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月12日起，仅仅半个月内，A股上证指数就从5178点的高位一路跌至3373点，跌幅约35%点，市值蒸发近20万亿。这种大幅下跌当属罕见，以35%的跌幅来看已足以被称作“崩盘”。如果让股市崩盘延续下去，必将影响社会各界对中国经济、乃至中国政府的信心，进而侵蚀中国的实体经济，最终阻碍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中国政府显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面对短时间连续1700多点的崩盘式下跌，政府寄出了一连套救市策略——号称11道金牌，包括：降息降准、下调A股交易经手费和交易过户费、养老金投资管理办法征求意见、提高两融规模、允许券商发债、券商场外配资自查结束以及严厉打击恶意作空的跨市场操纵行为等。截止7月13日，政府的救市政策似乎已经稳住了股市下跌的节奏，A股再度重回4000点。不过，股市将来的走向到底如何，却还是未知之数。

这次股市崩盘与历史上的多次崩盘一样，来的意想不到和迅速，似乎在市场一片大好之际突兀降临。回顾崩盘前的大牛市，股民争先恐后的抢入，尽管不时有声音提醒股市的“非理性”与“疯狂”，但最终没有挡住狂热的股民。笔者由于研究经济学的关系，当然关心中国股市。不过当2015年4月19日闻之身边亲友感叹“股市一片大好，每只股票都涨，以致不知道该买哪只股票？”，笔者内心终免不了一惊：糟糕！中国的股市可能快要崩盘了！

等到7月份股市崩盘之际，却已是哀声一片。读到这里，诸位可能不免疑问：笔者到底是如何知晓大好的股市为何会崩盘？在这里笔者不妨先卖个关子，按下不说，最后再来揭晓答案。其实在笔者看来，股市崩盘只是表象，其背后更深的警示可能直指中国经济改革进一步深化已经刻不容缓了。当然要把这一切说明白，还得从经济学讲起。



一．自由市场理论



现代西方经济学源于亚当斯密，因为他创立了古典经济学，并奠定了自由市场理论的基石。在亚当斯密看来，分工是提高生产效率的关键，而交换却是物品流通的关键，假如有一种“社会结构”能够天然的组合分工与交换，那么社会发展的速度必将大幅提升。亚当斯密认为，这种特殊的“社会结构”正是“自由市场”，在这种结构之中“无形之手”将孕育而生[1]：



“每个人都在力图应用他的资本，来使其生产的产品能得到最大的价值。一般来说，他并不企图增进社会的公共福利，也不知道他所增进的公共福利是多少。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他个人的安乐，仅仅是他个人的利益。在这样做时，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引导他去促进一种目标，而这种目标决不是他所追求的东西。由于追逐他自己的利益，他经常促进了社会利益，其效果要比他真正想促进社会利益时所得到的效果为大。”



其实我们可以很容易解读亚当斯密这段话的意思。因为自然赋予每个人的天赋是不同的，这就导致每个人所擅长的领域可能是不同的。要是一个人在其不擅长的领域从事生产，那么其效率必定是低下的。但如果一个人只在其所擅长的领域生产“特定产品”，那么他很可能失去对其它产品的消费。比如，一位杰出的裁缝可能并不适合制作面包，但如果他只制作衣服，就算他能制作再多的衣服也会被饿死。解决这个困境的办法是引入“交换”：如果裁缝可以用衣服交换面包师的面包，那么裁缝就不会饿死，面包师也不会冻死，并且社会中衣服和面包的总量还会增加。由于自由市场既允许分工又可以交换，所以自由市场理所当然可以创造更大的社会财富。不过，一般来说，“物物交换”还是太麻烦，因为“物物交换”要求产品与产品必须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同时进行，这是非常不方便的，也会影响效率。但如果政府可以发行具有法律效力的“货币”（契约）来购买产品，那么交换行为将变得十分的便利，而我们把引入货币的交换行为称为“交易”。有了交易和分工，那么自由市场学说就变得流行起来。可以说，后世经济学的发展大多皆围绕探索交易与分工是如何提高经济效率来展开。



二．奥地利学派与凯恩斯主义学说



自由市场学说自亚当斯密提出伊始就赢得了经济学界的广泛认同，并延续了100年之久。不过在19世纪末的时候，情况发生了变化。在那个时候，形成了以门格尔为首的“奥地利学派”和以马歇尔为首的“新古典学派”分庭抗衡的局面。马歇尔自认袭承亚当斯密古典经济学精神，希望以供给与需求达至“均衡”的思想来诠释亚当斯密的“无形之手”。而门格尔否认“均衡”，认为 “自然秩序”才是“无形之手”的最好诠释。其实马歇尔和门格尔的学说皆有其精妙之处。马歇尔的学说在于引入数学分析来描述自由市场，提出基于理性人假说的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和厂商利润最大化方案来分别刻画交换和分工（生产）行为，并论证该方案存在均衡。而门格尔的学说主要集中在人类经济活动的自发演进上，并认为任何经济行为皆是人类为了提高经济效率的一个自发性活动——比如货币制度的产生就是如此。不过，在两派看来，经济社会的均衡或者自发演进皆出于政府对私有产权的合理保护。

门格尔和马歇尔之争并没有什么结果，所以争论的延续自然落在了其门徒身上。马歇尔有一位大名鼎鼎的弟子——凯恩斯，不过这位他所钟爱的弟子并没有完全继承其衣钵，而是对其“新古典经济学”进行了整改，并创立了极具影响力的“宏观经济学”。凯恩斯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仅仅依靠自由市场的“分工”与“交易”并不那么容易实现，但如若政府介入，情况将大为改观：政府可以借助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协助市场趋于均衡。门格尔也有一位非常有名的门徒——哈耶克，这位门徒可以说真正将门格尔的思想发扬光大，并深深的影响了20世纪世界经济的走向。哈耶克继承了门格尔的衣钵，并将门格尔的演进思想加以扩展，从而提出“自发秩序”的理念。哈耶克认为自由和私有产权是市场运行的关键，如果自由与私有产权得到政府的合法保护，那么市场将形成自发秩序。哈耶克进一步认为经济危机只不过是企业间“优胜劣汰”的经济周期而已。

在延续门格尔和马歇尔的这场争论中，哈耶克与凯恩斯可谓是应时代而生，他们两人将这场争论引向了20世纪世界经济格局的未来。凯恩斯奉行政府可以协调市场实现均衡的理念，哈耶克奉行自发秩序的理念，而他们两人恰好遇到了最佳时间——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在这场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危机中，凯恩斯的“干预主义”理论最终赢得西方众多大国政要的青睐。尽管哈耶克似乎在这场争论中成为了“输家”，但他对凯恩斯经济学的批评却深深的影响了人类对经济社会运行的认识。哈耶克认为凯恩斯的经济学奉行政府干预，但是任何的干预行为执行前皆需要制定“计划”，而做“计划”前首先需要收集“信息”，可是政府是不可能收集到所有“信息”的，所以政府的干预行为最终会以“错误”的出发点开始，当然很可能就会以“错误”的结果来收场。哈耶克进一步争论，由于信息散布于市场不计其数的人群中，任何人要想精确的收集到所有信息其所付出的成本将是巨大的，甚至可能超出了社会生产的总量。但是假如让市场自由运行，政府不加干预，散布于市场中的信息将由于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而最终反映在市场“价格”上。

具体来说，市场活动过程摄入了大量的知识，但这些知识并不是集中在单个人脑之中，它们仅仅作为不计其数的不同个人的分立知识而存在。市场交易活动中知识的运用和信息的处理所形成的秩序化状态，是不可能由单个主体分立的知识和有限理性所能发明创造的。相反，这种秩序化状态是产生于诸多没有意识到其目的和作用的单个主体的行为。正因为如此，哈耶克认为，社会秩序的产生不是来自个人和群体的理性设计，也不可能来自某种超验的力量，而更可能是一种适应性的、自发演进的结果。所以哈耶克认为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必将以失败收场。的确，由于凯恩斯主义的奉行，20世纪70年代美国社会出现了历史上前所未见的新经济现象——“经济滞涨”（高失业率与高通货膨胀并存的状态）。正是滞涨局面的出现，导致了里根政府的自由主义复苏。从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经济滞涨来看，凯恩斯与哈耶克算是平手，他们似乎各自都抓住了市场真理的一部分。但是真理的全貌又是什么呢？如果不能掌握真理的全貌，任何国家在运行市场经济时都会心有余悸，中国的改革就可谓如履薄冰。



三．中国的经济改革



在张五常教授看来，中国的经济改革始于1980年[2]。在经历了30年的计划模式之后，中国经济开始显现出哈耶克所担忧的事情：政府为了收集散布在不计其数的人群中的信息将付出高昂的成本，这个成本甚至已经超过了国民生产所得。在背负如此巨大的成本负担多年之后，中国政府终于决定改革。改革的方向当然转向了已经取得极大成功的西方模式：引入自由市场来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但是自由市场模式毕竟是基于西方文化与国情，它能否适合中国的情况，却难以预料。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自由市场的实行可谓“摸着石头过河”，具体的措施包括四个方面[3]：1. 扩大国有企业自主权。2. 放权让利的农业改革。3. 在对外开放方面放权。4. 实行中央与省、自治区两级财政新体制。

从初步实施自由市场的四项措施，不难发现，其主要目的在于释放中央的权力，并给予地方与个人更多的自主权力，从而放活经济。从前面对古典经济学的介绍已经知道，自由市场的优点在于组合分工与交易。其中分工的目的在于鼓励个人从事符合自己天赋的生产活动，交易的目的在于保证个人可以“安心的”从事符合自己天赋的生产活动（因为此时他并不担心会失去对其它产品的消费）。所以，一旦私有产权得到政府保护之后，给予地方与个人更多的自主权力，就可以更好的释放分工与交易的力量。不过，中国政府仍旧担心，彻底放权之后，万一经济失控怎么办？所以，中国政府采取了逐步放权的方式，通过“放权-观察-放权”逐步将中国经济转向市场模式。自由市场的力量的确是巨大的，在经济改革措施实施之后，中国经济得到飞速的发展，并最终于2011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效果上来看，自由市场模式的引入可谓功不可没。尽管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市场化改革仍旧留下三个禁区不敢逾越雷池：一是松开外汇管制；二是国营企业私营化；三是金融自由化。

从中国政府的角度来看，不去碰触这三个禁区是值得理解的。首先，就外汇管制来说，中国经济尽管已是全球第二，但是其产业结构仍旧处于成长期。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发展得这么快，除了实行自由市场的原因之外，还在于能及时吸收国外已经发展的先进技术和经验，因而避免自己去耗费高昂的“探路成本”，从而实现了后发优势。但也正因为中国产业结构处于模仿阶段，其内构本身还处于成长期，在产品的质量和声誉上与国外同类型产业还存在差距，如若放开外汇管制，后果是难以预料的，对我国中小企业的成长可能是毁灭性的打击。其次，就国营企业私营化来说，尽管中国的市场经济已经发展起来，但是相比于发达市场国家而言还存在距离，不敢保证彻底放权之后经济还按照既定目标前行。因此中国政府仍旧必须掌握主要的经济资源，以保证对国民经济的控制。而金融自由化问题，可能是中国政府最为担忧的事情。因为金融市场尽管是释放实体市场活力的重要装备，但是就全球金融的发展历史来看，金融市场也是市场经济中最不稳定的因素。不管是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还是2008年全球次贷危机皆起因于金融市场的崩溃。所以政府牢牢抓住对金融市场的掌握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不过，此一时彼一时，中国经济发展到现在，已经到了逾越这三个禁区的边缘。2015年的中国股市崩盘很可能就是一个强烈的信号。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化，已经势在必行，就笔者看来，深化的主要目标在于逾越两个禁区：一是国营企业市场化；二是金融自由化。但如若强行逾越禁区，是否会有不良后果呢？我们如何来保证在逾越禁区的同时，中国经济能够按照既定的目标稳定前行？



四．效率与公平



尽管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要想进一步获得发展，稳定局面是重中之重，所以构建一个和谐社会是中国的首要任务。那么如何构建一个和谐社会呢？中共中央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确立了和谐社会的六大特征：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田国强教授基于现代西方经济学视角探讨了市场经济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一致性与相容性 [4]。现在笔者进一步论证自由市场是实现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

笔者在介绍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时曾谈到，新古典经济学的要义是基于理性人假说的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和厂商利润最大化方案来分别刻画交换和分工（生产）行为，并论证该方案存在均衡。新古典经济学执行此要义的关键是假定了私有产权的合法性，从而确立了与产权相容的“合理自由”。新古典经济学后来被瓦尔拉斯、阿罗以及德布鲁发展成为“一般均衡理论”。一般均衡意味着：私有产权界定合理的竞争社会将趋于一个帕累托最优的资源配置状态，在这个状态中资源得到高效利用，且没有浪费。产权界定合理意味着民主法治，而效率高且没有浪费则意味着社会充满活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一般均衡至少可以保证和谐社会六大特征的其中三条成立。简单来说，一般均衡暗示自由竞争可以产生效率。不过，效率并不意味着公平 [5]，所以仅有效率并不能保证社会资源分配一定是公平的。但显然的是，公平又紧密的联系到和谐社会六大特征中剩下的三条。那么一个社会如何来保证公平呢？

20世纪美国有一位著名的政治哲学家罗尔斯，他在卢梭、康德的契约论的基础上提炼出“公平的正义”理论 [6]。该理论认为契约的目标乃是确立一种指导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原则（根本道德原则），在罗尔斯看来，正义原则有两个：第一个原则是平等自由的原则；第二个原则是机会的公正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的结合。显然，第一个原则是关于公民的政治权利的，它寄希望于尽可能平等地分配各种基本权利和义务。为了实现政治权利的平等，必须依靠程序合理的法治来实现，而为了保证法治的程序合理又必须以民主制度来实现，因此第一原则最终落实到以政府分权所保障的民主制度。第二个原则是关于社会和经济利益的，它寄希望于坚持各种职务和地位平等地向所有人开发，只允许那种能给最少受惠者带来补偿利益的不平等分配。综合第一和第二原则来看，不难发现，罗尔斯的良苦用心乃在于设计一种特殊的社会结构，在其中每个社会成员都具有同等的机会去获得生活权益。那么什么样的社会结构可以保障这一点呢？笔者认为是自由市场。前面已经介绍，自由市场实现的基本前提是产权界定合理，而产权的保障正是基于法治来实现的，以民主法治为根本的社会结构是很难出现“权力寻租”的。但剩下的一个问题是：自由市场可以相容于机会平等（即每个社会成员都具有同等的机会去获得相同的生活权益）吗？

笔者在2013年的工作“自发经济秩序”中已经证明 [7]：自由市场相容于机会平等。众所周知，自由市场的标准理论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但是我们并不能保证自由市场总存在唯一的均衡配置。假如一个自由市场结构产生许多均衡配置，那么按照“阿罗不可能定理”社会成员是不可能一致选出最为满意的一个均衡配置的 [7-8]。正是因为多重均衡配置的出现，为机会平等原则的存在留下了空间：我们可以设计政策规则保证每一个均衡配置以“机会平等”出现，从而使得每一位社会成员的期望生活权益相同。这意味着效率与“罗尔斯意义上的公平”是可以共存于自由市场的。由于效率与公平囊括了和谐社会的六大特征，因此可以被视为社会稳定的标志。正是在此意义上，笔者才认为以民主法治为基础、产权合理界定的自由市场是实现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但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如何知晓一个社会已兼顾了效率与公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