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7月， 顾雏军被拘留，给1年以来的“郎顾之争” 打上的句号。 案件背后是学术界尖锐的对立，一方是强大的权力资本集团，他们开一次研讨会，每个人可以拿到顾雏军8万元出场费，能够在他们“领袖年会”上发言的，大概标价是 25万。 大多数媒体都支持他们， 权力资本的势力已基本控制媒体，比收买学术界还要厉害。 于是，代表弱势群体和国家民族利益的一方，就只能作为“非主流”，在网络上与民意结合，与主流抗争。现在，连网络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限制，包括官方的限制， 私人以官方名义的限制，和私人直接的起诉等。 那里有什么老百姓的言论自由，和为老百姓的言论自由？

什么是“主流”？ 老左派说“主流是马克思主义”。否！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经被边缘化了，实际的“主流”是：以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念主导中国改革开放，支配和控制其他社会科学，控制社会舆论，为腐败的权力和腐败的权力提供理论基础。把他们单纯定义为“新自由主义”也不恰当， 这是老左派一贯只反资本不反权力的思路， 我们反对的是权力资本化，这是国际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与中国无所不包的权力体系相结合的产物，我现在找到了一个词：“瓜分派”，可能比新自由主义更加准确，可以和老左派划清界限。

15年以来，我们非主流和“主流的瓜分派”进行了长期的论战， 1年以来集中表现在郎顾之争。 我现在非常想知道；是谁批准抓顾雏军？ 证监委能下这个决心吗？ 这不是抓一个人的问题，顾已经成为中国瓜分派的典型代表，成为收买和支配理论界的代表，这一抓，岂不是改变了理论生态？ 难怪大小刊物对此讳莫如深，只报导顾的案子，不提其背后的理论斗争。 这也说明， 理论斗争比抓一两个人重要得多。权力资本集团可以抛弃几个代表人物，但是不能抛弃他们的理论支柱，否则就形不成“自觉的利益集团”了。

在中国，瓜分派的力量是十分强大的， 理论斗争和群众抗议无法战胜他们。他们如果失败，那是因为他们理论水平低， 他们的理论不能使他们更理性，有节制，而是使他们更狂妄， 瓜分无度。 这样会把中国带入金融崩溃，或者败于国际强权，只有此时，他们才能被清算，中国付出的代价就太大了。第二就是他们其实形不成稳固的集团，内部总是有人太狂妄，不断出现象张五常顾雏军这样的，国际标准犯罪分子，不仅自己败亡，也毁灭了自己这派理论的前途。

在此顾雏军被拘留的时刻，我写下这篇文章，纪念这位以特殊方式参与，并且影响了中国经济学界论战的企业家。从经济思想史的意义来看，顾雏军是有价值的。就好象毛泽东经常调侃的： “感谢日本人打我们“差不多。如果他行贿的面再大一些，我们的理论对手岂不是全盘丧失了“公信力”？

一．8．28 会议的由来与过程

2004年8月20日，我正在南京参加“东部战略研讨会”，连续接到几个记者的电话，希望我们声援郎咸平，原来他因为质疑国有资产流失，遭到顾雏军起诉。我言：这样的问题我们已经呼吁多年，传媒很少报道，郎咸平也没有声援我们呀，为什么我们就一定要声援他？是不是因为他是美国回来的，就特别值得炒作呢？

当记者们一再解释以后，我觉得应该出面支持。 第一，是郎咸平表示“不希望孤军奋战”，呼吁国内经济学界支持他，许多媒体例如《北京晨报》专门发表评论，把国内大多数“主流派经济学家”保持沉默，称为“集体失语”，并且开始“敲打”经济学家的良心。第二， 顾雏军在香港起诉郎咸平是非常愚蠢的，他为媒体扩大了传播的空间，只要题材涉及个人官司，不仅吸引大众，而且各媒体对此很少限制。当局面失控以后，张维迎们气势汹汹指责媒体，要求他们管住记者，实在是找错了对象。这次是顾雏军自己打倒自己，而且坏了“瓜分派”的大事。 即使他不被抓，也应该被“瓜分派”清理门户了。会后顾雏军不服气，竟然使用高额出场费聘请国家机关研究官员和著名学者替他吹嘘，一付有钱能使鬼推磨的嘴脸。如果真的被香港方面调查，暴露出问题怎么办？ 顾雏军不害怕有人害怕，他的败露是早晚的事情。

第三，据许多记者反应，京城各位“著名经济学家”的态度实在恶劣，善者以没时间或者不懂为托词，恶者则说郎咸平不是经济学家，不知道这个人等等。这就引起了我的愤怒。

虽然我早已经被“瓜分派”列为另类，被许多媒体负责人做为“新左派”而加以限制，我也正式宣布和经济学主流派恩断义绝，而自称“非主流”，但我还是替中国经济学界感到耻辱。他们“以沉默封杀对手”的手段我太熟悉了。对于MBO之类的分国有资产，更是讳莫如深，几年以来大家不断听说各地在分国有资产，不断爆发工人抗议，但就是不见大多数媒体报道，如果没有网络，再过两三年，一次“静悄悄”的瓜分真正会在中国实现了。

于是，我与两个年轻人策划，由邵振伟直接联系郎咸平，他欣然接受，地点安排在搜狐网，因为郎咸平是他们顾问。正巧那几天《中国青年报》三个记者找我采访，这个消息就在8月24日上了他们网站。 以后三天，数十名记者询问开会事宜，搜狐网也受到压力，在27号晚上表示不当发起单位，只提供场所。我和邵振伟商量，以他个人名义充当发起人，与乌有之乡范景刚联合主办。 有报纸会后报道：“一神秘人物宣布自己为此次会议的发起人，引起轰动。” 搜狐网重点报道郎咸平，没有刊登我们“非主流”的发言，我们发言全文发表在乌有之乡网站上（WYZXWYZX。COM）。

为防止会议当天再出意外，我们商定了临时转移方案，如果实在找不到开会地点，就转移到我家里开。----在改革开放30年以后，开一个讨论重大公共问题的讨论会居然还要准备受这样打压，究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等待“有关部门”打电话来封杀这个会，但是居然没有，这也是天意，我至今认为这不是失控，而是“上边”有意放了一下，马上酿成网络上全体人民声讨权力资本瓜分国有资产的强大浪潮， 400多学者参加了辩论。这样的气氛有利于9月份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的顺利召开。

8．28 上午我们见了郎咸平，他说官司已经开始不宜谈， 这次要批判新自由主义。 是邵振伟在中午帮他准备的发言。 下午郎咸平公布了请而不到的“主流派”学者名单，这也是双刃剑，一方面表示对主流不满，一方面与非主流划清界限。会上他表示自己是主流，要以在国际刊物发表文章确定学术地位，对我们的发言也很不耐烦，引起我的反感和批评。

随后几位“非主流”经济学家的发言支持郎咸平，维护国有企业制度，主张强化管理监督。国资委宏观部部长赵晓不参加会议，但写了发言稿痛斥郎咸平不了解中国情况，破坏改革大局，“好象一头公牛闯进了瓷器店”。

“国资委企业部部长，反方代表张文魁单刀赴会”，得到我们的鼓励和善待。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极力避免单方话语霸权。张文魁当时是满意的，但会后却为顾雏军单独举办讨论会进行吹嘘。 还有国资委研究所所长王忠明在2002年请张五常讲演，就此掀起张五常热，除去贬低马克思以外，反复就是一句话：把国有企业送给当权者就是了。 在他们举办的学习班里，大量宣扬新自由主义的产权理论。有的高级官员这样说：“把国有企业送给经营者，好比旧社会，穷人养不活自己的孩子就送给富人。”----这样的国资委能否管好国有资产令人生疑。

张五常在2003年初被美国法庭以偷税罪判刑，并且没收全部财产，他宣扬20年科斯产权理论，在中国已经变成为权力瓜分理论和政策策划，突然面临灭顶之灾，是“瓜分派”的主将某人积极活动找某“大人物”力保，才渡过这次危机。历史真相还会进一步继续被揭露。

事情就这样拖延了2年， 瓜分国企大大升级了，而且是静悄悄的，成系统策划的，也难怪事情被郎咸平突然捅破，瓜分派有些气急败坏。 我们帮助郎咸平打破封锁却是偶然的，多少有些天意，天意就是民意，民意，不是民粹，是老百姓的意志，中国古代叫做“天道”，理论上高于天子的。这是中国人老祖宗的信仰，不知中国的精英们知道否？

8．28．会议既然顺利召开，为避免舆论一边倒，我最后作了一个中性的发言：

第一，组织这次讨论会的目的在于打破经济学“主流派”的话语霸权，创造平等自由的对话平台，这比压倒对方观点更加重要，这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

第二，针对上海〈外滩画报〉记者挑衅性的提问（他问：郎咸平是不是和新左派合流了），我否认自己是新左派，并且指出，所谓“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论，是中国一部分自由主义者为了打击不同意见制造的概念，是一顶政治帽子，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不能准确地概括中国的真问题。真问题是经济学领域“主流与非主流“的争论。这个概括在这次大辩论中成为流行话语，“经济学主流派”及其瓜分纲领成为过街老鼠，而“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划分，因为不能概括争论双方自然被抛弃----这才是历史与实践对理论概念的最终选择作用。

第三，我肯定国有企业需要改革，但不能被当权者瓜分，我建议暂停MBO，把国企出路定位为“国家战略产业”，以超越左右翼。我随后的文章《国有企业改革要超越左右翼》，当时被上海《国资杂志》部分发表，在9月15日被《社会科学报》和深圳《开放导报》发表，并收入许多文集。超越左右翼是我1994年提出的， 10年以后被实践验证其价值。

二． 8．28 会议的意义与作用

8．28．会议的顺利召开， 第一个重大历史作用，就是打破了经济学主流派的封锁，把学术争论通过网络扩大到全社会，形成全民自由讨论公共政策的高潮，影响了政府决策。

瓜分派对此懊恼不已，他们马上召开一个“传媒的社会责任研讨会”，向媒体施加压力，要他们管好自己的记者。他们甚至向政府呼吁控制网络民意。 事后他们总结教训时，把这一个月的讨论归纳为：学术界新左派利用网络煽动“民粹主义”，形成了互动，搅乱了思想，干扰了改革大方向。改革出现了危机，因此需要把2005年定为“改革年”，并恢复综合性的体改研究机构。他们懊恼之极，说明了8。28 会议的价值。

8．28 会议的第二个意义，是迅速打乱了经济学主流派的阵脚， 使其中的“瓜分派”暴露出来。

中国庞大的主流派经济学家队伍，奉“瓜分派”为代表人物。 面对郎咸平的挑战他们不约而同地以集体沉默加以封锁，但8。28会议打破了沉默。赵晓，张文魁，王忠明，陈志武等已不能控制局面，许多老资格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均不出马，如历以宁，萧灼基，茅予轼，张曙光等。中年的如魏杰，刘伟，钟朋荣，石小敏等也不出马。樊纲曾多次批评国有企业占有70% 金融资源，但只生产30%的国民生产总值，鼓吹私有化，这次却表示：得罪老百姓的事谁干呀。

林毅夫以“先解决社会保障再改革”的表态推托了，他曾与张维迎辩论，认为产权不是最根本的问题。 吴敬链既坚持反对“权贵资本主义”，又表示“国企改革不能停”，这是针对我的。在目前形势下，不先暂停下来就无法制止权力瓜分。二人均提出把一部分国有资产划归社保基金以保持中间态度。

此时，“瓜分派”两位中年主将不得不亲自出马。

8。28。当天晚上张维迎就在深圳回应说：“要善待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以后又说：传媒要负社会责任，真正的学者要敢于对抗大众，我不和无耻的人辩论等等。两天以后，幕后主将周其仁出马，已按耐不住对郎咸平的怒火，一反平时温文而雅，大骂郎咸平，比起1989年京丰宾馆改革大会上的风采，这次是败走麦城，不仅在理论上没有打赢，而且破坏了自己的形象。主将出马过早，没有留预备队，这是兵家大忌。 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一出马就败落，问题出在网络民意的强大对抗，挫伤了他们的锐气。他们平时只在富人俱乐部中出入，极大地脱离了人民群众，再不是莫干山时代的“中青年”了。他们不习惯“民粹主义”的话语环境，面对网络民意没有经验，很快就发生对抗，这是最大败笔。

8，28 会议的第三个意义，促成一般自由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的分化。 有人把中国学术界划分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 即改革与反改革，我一直反对。认为这是自由派打击对手，设立假想敌的政治策略。我是不戴“新左派”帽子的。

我的划分是经济学界的“主流和非主流”，所谓主流，就是以西方经济学树立自己学术霸权地位，为改革提供经济学依据，但是默认中国的权力资本化，实际成为“瓜分派”的那些“著名经济学家”。主流与非主流的争论，真正抓住了中国改革最核心，准确概括了改革焦点。 在这次全民大辩论中，大家自发抛弃了所谓“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概念，把“经济学主流派”作为批判对象。

自由主义左翼的秦晖多年以来批判“掌勺人私分大锅饭”， 这次关键时刻南方周末资深记者鄢烈山尤其出色。包括许多法学家出面强调依法改革，表明越来越多的自由主义者开始识破“瓜分派”的阴谋并与他们划清界限。

历时一个月的大辩论， 人民群众与爱国主义学者相结合，依托网络，取得了10年来从来没有过的大胜利。瓜分国有资产的阴谋既然被揭露，就很难再推行。大辩论与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配合默契。 这样的配合，瓜分派也有一次，那就是2002年的“张五常热”，由于美国审判张五常，他们演了一次闹剧。这次，是一次列入史册的雄壮喜剧。人民群众归根到底可以创造历史，决定改革的方向和命运。

三． 会后较量与中国改革的未来

“瓜分派”在国庆节期间才清醒过来，组织多次反击， 包括：接受顾雏军之类的资助，召开了北京华侨宾馆会议，专门为顾雏军鼓吹， 随后在搜狐网组织瓜分派的反击。民营想到的是又被华生痛加批判，华生是80年代改革的主要设计者之一。

“瓜分派”又做改革的文章，其纲领是把2005年定为“改革年”， 实质是抵制中央新领导关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科学可持续发展观”，“ 统筹兼顾”，调整社会矛盾的基本纲领，急于按照他们已经设计并且正在推行的“权力资本瓜分”，把所谓改革强行推行下去，而不顾一切社会后果。 在理论上维护新自由主义，在经济上维护房地产泡沫， 进一步组织利益集团，这是他们力量的显示。

他们所谓的“改革设计”确实阴险。瓜分派一些人是80年代参与改革开放的佼佼者，有贡献，许多人是我好友，共同为推动改革开放奋斗了15年。许多人信奉哈耶克，痛恨集权官僚体制， 崇拜西方人权自由，但是为了推进市场化改革，他们竟然越来越选择了一条制造权力腐败，让他们所痛恨的官僚利用权力先发财的道路。把国有企业有意搞垮，然后低价卖给企业经营者，就是其中最恶劣的一个。

为什么他们有市场，能够得到强势集团的赞助和包庇，就是因为这样做能够给当权者带来他们从来没有过，甚至不敢想象的利益。 这个“当权者”是广义的，包括所有有投票权，评审权，支配权，出版权，录取权，话语权，审判权，监督权的人在内，都可以参加瓜分。这就是他们的力量所在，他们很可能成功，就象越王勾践送西施给吴王夫差， 20年，也足够亡了他的国。

所幸的是阴谋暴露，骗术不灵，人民群众的力量正在壮大。国家应该通过立法，进一步加强人民群众的博弈力量。

----网络是天然的低成本的自由与民主，现代社会，任何阴谋瓜分的事情实际是已经无法进行了。 瓜分派失败于网络，说明他们不代表先进生产力。

-----外部势力的威胁，促使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空前高涨，今年通过网络，形成数千万人签名反对日本入常的壮举，加上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瓜分派所谓“改革年”争取话语权，至今没有奏效。

-----国家监管力量加强， 揭露一个又一个的腐败和犯罪分子， 和理论争论相互促进形成合力。 顾雏军被抓，给一年来的争论做了结论。以后还有更多犯罪被揭露，为他们服务的理论和经济学家将随之败落。

----全社会的反思逐步深化， 经济学界的老前辈继陈岱孙以后，纷纷发言批判市场经济教条。 刘国光以80岁高龄撰写长文，强调社会公平的意义；周叔莲指出市场经济自身有缺点；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的批评医疗改革市场化的报告，引起极大社会支持；可预见，教育，科技，国防，社会保障，政府机关和学术界在权力资本化中间受到的损害，也必将一个一个被反思和纠正。

我们最近提出“新改革开放观”， 主张在改革中间更加强调公平重于效率，在开放中更加强调国家安全。 关于国有企业的争论已经涉及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人民基本权利问题，全面争论和博弈将在各个领域展开。

中国向何处去？ 我们需要象30年前那样，再来一次思想解放，从新的市场教条中解放出来，坚决揭露和制止改革中的权力资本化和开放中的买办化倾向，使中国遵循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