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为朱富强博士的，觉得甚好。本打算写一个《为什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科学？为什么学生不愿意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直没有时间去写。朱富强的这篇论文应该说对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是很有启发的，有兴趣的学友可以读一下！

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相互相成的两个学科，共同构成了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大厦。就研究内容而言，西方经济学偏向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即研究稀缺性资源的最佳配置；而政治经济学则更加关注人与人的关系，关心社会关系如何影响资源的分配。就研究方法而言，西方经济学主要研究理性的人如何行为，特别强调功能性的分析；而政治经济学则希望探究经济现象的内在本质和规律，注重的是因果分析。因此，西方经济学会越来越走向抽象而孤立的形式主义分析，而政治经济学则要结合其他社会科学进行历史和现实的分析；从这点上讲，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更为生动和多样，也更具启发性。尽管政治经济学具有这种重要的发展意义，但是，由于墨守成规，政治经济学100多年来却几乎没有发展，这导致了目前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的急剧衰落。正如赫胥黎的告诫所言：新的真理的通常命运是，以异端邪说开始，以迷信告终；我们现在必须具有真正的危机感和使命感，以开放和发展的验关重新审视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

0.1教师教授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态度

在某种程度上讲，政治经济学是宏观性的，它缺乏直接的致用性，学习政治经济学主要的收益在于为学生提供一种观察社会的视角和方法；因此，就老师的职责而言，他的授课必须对学生具有某种启迪。为达到这一目的，我认为教授政治经济学时，老师应该注意如下几个方面。

0.1.1教学方式要由灌输式向启发式转变

当前，高校学生特别是研究生的政治经济学课程是比较难上的，这主要有这样几个原因。首先，政治经济学在某种程度上可算是纯理论的课程，理论课本身很抽象；在当前经济浪潮狂袭的时代，大部分人都充满近视的功利态度，心境浮躁，对纯理论的东西都抱有空洞、乏味的感觉；其次，大家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已经比较熟悉了，再来学一遍，普遍认为缺乏新内容，把时间花在政治经济学上的边际收益很低；其三，目前流行的是“西潮”，在越来越多人眼里，马克思的理论越来越“古董”了。

正因为当前的学生普遍存在上述心态，这就要求我们老师加以正确的引导，在教学时加以疏通，释去学生的疑义。首先，应该让学生明白，学习本身并不是一件非常轻松的事，需要沉下心来；特别是研究生，未来应该算是知识阶层，就更应该学点理论，多点思想，这是人生的精神方面；实际上，许多东西只是由于不了解才没兴趣，了解越多兴趣才越大，实际上“专家”就是这样“炼成”的。至于教授的内容，已经再不能沿袭传统没有层次的教材了，必须提高研究和传授的深度，尽量增加一些新的看法、新的思考，老师要珍惜学生的时间，不要让他们感觉是被强制的枯坐。

事实上，目前中国学术界也出了几本所谓的高级政治经济学，但这是怎样的“高级”教材呢？把传统的理论和从西方经济学中搬过来的低级内容混杂在一起而已。实际上，政治经济学是对经济现象的内在规律的探讨，本身包含了不同社会主体的能动解读；但是不同主体的解读程度是不一样的，这就需要我们教师的引导。也就是说，政治经济学在更大程度上是思想启发性的，高级的政治经济学课程就需要就一系列问题作广泛深入的讨论，这才是研究生课程政治经济学教学的本色。正是通过积极的思辩和争论，一方面我们可以剔除出马克思理论中的过时部分，同时，挖掘出马克思理论中的时代精髓。在此过程中，要引导学生切勿人云亦云，既不是经院式态度也不是虚无主义态度；毕竟马克思理论体系博大精深，“如果马克思只是一个空泛的布道者，到现在他早已默默无闻了”（熊彼特，1999，46）。

当然，要转变学生对政治经济学的成见，培养学生的兴趣，增益学生的收获，提高学生的能力，开阔学生的思维，就必须转变我们传统灌输式的教学方式，代之以积极的启发式的思维，提倡自由的思辩，毕竟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可能太“一本正经”了。实际上，启发式和灌输式是教学的基本方式，根据教师习惯方式的不同，哈耶克（2000a）将教师区分为“专业师傅”和“冥思苦想者”两种类型；“专业师傅”对某一门学科的所有理论、各种细节都了如指掌，并按照习惯的传统方式一代一代地传授知识；而“冥思苦想者”则有违一般传统，它总是走自己的路，发现新的事物，并告诉学生他的新发现、新体会以及新的疑义。在现代知识不断更新的时代，好教师已不再是符合传统标准的“专业师傅”，而是要有创见，能够启发学生的思维，哈耶克认为他自己就是属于冥思苦想者。实际上，现代教学质量的好坏已绝不仅是课讲得怎样条理清晰，怎样生动、沁人心脾，或者以学生的课堂良好反映而著称，因为再有条理的课也根本无法与书面文字相比；如果仅仅是复述书本的知识，学生完全有能力自己在更短的时间内更有效率地看完，而仅仅只要花一些时间就某些不能理解的问题请教老师就行了。

因此，老师更主要的职责在于讲授书上找不到的，要启发学生的思维，激发大家的想象；只有这样，一学期课程下来，学生所接受的才不仅仅是一本书的内容。斯蒂格勒（2001）曾指出，教师的“任务是激发学生们对知识的真诚的好奇心，逐渐灌输一个学者的良知——传授在追求的知识的过程中的大量冒险行为和高尚品行”。国学泰斗陈寅恪先生曾有三个不讲“书上有的不讲，别人讲过的不讲，自己讲过的也不讲”。陈先生是一座“丰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我们难望其项背。但是，我们要努力从过去无效率的教学中吸取教训，不要让我们一代又一代地遗憾下去，特别是尽量提出个人的理解，启发思路，引导讨论。

而要真正做到启发式的教学关键在于必须对所授学科有比较深的研究，否则只是“文抄公”、“传声筒”甚至“鹦鹉学舌”。所以，斯蒂格勒（2001）指出，“做学问可不是一种能够吸引观众的运动项目”，教师也不应该是一个明星式的夸夸其谈者，“好老师几乎不可避免地要从事研究工作，这些研究要在专业领域受到尊敬，就必须是专业化的研究。……一位没有出版过任何著作的教师，如果不能从容不迫，就必须具有一个圣徒的良心：随意发表无端意见，而不是认真地进行推理；随意推测，而不是力求精通”。如果没有一定的研究，那么就会“教学变成辅导。……既是危害平庸之辈，更贻害超凡之士”。

0.1.2教师要能够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

教学方式转变得效果如何，关键在于教师自己是否能够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首先是要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有个整体理解；因为评论是建立在理解的基础上，否则就是痴人说梦；不管我们对它的观点如何，这都是对待前人理论应有的态度；甚至对敌对观点也是如此，如波普尔（1999a，第二版序言）强调，“无论如何，如果我们希望战胜对手的话，显然必须下工夫评估他的实力”。我们在对待即使存在某些过时性或缺陷的前人理论，也不能将婴儿和洗澡水一起泼掉，这是真正搞学问的态度；实际上，在西方即使那些坚决的反马克思主义者都能如此，如波普尔就在很多方面褒扬马克思的成就；他（1999b，140）说，“在把理性的方法运用于社会生活的最迫切的问题上，马克思作了诚挚的尝试。这种尝试的价值没有为这一事实所减损，即正如我将要表明的，它以往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成功。科学要经历不断的尝试和错误才能进步。马克思毕竟进行过尝试，虽然他在主要理论上犯了错误，但他的尝试没有白费。他以各种方式开拓了我们的眼界，使我们的目光更敏锐。退回到前马克思的社会科学，是不可想象的。所有现代的著作家都受惠于马克思，尽管他们并不知道这一点。对于那些像我一样不赞同马克思的理论的人，情况显得尤其如此；我欣然承认，例如我对柏拉图和黑格尔的研究，就打上了受马克思影响的印记”。

在全面了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后，进一步的要求是是挖掘其中的真正精髓。事实上，正如恩格斯（1995a，742－743）指出的，“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因此，林岗等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论，特别是《资本论》的方法”（转引自孟捷，2001，2）。而至于马克思的许多具体理论，它们固然具有很大的创见和意义，但并不是他所有的理论都是正确的；我们需要辨别良莠，挖掘马克思体系中真正对我们有所启发的东西。实际上，马克思理论的最基本的贡献在于他所具有的尖锐的批判性、深刻的分析能力以及充满对人类的关怀。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论争的创造性就在于它提出新的问题的能力”（弗里德里克.詹姆逊，1998），如熊彼特就特别指出，“马克思是天生的分析家，是个被驱使去做分析工作的人”（熊彼特，1992，14）；“马克思的分析是这个时期产生的唯一真正进化的经济理论”（熊彼特，1992，96）。马克思对当时社会矛盾分析所揭示的态度可以为我们所借鉴；因为尽管资本主义的具体形态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它的基本形态还存在；尽管我们可能要考虑更进一步的问题，如雇佣关系、企业扩展形态、国家计划机能等，但马克思的基本分析方法还是极具功效的。有的学者就指出，“在我看来，最令人发笑的没有条理的表述就是，同时声称资本主义取得胜利和马克思主义已经终结；马克思主义最早对资本主义及其特性与矛盾进行了研究，如果说资本主义现在已经遍布世界，那么，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比以往的意义更大”（阿里夫.德里克，1998）。

另一方面，就是他对人类的关怀。我们可以体会波普尔对马克思的评论，他（波普尔，1999b，141）说，“如果不承认马克思的真诚，我们就不能公正地对待他。马克思的开放的心灵、敏锐的现实感、不信空言、尤其不信道德方面的空言，使他成为世界上反对伪善和法利赛主义最有影响的战士之一。他有着帮助被压迫者的强烈欲望；他充分意识到，需要在行动上而不只是在言词中证实自身。尽管马克思的主要才能是在理论方面，但是为铸造他认为是科学的战斗武器，以改进大多数人的命运，他付出了巨大的辛劳”；“特别是在他的青年时代，马克思所说的是一个最无耻和残酷的剥削的年代。伪善的辩护士们居然还以人类自由的原则、人有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人有自由订立一切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契约的权利为借口，为这种无耻的剥削进行冷嘲热讽的辩护”（波普尔，1999b，195）。“如果这种‘基督教’（指早期为资本主义剥削作伪善的辩护的那个时代官方基督教。）从我们地球的较好的部分的表面消失了，那么，它在极大的程度上应该归功于马克思所带来的道德改革。……如果说基督教今天走向了一条与它30年前追寻过的道路不同的道路，那么，它应该把许多都归功于马克思的影响。基督教会能够听到克尔凯戈尔的声音，部分地也应归功于马克思……可以说，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它的伦理的严谨和它对行动而不是纯粹词句的强调，或许就是我们时代最重要的矫正理念”（波普尔，1999b，312）

0.1.3教学时要崇尚价值无涉的风气而不要强制思想统一

要能够挖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的一个基本态度就是价值无涉。价值无涉是M.韦伯提出来的，这是对教师所处地位的要求，因为教师不是政客。当然，我们讲价值无涉，并不是说说经济学学习不涉及价值判断问题，仅是实证分析，没有规范内容。事实上，经济学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价值理念是不可避免的，甚至还是主要探讨的内容；同时，任何人的言谈、行为也必然受其固有的意识形态所支配。

我们这里讲价值无涉，主要是指不要用一种价值观、一种标准来统一大家的思想，只希望以学者的良心和态度去观察问题，而价值倾向如何是次要的。按自由主义者的观点，价值观统一，用教育和宣传来控制和统一人们的兴趣和信息，就是思想压制，这是对社会的最大损失。因为这将直接窒息人的创造性，毁掉发现人们真正思想的最后可能性，从而毁掉知识。一般来说，价值观越一致，知识的损失就越大；知识的重要性越大，社会经济的损失也就越大。思想自由，就在于在争论中淘汰错误的或无价值的东西，而将精华沉淀下来成为人类的财富，而如果思想压抑的话，只会存有渣滓。这就如企业，如没有正常的出生-死亡机制，就只剩下无效的国有企业；而西方的高出生-高死亡机制保证了有效率企业的存在。事实上，我们已经有了这样的沉痛教训，整个文化大革命给我们留下了什么知识和思想呢。

象顾准这样的“中国唯一真正的知识分子”非常幸运地才能残留下薄薄札记、几封通信和一些日记。他（顾准，1994，344-345）在那个疯狂的时代就一语中的指出，“权威是不可以没有的，权威主义则必须打倒。这一点，在哪个领域都不例外”，“权威主义是和科学精神水火不相容的”。同时，顾准（1994，363）在那个时代还以微弱的声音呼吁，“有一个通气孔，有一个吹毛求疵的监督者，总比龚自珍所说的‘万马齐喑究可哀’要好一些吧”。陈寅恪先生之所以伟大，造诣如此深厚，也就在于他始终保持真正学者的节操。在50年代中央要调他到北京主持一个研究所时，他就提出了两个先决条件：一不宗奉马列主义（虽然他也承认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论很有见地），二是不受政治干扰。为此，他要求“毛公或刘公亲笔写个书面挡箭牌”。中国的学者要记住顾准和陈寅恪这两个人，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贞洁牌坊。其实，马克思本人就曾坚决主张，“应该使ZF和教会一样地对学校不起任何影响”（马克思，1965b，25）。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本身也具有教条主义的因子，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建构性的，她追求的是完美主义，因而必然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封闭性，这也正是波普尔所极力批判的。别尔嘉耶夫（2000）甚至将马克思主义与宗教相比较，认为“可以在马克思主义中找出如下的宗教特点：严格的教条主义体系，不考虑实践的灵活性；正统派和异端分子的区分；科学哲学的不可改变性；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是神圣的，它们只能被解释，而不能被怀疑”等。但是，正是由于接受的是这种较为僵化的马克思主义培育，一些人在遇到无法理解的问题很快就会转***度，甚至成为强烈的反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戈培尔就曾是一个地道的马克思主义者（顾准，1994，359），波普尔、福柯等都曾经是马克思主义者。因此，我们说，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必须具有开放性，这是它不断发展的要求。事实上，“政治经济学在每一个国家也必然是不同的”（詹姆斯.斯图亚特语，见J.N.凯恩斯，2001，34）。

然而，这种教条曾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通病，学术与政治联结过分紧密，如在前苏联，李森科的生物学观点被共产党委员会批准而赢得欢呼（M.波兰尼，2000，365）。很难想象这样做的怎样的学问，结果这位老兄认为依靠经验而无需通过选种培育出来的小麦具有更强耐冻能力的观点被称为金科玉律，任何人稍有微词和疑义就可能招来杀身之祸；从此，成千上万的人也因此被饿死。如一位前马克思主义者所说，“我的党性教育使我的心灵装上了如此精心制作德吸收缓冲器和弹性防御装置，以致我所看到和听到的每一件东西都被自动转化而适应一种预先构想的模式”（转引自M.波兰尼，2000,442）。当前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危机，就在于我们太在意接受马克思的说教，而没有真正思考他提出的问题，从而窒息了马克思很有创建的思维，陷入了教条主义。我们目前许多学生不愿意学，觉得它没有意思，也就在于仅停留在接受层次上而不是进行多方位的质疑。事实上，政治经济学是研究整个社会科学领域，人的社会性等复杂问题，怎么会没有意思呢？就西经和政经相比较而言，政经是更有意义的，它分析的是真实而非抽象的人之行为，需要涉及到如此众多的学科，关注如此之多的人类社会问题，从而给我们的思维以无限的发挥和想象空间。

0.2引导学生树立对待政治经济学的正确态度

教师除了在教方面注意自身的转变外，更主要的是要引导学生在学的方面正确的态度和方法，主要体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0.2.1引导学生辨证地扬弃马克思的基本理论

学生在学习政治经济学理论时，首先要树立对待传统理论的正确态度，要全面地看待前人理论。对待马克思主义也要一分为二，正确认识马克思理论的精华所在。必须认识到尽管马克思理论中存在过时，甚至错误的方面；但是，马克思作为当时第一等的分析家、思想家和实践者，也给我们后人留下了丰富的财富，如对制度的重视、对贫困的关注、异化问题、对人的终结关怀、对个人自由的追求等。我们就要努力吸收马克思主义中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寻求灵感和智慧，而切勿数典忘祖；只要我们本着探究的精神，就一定会发现很多有用的东西的。例如，关于制度的研究，现代新制度主义喜欢从个体行为角度出发，而马克思传统却为我们提供了从整体角度进行分析的思路。熊彼特（1999，67）曾指出，“敌视他（马克思）的态度和论证背景的敌人，觉得几乎不可能承认，在他的著作的某些部分中他所做的工作，若处于别人之手，正是他们将大加赞赏的那种工作”；因此，作为一个学者的真正态度，我们要引导学生不要再以“批孔批林”和“扫四旧”那样的“革命豪情”对待马克思，见到马克思或政治经济学等字眼就摇头。

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当前政治经济学陷入困境的原因。因为既然马克思理论体系如此博大精深，为什么大家又都会感觉马克思理论没有什么新东西呢？这主要与我们的传统有关。中国自古就有祖先崇拜的传统，近半个世纪来又形成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崇拜，而近十年来则又转而产生了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崇拜；以至于中国经济现实空有如此庞大的素材，但就是出不了新的思想和理论，就在于中国人太轻视自己了。目前，学术界在对待马克思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中存在两种较为严重的倾向。

一是对马克思的传统研究太教条，新想法不容易得到承认，有些年轻学者甚至往往要冒人际关系（师生关系等）破裂的风险，不是常常有一些博士论文因为观点问题而受到责难吗？。实际上，我们的孔老夫子早就劝告我们“君子和而不同”（《子路第十三》）、“群而不党”（《卫灵公第十五》）。目前，马克思主义研究存在太多的“权威”，以致演变为不择不扣的权威主义；所以，君不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权威往往都是耄耋之年的老前辈吗？实际上，年轻人在当前的政治经济学界很难出头，这里存在一个两难困境：如果他没有新观点，是不可能声誉鹊起的；而如果他提出新观点，又是不可能被承认的。君又不见西方那些获得诺贝尔奖的几乎都是年轻时的成果吗？格罗斯曼、克鲁格曼、斯蒂格利茨、曼昆等不是都不到耳惑之年就名扬寰宇吗？

二是如顾准所说的（1994，352），“中国人太聪明，懒得穷根究底”。日本、德国人肯为一件根本看不到前景的研究化上一辈子，而中国人一看苗头不对就要开溜。可以说，中国人大多是机会主义者，这也可能是为什么中国历来都要强调纪律和统一的内在原因吧！当前，中国为什么那么多主张经济学西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西方已经有了理论，他们只要直接“拿”过来可以糊弄其他人了；而且，在举国西倾的风潮中也没有前景之忧。同时，又存在另一些怪现象，一些学者平时对马克思主义没有什么发现，而一旦获悉了西方理论，又马上到马克思的经典文献去寻找，宣称马克思早就说过而西方理论没有新颖之处。为什么这么做呢？也是因为这样实在太轻松了：一方面可以显示自己通晓学术前沿，另一方面以间接的方式便于各方面承认；结果就是中国的学问一直跟着别人后面走，在强调所谓的国际一流，与国际接轨，殊不知，国际一流是起源于各国特色的。M.波兰尼指出，没有科学家纯粹的科学兴趣，没有科学家充满热情的参与，没有科学家把其一生精力的一点一滴作为赌注般的投入，任何具有重大意义的科学发现（知识）都是不可能取得的；这真的值得我们玩味。

总之，当前政治经济学要有发展，教师首先要引导学生真正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实质，不要教条也不要虚无，以真正学者的态度对待前人的理论；只有这样，政治经济学才能发展。

0.2.2重点引导学生关注马克思的不足而不仅是寻章摘句

在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缺点和精华所在时，接下来就是要引导学生去关注马克思主义传统经典文献不足的方面，因为理论往往是在批判何苛求基础上才得以发展的。一方面从马克思经典理论中寻求灵感；另一方面又要对马克思涉之不深、有偏甚至过时的观点进行深化分析，切勿仅停留马克思已经讲过，没什么可再讲的层次上。实际上，就有许多本来确实马克思经典理论已经谈到的问题乃至较为深入的分析，我们现在的理论深化也往往不是建立在马克思经典文献的基础上，这是非常可惜的。譬如说，对制度的分析本来是马克思理论的重要内容，但是在我国掀起制度经济学理论探讨的是源于科斯的新制度主义；尽管马克思已经给制度以充分的关注，但我国以前很少有人分析本身的制度问题。

因此，从客观公正角度上讲，政治经济学没有较大发展并不是马克思本人的错，而是要怪罪于历来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他们有很好的资源，但没有开拓、没有创新、没有发展。别尔嘉耶夫（2000，89）曾指出，“马克思是一个文化水准很高的人，这里说的文化还是作为意识的幻想的文化。但后来的马克思的追随者们的文化水准在不断降低。在苏维埃俄罗斯。这种文化水准变得非常之低，在苏维埃俄罗斯没有文化，有的只是对群众的基础教育和技术文明”。有的学者则认为，经济学的各个部分在斯大林统治时期都完全受到压制，而后来所出现的松动也仅仅是因为把经济学当成了类似工程学的东西；同样，留给政治学的全部内容不过是对行政管理的某些方面的内容，而作为不同于法律和管理内容很难存在于当时的苏联；以致“从苏联共产党1917年执掌政权以来的50年中，它没有贡献出一个有创造力和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参见林德布洛姆，1995，494）。这种情况在我国更为严重，因为我国长期存在文人相轻的传统，总是拿过去的或外在的来贬低他人；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学者总是拿马克思作为标准来判别其他理论，而即使新出现的理论也要到马克思的经典文献中去挖掘和印证，以证明马克思的伟大以及新理论价值之渺小；这种方法与中世纪的经院哲学的研究方法几无二致。

我博士论文答辩时，一位答辩委员就说我的一个观点并不是新东西，马克思早就讲过了；但是，我疑惑的是，既然马克思早就说过了，为什么理论界主流观点是另外一种呢？而且，另外一些教授为什么又对这种我提出而马克思早就讲过的观点大加鞭挞呢？实际上，这就反映了我国的学术太过固步自封了。学术的良性发展是不断挖掘以前有价值得思想以及对流行思想的批判。否则，西方经济学的大多数理论如补偿财政理论、西方产权理论、价值理论、价格机制、市场机制、利益集团理论等也都应归属中国的理论了，算是中国的贡献了；因为它们在中国产生得更早，而且有的还曾在实践中得以广泛应用。但是，这些理论在中国没有得到继承、发扬，我们现在对它重视是接受了西方的传播，因此它就是西方的理论，是西方学者的贡献。

为了更好的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举一个恩格斯自己的观点。他针对洛贝尔图声称马克思剽窃了其劳动价值思想时，拿氧气发现的贡献归属作了这样的类比，“普利斯提勒和希勒已经找出勒氧气，但不知道他们找到的是什么……（而拉瓦锡根据普利斯提勒的发现，研究了整个燃素化学，从而发现了这种新元素）同两位比较起来，他（拉瓦锡）仍不失为氧气的真正发现者，因为其他两位不过找出了氧气，但一点也不知道他们自己找出了什么。……在剩余价值学说上，马克思对他的前辈们的关系，是和拉瓦锡对普利斯提勒和希勒的关系一样。我们称为剩余价值的产品价值部分的存在，已经在马克思以前许久被确定了”（恩格斯，《资本论》序言；见马克思，1964）。

总之，理论往往就是在苛求的基础上而不断发展的。古色诺芬和柏拉图同学于苏格拉底，而观点大相异趣，尤其柏拉图的思想与苏格拉底甚至截然相反；同样，亚里斯多德学于柏拉图，但观点又不同，而这三人都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事实上，西方经济学也正是在各派的争论中发展的，通过取长补短才导致每隔一段时期就出现一次大的折衷和综合，如约翰.穆勒、马歇尔、萨缪尔森以及新近兴起的新凯恩斯主义等。因此，我们需要引导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不足方面的关注。

0.2.3引导从微小视角对不足进行深入分析，特别是反思前提假设

对传统理论的缺陷和不足分析要以一个较小的角度逐步深入，而不要受目前学术界流行的“所谓辨析几个理论就可以把握经济学实质”论调的影响；事实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发展存在很大的差异：自然科学是推翻前人的论断，而社会科学在于深化前人的理论，具有更强的继承性，甚至往往带有循环复古性。也就是说，在大的思想上实际上古人基本上都已经涉及了，后人的贡献是深化。如对信息的研究，早在中世纪就涉及到定价的不确定性，但现代的信息经济学则是从众多的微观角度对信息不完全的研究，已有莫里斯等不下10人因相关方面贡献而获得了诺贝尔奖。

然而，目前国内的学术交流和争论氛围非常不好，特别是政治经济学界的研究和论争往往局限在大宏观层次上；如讨论效率还是公平，不是从含义出发深入挖掘促进效率以及公平的合理手段，而往往是先入之见把社会主义当作重视公平而资本主义视为强调效率作为先验假设；如讨论公有产权还是私有产权，也很少从微观激励约束机制方面下工夫，而限于宏观上各举一些例子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如讨论劳动价值论，就往往是将它对效用价值论的对立来讨论，而不是如何完善劳动价值论以及探讨劳动价值和效用价值得内在联系。总之，政治经济学要真正得到发展，要求我们花更多的精力从微观角度去挖掘；实际上，宏观的争论必须有微观的基础，新凯恩斯主义理论的兴起也在于它努力为凯恩斯理论提供微观基础。

至于对理论进行微观反思的方法，主要是要注意对逻辑关系和逻辑前提进行质疑。一般来说，经过系统训练的人总是具有一定的推理能力的，因此逻辑关系一般总是对的，除非涉及到了哲学思维问题。如最简单的归纳还是演绎的逻辑分析就是如此：根据归纳法，我们一直发现的天鹅都是白的，那么我们就会认为天鹅是白的，这是证实主义的逻辑；但证伪主义不这样思考，它运用演绎的思路，认为只要发现一只天鹅是黑的，那么前面的结论就被证伪了，所以它的思维是在寻找反例。

但在经济学中，我们更主要的对逻辑的前提提出质疑，逻辑严密的理论并不一定就是正确的。马克思是一流的分析家，他的学说具有严密的逻辑。如马克思认为：价值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而劳动生产力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成反比，因此商品的价值量与社会劳动生产力成反向关系。这一论断的得出是建立在多么严密的逻辑基础上呵，但是不是就一定正确呢？我们大可质疑。事实上，我们知道这种观点已经遇到很多现实解释的困难，其原因就在于它的前提是有问题的，劳动时间并不能很好地作为衡量价值的尺度。再如，亚里士多德和福格尔为奴隶制辩护，也具有合乎逻辑的分析，但他们分析的前提是错误的，是仅以短期的效率作为逻辑的基础；实际上，奴隶制仅在短期内是有效的，但短期的效率是不能用来说明某个时期特定制度的合理性的；正如诺思指出的，不考虑人们对人占有人的合法性的看法会发生改变，就无法解释19世纪奴隶制的消亡（卢瑟福，1999，56）。实际上，我们在经济学理论中往往存在大量的悖论；实际上，只要存在悖论就意味着我们的理论出了问题，理论不能解释现实问题，因为事实（现实）是没有错的。

正因为我们往往不对逻辑关系和逻辑前提进行细微的质疑，或者简单地将逻辑前提进行二分法；国内对政治经济学某问题的讨论，往往是几年一个轮回，使停留在原先的层次上，没有丝毫进步，浪费人力、物力，漠视和玩弄人的智力。如劳动价值理论的讨论，往往就是5年一个高峰。而且，似乎都是政治发动，似乎政治人物比学者、专家对学问、理论还要敏感。举个令人啼笑不得的事情，去年（2003年）我有一篇劳动价值方面的文章想投某一刊物发表，结果编辑的回应是：在2000年中央提出要研究劳动价值论，我们已经发表了很多这方面的文章，现在中央也不提这方面的研究了，因此我们刊物一概不发相关的文章了？天哪！这是学术研究吗？况且是一个名牌大学的学报阿！事实上，2000年那段时期有多少有价值的文章出现呢？还不是那些所谓的名人将多少年的“冷饭”再炒一篇。再如，2000年我曾把一篇文章交给一个著名学府的学报，该学报的编辑找到我说，你的观点与中央的精神并不相符，如果你是××（一个著名经济学家的名字），我们就会刊发了，因为××自己将承担责任；而发你的文章需要我们来承担责任，所以我们不能发。天哪！这是学术研究还是政治宣传？实际上，我的那篇文章没有任何过激言词，仅仅是指出一些问题而已。

当然，这个批判对西方经济学在某些方面同样适用。譬如，我们知道，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就是理性假设，但是何谓理性？庸俗的理解，将理性等同于有理由。但实际上，“人们无论做什么都是有理由的。他们有动机，使用（好的或差的）推理来对这些动机做出反应，达到他们的目标。甚至许多（或者绝大多数）被称为不正常的行为都涉及思考和推理的进行”（西蒙，2002，337）。另一种观点认为（芝加哥学派的主流观点），理性就是为自己寻求物质利益；非理性就是为自己寻求任何别的东西；而无理性是为其他人寻求任何好的东西。按照这种划分，那么，正如H.史卓顿和L.奥查德（2000，85）指出的，理性的意义不再是“逻辑上相关的”或“对目的有效的”，它被理解为“除了个人的贪婪外，没有任何别的目的”。

0.2.4引导学生努力构建自己的理论而不仅限于批判层次

我们从微观角度对不足进行批判，主要目的并不是为批判而批判，更主要的是构建更为合理的理论。你要推翻别人的观点，并要说服他人，你就必须提出自己的观点以供别人比较。就如商业交易，你老说别人产品质量差，别人也不会买你的，除非别人验证了你产品的货色。但是，批判容易，构建难；国内有一种很不好的习惯就是往往习惯于批判，但要他拿出自己的方案、理论来时就难了；或者他提出的理论的缺陷更多。一般地，新理论要有价值，除了能够解释原来理论所不能解释的东西以外，还必须要对原来能够解释的东西阐释更有力；这样，理论才能发展。

因此，作为一个理论，它需要的假设越少越好，这是奥卡姆剃刀（Occam’ law)原则。如就天体运行而言，实际上，托勒密的地球中心说比较理想地符合我们的感官感觉，并且如果以地球为参照系的话同样可以说明地球与太阳的关系；但是这种解释条件太多，不好解释其他星球的运行，因此哥白尼提出了太阳中心说。同样，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只有在其死后66年才由开普勒的行星运行第三定律得到理论说明，并计算出了行星运动的椭圆轨道和常恒的表面角速度。但是，开普勒的理论仅仅限于天体运行，而牛顿进一步放宽条件后，就发现了万有引力。同样，17、18世纪占据物理学统治地位的牛顿机械论宇宙观在1905年爱因斯坦发表狭义相对论后也不再成为一般理论了，而仅仅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才是准确的。可见，真正的理论就是一个逐步适合更广范围的过程。波普尔的证伪理论也说明，一个理论的通用性越强，蕴涵的范围越广，就越容易被证伪。这意味着，理论越简单，理论可观察的含义就越严格，从而它的检验性就越大，因此理论应该简单到可被证伪的程度。

我们现在的经济学无论是政治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其假设可太多了，因此，它们还称不上科学理论，至多是假说；这也是我呼吁打破经济学帝国主义的一个主要原因（朱富强，2003）。政治经济学往往分析的是资本主义早期的情况，因此，它的适用性受到极大的限制。因此，在讨论劳动价值时，就不能设定它使用于简单商品经济中，否则就必须发展。我们需要拓展我们的思维，知识创造价值吗？商业呢？老师、医生、管理者、会计师、军人等，如何呢？而不是“脚疼医脚，手病医手”。从真正理论的程度上说，判断社会劳动是否创造价值的原则就不应该是多元的，而我自己提出的原则就只有一个原则，而且这种原则已经越来越呈现出广泛的解释力。

总之，在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中，老师首先应该有自己的研究，启发学生的思维，引导学生能够提出独自见解，并在不断争鸣中促使理论发展，这是政治经济学的活力。

0.2.5根本上要引导学生跳出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窠臼

最后，告诫学生在政治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中，特别要留心陷入教条主义之中。教条主义就是从自己的角度观察问题，先验地以主体者对外界进行审判，而不能处于超然的地位进行分析比较；它总是认为自己是对的，对他人的反驳尽量设置屏保。因此，在我理解，教条主义实际上就是封闭状态下的思维，是夜郎自大的心态。因此，我们反对教条主义，就是要跳出定式思维，多看一些反面的观点，随时准备接受新的质疑和检验。我记得中学的时候经常放在口头的一句格言就是“人云亦云不足为，大胆质疑诚可贵”。教条主义是人之通病，是人自身发展、成熟，特别是走向灭亡过程中必然潜伏的因素。事实上，众多未经证明的信念从最早的孩提时代就被灌进我们的脑海里了，如宗教的教育，古人的权威、学校的教导、幼稚园的格言等（M.波兰尼，2000，411）。因此，我们能做的仅是尽量减轻教条主义的影响。

实际上，在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中，我们就充斥了这种教条主义；譬如，马克思说，交换是等价的，因为人是不愿意吃亏的或者没有普遍的蠢蛋以致发生大规模的不等价交换；结果，后来的学者就把等价交换当作一个先验的真理加以接受。其实，只要稍微思考一下，就会明白这个世上有多少交换是等价的？即使你不愿意在不等价条件下交易，但没办法呀，你要受到直接和间接的强制，因为你是弱者。但是，我们的学者却教条主义地把希望的理想社会模式当作现实的存在。

其实，中国早期的先人非常注意这一点，真真是令我们后辈汗颜的。我们的孔老夫子树立了“七十随心所欲，不逾矩”的人生自由王国的境界；他的学生子贡说：“人之过也，如日月之蚀也；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这就是说，我们学习和研究理论时不要想当然地接受原先所灌输的，而要像散圣曾参那样“日三省吾身”。我就特别喜欢五柳先生的《归去来兮辞》：“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往事之不可谏，知来者犹可追。实迷途之未返，觉今是而昨非”。我们警惕教条主义，首先不要先验地把自己划入某个圈子、某个学派，而是要“兼听则明”。

做学问是辛苦的，能够不教条主义地做真正的学问更是不可多得。王国维（1997，316）先生在其《人间词话》中将做成大事业、大学问的经历划分为三个阶段、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为第一境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为第二境界；“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为第三境界。第一个境界要求我们起点要高，看得要远，也就是要对理论有总体把握；第二个境界是要求我们能够大胆质疑，想别人所不想，思别人所不思；第三个境界也就是达到了“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做学问首先要能够达到第一境界，当然，一般学者能够思别人所不思，想别人所不想，言他人所不曾言，就非常难得了，学问的发展也就持续不断了。这也就是要我们能够站在更高的角度看问题，不要“终为浮云能蔽日”，最少要有“长安不见使人愁”的感悟。

所以，如果我们的同学为求学而感到困惑或迷茫，这是正常的，也说明你已经进入了正确的轨道，而那些自以为什么都明白了的人实际上什么都不明白。理论的进展就是在困惑中不断寻求解决的答案，我这里借用挪威学者S.U.拉尔森（2002，311）的话来表达我的意思，“如果你得到这么一个印象，即理论工作是艰难的，理论决不是明白无误的，那么你离真理就不远了。但是，你的这种困难意识越强，你在研究中把它考虑进去就越容易，从而避免琐细和人为的风险”。

搞学问是需要困苦和彷徨的，愿与大家共勉。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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