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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 经济学论坛 三区 宏观经济学
2009-3-16 22:51:00
这是他以前的文章?是助手啊,现在肯定不是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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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3-16 23:47:00

让人费解,和经济增长模型一样复杂,如果模型中套模型就更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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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3-17 00:51:00
数学可以作为一种引导直觉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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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3-17 11:19:00
公式很漂亮,结论也符合党的方针政策,这就是中国式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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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3-17 12:12:00
roemer早就做出来了。邹恒甫不过是在做人家几十年前的东西。纯粹作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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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3-17 14:36:00

不错的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啊,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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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3-17 15:14:00

一个硕士生能做成这样的文章,看来武大高研的教学水平也并非浪得虚名啊

按照中国论文署名的管理,周很富在这篇文章里面只是做了部分贡献,主要的贡献还是第一作者

能不能搞一篇真正周很富写的英文文章来评论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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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3-17 17:42:00

为什么要用数学:或许大家应该更多的去了解西方人思维中的一个很关键的词"reasonable"。

要证明一个观点,最re的方法就是拿出数字和数学模型,尽管这些模型可能是建立在很多的假设之上。

不能理解西方科学对于reasonable的要求,可能就会一次又一次的去讨论为什么要用数学的问题,可以说正规的经济学文章一定要经得起challenge,现在看看所谓的中国经济学家们动不动就放出来的观点,单纯从re的角度来看,估计没几个能经得起挑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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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3-17 20:30:00

看到数理的东西就头痛,但是也承认只有数学的世界才是完美的。

问题在于:用完美模型来解释不完美的世界,弄来弄去,发现不了真正的秘密,有意思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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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3-17 22:08:00
很牛!!学习学习方法!下一步把唯物主义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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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3-17 22:36:00

邹恒甫: 《财政、经济增长和动态经济分析方法》序言

 

    收集在这里的20 篇论文已于1991年至2000年之间发表在国际上的经济学刊物,它们多少反映了我和我的一些合作者在经济学研究中的尝试。在此我把这些论文中在某些国际学术小范围里略微有些影响的实证发现和理论观点概括为以下五点:

    第一,对43 个发展中国家近20 年的统计分析表明,政府部门的生产性公共支出在总支出中的比例对经济增长有负作用,而政府部门的非生产性公共支出在总支出中的比例则与经济增长正相关(见本书第1 章)。也就是说,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在基本建设上投资比例太大、忽视了经常性的公共支出(如行政管理、社会治安、文化教育和社会福利等方面的支出)。 

    第二,尽管理论上有许多理由可以推断,财政分权——把税收征收权和公共支出的职责由中央政府转交给地方政府——可以提高政府部门运作的效率,从而推进经济发展和增长。但对中国、美国等世界上四十六个国家的综合经验分析证明,财政分权往往对经济增长带来负作用(见本书第2、3、13 章)。

    第三,世界各国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是一个非常稳定的现象。对每一个国家而言,刻画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基尼系数往往在很长时间里不发生显著变化。但基尼系数的国际差别却非常大。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变化主要由教育水平、财富分配、金融发展和社会民主自由的程度等因素决定(见本书第14 章)。

    第四,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增加在理论上并不一定妨碍经济增长,在实际上甚至能促进经济增长(见本书第15 章)。

    第五,资本主义精神这种文化因素能帮助我们解释世界上人均国民收入、经济增长和国民储蓄等方面的差别(见本书第7、8、9 章)。

虽然鲜为人知,但我自己却感到一丝欣慰的还有两点:

本书第19 章提供了第一个为重商主义辩护的数理模型,

本书第20 章则第一次展开了对军事支出和资本积累的数理分析。

    经济学家们经常说,思想观点最要紧。人人都想标新立异,我也不例外。但自己的思想能否得到学术界的承认,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本书和本丛书中的其他著作能在中国发行并同许多读者见面,我要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彭松建先生和梁鸿飞先生。同时,我也借此机会感谢本书中的论文合作者:Hamid Davoodi、Shanta Devarajan、李宏毅、Lyn Squire、Vinaya Swaroop、谢丹阳,徐立新和张涛等先生。书中的错误望读者批判指正。

邹恒甫

2000 年8 月31 日于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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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3-17 22:37:00
宏观经济和金融研究》前言
2005年10月17日 『北望经济学园』 浏览选项:   阅读次数:2744
<script language="JavaScript"></script>      本书涉及到宏观经济和金融的许多理论和实际研究。它是继本人《财政、经济增长和动态经济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之后我的合作者和我进一步探索的一个阶段性总结。我要把此书中的主要创新贡献归功于我的合作者龚六堂、Francesca Fornasari、金菁、李宏毅、Steven B. Webb、谢丹阳、徐立新和张涛。而世界银行、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给我们提供了良好的学术研究环境和必要的经济资助。

本书的第1章是献给邹至庄(Gregory Chow)先生的。该文试图把资本积累、产品创新、国际贸易和经济增长统一在一个简单的框架之中。邹至庄先生长期鼓励我在中国,特别是中山大学岭南学院从事经济学教育。我把此文放在本书之首,也同时想表达我对众多世界著名经济学家的怀念和感激:Jean-Jacques Laffont (1947-2004)、董辅礽(1927-2004)、杨小凯(1949-2004) 、Robert Barro、Richard Caves、Jacques Cremer、James Heckman、Edward Lazear、Robert Lucas、Eric Maskin、Paul Milgrom、Robert Mundell、Roger Myerson、Dwight Perkins、Jean Tirole、Stephen Turnovsky、Michael Woodford等等。这是个群星灿烂的世界。没有他们的帮助和贡献,我不可能在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从事经济学、金融学和管理学接近世界前沿的教育事业。

本书的第8章是献给中国著名统计学家张尧庭老师的。它表达了我对现在深患重病的张老师的感激。在此文和本书的第9、10和11章里,我们想建立多级政府条件下税收、转移支付、政府开支和经济增长的动态分析模型。我们相信这种对多级政府的动态研究是公共财政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张尧庭老师、黄训腾老师、吴黎明、谢丹阳和我于1994年向武汉大学陶德麟校长、任心廉书记、侯杰昌常务副校长等提出成立武汉大学经济科学高级研究中心。此中心的倡议书是由张尧庭老师亲自执笔的。他多年来奔波于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多所高校讲课,是我学习的楷模。今天,借此前言我一道感谢从1987年以来支持我进行中国经济学教育的众多其他同仁:阮志华、田国强、谭国富、陈小红、陈志武、舒元、姚先国、王则柯、方炳松、郎咸平、张五常、林毅夫、张维迎、朱晓冬、张敦穆、李楚霖、艾春荣、文一、周忠全和张建波等。同时,我要感谢长辈:曾启贤、汤在新、吴纪先、张培刚、刘涤源、谭崇台、成思危、胡兆森和厉以宁等。

本书的第2章证明,在资本主义精神模型里,货币超中性(superneutrality)不再成立。我现在庆幸自己在哈佛大学写作博士论文时(1986-1988)把马克思和韦伯关于资本主义本质和经济发展的学说引入新古典经济增长和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这种资本主义精神和资本主义本质的模型也帮助解释金融市场里资产风险溢金之迷(equity premium puzzle,见本书第3章)。在哈佛求学的日子里,我在学习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之外,也有幸了解到数理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在二十世纪的发展。对此我要感谢Robert Dorfman、Stephen Marglin、Murray Milgate、和John E. Roemer在哈佛的课堂。John E. Roemer关于剥削、阶级、公正、收入再分配和机会均等的理论不仅得到了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承认,而且也成为世界银行2006年度《世界发展报告:公平与发展》的理论基础之一。1984年,我在巴黎蓬皮杜图书馆度过了一个痴心学习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美好夏天。我狂热地阅读John E. Roemer的《马克思经济学的分析基础》(Analytical Foundation of Maxian Economics )、《剥削和阶级的一般理论》(A General Theory of Exploitation and Class)和Michio Morishima的《马克思的经济学》(Marx’s Economics)。这些书把马克思主义带进了一个数理经济学的新天地。相当偶然,我居然于同一个夏天在巴黎拉丁区的一家书店里买到了董辅礽先生和刘国光先生分别发表的两本有关国民收入再生产的论文集(1978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我写了大量的笔记去评价两位先生修正和改造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算术和代数模型。当时我感到如果董辅礽先生和刘国光先生能初步了解投入-产出分析、哈罗德-多马尔经济增长模型、索洛经济增长模型和动态一般均衡理论该多好啊!若如是,他们俩至少可以在青年和中年时代象Michio Morishima和John E. Roemer一样去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从1987年开始,我多次同董辅礽先生聊起他和刘国光先生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有关国民收入各部类平衡的模型所进行的学术争论。董辅礽先生总是要我不要再提那些幼稚的模型了。他说,他们这代人数学基础太差了,加上时代背景也不允许,不可能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带进一个新的时代。董辅礽先生谦虚而诚恳地鼓励我们后辈向Morishima、Jon Elster和John E. Roemer等学习,发展马克思的国民收入简单再生产,扩大再生产,资本主义积累和经济周期的理论。而我们这一代人也做的太差了,愧对董辅礽先生的在天之灵。我斗胆提出,在当今中国没有一个人对当代数理马克思主义作出过基本贡献,而John E. Roemer或许能以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获得经济学诺贝尔纪念奖。

记得也是在1984年,年轻狂妄的我在哈佛第一次见到了在耶鲁大学进修的吴敬琏先生。他是代表中国政府来哈佛给中国留学生讲解为什么在国内要进行“反精神污染”的运动的。我在会上的发言一定给吴敬琏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会上其实也没有多说话,他似乎也为自己的行为感到些许尴尬。据后来我的了解,他对Janos Kornai的短缺经济学和预算软约束倒是有兴趣。他的忘年交耶鲁硕士钱颖一于1984年秋季来到哈佛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而恰巧Janos Kornai于1985年来到哈佛任教。钱颖一、许成钢、李稻葵和王一江四人都师从Kornai从事短缺经济学和预算软约束的学问。而樊纲正在NBER访问,他还蛮有干劲地同李稻葵和王一江等学习一年级研究生的课程。后来樊纲没有在哈佛得到博士入学通知书,大概是李稻葵、王一江和胡祖六三人同时得到哈佛的录取,把他给挤掉了。Dwight Perkins、Martin Feldstein和我都为樊纲没有得到哈佛的录取通知书而深感遗憾。后来樊纲回国后很快拿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博士学位,并写出了中国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大纲的专著。我癫狂地同他们也讨论一些Kornai的学问,用动态优化的方法写了好几篇投资饥饿症、短缺、社会主义投资周期的文章(见邹恒甫:《财政、经济增长和动态经济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但Kornai的一些思想也帮助我研究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分权(见本书第8、9、10、11和12章),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财政软约束给财政分权和政府规模带来的影响(见本书第13章),财政软约束与中央政府财政赤子和宏观经济不稳定(如通货膨胀)的关系(见本书第14章)。我也没想到这些问题至今还是财政理论和实践中最热门的课题。与此同时,我一直还关注着中央政府的军事开支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见本书第15章)以及政府开支的波动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见本书第7章)。

我对收入分配的研究一直有兴趣。本书中的第4、5和6章记录了我这一兴趣的连续。我们得到的收入分配不平等和经济增长之间正相关的经验结论一直为世界银行所不接受。但这一结论却在学术界还总占有微小的一席地位。这使我同R. Barro,W. Easterly, M. Ravallion等众多经济学家继续争论。由于争论,我们反而走得更近一些了。对此问题有兴趣的同事,请参看他们的学术论文。

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一直是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联合国、美洲开发银行和许多著名的经济学家热衷的话题。龚六堂和我发表了一系列论文(见本书第16和17章),说明外国援助减少发展中国家的储蓄和投资,增加对国外贷款的依赖性,妨碍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这些结论都不为世界银行所接受。但这些结论的生命力或许会越来越强……请容许我在此作出如此乐观的预测。比起W. Easterly对世界银行五十年的否定、R. Barro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项目的批判、Rahguram Rajan对外援的怀疑,我们的结论或许更理论化一些、更一般化一些。

最令我高兴的是我能看到新的一代在国际学术界崭露头角的中国青年经济学家比我们这一代人在国际上发表更高档次的文章。真的,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推到沙滩上。真的,生命是灰色的,理论之树常青。我都四十三岁过了,我在学术上还有作为吗?大概没有了吧。我不妨继续办经济学教育。中国似乎总不缺有名的新闻媒体经济学家,但中国的确缺少实实在在的经济学的教书匠。我希望我的学生都当经济学的教书匠。如果他们当中出了一批新闻媒体经济学家,那一定是我的噩梦。如果他们当中有人成为世界上知名的经济学家,那一定是我的美梦。

邹恒甫謹记
2005 年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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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3-18 08:41:00
数学应该是一种解决问题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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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3-18 09:56:00

谢谢

好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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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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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3-18 10:18:00
有些牵强附会吧,老马的政治经济学也可以这么数理化,不觉得无里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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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3-18 13:20:00
支持,学术应该百花齐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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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3-18 19:27:00
6楼言之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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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3-18 20:34:00

这才是标准论文格式呢!!!

六楼很有自知之明啊 知道自己是外行。

而且这是标准论文格式 根本不可能像六楼所说 将数学推导放到最后。

建议找几篇国际标准论文研究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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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3-18 21:20:00
以下是引用smallcan2005在2009-3-15 12:13:00的发言:
我学西方经济学也有几年,不过还是看不懂推导,我只看了邹教授的结论,得出的结论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现实中是做不到的。邹教授说让政府来进行利益调整,资本家自己减少自己的利益所得,通过税收等措施来解决,你可以想想,一个处于统治地位的阶级怎么会为一个处于弱势的阶级来放弃自己的利益呢,如果是为了这个资本主义社会的苟延残喘下去,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都不会灭亡,因为他们都可以通过利益的调整来换取这个时代的延续,但是又有谁愿意这样做呢,人的贪欲是无穷的,他得到了,还想继续得到更多,要他减少自己的所得不是比杀他还要痛苦吗?统治阶级会站在被统治阶级的位置上思考问题吗?也许一个朝代在他刚建立的时候领导人会有这样的智慧,但是到了腐朽的时候,他们仅仅就知道维护自己的利益,谁还管其他的事情。按教授所言,如果国民党能够通过一定方式来缓和社会矛盾,那么中国人民共和国也就没有成立的可能了,世界上也就不会有朝代更替了,历史是不能假设的

老兄,我建议你多读读历史,中国的还是世界的,都可以。可能对你理解问题帮助会大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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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3-18 21:23:00
以下是引用wunan5curie在2009-3-17 20:30:00的发言:

看到数理的东西就头痛,但是也承认只有数学的世界才是完美的。

问题在于:用完美模型来解释不完美的世界,弄来弄去,发现不了真正的秘密,有意思么?

之所以要用数学,是沙汰掉那些不合逻辑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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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3-18 22:10:00

张狂邹恒甫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1月12日09:41  《小康》杂志

  如果说邹恒甫有过错,或许就是因为他作为经济学家,将自己的实验场过分地理想化,就像一个生物学家在一个纯粹的环境里做实验。但社会关系是复杂的,中国社会更加的人情化。这对于邹恒甫来说,是个挫折,但也为净化复杂的实验场给予了一个改变的推动力。

  ★采写/《小康》记者 蒋卫武

  在与张维迎起争执之前,邹恒甫的社会知名度并不是很高,有人说他是华人经济学家中最低调的一个,媒体大多吃过他的闭门羹。但也在彼时,他在学术界已声名鹊起,经济学圈子里,虽然他年纪不过46岁,但已经有“谈笑间,点评江山” 的意味,这些得益于他早年留学哈佛,成为新中国在哈佛大学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的第一人,由此可以对国内许多知名经济学者直呼“学弟”。

  或许因为他以15岁的弱冠之年进入武汉大学,成为1977年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大学生;20岁又远渡重洋前往美国求学,奔波于各个学院仰拜世界一流的名师;因此他不屑于社会的人情世故。在人们眼里,这是个 “为人张狂”的书呆子。

  他是一个解构主义者,热衷于从数理推导来消解强权的基础;他性格张扬,嘻笑怒骂,爱用“好玩”来下结论。但他并不总是全身带刺,对于老百姓,他自称是“中国穷苦百姓的走狗”,对于母校武汉大学,他说自己是“癞皮狗”。

  新中国第一位哈佛经济学博士

  在经济会议上,邹恒甫的标签是:“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而媒体在报道他时,总会强调:新中国第一位哈佛大学毕业的经济学博士,世界银行第一个中国高级经济学家。

  “人生是非常偶然的安排,我考上武大,留学哈佛,包括到世界银行工作都是一种偶然”,对于他传奇的学术身份,邹恒甫说得非常淡然。他也直言自己并不是从小就成绩骄人:“我的中学不是华容一中,而是五中,一个阶段的高分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只有自尊心才是做事业最重要的动力”。

  尽管他对自己的求学过程讲得平淡,但武汉大学时任校长刘道玉却有不同的说法。

  “当时是教育部批准他到威斯康星大学留学,”刘道玉先生说。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国逐步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在与西方国家中断了30多年关系后,我国开始向西方国家派出公费留学生,武汉大学是教育部选定的学校之一。当时包括好几所大学都向他发出了录取书。但因为留学概念新起,邹并未来得及考GRE、TOEFL,威斯康星大学录取他时只是作为硕士留学生,但美国哈佛、斯坦福大学却因为邹恒甫的优异表现而破格愿意其读取博士。

  当年武汉大学经济系主任吴纪先教授一再打电话请求刘道玉先生去教育部通融。“邹恒甫是我遇到的最好的学生,也是我系自解放后培养的最优秀的学生”,吴纪先说“不能埋没人才”,其时甚至以“辞去系主任”作“要挟”。因为早年留学哈佛并于1947年获得哈佛经济学博士的吴先生深知高起点对于一个人才的重要性。

  刘道玉由此几经周折,辗转通过熟人,向当时的教育部长来为邹恒甫的留学据理力争,使得这位新中国的第一名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得以“成行”。

  “他人很聪明,同时又很用功,在上大学的时候,经常会去听文、史、哲的课。涉猎广泛”,刘道玉先生回忆邹恒甫在武大上课时的情景说。

  在哈佛大学,邹恒甫没有辜负吴老师和刘道玉校长,他继续武大时游学的习惯,在各个学院间选课修习,并且能够顺利攻克语言关。

  至目前为止,邹恒甫在国外主要杂志上发表60多篇有影响力的论文,“根据2000年国内文献情报中心的SSC I检索结果,仅仅由于邹恒甫教授一个人所发表文章,就把武大在中国这一领域的排名从第十几位上升为第三位”。

  而对于中国经济学教育的推动力,林毅夫对邹恒甫的评价是:“他在中国现代经济学的教研发展中做出了巨大贡献,邹教授为中国经济学教育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已经超过了其他任何人或机构。”作为世界银行的副行长,林毅夫应该充分懂得自己措词的份量,对于邹恒甫的褒贬他在用自己的学术信誉作担保,但对邹恒甫的夸赞,他很大方:“邹教授是个具有战略眼光和开拓精神的教育实干家。从1992年开始,他利用自己的个人时间和基金在武汉大学极好地推广了现代经济学教育。目前邹教授所引领的武汉大学经济学本科专业被公认为是中国最好的经济学本科项目。自成立至今,这个专业已经培养了数千名毕业生,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前往美国顶级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他们中一部分人已经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卓越学者。”

  如果说命运曾经垂青这个长得虎头虎脑,顶着一头卷发的年轻人,那他没有辜负命运对他的垂青;如果他的老师、学校对他充满期待,邹恒甫也没有让他们失望。

  “中国的IAS”

  采访邹恒甫地点是在他中非基金的办公室。“200多平米,三面玻璃,对于北京的景色,你可以随意俯瞰”,当时他心情很好,因为刚刚从深圳高等研究院开会回来,与他一起同行的还有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Maskin先生。

  “我就是想在中国创办一个IAS,”他并不像饱读诗经的人惯有的成稳,相反,孩童的天性在他46岁的时候还保留得太多,让人觉得他太理想化,有时又挺顽劣。

  IAS,即普利斯顿高等研究院(InstituteforAdvancedStudy),于1930年成立,创建宗旨是为各领域科学家做提供进行纯粹的尖端研究场所,不受教学任务、科研资金或者赞助商压力。IAS的名人如爱因斯坦、哥德尔(数学家、逻辑学家和哲学家,其不完全性定理不仅改变了数学,而且改变了整个科学世界和建筑于此定理之上的哲学) 、冯·诺依曼(数学家,现代电子计算机创始人之一)等。

  “自己写100篇文章,不如让100个学生各写1篇文章”,邹恒甫说做教育是自己最激情的事情,“会让我睡不着觉”。

  1988年,邹恒甫于哈佛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1989年就职于世界银行,1990年,他归国省亲回到武汉大学。“当时看到同学还是用二十年前的经济学教材,他就认为这个状况一定要改”,武汉大学刘经南校长回忆当年邹恒甫一箱一箱地从美国带回经济学经典教材,并且希望同学能够学习英文原版。“要充分相信年轻人的适应力”,他说自己当年在哈佛就只用了几个月时间就能赶上进程。

  1994年,邹恒甫创办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取名“IAS”,希望以普林斯顿的高级研究院来激励同学,同时又在此前冠以“幼小的”IAS,来标识差距。

  “当年我是一张纸,一张桌子把武大的IAS创办起来的”。而他的朋友有时会戏谑“抓去做了壮丁,剥削了劳力” 。

  对于这类声讨,邹恒甫在接受《小康》采访时,全单应承下来。“那是没错,当年我就是直接给他们打电话要他们来给我上课,而且是免费的,就连差旅费都是他们自掏腰包”,邹恒甫称唯一给过陈志武500元,因为考虑到当年陈志武先生过来上课时是带着家眷。

  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于1999年将研究教学领域拓展到哲学、历史、国学等科目。其学术委员会由包括Jean -JacquesLaffont,RobertBarro,EricMaskin等近30位世界一流经济学家组成;拥有国内外知名教授及讲座教授近40人。

  “当时我请前美联储主席来武大讲课,武汉市政府都觉得很哄动,以为请来这么牛的人来武汉是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但邹恒甫却认为学术不分贵贱:“他们给中国学子上课还能看武汉的樱花,去珞珈山跑步,都非常高兴呢”。

  1998年,邹恒甫应邀任教于北大光华管理学院。也就在这时,这个湖南人放言:“中国国内经济学期刊没有一个 SSCI(THOMSONISI),就让我们自己制造一个SSCI吧!”

  湖南人以性格刚烈为名,敢作敢为,但当时这番豪言还是震得中国学术界发愣,认为这是一个狂人的狂语。

  或许当时没有人把这句话当真,但邹恒甫却为此举办了自己平生第一个新闻发布会。邹恒甫说过他的“自尊心”是推动自己的原动力,或许他就是希望通过这种公布来让大家以及自己明白这不是一个“大玩笑”。

  “只有国际性的刊物才能制造出国际性的影响力,这样才可能使中国的经济学教育走向国际,这条路即使再艰难,也必须走下去。”邹恒甫有豪赌的勇气与胆量。

  这一次,还是他的朋友们帮了他。邹恒甫是一个幸运的人,他总能得到朋友的鼎力相助。当然,他的朋友、知名社会学家丁学良曾说“恒甫很热心,他对朋友非常铁”;同时,或许因为他的事情总是关乎于一个中国人的理想与良知,所以能够激起朋友的热情回应。

  为了将《经济与金融年刊(中文版)》(下称《年刊》)办成国际经济学界公认的主流经济学杂志,邹恒甫游说自己在哈佛时的同学法国著名经济学家让·雅克·拉丰多次投稿,另外还有巴罗、素洛、马斯金等顶尖经济学家,这使得《年刊》很快赢得国际地位。2008年5月6日,《年刊》正式被SSCI收录。所有文章将从2007年(第八卷)第1期开始收录。

  “只要你坚持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并且努力去做,没有不成功的”,邹恒甫称。

  “只有爱与恨,没有中间路线”

  “有记者1994年说要写我,但10多年过去了,还不能成稿,写我不容易,”邹恒甫得意地大笑,他喜欢自己成为一个难题,看人皱眉苦思。但他又是大方磊落的:“你如果要了解我,可以在我的办公室设个位置,每天带你的手提电脑来上班就好了。各自做各自的事情。”

  要为人讲述一个准确的邹恒甫,确实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他从小喜欢随身将书装在口袋,没事就翻看;更重要的是,他的性格里充满矛盾。喜欢时,他会像个孩子,与你不设防地推心置腹;但对于意见相左者,他却变得好斗,像古战场的士兵非要争得一个有你无我的结果。他喜欢高贵,特别欣赏中世纪宫廷贵族的气息,他也不乏平和,甚至希望以后有机会做农场主。当然,其中有一点非常确定,他鲜明,会明白地告诉你自己的喜好。这种坦承在时下的中国,其实并不是一个优点,因为很多时候,中国人喜欢的是会意。

  邹恒甫会顽皮地将国内一批知名的经济学家说成是 “三纲五常”、“林海张杨”,并且会在一些大学的演讲会上直接对他们的学术“命门”指指点点。

  “我还把田国强、白重恩,李稻葵,周国富,谭国富,加上我,凑了句‘李白杜甫’、‘国富国强’,就差一个姓杜的,还联不起来”说到自己的恶作剧,邹恒甫不以为然,还高兴摊开双手举出另一个例子来。

  正如他自己所说,他的个性要么是让人爱,要么是招人恨,没有中间路线。

  说到什么人给自己留下深刻的印象时,他讲了一个自己在哈佛时所经历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SergeLang ,也就是在电影《美丽的心灵》里被纳什打倒在地的那个书呆子。这是一个极端仇视支持越南战争的人。为了不让越战支持者亨廷顿当上美国科学院院士,SergeLang专门从耶鲁到哈佛访问教书一年,在课堂内外,他整理了一千多页亨廷顿政治学论文和著作里荒唐之处的大作,并且把他的一千多页的大作复印好后发给所有课堂里的学生。

  “我有幸得到两本,因为我选了他两门数学课”。

  课堂里,SergeLang用数学证明亨廷顿的逻辑错误;课后,他就在MIT,波士顿大学到处讲座批判亨廷顿的逻辑错误。这样一来,美国的新闻报道也跟踪而至,闹得哈佛不得安宁,而所有美国国家科学院的院士也都知道了亨廷顿的逻辑错误。于是,亨廷顿至今未当上美国国家科学院的院士。

  邹恒甫在讲这个故事时,双手翻腾,兴奋得额头冒出毛毛汗,他如此用情地讲SergeLang的故事,或许也是在说一个中国版的自己。

  因为他的才华,他荣誉加身,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中国科技大学数理经济学联合班长、清华-BERKELEY心理经济学组长、北京大学经济学一级教授、世界银行发展研究院研究员……还有人称2004年为他的丰收年,他被评为“十大最具影响力中国经济学家”之一。

  但因为鲜明的个性,他也遭遇不平事。与张维迎的争执,使得外界认为是“从兄弟到反目”而扼腕。但在这场争执里,不但引起中国经济学界的震动,同时,“中国高校官僚化治理”也成为媒体的一个热点话题。

  说到与人的纷争,邹恒甫还是那副“我心昭然”,任人评说的姿态。但据他身边的人说:偶尔在酒醉后,邹恒甫会一改嘻笑怒骂的神情,变得凝重,高声呼出一句陈寅恪先生的诗句:“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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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3-19 01:05:00
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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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3-19 08:17:00

学习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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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3-19 09:06:00
同意六楼,现在流行经济学不用数学就不能成文,数学只是一个工具,过于强调数学这个工具有点舍本逐末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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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3-19 20:44:00

人物周刊:你把中国一批著名的经济学家编成“三纲五常”、“林海张杨”,多次在公开场合毫不客气地点评他们,有人说你太过癫狂了。

  邹恒甫:当然太狂啰。他们中有些人根本没有任何学术成就,有些人在学术上我是看着他们长大的,我太了解他们出名的情况了。

  我去年在上海财大作演讲时就说过,“他们著名,都著名在哪里呢?都发过些什么文章呢?都摆出来看看嘛!”

  张五常在六七十年代做出过杰出贡献,杨小凯是在研究劳动分工上做出了成就,后来就走向了一个极端,他这个人的心理爱随着环境改变,一生变了好几次,一点都不好玩;林毅夫有两篇有价值的文章:第一篇谈大跃进时期,中国如何饿死人;第二篇讲家庭承包制怎么改进农村劳动生产力;最后,他和易纲都走向了政治,当官去了。我们不会变,我们就是一竿子搞到底。

  其实我一点都不狂,我调侃他们,是因为我知道怎样才算有本事。郎咸平知道我是扎扎实实办教育,知道我在国外还有点小文章,他说张维迎他们连门都未入呢。所以,我说我和林毅夫是三五流,张维迎是九流,大多数人都不入流。

  人物周刊:难道在你眼里,他们对中国经济发展没有作出丝毫贡献?我们又如何辨别其中的浮躁与虚幻?

  邹恒甫:我们都是神交,有些是同一战壕的战友。我还把田国强、白重恩,李稻葵,周国富,谭国富,加上我,凑了句“李白杜甫”、“国富国强”,就差一个姓杜的,还联不起来,所以没说出来。田国强知道此事后,哈哈大笑。他们知道我办事的干劲和学术上的爱好,所以都能承受住我的调侃。

  这批人在中国普及当代经济学教育上,还是起了作用的。但其中有的人后来走向了媒体,走向了仕途,这就脱离了学术。

  谈到辨别,中国经济学家编的教科书,我们内行根本不看。我把世界上一流的师资领进国内,把最好的原文版书籍引进国内,就是为了把学子从迷途中引出来。

  中国大学生都有潜质和能力在三五月之内阅读使用英文原版教材,我在武大办学十多年充分证实了这一点。但是,从北大到武大到中大,他们就是喜欢用高鸿业编的《西方经济学》,和张维迎编的《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真是误人子弟!

  初级西方经济学,我们有曼昆、斯蒂格利茨和萨缪尔森的英文原版;对策论我们有福登伯格和梯若尔、奥斯波恩和鲁宾斯坦、迈尔逊等英文原版。这些教授们就是不用这些世界级大师的英文原版,反而要用自己编的教材。更为甚者,他们还组织学生去翻译这些教材,错误百出,笑话连篇,还在课堂吹嘘卖得多好。我真的不理解为什么中国青年学生放着世界最好的英文原版不用,而读那些低劣的二手货和翻译品。

  张维迎动不动就说自己是“中国产业经济学第一人”,我不知道中国的产业经济学家们对主流的产业经济学,作了什么贡献。

  我们培养的学生,要比我们好1000倍

  人物周刊:有些经济学家认为你办的数理经济与金融班太偏重数学和技巧,而忽视了思想和经济直观,是这样的吗?

  邹恒甫:这完全是胡说八道。

  我是学历史、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出身的。在武汉大学的五年半时间里,我在历史系、哲学系和数学系到处听课。由于对分析哲学的爱好,我才学数学。后来学西方经济学,才知道数学有用。到了哈佛,正好如鱼得水。我把经济学、数学、哲学、社会学乱学一通,什么都没入门。

  正是基于这种广泛的爱好,我还在武汉大学IAS创办了中西比较哲学实验班、世界史实验班和国学实验班。这三个实验班都必须在本科和硕士阶段用英、法、德语阅读西方典籍。我们高度重视人文素质教育,我们给数理经济与金融班的所有本科生,开设了《四书》、《老子》、《庄子》等八门人文基础课。学国学的还必须懂日文。

  前者是为了实践余英时先生的倡导:不懂英、法、德,不谈文、史、哲;后者是为了洗尽从陈寅恪就开始饱尝的“到日本学中国史”的羞耻:“群赴东邻修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

  那些口口声声强调思想的人,未必有什么经济思想。李稻葵有思想?周其仁有思想?林毅夫有思想?张维迎有思想?自欺欺人罢了!

  人物周刊:记得你好像说过“我连自己都瞧不起,还瞧得起他们,他们爱说什么随他们好了”,那么,你瞧不起自己什么呢?在当代经济学者中,有你看好的人吗?

  邹恒甫:我的原话是“我瞧不起别人,但我最瞧不起自己”。我什么都不行,我可以嬉笑怒骂,是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比我更差。我历来如此,有学问的,当然我崇拜。对没学问而又上媒体吹拉弹唱、欺世盗名之流,我就喜欢挑战嘛。

  比如我崇拜陈寅恪先生,他通晓10多种语言,《资治通鉴》、《全唐诗》、《全唐文》,烂熟于胸,这是多么高深的境界!至于董辅礽老师,他是长者,我尊重他,但我并不觉得他的学问有多么高深。有人问过我,中国什么时候可以产生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我直言在25年以内都不会有谁摸着这个奖!其实普林斯顿大学的邹至庄教授对我早就说过这句话,他最有资格下这个结论。

  董老师曾说过,属于诺贝尔奖的在搞学问,中国人在搞新闻。现在的风气是“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商,商而优则学”,权和钱这两样东西太吸引人了,这两样东西还能互换。有些学者就是想着权和钱,这样怎么能静下心来做学问呢?应该是“学而优则学,仕而优则仕,商而优则商”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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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3-19 20:47:00

2009-01-07 | 单纯数理经济学培养的最大失败和误区:用数学模型偷懒

单纯数理经济学培养的最大失败和误区:用数学模型偷懒。

大家都照葫芦画瓢,搞一点小模型,机械地运用。对现实没有激情,不关心经济的具体问题,不写真正经济学的文字。用数学模型偷懒。从来不搞经济学的真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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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3-20 16:41:00
很好的想法,关注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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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3-20 21:52:00
不支持一位数理化的飘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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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3-20 21:59:00

有点意思

不过文字可以表达的内容,为何非要用数学公式表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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