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孙登

　　东吴的太子孙登，反对秘密警察制度，他多次向父王谏言，取消这种白色恐怖，这样对待为国家打天下的江东老臣，不公平。

　　孙权没同意，孙权比孙登想得更多更远，他觉得自己这么做是为后辈子孙筛查叛逆，清除隐患。想想也是，有多少开国皇帝，为了后代江山对待功臣比孙权更狠毒。

　　还有一些老臣，比如步骘，多次上疏表章，劝诫孙权，痛陈校事四项罪责，希望革除。但孙权都没有听从。不过这些人里，行动力最强的是刘阳侯，太常潘濬（又作潘浚）。

　　负责荆州事务的潘濬，在武昌办公。他了解到吕壹的所作所为，打算当面尽力劝谏孙权。上书请求进京朝见吴主孙权。回到南京后，听说太子孙登已经多次劝说孙权无效,于是潘濬广撒英雄帖，暗设鸿门宴，宴请群臣。计划借聚会之机清君侧，亲手杀掉吕壹, 罪责由自己一人承担,替国家除去祸患。

　　特务头子吕壹，是专门搞情报的，耳目众多，很快知道了这一情况,赶快到医院开了个张病假条，说是间歇性精神病发作期，推脱没去饭局。使潘濬得计划落空。

　　眼看吕壹的特务势力羽翼渐丰，已无法撼动。这些开国元勋们也只有明哲保身忍气吞声了。每每提起吴国的现状，甚至到了竟无语凝噎的地步。

　　没有监督的权利，像肥料一样，浇灌着吕壹的欲望之树，使之茁壮成长。他开始向孙权的驸马、左将军朱据下手了。

　　嘉禾五年（236年）,朱据部队的军饷出现了财务亏空,应该到账的三万缗[mín]不知去向。

　　三万缗大约有多少呢？古代的钱，换成现代的钱，是件非常复杂的事，很难准确，容易挨板砖。不过为了给大家有个概念，挨就挨了吧。粗算一下:大约二百万元人民币。

　　吕壹这下可逮着理了，他认为越是打压位高权重的人，越能显示自己的权威。他怀疑朱据把军饷贪污了。就拷问朱据手下主管钱粮的财务官，结果财务官被杖打致死，也没承认朱据贪腐。朱据可怜死者为自己无辜受刑,就厚葬了他，并抚慰他的家小。吕壹没拿到口供并不死心，他给孙权上表说，财务官肯定隐瞒了对朱据不利的真相,否则朱据干嘛要厚葬财务官。

　　拿这样的推理当罪证，是符合吕壹为人的，但不符合朱据，他乐善好施，经常帮助他人。做出厚葬为自己冤死的下属的事，再正常不过了。

　　小人总是这样度君子之腹的，因为坏人永远不知道好人有多好。

　　孙权心里对吕壹的判断也相信了几分，但没有证据，就没有下结论。他多次责问朱据,朱据清者自清，却无法为自己辩明,只好先停职反省，被软禁起来。《三国志》上描述他：躺在草垫上等待判罪。

　　几个月后,典军吏刘助发觉事情的真相。

　　因为经济繁荣，在嘉禾五年春季，东吴开始了货币改革，铸造大钱。一个大钱，可以当五百个小钱用。换句话说，东吴发行了五百圆面额的大钞。新币发行初期，大家都不熟悉。铸钱的工匠王遂利用这个机会，贪污挪用了那三万缗。

　　这个结论使剧情反转，也使孙权突然悔悟,不无感慨地说:“我的驸马朱据都被冤枉了,何况一般的官员和百姓!” 他重奖了刘助一百万钱。

　　于是开始彻查吕壹的罪责。

　　这一查，才发现，大权在握的吕壹不仅冤枉好人，而且知法犯法，渎职贪腐，把一些税收，特别是涉及到酒水的交易都垄断到了自己名下，酒水行业历来是利税大户。那时候，不像现在，监察手段多，当官儿的想腐败还要左弄个亲戚开户，右找个朋友当法人的。吕壹简单粗暴直接划拨。

　　审理吕壹案，用了大约一年的时间。在审讯过程中，东吴的大臣们，确实高风亮节，并没有在吕壹成为阶下囚的时候落井下石。曾被吕壹诬陷的丞相顾雍担任主审，审问时照样和颜悦色，尽量让吕壹申述，最后还平和的问吕壹：“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以致吕壹只有叩头无言。

　　当时很多人提议，要火烧或车裂吕壹，孙权也觉得这个可以有，但这些重臣们劝阻了孙权，说没必要使用这么残忍的死刑。最后，处置吕壹并没有从重从严，而是按照吴国律法判处死刑。

　　虽然吕壹死了，孙权还为此发了自责书，公开向大臣们道歉。但秘密警察直到东吴的末代皇帝孙皓时期还有。因为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角度，这种国家机器还是很有效的。

　　由于中书典校事的事情，也寒了江东老臣们的心，大家再也不敢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了。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成了导致东吴覆灭的重要因素之一。

　　3、校事的消失

　　随着三国时期的结束，秘密警察也消失了。

　　校事在魏、吴两国，存在了大约半个世纪的时间。随着司马家族的兴起，魏国校事先被取消。因为司马家族作为魏国最大的门阀势力，是校事监视的主要对象之一，所以也是校事制度的受害者，他们深感其中弊病。在司马家族掌控魏国以后，不等曹魏彻底灭亡，就把校事裁撤了。吴国被灭以后，校事也随之消失。

　　从三国的校事，到明朝的厂卫，再到纳粹的盖世太保，历史已经证明，滥用职权的秘密警察并不能解决各种问题，反而会加剧矛盾。只有正视历史，以史为鉴，国家才能长治久安（这里，我只能说一句：米国小伙儿斯诺登，干得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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