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凤从合谋的角度讨论秘书问题，很有意义，奖励金凤金钱50，经验30。

那么，这种合谋成立的条件有哪些？委托人——上级或人代会，是否可能设计一个机制防范这种合谋呢？

有啊!逮一个秘书,领导就下台!

不客气地说，你这典型的不是经济学思考方式。

提高惩罚，固然提高了腐败的成本，但是也意味着提高了监管的成本。不是么？以后谁还敢用秘书？秘书的腐败多大程度上或者是否每件事情都与领导有关？

技术地说，要实行有效的激励，必须将“充分统计量”写入激励契约内。那么，秘书的什么活动或表现是充分统计量呢？将无关变量写入契约，必然提高领导人的保险成本，因为使其收入的方差更大了。

合谋的条件，就是领导与秘书之间的博弈基本上算一个“囚徒困境式”的博弈，（合作，合作）、（合作，不合作）、（不合作，合作）、（不合作，不合作），但因为领导与秘书之间的这种博弈不止一次，所以与传统的“囚徒困境式”的博弈又有所不同！

分析以下：一次博弈的均衡结果和有限次博弈的结果应该都是：（合作，合作）

当然也有领导罢掉秘书，秘书背叛领导的情况，但这不是帕累托最优的！

不合谋，背叛的条件当然是，背叛的风险与收益之积大于背叛的成本，但由于领导的公权更大和寻租机会更多，所以领导换秘书比秘书背叛领导的要多！

现实是，领导换秘书现象很常见，但是被换的秘书通常也会得到领导的照顾与安排，秘书并无不满。另外，即使秘书犯错，领导及其身边的人也会极力保护，不会给予过重的处罚。我想，这可能是一种政治游戏规则。只有这样，每一位领导才能形成保护自己权利和利益的政治联盟。

我的猜想是，这里可能存在一种政治的和惯例性的利益集团权利（或者说是产权）的保护制度问题。这种保护完全不同于私有产权的法律保护。

谢谢nie斑竹的奖励！说点不成熟的看法。我想减少或消除这种合谋，是有两个途径，一是法庭，二是监管。法庭的作用在于其惩罚的威慑作用，即领导人与秘书对被惩罚的概率、惩罚的损失以及腐败多得到收益的一个事前主观判断，会决定其机会主义行为的倾向。但是在我国，由于司法不独立以及其他种种因素，事实证明，这种机制不能发挥很好的作用。另外就象斑竹所说，提高了惩罚的力度，执行成本也可能过高，比如设立纪委、检察院，以及对腐败行为的调查取证等时间与货币成本。

第二种就是监管，是一个事前的预防机制，而对公权的监管机制如何设立，这个我也不熟悉。可能要参考其他国家的经验，比如信息公开程度，或者设立类似于监事会那样的专门的机构，对政府行为进行日常监管，只是一个理论猜测，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对比其他国家的做法。但事实证明，人大没有起到很好的作用，在中国，群众连人大代表是谁都不知道，更不知道他的思想倾向、职权履行状况，也不可能通过选票撤换没有履行好代理职能的人大代表。

我想还有第三条更有力的保障办法，但在中国行不通，就是选举，这是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如果以上两条都失效的话，在政党竞争中，选民用脚投票可以对不合格的执政党产生生存压力，类似于市场竞争可以淘汰不合格的企业、检验出最有效率的企业一样，生存威胁对于政党的表现是最有力的刺激。

我想从政治学角度来讲,中国的官员不是选举产生,那么这种公权力缺乏外部普遍监督的压力,它的权力释放是以领导个人为核心的.所以,在中国领导人有事关系重大,而西方国家,部门一把手可以空缺很长时间而不影响该部门施政.而秘书恰是这个权力释放过程中与外部的核心联系纽带,所以,在管理学上,秘书的角色处于关键管理结点.

从经济学角度看,没有公众监督压力的权力没有向外披露关键信息的义务,而这些信息确是十分稀缺和有价值的,但秘书知道,这种信息的不对称在秘书和同一层次的非秘书型官员在职位竞争博弈中无疑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