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改革中的思索

　　——访上海财经大学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程恩富教授

　　 曹嘉懿

　　 （原载《现代领导》2005年第8期）

　　高校已放暑假，校园里少了往日的喧闹，却仍有一些学生来去匆匆……

　　记者在财经大学行政楼的七楼，如约见到了著名海派经济学家程恩富教授（去年5月曾给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讲过课）。程教授高高瘦瘦，戴着一幅眼镜，给人感觉十分儒雅。

　　作为研究经济学的学者，中国经济改革中出现的许多问题，让他感到忧虑和不安。在党中央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概念后，程教授更有一种紧迫感。忧国、忧民、忧天下，对一个有良知的学者来说，不能对问题视而不见，也不能沉默是金。他有许多不得不说的话！

　　开放中的爬行主义

　　当前，经济全球化，是由西方社会主导，由他们制定规则，这对发展中国家是不利的。程教授说，我国改革开放是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进行的。这里存在着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国门打开以后，大量的外资引进，大量的外企进入，如何发展民族工业？如何保护民族财产？各级政府、各级主管部门，对这个问题考虑过没有？

　　在引进战略投资中，经济开发区有70%未经批准。市场竞争处于无序状态，民族企业自相残杀，鱼蚌相争，渔翁得利，外资企业正好坐收其利。

　　我国的税收又存在着监管不力。外资企业50%长期亏损，做假账，偷逃税收严重，有报道说达1000亿元。这是税务部门的严重失责。程教授痛心地说，开发区的基本建设都是中方投资，而我们又对外资长期实行“超国民待遇”，再加上逃税、生态和资源利用等显性和隐性损失，每年从这个口子流失的资金，都是巨大的数目。

　　程教授指出，在与外资合作中，我们一些主管部门，主管领导轻易放弃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人民辛辛苦苦积累的财富，就从这些人的指缝中流失了。

　　江泽民同志在“三讲”中曾经有过这样一段话，过去只强调引进，没有强调走出去，这是单向开放，开放的最终目标应是走出去。程教授认为，江泽民这话是对单向开放的一种修正，是摸石子过河改革的一种进步。一味地强调引进先进技术，依赖式的技术更新，是一种开放式的爬行主义。很不可取！反观日本、韩国也搞技术引进、技术更新，但他们十分注重技术的创新，并能在触类旁通的技术自主更新后，将新的技术产品输入欧美。这种引进来，走出去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

　　谈到走出去，程教授又说，不能一说走出去，我们就一窝蜂的出去。走出去前要先做可行性调查，测算利润，了解国际市场。一味强调引进虽不足取，盲目走出去，同样是不理智的表现。胡锦涛总书记提出，要提高我们民族的自主创新能力。要有自己的核心技术、要有民族的品牌，这是走出去，占领国际市场的必要条件。我们的开放类型要转变，要从不惜一切引进外资技术粗放式、单纯数量扩张型模式，转为强调选择效益和质量型的开放新模式。

　　现代领导必须要有这方面的超前开放意识。这样才能维护和发展中国的民族工业、推动整个中华民族公共财产和私人财产的增量上升，保护好国家的公共利益，使改革开放能让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受益，这是改革开放的初衷，也是改革开放最终的目标。

　　攀比中的肆意挥霍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挑战与机遇并存。为了融入全球化的经济，许多游戏规则，我们要从头学起。于是，有了与国际接轨这句话，而这句话也成了某些人肆意妄为的挡箭牌。

　　程教授告诉记者，前不久，武汉大学软件学院在全球范围高薪招聘院长，年薪开到一百万。幸亏被招聘来的是一位有良知的学者！这位海归人士对武汉大学的领导说：“我回来是想干一番事业，并不是冲着钱来的。你们武汉大学有院士，他们年薪也只不过十二万，一百万年薪招聘一位学院院长出价太高了。”在他本人的坚持下，后与校方达成协议，每月工资定在一万元。

　　这件事说明了什么？程教授说，当前，全国许多重点高校动辄出高薪，在全球招聘人才，开出的价码一个比一个高，互相攀比成风，这很不正常。可有人还美其名曰：这是国际接轨。试问，这究竟接的是哪家的轨？当今世界经济最发达的国家美国，他们教授的平均年薪才不过六万美元，这个数还未扣除税收。若按购买力平价1：4—1：4.5来计算，那一百万或50万人民币是六万美元扣税后的几倍，大家就心知肚明了。

　　中国是一个正在发展中的国家，人民生活并不很富裕。高校的资金，是由国家教育部拨款及向学生收取这两部分组成，开出超过中国最高学术水平的院士的薪水，实在是拿国家的钱不心疼，拿人民的钱不当一回事，也违反了同工同酬的国际惯例。说到气愤处，程教授的情绪有些激动。这种做法，在他看来是违反了中外经济学的基本常识，与各国高校工资实际情况不吻合。高等院校的领导做出如此不明智的举动，让中国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觉得颜面无光，就连过去殖民地国家也都没有此种洋奴做法。

　　以改革为幌子，打着招聘海外人才的旗号，超国际标准和惯例行事，不仅严重挫伤了广大教职员工的积极性，同时也伤害了中国原有和先期回国的学科带头人的工作热情，这种收入双重标准导致新的不公平和不和谐。程教授希望，在高校的改革中，有关教育部门要加强领导、加强调控，不能让这种攀比之风在高校蔓延。

　　回忆自己的童年时代，程教授不无感触地说，那时提倡爱护国家财产就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连孩子都知道应该怎么做。爱护国家财产，维护公共利益的意识，如今已被淡化。所以，强调伦理或道德调节十分重要，倡导人人自觉遵纪守法，人人爱护国家财产和集体财产，全民维护公共利益。

　　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在改革的大潮中，市场经济逐步取代了计划经济。社会转型期出现的许多问题，若不及时加以纠正，将会酿成新的更大的社会问题，这显然与党中央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格格不入的。

　　企改中的资产流失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保护私有财产与维护公共利益已成为社会各界人士关注的焦点，特别是对关乎广大群众切身利益的企业改制，则成了社会热点问题。

　　程教授说，MBO作为一种美国企业界较为流行和欧盟等国并不盛行的做法，在欧美国家也一直有争议，“移植”到我国国企改革又出现“变形”、“变味”，只会损害广大群众的利益，成为少数人谋私的手段。

　　当“管理层持股”异化成“管理层暴富”时，这样的“改革”就不可避免地在国有企业管理层与大多数普通工人之间形成了财富分配的“鸿沟”，就没有什么公平可言。“更不要说其中必然隐含的国有资产流失，甚至腐败问题。这样的‘改革’，普通工人们如何能心悦诚服？”对此，程教授深表质疑。

　　欧盟、拉美、苏东等绝大多数国家在推行私有化的措施中，都没有采用中国目前管理层自购这种不公平和不和谐的做法。国有资产是全国各界人民几十年低收入和艰苦奋斗积累起来的公共财富，现在凭什么只连卖带送地转到在位的个别管理者手上？部分国有资产要卖，也应实行市场竞标或拍卖，而且经营不善的本企业领导不得参与。否则，谁还有心思把国资经营好？因为经营越差，卖价越低嘛！让一些企业管理层的少数人可能“一夜暴富”的同时，使更多在企业辛苦工作了几十年乃至一辈子的中下层工人群众陷入困境。这个问题，我在2002年2月江泽民总书记主持的一个座谈会上曾专门反映过。

　　有两种手段，可以让国有企业管理者自己一分钱不花，利用银行贷款将国有企业变为己有。程教授讲，第一种，是利用正在进行MBO中的目标企业，作为财产抵押向银行贷款；第二种，是用企业将来的利润作为抵押，并以今后的利润还贷，变成“赊账贷款”。总之，是自己一分钱不花，羊毛出在羊身上，以要购买的企业作为本钱来购买这家企业，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空手套白狼”。有的甚至接着就把企业资产转走，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变着法子让现在的企业经营不下去，那样对银行的债务也就可以逃避掉，这就更加恶劣了。

　　那些在企业工作了大半辈子的干部和员工，特别是40—50岁之间的员工，其境况就可想而知了。他们的出路在哪里？鉴于此，国资委、财政部曾正式公布了《国有企业产权向管理层转让暂行规定》等，但立法和执法的漏洞仍不少。

　　采访临近结束，程教授向记者透露了一个最新的信息。全国人大最近草拟了一个物权法，不久将在全国范围公开征求意见。物权法涉及国有资产，草案里有一条写到，任何国企，如果自行以低价卖给本企业的负责人，该企业的负责人要负法律责任。程教授觉得，这样写对肆意侵吞国有资产的企业负责人并不能见效，因为他有上级国资委的批准，在这把伞下，贱买者完全是合法的，他可以此规避法律责任。

　　程教授认为，物权法应增加两点：一.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和国企负责人对未经市场公开招标、拍卖的国有资产，不得私自买进，否则将追究其法律责任。二.既然是国有资产，政府MBO是受托人，各级人大是同级受托人。凡涉及大、中型重要国有企业及其大额资产的出售，应经同级人大批准。关于国有资产的重要法令，应经同级人大批准，没有这个程序是违反听证制度的。程教授建议，国有企业改革应着眼于整体制度设计，如果没有一整套完善的制度设计，那么，大多数普通劳动者的利益必然会遭损害。

　　最后，程教授强调，要构建和谐社会，必须看到当前社会不和谐的种种现象，且要找到其深层根源，更要寻求缓解的标本兼治的政策和机制。让改革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让改革造福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这才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当务之急。

　　（原载《现代领导》2005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