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之张爱玲篇

- 卢昌海 -

我在 随笔之余秋雨篇 中曾经写道

我喜欢的东西， 大家都不喜欢我也可以喜欢； 我不喜欢的东西， 大家都喜欢我也可以不喜欢。 这种我行我素的结果， 是我有时会在偶然的际遇中发现人人皆知的 “新大陆”。

这种 “新大陆” 的一个例子是余秋雨。 不过， 那绝不是唯一的例子， 一个或许更 “严重” 的例子是张爱玲。 比余秋雨的情形稍稍 “体面” 些， 张爱玲的大名我倒是早就听说过的， 但另一方面， 直到几个月前我还不曾读过她的任何文章， 却是非常 “不体面” 的——当然， 个别名句例外， 比如那句 “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 爬满了蚤子”， 只是以前未当回事， 直到后来听说那是她十九岁时写的， 才有些惊讶[注一]。

年轻时的张爱玲

我对张爱玲的了解始于两三个月前， 在纽约某中文书店买了一位笔名 “白落梅” 的作者的张爱玲传记——《因为懂得 所以慈悲——张爱玲的倾城往事》。 老实说， 买那本书并不是因为 “张爱玲” 三个字当时对我有什么吸引力， 而是由于纽约中文书店里的书太少， 且很大比例都是俗不可耐的养生、 致富、 星相命理之类的东西， 难得看到几本像样的。 更巧的是， 在书架上同时出现的还有同一作者的另一本书——《你若安好 便是晴天——林徽因传》。 两本书装帧相似， 匹配成套。 可能是多年前买武侠小说或集邮养成的偏好， 我对成套的图书不自觉地会加点印象分， 于是就两本书一起买了。

那两本书看过之后发觉其实并不适合我的口味。 作者乃是散文作家， 文笔华丽得一塌糊涂， 但抒情比例太大， 实质素材偏少， 作为传记有些华而不实。 不过， 书中描写的张爱玲后期——尤其是晚年——的极度孤寂的生活却给了我很大的震动。 容我自贬 (或贴金？) 一下的话， 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讲， 我自己的心性之中就有几分不合群的孤寂。 也许因为这个缘故， 张爱玲那种离群索居的孤寂在我心中激起了一种难以言状的波澜。 钦佩？ 怜惜 (如果前辈也可以被怜惜的话)？ 似乎都有几分， 又都不贴切。 但起码， 我对这个人的生平有了很大的好奇， 于是就找来了一些有关她的生平资料， 也看了她的一些散文， 还买了她的一本晚年著作——《对照记》。 不过她的小说我倒没怎么看， 只粗略翻过带自传意味的《小团圆》[注二]。

既然我的好奇是由离群而起， 那就从离群说起吧。 受童年家庭氛围等因素的影响， 张爱玲的离群自年轻时候起就显现出来了。 胡兰成在自传《今生今世》里说他当年通过苏青联系张爱玲时， 苏青就告诉他 “张爱玲不见人的”。 不过， 那时的张爱玲起码还有苏青、 姑姑等少数女伴， 以及胡兰成， 她真正的孤寂始于离国赴美。

1952 年 7 月， 对政治颇为淡漠、 甚至被一些传记作者称为 “政治盲童” 的张爱玲也许是凭借其对生活的深刻洞察， 从诸如清一色的中山装、 “批评与自我批评” 的 “优良作风” 之类的细节中， 觉察出了红色中国与自己的格格不入， 以 “继续因战事而中断的学业” 为由， 只身逃离了即将成为炼狱的所谓 “新社会”， 暂时迁居到了香港。 走之前她只知会了姑姑一人， 而且为了不牵累姑姑， 约定从此不再联络 (这约定一直维持到 1979年， 两人都垂垂老矣时才因时局解冻而解除)， 从而断绝了与大陆的一切联系。 在香港逗留了三年之后， 1955 年秋天， 张爱玲又远涉重洋前往美国， 向着更孤寂的生活迈出了一步。 当轮船徐徐离开维多利亚港时， 不常落泪的她 “一路哭回房中”。

1955 年 11 月， 张爱玲只身抵达了纽约。

张爱玲在纽约的身份是 “难民”， 住的是救济难民的屋子。 不过在那里， 她见到了胡适。 张爱玲从很早开始就是胡适的 “粉丝”， 事实上不仅她， 连她的父亲和姑姑也都是胡适的 “粉丝”， 常争抢胡适的书看。 后来虽然张爱玲自己也成为了名家， 但胡适在她心中的地位依然崇高， 用张爱玲自己的话说 “跟适之先生谈， 我确是如对神明”。 张爱玲与胡适的交往其实从 1954 年她还在香港的时候就开始了， 那时她将自己的小说《秧歌》寄给了胡适， 并且很快就收到了回信。 张爱玲非常高兴， 在给胡适的第二封信中写道： “收到您的信， 真高兴到极点， 实在是非常大的荣幸”。 我引述张爱玲的这几句原话， 是因为它们跟后来张爱玲的 “粉丝” 们接触张爱玲时的感受存在有趣的相似。 比如 1961 年张爱玲访问台湾时， 台湾的年轻作家们 (包括后来本身也颇为有名的白先勇、 陈若曦等人) 对她的尊崇就可称为 “敬她如神”， 恰如张爱玲之面对胡适[注三]。 而后来与张爱玲打交道的人若能得到张爱玲的一封回信， 也同样会 “高兴到极点”。 比如台湾作家苏伟贞自 1985 年底进入《联合晚报》副刊工作的第一天起， 就立志要约到张爱玲的稿件， 为此坚持不懈地给张爱玲写信， 终于在两年之后得到一封回信。 对此， 不仅他， 就连他的同事都深感兴奋。 当他拆信时， 他的老师、 台湾诗人痖弦提醒道： “小心点， 信封仔细保持完整， 这得收藏的。”

在纽约期间， 张爱玲曾两次拜访胡适， 而胡适也亲自到张爱玲家去看过她。 胡适是一位极宽厚、 有长者风度的人， 我以前读过陈之藩的散文， 忆及在纽约见到胡适的情形时， 也给人那样的感觉。 不过， 同是回忆， 张爱玲的在洞悉情感上无疑要敏锐得多， 她在 “忆胡适之” 一文中记述过胡适看望她的经过， 对于胡适离去时的情形， 她这样写道：

我送到大门外， 在台阶上站着说话。 天冷， 风大， 隔着条街从赫贞江上吹来 [卢注： “赫贞江” 即 哈德逊河 (Hudson river)]。 适之先生望着街口露出的一角空濛的灰色河面， 河上有雾， 不知道怎么笑眯眯的老是望着， 看怔住了。 他围巾裹得严严的， 脖子缩在半旧的黑大衣里， 厚实的肩背， 头脸相当大， 整个凝成一座古铜半身像。 我忽然一阵凛然， 想着： 原来是真像人家说的那样。 而我向来相信凡是偶像都有 “粘土脚”， 否则就站不住， 不可信。 我出来没穿大衣， 里面暖气太热， 只穿着件大挖领的夏衣， 倒也一点都不冷， 站久了只觉得风飕飕的。 我也跟着向河上望过去微笑着， 可是仿佛有一阵悲风， 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出来， 吹得眼睛都睁不开。 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适之先生。

这段话传神之至， 给我的印象也极深， 仿佛能看见一老一少站在寒风里， 也仿佛是对张爱玲晚年生活的一种预示。 而更令人 “凛然” 的是， 在国共风云的大变局中， 胡适在纽约的那段日子， 乃是他成名之后少有的落寞时光， 连屈尊在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 (East Asian Library) 任个馆长都未能持久， 被礼貌地裁了员， 不得不靠稿费艰难度日， 一度甚至要亲自上街买菜 (后来不买了， 但不是因为经济宽裕了， 而是他那 “河东狮吼” 级的太太嫌他不会还价)。 胡适那段日子的某些经历， 用历史学家唐德刚的话说， 是 “惶惶如丧家之犬”。 这一切不谙政治的张爱玲恐怕并不知晓， 但她从胡适神情中感觉到的 “一阵悲风， 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出来” 竟似洞悉了胡适的落寞。 目光锐利如斯， 难怪被文学评论家夏志清称为 “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注四]。

张爱玲到达美国后只离开过一次， 那就是 1961 年访问台湾 (可能是为撰写张学良故事收集素材) 和香港 (目的是写剧本赚稿酬)。 其中在台湾期间一度住在台湾作家王祯和家， 并与王祯和及其母亲有过一张合影。 以我的 “八卦” 眼光看来， 比张爱玲小 20 岁的王祯和对张爱玲似乎颇有爱慕之意。 后来有编辑约王祯和写一篇有关张爱玲台湾之行的回忆文章， 王祯和写了几天之后却将稿子撕了。 不过， 在 1987 年接受台湾电视公司的一次采访中， 他还是留下了一些被各种张爱玲传记所援引的回忆， 比如：

我们家开杂货店， 街不是很宽， 邻居都很好奇， 都说我带女朋友来花莲。 她那时模样年轻， 人又轻盈， 在外人眼里， 我们倒像一对 ‘小情人’。 在花莲人眼中， 她是 ‘时髦女孩’， 因此我们走到哪里， 就特别引人注意。 我那时刚读大二上学期， 邻居这样看， 自己就好像是个 ‘小大人’， 第一次有 ‘女朋友’ 的感觉， 喜滋滋的……

我还记得她在我家， 捧着木瓜， 用小汤匙挖着吃， 边看《现代文学》， 那样子是那么悠闲、 自在。 二十五年过去了， 那姿势我居然记得那么清楚， 就觉得她什么都好， 什么都美。

张爱玲回美国若干年后， 王祯和因工作之便有了赴美的机会， 于是给当时住在波士顿的张爱玲写信， 说想去看她， 张爱玲回信表示欢迎。 可惜王祯和在纽约迷了路， 找不到前往波士顿的巴士站， 错过了机会， 引为毕生之憾。 又过了几年， 当他又有赴美机会， 想再去看张爱玲时， 张爱玲却不愿再见了。 王祯和在接受采访时也提到了此事， 并且说道：

后来没见面是对的。 让记忆中她永远是那青春的一面。 其实我应该寄张现在的照片给她， 告诉她我也老了， 请她也寄张现在的照片给我…… 不要， 还是不要， 还是留着以前的记忆吧！ 真是奇怪， 我真的能把她的每一件事， 每个动作， 说的话都记得清清楚楚， 包括她喜欢戴的大耳环……

二零一三年一月二十五日写于纽约
二零一三年一月二十六日发表
[转自]http://www.changhai.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