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去听了华工的姚国华老师的讲演“大国崛起的文化奥秘”，听后有些感想，现记录如下。

 

姚老师从文化的角度分析大国崛起的原因，由于论题比较大，因此推导过程也难免存在不严密的地方。姚老师的一个根本思路是现代文明或者说西方文明是以科学和法律的出现和发展为基础的，而科学和法律又是来自古希腊的文化传统，即那种理性思维、抽象思维、逻辑思维，即那种对于统治万物的规律的确信和求索，因为这种求索，所以西方世界最终有了现代科学的振兴，科学的发展意味着生产力的极大提高，从而人类进入了富裕（相对的）的现代社会。这是一条路径，另一条路径是说西方这种文化传统使他们相信人类自身的生活应该符合于这种客观规律，或者说他们相信统治自然的那种规律同样也统治着人类，人类应该顺应它，这成为了西方宗教道德产生的基础，宗教道德使互不相识的人们有了互信的基石，这种信任导致了商品交易的大规模发展，最终在长期商业实践中产生的商业习俗的基础上形成了现代法律，西方走进了法制社会。用姚老师的话说，科学是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的，法律是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有了这二者西方才得以产生现代文明。

 

以上是姚老师的推导思路，按照姚老师的思路继续推演，古希腊的这种对于终极规律的确信和求索，这种理性思维又源自何处呢？为什么我们中华大地上不能产生这种理性思维呢？我想这要归因于中国和古希腊文明发端时所面对的最初资源禀赋不同。中国是大河文明，我们说黄河流域是孕育中华文明的摇篮，就是说华夏先民拥有发展农业的先天自然条件足以自给自足。古希腊人与我们不同，古希腊在爱琴海沿岸，他们没有宽广的平原和肥沃的土壤，他们的土地只能生长葡萄和橄榄，葡萄能酿造葡萄酒，橄榄能榨橄榄油，但是这些东西都是不能当粮食吃的，但是他们面对着爱琴海，可以通过海上贸易来换取粮食。进行海上贸易要面对变幻莫测的大海，要面对素不相识的人们，这些因素在客观上促使古希腊人探求那种统治万物的规律以便应用这种规律来指导他们的生产生活，更好的应对未知，获得更多的物质收益。中华大地的先民们因为有了上天的眷顾，不必东奔西跑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丰衣足食，他们面对的是熟悉的环境、熟悉的人们，因此就没有动机去寻找那种统治万物的抽象规律，他们只关心眼前的事物、实在的事物，最终形成一种感性思维占主导的局面。将姚老师的思路和我们的推导整合到一起，我们得出一个结论：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今天迥然不同的境遇早在两种文明开端时就已经注定了，起决定作用的正是两地自然资源禀赋的不同。这个结论正确与否呢？姑且放在这里，留待进一步的思考和验证。

 

假如这个结论是正确的话，那么中国要进入现代社会，发展现代文明就必须要全面吸收、掌握西方这种理性思维、逻辑思维，这种对终极规律不懈求索的文化，这样的话又将置中国传统文化于何地呢？姚老师的观点是要发展现代物质文明那是非全面接受西方这种理性思维不可的，因为这种理性思维是科学的前提，科学技术又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那么物质丰裕就必然采纳这种理性思维不可。姚老师又指出人活着当然不仅仅是物质的满足，当人们追求精神的平静、灵魂的休憩时中国传统文化就有了用武之地。历史学家唐德刚是反对这种观点的，唐德刚教授认为中华文明在最近二三百年以前一直是引领世界潮流的，近一二百年的曲折只是发展中的一个关口，好比滚滚长江穿越三峡，其过程必定惊涛骇浪、惊险非常，但是一旦穿过三峡必将又是一番潮平两岸阔的景象，也就是说唐教授相信中华文明在人类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将会重新显现它独特的生命力。从历史的角度看也确实是如此，人类历史不断前行，不到最后没人知道谁是最后的赢家，一千年前可曾有谁想到今日中华文明的境遇，同样有谁能够预言一千年后西方文明的境遇。

 

现在回到姚老师关于科学和法律是现代文明发动机的最初假定，我试着从另一条思路来推导出他们。先看科学的发展，按照诺斯等人的观点，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与此相关的专利法得以制定和实施的一个结果。通俗来讲，就是说一个科学家要搞发明创造是要投入时间、精力、物力、财力等各种要素成本的，如果科学家本人不能够享有发明创造的收益，那么他们是否还有动机去从事这种高成本的学术活动？诺斯等人提供的资料显示在专利法没有实施以前人类也有许多的发明创造，不过这种创造往往是偶然的、随机的、低频率的，远远不能与专利法实施后大规模的、高频率的科学技术创新所能比拟。既然专利法这么重要，为什么直到16、17世纪才在西方出现呢？这与土地所有权的确立是密切相关的，土地产权的确立和实施催生了社会上各种有价物品明晰产权的高潮，而专利法则在这种潮流中产生。土地所有权为什么直到近代才确立呢？这是个复杂的问题，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清，简单来说土地产权的确立起因于地价上涨，地价高低是与土地人口比例密切相关的。历史上人口不断增长的过程中，土地因为逐渐变得相对稀缺了，所以地价上涨，反之人口锐减的时期地价下降。这种人地比例的变换在中外历史上多次出现，我称之为“马尔萨斯循环”，这种循环也是中国历史上朝代更迭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又有一个问题，既然地价上涨曾经在中外历史上多次出现，那么为什么土地产权的确立却一直拖到近代呢？这涉及到土地产权确立的成本问题，明晰和实施土地产权是有成本的，这种成本在中世纪时是很高的，随着商业的发展，地权确立的成本逐渐下降，直到近代这种成本才下降到明确地权的潜在收益之下，从而导致了地权的最终确立。

 

下面再来看法律出现的这条路径，前面已经说过古希腊的自然环境导致他们不得不进行贸易，贸易就是非人格化的交易，就是要与陌生人打交道，交易双方都存在疑虑“如果对方欺骗我怎么办？”，这种不信任就导致交易双方签订书面的凭据（即契约）来约束双方的行为。这种契约必须有公正部门来鉴定审核，暴力部门来强制实施才有效力，由此导致了公检法机构的产生。而对于契约的鉴定审核必须要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来衡量，这种标准起初是商业习俗，后来成为市场交易的基本规则，最终升华为法律，这就是英国普通法形成的一个简单历程。

 

这样我们看到以西方最初的资源禀赋为逻辑起点，绕过理性思维这种文化因素我们同样可以推导出现代社会的两个基本要素：科学和法律，或者说这种文化因素是我们的推导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一个内生的条件。在我们的这个推导过程中，除了最初的资源禀赋是外生的以外，其他的一切因素，包括文化、制度、经济、人口等等都是内生的，因为这个系统过于庞大了，以至于我们无法全面把握它的发展历程，所以不管是姚老师的分析也好，我们后面的分析也好，都是考察这个历史发展进程的一个角度、一种思路，尽管路径不同，大家最终是殊途同归的。这种不同角度的分析也是我们全面看待问题时不可或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