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国平谈甘阳和赵越胜（转载） (2014-03-08 03:58:39)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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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国平：他的霸气和孩子气是否依旧？——1980年代甘阳印象

    集霸气与孩子气于一身——甘阳印象


　　在八十年代引进国外思想的热潮中，北京学界有一支相当活跃的力量，便是甘阳领导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


　　1985年秋，哲学所分来了一个精干的小个子，只见他乍来就很忙碌的样子，找这个谈，找那个谈，有一天也找上了我。原来，这个刚从北大毕业的硕士生雄心勃勃，正在筹办一套大型人文丛书。


　　记得筹备期间，有一天在友渔家里开会，甘阳策划要把天下豪杰一网打尽，一副在学界打天下坐江山的架势。正琳闻言拍案而起，厉声责问：“你究竟想干什么？想当学霸吗？对不起，我不奉陪！”言毕拂袖而去，后来真的没有参加编委会。在我这个闲人眼里，甘阳的霸气，正琳的正气，都是风景。有志者事竟成，甘阳在不长时间内果然拉起了一支阵势不凡的队伍，囊括了北京人文学界大部分有点名气和实力的中青年学者。编委会成立后，开始在三联出版大型丛书，以翻译为主，干得颇有效率，两三年里出了几十种书，一时声震海内。


　　甘阳人有气势，文章也有气势。当时他在《读书》上发表文章，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气势不凡，充满了铿锵有力的句子。他自己一定也感到得意，在这些句子下面都打上了重点符号。这样的句子太多了，结果，我们几乎看到了通篇的重点符号。


　　在我眼中，甘阳是一个顶可爱的人，虽一身霸气，但又充满孩子气。我曾对他说：“你身上有顽童的一面，又有暴君的一面，因为前一面，我们原谅了你的后一面。”他嗜酒，喝醉了无非两种情形。一是动感情，搂着在场的某一个朋友倾诉衷肠和友谊。更多的时候是骂人。越胜嘲笑说：“甘阳喝醉了酒，语言就贫乏到了只剩下一个字——操！”邝杨告诉我，有一回，他们一起在公共汽车站候车，甘阳已醉，大声喊：“在这里等车的人统统该杀！”吓得众人后退，继而发现是醉汉，又好奇地围观。这时他悄悄问邝杨：“有没有警察？”邝说没有，他接着喊：“警察也该杀！”这个例子可真传神，很能表明他的性格。


　　可惜的是，在编委会成立三年后，裂痕产生了。具体的经过，我就不多说了。总之，弄到后来，嘉映、友渔坚决要求实行民主制，我和越胜想避免分裂，也劝甘阳接受。一次开会时，甘阳针对此发表了一通很有气势的讲话：“我历来讨厌民主制，无意把本编委会当作民主制的试验田。在我看来，那些民主战士与极左派是一路货。我欣赏胡平，仅仅是因为他的幽默、机智和绅士风度，而不是因为他的民主事业。”我听了暗自赞赏他的自信和坦率。甘阳当真为此事痛苦，有一个细节为证。他从越胜那里借了一本《东方纪事》，上面有戴晴的文章《储安平》，还到越胜手上，越胜一看乐了。那篇文章里有“强调集体领导实际上是抹掉主编的主体地位的一种堂皇托词”一类话，甘阳在这些话下面都划了道道，我能想象他这么做时一定充满悲剧感。


　　甘阳没有料到，我会站在嘉映、友渔一边。有一回，曹琼德、唐亚平来京办画展，宴请朋友们，甘阳喝醉了，搂着我说：“嘉映和我斗还有的可说，我们俩斗什么劲儿？”其实，我本来就把编委会看作甘阳个人的事，并非认真要搞什么民主制，他不接受也就算了。我对自己说：我爱甘阳，我更爱民主；但是，我爱民主，我更爱自由。在那以后，我不再过问这件事，仍然过我的逍遥日子。

呵呵 看看甘阳的简历和发表的文章对照便知，互联网时代任何人逃不脱围观的力量

中国知网甘阳在《读书》杂志上发表的所有文章

甘阳在乌有之乡很出名嘛

徐友渔：甘阳是投机分子

萧三匝：你刚才说到甘阳，他现在普遍被认为是新左派的一个代表，前几年他提了一个叫做“通三统”的说法，就是把孔夫子的传统、毛的传统、邓的传统统一起来，你对他的想法怎么看？

　　徐友渔：甘阳从北大研究生毕业后调到社科院是我办的。我们副所长是刚从国外回来的，特别好，叫我到北大挖人才，我就把甘阳挖过来了，所以我对甘阳非常非常了解。

　　你提的问题，客观上我认为非常不重要，因为甘阳特别擅于提口号跟纲领，这个纲领其实是狗屁不值。甘阳心里清楚，他可以炮制任何理论，他要玩你们，每一个理论他都可以炮制得特别精彩，包装得特别花哨，把一些人哄得团团转，要去琢磨，去研究，去驳斥，或者去赞扬，实际上就上当了。他可以提任何主义，而且一定与他当时的实际利益跟地位的追求非常有关系，所以我根本不需要去回应他这个理论，

　　我有个朋友最了解甘阳，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以此可以说明甘阳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有一次，大概86年、87年，北京开了个非常高层次的会议，就是谈中国的未来，谈整个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比我们辈分高的龚育之、于光远这些人都去了。他们是从马克思主义正本清源角度谈的。

　　甘阳的观点跟这些人一模一样，就是推动改革开放要学习西方。但是如果大家都谈这么一个道理，这个道理甘阳再认可他也不干，他一定要独树一帜，于是他马上在会议会上唱反调，对于光远他们一直开炮，说人家说的不对，他自己说了一套，说得大家僵持不下。他虽然没把别人说服，但是至少别人也不认为他很荒谬，一下子他就被人注意到了。

　　但甘阳又琢磨，我今天这么谈，风头倒是出够了，这些老先生是有学术“霸权”的，以后我在学界怎么混呢？他下来就写信给这些大佬们，“小子冒犯，向你们认错”。认错的信谁也看不到，但是这些老前辈可以原谅他。他风头也出了，老前辈也没有得罪。甘阳就是这么一个极有心机、特别聪明的人，所以他提这些理论，你要真正去琢磨的话，真是一个很傻的人。



　　萧三匝：那么在你看来，他有点像是学术投机分子？

　　徐友渔：完全应该这么说，但是由于他太聪明了，他把每一次投机，学术上包装得如此之好，每一次大家都认为他是在提出一个新思想。有些例子，因为涉及了他的主观动机，我也不想多说，我挑件最好说的事。

　　甘阳觉得要在中国要成大事，从胡适开始，不在美国拿个博士是不行的。他出国以后，有一个最好的机会，就是到芝加哥大学念博士。客观地说，甘阳是一个功底很不错的学生，但他有一个毛病，就是虚荣心强，到那里之后放不下他在中国已经是思想领袖的架子。他不好好念书，到处去发表演讲，到处去介绍他在中国怎么样，而且始终要在香港当一个主编，编一套书。他英语不好，又不能跟老师和同学讨论，所以每次都通不过博士答辩，三次没通过他就没有了。这对他来说，应该是一个奇耻大辱，有些人比他差得多的，当然就会嘲笑他，你厉害，你在美国博士都拿不到？我根本不这么看，甘阳肯定比95%以上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的人都要厉害得多，但你毕竟没拿到，没拿到就没拿到嘛，但你看他后来做了些什么事情？

　　第一件事是在90年代，我和雷颐亲眼看到他在《明报》上发表一篇文章，谈的是一个抽象的题目——美国教育制度的根本缺陷。他说，在美国的教育制度下，傻子可以拿到博士学位，天才是拿不到的。他写得头头是道，别人当然不知道他是在说自己的事情。

　　第二件事是张维迎在北大组织教改那次。甘阳写文章说，我对北大的教改提出一个方案，坚决不要一个留洋的博士生，他们是最蠢的人，他们是在一个最蠢的制度下培养出来的人。后来我也参与了这场论争。我再讨厌甘阳，也不愿说别人最伤心的事情。但他提出来那个方案，我很愤怒，他又把自己的事带出来了。薛涌很年轻，也知道甘阳在美国求学的事，他就对甘阳说，你不要再把你在美国求学失败的经历带到我们公共的讨论里面来。

　　我举这个最典型的例子，只是想说明，甘阳有时说的话天花乱坠，他实际上有一个非常直接的形而下的目的。如果你去跟甘阳讨论美国的教育制度好不好，北大的教改要不要留洋的博士，你肯定是很糟糕的。他实际上有自己的情结，他把自己在美国求学失败的经历，投射到对美帝国主义的讨厌上了。他大量的极端的民族主义的言论，极端仇视资本主义跟美帝国主义，跟他个人经历有非常大的关系。甘阳到了90年代以后又提倡保守主义，他认为他保守的是自由主义，过了两年他又翻过来了，又在批评我们这些人是“贵族的自由主义”。你搞什么名堂？

　　现在中国非常多著名的学界带头人物都有这个问题。他们在大陆已经是振臂一呼的人物了，到美国去博士拿不到，甚至也不会讲英文，连美国留学生都不买他账，一塌糊涂的失败，这方面学经济学、学法学的大人物回来以后都产生了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感觉。这种观察你们只看文字是看不到的。这些人都是我的好朋友，他们的经历，他们受到的不足为外人道的这种艰辛跟羞辱，我知道很多。所以有很多中国人的仇美、反美情绪，跟自己在美国没有受到自以为应有的待遇是有密切关系的。

徐先生的观点值得重视。

刘自己的说法是：学校报长江，他自己不知道。后来居然向教育部申请撤掉这个荣誉。不知真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