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当“谎言”变成“真理”



　　一旦“谎言成了真理”，谎言的制造者自身也被欺骗了。

  


　

　现实生活的复杂毕竟远远超过单纯的哲学原理或伦理规范。大千世界，无所不有。从野心家的弥天大谎到芸芸众生的随口小谎，一生中从未撒过谎的能有几人？更何况，有时是客观的社会环境迫使善良正直之辈不能不撒谎。

　　萧乾先生曾写道：



　　五七年夏天我坐在大楼里挨斗时，看到善良人竟然也张牙舞爪，诚实人也睁眼撒起谎来，我绝望了。反右倾以后，这片大地更加沉寂了。革命者变得唯唯诺诺，革命变得阴阴惨惨。农场孟技术员头天在队部挨了批，第二天就在田埂上朝我们大声嚷着：‘我保守，我跟不上时代。听着，亩产可不是两千斤，是两万斤！听见了吗？两万！’大家都豁出去了。那本辩证唯物主义颠倒过来念了。谎言成了真理。”（萧乾：《北京城杂忆》，人民日报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109页）



　　一旦“谎言成了真理”，谎言的制造者自身也被欺骗了。一般意义上的“谎言”是指撒谎者有意背离一个确知的真实，但撒谎者知道真相，然而在“谎言成了真理”的过程中，谎言制造者本身渐渐也成为谎言的相信者。当袁世凯一心称帝、不容他人反对甚至略表不同时，他就得不到反对的信息，他得到并且逐渐信以为真的“民意”就是天下“臣民”都衷心拥戴他当皇帝。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罪与罚》中的一个人物在抨击为“结案”而经常制造冤案的沙俄警察时说：



　　这事最叫人生气的是什么呢？不是他们在说谎，说谎一向是可以原谅的；说谎是情有可原的事，因为由假可以及真。不，叫人恼火的是，他们不但说谎，还崇拜他们自己的谎言。”（陀斯妥耶夫斯基：《罪与罚》，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10月版，第164页）



　　对有良心的人来说，撒谎确实令人痛苦，所以，萧乾先生略带自慰地“感谢”自己因被打成“右派”而被“剥夺”了“撒谎的权利”：



　　我的“右派”改正之后，多少好心人以惋惜的口气对我说，你损失了二十多年啊，而且是你一生中精力最充沛饱满的一段时光。要是没戴帽该可以写出多少东西！感谢之余，我心里却并不以为然。在鼓励说谎，甚至只许说谎的年月里，被夺去手中的笔，有什么不好呢？我不必一面看到朋友家的暖气管子被拆掉抬走，一面又违心地去歌颂大炼钢铁。一个用笔杆的人，倘若不能写出心坎上的话，确实还不如当只寒蝉好……每当有人以好奇或同情的语气问起我那段沉默的日子时，我就回答说，那是塞翁失马，因祸得福。这并不是遁辞，而是肺腑之言。”（萧乾：《北京城杂忆》，第111页）



　　同样，索尔仁尼琴的小说《癌病房》中患了癌症的“流放者”奥列格对同患癌症的“自由人”舒路宾表示自己羡慕其自由之身时，没想到舒路宾却对他说：“您至少比较不那么昧着良心说话，您懂吗？您至少不那么委曲求全，这一点可要珍惜！你们被捕，我们便被赶到群众大会上去批斗你们。你们被处死刑，我们就得站着鼓掌拥护法庭的宣判。不光是鼓掌，连枪决也是我们要求的。注意，是要求！您该记得，当时报上往往这样写道：‘全体苏联人民了解到这般闻所未闻的卑劣罪行，无不义愤填膺，就像一个人一样……您可知道‘就像一个人’这几个字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我们都是各不相同的人，可是忽然间‘就像一个人一样’！鼓掌时必须把手举得老高，让邻座和主席团都看得见。谁活得不耐烦啦？谁愿挺身为你们辩护？谁敢唱不同的调子？这样做的人如今又在何方？”对这种大多数人都撒谎的“怪象”，路舒宾一针见血地说道：



　　难道全体人民都是傻瓜？请恕我直言！人民是聪明的，人民要活下去。大国的人民有这样一条守则：熬过一切，保存自己！将来历史指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坟墓问起“他是何许样人”的时候，只得用普希金的诗句来回答：“在我们这个可鄙的时代，无非是暴君、叛徒，或是囚犯——五行中人不出这三者以外。”（【苏】索尔仁尼琴：《癌病房》，荣如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593、594页）



这是普希金写于1826年的《致维亚节姆斯基》中的名句，当时是为了痛责沙皇专制的残暴、虚伪。

　　普希金所言或许过于偏激，但这种激愤是针对那种人人必须“表态”，连“沉默的权利”或曰“沉默的自由”都没有的状态而发。在任何时候都“讲真话”确实可贵，但首先要做到“不讲假话”，要有沉默的权利与自由。叔本华认为沉默并非不义，谎骗才是不义，而且是一种暴力……有沉默的权利，即不撒谎的权利，确实是社会的巨大进步。

　　当然，生活中每个人都可能会因种种不同原因撒谎，普通人当然不可能像袁世凯这类政治人物撒弥天大谎，尽管有些谎言还真情有可原，但总归于道德有亏。不过，如果有千千万万人因同一原因撒谎，那么有问题的肯定是这个导致众人撒谎的原因。

　　过来人都应该记得，当年知青返城难于上青天，但规定患有某几种病者可以留城或因病返城，不过必须有省、市级医院的证明，许多知青和家长于是想方设法开出有病证明。到70年代末，“文革”刚结束，但“两个凡是”还未破除，包括“上山下乡”在内的“文革事物”还属于不能否定的禁忌，然而千百万知青已开始强烈要求返城，很难阻止。面对这种两难局面，有关部门俯察民情，十分明智地通权达变，规定凡“因病”都可以返城，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同意普通医院都可以开有病证明，“建设兵团”的“团部”医院都可以开。到后来，有的兵团医院的医生拿着一本本早已按病返要求写好的病历，只是快速填写“病人”姓名而已。有千百万知青都“因病”返城，几乎一夜之间，大潮突然退去……许多回忆文章与“知青小说”对此都有详尽的描述。

　　既没有（当时还不能）公开否定荒诞的“新事物”，又在实际中顺应了民意，这是决策者的高明之处。在这种语境中，医生与“病人”已不是心照不宣地撒谎，而是公开地“弄虚作假”。然而，谁又能指责医生、“病人”与决策者呢？均为情非得已矣。问题出在那种悖逆民情的荒诞制度，并用诸如“反修防修”之类的意识形态词汇神圣化，使其难以遽废。当一种制度明显不合时宜，不为人信奉、遵从，却又不能废止时，便会出现这种阳奉阴违的“集体性撒谎”或者说“制度性谎言”。

　　然而，当谎言成为准则，许许多多人不得不动辄说谎时，终将导致“说谎感”的丧失。“假做真时真亦假”，最后是全社会诚信全无。一旦撒谎成性，就会“撒谎脸都不红”，没有任何生理反应；这样，测谎器根本无法测出被测者是否撒谎。如果一个群体、民族竟要靠测谎器来维持其诚实，无疑是这个群体、民族的奇耻大辱；但如果连测谎器都无法维持其诚实，这个群体、民族则是已陷入万劫不复之境了。

　　（www.earm.cn/田成杰 2016-1-23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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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自《历史的裂缝：近代中国与幽暗人性》，（插图版），雷颐/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出版；本文摘编自《测谎器的哲学原理》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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