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严格地讲，改革开放初期产生的那些企业家不是自主创业者，而是“打猎人”此外还有一类，就是所谓“红顶商人”，其实就是“钦差大人”其实这些人原本就没有资产，所以只是把“企业家的衣服”穿在身上的行政官员而已，指不定哪天有一片彩云飞来随之飘忽而去，所以这个“法人代表”只是飘忽不定的候鸟。这些“菜鸟企业家并不晓得现代企业家的社会责任、经济规律、经营策略和企业管理，思路也就是“相信上级，我们一定会胜利”。其看家法宝不过是对权力的谋略。叶檀指责企业家有道理，但也不能忽略政府的宏观不作为。

导语

      中国尽管有几千年的农耕经济史，但明清以来的中国商家还是发展出了一些自己的品牌：如同仁堂、胡庆余堂、山西的银号、天厨味精、张小泉刀剪、盛锡福以及“八大名酒”等等。即使在一片声讨中渐行渐远的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制造”仍然产生了一大批家喻户晓的名牌产品：熊猫、美多收音机；永久、凤凰自行车；飞人、蝴蝶缝纫机；还有那个“英雄敢派克”的故事。青岛的那个 “国防”自行车在“抗美救国”前线的那个胡志明小道上汇集成一条打不烂的钢铁运输线。山东西部一个城市里有个名不经传的“一塑料”厂，1980年生产的塑料拖鞋到了1998年，还能保持良好的穿着性能。而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情况呢？半年就裂开的自行车胎、滴点酱油也生锈的不锈钢灶台、波及全国的“三聚氰胺奶粉”、谁能说清市场上的那些管道阀门是不是返修货？节能荧光灯即使不用放在那里过几天也会坏。在如今的中国市场上有谁能说清商品的优劣？假冒伪劣产品堂而皇之的“傍名牌”等等。这说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也好，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也罢，都与“品牌意识”和职业道德无关。所以不要以为改革开放，走向世界中国人就有了德行，有了品味，有了职业道德。就知道了怎样做企业，怎样才有社会责任。

                                         “中国制造”怎么了

      叶檀在其博文中提到：2014年9月23日，马云挟阿里巴巴在美国成功上市之威，参加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主办的“克林顿全球倡议”年会，在回答克林顿千金切尔西“如何看待阿里巴巴上市将带来的价值”的问题时，给出的答案非常经典：“为什么阿里巴巴在中国能取得成功？因为中国的贸易结构实在太烂了，于是，我们就有了机会。为什么美国的电商却不怎么样？因为基础结构太好了。在美国，电商就是一道甜点，但在中国却是一道主菜。”

      中国是第一个用卫生纸填充羽绒服卖到苏联刚解体的俄罗斯的国家。中国是制鞋大国，但中国也是出口劣质鞋的大国。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粗劣的“中国制造”比比皆是。要知道，这些都是中国进入改革开放之后的事情。过去我们都认为“出口转内销”就意味着有不错的品质，而现在的“尾单”则往往成为劣质品、残次品的LOGO。叶檀讲：“中国人满世界购买奶粉，极端时把荷兰等国超市的奶粉购买一空，中国进入智能制造时代，但机器人的核心零配件来自日本、德国等国家，中国消费者的品牌需求、信用需求、技术需求得不到满足，那些只会打价格战，把中国经济继续拖入低端、质次泥潭的中国企业家应该心生惭愧，他们没有能力建立品牌，挽回信用，却以损害社会价值的方式赚取危机前的最后一桶金。” 对此，叶檀质问：“中国实体企业到底如何摆脱价格战的宿命？”

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人似乎找到了“泱泱大国万方朝拜”的感觉，夜郎自大，能做“外单”似乎很了不起。李敖痛斥的“酱缸文化”在中国人的心底总有抹不净的油渍，总也看不清你的产品在整个产业链中居于哪个位置。

叶檀认为“把中国经济拖入价格战泥潭的企业家应该感到惭愧”

      叶檀说：“有个神秘的企业家，别人问他，你快活吗？他回答，快活的，在赚钱的时候。再问，有比这更快活的吗？回答，在赚更多钱的时候。”这个企业家的回答在中国的企业界很有代表性。

      过去的企业家大致来源有两类：一类是历史传承下来的家族式民营企业，这种企业是以“家业”为根基的，是性命之所系。所以企业的名号就成为其品牌得标识。第二类就是官办企业。从马尾船政、江南制造局一直到新中国的国企，这些企业家基本上都是以“圣上天命为己任”。这些企业一方面由于垄断经营，另一方面其产品大多数与需求大于供给，所以官方对产品的品质都有明确要求——经久耐用。故而，企业家既没有明显的成本压力，也基本没有弄虚作假的内在动力。况且，中国计划经济前期的政府监管也是重要因素（下面还要谈到）。

      中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的现代企业家历史并不长，只是到了改革开放才有一片：“生长的草场”，为什么说是草场，那是因为这些企业家并不是在市场环境下生长出来的。他们是最早的“拾荒者”：通过国有企业和村办企业的个人承包，乃至国家对企业的改制“捡”到的，这些“拾荒者”大多不是“干部职工下海，就是村干部”们“自我转让”搞来的。真正像年广久那样搞“傻子瓜子”的人很少。

       叶檀认为：“把赚钱作为乐趣，并且有实现的途径，是企业家的基本素质”。但有眼光的“社会企业家”除了有能力，更有对社会的关怀，起码不会再把中国制造拖入价格战的深渊。企业家有的具备价值，有的在消耗价值，甚至成为社会价值的蛀虫，这样的人行之不远。我们需要具备远见卓识、有搞击打能力的企业家，重建中国产品信用、品牌，这是中国经济“功德”之事。

       但叶檀没有提及或者是忽略了一点：即企业家的行为道德和公德意识是需要法律来引导和约束的，中国历代朝政对“掺杂使假”都有严厉的惩罚。过去没有民法和刑法之分，所以造假的商人大多是要课以刑法的，也就是要“蹲大牢的”，不像现在通常是“以罚代刑”。即便是“以罚代刑”，也不过是九牛一毛。君不见：“以罚代管”、“以罚代刑”竟可以成为地方财政的一个“增收渠道”。就是因为这样，中国的一些企业家已经将其视为“新常态”——那不是有“环保才罚款603元”的例子吗？

                我认为政府应该为“把‘中国制造’拖入价格战泥潭的企业”感到愧疚

      中国历史上的老字号都有自己的家训和企业“信誉至上”的传统。例如，同仁堂有“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省物力”的古训。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开始引进前苏联的质量标准体系，中国官方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国家技术标准体系”，这一时期的“中国制造”尽管技术基础水平不高，但《国家技术标准》特别强调经久耐用。例如，上世纪中国的轮胎虽然制造技术不高，但耐用性很好。就是一般的自行车胎的使用寿命也大多超过4-5年，也很少听说老化开裂的现象。一辆自行车可以用到15年以上，最有名的要算青岛产的“大国防”，即使负重280公斤都没有问题。之所以这样一是政治上讲“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监管上强制执行国家标准。过去·我国的国家标准是GB体系，而现在则基本上改为推荐标准GB1/T,推荐标准是可以不执行的。在照质量标准体系中，国家标准是最低的要求。也就是说企业标准的规定只有高于国家标准的规定，才能保证产品满足国家标准最低的要求。在上世纪80年代，由于国家对企业产品质量实行“评优制度”，所以标准化在企业中得到了较好的贯彻。

      但是改革开放之后，国家基本实行了推荐标准GB/T。加上国家对企业的“评优创优”工作停止。也就是原有的一套质量推进措施被停止，产品质量的监管实际上已经非常弱化了。这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完整过程的经济体系和社会环境，无疑是把中国制造“放了羊了”，典型的“一放就乱”。这恰恰与国内经济学家把“主流经济学”的资源均衡配置奉为“万能灵药”的时期相吻合。那个大概本来就是子虚乌有的“无形之手”并没有对“中国制造”的“放养”给予任何优化配置。

      中国的标准化进程起起伏伏，标准体系的完善和水平的提高一直没有纳入中国制造的战略框架。甚至出现国家标准的制定被某些企业左右的现象，最典型的就是   “毒奶粉”事件之后，媒体披露的某些企业主导“奶粉国家标准的修订”的风波。

      现在中国的制造业，目前最大的问题还不是产能过剩，因为产能过剩毕竟与世界经济低迷有直接关系。而是生产优质产品的企业竞争不过生产劣质产品的企业，是政府监管、引导作用失效的“劣币驱逐良币”。那些以劣质原料偷工减料为手段，不是仿冒就是山寨的企业考的就是打价格战。号称“强龙压不过地头蛇”。政府监管部门的懒政和以罚代管，变相创收可以说是最大的“助纣为虐”。直到今天，我们还能在各地看到地方行政执法机构人员为商业的不法行为开脱，为什么？很简单，这里面有一条利益链条。这正是：信誓旦旦要严管，偷偷摸摸来护短。在中国所有的省市，尤其是县乡两级所有的市场都充斥着“假冒伪劣”，甚至就在工商税务的旁边就能看到堂而皇之的售假行为。

       中国的制造业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的是，行业协会组织没有发挥作用。致使好的企业不能利用行业协会抵制假货，政府也没有支持行业协会打假的机制。政府有关部门最大的能耐就是出了大事就“全部停产整顿”，其结果就是造假者一旦被查，全行业一起受过。好的企业站不起来，坏的企业死不掉。这就是中国制造业的生态环境。如果说有些好企业也参与造假，那是因为政府的“逼良为娼”所致。

       一位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当然，仅凭这句话也不能断定这是位有过失的企业家。把赚钱作为乐趣，并且有实现的途径，是企业家的基本素质。但伟大的“社会企业家”除了有能力，更有对社会的关怀，起码不会再把中国制造拖入价格战的深渊。正如叶檀所言：“无论是三十年前中国市场经济初起之时，还是今天市场经济进入第二阶段，成功的、具有责任感的企业家的品质是共通的，以无比的勇气在市场探险，提供社会特定阶段的短缺商品、短缺资源，用时髦的话说，解决经济领域的痛点。如今的中国，既有大型的跨国企业，也有小而精致的企业，成为所在领域的隐形冠军。比如中国有世界最大的吸管企业，也有世界最大的无人机生产企业，两家企业的市场估值也许相差很多，两位企业家的财富可能相差极大，谁在乎呢？两个人一样值得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