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老，搞你的制度经济学吧，那里的地盘你做主；现实是复杂的，不要倚老卖老了。听说你炒期货被平仓，是吗？

理性经济人假设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终结

　　摘要：西方经济学所尊崇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只不过把现代的市侩当作标准的人，它昭示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天然缺陷，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市场失灵与政府失败的主要根源。从而对于追求全面和谐社会的人们来说，能够限制理性经济人危害的社会主义制度将是当前生产力尚不够发达条件下的人类社会的最佳选择。

一、理性经济人假设
　　理性经济人假设是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前提，是西方经济学家看问题的出发点。尽管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可证伪性是一个理论假说具有解释能力和科学性的前提，但他们同时认为理性经济人假设是不可能错的，从而也是无法证伪的。这个让西方经济学家在可证伪性出丑的假设，把经济生活中的一般的人抽象为以利己为动机并力图以最小的经济代价去追逐和获得自身的最大的经济利益的经济人。
　　可以看出，这个假设包含“理性”和“经济人”两个不同方面的内容。就经济人而言，它强调的是自私自利；就理性而言，它强调的最优化决策能力。本文的分析着重于前者。就后者而言，这里仅仅指出，远非人人都具有最优化决策能力的。即使是西方经济学大师，也经常在他们所推导的最优化模型中犯错误，更何况是普通民众。马克思曾经批评，“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流行着一种法律上的假定，认为每个人作为商品的买者都具有百科全书般的商品知识。”而西方经济学却使资产阶级社会流行着更为荒唐的假定，即认为每个人都具有超强的计算和决策能力。
　　西方经济学的传教士张五常曾十分狂妄地说：“假如我要跟一位共产的支持者辩理论，我就一定要问：人的出发点究竟是不是自私的？只这一问，我就胜了！”在他看来，既然每个人的行为都是一贯地、永远不变地以自私为出发点，那么，私产制就是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私有产权就是真正的市场的先决条件。
　　但是，即使人的出发点是自私的，也不意味着私产制是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这一推论存在内在的逻辑错误。
　　首先，作为动物，人类具有趋利避害的本性。但是，即便如此，人与人之间的自私性的差别也会由量变产生质变，即不同的人之间不仅存在着自私的量的差别，还存在着自私的本质差别。马克思曾经批评边沁，“幼稚而乏味地把现代的市侩，特别是英国的市侩说成是标准的人。”西方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其实就是边沁的标准人，也就是具有英国市侩习性的人。但是，并非人人都是这样的人。实际上，只要问问张五常，革命先烈自我牺牲的英雄壮举，他张五常是否做得出来，“片甲不留”的就该是他张五常了。
　　当然，这种量变产生质变的思想，是形而上学的西方经济学所不能接受的。在他们看来，“平地上的一堆土，看起来也象座小山”。
　　其次，不加约束的自私自利一定会走到损人利己的地步，使得人类社会无法正常生存下去。例如，有的人对自私人性的过度推崇，使他认为“在一般性的概念上，‘盗窃’与‘生产’都是在局限下为自利争取‘极大化’。我们不能接受自私的假设，而希望没有盗窃的行为。” 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不惜偷逃税款并贩卖假货，使得作为资本主义制度典范的美国社会也不能容他。
　　显然，西方经济学是脱离社会来看个人的。作为一种社会动物，人如果只考虑个人利益，而不考虑社会利益，人类社会就不可能长期存在下去。除非是借助全能的神的理性，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在全能的神的庇护下，否则自私自利的个人理性必然会导致集体的非理性。西方经济学一直以来都在试图论证，存在看不见的手，可以从自私自利的个人理性中导出集体的理性来。但是，尽管西方经济学苦心设计了最为抽象的并与现实距离最远的假设前提，并歪曲地运用了数学工具，仍然没能证明这一点。不仅如此，西方经济社会的屡屡危机也不断地提醒世人，西方经济学所宣扬的不过是一种非理性的行为而已。

二、理性经济人假设与市场失灵
　　西方经济学承认，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存在市场失灵的现象。究其原因，西方经济学把它归结为实际的经济运行过程没能满足西方经济学有关市场有效运作的前提条件和假设，从而导致资源达不到有效配置，不能满足社会需求。
　　根据这一分析，在西方经济学看来，市场失灵的主要表现在诸如公共产品的提供、外部经济效应、垄断、不完全信息、风险和不确定性等方面。
　　例如，就公共产品而言，西方经济学认为，这是一类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产品，市场机制无法抑制不付费而享有这类产品的“搭便车”的行为，从而需要政府介入，用强制手段比如税收，为公共产品的提供融资。就外部经济效应而言，西方经济学认为，当某人的经济行为具有负外部效应，比如会给社会造成污染时，由于他的私人成本低于社会成本，从而会导致具有负外部效应的物品，从社会的角度来看，供给过度；而当某人的经济行为具有正外部效应时，又会因为他的个人收益低于社会收益，从而导致具有正外部效应的物品从社会的角度来看，供给不足。
　　在这里，我们看到，正是由于理性经济人的自私自利才会导致上述问题的存在。“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这就是每个资本家和每个资本家国家的口号。”同样地，正是由于垄断资本家的自私自利才会导致垄断行为得以获得高额垄断利润。而且也正是由于理性经济人的自私自利，试图利用信息不对称谋取私利，损人利己，市场才无法提供完全的信息。至于风险和不确定性，则不过是体现出理性经济人的理性尚不足以在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做出最优化的决策。
　　韩德强指出，“一个完全由标准经济人构成的社会是怎样的呢？那是一个原子化的利己主义者所构成的社会，没有父母、妻子（丈夫）、孩子的亲情，没有任何团体的归属感，没有社会公德，没有宗教信仰，也没有人格尊严。经济人的惟一目标是个人的、短期的、物质利益的最大化。凡有权力必寻租，凡有资源（含毒品、性、武器等）必出售，一切关系都成为交易关系，一切交易都遵循弱肉强食原则”。
　　显然，强调和放纵理性经济人的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社会必然会存在市场失灵，必然会爆发经济危机，洪水滔天。

三、理性经济人假设与政府失败
　　虽然为现实所逼，西方经济学家们不得不承认市场失灵的存在，但是，他们又声称，可以通过政府干预来弥补市场失灵的不足之处。比如，可以由政府来提供公共产品，并用税收来融资，可以让政府补贴具有外部正效应的物品的供给来使这类物品的供给量能够满足社会的需求。再比如，当由于社会分配严重两极分化而导致市场需求不足时，也可以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来扩大内需，尽管这种做法往往会导致更为严重的两极分化和供求矛盾。
　　西方经济学认为，市场失灵虽然会带来社会分配的不公和社会不稳定的后果，但是，可以通过由政府征收累进所得税、实行转移支付和公共补贴等来进行社会财富的再分配，改善市场分配机制造成的社会分配不公问题。有人把它总结为一次分配重效率、二次分配重公平，似乎这样一来，资本主义国家就可以矫正市场失灵，从而达到接近于“理想社会”的状态。
　　但是，美国政府在20世纪60年代向贫穷开战的计划遭受了失败。原因很简单。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理性的资本家或上层经济人知道怎样把公共福利费用的大部分“从自己的肩上转嫁到工人阶级和下层中产阶级的肩上”。正如向企业征收的增值税实际上是由消费者来承担的一样，除非限制一次分配重效率的做法，否则二次分配的“公平”会被一次分配的更有“效率”所抵消。例如，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的最初几十年间，英国的租地农场主和地主把工资强行降低到绝对的最低限度，而由于教区救济金的存在，他们以工资形式付给农业短工的钱甚至比最低限度还要低，其间的不足部分恰好等于教区救济金的份额。
　　当然，事情并不仅仅只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那么简单。实际上，作为大资产阶级统治工具的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也不可能妨碍大资产阶级去攫取利益。因而，这样的政府根本不可能消除市场失灵。事实上，西方国家虽然有反垄断法，但是，大企业的合并浪潮却屡屡出现，生产越来越集中，垄断程度越来越深。
　　即便这样，垄断资产阶级还是感到这样的政府有些碍手碍脚。因而，他们的代理人即西方经济学家提出了公共选择理论。这一理论认为，政府的组成人员同样是理性经济人，也会追逐自身的利益而做出有损公众利益的事情，从而表明政府至少与市场一样并不是完美的，也会存在政府失败问题，进而得出“市场的失灵并不是把问题交给政府去处理的充分条件”的结论，以便“削弱‘骑在人民头上的大政府’，而代之以‘骑在人民头上的大资本’。”
　　但是，这些经济学家可能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既然市场失灵的问题不仅市场解决不了，而且制约市场的政府也解决不了。那么，这个问题就是资本主义制度所解决不了的。从而，人类社会，要么不得不承受市场失灵和政府失败的双重灾难，让绝大多数人都去做大资产阶级事实上的奴隶，要么就只能摒弃资本主义制度，即使为之流血牺牲也在所不惜。
　　显然，人类社会只会做出后一种选择。有人鼓吹，二十一世纪的竞争是制度的竞争，主张全面采用资本主义制度。但是，如果所有的国家都采用了一样的制度，岂不就不存在制度的竞争了？那么，又有什么是可以用来竞争的呢？

四、社会主义制度对理性经济人的全面限制
　　既然资本主义制度无法克服市场失灵的问题，那么人类社会要想避免灭亡，就必须需求一种能够限制理性经济人自私自利本性膨胀的社会制度。这一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
　　首先，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区别在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被资产阶级人为地分离了，从而，劳动者不得不屈从于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本性，受尽剥削；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得以不被人为分离，劳动者拥有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权力。这也是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会大力创办和发展壮大国有企业的原因。当然，要把国有企业经营好，社会主义国家还需要进一步的制度创新以便能够把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权力落到实处，避免劳动者象计划经济中的那样不是主动与生产资料相结合而是依附于生产资料。
　　其次，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制度，强调一切权力归人民。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人民代表的当选也不是靠金钱堆积起来的。尽管当前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还有待完善，但这一制度避免了西方国家三权分立，用法律糊弄民意，置民意于不顾，使人权成为财产权的牺牲品，一味维护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制度安排。
　　再次，社会主义社会强调思想教育和道德约束，推崇先进文化，防微杜渐，从小处制约损人利己行为，防范极端的自私自利行为的危害，能够构造全面和谐的社会文化。
　　其实，西方经济学最为推崇的不过是所谓的帕累托最优状态，并把未能达到这个状态，称为市场失灵。但是，这个帕累托最优状态与全面和谐的社会相比，只不过是人间地狱而已。这是因为，在这个最优状态中，每个人如果不伤害别人就不能改善自己的状况，因而在这个最优状态中，他人即地狱，人人都处于针锋相对的绝对敌对的状态，根本不值得推崇和追求。马克思曾经指出，“资本是根本不关心工人的健康和寿命的，除非社会迫使它去关心。人们为体力和智力的衰退、夭折、过度劳动的折磨而愤愤不平，资本却回答说：既然这种痛苦会增加我们的快乐（利润），我们又何必为此苦恼呢？” 实际上，不仅在上述西方经济学承认的市场失灵领域，在西方经济学认为市场不会失灵的领域，理性经济人的自私自利也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因此，对于追求全面和谐社会的人们来说，阶级矛盾和利益冲突大为缓和的社会主义制度将是他们的唯一选择。

五、结论
　　美国纽约的市侩们非常得意于这样一种说法，即如果你喜欢一个人，你就把他送到纽约来，因为这里是天堂；而如果你憎恨一个人，你也把他送到纽约来，因为这里是地狱。但是，我又怎么知道我没有因此而把自己喜欢的人送进了地狱，而把自己憎恨的人送进了天堂呢？
　　马克思指出，“作为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实际上，把现代的市侩当作标准的人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昭示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天然缺陷，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市场失灵与政府失败的主要根源。
　　这一假设不仅不能说明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反而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终结。相比之下，社会主义制度由于能够避免放任理性经济人所带来的资源和人力的巨大浪费，能够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因而才是当前生产力尚不够发达条件下的人类社会谋求科学发展的最佳选择。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2] 程恩富、黄允成主编，《11位知名教授批评张五常》，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
　　 [3] 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中国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
　　 [4] 韩德强，《萨缪尔森〈经济学〉批判——竞争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5] 黄恒学主编，《公共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6] 雷玉琼、余斌，《公共支出增长的利益集团研究》，《当代财经》2004年第12期。
　　 [7] 余斌，《微观经济学批判》，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　

我的泪水是无底深海，对你的爱已无言，相信无尽的力量，那是真爱永在。我的信仰是无底深海，澎湃着心中火焰，燃烧无尽的力量，那是忠诚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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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斯理论批判  余斌

按：本文在刊物上公开发表时，受到编辑的修改，原因是有人对真话比较过敏。这里采用的是本文的原文。

摘要：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和《企业的性质》两篇文章中所提出的著名理论经不起严格的逻辑推敲。其本意不过是为以资本为代表的强权势力掠夺人民提供站不脚的理论支持而已。

关键词：资本　科斯理论　批判

　　一、引言

　　科斯是现代庸俗经济神学的一位神奇教父。说他神奇主要在于两点：一是，他平生公开发表的文章不多，却得到了现代庸俗经济神学的最高奖项——诺贝尔经济学奖，令善男信女们艳羡不已；二是，他培养了一个忠实不二的门徒——张五常，不遗余力地四处宣扬对他的信仰崇拜，并以出售假货和偷逃税款来身体力行着他的原教旨。
　　其实，科斯之所以得到善男信女们的顶礼膜拜，说白了不过是因为他的理论适应了中国新兴资本主义势力的需要，这股势力要把所谓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塞进中国宪法，自然需要某种理论的支持，而与这种理论本身是否符合逻辑、是否科学毫无关系。
　　实际上，科斯本人的学术水平是非常差的，这也是他文章写得不多的主要原因。在海外归来的平新乔看来，科斯用文字讨论问题，不如用数学讨论那么清晰，因此在概念与逻辑上难免留下含混之处。而他的得意门徒张五常也曾在北京大学说过，“有关马克思的基本问题，我看过他的书，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我与科斯有同样的观点，我们自己在学术上从事了这么多年，经济学上研究了这么多年，假如我们看不懂的，应该是错的。” 进一步表明，科斯的文字理解能力也很差。
　　科斯理论体系的基石由两大主要理论构成。这两大理论，分别源自他的两篇公开发表的论文。其中一篇是他于1960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一文，其主要思想被归纳为所谓的科斯定理 ：在当事人的偏好(效用函数)都为准线性的条件下，如果经济中出现了外部效应，则讨价还价过程会产生一个有效的结果，而且该结果与所有权如何配置无关。另一篇是他于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一文，其主要思想是认为，企业是作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而存在的；企业存在的理由在于，利用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以及存在政府的监督和管制等等。
　　下面我们就科斯的原文来剖析所谓的科斯理论。首先，我们讨论《社会成本问题》一文，然后，讨论《企业的性质》一文。

　　二、《社会成本问题》

　　尽管平新乔看不起科斯的数学水平，推崇一些一流的数理经济学家用数学逻辑进行推敲以后的所谓科斯定理的定义，并认为它在逻辑上已滤掉了杂质 ，但是，一方面，在这篇引用率极高的经济学文献中，科斯还是能够用上一点小学数学来说明问题的；而另一方面，当科斯因为这么一丁点的数学运用不当而栽跟头时，令平新乔高看一眼的所谓的一流数理经济学家也都跟着栽了跟头。
　　为了说明他的思想，科斯举了一个迷路的牛对邻近土地的庄稼的破坏的例子。
　　他首先假定了基本的情况：农场主和养牛人的资产相邻；这些相邻的资产之间没有篱笆，养牛人的牛群的规模的增加会导致农场主谷物的总损失也增加；种地得到的谷物的原价值是12美元，而种地的成本是10美元，即种地的净收益是2美元；养2头牛造成的年谷物损失是3美元，而养牛数从2头增加到3头时所增加的年谷物损失也是3美元等等。
　　然后，他假定养牛者发现增加养牛数有利可图，即使养牛造成的谷物损害的价值上升至3美元。于是，如果养牛者要对引起的损害负责，那么总的损害赔偿是3美元，而农场主种地的净收入只有2美元。因此，如果农场主同意不种地而接受少于3美元的赔偿，那么养牛者的境况就会变好。而农场主也会同意不种地而得到超过2美元的赔偿。这里显然存在达成一个相互满意的放弃种地的协议的空间。这就是平新乔所说的科斯讨论的第一个结论：以明晰产权的办法来解决外部效应问题，是能够达到社会最佳的目标的。
　　接下来，科斯转入损害性经营行为不会对它所引起的损害承担任何责任的情形，相当于养牛者拥有损害的所有权。于是，农场主将忍受随着牛的规模的增加而对他的谷物的损害的增加。
　　在这里，他假定养牛者的牛的数量是3头（这是没有考虑谷物损害所保有的牛的数量）。然后，他声称，为了减少牛群对庄稼的损害，农场主将愿意支付3美元给养牛者。科斯认为，无论这3美元是养牛者为增加第3头牛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如果他要对引起的谷物损害负责），还是他不养第3头牛所得到的货币额（如果他无须对损害的谷物负责）都不影响最后的结果。在这两个情形下，3美元都是增加第3头牛的部分成本，应当被包含在其它成本之中。如果通过将养牛数从2头增至3头所导致的养牛产出的价值的增加大于不得不承受的额外成本（包括损害谷物的3美元），则养牛的规模将增加。否则，就不会增加养牛的规模。无论养牛者是否对损害的谷物负责，养牛的规模是同样的。这就是平新乔所说的科斯讨论的第二个结论。
　　但是，且慢，在农场主的种地净收益只有2美元的情况下，他又怎么可能向养牛者支付3美元来请求对方将养牛数从3头减少至2头呢？而且，即使他这样做了，养牛者剩下的2头牛还是会对其造成3美元的损害。看来，科斯的小学数学水平还没有过关。
　　为了貌似公允，科斯声称，农场主被迫放弃种地后，可以将投入土地上的生产要素用于别处去获得同样的要素价值，从而社会产出的总价值并不减少。但是，如果农场主可以到别处去种地，为什么养牛者不可以到别处去养牛，而一定要逼走农场主呢？再说，按照庸俗经济学的观点，土地具有要素价值，而如果土地的要素价值只有在种地时才能发挥出来，就象劳动的要素价值只有在生产过程中才能体现出来一样，那么，随着土地的被迫荒废，农场主又如何获得同样的要素价值呢？
　　而且，即使农场主能够支付得起养牛者的讹诈，就平安无事了吗？不会的。一定会有第二个、第三个养牛者前来继续讹诈的。就像鸦片战争时期，中国政府对英国侵略者低头屈服之后，就不得不向接二连三地前来的其它侵略者屈服。科斯定理实际上是黑帮定理。
　　接下来，科斯转入损害性经营行为不会对它所引起的损害承担任何责任的情形，相当于养牛者拥有损害的所有权。于是，农场主将忍受随着牛的规模的增加而对他的谷物的损害的增加。
　　此外，科斯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也是用数学模型来表达其思想的所谓一流数理经济学家们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私自利的本性。“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这就是每个资本家和每个资本家国家的口号。” 如果将养牛者换成发达国家的大型企业，要把有毒废水排放在农场主的土地上，并答应给农场主40美元的补偿，用金融学的术语，这相当于按5%的年贴现率，每年补偿农场主2美元直至永远的现值。也就是说，以这40美元做本钱，无需种地，农场主每年可得2美元的利息直至永远。因此，按照科斯的观点，农场主自然是愿意达成这样一个协议的。但是，如果由于环境污染日益严重，100年后，一块没有被有毒废水污染的土地价值100万美元，即按年利率5%来折现的现值为7604美元。那么，以当前的土地和谷物价格来定价的现值40美元的眼前利益毁掉了现值7604美元的生产要素，这种交易还会是所谓的有效率的吗？
　　有人可能会说，如果预见到100年后，农场主可能不会以40美元的低价来容许有毒废水的污染。但是，经济学认为，理性的人在其生命的最后一期是要花光用光全部财产的 。因此，没有理由认为，他不会在最后为了自己的私利而损害后人的利益。而且，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有毒废料也是当前的事实。而科斯理论则不仅认为此行为没有任何不妥，反而主张发达国家不必向发展中国家支付任何赔偿。
　　显然，只要人的寿命是有限的，加上自私的经济学理性，即使产权明确也解决不了外部效应问题。
　　实际上，科斯的本意不过是为强权势力掠夺弱势群体提供理论支持。他强调，“在损害性事件中经济学的问题只是如何最大化产出的价值”。其实，他非常清楚，“最初的合法权力的界定的确会对经济系统的运行效率产生影响，一种权力的安排会比别的安排带来更多的产出价值”，而不是所谓的与所有权如何配置无关。他甚至要求，“法院应当明白他们的决定的经济后果，而且在可能的范围内不要对合法位置本身制造太多的不确定性，要在作出决定时考虑这些后果。即使可能通过市场交易来改变合法的权利界定，也有必要减少这类交易的需要，并因此减少执行它们所需的资源。”显然，如果农场主开价3美元，而养牛者支付得起，从而需要一场交易的话，那么，科斯将会主张养牛者不必对其造成的损害负责。这是因为，如果养牛者开价3美元的话，农场主支付不起，自然就会减少相应的交易。因此，科斯不过是大掠夺者的帮凶而已，从而不愧是现代庸俗经济神学的教父。而马克思的如下一段评论 ，也就成了科斯的典型写照：
　　“对‘神圣的所有权’进行最无耻的凌辱，对人身施加最粗暴的暴力，只要这是为建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所需要的，政治经济学家就会以斯多噶派的平静的心情来加以观察。带有托利党色彩的‘博爱的’弗·摩·伊登爵士就是一个例子。从十五世纪最后三十多年到十八世纪末，伴随着对人民的暴力剥夺的是一连串的掠夺、残暴行为和人民的苦难，这些只不过使他得出下面这个‘称心如意的’结论：
　　‘必须确定耕地和牧场之间的适当的比例。在整个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的大部分时期，还要有2、3英亩甚至4英亩耕地才有1英亩牧场。在十六世纪中叶，这个比例变为2英亩牧场对2英亩耕地，后来是2英亩牧场对1英亩耕地，直到最后达到3英亩牧场对1英亩耕地这个适当的比例。’”

　　三、《企业的性质》

　　在科斯看来 ，在企业之外，价格变动决定生产，这是通过一系列市场交易来协调的。在企业之内，市场交易被取消，伴随着交易的复杂的市场结构被企业家所替代，企业家指挥生产。他认为，显然存在着协调生产的替代方法。然而，假如生产是由价格机制调节的，生产就能在根本不存在任何组织的情况下进行。为此，他试图发现企业在一个专业化的交换经济中出现的根本原因。
　　在他看来，可以假定企业的显著特征就是作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当然，价格机制能被替代的程度有很大差异。在一个百货商店中，各种柜台在大楼里的空间配置既可以由管理当局决定，也可以是为场地进行竞争性价格招标的结果。在棉纺织业中，一个纺织商能靠信用租到动力设备和店铺，获得织机和棉纱。然而，生产的各种要素的组织协调通常是在没有价格机制参与的情况下进行的。显然，作为替代价格机制的“纵向”一体化的程度在不同产业和不同企业间差别悬殊。
　　在这里，科斯实际上是混淆了商业企业和生产性企业。而且，不管价格机制如何调节，它本身并不能替代生产。靠信用租到设备、店铺和原料的纺织商，并不能靠直接把他租到的这些东西再租出去来获利。而且，他也不是靠自己的劳动来把棉纱变成棉布的。这里的问题实质，根本不是价格机制是否被替代或能以多大的程度被替代，而是纺织商为什么能够利用别人的生产劳动来获利，为什么工人必须向纺织商出卖或出租劳动力？
　　通过歪曲问题的本质，科斯提出，建立企业有利可图的主要原因似乎是，利用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通过价格机制“组织”生产的最明显的成本就是发现相对价格的成本。随着出卖这类信息的专门人员的出现，这种成本有可能减少，但不可能消除。市场上发生的每一笔交易的谈判和签约的费用也必须考虑在内。
　　而当存在企业时，契约不会被取消，但却大大减少了。某一生产要素（或它的所有者）不必与企业内部同他合作的一些生产要素签订一系列的契约，而这一系列契约在这种合作是价格机制起作用的一个直接结果时，是必需的。一系列的契约被一个契约替代了。
　　通过契约，生产要素为获得一定的报酬（它可以是固定的也可以是浮动的）同意在一定限度内服从企业家的指挥。契约的本质在于它限定了企业家的权力范围。只有在限定的范围内，他才能指挥其他生产要素。
　　在他的想像中，企业或许就是在期限很短的契约不令人满意的情形下出现的。
　　于是，他得到结论：市场的运行是有成本的，通过形成一个组织，并允许某个权威（一个“企业家”）来支配资源，就能节约某些市场运行成本。企业家不得不在低成本状态下行使他的职能，这是鉴于如下的事实：他可以以低于他所替代的市场交易的价格得到生产要素，因为如果他做不到这一点，通常也能够再回到公开市场。
　　但是，科斯没有注意到，长期包租出租车公司的出租车，与向车行租车并雇一个司机是不同的。包租出租车公司的出租车，属价格机制下的市场交易行为，其所花的费用，包括汽油费、车辆本身的租金、司机的工资、出租车公司的利润和养路费之类的税费等。而自己租车并雇司机为自己服务则属于企业行为，可以从上面的费用中节省出交付给出租车公司的利润。因此，我们常常看到有钱有势的人有自己的专职司机，而很少看到他们长期包租出租车公司的出租车。实际上，这两个做法所引起的契约数量及相关费用并不会有太大的差别。
　　科斯声称，一个企业家可以将他的劳务出售给另一个企业家以获得一定的货币收入，而他支付给雇员的钱则主要或完全是其利润的一部分。但是，被企业家拿来出售的并不是他自己的劳务，怎么能够将工资作为利润而不是成本的一部分呢？
　　除了市场运行成本外，科斯还引入政府或有管制力量的其他机构的存在作为企业存在的理由。但是，这些机构的存在历史要远远长于企业存在的历史。科斯的观点解释不了，为什么（现代）企业会出现得这么晚？
　　其实，说一千道一万，科斯是在刻意地拿一些“起干扰作用的、与真正的过程不相干的从属情况” 来迷惑人们，妄图以此表明资本家的利润不是来源于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而是来源于节约的所谓市场运行成本。
　　但是，《资本论》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历史表明，资本主义企业存在的唯一理由是获得剩余价值。资本家要想得到工人，其前提是工人与生产资料被人为地分隔开来，而这与价格机制毫无关系。而且，在资本主义社会早期，即使工人与生产资料被人为地分隔开来，资本家还是得不到工人。“现在的工人阶级的祖先，当初曾因被迫变成了流浪者和贫民而受到惩罚。” “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规定’工资，即把工资强制地限制在有利于赚钱的界限内，为了延长工作日并使工人本身处于正常程度的从属状态，就需要并运用了国家权力。” 正是在恐怖的血腥的法律的帮助下，新兴的资产阶级才通过鞭打、烙印、酷刑，强迫现代工人阶级的祖先“习惯于雇佣劳动制度所必需的纪律”。 而这一切都与价格机制和市场的运行成本毫无关系。
　　此外，即使企业的存在能够节省一些交易费用，只要这种方式能够被所有的企业所复制，比如美国福特公司的流水生产线，那么，这种节省的好处对资本家来说，就从此荡然无存了。否则，庸俗经济学也不会认为，完全竞争的市场中，“任一企业在长期中的利润必须为零” 。当然，只要剩余价值不为零，资本家的利润就不会为零，即使这个利润未必全部为该企业的资本家最终拥有。

　　四、结论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科斯及其门徒张五常要拚命地诋毁数学和马克思。这不过是因为，科斯的著名理论连小学数学的推敲都经不起，而任何一个有着科学头脑的人只要看过一遍《资本论》第一卷，都足以明了科斯是如何睁眼说瞎话的。

参考文献

[1] Coase, R., 1960.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3: 1-44.
[2] Coase, R. H. 1937. 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ca, New Series, 4 (16): 386-405.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4] 哈尔·瓦里安著，周洪等译，《微观经济学（高级教程）第三版》，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5] 程恩富、黄允成主编，《11位知名教授批评张五常》，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
[6] 平新乔著，《微观经济学十八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7] 余斌，《资本雇佣劳动的逻辑问题——与张维迎先生商榷》，《东南学术》2003年第1期，第61-68页。
[8] 余斌，《经济科学与经济学的划分》，《东南学术》2002年第2期，第109-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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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斌 张口就赞同“经济学的前提假设是人是自私的！”

根本其经济学就不入门，还革命个屁！

 

n中国高校、医院，所有的所有，乃至整个国家，都是：官办合一。 n事实上，管、办从来就没有落到实处。 n卫生部在人、财、事什么时候管得了厅、局？厅、局又什么时候管得了医院？从来没有。部、厅、局什么时候真正办过医院？医院的工资、福利、运作和建设费用，部、厅、局给过多少？实际是以病人养医（以药养医只是借口）。即使业务上，部、厅、局除了发空头文件外，又有过多少具体指导和监督？监督得了吗？都是空的。实际上卫生部、厅、局管也不到位、办也不到位。现在假医、庸医泛滥，看不起病、与过度医疗都很严重，守法老实医务人员被看成无能之人，我们的学者们、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是如何调研的？ n管理一个医院，和管理一个国家是一样的
如果没有监督，下场一样 n最后百姓买单。
     n个别国企老总、医院院长、高校校长等赚钱如洪水。 
     n关键是对他们没有监督：立法、舆论、司法、审计、政务公开等等。         理性经济人假设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终结
说错了吧，应该是：
理性经济人假设昭示shehui主义制度的终结
因为    理性人要把统治者关进笼子，把笼子里面的百姓放出来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4-9 11:01:22编辑过]

理性经济人假设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终结

说错来吧，应该是

理性经济人假设昭示shehui主义制度的终结

因为 理性人要把统治者关进笼子，把笼子里面的百姓放出来

过去时把百姓关进笼子里面

余斌 张口就赞同“经济学的前提假设是人是自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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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也不读读余斌的文章，他是赞同的吗？

俺就想问一句，张老，您啥时候学学国语？？

别人写了本批判中国10个经济学家的书

余斌：赞同那本书的观点，说人家说的对，张五常说 人是自私的，那世界不就乱了吗？

尔虞我诈来吗？

等等，他的书如果有价值就有必要看，看了这一句 ，就够了

他还是北大教师，一点意义都没有

一个币种要贬值，除非原先就是汇率过高，如果不是的话它必须通过印钞票来进行贬值。通货膨胀是会导致汇率贬值，但也有增加国内的价格，结果就是两国的物品兑换率并没有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