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治经济学——所谓“供给侧”改革（续）】

　　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的是，每一个社会阶段的转折点，都必然在两个方面进行彻底重塑。一方面是对人的改革，另一方面是对产业的改革，而对人的改革都是从教育学开始的，对产业的改革都是从农业开始的。
　　在大革命开始之前，卢梭的《爱弥儿——论教育》就已经在思想上完成了这场革命。在汉族真正确立起中华文明的统治地位之前，孔子已经完成了这种确立。如果没有杜威的新教育，我们将见不到一个音乐学院的歌剧专业美国留学生在北京街头对他的自行车进行大修保养，如果没有鲁迅和郁达夫等人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清朝即便灭亡，我们依然生活在清朝的制度当中。
　　同样地，当罗马帝国扩张到把地中海当作其内湖，他的奴隶主再也不能控制其庄园中的奴隶了，于是奴隶制灭亡了。当波旁王朝的农业不再能支撑其手工业和商业的扩张，路易十六知道身边簇拥着他的那帮贵族只会把他送上断头台。而我们华夏民族历朝历代的更迭无一不是因为农业出了问题。如果说，每一次的起义和革命无一不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那么这个天道在本质上就是农业的运行规律。
　　无论是自然学派对重商主义的激烈抨击还是李嘉图这个“券商”为工业革命铺垫理论基础都无一不把农业领域的相关理论开辟为其理论的主战场的根本原因其实都是农业不仅是物质生产的基础，而且是一个社会价值观的基础。
　　只有农业是这样一个部门：其每一份超过最低生存限度的产出都必须完全依赖于劳动——无论是作为资本固化的死劳动，还是人的肉体动作所表征的活劳动，并且并非勤劳刻苦就一定等比例地取得收益或丰收。于是，在农业中，只要是靠生产种植类为自身创造价值的单位——无论是单户家庭的自耕农还是作为大集团经营的农场，都看不到投机的倾向。
　　当工业和商业还没有侵蚀农业，或者在那些工商业还没有完全渗透的农村，原生种植或者自由散养以朴素的方式体现着私有制，任何生产劳作都不是为了倒卖或者投机，而对土地的占有仅仅是以劳动本身为标志的。
　　当一个国家的农民抛弃农村却不是因为对城市工业有热爱而仅仅是为了赚钱，不仅城市得到的不是建设者而是凭借自身劳动力而来的投机分子，农村则失去了鲜活的能动要素而不得不越发依赖非自然的人工合成品来刺激产出的增加，于是城市的产出更多偷工减料而农村的产出越多以次充好。
　　深入思考和精细工艺必然在任何不能把自身的享受与劳动成果结合起来的产出中极度贫乏，这种贫乏根本就不可能孕育出创新，而即便有改良，也需等待漫长的产品淘汰周期。于是我们看到那些确实满足消费者需求的改进型产品即便推出，也不得不面对已经匮乏的购买力，而没有主顾欣赏改良，则又反过来扼杀改良和创新的积极性，如此恶性循环，令人痛心疾首。
　　任何一个国家，其人民如果不是欣赏辛勤劳作的结晶而是欣赏不劳而获的所得，不是把利用知识看作为劳动的衍生而是把对自然法则和规律的应用看作是可以偷懒的手段，那么这个国家必将失去那些把在劳动中创新当作乐趣的人才。但是，本来，这些在不同方向上富有劳动活跃度的人才是应该取得丰厚报酬，从而应该由他们来消化过剩库存产品的，本来在不同层面上拓展劳动种类应该受到尊重，从而应该由这些人来繁衍和培育这个国家下一代劳动力的，今天在我们国家都被鄙弃和消灭了。
　　指望这样一个社会价值观得以完成所谓的供给侧改革，就象坐等天上可以掉馅饼一样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