变，或者是转型，具体来讲就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欧洲在十八、十九世纪基本完成了，东亚、东南亚大概在二十世纪、战后，比如韩国，这些地方也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通过三十年的时间完成了这个起飞。中国现在正处在一半，中国是一个大国，所以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完成起飞。中国现在还有50%的农民居住在农村，“起飞”完成的标志就是城市人口占多数，农村人口不到10%，另外产业结构大部分是非农产业，工业和服务业占的比重最大，现在“完成”还需要一段时间。所以中国还需要二三十年的高速发展，可能会比前三十年速度低一点，但仍然处于高速，最起码6%以上。

海闻指出中国的外部环境要比原来东亚这些国家经济起飞时要好，而且这个外部环境仍然会保持，因为WTO从制度上已经保证了，它很难再退回去。另外，中国不完全靠外部环境，中国的起飞在未来三十年主要靠国内市场即内需。这个内需主要就是城市化，城市化是中国未来三十年最大的经济增长动力。启动这个庞大的市场不能完全靠投资，所以现在要从刺激消费角度考虑，比如减税，同时也要在社会保障方面给大家更多的安全感，把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搞好，让老百姓尽可能没有后顾之忧，刺激消费。

未来三十年最关键 我们要学会对内开放

海闻指出从现在到未来大概二三十年时期内是中国特殊国际关系的阶段，跟三十年前不一样。首先政治地位不一样，政治结构也不一样。三十年前还有冷战，中国和欧美的关系比较容易相处，他们也希望用中国来抑制苏联集团，现在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了，中国成为了唯一的、最大的共产党国家，政治上比较独立。但中国和欧美国家有很多政治上的冲突、理念上的冲突，这是政治上的挑战。其次是经济上的挑战。现在很多感觉到中国和很多其他国家有利益冲突，比如市场、资金、能源、竞争。非常有意思的是，三十年前，很多中小国家、发展中国家都支持我们，我们当年加入联合国时他们都很高兴，但我们加入世贸组织时他们不一定很高兴，因为他们觉得和中国有很多利益上的冲突。最关键的是这样，当中国很弱时他们会同情你，但中国现在成为了大国，会引起世界上很多人文化、心理上的改变，这段时间我们是最不好相处的。

海闻认为如果再过三十年中国很强大了，其他国家他们习惯了，那时候的关系可能更好相处一些。但未来二三十年是改变最关键的时候，无论是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心态上，我们都处在一个需要其他国家进行调整的状况。同时中国也要调整，当中国弱的时候随便做点事情人家并不很在乎，但现在随便做点事情，其他国家就会很在乎。

处理好国际关系，首先要处理好自己内部的一些问题，理念问题。在国际关系上，我们要不断引进、加强市场经济的理念，因为全世界其他地方都是市场经济，我们要想搞好和别人国家的关系，自己必须要进一步地进行市场导向的改革。其次是关于开放方面的，我们也要开放国内市场，要遵循世界交易原则。中国的关税壁垒仍然比较高，我们平均是10%，还是发展中国家的标准，WTO成员国平均关税是6%，国际交往必须是一个双向的，应该改变不合理的一些想法。开放也包括“对内”开放的意思，开放本身就是还要允许别的国家到中国来寻找机会，比如投资机会，甚至是工作机会。中国历史上是很开放过的，比如唐朝，外国人可以到中国来当官。

股市低迷 但我们有足够理由充满信心

针对当前市场信心不足的问题，海闻指出信心的打击既有外部的也有内部的原因。第一是我们自己的政策导致了我们现在的企业和百姓觉得经济低迷，另一方面是因为金融风暴，全世界的状况让我们更加失去信心。前段时间政府自己紧缩了政策，造成了股市的低迷，股市的低迷实际是让我们失去信心的一个原因。虽然有段时间中国股市太过热了，但也不应该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现在股市这个样子简直是不正常了。再加上现在国际金融风暴，大家就开始缺乏信心。

海闻指出从长期来看，我们应该有信心。因为中国的长期经济基本面是好的。一个国家所处的历史阶段不同，欧美国家已经是成年人了，早就完成了工业革命，他们一旦出了问题就会比较严重，就像一个成年人。中国正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阶段，还正处在一个经济起飞的阶段，处在经济里的青春期，发育很快，是增长最快的一段时间，这时候可能会有点大病小病，但都没关系，不会因此而停止这种高速增长。我们发达的只是半个中国，还有大半个中国现在刚刚开始进入发达期，就像沿海地区现在已经进入了比较成熟的状况，但内部、中部、西部和东北才刚刚相当于二十年前东部的状况。海闻指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还需要二三十年，所以应该对中国的经济充满信心，

另外，海闻指出对欧美金融风暴的影响也不能估计过高，不要恐慌。当大家都觉得经济危机会发生的时候，整体投资就开始收缩了，预期本身会使得结果像预期的那样，但如果你没有这样的预期，就不一定会有这样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