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的高校正在兴起建智库的热潮，很多高校都在强调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要具有问题导向。在此背景下，如何对高校进行学术评价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谈及这个话题，还是要弄清楚高校是干什么的。如果这个问题搞不清楚，如何进行学术评价更说不清楚。

　　高校的使命是什么?

　　高校是干什么的呢?一般来说，国内公认高校有三个使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这实际上是对国际上有关大学使命的三种主要理念的同时采纳。

　　第一种理念是19世纪英国教育家约翰·亨利·纽曼(John Henry Newman)在《大学的理念》一书中所强调的教育功能。纽曼从词源学的角度认为，“大学(university)是传授普遍(universal)知识的地方”。他主张大学应平等、完整地传授各种知识，大学的目的有两方面：首先，大学教育是理智的，而非道德的，大学教育的目的是理智训练，发展人的理性;其次，大学教育重在传播和推广知识而非增扩知识。

　　第二种理念是有“现代大学之父”之称的德国教育家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在创建柏林大学时所提出的大学作为研究中心的功能。洪堡倡导的现代大学理念是对欧洲中世纪传统大学的超越与升华——传统大学是以保存知识、解释知识为主，而现代大学是以发现知识、传播知识为主。洪堡确立的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教授治校、教育与研究相统一的原则至今仍被奉为世界上著名高校的圭臬。他特别指出，国家决不应期望大学同政府的眼前利益直接联系起来，而应相信大学若能完成其真正的使命，在学术上不断提高，从而不断地开创更广阔的事业基地，其成效远非政府急功近利所能及。

　　第三种理念是当代美国教育家克拉克·克尔(Clark Kerr)在《大学的功用》中所提出的大学作为社会的“服务站”的功能。在克尔看来，大学的理念经历了一个从“乡村”到“城镇”再到“城市”的过程。所谓“乡村”即纽曼式的大学观;所谓“城镇”即德国式的大学观。在20世纪中叶这些都已经过时了，代表着未来高等教育方向的是“多元巨型大学”(multiversity)，这不仅意味着大学规模如何，而更根本的是大学功能的变革——现代大学已经不可能俨然固守在象牙塔之中，也不可能默然存活于实验室之内，而必须开放式地面对社会，面对各种各样的权利与责任。这场变革的动力是“知识产业”的大发展，因而克尔主张学术要与市场结合，大学要为社会服务。

　　就中国而言，我们对于上述三种理念是兼收并蓄的，但第三种理念变得越来越强势，在实际过程中也越来越主导着大学发展的方向。不少大学变得越来越浮躁，越来越坐不住冷板凳，越来越被金钱和利益所诱惑。而从国际上看，尽管大学“服务社会”的理念也被接受，但通常被视为大学的“第三职能”。总的来说，倒是美国著名高等教育研究专家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所著的《现代大学：美英德大学研究》提出的理念，在国际上具有更深远的影响。该书的核心观点是认为“大学本质上是一个做学问的场所，致力于保存知识，增进系统化的知识，培养远高于中等教育水平之上的学生。”弗莱克斯纳反对把大学办成“公共的服务机构”，他写道：“如果大学真的意味着哥伦比亚大学所宣布的‘公共服务机构’，那么大学已经变成一种不同的失误，一种虽然不乏功用，但却肯定不是大学的事物。”弗莱克斯纳特别强调了大学的研究工作应具有寂寞性和非功利性，大学理念的精髓是学术自由。

　　应当说，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都是大学不可或缺的职责，但其最核心的使命是什么呢?在国际上，一流的研究型大学更加强调高校对知识的发现、传播和保存功能，这是高校的命根子。这实际上强调的是研究和创新，有了这个，才可以进行人才培养或者说教育，否则不发现、不保存知识，拿什么来教育呢?在此基础上，才能谈服务社会。

　　就目前我国高校的智库热而言，智库建设是高校服务社会的一个方面，但不是高校的主要任务，不能本末倒置。如果说高校主要任务是建智库那就麻烦了。我不反对高校建智库，但是我反对一哄而上、通过行政手段干预、不管有没有条件都拼命建智库的做法。现在很多高校包括顶尖的高校都是如此，把智库建设放到了学科建设之上，把获得领导批示作为研究的主要目标。这样的导向，就背离了大学的根本使命。

　　学科导向还是问题导向

　　我们要做的第一个反思是，学校应该是学科导向，还是问题导向。学科导向，也可以说是一种学院派的、学理性的或者科学性导向，与问题导向相对。为什么这样区分呢?我们现在比较喜欢把研究分为理论研究和现实研究，这个分法不太科学。因为纯学术的研究也不见得不关注现实，比如说罗尔斯，正是因为他关心现实问题，终结了二战以后美国政治学主张的“价值祛除”、做所谓“纯科学”研究的行为主义取向，才写出了《正义论》。你说这是理论研究还是现实研究?实际上，研究可以分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对策研究三类。像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属于基础研究，爱迪生发明电那就是应用研究，像上海如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就是对策研究。而对策研究是面对一个具体问题，我们怎么把它给破解掉。对于智库来说，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不是其主攻方向，智库主要是做对策研究，它是问题导向的，要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或者说开出“药方”。

　　而对于高校来讲，很多教授是不做对策研究的。很多年前，我在一个国际会议上做演讲，在讲了学术观点之后，又提出了如何解决问题的思路，当时一个美国教授说，不需要研究对策，那是政府的事情。这对我触动很大，因为中国的教授比较喜欢搞对策，而西方的高校并不那么看重对策研究。这样说，不是说对策研究不重要，而是说谁做对策研究更恰当。如果说让美国的布鲁金斯学会、兰德公司之类的机构去做对策研究，美国教授绝不会说不对。但高校的主要使命不是进行对策研究。当然这不是说，西方的高校都不能搞对策研究。像哈佛大学，也有一些智库或半智库性质的机构，如费正清研究中心、肯尼迪政治学院等。但大学还是把基础研究放在更重要的位置，和纯粹的智库是不同的。像哈佛大学，对于中国人来说，最大名鼎鼎的是其商学院、肯尼迪政治学院之类，中国人对此很热衷。但我在哈佛访问的时候，美国人告诉我，商学院在哈佛不是那么重要，校园也在主校区之外，相比之下其经济学系更被看重。同样，其政府学系也比肯尼迪政治学院更具核心地位。哈佛大学最核心的机构是其文理学院(FAS)，包括文史哲、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基础学科都在其中，学术大师云集，这才是哈佛之所以成为哈佛的立校之本，而文理学院基本是不做对策研究的。
来源:文汇学人作者:胡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