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人口的增长除了迁徙因素以外就是内部的繁殖增加。

总是，人口迁入不仅代表一个国家的生活环境更吸引人，更代表这个国家的生产条件更适合人的发展。这不仅是因为生产制度决定生活方式，而且因为就绝大多数人来说，迁徙的首要考虑依然是自身劳动的价值体现。

就内部繁衍来说，扣除马尔萨斯在他的《人口原理》中所列举的诸多因素以外，占人口绝大多数比例的人所面临的生活资料分配质量是繁衍维系的决定新因素。这种生活资料的分配质量的确会被人作为劳动力从而是一种注定性的因素所影响，但同样正确的是，生活资料的分配必然影响人作为劳动力的质量。

人口的质和量受分配影响问题最先被西斯蒙第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中提出。在理解他想要说明的问题之前，我们先理解两组很简单的分数所表达的意义。

首先我们假设每千人中产生2个能对现有生产进行改良和革新的人才，然后由于某种原因，人口增长后，这个比例变成每万人中产生5个能对现有生产进行改良和革新的人才。我们当然看到了创新型人才在绝对量上的增加，而且是增加了1.5倍。但是，相应的，要使得创新型人才数在总人口规模中有这样倍数的增加，需要总人口规模扩张10倍！而假设这个万分之五的既定比例，总人口规模只增加1倍，那么即便总人口规模基数超过创新人才产出数的临界值，其相应的人才数也竟然缩减到只有原先的1/2。

问题是在既定生产力条件下，几乎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承受人口扩张一倍所带来的资源压力，更不用说把人口基数扩大10倍！而这还是乐观的情况。

前面我们讲过影响一个国家劳动力质量的决定因素是制度环境。我们假设由于制度环境恶化，创新人才的比例从2/1000下降到1/1000，于是为了达到创新型人才的1.5倍增长，需要人口也相应增加1.5倍。这几乎可以导致绝大多数国家在现有生产力条件下的资源崩溃。糟糕的是，我们的经济结构转型，需要创新型人才数量的增加而不是出两个青史留名的大科学家或者大哲学家。

更糟糕的是，创新型人才的变动数其实不决定于人口总基数，而是决定于新增人口总数。换句话说，既定人口存量的基数所对应的人才比例是固定的，而要变动其人才质量的结构，随着人口基数中年龄分布趋于老化而变得愈发困难。从而，但新增人口数趋于减少时，我们将不仅不能通过人口的增加来增加人才数量，反而人才数量将遭到来自新增人口数减少和制度恶化两方面的压缩。

当西斯蒙第反复强调人口与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关系时，他实际上在说，凭借生产资料取得的利润需要一定的廉价劳动力，反过来需要一定生活资料来保障有足够的廉价劳动力的生产。同时，作为经典作家，他不可能不看到，一定基础的劳动力是生产资料更新和创新的唯一来源，而更深层的是，一定的生产关系决定了人口作为劳动力的供给，一定的分配关系决定了劳动力供给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