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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学: 组织(Social Economics: Organiz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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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CERTAINTY不确定性
经济学类别: 一般经济学
研究领域:经济理论
不确定性是指经济决策者不能准确地预言任何事件或行动的结果。在市场环境下,不确定性被认为是极端重要的,例如,在保险和金融市场,并且,对于愿意承担风险的企业家而言,它被认为是利润的来源。
主要术语:
精算值(ACTUARIAL VALUE):一个事件的期望值。
蛛网模型(COBWEB MOEDL):一个市场模型,在此模型下,供给者假设下一期的价格水平与当前的价格水平相同。
预期(EXPECTATION):经济人对变量将来的值进行的估计。
期望值(EXPECTED VALUE):把一个事件的各个结果用它们发生的概率加权相加所得的值;掷骰子的期望值是3.5。
边际效用(MARGINAL UTILITY):新增加的一单位商品所带来的效用的增加。
风险(RISK):每种可能结果的发生都与一定的概率相联系的情况。
效用(UTILITY):对一个人享有的快乐和满意程度的衡量。
综 述:
早期的一种对不确定性和风险的区别的认识是由弗兰克·H·奈特(Frank H. Knight,1885—1962)在1921年提出的。他用不确定性描述任何一个结果发生的可能性都不清楚的情形。这里隐含着不仅发生哪个结果不可预知,而且各个结果发生的概率也是未知的。所以,不确定性描述的是一种“全然不知”的情况。而风险描述的是这样一种情形,其中虽然事先不知道最终结果,但是结果发生的可能性与概率相联系;这些概率或者是客观的(基于历史数据)或者是主观的(基于个人的想法)。例如,奈特说,在生产香槟的过程中,瓶子的爆炸不包含不确定性,因为一个稳定且已知的比例数不可避免地会爆炸。不确定性和风险的这一区别的重要性在于可把事件根据它们能否经得起逻辑分析而分为两类。后来在使用这两个术语时,奈特的定义并没有被严格地坚持下来,所以在经济学著作中必须根据上下文来判别不确定性的确切含义。
奈特还通过说明在经济人拥有关于现在和将来的确定信息的竞争性市场中不存在利润,将不确定性和风险与利润联系在了一起。取得利润的先决条件是变化和不确定性,并且假设企业主能正确地预期市场的发展方向。如果一个承担了风险的企业主由于事先以有利的成本引入了一种新产品或取得了生产性资源而获得了回报,奈特称这种回报为“利润”。
在经济学中,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影响是极大的。一种对奈特的分析进行的拓展涉及价格离散现象: 在同一地理位置上的一些商店怎么能够对同样的商品收取不同的价格?如果不存在不确定性并可以无成本地去任何商店,则可以推测没有人愿意支付除最低价格以外的任何价格。关于“无成本搜寻”的说明是非常重要的: 搜寻是基于潜在购买者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可能与价格、质量、有效性或其他特性有关。搜寻的总体原则是它将一直进行直到从搜寻中获得的增加的收益刚好超过增加的成本。同样的逻辑可用于寻找工作的经济学分析中。
有时,会把商品区分为经济学家口中的经验商品和可检验商品。可检验商品质量的不确定性可通过对它的特性进行检测而使之降低,而检验商品的真实质量只能通过消费它而判定。保证人和保证书的存在将购买某种商品的一些风险和不确定性转移给商品的出售者。
不确定性影响着整个经济,将风险引入一般均衡模型后,经济学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一般均衡考察的是经济学中的各个市场都出清的情况。实际上,通过考察价格离散现象和搜寻理论,把不确定性引入一个已经很复杂的问题中是为了强调不确定性的影响和重要性。
保险领域建立在风险的基础上。保险公司在一个很大的人口范围内分散某种灾难性风险,同时向每个人收取一个平均的保费,这种保费在保险统计上是不公平的(有利于保险公司)。如果保险客户厌恶风险,他们将愿意支付比他们损失的期望值更多的保费来规避不确定性。赌博也是基于风险的,不过这里的不确定性一般被看成一种令人愉快的娱乐,没有人是带着输钱的预期进入赌场的。
有人认为,正因为存在意见上的分歧才会产生赛马比赛。这一观点的形成源于信息的不对称。例如,两个人对某事件的认知程度(和不确定性)不同,就会发生信息不对称: 如果某人正在出售一辆二手车,卖者可能知道它的真实质量,而潜在的购买者只有在购买后才能知道车的质量;或者,当一个工人申请一份工作时,他的同事可能了解这个人的工作能力,但除非公司雇用了他,否则公司是不能观察到他的工作能力的。当保险公司推销一份人寿保险单时,也存在不对称信息问题;保险公司得到的有关保险客户在某种特殊情况下过早死亡的可能性方面的信息,可能比这个客户本人少得多。
这些对信息掌握程度的差别的存在导致了两个问题: 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逆向选择意味着如果保险公司出售某种保险单时,只是那些希望从保险单中获利的人才会购买它,那么因为高风险的个人最了解自己,所以保险公司发现它的保险单赔偿率比按人口平均计算的结果要高。上面提到的二手车问题也是这样。如果某人拥有一辆高质量的二手车,则他很可能拒绝以当前的二手车的市场价格出售它,而市场上出售的车都是“次车”。道德风险是指由保险而带来的非正常的动机。如果某人买了家庭财产保险,那他还有什么动机去保护他的房子免受火灾呢?保险的存在足以改变保单持有人的行为,从而影响某个事件客观的概率估计值。保险免责条款把一些与风险相关的成本转回到了保单持有人一方。
应 用:
事实上,经济学的每个领域都在把对不确定性的分析纳入其分析之中后变得更加完善,并且经常带有深奥的含义。标准的新古典厂商理论的一个基本理论是固定成本不影响边际决策,因为固定或沉没成本不能通过经营控制,所以它们不应进入决策过程。如果一切因素是确定的,即使固定成本改变,一个公司的最优产出水平也不会改变;而当存在不确定性时,这个结论就不牢靠了。例如,一个钢铁厂如果因被查出污染环境而被处以固定数额的罚款,则罚款是一个固定值;然而,如果工厂的产量水平与污染程度相关,那么它被查出的概率、罚款额的大小将影响工厂的最优产出水平。因此,固定成本将影响边际决策。
除了在保险和搜寻方面的应用,不确定性也是证券市场的核心。一个人会在风险程度不同的资产上投资,从国库券(被认为是完全无风险)到垃圾债券。这里有一个权衡关系,即对资产的期望回报总体上随它的风险的上升而上升。资产组合的选择即选择最优的资产类型和资产数量而构成一个组合并对其投资。
在商品市场中,即期和远期的价格存在差别。农民在生产某种农产品的过程中不清楚他最终收获时可得到的产量和价格。任何指定时间的当时价格被称为“即期价格”。然而农民没必要非要在即期市场上卖他的产品。相反,他们可以在将来的一天以事先商定的价格出售一定数量的农产品,这种价格被称为“远期价格”。农民通过事先签订合同减少他面对的不确定性,而这种远期合同的购买方就是众所周知的投机者,他们承担了风险,因为他们认为将来的即期价格会高出他们目前支付的远期价格,所以在将来出售会有利可图。这些价格上的差别反映了所涉及的风险。
博弈理论,涉及相互依赖的决策制定问题,已经越来越深入地将不确定性融入其分析中了。任何策略的结果不仅取决于自己的行为,也取决于别人的行为。存在的不确定性的程度对一个人的最优决策行为有决定性的影响。
鉴于不确定性在经济学中的重要性,有关个人预期的假设至关重要。早期关于预期的假说集中在适应性机制上。如果一个经济人要预期价格水平,则他最好的估计是使用适应性的预期方法,即根据上次预期的错误来调整以前的价格水平预期。这种机制遇到的问题是它得出了某些非常不常见的行为,就像不稳定的蛛网模型中表现的那样。
理性预期假说替代了适应性方法。理性预期假说认为在有效信息下,人不会犯系统性错误;人在预期中会犯错,但他们不会一遍遍地重复同样的错误(像蛛网模型描述的那样)。这种假说支持了“你不能永远愚弄所有的人”的观点。贝叶斯分析强调随着有效信息的增多而调整预期,它考虑了“学习”的因素,并且在融入了风险和不确定性的经济学理论中应用得非常广泛。
最后,不确定性在经济学模型的经验实证中的重要性不能被忽视。数据不可能完美地符合理论,必须指明理论和事实的偏差的可接受的范围,并给出针对不确定性构建模型的方法。
相关内容:
丹尼尔·伯努利(Daniel Bernoulli)在1738年的研究是对不确定性进行的最早的研究之一。他研究了被称为“圣彼得堡悖论”的问题,这是一种掷 n次硬币的游戏。第一次掷,如果正面出现(1/2的概率),则游戏结束,游戏人可得到2美元;如果反面出现,则再掷硬币。第二次掷,如果正面出现(1/4的概率),则游戏结束,游戏人可得到4美元。第三次掷,如果正面出现(1/8的概率),则游戏结束,游戏人可得到8美元。这种游戏的精算值或期望值(把每种情况可得的收入与这种情况出现的概率相乘,再把各种情况的所得值相加)是无限大的,但是,正如伯努利所说的,任何理性的人愿意用10美元交换这场游戏。这里主要说明的是人们并非简单地将期望值最大化,他们也会考虑其他因素。如果随着人的富裕程度的增加,他对增加一定数量的收入的主观评价或这些收入给他带来的效用将会减少的话,那就可以解释人们为什么会以10美元交换这场游戏了。这一研究也解释了为什么某人愿意支付从保险统计角度来看不公平的保费率,而不愿意承担风险。货币或收入的边际效用递减是与风险厌恶相对应的。
著名数学家、哲学家弗兰克·P·拉姆齐(Frank P. Ramsey,1903—1930)和他的同事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研究了期望效用(而不是期望值或精算值)最大化的一般应用。凯恩斯经常向拉姆齐提问题,结果,拉姆齐关于预期对不确定性的重要性的思想在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Interest,and Money,1936)一书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1944年,约翰·冯·诺伊曼(John von Neumann)和奥斯卡·摩根斯坦(Oskar Morgenstern)也各自发现并系统地阐述了拉姆齐的期望效用理论。期望效用理论也经常被称为冯·诺伊曼—摩根斯坦效用理论。莫里斯·阿莱斯(Maurice Allais)曾质疑人们是否真的最大化其期望效用(或者似乎是这样做的),怀疑冯·诺伊曼—摩根斯坦效用理论的可靠性。虽然实证上有一些矛盾,但是期望效用方法已经在现代经济理论主体中站稳了脚跟。
1948年,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伦纳德·J·萨维奇(Leonard J. Savage)提出了一种理论解释一个人为什么会同时赌博并购买保险。他的解释要求人的效用函数呈现某种特殊的形状。肯尼思·J·阿罗(Kenneth J. Arrow)和杰勒德·德布鲁(Gerard Debreu)在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工作为把不确定性融入经济模型奠定了基础。把风险和不确定性引入经济学后,经济学理论更加完善并逐渐产生出了更为丰富和一般化的经济行为模型。
参考文献:
Arrow, Kenneth J. 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Risk Bearing .Helsinki:Yrjo Jahnssonin Saatio, 1965.正式地将不确定性引入了经济模型,是开创性著作之一。最初它以讲稿的形式出现,所以非常易于理解并且涵盖了不确定性分析中的许多重要论题: 风险偏好、风险厌恶、保险及不确定性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 Essays in the Theory of Risk Bearing .San Francisco:Holden Day,1970.此书通过对金融证券、创造性研究、公共投资、福利经济、信息的价值和需求等问题的分析扩展了作者在不确定性方面所做的早期工作。相比其第一本著作,本书更加正式和理论化。
Batra, Raveendra N. The Pur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Under Uncertainty .London:Macmillan, 1975.巴特拉(Batra)把不确定性引入了标准的赫克歇尔—俄林(Heckscher Ohlin)模型,扩展了贸易理论。阅读此书需要对国际贸易理论有一定的了解。
Borch, Karl. The Economics of Uncertainty .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8.一份出色的综述,介绍了不确定性与经济相关的多个方面。涉及的主题包括: 预期效用最大化、投资组合选择、不确定性下的市场均衡和博弈论。是对此感兴趣者不错的初级读本。
Diamond, Peter, and Michael Rothschild. Uncertainty in Economics :Readings and Exercises .Rev. ed. New York:Academic Press,1989.这套读物是根据几本学术性经济期刊编辑而成,其中收集了许多论述经济学中不确定性的经典文章。章节包括个体静态选择、静态一般均衡和动态模型。书中也包括一些习题。此书中的不同文章在技术复杂性方面差异很大,所以不适合初学者。
Hey, John D. Uncertainty in Microeconomics .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79.以微观经济学的传统领域(消费者、厂商和市场模型)为论述中心,作者极为全面地综述了论述经济学中不确定性的相关著作。虽然与麦肯纳(C. J. McKenna)的著作相比,此书在技术的使用方面指导性不强,但它对已完成的和正在进行的研究的方向做了全面的综述。非常通俗易懂,特别适合非专业人士。
Hey, Hohn D., and Peter J. Lambert. Surveys in the Economics of Uncertainty .New York:Basil Blackwell, 1987.关于个人选择、委托代理、劳动合同及逃税等问题的文章汇编。
Knight, Frank H. Risk, Uncertainty, and Profit. Boston:Houghton Mifflin, 1921.在第一本明确区分风险和不确定性的著作中,奈特提出了他的理论,认为利润是缺乏完美预测的结果。
McKenna, C.J. The Economics of Uncertainty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当把不确定性应用于效用理论、厂商理论、期货市场、储蓄行为、保险、信号效应和搜寻理论时,能非常好地说明不确定性的作用。尽管熟悉微积分的知识对于研究不确定性是有帮助的,如果想掌握不确定性研究中所使用的方法,这本书便是极好的介绍性著作。
Stigler, Gorge J.“The Economics of Inform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69,no.3(1961): 213 225.此文使用了搜寻理论,是关于信息———与不确定性相对———的重要性的经典文章。
互参条目:
Bayesian Inference,贝叶斯推断;Continuous Time Stochastic Models,连续时间随机模型; Entrepreneurs and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企业家和企业家行为; Expectations,预期;Portfolio Theory,资产组合理论;Profit and Profit Theory利润和利润理论;Risk,风险;Spot and Forward Markets,即期和远期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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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MS: THEORY AND TYPES
企业:理论及分类
经济学类别:产业经济学
研究领域:产业研究
商业企业是有效地将资源组织成生产单位的法律安排。这些法律安排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包括独资、合伙、有限公司和其他形式。
主要术语:
商业企业(BUSINESS FIRM):给予指定个人或团体管理属于其他人的生产资源的权力的一系列法律合同。
公司(CORPORATION):法律授予其作为独立的实体,并赋予其特定的公民权利,以及股票份额所代表的所有权的一种企业。
企业家(ENTREPRENEUR):根据企业的性质做出基本决策,并承担企业运行不可规避风险的人。
有限责任(LIMITED LIABILITY):给予公司所有者的财务保护,将他们的财务责任限制到购买股票的数量上。
合伙制企业(PARTNERSHIP):一种商业企业,其企业的所有权由两人或者更多人分享,共同承担对企业的无限责任。
独资企业(PROPRIETORSHIP):单个人拥有的公司,个人拥有对公司剩余收益的全部索偿权,并且履行公司的企业家职能。
股票(STOCK):代表公司的所有权以及对公司收入的相应索取权的金融资产(也称为股份)。
综 述:
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商业企业都构成了所有现代经济体系的主要部分。大多数一般的术语将企业定义为“生产的集合”,将生产要素(原材料,诸如工具和机器等资本品以及劳动)集中起来,并转换成商品和服务的一种安排。家庭也将生产要素转换成商品和服务,但是家庭的生产和企业的生产有两点主要的区别。首先,每个典型的家庭拥有生产中使用的土地、劳动和资本资源。典型的商业企业主要使用他人拥有的生产要素。这些生产要素供企业使用是为了获得某种形式的报酬。其次,家庭生产商品和服务是为了供自己使用,即所谓的“使用价值”——因此,生产者和消费者是相同的。而企业生产商品和服务不是作为物品使用,而是作为商品。即他们是为了交换而生产,通常是为了钱。不管这个企业是资本主义经济中营利性的私人企业,还是社会主义经济中政府运作的非营利企业,从生产者的角度,这些商品和服务是“交换价值”,在使用中它们的内在价值与生产者无关。因此,企业是一种正式安排,它使用大量个人的生产资源来生产作为交换价值的商品。
大多数生产是以上述方式进行的,因为对任何经济体系来讲,将其资源组织起来比每个人和家庭消费者自给自足地提供它所有需求的生产能力更强。换句话说,将生产组织成企业,使社会实现了在商品和服务生产中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好处。一些经济学家关注管理的效率,将其作为企业组织和生产中的关键要素。管理、协调和监督位于同一地点的工人更容易,并且成本更低。但是,这只是拥有集中资本的一体化组织比拥有并列而分散的工人和资本的组织效率更高的一个方面。
在任何水平上,生产中的专业分工和劳动分配要求商品和服务在社会成员中进行分配。然而,企业的基本职能不是交换,而是生产。交换仅是一个必要的伴随物。即使企业是严格的“贸易公司”,并且看起来不生产任何商品和服务,实际上它们也确实在生产一种中介职能,这是一种非常有价值的服务,即减少每个卖者不得不谈判的买者数量,反之亦然。
尽管几乎现代工业社会的每个人,基于个人经历,都对什么是商业企业有一个概念,但是,给出一个准确并且足够一般化的商业企业的定义,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商业企业是区别于土地、资本和公司雇用的工人,以及公司的生产者和所有者的。如果所有者或者经营者不拥有公司使用的任何资本或者土地,没有劳动直接为公司经营服务,也不能使用原材料进行生产,企业所有者拥有对企业剩余资产的法律权利。因此,从抽象意义上讲,商业企业由一系列法律合同构成,这些合同使个人拥有与使用投入品(土地、劳动和资本)的方式、产出的方式,以及对经营的剩余索取权有关的权利。那么,从一定意义上讲,企业完全是一种法律创造。
由于商业企业仅是一种法律安排,一种商业企业可以采取的各种法律形式完全出于法律考虑。尽管理论上有多种法律形式的商业企业,实际上所有现代商业组织都采取以下五种形式之一,即公司的几种变形。资本主义经济中主要的三种公司形式是独资、合伙和有限责任公司。此外,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其他两种形式的企业,即合作企业和政府企业的数量是有限的,但在非资本主义经济中这些形式十分重要。
独资公司是最简单的商业企业形式,并且是资本主义经济中最古老和最简单的市场和生产理论模型。独资公司是一种商业企业。在这种企业中,所有者承担企业的全部基本的企业家职能,制定基本的决定,并承担风险。如果企业有剩余,他将拥有企业全部的剩余索取权。“所有者”即拥有者,在独资公司中,个人拥有整个企业。对于大多数法律目的来说,独资公司和所有者没什么区别。独资公司的净收入(利润)被认为是所有者的个人收入,公司资产负债表上的资产被认为是所有者的个人资产,在法律上与其他个人资产没有区别。
独资企业,独立且区别于所有者,从法律角度二者并无明显差别,并且不能作为法律实体写入合同。因此,独资企业的所有者对与这个企业有关的所有负债和义务负有无限责任。例如,如果一个消费者因独资企业生产的有缺陷的商品而受伤,由于独资企业没有法律地位,这个消费者不能起诉这家企业对其造成伤害。任何由这家企业的行为引起的诉讼只能对所有者提出。在针对个人作为所有者的法律行为中,在不利判决的情况下,所有者的所有其他财产,包括与该企业完全无关的个人财产在法律上都是可以执行的。部分抵消了所有者的无限责任的独资企业商业组织的一个优点是它的灵活性和所有者对企业运行情况的判断力。在大多数情况下,除了为获得所有权的商业执照而必需程序,报告要求或其他“红头文件”也很少。
将近70%的美国公司是独资公司,但是它们的平均规模只占典型大公司的很小比例。在任何时期,美国经济中大约有1 200万家独资公司。但是这些新的所有权的半衰期很短,并且这些企业每年都有巨大的变化,尤其是零售企业。
除了所有者不止一个外,合伙制企业与独资企业在大多数方面是相似的。尽管商业组织的合伙形式相当灵活,包括辛迪加、联营和某种形式的合资,但并非所有的个人自愿联合都是合伙制企业。一个给定企业,技术上是否是合伙制企业不总是显而易见的。由两个或者更多人联合组成的企业,如果仅仅是为了分担支出,或者共同拥有出租给别人的资产,就不一定构成一个法律上的合伙制企业。一个联合企业成立法律上的合伙制企业的要素包括参与者之间达成协议的本质、每个人对企业运转的贡献以及个人之间对企业运转产生的收入分配的协议和理解。
“合伙”这一术语,正式指联合从事一项贸易或商业的个人之间的协议或法律关系。合伙协议可以是口头的,但通常情况下是书面的,通常写明参与的每个人或“合伙人”,并说明每个人的份额。这种出资额可以是货币、资产、劳动、技能或名称和名誉。协议描述合作经营产生的收入如何分配以及合伙人之间如何分担责任。
合伙制企业不是纳税实体。合伙制企业的净收入或利润在按照合伙协议的规定分配后,以合伙人个人收入的形式征税。然后,要求合伙制企业计算每年的利润和损失,并将税收返还归档。某种在通常意义上不积极参与经营活动的投资型合伙制企业和运作协议可以被认为是合伙制企业,如果所有合伙人都被免除联邦所得税则合伙制企业可以部分或完全免除联邦所得税。另一方面,州企业组织法令组成的合伙制企业和事实上按专业组织运作的合伙制企业可以被视为联邦所得税和一些州税收的纳税对象。
由于合伙制企业是特定个人之间的协议,任何人的退出,包括由于死亡而退出,都使原有的协议失效,并使新协议的制定成为必要。尽管一些合伙制企业的条款可能限制一些不直接参与企业运作的合伙人的法律义务,但与独资企业一样,全体合伙人对企业的负债和义务拥有无限的责任。
美国的所有企业中大约有10%是以合伙制企业的形式组成的。与独资企业相比,合伙制企业的主要优势是两个或更多人的资源联合起来使企业的运作规模和范围更大。合伙制企业不仅能够通过合伙人财务资源的结合来获得更大的规模,还可以通过在基本的管理职能上的专业分工和劳动力分配来获得更高的效率。在规模和范围上,独资企业受到个人对企业所必需的土地、劳动和资本的控制并管理和监督其运作能力的限制。合伙制企业不仅联合金融资源,而且联合管理能力。然而,合伙制企业中的劳动力分配有局限性。超过7个或8个合伙者积极参与管理的企业通常趋于无效率,并且具有不稳定性。
美国和其他工业资本主义经济体的商业企业的主导形式是有限公司。尽管美国仅有1/5的商业企业采用有限公司形式,但它们大约占国家全部商业收入的90%。有限公司在每个经济部门都占据主导地位,不仅包括工业,而且包括金融、交通和服务业。
现代有限公司是相对较新的发明,它起源于16世纪和17世纪的贸易公司。原始贸易公司的形成是为了个别的贸易支出,并且典型的是通过出售公司的股份来筹集一项大幅支出所需的货币,而后用这笔钱来装备一艘轮船。当轮船返回时,清算全部股票,按购买者的份额将收益支付给他们。现代有限责任公司本质上是以相同的方式运作的。尽管不总是,但一般情况下现代有限责任公司从事持续经营。它们通过出售股票来获得开办公司所需的原始资金。股票代表拥有公司资产净值的份额,并赋予股票所有者对公司未来收益与其股票所有权份额相应的要求权。例如,如果一个新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出售的原始股票是1 000股,那么拥有100股股票的所有者对公司未来收益就有10%的要求权。
现代有限责任公司能够成功地通过股票来筹集大量资金,是由于不论公司的合法性或财务状况如何,所有者(即股票的购买者)都将受到保护,不承担任何额外的金融负债。例如,如果一个公司破产,这个公司的股票变得毫无价值,股票所有者因此损失他们支付的购买股票的货币,但是股票所有者的任何其他个人财产,包括诸如其他公司的股票这类金融财产,法律上不受制于对公司的法律要求权。给予公司合法的公民地位,并指出它介于股票所有者和其他企业形式以及与公司打交道的个人之间。
一种不同法律形式的商业组织是合作社或合作社社会,这种形式在其他国家比在美国重要。像其名字所隐含的那样,这种企业代表一种合作冒险。许多个人以企业的形式集体行动,能够比以个人形式单独行动,通过更好的条件进行交易。合作社有两种形式:买者合作社和卖者合作社。买者合作社是集体大量购买某种商品,然后将其在企业的各成员之间进行分配的个人(或公司)拥有的合作社。卖者合作社由通过企业共同销售(因此获得更好的市场条件)某种商品的个人拥有,然后根据个人提供给企业的商品比例来分配企业销售取得的收益。
在美国重要程度很低,但是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很重要的一种商业组织类型是政府企业: 即政府拥有,但是以商业为基础运作的企业。城市拥有的水利设施就是这样的例子。另一个例子是美国邮政服务。
应 用:
不同形式的商业组织的基本关系,也许能够决定一个特定企业应该采用的适当的组织形式。每种形式都有一定的优势和劣势。对特定企业而言,哪种形式适当,要考虑这些因素如何运用到每一特定情况中。
独资企业的基本优势是灵活性和对市场行为限制的相对自由,其基本劣势是企业规模受到限制。企业规模依赖于个人所能获得的企业雇佣全部资源的能力。
与独资企业相比,合伙制企业的基本优势是通过将两人或更多人的资源相结合使企业运作的规模和范围更大。合伙制企业的一个缺陷是合伙制企业不具有独立的法人地位,且无法摆脱与合伙人的联系。因此,合伙制企业的所有者共同对企业的全部债务承担无限责任。
公司作为企业的法律形式,已经取得了主导地位。因为公司是这三种主要的形式中,唯一能够进行大规模生产的形式。大规模生产是许多现代生产,尤其是大型制造业生产中,有效率生产所必需的。在开放的市场上,大规模所需的融资通过出售净资产份额来取得;反过来,这是通过给予股票所有者有限的责任而使之成为可能的。现代公司,包括股票所有者的有限责任,是为特定目的服务而创造的,就像轧棉机和收音机的发明是为了特定目的一样。为了更好地服务于社会需求,公司和商业企业的其他形式不断演进和发展。
相关内容:
由于很多原因,对企业的基本性质和它可以采取的形式的理解是非常重要的。首先,有关企业的各种法律形式,即有关合伙制企业、公司等的法律在某种程度上决定商业部门的组织。其次,也许从个人的角度来说这一点更加重要,企业是在商品和劳务生产中,中介和协调不相关的家庭的基本社会组织。换句话说,商业企业是没有其他共同兴趣和特征的、不相关的个人,在正规的经济体系中将其资源和努力相结合,并组成高效率的生产企业的基本方式。不仅对于社会的正式经济结构,而且对于社会结构,都有很重要的意义。由于个人和他们的同事形成的社会关系是社会架构中的重要部分。这些社会关系的本质部分取决于它们所处社会中的企业的本质。
从长远观点来看,企业的本质对于经济体系非常重要。因为经济体系为了适应环境变化而进行演进的方式部分取决于企业的反应。任何经济体都存在于这种环境之中,这种环境包括其他的社会制度体系: 社会的、政治的或技术的。当环境的这些方面变化时,经济体系如果要继续存在,也必须发生变化。在竞争性的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中,变化的本质主要取决于在企业水平上的种种个人决策。这些决策的总效应使经济运行的方向部分取决于商业部门的构成和各个企业的性质。
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所有权是使少数社会团体进入社会主流经济的传统的重要途径。由于一个零售贸易企业可以用很少的资本组建,并以很低的运作成本运营,还因为它允许陌生文化中不熟悉其习惯的个人或家庭主要根据自己的主张行事,在许多国家,小商业企业成为许多移民或少数民族的主要选择。
参考文献:
Coase,Ronald H.“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ca 4,nos.13 16(1937): 386405.Reprint. Readings in Price Theory,edited by Richard E. Neel. Cincinnati:South Western,1973.商业企业一般定义的理论方法。科斯(Coase)将企业看做降低交易成本的方式。企业通过减少协调企业内部使用资源的合同数量使交易成本降低。
Crane,Judson A.,and Calvert Magruder. Cases on the Law of Partnership and Other Unincorporated Business Associations. 2d ed. Indianapolis: Bobbs Merrill,1951.与合伙制企业、有限合伙制企业、有限合伙制企业协会、未被承认为自治组织的联合股票公司和合资企业相关的法律案例的内容丰富的资料读物。用惯用的法律语言表达,书中的讨论实际上回答了与这些公司形式相关的任何法律问题。
Davis,John P. Corporations: A Study of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Great Business Combinations and of Their Relation to the Authority of the State. New York: Capricorn Books,1961.文章详尽描述了从封建社会到现代,公司各种形式的历史发展。这一考察有效地将围绕公司、个人和政府的许多现代问题放在历史的框架中。
Goldston,Eli,Herbert C. Morton,and G.Neal Ryland,eds. The American Business Corporation:New Perspectives on Profit and Purpose. Cambridge,Mass: MIT Press,1972.以美国公司为主题的文章的合集。第一部分包括11篇文章,主要是大学教师的作品和比较客观的文章,避免对商业纪录的判断。第二部分的文章是由商业、政府和报刊杂志的代表所著,个人的观点表述得更加清晰。总体上,这两部分给出了有关美国公司的最复杂问题的刺激性讨论。
Judd,Richard J.,William T. Greenwood,and Fred W. Becker,eds. Small Business in a Regulated Economy: Issue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New York: Quorum Books,1988.尽管大多数对商业监管的讨论注重大公司,这本论文集集中讨论小商业公司与政府监管政策之间的关系问题。一些文章包括统计学和技术分析,但是大多数文章能够为不具备专业技术知识的人理解。文章涉及对小商业公司至关重要的问题。
Lane,Marc J. Legal Handbook for Small Business. Rev. ed. New York: American Management Association,1989.一本实际的、指导小商店所有者和管理者具体工作的书。包括对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优点的讨论。每部分都包括具体的信息,诸如政府机构的名称和地址,以及适应于特定情况的专门法律。
Nader,Ralph,Mark Green,and Joel Seligman. Taming the Giant Corporation. New York: W. W. Norton,1976.从一般的、关键的角度研究大公司,注重美国大公司的负面影响,以及它们如何破坏法律规则和道德观念。那些不同意这一观点的人会反对这些作者的结论。但是,他们的表述是有说服性的,而且有客观统计数据作为支持,不仅仅是花言巧语。
Storey,David J.,ed. The Small Firm: An International Survey. New York:
Wolfson,Nicholas. The Modern Corporation: Free Markets Versus Regulation. New York: Free Press,1984.对大型的、公共拥有的公司及其管理的合理性的辩论。沃尔夫森(Wolfson)认为大公司在美国经济中的重要性被低估了,政府的过度监管降低了它的有效性。他的论点坚定地置于历史框架中,推理完美,表述很有说服力。
互参条目:Assets and Liabilities,资产和负债;Forms of Business Organization,企业组织形式;Contracts,合约;Entrepreneurs and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企业家和企业家行为;Industrial Organization,产业组织;Industrialization,工业化;Institutional Economics,制度经济学;Partnerships,合伙制企业;Proprietorships,业主制企业;Stocks and the StockMarket,股票和股票市场。
PSYCHOLOGY AND ECONOMICS
心理学和经济学
经济学类别:一般经济学
研究领域:经济理论
在经济心理学的领域中心理学和经济学被联系起来。该领域涉及心理学概念和方法在经济行为和经验研究中的应用。
主要术语:
态度(ATTITUDES):个人对自身及所处环境的不同方面的正面和反面感觉。
认知(COGNITIONS):个人对自身和所处环境及相互关系持有的信念或感知。
动机(MOTIVATION):做出一项具体行动的倾向或意愿。
需要(NEED):一种心理力量,它可以组织意识和行动去改变现存的令人不满的现状。
规范(NORMS):从本人和他人角度来看,人们所共有的对何为恰当的或可接受的行为的预期。
综 述:
“经济心理学”是个广义术语,有时用来指经济学和心理学交叉处的研究和作品。其他用来指这一类跨学科研究的术语还有“心理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经济心理学涉及心理学在经济行为和经验中的应用。经济心理学家研究心理变量的影响,如认知、信仰和态度等对不同类型的经济行为,包括消费者支出和储蓄、工作努力程度、投资、风险承担和纳税等的影响。他们还关心经济现象,如通货膨胀和失业所带来的心理上的影响。经济心理学家把心理学当做更好地理解和解释经济行为的一个手段。
然而经济心理学的边界并非总是那么清晰,好几种研究都被引为例证。第一,许多经济学家批评了经济行为所依赖的行为假设,他们有选择地把心理学变量,比如态度、需要和动机等融入其分析。他们的目的在于清楚地解释行为,因为他们认为常规的经济理论没有对此做出充分的解释。这些经济学家试图说服同行们使用更广泛的在他们看来更贴近现实的术语去思考经济行为。第二,一些心理学家拓展了他们将意识及其精神结构和过程的概念运用于经济行为研究的想法。这样,经济行为的研究大体上可以被看做心理学的应用或者一个分支领域。第三,一些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使用了心理学中常用的方法,例如实验方法,以增进对经济行为的了解。使用这些方法检验的问题可能来源于经济学理论或心理学理论。
经济心理学吸收了不同心理学派的理论。一些研究以行为心理学为基础,对于个体内在的精神活动并不关心。它主要关注的是从正面和负面强化某种特定类型行为的奖励和惩罚机制。这一研究通过实验获得数据,而这些实验通常以动物为对象。例如,绘制的老鼠对食物的需求曲线说明,当老鼠需要按压杠杆较多次才能获得给定数量的食物时,老鼠会吃得较少。所以,对奖励和惩罚的行为反应的强调,以及对精神变量不感兴趣,显示了这个理论与经济学在理论方法上的接近。确实,这一领域的学者认为大部分经济理论可以用行为心理学来重新描述,反之亦然。二者对人类行为的研究都采用了“黑匣子”的方法,都重点突出了环境的刺激作用和行为反应。行为心理学对经济学的贡献更多是在于方法论而不是理论观点。
许多经济心理学倾向于吸收认知心理学的理论。与行为理论不同,认知心理理论强调了意识的构成和过程,以及它如何协调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些经济心理学家对个人的心智体系感兴趣——它们如何受社会环境影响,又如何影响行为。不同心理学理论中重视的心理变量的性质是不一样的。但被检验的心理学变量通常包括个人对世界及自身与世界的关系的认知或者信仰、他们对不同经济结果的态度或者正反两方面的感受、他们的需求和动力,以及他们行动的动机或积极性。
与此类工作有很大关系的是怀疑主义,即在理解和解释经济行为时对经济理论充足性的质疑。对经济学家的理性行为的假设,即个人以理性的方式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经济心理学家通常持批评的态度。他们强调个人收集和处理信息能力的有限性,以及在判断哪些信息需要受到关注并如何对之做出反应时启发性论据或“经验法则”的作用。个人和企业对现实的感知是有选择的和有偏见的,而且通常被看做“满足感导向的”(追求满足感而非寻求解决问题的最优方案)。
解释经济行为的时候,经济心理学家也倾向于强调非经济来源的动机的作用,包括群体和文化规范。他们把个人看做是关心如何去迎合自身和他人对自己的期望的个体。换言之,对正面的自身形象和群体或者社会地位的渴求成为重要的动机变量。一些经济心理学家也看到在满足感与动机水平的决定中,平等或公平感的重要性。最后,经济心理学家强调,经济偏好并不是给定的,而是来自社会环境。他们关注家庭、伙伴群体和大众媒体在形成经济观念和态度时的重要性。
经济心理学通常使用的不仅有心理学的理论,还有其方法。价格、数量、收入和支出等这些经济学家常用的总量数据并没有考虑到调查感知、信仰和态度等心理学变量。考虑到这点,收集这些变量的相关数据时通常采用个人访谈和邮件及电话调查的方式。而以人类或者动物为主体的实验也可用来检验现有的心理学理论或者提出新的理论。
应 用:
心理学已经被应用到经济行为和经验中。一个最普通的应用领域是消费心理学。这类研究主要关注消费者如何选择某类特定的产品及其原因。这有助于帮助商家进行营销,但一些研究者提出了涉及更广泛利益的问题。在美国,乔治·卡托纳(George Katona,1901—1981)的研究可能是最负盛名的了。卡托纳认为,由于大多数消费者已经变得很富裕,不能再仅靠了解社会收入水平来预测经济体中的总消费,还需要了解人们的态度、热情和期望等,这些因素一起共同决定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卡托纳及其追随者认为,在预测经济周期和消费者如何对通货膨胀、经济衰退和繁荣做出反应时,采用调查访谈的方式定期收集这类变量的数据是有帮助的。
蒂波·希托夫斯基(Tibor Scitovsky)在消费心理学方面的研究也是很出名的。在《沮丧的经济》( The Joyless Economy,1976)一书中,希托夫斯基引用了心理学的研究来表明,消费者对舒适的追求可能导致新奇感和快乐感的减少。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社会的平均收入水平上升时,消费却未明显转化为更大的幸福或满足感。
经济心理学中第二个重要的领域便是关于组织理论和组织行为的研究。在这一领域中,组织学的人文学者说明了工作满足感和工作动机中的非物质因素的重要性,例如同龄人群的认同和自我实现或者个人成长。经济心理学家,如赫伯特·A·西蒙(Herbert A. Simon),强调不管要实现什么目标,个人理性是有实际限度的,这表明在做出组织决策时“满足感导向”策略是有用的。同样,根据理性的有限性和约束性,这一领域的学者试图重新阐释公司理论。组织已不再被看做一心一意追逐利润最大化的单位,而是不同群体或联盟的动态系统,它们都具有各自的狭隘观念和利益。此外,一些经济学家已经创建了有关私人组织和公共组织的理论模型。他们强调,在理解一些组织表现低效的原因时,将人类的努力或者动机作为一个变量具有重要性。
组织行为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是企业家。学者已经做出大量努力去研究企业家的心理特征。尽管未达成共识,一些研究表明,控制生活的感觉和追求成就感的强烈需要是企业家个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经济心理学中第三个重要的领域是关于公民对政府税收和支出的认知、态度和行为的研究,有时被称为“财政心理学”。这种研究试图检验纳税人对税收和支出的了解程度和他们对特定项目公共支出和税收的偏好。这种研究还试图检验导致逃税的心理因素。传统的经济学理论简单地把逃税看做是某种形式的赌博。与之相对比,财政心理学注意到了以下变量,如承担纳税义务的社会规范,可观测到的其他纳税人的行为,以及对税收、支出、国家和社会的态度和理解。例如,有充分证据表明,举报自己的朋友或者熟人逃税的纳税人更可能会逃税。还有一些证据显示,在认为税收制度不公平的纳税人群中的逃税现象可能比较严重,尽管这相对不明显。在对逃税的研究中,除心理学理论之外,心理学方法论,包括调查和实验的方法,也特别重要。这是由于数据的可得性差,直至最近都一直难以获取依法纳税方面的公开数据。
经济心理学也关心贫穷和失业这些社会问题,并尝试检验它们的心理成因和影响。尽管有人认为,心理状态可能是贫穷的结果而非成因,这一研究表明,穷人可能更局限于眼前状况,对成就感的需求更低,并认为自己比他人更无力控制自身的生活。类似的问题使得对失业的心理特征的研究结果进行解释变得复杂。个人的失业与压力、较低的自尊心、较差的求职行为以及心理疾病相联系,但是这些可能是失业的成因,也可能是失业的结果,或者二者兼有。经济心理学家也关注人们在多大程度上把贫穷和失业归因于个人因素,而不是外部的社会、政治或者经济等因素。
经济心理学中其他领域的研究还包括:儿童的经济社会化和他们如何获取经济价值,例如工作伦理或者延迟自我满足的意愿;人们赌博或承担风险的缘由和方式;人们储蓄和借贷的原因;人们节能的原因;以及经济恐慌的成因等。然而,经济心理学的界限并不总是清晰的,不同的学者强调了不同领域的研究和应用。
相关内容:
把心理学理论应用到经济行为研究中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法国心理学家加布里埃尔·德·塔德(Gabriel de Tarde,1843—1904)的著作。塔德使用了“行为经济学”这一术语,指对经济理论的心理学基础的研究,强调了人的社会性本质以及作为行为经济学基础的社会互动的重要性。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们对这个领域的兴趣急剧增长。这可能反映了人们对如通货膨胀和失业等经济问题的日益了解与关注;也反映了经济学作为一个学术领域,还不能充分地了解和处理这些问题。
对经济学和心理学之间的交叉领域进行研究,极大地丰富了对个人心理系统与经济行为和经验之间的关系的理解。它还激发了一些经济学家对理性的限度和经济行为的社会内容进行更有创造性的思考。考虑到现代社会中经济行为和经济事件的重要性,该研究可能会深入发展。
然而,认为心理学研究对主流经济学理论有主要影响是不正确的。对经济心理学感兴趣的大多是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他们喜欢把自己的技能应用到经济社会事件和问题中去。在经济学科中研究这一领域的经济学家通常并非主流,而被视为边缘人士。
一般来讲,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已经认识到采用心理学概念和方法论的好处。许多人认为,传统经济学模型基本能够充分预测整个市场和经济的总变化。或许更重要的是,还有许多经济学家并不认为心理学理论对改善他们的模型预测经济行为和事件的能力有所帮助。确实,许多根据心理学得出的对行为的预测常常模棱两可且难以归纳。
这并非是否认经济心理学的作用,而是认为它可能表现了看待经济行为和经验的另一种独立的而非相互竞争的方法。然而同时心理学似乎将仍对经济理论产生边缘性影响。例如,许多经济学家承认,预期是决定经济体和宏观政策作用变化的重要因素。还有许多经济学家扩展了他们的模型,更多地考虑了通常看来是非理性的行为。关于自我控制、利他主义和情感的战略价值等经济学著作,尽管还限制在一定的理性框架内,但都体现出欲融入人性复杂性的意愿。
参考文献:
Furnham, Adrian, and Alan Lewis. The Economic Mind . New York:St. Martin's Press, 1986. 这是一部研究经济心理现象的内容丰富且文笔流畅的重要著作。涵盖的内容包括经济社会化、贫困、失业和工作、储蓄和赌博、消费者选择以及税收等问题。尽管该书主要介绍的是心理学家的成就,但是所涉及的内容一般学者都可以读懂。
MacFadyen,Alan J. ,and Heather W . MacFadyen, eds. Economic Psychology:Intersections in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 New York:Elsevier Science, 1986. 该文集以概念性和理论性读物为主。尽管一些文章的技术性较强,但可以说它是覆盖领域最广、各种观点最为客观的文集,涵盖了从心理学到经济学的广泛领域的成果。
Maital,Shlomo,ed. Applied Behavioral Economics. 2 vols. 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88. 该书是根据1986年经济学和心理学国际会议上的一些理论或实证研究论文整理而成的文集。该书涉及的题材非常广泛,如逃税、企业家精神、社会保障、家庭、劳资关系、经理行为等。该书资料完整,技术性强,更适合专业读者阅读。
Maital,Shlomo,ed. Minds, Markets,and Money:Psychological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Behavior. New York:Basic Books,1982. 该书简明扼要,或许是该领域一本最好的入门书。尽管在某些地方语气上带有争论的意味,但可读性仍然很强。它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包括经济社会化、人力生产率、借款心理、投资、通货膨胀、赌博和逃税等。它适合一般读者阅读。
Van Raaij,W. Fred,Gery M. van Veldhoven,and Karl Erik W rneryd, eds. Handbook of Economic Psychology . Boston: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88. 这是一本文集,概述了心理学家对理解经济行为所做的贡献,包括消费者行为、企业行为、逃税、失业和能源保护等。书中更多采用了心理学的视角,并且也强调以心理学视角和心理学模型研究问题,这使得它更适合心理学专业的学生阅读,而不是经济学专业的学生。
互参条目:
Decision Theory,决策理论;Entrepreneurs and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企业家和企业家行为;Expectations,预期;Firms:Theory and Types,企业:理论及分类;Game Theory,博弈论;The Leisure Class,有闲阶级;Uncertainty,不确定性;Underground Economies,地下经济。
炫耀性消费和仿效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and Emulation
炫耀性消费和仿效是社会控制和社会批判制度主义理论的重要概念。炫耀性消费也涉及传统需求理论、消费选择理论、福利理论和消费函数中的技术含义。Thorstein Veblen在《有闲阶级理论》( 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1899)中最早分析了这些概念。大多数消费是为了获取某种满足或为了避免某种损失。因被消费商品某些固有的特点,这种消费通常被认为是给单个消费者带来某些内在东西。这是为了满足个人需求的消费,是一种内向的过程。另一方面,炫耀性消费是一种外向的过程,主要是为了引人注目或避免其他人的谴责。炫耀性消费主要是由仿效而不是由被消费商品的固有特点所带来的内在满足所引发的。仿效本身是试图通过表现出高于平均支付的能力而在别人的眼里赢得声望的做法。
虽然技术含义的重要性不及本质东西,但在转向更重要的事情之前,对这些含义应有个简要的讨论。炫耀性消费和仿效的纯粹技术含义包括消费者选择理论中的跟风与虚荣效应,以及需求理论中有时没有得到正确分析的“Veblen商品”的特点。就Veblen商品而言,消费者的效用被假定是价格的正函数。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类商品的需求曲线是向上倾斜的,因为预算约束仍可产生预期的需求曲线负斜率。
相依效用函数:
炫耀性消费和仿效对需求理论非常重要 的含义与相依消费者效用函数有关。在传统新古典经济学中,效用函数是独立的,这样,把市场中每个消费者在每一可能价格上的需求量简单加总就可得到商品的市场需求。因此,市场需求是单个需求的总和。然而,如果一个消费者的效用受其他消费者消费的影响(炫耀性消费和仿效就是这种情况),那么市场需求就不能视为单个需求的总和,因为每一单个需求本身就依赖于其他的单个需求。当炫耀性消费和仿效使消费者效用函数进而使他们的单个需求相互依赖时,简单加总就不再可行了。
示范效应:
“示范效应”(“赶时髦”)是炫耀性消费和仿效涉及消费函数的另一个重要含义。在消费函数理论中引起许多注意的一个困惑是长期消费函数和短期消费函数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在常依据横截面预算研究所构建的短期函数中,平均消费倾向随收入的增加而下降。这种下降意味着在时间上不断上升的平均储蓄倾向和日益趋向于长期停滞,除非投资或某些其他形式的自主支出快速增加,足以吸收增加的大量储蓄。而在常利用时间序列数据构建的长期消费函数中,平均消费倾向总体上并不下降,因此不意味着日益趋向于长期停滞。
示范效应(与Duesenberry的相对收入假说相联系)指出新消费品不断地被纳入到富人的高预算消费标准中,从而很容易解释这种差异。由于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仿效的示范效应,这样的商品很快成为甚至是并不富有的消费者的必需消费品。其结果就是,由于购买越来越多的商品成为维护或避免在其他消费者眼中的良好声望或恶劣声望所必需的,因而短期消费函数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持续上移。短期函数的这种持续上移使得长期平均消费倾向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下降。然而,如果示范效应减弱,随着收入上升,长期停滞就会发生。于是,为吸收增加的大量储蓄,就需要大规模的收入再分配(平均主义)和(或)投资的社会化(社会主义)。
博弈论:
炫耀性消费和仿效在福利理论中有着深刻的重大含义。这种含义在示范效应中得到暗示但并没有得到进一步发展。传统经济学的核心是认为多多益善。多的商品比少的商品好,它们可以用来补偿经历帕累托最优式经济变革的受损者。依据 博弈论 (Game Theory)的观点,较多的消费是一种正和博弈,增加了消费者的总体福利。然而,对于炫耀性消费和仿效而言,消费较多的商品并不意味着更好。较多的消费是一种零和博弈,并没有改变消费者的总体福利。仿效促成的炫耀性消费是试图通过展现具有高于平均水平的支付能力来赢得声望。但是,并非每个人都可以高于平均水平;既有高于平均支付水平的人,也有低于平均支付水平的人。那些有着高于平均水平的消费而上档次的人获益,而那些有着低于平均水平的消费而不上档次的人则受损。既然获益者和受损者的总和必然等于平均水平,既然从平均水平上产生的收益是零,炫耀性消费博弈本身的总和就是零。在某些相当合理的条件下,这个总和甚至会成为负的(Dugger 1985)。
社会控制过程:
暂且撇开最为极端的和最需要避免的方面,炫耀性消费和仿效在精英社会控制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第一,它们有助于强烈的职业道德的形成,对那些低阶层的工人阶级尤其如此;第二,它们用Galbraith的修正的次序替换了消费者主权(参阅Galbraith's Contribution to Political Economy);第三,它们有利于控制低地位群体的价值观、意图和理念。
特别对那些收入低于平均水平的人们而言,炫耀性消费强化了职业道德,因为它促使人们为了获取更多收入用于炫耀性消费支出而更努力、更长时间地工作。低于平均支付水平的人们陷入贫困境地,而且,由于经济增长 (Economic Growth)提高了平均支付能力,因此增长根本不会减轻工作负担,相反,它提高了避免贫困所必需的支出水平。
John Kenneth Galbraith在1967年出版的著作《新工业化国家》中解释了修正次序,而这个修正的次序用源于生产者广告的引致需求替代了源于消费者偏好的自主需求。这类广告给我们带来了仿效压力,迫使我们进行更高水平的炫耀性消费。
炫耀性消费和仿效助长了对价值、信念和意图的精英操纵,因为它们促使我们关注、尊重和向往成为精英,从而远离了我们的家庭和朋友(这不仅发生在发达国家,也发生在欠发达国家)。我们越渴望达到更高社会经济地位,就越使得我们接受该种地位的价值、理念和意图。坦白地说,这使我们容易受精英意识形态的愚弄。
结 语:
总之,炫耀性消费和仿效无伤大雅的含义被吸收进来,作为主流经济学的技术性阐释,但对主流经济学的保守本性未产生深刻影响。然而,炫耀性消费和仿效较少的技术含义以及较多的社会和心理含义却深刻威胁着主流经济学。
参 阅:
广告与销售努力,Advertising and the Sales Effort;公司霸权,Corporate Hegemony;制度政治经济学:当代主要论题,Institutional Political Economy:Major Contemporary Themes;后凯恩斯主义的选择理论,Post Keynesian Theory of Choice;生产者和消费者 主权,Producer and Consumer Sovereignty
参考文献:
Dugger, W.M.(1985)“The Analytics of Consumption Externalities,”Review of Social Economy 43(October).
——(1989)“Emulation:An Institutional Theory of Value Formation,” Review of Social Economy 47(Summer).
WILLIAM M.DUGGER
社会经济学: 组织
Social Economics: Organizations
当代社会经济学主要有下列三个组织核心: 社会经济学协会、国际社会经济学中心(ICSE)和社会经济学发展协会(SASE)。下面我们将分别对这三个组织进行讨论。
社会经济学协会
社会经济学协会成立于1941年。它起初被称做天主教经济学会,因为当时的会员大部分来自于美国天主教学院和天主教大学。该协会的期刊《社会经济学评论》(Review of Social Economy)于1942年首次出版,它早期的一些论文主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天主教教义在经济学领域的应用、社会价值在经济和经济学中的作用、社会经济组织中的社会公正和当代问题(如劳动关系、工会、就业、社会保障、信用政策、联邦储备和战后重建)。虽然那些早期作者曾受到新古典经济学家的影响,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段时期,德国学者Heinrich Pesch和Goetz Briefs却在其作品当中首次提出了“社会连带主义”(Solidarism),这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倾向的批判,他们的观点也因此变得越来越有影响力。社会经济学协会成员倾向于反对自由主义和放任主义政策,推崇社会市场经济和包含更广泛的社会生活环境的经济进步。
1970年,社会经济学协会成员通过投票放弃了天主教社会思想这一严格的界定标准,将其更名为现在的名字,以反映其成员越来越突出的多元性特征。该组织逐渐发展并吸收了制度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和世俗人文主义者,这些人重视经济学当中的社会价值,他们发展了经济和经济学具有社会嵌入和价值载体的性质的观点。协会的新章程明确提出,该组织的目标是“鼓励将经济科学与更广泛的问题(如人类尊严、伦理价值、社会哲学等)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并发表作品……考虑经济问题当中的个人和社会因素……协助制定与伦理价值观、多元社会以及个人尊严需求相一致的经济政策”。
自1970年以来的25年里,该组织出版的《社会经济学评论》和《社会经济学论坛》( Forum for Social Economics)一直关注着社会价值和多元化等问题。近期的作者包括一些后凯恩斯主义者、女权主义者、环保主义者、合作主义者、方法论主义者和行为主义者。1995年以来,《社会经济学评论》开始由伦敦的Routledge出版社按季度发行,该出版社还资助了“社会经济学的新发展”系列丛书。
国际社会经济学中心
国际社会经济学中心成立于1986年,它支持对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还支持研究它们与文化、社会制度之间的相互影响方式。该中心是由以下人士一起创建的: 乌得勒支(Utrecht)大学的Y. S. Brenner,安特卫普(Antwerp)大学的H. Deleeck,布鲁克林(Brooklyn)学院的A. Hirsch,柏林自由大学的H. Kaelble,密歇根州立大学的W. J. Samuels,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的P. Scholliers,巴鲁(Baruch)学院的I. Stone,乌得勒支大学的T. van Tijn和已故的J. Tinbergen。
国际社会经济学中心与布鲁克林学院、巴鲁学院、安特卫普大学的社会政策中心、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的当代社会历史中心等合作。国际社会经济学中心曾主办过一系列会议,其中几次是和比利时—荷兰的后凯恩斯主义研究协会合作的。另外,该中心还主办了国际经济学改革联合会(ICARE)的成立大会。
国际社会经济学中心负责对那些从事社会科学和文化科学领域研究的学者们的研究成果进行结构协调。该中心主要关注下面的一些问题,包括收入分配的经验分析、收入分配理论、收入和财富分配的联系、分配理论的实证检验、收入分配对社会政策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公共机构的作用、与收入分配相关的技术选择、收入的国际分配以及收入分配的伦理因素等。其中有一部分研究成果发表在《收入分配杂志》( Journal of Income Distribution)上,该刊物是1990年专门为此目的创办的。撰写本词条时该刊物的编辑是Y. S. Brenner,M. Bronfenbenner和W. J. Samuels,出版商是英国JAI出版社,该社的总编是J. T. J. M. van der Linden。
《收入分配杂志》致力于促进社会经济学领域,尤其是收入和财富分配方面的交流和讨论,其目的是为该领域学术著作的传播提供一个国际论坛。
社会经济学发展协会
社会经济学发展协会成立于1989年,是一个国际性跨学科组织,其成员来自50多个国家。社会经济学发展协会的研究学科包括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心理学、法学、历史学和哲学。社会经济学发展协会的会员还包括一些商业人士、政府官员和国际组织的政策制定者。社会经济学发展协会的荣誉会员有Pierre Bourdieu, Mary Douglas,Amitai Etzioni,John Kenneth Galbraith,John Gardner,Albert O. Hirschman,Rosabeth Moss Kanter,Amartya Sen,Herbert Simon和Neil Smelser。
社会经济学发展协会有三重目的: (1)发展跨学科领域的对经济行为内涵进行理解的研究;(2)对在心理、社会、制度、历史、哲学和伦理等背景下研究经济行为的智力探索及其政策含义进行支持;(3)在宏观和微观层面上平衡经济行为研究中的归纳法和演绎法分析。
社会经济学是一个新兴元学科。它假设“经济学不是一个独立体系”,而是嵌入在社会、政治和文化中。社会经济学把竞争看做是一个社会环境中的子系统,该子系统处在包含了价值观、权力关系和社会网络的社会背景中。社会背景使竞争成为可能,但同时又制约着竞争。社会经济学进一步假设,个体选择是由价值观念、情感、社会关联和道德判断等方面相互作用形成的,而不是仅仅由狭隘的个体利益所决定。这里并不存在这样的一个假设,即人们的行为都是理性的并且他们只追求自我利益或享乐。
在方法论方面,社会经济学认为归纳研究和演绎研究同等重要。社会经济学是一门实证科学,同时也是一门规范科学。也就是说,社会经济学既公开承认自己的政策意义,同时也意识到了其所具有的规范含义,因而不把自己伪装成纯粹的实证科学。社会经济学不持任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立场,而是向各种立场开放,因为它们认识到经济行为涉及的是人的整体和社会的各个方面。
参 阅
社团,Community;伦理与道德,Ethics and Morality;人本主义经济学,Humanistic Economics;公平,Justice;社会经济学: 历史和性质,Social Economics: History and Nature;社会经济学: 当代主要论题,Social Economics: Major Contemporary Themes;价值判断与世界观,Value Judgments and World Views。
社会经济学: 历史和性质
Social Economics: History and Nature
经济学是启蒙运动的产物,而社会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一种替代,历史比它还悠久。主流经济学起源于17世纪和18世纪英法两国社会哲学,是其哲学假设和科学设计的混合物。例如,在基本原理的教学中,教师使用Descartes的解析几何来解释供求关系;在中高级教程中,则运用Leibniz和Newton的微积分。它的哲学假设暗含着整个经济的和谐有效运行,因为它是一个均衡的静态流机制,像Newton的太阳系一样受自然规律的支配。另一个假设是Adam Smith提到的自然社会规律,即个体受利己主义的驱动做出经济决策,而这种利己行为受到另外一种自然现象——有效竞争——制约。
这些假设和启发性的工具促进了基于启蒙运动的经济概念的形成,它认为只要对土地和资源的财产权利在起始时是公平的,那么经济就将是有效的和公平的。传统的经济学家承认,现实世界里这个模型并不总是有效;也许存在一些严重的障碍,比如说“市场失灵”(外部性和公共产品)、由于垄断者或者政府干预所造成的不完美。但是,尽管存在着这些限制,传统经济学家仍然把这一观念作为公共政策的标尺。这一概念的理想状态就是帕累托最优,也就是经济效用或福利的最大化状态。
社会经济学家对这一传统观点的不满并不是由于他们认为这些假设是错误的;大多数社会经济学家承认有许多自然物理定律适用于社会现象。传统观点的错误在于它狭隘、不完整和过于个人主义。假定经济的最终目的或结果是效用最大化,也就是说经济的目的是为了创造最大限度的物质财富,这是完全不能令人接受的。大多数社会经济学家都假定了另外的结果,正如最先开始认真研究经济学的古希腊人所做的那样。
社团的物质供应
公元前2世纪Xenophon和Aristotle所使用的“经济”和“经济学”这两个术语显示了社会哲学中的实质性差别。“经济学”(economics)一词从两个希腊词“家庭”(oikos)和“管理”(nemein)派生而来。显而易见,对希腊人来说,经济研究就是研究如何统治或管理一个大的家族,与时下流行的认为经济研究就是依靠供给和需求等非个人力量使市场有效运行的观点根本不同。Aristotle认为,经济的目的就是控制社会的物质供应。正如Karl Polanyi所概括的那样,Aristotle假设指导经济活动的是 社团 (Community)(人类的经济掩藏在人类的社会关系中,这是一条规则)、自足(最优先的是城邦或城市社会的物质供应)和 公平(Justice)(对所有人公平,例如,价格应该遵循恰当的调整规则)(Polanyi 1968: 65,97)。
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分支Thomas O. Nitsch(1990)描绘了社会经济学历史的各个方面。虽然只有短短的86页,但对本质的描述和提出创见方面堪称不朽之作。他指出,社会经济学家在强调社会而非个体时,既运用了实证方法,也运用了规范方法;一些规范方法是世俗的,另一些则具有宗教色彩(参阅Normative and Positive Economics)。Max Weber是实证主义者的杰出代表。他的社会经济学内容非常广泛,是归纳的和制度的经济学(不像演绎的和狭隘的主流经济学),但正因为他是一个实证主义者,他没有试图引发社会变革或改良。从某种程度上说,晚期的Karl Marx也属于这一类。然而,大多数社会经济学家是世俗/规范经济学者,其中有P. J. Proudhon,Adolph Wagner,Leon Walras,Alfred Marshall,J. A. Hobson,Knut Wicksell以及包括John Maurice Clark在内的大多数美国制度主义者。
在规范经济学阵营中,William Dugger认为社会经济学在许多方面不同于主流经济学,最为显著的便是社会经济学以价值为导向: “仔细选择和运用的价值前提,指导着对经济问题的研究”(Dugger 1977: 309 310)(参阅Value Judgments and World Views)。宗教/规范经济学阵营包括Charles de Coux,Alban de Villeneuve Bargemont,Heinrich Pesch,Goetz Briefs以及20世纪的Jesuits G. Gundlach,O. von Nell Breuning和B. Dempsey。我们可以在Waters(1993)的文献里找到20世纪其他一些重要社会经济学家的讨论,这些经济学家包括: 凯恩斯 (Keynes), 熊彼特 (Schumpeter),Sen,Georgescu Roegen,Herman Daly,Bruyn和Ray Marshall。
Sismondi的著作
19世纪早期瑞士经济学家Simonde de Sismondi对社会经济学的发展非常关键。他继承了希腊/中世纪的传统,把注意力集中在社会上,但是与此同时他也将社会分析与更为现代的个人主义经济学结合了起来。正如Lutz所解释的,Sismondi“试图增加的是全人类的福利,而不是教会人们如何增加‘国民财富'或者‘国家的财富'”(Lutz 1990: 237)。社会经济学认为,效用最大化并不能恰当描述人们的行为。更为现实和人性化的判断,是人们根据他们所认可的义务去行动。不同的社会经济学论文使用不同的启示作为这一行为的根据,包括基督教的、康德主义的和马克思主义的,而对于Lewis Hill这样的制度主义者来说,启示的来源则是Charles Pierce的著作。
参 阅:
义务论,Deontology;人本主义经济学,Humanistic Economics;波拉尼的整合观,Polanyi's Views on Integration;生活质量,Quality of Life;社会经济学: 当代主要论题,Social Economics: Major Contemporary Themes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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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学: 当代主要论题
Social Economics: Major Contemporary Themes
社会经济学主要关注社会价值在经济学和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和性质。社会经济学理论的主要假设是: 所有的经济学都受到在经济生活中起作用的社会价值的强烈影响,并且所有的经济解释都利用了(通常是隐含地)社会价值。也就是说,经济学不可避免地承载了价值因素。这样一来,社会经济学理论就否定了新古典经济学家们所说的事实与价值的区别。此外,社会经济学家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家提出价值无涉的实证经济学的目的,是靠着打压其他价值观来使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合理化,方法就是: (1)不鼓励研究经济生活中价值观的多样性;(2)压制针对新古典经济学家所支持的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性质和重要性的辩论(参阅Value Judgments and World Views)。
经济人与社会经济人
因此,新古典经济学家们认为,经济生活中的个体,也就是经济人,实际上是在努力使自身利益最大化,在经济学中个人被精确地描述为原子式的理性最大化者。社会经济学家们把这称为价值假设,因为对个体自我利益的追求仅仅反映了人类个性的一个方面,忽略了人的整体性,恰当的提法应是社会经济人。特别地,如果把经济学仅仅构建于自身利益之上,就必然要求把个体之间的合作行为、利他行为、对他人的尊重、责任与义务感解释为不存在或还原到自身利益。
非正统经济学家们一般都采用社会经济学方法来抵制事实与价值的区分,寻求对经济生活的解释。这一解释比新古典经济学更依赖广泛的社会价值假设。新古典经济学除了假定个人是以个体利益为中心的利己单位以外,其他的价值假定还包括: 欲望单独决定选择,人与人之间无法进行福利的比较,竞争能够完全刻画经济生活,经济被简化成一个市场过程,市场运行良好,市场是非人格的,每个人都愿意拥有更多的资源而不是相反。
相反,非正统的经济学家通常在更丰富的社会历史背景下解释个体行为,这样有助于解释经济生活中多种不同类别的个体动机。个体之间可能互相仿效,互相合作,以某个阶级成员的身份进行活动,遵守惯例、规则,在非市场经济环境下活动等。这使得非正统经济学家们更加侧重新自由主义框架之外的概念,包括需要 (Needs)、权力、平等、市场失灵、 收入分配 (Distribution of Income)、历史、生产过程、 性别 (Gender)、 文化 (Culture)、家庭、制度背景、习俗以及经济生活中被新古典主义排除在对交换的关注之外的其他因素。于是,非正统经济学家一般都参照社会 公平 (Justice)、公正、平等、 人的尊严 (Human Dignity)、人的 权利 (Rights)及共同利益等构成的价值体系进行研究。
因此,社会经济学的当代主要论题范围异常广泛,而且随着新的历史社会价值挑战的出现,这些主题也在不断变换。在最近的研究中,五个一般性的且有重叠的社会价值体系主导了所有主要的社会经济学出版物,包括《社会经济学评论》( Review of Social Economy)、《社会经济学论坛》( Forum for Social Economics)、《收入分配杂志》( Journal of Income Distribution)、《国际社会经济学杂志》(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Economics)和《社会经济学杂志》( Journal of Socio Economics)。这些主题可以大致划分如下: (1)家庭与社团的关系;(2)工作场所及其社会组织;(3)市场关系的社会性质;(4)宏观经济社会政策问题;(5)经济学方法论,尤其是经济学中的规范性问题以及经济思想史,特别是对社会经济学有重大影响的思想。下面我们分别大致阐述当代主题的这五个范畴。
家庭与社团的关系
为了理解个人身处其中的社会历史框架以及这些框架对个人行为的影响,社会经济学家们对非市场的社会网络经济学进行了研究。最近关于家庭的社会经济学把家庭关系作为性别化了的关系进行研究,如讨论离婚、 贫困的女性化 (Feminization of Poverty)、家庭暴力的性质和发生率的著作。对 社团 (Community)的研究,针对的是那些意在维持社团的机构的作用,这些机构有信用社、非营利性组织、教会和 工会 (Unions)。西班牙巴斯克地区发展起来的 蒙德拉贡 (Mondragón)互助网络制度是这种研究中的一个著名案例。与社团相关的问题包括居住歧视和住房信贷上的经济歧视(参阅Discrimination in the Housing and Mortgage Market)、种族内和种族间的收入分配、学校教育和儿童看护。由于对家庭和社会有着特殊影响,公共政策如福利、社会安全、失业保险、健康、城市环境、最低生活工资等也时常受到关注。家庭与社团研究的主题一般是: 阶级与民族间的贫困、公平和平等的性质与程度、如何解决物质需要。这一领域中一个特殊的跨学科研究主题就是“消费的特点”,特别是品味的社会构成、元偏好、作为交往形式的消费、效仿与身份的作用等方面(参阅Conspicuous Consumption and Emulation)。
工作场所及其组织
尽管生产是一项经济性非常突出的活动,但社会经济学家眼中的工作场所具有一系列组织形式,它们对于理解企业经济学来说十分必要。工人参与、工人权利、民主化企业———有时以 民主参与和自我管理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andSelf Management)为特征———以及财产的劳动理论是这一领域长期持续的兴趣所在。合作是工作场所组织的一个核心原则。组织资本被看做是企业行为的核心,为人力资本分析提供了社会维度(参阅Social and Organizational Capital)。对当代企业的后福特主义弹性工作专业化(日本、北美和欧洲)、资本主义企业中的控制与低效率、Leibenstein传统中的X无效率(X Inefficiency)等方面的批判性观点取得了重大的发展。与劳动相关的主题包括: 每工作周和每工作日的工作时间长短、就业不充分和过度就业、劳动力歧视和收入不平等。
市场关系的社会性质
社会经济学家强调,作为市场交易背景的社会价值(既有民族特征,又反映了文化与习俗),是理解这些交易的关键。有关交易过程的性质的一般视角包括: 在契约签订与执行过程中对信任和人际关系的强调;可操作的竞争;外部性的社会意义;作为一种社会性和制度性嵌入的市场;作为交往形式的交易。同时,社会经济学家一直对市场权力的出现很感兴趣。因此,他们考察垄断企业并批评把市场竞争看成是原子式竞争的标准观点。前者主要关注加成 定价 (Pricing)行为、销售努力、对企业的社会控制和公司霸权 (Corporate Hegemony)。另一个主题是市场如何促使社会分层,特别是导致了 割裂的二元劳动力市场 (Segmented and Dual Labor Markets)的就业关系。政策视角主要包括: 平权行动 (Affirmative Action)与 可比价值(Comparable Worth)、公司所得税、重新审视Santa Clara高等法院将公司视同为个人的裁决、自由放任的意识形态等。
宏观经济社会政策问题
对宏观经济进行的社会经济学分析主要集中于当前的历史状态、它是如何形成的、创造更为人性化的经济的前景如何。大多数政治经济学家都认为存在“无声”的萧条,它既是系统性病症,也是自Reagan政府以来的保守经济政策的结果。供给学派、货币主义、有利于富人的收入再分配等都受到批评性的考察。另外,新马克思主义剩余传统的垄断资本理论被用来解释 大萧条 (Great Depression)及较近发生的现象。由于对宏观经济造成的影响,储蓄和贷款危机的原因和后果也引起了特别关注。更具有普遍性的论题还包括: 宏观经济不稳定的社会成本,熊彼特式创新, 社会集体财富 (Collective Social Wealth)及公共产品在增长中的重要性, 福利国家 (Welfare State)的状况,贫困和收入分配,以及在理解宏观经济时凯恩斯主义的核心地位。渐渐的,环境与经济的关系, 生物经济学 (Bioeconomics)与可持续原则的关系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特别具有国际性的问题包括: 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型、贫困国家的发展和国际收入不平等。
方法论、规范性主题和思想史
识别伦理和经济的关系,包括对价值判断的性质以及经济学是价值载体的解释,是社会经济学家们专注的最基本领域。人们通常强调的规范性价值是平等和公平、社会正义、人类尊严和公共利益(参阅Normative and Positive Economics)。社会经济学家们大多赞同社团主义、平均主义及以人为本的经济思想。幼稚的成本—收益分析 (Cost Benefit Analysis)和帕累托效率分析受到了批评。理论上,社会经济学家首先反对原子式的个人主义,强调人的整体性,通常采用整体论的推理形式来解释个体和社会之间的关系。重要的经验研究涉及: 分析贫困的程度,确定对 生活质量 (Quality of Life)与福利的度量。重要的规范取向是: 人本主义经济学 (Humanistic Economics)、实用主义、社会连带主义和康德哲学的义务论。新的方法论策略和哲学策略包括话语分析、 批判现实主义 (Critical Realism)和后现代主义。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其思想受到社会经济学家特别关注的人有(排名不分先后): Herman Daly,Nicholas Georgescu-Roegen, 熊彼特(Schumpeter),Kenneth Boulding,AdamSmith, 马克思(Marx),Amartya Sen,Joan Robinson, 凯恩斯 (Keynes), Mark Lutz,J. S. Mill,Amitai Etzioni,Bill Dugger, 吉尔曼 (Gilman),Heinrich Pesch,Bernard Dempsey,David Ellerman,John M. Clark, Karl Polanyi,凡勃伦(Veblen),John Rawls,Alasdair McIntytre,Ron Stanfield,Alfred Marshall,Edward O 'Boyle和Severyn Bruyn。社会经济学旗下比较活跃的支持者包括制度主义者、人本主义者、女权主义者、社会连带主义者、后凯恩斯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非正统政治经济学家、合作主义者和行为主义者。
结 语:
社会经济学的流动性和动态特征应得到强调。因为社会经济学是对体现在经济生活各个方面的社会价值的研究,所以经济学中各种不同的研究方向都结合了社会经济主题,并研究社会经济问题。同时,由于人类社会的发展不断产生新的社会价值问题,因此,经济学研究社会与经济结合处的方式也不断改变。今天的新古典经济学的特征在于抛弃了对社会价值的研究。社会经济学正好相反,它本质上就是多元的。它维护的是对社会价值进行开放讨论的必要性,并主张容忍。从某种重要的意义上说,多元论就是社会经济学的基础方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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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USION
共 谋
经济学类别:产业经济学
研究领域:产业组织和公共政策
共谋发生于两个或多个企业协调它们的行动以抑制特定行业内卖者之间的竞争的情况下。一个成功的共谋协议可以提高产品的价格、增加生产者的利润和减少消费者购买商品的所得。当消费者的损失超过生产者的所得时,社会就受到了这种协议的伤害。
主要术语:
反垄断法(ANTITRUST LAWS):旨在防止企业达成共谋协议的联邦和州法律。
卡特尔(CARTEL):一些企业勾结在一起,使得产品价格被抬高到竞争性价格之上。
集中(CONCENTRATION):一种特定产品的生产被一些大企业控制的程度。
强制措施(ENFORCEMENT):保证达成协议的几方遵守协议并且处罚违反者的措施。
进入(ENTRY):一个新的或已有的企业决定与市场上的已有卖者进行竞争,开始生产和销售这种产品。
需求定律(LAW OF DEMAND):当一种商品的价格上升时(同时其他经济变量保持不变),消费者就会减少对该商品的购买。
寡头垄断(OLIGOPOLY):由少数大厂商提供了产品总量的大部分的市场。
价格规定(PRICE FIXING):卖者间的一种协议,约定产品价格不能降低到特定的最低价格之下。
《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S HERMAN A NTITRUST A CT,1890):第一部联邦反托拉斯法,目的是阻止一个企业或企业间的共谋协议进行产业垄断。
默许共谋(TACIT COLLUSION):一些厂商之间没有进行正式的交流而形成的企业间生产决策的协调。
综 述:
在《韦氏新大学词典(第9版)》( Webster's Ninth New Collegiate Dictionary)中,“共谋”被定义为“秘密协议或合作,特别是为了达到一个非法或欺诈的目的”。这个一般化的定义与经济学中使用的字眼一致,共谋行为通常涉及在两个或多个卖者之间的协议,旨在采取行动压制市场中卖者之间的竞争。因为卖者之间互相竞争可以为消费者提供低价,所以共谋协议会提高消费者为这一商品支付的价格。因为对消费者造成这种伤害,所以生产者之间通过协议来固定价格是违背反垄断法的,因此参与者必须保守秘密。
任意给定行业中的生产者都有动机实现共谋,因为一个成功的共谋协议不仅可以提高消费者支付的价格,而且可以提高生产者的利润。反垄断法和经济学家对这类协议深恶痛绝,因为它们强加给消费者的成本超过了转移给共谋企业的利润。这一条件是如下事实的结果,作为对高价的反应,消费者减少了对商品的消费。共谋协议的社会成本产生于在较高价格下可以消费的商品数量的减少。因为价格规定协议给社会强加了成本,所以价格规定协议自从189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Sherman Antitrust Act)之后,在美国被视为违法就不足为奇了。该法案的第一部分就宣布价格规定为非法,因为所有这类阻止价格降低的合约都“妨碍贸易”。
尽管一个行业中的企业可以通过共谋规定价格得到更高的利润,但如果它们的卡特尔想达成这一目标的话,必须克服许多障碍。首先,协议必须保密,因为它是违法的。这明显提高了参与协议的当事人进行谈判和保证遵守协议以及降低竞争企业试图勾结的可能性所付出的成本。其次,这个行业的企业必须就协议的条款互相谈判。协议越复杂,协议成功的可能性就越低。一般地,行业中的企业数目很少、企业生产的产品类型完全相同以及企业有相同的生产成本时,谈判进行得就更为顺利。再次,一旦达成协议,产品的价格上升了,就必须找到某种机制控制卡特尔的成员,以保证它们遵守协议的条款。强大的厂商贸易联盟倾向于使得强制措施易于执行,因为它们提供了一个让共谋的厂商可以交换信息、讨论协议变更的平台。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在其经典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Wealth of Nations)中观察到:“进行同种贸易的人们很少聚在一起,即使为了娱乐和解闷也很少相聚,但是他们的谈话总是导致对公众不利的共谋或者提价。”最后,如果对产品的需求相对于价格的提高反应很小,共谋就更有可能成功,因为共谋企业不必担心提价时会失去大量的客户。
一旦卡特尔达成提价协议并付诸实施,它就面临两个困难。第一,不能在竞争性价格下盈利的企业可能在共谋企业设定的高价下盈利。如果进入的成本相对较低,新企业就会进入市场,这种产品的供给将会增加,产品的价格就会下降。当新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相对较高从而阻止新企业的进入时,共谋协议更可能成功。第二,在市场上成功索取高价的唯一途径是减少总产出。这是必需的,因为消费者的需求遵循需求规律,通常在价格上升时减少对商品的购买。因此,每个参与卡特尔的企业都被要求减少产量,以便减少市场的总产量。不过,每个企业在高价格下都有提高产量的动机。因此,在卡特尔期间,每个企业都可以通过违背协议而获利。许多共谋协议在短期内失败,就是因为某些参与其中的企业增加它们的产出超过了指定的配额。当其他参与企业发现这种“欺骗”行为时,它们也会增加产量,而价格就会恢复到竞争性的水平。
许多压制竞争的共谋行为通过一种外在的协议相协调。不过,在一些情况下,几方并没有达成一个外在的协议甚至相互间也没有直接交流,共谋行为也可以发生。两个企业可以通过在市场上采取行动向对方提供其意图的间接信号来协调它们的生产决策。这种类型的共谋被称为默许共谋。这些行为在反垄断法的框架中是合法的,只要每个企业的行动明显地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且它们没有采取只有和其他企业共谋时才会采取的行动。
应 用:
共谋经常发生在少数企业相互间进行常规竞争以赢得政府或其他企业的合约时。这些合约通常是授予以最低价格竞标的厂商。出价被密封在信封里;在许多时候,这些竞价被秘密保存,不过有时当合约被授予之后这些竞价也会展现给所有投标人。投标的企业如果达成一个共谋协议来瓜分这个项目,同时保持它们仍然积极竞争的正面形象,它们就能增加利润。这种类型的共谋在地方高速公路承包商、建筑企业、设备供应商和军火产业合约承包商中经常出现。
或许,最有名的共谋例子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电力设备行业装备合约的投标中。1956年到1959年,来自供电设备行业的大型企业[包括阿利斯·查尔默斯(Allis Chalmers)、西屋(Westinghouse)和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的主管们经常聚在一起进行设备投标和瓜分项目。项目通过一个根据月相排定的方案进行分配;每个企业被分配到月相的特定阶段,接受相应阶段的所有合约。其他共谋企业提出很高的出价以保持竞争的假象。1959年这个卡特尔被发现,当时一个报纸记者注意到由田纳西流域管理局(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授予的竞价模式相同的合约。1960年,政府依照《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起诉了这些企业及其主管,而消费者提出了大量的个人反托拉斯损失赔偿诉讼。
共谋的第二个著名案例是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期间的一系列铁路提价协议。参与共谋的铁路公司没有直接设定价格,而是给每个企业设定市场份额。企业向卡特尔办公室联合执行委员会(Joint Executive Committee)报告各自的价格表以及它们每周的销售量,以确定该企业是否遵守了共谋协议。当一个铁路公司违反协议时,其他卡特尔成员就把价格降低到竞争性价格水平上,直到那个企业遵守卡特尔规则为止。在整个19世纪80年代,在铁路公司遵守卡特尔规则时平均车费高出66%。
联合执行委员会在管理和强化铁路共谋机制上的成功,表明了那些行业贸易组织和专业组织在参加谈判和强化共谋协议时起到的作用。这种制度安排的一个例子是弗吉尼亚州律师协会对律师收取的资格验证费加以限制。1971年,一对已婚夫妇同意购买弗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县(Fairfax)的一所房子。抵押公司要求对产权进行资格验证。这对夫妇联系的所有律师都表示要收取相当于产权价值1%的费用。美国高等法院拒绝了律师协会认为阻止价格下降是法律行业可行的道德准则的辩护,法院认为这种规则应该被看做是“价格规定的典型表现”。这一共谋机制之所以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是因为强有力的专业组织弗吉尼亚州律师协会对这一机制进行了强化。
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代表了石油生产国家组成共谋协议提高石油价格的尝试。1973年到1979年石油价格的迅速攀升通常被归因于欧佩克,尽管许多经济学家相信价格的上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他影响石油供给和需求的因素。尽管20世纪70年代共谋很有效,但欧佩克在20世纪80年代的经历证明了卡特尔面临着保证其成员遵循协议的困难。几个成员国相继违反配额协议,而其他成员国家因为内部财政和政治困难要求扩大配额。因为卡特尔只有在成功地限制总产量时才能有效运行,所以20世纪80年代观察到的石油价格下降的部分原因是欧佩克没能有效地限制其成员生产规定的配额。欧佩克这一卡特尔的破产是许多国际卡特尔的典型———一般来说国际卡特尔只存在五年。
并不是所有的共谋机制都像上述这些例子一样易于辨别。在同一行业中竞争的企业经常互相合作以达成各种目标。企业合作研究新的生产技术、开发新的产品、调整暂时的需求和供给波动、维护版权和专利、设定竞争规则以及增加行业中产品的需求。这些合作行为通常为企业、消费者和整个社会都带来好处。然而,在有些情况下,这些合作协议可能只是给价格规定提供了掩饰。协议的达成可能是共谋企业限制这一行业中的竞争的手段,以此提高产品的价格。
相关内容:
美国高等法院已经认识到许多企业间的合作协议不是共谋机制,相反增加了消费者和社会的福利。一个例子是由歌曲的作者组成的组织为使用他们的创造性工作而设置的许可机制。在大多数情况下,该组织提供总许可证给电台和电视台播放其拥有版权的歌曲。总许可证减少了词曲作者维护其创造性工作合法权利的成本。尽管这一机制能够被用来规定价格,但大多数经济学家和美国高等法院都认为这不是该组织的主要目的。
或许,《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的主要成就是极大地减少了行业中企业间的旨在提高价格的显性共谋行为。尽管这一国内政策是成功的,但国际卡特尔在许多国家是合法的,它们已经成功地制定了大量产品的固定价格,包括石油、铝矿、铜和钻石。南非的德比尔斯(de Beers)钻石卡特尔是20世纪最著名的国际卡特尔,它压制了几次试图增加竞争的努力,并联合了第二大生产者苏联的钻石出口。一些国际卡特尔(尤其是碘酒和钻石)相对长寿,而大多数则很快解体,或者一开始就不能提高价格。
在美国,政府对《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的严格执行已经迫使潜在的共谋者们考虑用其他方法来达成价格规定和高利润的目标。许多分析家相信,该法案对价格规定卡特尔的严格限制鼓励了从1890年法案通过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合并浪潮。其他分析家相信,《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通过之后,寡头行业中的企业变得越来越熟练地向对方传递合作信号。不管一些企业采取什么样的替代行动,法案对公开共谋的禁止已经提高了参加共谋行为的成本,因此也减小了企业间共谋的范围和影响。
市场中的共谋自从市场交换发生之初就存在,而且不可能消失。尽管反垄断法已经增加了企业共谋行为的成本,但储存和处理信息成本的下降有利于卡特尔的形成。卡特尔协议的强化措施要求卡特尔能够发现企业的欺骗行为并对违反协议者实施惩罚。连接企业的电子数据网络降低了信息的储存和交换成本。这种成本的降低有利于卡特尔控制其成员的行为并发现欺诈。不过,数据处理技术也为法律部门侦破卡特尔行为提供了帮助,这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上述效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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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ller,John Grant. The Gentlemen Conspirators:The Story of the Price Fixers in the Electrical Industry . New York:Grove Press,1962. 福勒(Fuller)用文献证明了电力设备行业中的大企业在20世纪50年代是怎样勾结以设定价格的。考察了共谋协议是如何产生、运行以及最终如何被田纳西报纸记者发现的。
Posner,Richard, A. Antitrust Law:An Economic Perspective .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6. 这本文集收入了波斯纳(Posner)的许多有影响的法学杂志文章,论述了共谋协议,并致力于使它们更易于为普通大众所理解。波斯纳认为默许共谋比通常认为的共谋更加普遍,并提出了判断市场中是否运行着这类协议的新标准。
Scherer,F. M. Industrial Market Structur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2d ed. Skokie,Ill. :Rand McNally,1980. 这本教科书包括对美国和其他国家所使用的共谋协议的广泛讨论。
Smith,Adam.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 1776. Reprint. New York:Modern Library,1937. 这本经典著作认为商人和生产者经常勾结以压制市场中的竞争。
互参条目:
Antitrust Policy,反托拉斯政策;Barriers to Entry,进入壁垒;Cartels,卡特尔;Oligopolies and Industrial Concentration,寡头垄断与产业集中;Price Fixing,价格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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