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往那个书评作者家的房子上打了一束光。”

　　“千万别把批评太当回事，”毛姆告诉我，“我的第一个短篇被某个书评作者苛评。我一肚子气，说了关于那个人的一些难听话。后来有一天，我把那个短篇又读了一遍，意识到他是正确的。的确肤浅，结构也糟糕。这件事我一直没忘。几年后，德国空军轰炸伦敦时，我往那个书评作者家的房子上打了一束光。”

　　每回只要提到“文人相轻”，必有人会提起毛姆这段话，它如此生动形象地给我们展现了一个作家面对批评家的批评时那种怨恨的心态。我们也乐意相信这句话，一定就是毛姆在某本书中某篇文章所写，只不过是我们懒得去追查原始出处罢了。实际上，这段话的原始出处是伍迪·艾伦的小说《回忆：地方与人》，文中的“我”和威利•毛姆坐在伦敦的一间酒馆里。“我”内心痛苦，因为“我”的第一部小说《自豪的催吐剂》遭到评论界的冷遇。《泰晤士报》上发表了一则好评，却因为最后一句而坏了味道，它称这本书是“一片愚蠢的陈词滥调瘴气，西方文学中未有匹者”。听完“我”的抱怨后，毛姆便说出了这段话。不得不说，伍迪·艾伦模拟毛姆说的话，简直是得其神韵惟妙惟肖，放在毛姆的书里也能以假乱真。

　　毛姆与批评家之间的恩恩怨怨，可以写厚厚的一本书。作为二十世纪世俗意义上最成功的作家，他和他的作品一直以来备受争议，乃至在他去世后，这个争议声并未就此结束。伍迪·艾伦抓住了两个点：一是非常多的文学批评家瞧不上毛姆的作品，对他讥讽有加；二是毛姆真的很在意文学批评家对他的评价，他内心深受伤害、心怀怨恨。毛姆如此聪明之人向来善于讥诮之语，他是能看得到这种局面是如何形成的。本文，我们将会看到毛姆与批评家之间的“江湖恩仇录”。

　　​“在我看来，他只不过是个二流货。”

　　1944年1月，毛姆70岁生日那天，他在笔记本上这样写道：

　　在欧洲大陆，他们有一个可爱的习俗，当一个有所作为的人到了70岁，他的朋友、同事、弟子（如果他有的话）就一起写一本散文集向他致敬。

　　写这段话时，二战还未结束，整个世界一片动乱，而且他人在美国，自然是没有机会接受任何形式的敬意。还好，他活得够长寿，熬到了80岁，这样的计划才付诸实施。专门负责出版他作品的海涅曼公司委托小说家乔斯林·布鲁克编一本纪念文集，收集毛姆的文学同行们的文章给他做生日礼物。布鲁克很敬业，他向很多当年最优秀的文学界人士组稿，有诗人、出版商、小说家和评论家，但都被他们一个个礼貌地回绝。只有两个人接受了，他们是安东尼·鲍威尔和雷蒙德·莫蒂默。但两个人写显然不够，面对这种过分挑剔的退缩和对毛姆作品普遍的缺乏尊重，布鲁克不得不放弃了这个计划。

　　这简直是文学同行们公开对毛姆表示集体蔑视。当时，他已经是在世的最著名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销量巨大并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可谓是世界级畅销作家，这也是他在很多文学同行心目中的定位，是“畅销作家”，而非“经典作家”。当然，会有一部分批评家认真关注他的创作。仔细去看，这些肯定他的批评家，更多来自国外。正如他的同胞小说家查尔斯·摩根和罗莎蒙德·莱曼所言，“毛姆在法国远比英国更受人尊重，英国知识界不太把他的写作当回事。”法国图卢兹大学的一位教授是研究毛姆的开拓者之一。1926年，保罗·多廷发表了一篇关于毛姆的文章：《萨默塞特·毛姆的现实主义》，两年后，他又在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扩写出一本书：《萨默塞特·毛姆和他的小说》，1937年又出版了《萨默塞特·毛姆的戏剧》。1935年，毛姆因在文学领域的贡献荣获发过荣誉军团勋章。很快，其他学者也急切地想他表达敬意，不仅在法国，还在德国和美国。

　　但是在他的祖国——英国呢？他基本上是被知识阶层集体漠视了。1930年，三个最具影响力的文学调查几乎完全忽略了他。根据毛姆传记作家塞琳娜· 黑斯廷斯的调查发现：埃米尔·勒古伊和路易斯·卡扎米恩合著的《英国文学史》几乎没提他的名字，A.C.沃德（A.C.Ward）的《20世纪》只提到他的戏剧作品，同一作者的《20世纪20年代》则压根儿没提毛姆。近半个世纪后，几乎没有任何改变：1988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瓦伦丁·坎宁安的《20世纪30年代不朽的英国作家》一书只简略且不准确地附带地提了一下毛姆的短篇小说《雨》。如此受欢迎且多产的一位作家，《牛津引语词典》里竟然没有属于毛姆的词条，只到1953年版才收录。不过，一群游走于学术高墙之外更具反叛精神的严肃知识分子评论家，如雷蒙德·莫蒂默、理查德     奥尔丁顿和西里尔·康纳利在《承诺的敌人》一书中对毛姆做出了他应得的评价，他们将他归类为“最后一个伟大的职业作家”。

　　当时，英国一个极具影响力的文学批评流派：布鲁姆斯伯里团体。毛姆感觉到他一直遭到这些这个团队精英不公正的藐视。小说家大卫·加涅特的说法代表了他们的普遍态度，加涅特曾傲慢地告诉一位询问者：“至于毛姆在布鲁姆斯伯里团体中的声誉，我无可奉告，因为我从来没有听人谈起过他。”只有他的老朋友德斯蒙德·麦卡锡，1934年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威廉·萨默塞特·毛姆：英国的莫泊桑》，部分是评论，部分是回忆录，才给予了他尊重。麦卡锡回忆了1914年他于毛姆在法国初次相遇时的情形。至于毛姆与莫泊桑的相似之处，麦卡锡说：“他能感知到什么能引起广泛的兴趣，和莫泊桑一样，他既是艺术家，又是一个阅历丰富的人……出于最佳状态时，他能把故事讲得像任何活着或死了的作家一样好。”这样的证言之所以令人满意不仅因为麦卡锡是一名受人尊敬的批评家，同时他还是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一员。

　　那在美国呢？美国最有影响力的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在《纽约客》杂志上撰写了一篇长文，评论《刀锋》。他认为毛姆作为一名作家的声望被荒唐地高估了：

　　“我时不时就会碰到一些有品位的人，他们告诉我应该认真对待萨默塞特·毛姆，但我怎么也说服不了自己，在我看来，他只不过是个二流货……我本希望从《时常》中获得愉悦，结果发现这是一本十分乏味、不可读的书，所以，不吐不快，只能写下这篇评论。”

　　埃德蒙·威尔逊可以说是毛姆非常钦佩的评论家，1946年他还建议并说服纳尔逊·道布尔迪于1946年出版了一本埃蒙德·威尔逊的短篇小说集。毛姆在一篇战时文章中说他是“美国最尖锐的批评家”，这种“尖锐”，毫不留情地刺向了毛姆。毛姆后来跟他朋友艾伦·道布尔迪说“他向来不喜欢我，不过，没有人会被所有人喜欢，所以，我心平心和地接受埃蒙德·威尔逊的不喜欢。”这话，虽然说得很冷静超然，但我们还是能感受到那种刺痛感在。

　　为什么评论界的人这么不喜欢他呢？尤其让人费解的是，毛姆和布鲁姆斯伯里那群人一样一贯蔑视公众对宗教、阶级和性道德的态度是一致的，但他还是被如此可耻地藐视。身处同时代，往往是不容易跳出来看的，也不容易做到单就作品来评价作品，作者本人也很容易成为评论家关注和在意的对象。很多评论家认为他资质平庸之外，他令世界瞩目的巨大成功，以及成功带来的财富也是布鲁姆斯伯里团体不把他放在眼里的原因。那些别墅、游泳池和配备专职司机的豪华轿车，那些高得令人咂舌的稿费和版税，那些奢侈的生活方式，都是让人心生反感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