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对我国服务业发展的影响日渐凸显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冲击越来越显著。学界和实际部门普遍从实体经济角度探讨金融危机的影响，比如对GDP增长速度、就业、财税收入、进出口产生的不利影响分析较多，而从服务业角度探讨相对较少。实际上，全球金融危机影响我国的不仅是实体经济，而且对我国服务业直接和间接的冲击也是巨大的。

　　在服务业发展全球化程度越来越高的背景下，欧美金融业的重创必然影响我国金融服务业发展和对外开放。在金融危机的阴影下，金融市场、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的创新肯定要放慢步伐，从而影响金融服务业的发展方式、范围和力度。此外，金融危机虽然不会改变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承诺和方向，但会使决策者更加谨慎。

　　全球金融危机直接冲击了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金融服务外包已是服务外包的重点领域之一，也是我国发展服务贸易的重要途径。如今欧美金融业遇到严寒，它们的金融外包业务肯定要锐减，这对我国承接金融服务外包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其他的一些服务贸易业务，比如外运、旅游会展、商务与租赁、广告等也将随着欧美经济萧条而受到严峻冲击。

　　金融危机直接伤及我国制造业，并通过影响制造业来间接冲击服务业发展。当今世界，制造业与服务业联系日益紧密，两者融合、共生发展的趋势非常明显。制造业是生产性服务业的主要需求者，生产性服务业又是服务业的主力军和服务业结构升级的方向。我国的竞争优势主要是低端制造业。这次金融危机影响最大的就是这些低端制造业。没有了制造业做支撑和依托，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就成为“无源之水”。此外，高端制造业和资源性产业的员工也是消费性服务业的主要需求者。现在制造业发展很不景气，其员工纷纷下岗或者减薪，他们对消费性服务业的需求必然也有所减少。

　　金融危机直接影响企业收益和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将直接减少包括服务在内的消费力。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收入决定消费。在金融危机、收入减少的背景下，大多数企业和居民将过“紧日子”。一般而言，基本的物品消费弹性系数较低，因而有限的收入将首先保障“衣食”等最基本消费需求，而弹性较高的“服务品”将被压缩。这样的结果，很显然是不利于消费性服务业发展的。发展服务业是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

　　扩大内需是我国走出金融危机影响的必然途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固然是扩大内需的主力军，但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以民生为导向的要求下，扩大内需必须有新的内容，积极的财政政策必须要赋予新的内涵。这就是，要充分发挥服务业的重要作用，要把大力发展服务业作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2008年11月2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在研究部署解决企业困难、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中，明确指出要“加快服务业发展。落实鼓励服务业发展的政策，大力发展交通运输、现代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从本质上讲，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服务业在扩大内需的作用上是一致的。

　　服务业的发展必须要有相应的载体，对这些载体的投入必然有助于拉动内需。服务的本质是劳务的交换，但劳务的交换也需要载体和平台，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如交通运输、现代物流、信息技术的公共平台建设，养老社会化、医疗卫生服务、社区服务的发展等也都需要载体，而这些载体的投资及其衍生的需求是拉动内需的重要因素。

　　扩大内需具有强烈的民生导向，而服务是满足民生的重要内容。这次扩大内需政策与1998年扩大内需政策既有许多共同点，比如通过政府公共投资带动社会投资，通过以基础设施为主拉动经济增长，也有一些差异，比如这次扩大内需更加强调民生导向。民生问题的解决固然要靠物质产品实现，但随着收入弹性提高和民生内涵的不断丰富，对服务业的依赖会越来越强。随着人们生活理念的变化，人们从基本的生存需求转向追求发展型、享受型需求，将大大拓展休闲、保健、文化、培训等方面的消费空间，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客观上就要求生活性服务业也要有一个大的发展，从而促使相关服务行业加快发展。

　　扩大内需的目的是保增长、促就业，而服务业发展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对于保增长，在农业对增长贡献率相对较低、低端制造业受危机冲击最大的背景下，保增长的重任自然就会落到服务业上。促就业则更离不开服务业的大力发展。这几年，服务业已经成为吸纳就业的主力军，不管是新增劳动力还是从农业和制造业中分离出来的劳动力存量，基本上是靠服务业来消化。

　　服务业仍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薄弱环节，增长潜力较大，因而具有投入少、见效快的特点，理所当然是扩大内需的重要一环。目前，我国人均GDP已经接近3000美元，正是服务业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但遗憾的是，我国服务业发展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跟发达国家或者同等发达程度的国家相比，有着很大的差距。2007年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占全部服务业的比重只有45%，占GDP的比重不到20%。发达国家生产性服务业占全部服务业的比重普遍在60%～70%，生产性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大都在43%左右。也就是说，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占GDP比重还不及发达国家的一半。就是与我国经济发展程度接近或者工业化进程基本相当、人口规模也较接近的印度相比，差距也不小。2006年印度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53%，生产性服务业占全部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为56%，其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明显高于我国。对于这种差距，我们没有理由视而不见，更应该把握这一发展机遇，逐渐把服务业培育成为经济增长的生力军。

　　保增长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转变增长方式，要转变增长方式离不开大力发展服务业。转变增长方式，我们讲了十多年了，为什么一直转不过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产业结构调整上忽视了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总是跳不出“重化工业”和“低端制造业”的发展模式，其结果必然是高投入、高能耗和低附加值、低效率。如果我们能够建立起以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增长方式的转变就迎刃而解了。我们能不能把金融危机转变为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机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不能把握发展机遇，提升服务业的发展潜能。

　　以实现多重目标的思路来发展我国服务业

　　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发展服务业要有新思路，要把发展服务业与扩大内需、解决民生、促进产业升级和转变增长方式等目标结合起来。当前，发展服务业，主要政策思路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大力支持中小服务企业发展，力助实现“保增长、促就业”的目标。应对金融危机，我们采取的基本策略是扩大内需，而扩大内需的目标是“保增长、促就业”。在经济服务化趋势日益显著的时代，要实现这一目标必然要把发展服务业放到重中之重的位置上。受服务行业特性影响，服务业企业多以中小企业为主体。因此，发展服务业又必须把重点放到中小服务企业上，这一点在中国尤为重要。从我国目前实际情况看，服务业的主力军还是传统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如何帮助这些中小服务企业渡过金融危机的难关，是各级政府不能回避的问题。中小企业在规模、资金、技术、信息等方面均处于劣势，各国政府都相当重视对中小企业的扶持政策。首先，通过减轻中小企业税费负担与放松管制改善中小企业的服务环境。其次，采取多管齐下的措施解决中小服务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中小企业融资难是一个全球性的难题，在我国尤为突出，主要是缺乏中小金融机构和风险投资机制。对于那些知识、技术密集型中小服务企业，可鼓励引导风险资本投入，为其注资，而对于一般服务行业的中小企业，则主要通过政府引导建立专项基金或者鼓励银行贷款方式向中小服务企业融资。再次，加强中小企业信息基础建设。充分运用现有的中小企业信息服务网络资源，系统地整理重要国际经济信息，定期发布国家、省、市涉及中小企业的有关政策和市场信息，为中小服务企业发展、开展电子商务及实现虚拟经营创造条件。最后，要从行业管理入手，抓规范经营，逐步改变小、乱、散、差的局面，提倡综合性、多功能经营和特色经营，鼓励经营场所走规模化、规范化、品牌化发展之路。

　　重视农村服务业发展，通过大力发展农村服务业来提升农村居民的民生水平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剩余劳动力不断往城市转移，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再加上城市自古以来就是发展服务业的聚集地，所以各级政府很自然地把发展服务业的重点放到城市，现代服务业事实上也在向大中城市聚集发展。农村居民收入低、居住分散、基础设施较薄弱，的确不利于服务业发展或者导致服务业发展“不经济”。

　　长期以来，我国城乡服务业水平的差距较大，特别是公共服务差距更大。中央和地方政府已明察这种情况，采取了许多有效的措施，在服务业自然向大中城市集聚发展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农村服务业发展。特别是2005年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以来，政府较大幅度地增加了农村地区服务业投入，包括国家发改委的服务业引导资金也主要投向农村服务业。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农村义务教育的普及推广，大大提高了农村公共服务水平，增进了农村居民的福利。从市场机制的选择来看，服务业在大中城市聚集发展当然更有效率，但城乡一体化战略和缩小城乡差距的目标又要求我们高度重视农村服务业发展，必须坚持把城市化带动服务业发展和重视农村服务业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因为，对于广大农村地区居民来讲，他们当中一些人固然还存在着物质匮乏的问题，但对大多数地区、大多数人来讲，更缺乏“服务”，服务跟不上，即使有物质产品也无法消费。

　　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民收入水平高低也与农村服务业密切相关。“微笑曲线”的经验告诉我们，附加值高的环节并不在中间的“制造”或者“种植”环节，而在于前端与后端的“服务”。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民收入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村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程度。比如，健全的农村科技服务体系、农村信息服务体系、农村劳动力培训体系、农产品流通体系等就直接影响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民收入。扩大内需，一定要重视农村这个广阔的市场。农业劳动生产率提不高，农民收入就上不去，而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收入上不去，农村内需是扩大不了的。

　　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把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作为产业升级和转变增长方式的突破口。要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关键是加快市场化改革步伐，增加生产性服务的有效供给，因为现在的问题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被“内部化”了。目前制造业企业普遍处于转型升级阶段，资金、信息、技术和人才等已成为企业发展的关键因素，但与这些要素相对应的生产性服务有效供给还很不足，服务水平偏低。而要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就必须构建生产性服务业生存和发展的市场环境，为加快服务业发展创造必要的制度条件，放宽市场准入，强化服务市场竞争。由于体制、政策的原因，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市场准入门槛普遍高于工业，管制过多、市场化程度低的问题较为突出，非国有资本进入生产性服务业有不少障碍，严重制约了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有效供给。应加快对垄断性生产性服务业的改革步伐，实行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准入制度，尽可能消除所有制歧视，鼓励社会资本进入生产性服务业领域，明确凡国家法律法规没有明令禁入的服务业领域，全部向社会资本开放，通过市场竞争来增加生产性服务业的有效供给。

　　此外，还要着力打造一批特色生产性服务业聚集区，鼓励生产性服务业集群发展。在国际上，生产性服务业集群化发展趋势越来越明显，如硅谷的信息服务业集群、华尔街的金融业集群。我国也有许多生产性服务业集群发展的成功案例，如中关村信息产业集群、上海陆家嘴金融服务业集群等。未来应围绕重点发展的生产性服务业领域，积极推进各类专业性园区和产业基地建设，以进一步强化生产性服务业的聚集发展效应。

　　积极有序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在对外开放中提升服务业竞争力。伴随着新一轮的世界经济结构调整，世界产业正在由制造业向服务业的国际转移过渡，国际服务业向新兴市场国家转移的趋势渐趋明显，成为新的热点。我们要在加大服务业发展与对外开放的进程中，把握好国际服务业转移的机会，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采取多种方式，积极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通过采取新设投资、收购兼并、风险投资、不良资产和债务的合作处置以及上市公司国有股转让等多种方式，引导外资投向我国现代服务业部门。特别要鼓励各地积极承接服务外包，推动有条件的地区和城市加快形成若干服务业外包中心，大力发展服务外包。在中央外贸发展基金中安排专项资金，重点支持服务外包基地城市公共平台建设及企业发展。

　　对外开放是“双向”的，我们要坚持“引进来”，也要坚持“走出去”。我国企业在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方面尚处于起步阶段，规模不大。2006年，中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113.8亿美元，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35.3亿美元，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78.5亿美元。这样的规模与我们正在成为经济大国的地位是很不相称的。服务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是顺应服务业全球化，充分利用国内外资源和市场的必然要求，也是国内服务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现实需要，对于培育服务贸易新的增长点和带动服务贸易出口以及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应该继续完善各项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引导和规范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加强对外直接投资立法工作，加强对外直接投资贸易、税收等政策支持和进一步完善对外投资社会化公共管理和服务体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