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3-3 15:18:40编辑过]

中国过去是没有“企业家”这个名词的，直至今天，权威的《现代汉语词典》仍没有收入这个词，替代企业家的是“商人”。在中国几千年的农业社会中 ，重农轻商，商人一直没有社会地位。在西方，企业家的兴起也是近代的事，但它很快不仅获得了财富，而且获得了相当高的社会地位。而在中国，即使是富可敌国的商人，比如晋商和徽商，社会地位仍然低下。     

    中国的现代化不是资本主义萌芽自发发展的结果，走的也不是西方那样的市场化之路。中国的现代化是在外部压力之下，政府中的一部分开明人士追求强国的结果。因此，最早从事经济活动的企业家除了进入中国的洋人之外，就是追求强国的官员。尽管中国一直有从事商业活动的商人，以后也有从事实业的企业家，但真正主导中国经济的是官员，官员而又兼商人或企业家，这就是官商。官商代替了企业家，这就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企业家的形成走了一条与国外完全不同的路子，有了完全不同的结果。

    哈耶克把社会分成两种类型:有了钱才有权的社会，以及有了权才有钱的社会。近代中国正是后一种社会，官商不是借商成官，而是借官成商。这就是说，官商与企业家最大的差别在于不是靠经营企业，靠创新和承担风险赚钱，而是靠官员的权力赚钱。对于官商来说，官是核心，所以他们追求的就不是企业利润的最大化，而是官位最大化，做好了企业不一定能赚钱，但官位高了，权力大了，肯定能赚钱。从商是为官位服务的，做企业仅仅是当官的手段。因此，他们的中心任务不是如何作出正确的企业决策，更有效地使用企业的资源，而是如何在官场上“混”，当更大的官。官商与企业家的另一差别还在于，企业家要自己承担风险，而官商失败了，由政府，由纳税人承担风险，有时还会因为政治的需要，明知赔钱也要投资。成功了，可以升官；失败了，有别人买单，何乐而不为。决定官商企业的不是经济规律而是官场规则，或“潜规则”。所以，官商不是企业家，而是做企业的官，就像做文化、做行政或做其他工作的官一样。

    中国最早的企业家正是这样一批官商，他们产生于洋务运动。洋务运动以强国为目标，而且真正睁开了眼睛向外看，其进步意义不容否认。但洋务运动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强国运动，由官员以官场规则办企业，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无论花多少钱，一定是要失败的。曾国藩办安庆兵工厂，左宗棠办福建船政局，张之洞办汉阳铁厂，李鸿章办招商局，哪一个有辉煌的业绩，对中国经济进步起到了推动作用？甚至在中国历史上，它们都没有留下什么让人回味的痕迹，如今留下的一些残片，甚至也被称为博物馆，但又能告诉我们什么呢？

    洋务运动的失败原因颇多，最根本的是在不改变封建意识形态和制度前提下想实现经济发展。这次运动的主导思想是“中体西用”，即不改变中国的制度而采用西方的技术。殊不知，技术进步的基础是制度，没有制度革新哪里有技术进步？与洋务运动相对的是日本明治维新，他们的口号是“全盘西化”、“脱亚入欧”。先有政治制度的改革，而后有经济腾飞，这就决定了近代史上“小日本”总侵略我“大中华”的命运。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3-3 15:16:55编辑过]

    主持洋务运动企业的人是称为官商的官员，他们之所以能够主持企业，并不在于他们在经营企业上有什么特长，而在于他们本身是或通过科举，或通过当幕僚而进入仕途的官。他们精于官道，而不懂企业之道，他们又以做官的形式来办企业，这就注定了洋务运动无论投入多少，企业的结局或者不死不活，或者失败。这种企业只要产品（枪、炮、船之类），而不讲经济效益，也谈不上成本-收益分析（这是一切国营企业的共同特征，甚至可以说是本质特征）。钱花了不少，经济进步谈不上，更别说什么现代化了。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有两次政府和官员办企业的时期。一次是我们刚刚分析过的——吴晓波先生称之为“留着‘辫子’的洋务运动”，留辫子是清政府的象征，有辫子的人办企业当然是官商。张之洞投入巨资办的汉阳铁厂，李鸿章办的招商局，都是标准的国营企业模式，也是标准的国营企业结局。另一次是1927年国民党掌权之后，国民党采用的是一党专政的“党国体制”。党决定一切，当然要领导企业；党决定一切，当然也要决定企业。吴晓波先生称这一时期为“国家主义的回归”，如果说这种政府办企业的发展能留下什么的话，那就是造就了亿万富翁。洋务运动的盛宣怀，国民党时期的“四大家族”都是成功的典范——不过这种成功不是企业办得成功，而是个人致富成功。官商不是推动现代化的企业家。

    当然，中国的企业家也并不全是官商，早在历史上我们就有成功的商人。在近代，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起，也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的出现。上述两本书都让我们又一次回顾了他们的辉煌，但是，他们仍然没有形成一个能推动中国历史进步的阶层，这就在于中国缺乏一个让企业家自由成长的土壤。

    吴晓波先生在《跌荡一百年》的前言中概括了阻碍中国商业进步的三个现象:“一是意识形态争论对现代化的干扰；二是中央集权观念对国家商业主义的催生；三是传统的轻商和官商文化对新生企业家阶层的影响。”这就是限制企业家阶层成长的土壤。吴晓波先生更多的强调了思想意识，我还想加一点，那就是制度。

    中国近代没有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启蒙运动。传统的封建文化一直是主流，而且通过形式的变化一代一代被坚持下来。传统文化的特征是保守与封闭。保守是不想变革，抵制变革，用鲁迅先生的话就是连搬一张桌子都要流血。近代史上所谓修铁路坏了风水之类，大概就是最有力的明证，至于改变“祖宗之法”更是大逆不道了。封闭就是对世界各国的文化抱着顽强抵制的态度。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有形大门，但一点也没有动摇无形的思想之门。这种意识形态不只是统治者坚持，而是深入到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封建文化传统体现在制度上就是国家中心主义，把国家放在民族之上，而国民党的“党国体制”又把党放在国家之上。在这样的制度下，各种法律就形同虚设，国家可以为所欲为。例如，产权是企业家成长的至关重要因素，中国从商鞅变法以来已经实现了私有制，但国家的权力都在私有产权之上。无论是历朝历代的法，北洋政府的法，还是国民党的法，都没有“私人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承认私人可以合法的占有财产，但国家都可以任意地剥夺这种权力，当年国民党对私人企业家的横征暴敛就是最明显的事例。吴晓波的书中记载了这一段企业家伤心的历史。

    当然，中国近代企业家阶层难以形成，从客观上还在于当时的国内外环境。中国近代史是一部苦难史，清王朝灭亡之后，先是袁世凯称帝的闹剧，以后又是军阀混战，蒋介石统一中国之后，内乱仍然存在，之后又是日本的入侵。那些年的中国从来没有平静过，中国虽大连一张平静的书桌都搁不下，哪有企业发展的机会。小平同志总强调，安定是发展的前提。没有政治的稳定，就没有经济发展，也没有企业家施展才华的舞台。更何况，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经济上对民族资本的压制、排挤，也让中国的企业家难以生存。乱世出英雄，但乱世出不了企业家。

    但是这些恶劣的外部环境，并没有消灭中国的企业家，中国仍然有一些企业家在逆境中成长。这两本书所介绍的张謇、银行家陈光甫、荣氏兄弟、范旭东、穆藕初、陈嘉庚、刘鸿生、卢作孚等等仍然历经艰苦磨难，对中国的经济进步作出了贡献。不过他们并没有形成一个能推动中国现代化的企业家阶层，他们不仅人数少、财力不足，而且在当时的中国也远远不足以作为一种社会中坚力量改变社会。毛主席多次指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今天也可以解释为企业家）是软弱的。这种软弱的根本原因还是实力不够，这种实力包括所控制的财富，也包括社会地位。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3-3 15:11:52编辑过]

    企业家成才的环境是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但在中国近代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条件，在这个时期，最终控制资源配置的仍然是奉行国家商业主义的中央集权政府，他们不仅通过官商直接控制经济，而且也通过各种经济与非经济的手段控制了民营资本。在这种环境下，企业家难以靠自己的经营才能成功，即使不是官商，也要通过各种方法求助于政府的权力。当要依靠权力才能致富时，企业家也就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了。他们不能一心一意的做企业，而要应付政府各种合理或不合理的干预，要去找门路、疏通关系，利用政府的权力。不是他们愿意这样做，是他们不这样做不行；不是他们自愿为娼，而是被迫的不为娼不行。翻翻企业家史，有几个是完全靠白手起家成功的？即使白手可以起家，在起家后要做大，仍然离不了政府的权力。一部企业史几乎就是官商结合史，这是中国的悲剧，但也是中国几千年历史的必然结果。在一个政府权力极大，且没有限制的国度里，企业家的成长必然是不同于正常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正如在大石头重压下成长的树木不同于正常的树木一样。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可以有个别企业家的成功，但不会有一个企业家阶层。他们也无法像市场经济下那样成为受尊重的社会进步力量。

    当然，这些条件也造成中国企业家本身有这样那样的不成熟之处。按吴晓波和傅国涌先生的分析，中国企业家有由官员转型而来的，有从海外回来或当买办出身的，有出身于士大夫阶层者，也有白手起家者。这不同出身的企业家都有自己的特点，但作为中国社会的企业家也有他们的共同之处，特别是他们身上都留下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在作为企业家行事时都无意识的流露出前资本主义的特点。为什么张謇灭亡于捐助过多？这仍然是文人“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企业家的职责首先在做好自己的企业，“兼济天下”是成功后的事。洛克菲勒、摩根这些人不都是在企业极为成功之后才“兼济天下”的嘛？

    其实，企业家是什么出身无所谓，他们可以从不同的起点最后达到现代企业家的终点，近代的企业家都做出了他们应有的贡献，但这不是一代人的事，不可能在他们这一代人身上实现企业家阶层的形成。可惜历史再没有给他们这个机会，计划经济的建立不需要一个企业家的阶层，也没有让他们成长的土壤了，中国企业家的发展史就这样突然中断了。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企业家才在艰难中又一次起步，民主国家已经走上了市场经济之路，这个企业家阶层迟早要形成。最终中国的命运是在企业家手中，因为经济决定政治，决定一切。当然中国的现代化要由各阶层的人共同努力，但我们仍然愿意把企业家阶层作为中心。

    读有关中国近代企业家的这两本书是对中国企业史的一个回顾，这种回顾绝不仅仅是要缅怀历史，而是要从历史中找到未来。今天的企业家可以从历史中得到激励，也可以找出教训。我们不能“克隆”历史，但可以从历史中得到经验。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3-3 15:06:38编辑过]

1、师夷人之技以制夷：西方科技的工具论；

2、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西方思想体制的工具论；

3、近代的小日本之所以能长期欺负大中华，得要的原因在于他们对自身陈腐落后的本质彻底否定，从而浴火重生；

4、我们难以对自身做这种彻底的否定；一会触痛我们那根悲惨近代史造就的敏感神经，二则会动摇对我们统治的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