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把知识的车间变成知识的殿堂——为了下一个九十年的辉煌或向天再借九十年
（上财从教二十年回顾与展望）

讲座人：刘新（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

时间：2006-12-6晚6：30

地点：二教2501

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呆了二十年，肯定有一些想法的，今天跟大家把这些想法跟大家汇报一下。我看到很多同学来到财大来感到很失望，我看到我们有些老师看到同学很失望他们很高兴，有次我们开会的时候有的老师得意地讲，你看经常有学生来问我，说我们学校怎么跟复旦不一样、差那么远。这些感官都是对的，但人最可怕的就是从感官马上得出一个结论来。我想起二十年前我在这里工作了没多长时间的时候，当时这个国定路的校区刚刚建好，那时国定路上还没有车，每次都要从国定路上走过邯郸路，每次都要路过我的母校复旦大学的边门，当时每次走过，心里总有失落感，好像跑到了另外一个世界。最不巧的是经常碰到我的老师和同学，有一天碰到我的老师——当时在复旦大学作教务长，问我“刘新，现在在哪里工作啊”，我答“在财大”，他惊讶地问：“财经类也能办大学、财大也配叫大学吗？”好失落，我压抑了好多年。

许多人读大学是来寻求进入知识的殿堂的，而今他们却来到了车间，今后和将来，许多人的身份将会是知识车间里的白领工人或曰有文化的劳动者，确切地说，是具有知识技术的劳动者。

许多人把目光投向另一侧，那里他们认为是知识的殿堂，然而一座围墙横亘于间，他阻隔的究竟是什么？又是什么造成了这种阻隔？

我想大学之间的不同主要是各自历史轨迹运行的结果，一开始就是商学院，历史上反反复复随着中国现代史几经沉浮，一直到二十一世纪开始，才开始奠定了一个有人文科学的大学，在此之前大部分时间，它只是个商学院。这样一种经历，跟绝大多数中国的大学历史变迁的路径依赖是完全不同的。这种客观差别慢慢地形成了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形成了一些很重要的阻隔。这种阻隔，是百年历史轨迹运行使然，也是发展的冲突（尤其近来）。它阻隔了理性与经验的对话，隔绝了审美的品味、情趣与踏实苦干的务实精神的融洽和交流。它不仅外在地体现在财大与其他学校的不同上，更内在地反映在内部各学科发展的矛盾与冲撞上。更深刻地反映在知识寻求与理性、价值关怀的分离上。

一、财大的特点

1、以用为体，以体为用，一种自在的、别出心裁的与众不同。

主流学科为应用技术类（一级学科），人文社科类的发展更多是外在压力下的无奈。这种情况常被批评为本末倒置。不过难道倒过来就是正本清源？颠倒了位置就会制止冲突？

大办经济管理类应用学科不也是一种时髦么？

事情没有这么简单，也许本末之辩本身就是一种偏见呢？

我们财大的校训可以从“厚德博学、经济匡时”变成六个字：想钱、算钱、赚钱，或者再加两个字：抢钱。

知识分子经过文化大革命脊梁骨打断，改革开放后急于富起来的劲头，特别希望赚钱。其实全中国大学都存在这种问题，只是我们的实用性显得更赤裸一点。

2、用字当头，急功近利。

应用应用，没用等于废物，财经财经，赚进才是硬道理。

先是学科特点使然，我们不会去教授赔钱的技巧。然后是形势所迫，则会见利忘义，把学科的技术型变成寻求知识的内心法则。一如科举，圣人之说已成为功名的敲门砖，我们短路的机会更大。

3、学问上自卑，学问不大，用处不大。

微观研究，操作层面，上有理论科学压着，下有实际需求催命（检验）。搞大不过基础理论，所以就越高越小。想要应用，还得求诸有权有钱，于是和气生财，全无气势。

没有大师，没有大官，没有大钱，没有大楼。

4、理不直，气不壮，胆子小，格局小，追求也小，一句话，狂不起来（社会地位低）。

谁都得罪不起，京津地区开得了的讲座、请得了的人甚至沪上其他综合性高校开得了的讲座、请得了的人，我们因特殊原因开不了、不敢请，怕犯错误。人家儿子有人护短，我们大概只有大义灭亲了。

并校扩张的时代，惶惶不可终日，天性不敢张扬，作为车间，被撤并与否完全取决于别人。度过了这一天，守看着这点地盘又开始心安理得（学科野心少）并自得其乐（自留地里长势好，如会计），一点追求也没有，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偏安一隅不知富而思进。

世界上的事情本来就是不进则退。我们学校应该从自己几起几落的历史中悟出点什么，为什么九十年的历史中那么频繁地被关停并转。在最阴暗的日子里，其他高校可以继续存活，因为哲学可以讲讲马克思主义，中文可以写写工农兵，财大不能活，国家根本经济制度逆转了，财经类就没有丝毫用武之地。财大的九十年历史是中国的一部前现代史，是中国的一部没有自主性的历史。为了财大的命运更加美好，为了避免像过去那样被人家以政治的理由被随意关门，需要有一点野心。胆子要大一点。

二、财大的天然优点（自以为的）

1、轻易不上当。有些事情我们也干不了，中国有句古话叫多个香炉多个鬼，我们没有那么多学科，也就引不来那么多鬼项目。因为赔不起，就只有小心谨慎，夹着尾巴做人，自然规规矩矩，朱镕基给我们分出去的国家会计学院题词“不做假账”，总理认可此乃我会计学之优良传统。

2、虚的东西比别人搞得少。相对而言，实的东西比例就高。许多花里胡哨的东西别说搞，连看也看不懂，天性就排斥这些玩意。

3、会经营、会盘算，成本意识强，资源配置总是还能念及效率优先，不至道德理想狂热空谈劫富济贫。

4、对假大空的免疫力比别人强，讲究实际，爬到上面去的骗子基本上也不是财大本地出产的品种。

别的学校喜欢搞理论性的争论，喜欢辩论，改革开放过程中若干次争论，我们财大都没有什么声音。小平同志的那句话“不争论”，总书记那句话 “闷声大发财”，我们记得最牢。应用性、技术性的东西不能全靠拍脑袋，至少得靠几条公式推理、演算、模型。人家骗人靠的是如簧巧舌、花言巧语，我们至少会舞弄几下花拳绣团，后者较之前者总归是有些实际动作的。

三、名校的缺陷

我们不要以为那些名校，北大清华复旦就怎么样了，此一时彼一时，推荐大家去读一下《世上已无蔡元培》这篇文章，回顾了中国大学特别是解放以后的经历。那是解放以前，解放以后中国的大学经历了一次焚书坑儒一般的惊魂，真有骨气的人死掉了，老舍先生、傅雷先生死掉了，死掉的人名字都抱不过来，能苟且偷生下来的人也没有什么魄力了。

1、没有车间的工厂（缺少车间的工厂）

解放以后，社会科学都作为毒草被打掉了。广义的政治经济学是科学，我们的政治经济学是不是科学啊？那是棍子，那是武术。

至少在经济学领域，过去几十年老马一统天下时，他们也一无所有。

北京大学的吴敬琏先生是怎么成为解放后第一批接触西方经济学的人，那是他在文革时在资料室改造思想时的偶遇。

文化革命与文化破坏的结果，大家都好不到哪里去。财大的老教授们，那些哈佛、剑桥、马里兰等毕业的老教授们在文革结束复校后才回归。

综合性大学骨子里轻视应用，能装门面的显学（文、哲）素来与小经济学过不去。经济学家犯点事情就被批为权贵经济学家。我们先天的是只会应用，他们先天的是歧视应用。前几天cctv10的《大家》栏目采访一位北大的搞文化研究的老教授话里话外就在痛批CCER和光华。

2、没有神灵的殿堂（魂不守舍）

他们老是招人来到知识的殿堂上下跪，而不是进行祈祷或祈福，更不是解放人的心灵、还他根本的自由。改革开放以来，种种诱惑也一样进驻到他们那里。

11.23，复旦车站，几个刚分来的博士在议论，什么也没干就分了两三万元，乐得屁颠屁颠的。没干什么事情就拿这么多钱不是什么好事，财大就没有这么蠢，不脱你两三层皮会给你钱？

不要以为只有财大爱财，北京大学有个左翼文学家，特别向往北朝鲜，前些时还自己哭穷并替别人哭穷，矫情啊。所以财大就是太不会包装，总是赤裸裸的要钱。不过反过来想，知识分子、文化人那种虚伪包装下的“庸俗”不是更令人恶心么？

3、代神传旨的大师

柏拉图、黑格尔、马克思“灵魂附体”，加上自己的穿凿附会，与财大搬来人家的模型公式硬性推演的做法也是半斤对八两。

什么是大师？大师不是那些喜欢把人比下去然后就自认为一览众山小的狂徒（小人得志罢了），而是像牛顿、爱因斯坦那样永远站在知识前沿的世界上切实为自己的无知而发愁的学问家。

中国人老喜欢谦虚地说，自己就那么一点小小的成就（其实很得意）。牛顿则真切地为在知识的海洋边上捡到几块贝壳而诚心地感谢上帝。

昨天去看香港两所大学的辩论赛，一个六百万人口的地方所培养出来的人才表现出来的学术素养和个性、能力，实在超过我们这十三亿人口的大陆。这不是地域的问题，实在是制度的缘由。

四、发现自我

1、不要把自己变成其它学校

世界上任何一所大学，一定不要把自己变得跟别人一样，最后被并掉，“这不就是我吗？来吧，加入我吧”。

a、别人的道路不一定是好路。中国大学多为德系，后来师承苏俄。我们财大这方面的毛病倒是比较少，因为解放以后给关掉了。人家既然走了这条路走出了这么多毛病，那我们就不要再东施效颦。

b、任何大学都是历史结晶、积淀的产物，成为名校就一定要有自己的传统、历史和特色。

2、找回自我

体用倒置未必是坏事，恰好可以换个角度看世界，换个思路求发展，换条道路解决问题。

a、用搞深代替搞大，从工具中发掘理性

在切实的问题分析和框架设计中可以培养起对知识的切实的态度，而不是简单地在宏大叙述面前下跪。我们民国时期是直接英美系引进来，解放后没染上苏俄的坏毛病，改革开放后复校后又恢复英美系的良好传统，这不是很好的基础么？那些深受德系和苏俄恶习影响的高校们都已经开始动摇了，我们还有必要坚持谬误不动摇么？

b、小切口、大探索，现代知识的获取往往是具体微观深入的结果，实证的研究可以矫正无知的狂妄。

英美国家没有什么211工程、985工程，他们都是自己自由散漫的从各自兴趣出发的微观探索，最终蔚为大观。

You know what you know,you know what you don't know,you don't know what you know,you don't know what you don't know.

c、用人文科学引入价值关怀与历史视野

任何社会科学的问题：对于历史你是谁？面对现实你又要干什么？

一般综合性高校是在人文已居大位的情况下，经济学后发；财大则是在经济学居大位的情况下，人文后发。各自有各自的后发优势、后发劣势。这是一种全新的嫁接，其他一切综合性大学与我们的方向都是反向的。

办大学一定有人文关怀，有历史视野的，没有这张皮，我们自然会被再次打回知识工厂的原形。

引入Shufe的人文社科一定会有新的面貌、风气和特征。不是去简单地加上经济新闻、经济社会、经济哲学、经济法。我觉得有时候不加这些帽子也许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它们本身就会冲撞，加了也仍然要冲撞。

五、交相辉映

中国知识分子的通病

人文：上达天听，至少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文本，终于尝到了苦头。

经济：出谋划策，左右决策，利益分赃有我一份——和谐社会，第一个拿你开刀替贪官背黑锅（党的干部都是你教坏的）。

a、解决冲突

冲突：互相蔑视，迂腐pk铜臭，搞经济的看到搞人文的——大傻冒、一天到晚搞虚无缥缈的东西，搞人文的看到搞经济的——小人、一天到晚只知道股票、赚钱，这是大学里一种最最无聊且无效的冲突。大家还是都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比较好，不争论。

b、关于待遇、地位的冲突

我们学校解决这种冲突的办法是博弈论。把对效果、贡献的判断偷换成力量的对抗，其实是放弃判断与比较（管理者缺位）。胡景北老师讲过，中国的专制不是简单的中央集权专制，它是具体到每个基层单位的，领导们让大家自己去争，其最终结果是铜臭沾染迂腐、迂腐结合铜臭。

张维迎教授写过一本《大学的逻辑》，很多人批评，很多批评的人都没看懂。他强调大学的逻辑是学术竞争的逻辑，不应该是学科后台比拼的逻辑。

老是骂学生不好好上课，老是不反思自己是不行的，子不教父之过。

转变学风就要从利益分配下手。本质是学术资源的再分配。

c、不要争论学科的重要性排序

财大是以经济学科为主的社会科学大学；任何社会科学又都是文、史、哲、社会兼修的。

领导总是喜欢谈LSE（伦敦经济学院），把它作为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标去赶超，但LSE的精华是什么呢？凭什么LSE这样年轻的学校能够取得这样卓著的声誉和成就？

第一，在学科上，经济科学立足于其他学科的身后基础之上

伦敦经济学院全称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它的学科很全，政治、哲学、历史都有，但他不会像牛津剑桥那样搞一般性的研究，而是偏重经济、国际关系等。

第二，在方法上，其他学科向经济科学看齐

LSE最牛的是方法论搞得好，方法论这个东西像促酶一样，可以让反应速度加快、反应效率提高。LSE跟英国其他综合性学校相比，积累当然不行，但他搞方法论弥补了这种缺憾，他的哲学系只搞方法论和认识论研究。卡尔·波普在二战后到了LSE之后，其方法论发展带动其他学科发展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大跃进。

第三，在气质上，贯穿人类追求知识的普遍性

无论任何学科，对于知识的追求有着普遍的追求和爱好，甚至是自命清高，这是一所学校最最重要的最后一块的遮羞布，没有这块布，大学就不成其为大学。

第四，在应用上，相互支撑、贯通，开创大局面

LSE读过书、执过教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八九个，英国首相出了十几个，议员就不要说了，第三世界各国领袖加议员就有几百了。当然，中国的干部都是中央党校出。我所强调的是，一个学校必须要为社会提供理论服务。

所以财大要想搞大，要看看什么是真的LSE。

经济科学是年轻的科学也是最自然科学化的社会科学，其他学科尤其文史哲几乎与文明一样古老，大学的气质、精神一定是人类文明、民族文化积淀的产物，因此需要学好文史哲。

文学艺术

第一，它提供的是审美、情趣、教养，一个知识分子的外部识别标志与内在精神气质是统一的。左右文化的知识分子，否则就成了技术工人。一个学校都得有这个东西，多点少点都得有一点，早点晚点都得来一点。

第二，创造性的思维和灵感通常是非理性化产生的。节奏感、空间、线条、色彩对于心灵的敏感都是极好的锻炼和滋养。创造性思维表述出来的都是逻辑的。英国有一位很好的数学家，我很喜欢他写的一篇文章，他说生活就是一首音调起伏的曲子，他把数学、科学跟莫扎特的小提琴联系起来，我听过他的讲座，节奏感特别好，就像指挥一场演出。一个学校需要一点非理性的东西，这个非理性不是叫你去杀人放火抢劫。

第三，绝对不能用理性、科学、条理去强行改造文学艺术。所有社会科学对于文学艺术来讲都是强权学科、霸权学科，艺术家不是人，是神仙，不好管，也不能管。跟李白讨论喝酒喝几两？多喝要得脂肪肝的。李白骂你十三点。要有心理准备，哪一天财大的园子里出现几个长发垂肩、目光呆滞、说话颠三倒四的，那就对了，你不要惊讶。这是一个大学必须有的气象。

第四，文学、艺术从来都与钱过不去。从白居易的“老大嫁作商人妇”，现代人巴不得早点嫁作商人妇，到威尼斯商人、高老头、葛朗台，艺术创造的经济形象总是批判性，接受下来，不要辩解。他们对于社会判断有他们的标准，如果我们硬要他们坚持经济标准的话，那就是有偿文学。对此不要争论，财大要有这样的人，虽然他们来财大来经营自己的领域会很苦，而财大的传统领域也会因此被批的很苦，但苦中有乐。这是一个大学必须的。

史学

第一，人类社会的经验最密集与原生态地贮存于历史之中，摆脱束缚，推动进步的自觉意识也来自对过去道路的深入研究与反思。直接诞生并服务于现代社会的经济科学一定要在这个高度上认识自己的历史地位与使命，否则即已沦为当权者的技术员或权贵的帐房先生。任何一个地方，他的历史做不好，它的经济学的重量、骨头就会轻。历史学比所有其他社会科学如政治、哲学、文学等等，都有质感、有分量。人类发展需要一种对于已走过旧路的连续性的反思。价值关怀较为直接的来源就是历史研究，离开历史，没有方向感。

第二，经济史及经济思想史研究在国外，既可归属于经济学范畴，也可归属于历史学研究范畴，这种两可性本身就是最好的说明。歌德讲过，一门科学的历史就是这门科学的本身。技术化、数量化的经济科学一定不能失去它的价值关怀与责任感，历史的定位是最好的提醒。可以明白：经济理论——经济政策 ——社会实践——历史效果之间的关系。

第三，史学来到Shufe，交上经济的朋友，一定会有新的特色和启示。历史研究的多重维度中，社会变迁背后最为切实、广大的力量可以被确切地研究。

大家知道杨小凯，他最后一部没有写完的是《中国经济史大纲》。中国的历史研究，在社会发展这方面，政治史研究比较多，而且在解放以后一直在研究阶级斗争，但却鲜有经济史研究。杨小凯开了个好头，虽然没办法做完。在写这部没有完成的巨著过程中和上海大学的朱学勤老师多次交流，朱老师完全是一个不懂经济的人，他是历史学家，而且搞思想史研究，他们交流很多很多，一个交相辉映的过程。这东西没有做完，做完的话我相信一定会震撼中国史学界，可惜英年早逝。但你可以看看遗留的手稿，已经非常壮观了。

哲学

经济科学的招摇，总使它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冲突，这种冲突的核心就是价值关怀（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矛盾，这是实证主义、经验主义与唯理论的碰撞。但也正是这些冲突和碰撞推动着近代知识的进步，他们碰擦出来的火花往往就是拿到照亮我们脚下道路的理性之光。单是唯理论，一定会飘飘然直上九霄；单是经验论，八辈子也搞不出理性来。这两者的关系，只有在经济学与哲学之间关系处理好之后才能得到彻底的解决。

正如popper所言，我们通过知识而获得解放，而知识却又是在这种矛盾和张力中发展进步的。

哲学到财大来不是装点门面的，而是来治病救人同时也是来自救的。应该把精神和理性留下，请独断和虚妄离开。

很多中国大陆搞哲学研究的还以为他们研究的根本任务是研究世界的本原是什么。关于世界的本质究竟是什么的虚幻的本体论研究可以脱去科学与哲学的外衣了，应该还其神学的本来面目，那些自认为在这方面颇有建树的学者，很多人跑到财大之后都非常自傲，包括外面调来的和来讲座的，都非常自傲，他们来到财大这个实证与经验的微观世界，将极大地为自己的物质与狂妄而震惊或震怒，他们将深深体会到在人类已经取得的（不是财大的，是财大拿来应用的）认识成就面前（仅仅在一个领域的一个方面），他们的世界本质都将是多么的可笑和苍白且与世界的表象是多么的牛头不对马嘴。无论他们如何玩弄观念的实在和实在的观念，抑或是对立统一一分为二否定之否定的骗术，一窍不通是不可避免的命运，免开尊口是最好的选择，人贵有自知之明。本体论解决不了问题，本体论反映不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我们一步一步具体认识出来的，不是我们对世界本质先有什么根本看法而得出来的，这一点已经是常识了。

哲学家对人类在探索知识与世界的知性过程的历史应比其他人有更多的了解。所有的学科读到博士之后都是Phd，哲学曾经妻妾成行，它能够一览人类全部知识的精华。哲学史就是哲学与其他科学的婚姻史或离婚史，更清楚地知道前人在此的成就与错误、经验与教训，哲学史上的知识优势可以使他们有权对其他人的思维质量做出评价，发现别人的思维偏差并适时地提出告诫。

促使一个人成为哲学家（或学者）往往是对于世界尤其是知识现象的持续而强大的好奇心。哲学家最大的问题是，哪一天，他觉得自己对世界与知识的了解已经告一段落，哲学家的桂冠也将神奇地随风而去。哲学如果不是对知识可不可靠这个事情上有好奇心的话，他不保持对知识可靠性的怀疑和批判的话，哲学就已经死亡了。永不满足人类知识现成的答案是推动着哲学这门事业前进的终极动力，怀疑、批判和富有逻辑的诘问是他基本的手段，也是他的精神。知识分子是社会的批判者，哲学家是知识的批判者。如果这种怀疑和批判精神能够随着哲学而落户财大，那道可以使一切亮起来的光终将破除经验和实证的羁绊和过度依赖手段、技术而产生思维的怠惰。

哲学被誉为理性的最高学科不是因为无所不知，而是因为他对我们所知的一切都不满足。他甚至对我们所知一切的方式都是怀疑和批判的。浸淫于哲学精神与气质中的人们如果能把他们在其他地方、其他学校养成的良好精神、气质带来财大，把他们在长期研究中积累的对人类思维进步轨道把握的知识带来财大，把他们在实在的观念与观念的实在的文字游戏中练就的过硬的逻辑与演绎能力带来财大，带动起对于知识可靠性与限度的怀疑、分析和对于更高效思维方式的寻求，财大会因此而不同，哲学也就确立了在财大的地位，一如哲学在LSE的地位。

本体论的时代已经过去，方法论和认识论的时代早已开始，哲学与物理学的联姻，产生了科学哲学的巨大革命。财大的哲学学科与科学化程度极高的经济学携手，也一定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特有的目标和任务。

中国的哲学家们太多地沉迷于黑格尔主义、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之中，财大的哲学学者却可以从经济学者们现世性极强的经验科学中，用自己的理性、方法，提炼、提升出对抗独断论、唯心主义、唯理论猖獗的抗体。

政治学

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不是背上了原始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家”的恶名，就是背上了权贵经济学家的骂名，他们不讲政治，不懂政治却又偏偏被深深搞进了政治，有时还莫名其妙地有搞政治的冲动，学而优则仕的冲动始终存在。这是一种古老的传统。政治与经济在利益的田野上“野合”已有几千年的历史。政治家们（统治者）还常常召唤学者们为其“伴舞”、“陪宿”——御用文人，帝王们翻牌子宠幸，今天公元两千年轮到经济学家来陪宿了。政治、经济因该结束这种不正常的关系，应该在制度与法律的舞台上公开登记、结婚、调情。政治学与经济学更应该首先在学术的殿堂内联姻。

人类社会现实生活的现实本身决定了经济政治的纠缠不清。但政治学与经济学的任务却是先把这些纠缠不清的问题还原为各自学科领域内可以界定的问题，进行摆脱利益纠缠的学术研究。

经济学一方面研究的是相互冲突的利益和目标的安排即资源配置问题，另方面研究的是利益手段的评估与机制设计问题。只要一种利益牺牲另外一些利益，冲突就产生了，只要这些牺牲利益的人群相对固定，时间相对较长，政治的矛盾就产生了，这就是“非政治的政治”、经济问题自然而然带来的“政治化”。

政治学一方面研究社会化利益冲突的制度化消弭，另方面要提出新的社会目标与价值体系。

经济学与政治学的相互需求一方面可能共同推进制度的改变，同时也可能共同维护一种制度的运行。阿马蒂亚·森提出“以自由看待发展”（Development As Freedom），杨小凯、萨克斯着力研究宪政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其实从斯密开始、凯恩斯、哈耶克、弗里德曼、森、小凯，这些经济学家们的研究都对政治学的发展做出了推动，有的甚至越界进入了政治学领域。（比如森、小凯、哈耶克）森已经打进政治哲学并产生了深深的影响。

另一方面，由于经济科学极强的专业性与技术分析手段的数学化，政治学家们越位的可能性并不大。但他们的观念的影响却是巨大而深远的。马克思、韦伯、贝尔、波普、吉登斯，都是如此。经济学的科学化使其对价值判断慎之又慎，基本不做置评。而政治学离开了价值判断就会狗屁不通。减低社会苦难的切实需求代替了乌托邦社会工程的假大空。

提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是政治家，发现社会财富积累与扩张规律的是经济学家，研究制度变迁如何适应这一过程并消除体制性冲突的是政治学家。而当政治家要搞和谐社会构建福利国家时，经济学家则应该算算钱袋子里的银子是否够花？政治学家则两难，没有了冲突，政治学要歇业，没有了和谐，政治学家要歇菜。而文学家们的时代却开始了，悲剧和喜剧的形式将是对于闹剧的最好诠释。

所以经济科学和政治科学必须要联起手来，未来的中国政治和经济同样可以结合，但不应该再是野合，而应该是在民主法治宪政的体制之下的堂堂正正的办过婚姻登记的合法结合。

财经大学想要做大，想要自己和社会、民族有更紧密的联系，提升自己的地位、提升自己的价值，必须要有这种大对策、对国家的未来、对学科的关系有一种好的想法、好的设计，不然就改回叫国立上海商学院算了——可以的，这样你就可以不去搞这个东西。没有这种理想，趁早关门。财大如果能够有这个想法的话，有前途，有非常不错的前途！

结语：“知识工人”的大追求

无知的原罪不是下地狱的理由，知识工人一样可以也应该有伟大的追求。

搞其他学科的人来到财大一定不要失望，也不用为自己的学科不受重视而气馁，更不要用多得的几块人民币去作为一切不满的补偿。我们应该为发现我们过去的无知而欣喜，并为我们有机会重新认识自己学科的价值和拓展学术方面的机会而庆幸。对学生而言，如果你有志于更远大志向的话，不妨不要太斤斤计较每一门课会马上有什么用处。

我们在知识车间里的辛勤劳动，为的是建设一座新的辉煌的知识殿堂。在这座殿堂里，人们供奉的不再是据说亘古不变的的真理，而是人类对知识与真理万古不变而付出的不懈追求。我们这些来到这里的人们并不提出一劳永逸解决一切问题的无理要求，而是怀着谦卑而又圣洁的心愿，祈祷自己的艰苦探索、诚实研究能够带来理性与自身的进步和解放。

在神圣的深思与默想中重新拾回对于理性与经验并重的传统，并为自己怀疑与批判的权利求得最高的庄严承诺。这其实也是所有中国大学共同需要的一点。

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已经走过九十年艰辛历程的上海财经大学就能够未来的九十年财大人就会“过着有为之年”（歌德），未来九十年的财大才能够更加辉煌，财大也才可能真正站立起来！当然，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的话，那我只好说用我不大想引用这次演讲的副标题——那就是只有仰头兴叹、“向天再借九十年”了。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