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Ponser的“天平”

昨天的博客最后犯了一个错误，应该是Posner（1975），而不是Posner(1976)。刚把这篇文章看了一遍。Richard
Posner这个人倒是知道很久，在"学活"前面周末书市上，他的《法律的经济分析》好几次都差点买了。他也是"芝加哥"集团的重要成员，只是在法律系，因为他就是法律专家，当过法官。George Stigler的回忆录里面写到过Ponser，也有照片，那时他们都是研究反垄断的专家，经常参加研讨和各类调查委员会的听证。


这篇文章和其他的相关文章相比，走的是一条"中间道路"。前文我们说到Harberger(1954)等文章都是在严格假设基础上估算垄断的社会成本，Krueger（1974）是先估算印度和土耳其的租的价值后在对寻租的过程做了一个形式化的分析，最后也做了寻租成本的估算。Posner（1975）这篇文章的参考文献中，列出了Tullock（1967）和Krueger（1974），所以Posner已经把"寻租"及其社会成本当作是确定存在的了，就没再啰嗦，单刀直入的设计出一个计算垄断社会成本的一般公式。Posner给Tullock讨论的“盗窃”例子加了一个有趣的解释。Tullock用“盗窃”来说明垄断问题其实并不十分准确，因为小偷盗窃没有垄断那样的“重负损失”（效率损失）。Posner说如果小偷偷了3个收音机，逃离现场的时候不小心摔坏了一个，那个摔坏的收音机就是重负损失。

三个前提假设很关键：寻租均衡也要符合边际原则；寻租所用投入物具有完全弹性；寻租的成本没有具有社会价值的副产品。前文有云，总的社会福利损失是T+H，一个三角形，一个矩形。近似计算得到两个面积是关于均衡价格、产量，已经价格和产量增加量的函数。这里用了一个技巧，用三角形的面积比上巨型的边际得到一个比值。这样处理的好处就是可以利用产量和价格变化量的比值，所以可以利用需求函数的价格弹性到模型中，用于比较静态分析，这对于政策分析很有意义。Posner进一步分了两种情况来比较经验估计的结果：弹性不变和线性需求曲线。在不同的情况下分别得到福利损失的计算公式。按照他的公式估算，总得福利损失要比Harberger的结果高得多（0.1%）。比如在假设弹性不变的情况下，航空业垄断的社会成本居然是该产业垄断价格对应总收益的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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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MSV”三剑客与人大西门水果摊的故事

与AC米兰“三剑客”几乎同一时代的发展经济学“三剑客”M.S.V.于1993在AER上发的那篇文章，去年四月份在去上海白相之前匆匆忙忙看过一次，那时没有看明白。但是最近一直在思路他们提出的问题，回避不了，今晚就花了一晚自习重看了一遍。


这是一篇让可以读者看得赏心悦目的文章。文章的分析非常标准：通过调整参数取值做比较静态分析，以均衡的跳跃来展示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参考文献中没有列出Arthur（1989），但是可以看出在思路上有些近似。Brain Arthur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和Paul David共同为被“打入冷宫”的报酬递增“平反”，并且从一开始就与制度理论联系了起来。

David用的是案例分析，比如现在广为世人熟知的“QWERTY”键盘的故事。大家看这篇帖子的时候，把视线向电脑屏幕下方移动，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电脑键盘是按照“QWERTY”顺利排列的。这个排序没有规律而言，为什么这么排列呢？最早出现这种排列的早期的打字机。因为当时的技术难题，如果打字员打字速度太快，打字机的某个部件会跟不上，出现错误。所以为了延缓打字员的打字速度，工程师们故意把键盘字母排列顺利打乱，不是按照“ABCDEF”的顺序从左上到右下排列。在这样的键盘排序规则下训练了一大批的打字员，他们也就习惯了这种键盘。虽然后来技术难题被克服了，打字机再也不会因为打字员打字速度过快而反应不过来，但是因为打字员们已经习惯了这种排列规则，“QWERTY”键盘就一直保留了下来，即使后来出现了的计算机，仍然沿用这种规则，这就是形成了所谓的“路径依赖”。对于初学者而言，不规则的键盘其实并不如规则排列的键盘好上手，这说明有时候均衡不一定最优。类似的，还有更“邪乎”的“路径依赖”的故事，那就是现代火箭推进器的直径是由古罗马两匹战马并在一起时两只马屁股的宽度决定的。

Arthur也用了其他的例子，比如不同的磁带规格、不同发电方式的发电厂等等，但是严格的证明是和一个看名字像俄罗斯人的家伙用了概率论和随机过程证明了报酬递增和路径依赖。假如一个口袋里面有两种颜色的球，红色和黑色若干。每一摸出一个球，如果是红（黑）球，就再放进一个红（黑）球进去，不断重复下去。在这个过程中，口袋中初始红球和黑球的相对比例会决定最终摸到红球或者黑球的概率。而且，第一次摸出红球或者黑球的概率也会影响后续摸出红球或者黑球的概率。这就是说初始状态（开始时红黑球的相对比例）以及历史偶然性（第一次摸出球的颜色）会决定均衡，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有报酬递增存在（被摸出的颜色越多，下次再摸出这种颜色的概率也越大，这也就是“频率依赖”）。可以用磁带格式的例子来说明。以前录音机的卡带有两种格式，相互不能兼容。当某种原因使得使用其中一种格式的卡带的人稍微多一点，那么用这种格式卡带的人就有了好处了：可以和更多的人换或者借，所以厂商就更多的生产这种格式的卡带，直到把另外一种卡带挤出市场。这样的故事不甚枚举，比如windows操作系统和Linux的竞争。后来随着网络的发达，新案例也越来越多，分析起来也越来越有趣。比如下载工具（BT、迅雷用户越多，下载更方便，进一步激发新的用户使用这些软件，而早期的网络蚂蚁，网际快车就慢慢丧失了市场份额）等等。

David和Arthur的研究让经济学发现了一下变化，或者说让就有的思想有了一些复兴之势。第一，“历史重要”，也就是说过程决定了结果；第二，均衡可能是多重的；第三，某个实现的均衡不一定是最优的（如QWERTY键盘）。David用这些理论做过技术变迁的分析，也有政治学家用作政治变迁分析。当然，他们的研究被敏锐的Douglas North用到了制度分析，也就有了制度变迁理论中的“路径依赖理论”，意识形态与制度均衡等等。那时候，有相当部分的国人对North的制度变迁理论的热捧。可是，如果看过David和Arthur的作品，会觉得制度变迁理论也没那么邪乎。


回到MSV（1993）。这篇文章的标题就发问：“Why Is Rent-Seeking So Costly to Growth?”注意，这是一个特殊疑问句，发问是建立在寻租肯定会妨碍增长这个论断基础之上。第一，先前的寻租文献已经对此做了很多的说明，无论是经验
分析还是理论分析（见前两天的博客），MSV不想再纠缠于此。第二，是否寻租肯定影响增长，这个另当别论，以后再谈。标题这个大问题进一步分成两个小问题：为什么没有产权没有受到很好地保护是不利于经济增长的？；为什么当有些国家的公共和私人寻租使得财产不牢靠时，这些国家的增长会停滞？MSV提出的问题来自于他们的观察。他们可能是看到半个空杯子的悲观者，因为他们看到的都是秘鲁、赤道几内亚等失败的亚非拉国家。他们的分析是基于一个很有趣的假设：寻租行为具有报酬递增性质。具体说，寻租行为越多，使得寻租活动相对于生产性活动更具有吸引力。这就使得经济体会出现多个均衡，而且可能锁定在某个低效的均衡。他们也设计了三种行当，但和Krueger（1974）不同，他们不再纠缠于寻租的福利问题，而是单刀直入的从人的最大化行为出发，分析均衡的状态和跳跃。他们还用了一个技巧，就是用寻租行为的生产率来表示产权保护的程度：寻租行为的生产率越高，表示该经济体的产权保护越差。经济体的其他两类活动具有生产率的差别，也就是说有“租”存在。而且一种可以被寻租，一种则不能。整个分析很抽象，但是可以用一些故事来理解。这篇博客余下部分就是一个剧本。


原著：“Why Is Rent-Seeking So Costly to Growth?”。

原作者：M.S.V.（1993），AER，83（2）

剧本：“人大西门苹果摊的故事”

改编：xiaoyang

上演地点：人大西门往北100米人民大学北路与苏州街交叉口，盛唐饭店对面

主演：大兴的果农、房山的粮农、市工商局

配角（群众演员）：人大学生


开场白：


大兴的果农种苹果比房山的粮农种粮食收入高。每到苹果丰收的季节，果农们用农用四轮车、马车（高峰期马车还真是比机动车好使）拉着一车车的苹果进城卖，比如人大西门往北100米人民大学北路与苏州街交叉口，盛唐饭店正对面。假如人大的学生就是他们的全部市场，人大学生具有无穷的购买力（比如说苹果具有“食神”里面的“撒尿牛丸”的功效：智障：我吃了以后头脑就灵光了很多，每次考试都考一百分！）。也假如这些果农不会短斤少两（这个假设严重不靠谱），他们的收入由他们的苹果产量决定，比如每人最高收入是100块。房山的粮农不如果农们赚得多，粮食也自产自销，不进城卖，人均收入是70块。种苹果和种粮食之间，有30块钱的“租”。

故事，从大兴有个果农考上了税务局的公务员说起。

第一幕：税权和均衡决定


区里敲锣打鼓送这个果农进城当干部，从此，世界上少了一个果农，多了一个税官，也就多了一个寻租者（食力阶层）。这个果农在人民大学北路再往北50米处设了一个工商局，专职向果农收税。假设他的收入就是他的税收，问题是设定多高的税率。假如他设了多少税率，果农如果要继续卖水果，就必须交他规定的税率。不仅如此，这个税官还可能把自己的亲戚朋友都变成税官，每个税官都可以从果农那征税。税官相对果农，人数可能发生变化。经济的均衡就是确定税官和果农的相对人数比例。显然，果农和税官的收入也有这个比例决定。


第二幕：税官越来越多了


这个过程就是政府具有自我膨胀的趋势。如果当税官比当果农收入更多，大兴区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想去当税官，不再种苹果了。当税官人数不断增加时，果农的收入就是100快减去税收。每个税官都能够得到一定的税收，随着税官相对人数越来越多，果农的收入不断下降，就会有更多的果农会相当税官。这就是税收具有报酬递增。但是当税官多达到一定极限值之后，税官的收入会下降，比如懒的税官或者迟到的税官收不到税。这就是税官之间的“挤出效应”，因为他们在分一块固定的蛋糕。在这个过程中，税官们的总体收入相对于果农而言是增加的。其实税官们的总收入不变，只是果农的收入减少了。


第三幕：定多高的税？


因为税收具有报酬递增性，所以会有多重均衡。具体出现那个均衡，就看税官收多少税，这分成三种情况讨论。


第三幕第一场：低于70——产权得到了很好的保护


这种情况下，只有一种均衡结果：果农继续当果农、粮农也该种苹果、没人去考公务员，每人收入100块。这就是说如果产权保护得极好，经济均衡是高收入的情况（好的均衡）。


第三幕第二场：高于100——产权完全没有得到保护


很显然，如果税率高于100，就是所谓的“苛政猛于虎”，均衡也只有一个：大兴果农慢慢减少，有部分果农和房山粮农一样，改种粮食，税官人数也会减少，直到所有人的收入都为70。这就是说如果产权保护得极差，经济均衡是低收入的情况。（坏的均衡）


第三幕第三场：70和100之间（例如80）


这种情况比较复杂，有三种可能的均衡。极有可能出现每人收入100（第一场的均衡），也有可能每人收入都是70（第二场的均衡）。还有可能是每人都是80，这种情况下房山的粮农也种水果或者当税官，大兴的果农继续种或者当税官，并且税官之间也没有相互挤出。在这种情况下的均衡是不稳定的，因为随着税官的人数有可能不断增加（比如房山的农民都去当税官），这就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去当税官。


第四幕：讨论


给定其他因素不变，如果产权很好地得到了保护，如果大兴果农的收入增加了，这种好的均衡就越可能持续。如果房山粮农的收入增加了，对大兴果农的收入不会产生影响，但是会提高产权没有得到很好保护时的均衡，因为税官们的蛋糕变小了，税官们会越来越少，甚至越来越多的税官下乡生产。


谢幕：


这个故事是要给大家两个启发：第一，如果经济要摆脱坏的均衡，就应该加权产权保护，比如让税官的收入比房山粮农的收入还低。因为制度刚性或者意识形态的作用（利益集团），最好应该采用激进的手段，比如大范围的政府或者公务员体统的改革。第二，好的均衡也可能堕落成坏的均衡，比如战争、政变、社会动荡等等，使得生产率和产权保护双双下滑。


剧终！谢谢观赏！


MSV（1993）的前半部分都是这个故事，如果这个故事没有看明白，那么原文就更不好理解了。文章后半部分都是讲私人寻租和公共寻租，已经公共寻租对创新的影响对增长的阻碍等等，观点很鲜明，不如前半部分抽象，也好理解，虽然在不同的立场上看有些观点值得商榷。这篇文章虽然精悍，但是绝对是经济分析的范本，能够将过程、结果分析地非常透彻。而且变量的设定非常巧妙，所以能够很有针对性地说明问题，涉及到经济发展、寻租、政府规模、制度变迁等诸多领域。


溢美之辞已经用了很多了，不妨再加一句。历史上很多因素或者规律，都是人们寻租和生产之间交替选择出现多种均衡。比如，当一个朝代初见之时，经过建朝过程中的战乱，生产率下滑，所以新朝公布的税赋通常很低，让经济休养生息，寻租空间也有限。随着生产率的回升和提高，税赋也就不断提高，就有人争夺税权（漕盐俩运）而寻租（缪尔达尔“亚洲的戏剧”中的“设租寻租”）。如果朝廷没有控制好寻租行为（腐败问题！），可能造成商业凋敝，农业衰败（所有人都种粮食），结果通常是“罗宾汉”、“梁山好汉”那样劫富济贫，或者揭竿而起，改朝换代（激进的制度变迁）。在马克思经济学中，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也可以将资本家看成是“税官”。如果资本家占有剩余价值是“非法”的，就要“全世界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剥夺剥夺者”，或者托洛茨基主义的“永久革命”，最终“国家消亡”，“异化消除”、“人类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大家都种苹果，没有税官）。 这些现象和学说都可以反应在MSV（1993）里面。


但是，这篇文章和所有的寻租文献一样，都是将政府视为一个消费性的主体。文章后面也提高了创新性厂商可能会因为缺少生产所必须的要素，如信贷、批文、许可等等，但是M.S.V.只分析的厂商们向政府官员行贿或者官员们的勒索。这大可能和他们观察的对象（失败的国家）有关。换个角度，或许世界还有另外一面（日韩的发展型政府）。“仁者心动”。

至此，寻租理论主要文献学习完毕。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3-1 19:54:06编辑过]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2-21 23:03:21编辑过]

 能否将参考文献也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