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李云蝶

“要鼓励企业开展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工匠精神”首次出现在中央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于中国制造业的意义非同小可。

在全球经济放缓、中国经济面临转型压力的今天，中国制造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供给端与需求端的矛盾正在日益凸显。

“惟精惟一，是企业能够永续发展的精髓所在。”全国人大代表、TCL集团董事长、CEO李东生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很多人认为工匠是一种机械重复的工作者，其实工匠有着更深远的意思，它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气质：坚定、踏实、精益求精。

提升消费品品质，促进制造业升级，推进“中国制造+互联网”，既是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选择，也是实体经济自我救赎的必由之径。

再造“中国制造”

制造业困境恰逢“工业4.0”起步，其紧迫性可想而知。

这场源自德国的“科技竞赛”，成为一次没有硝烟的“世界大战”。在这场大战中，大到世界格局、小到人类生活，都将被彻底颠覆。

在德国，已经把工业4.0从一项产业政策上升为国家法律，由德国总理默克尔代言，并把这一战略推向全球。

而美国，正在一旁虎视眈眈，随时准备一网打尽。作为工业3.0信息技术革命时代的集大成者，美国曾几乎垄断了欧洲的互联网市场，而现在，美国的互联网及ICT巨头又与传统制造业领军厂商携手，GE、思科、IBM、AT&T、英特尔等80多家企业成立了工业互联网联盟，欲重新定义制造业的未来。

曾经的“日不落帝国”英国，也推出了强势的“英国2050战略”。

在日本，软银集团创始人孙正义企图以机器人作为工业4.0的切入点，力争到2050年使日本经济竞争力成为全球第一。

随着工业能力得到国家的战略性重视，制造业作为中国经济的脊梁再次回到大众视线。“中国制造2025”横空出世，与“互联网+”战略一道，构成“中国制造+互联网”。

中国在工业领域的优势不可小觑，它拥有世界最完整的供应链条，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并且拥有超强的政府组织能力和丰富的政策工具。

但中国制造的问题也是明显的，归结为一个词，就是“低端”，再加一个词，就是“过剩”。国人纷纷远渡重洋抢奶粉乃至马桶盖，说明不是我们的东西不够多，只是还不够好。

作为中国制造业领军人物之之，李东生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说，在技术创新能力、工业能力、全球品牌和渠道能力、以及互联网应用和服务能力等方面，中国制造都有待努力。

由于产品创新能力不高、产品价格过低，中国产品的销售额排名普遍落后于销量排名。如何提高产品技术创新能力，实质上是企业自身产品结构调整的问题。因此，供给侧改革势在必行，适应市场变化，以客户需求为导向，做出更多有创新的产品，才能拥有更强的竞争力，甚至通过产品创新来创造新需求。

在工业制造能力、工艺技术能力等方面，相对德国、日本的精工制造、精致化生产，中国产品还显得粗放，这正是“工匠精神”所指。

全球品牌和渠道能力也是中国企业的短板。在专利申请方面，中国企业进步相对较快，国际专利发明申请量从几年前的7%左右提高到13%，专利能力方面也在快速提高。然而，有影响力的品牌依然寥寥。

改变最明显的是互联网应用和服务能力上，尽管存在一些漏洞和不足，中国已经在赶超美国和欧洲。在电视、手机等领域，不断有互联网企业加入进来，运用互联网技术补足短板和需求，将产品、技术与互联网服务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紧密的循环。

此外，由于中国制造业成本高、利润薄、税负重等特点，尤其是税务负担较重，占据企业成本，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制造业的发展。

在本次全国人代会上，李东生带来了《关于加快增值税立法进程的建议》和《关于取消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的建议》，希望为制造业企业降低负担，集中资源提升企业研发力，从而提升其核心竞争能力。

“平均水平”之忧

在由制造向“智”造转型的路上，许多企业因为缺少摧毁重构的力量和勇气，在犹豫和迟疑中葬送了自己。还有不少企业，起步于代工起步却不止于低利润和性价比，不断进行产业升级，取得核心技术，最终完成转型升级。

这样的先例比比皆是。

在中国台湾，两大代工巨头富士康和台积电是两个很好的例子。富士康已开始进军液晶面板以及上游元器件的生产业务；而台积电作为半导体领域唯一可与英特尔毛利率相互抗衡的企业，与英特尔、三星共同成为全球芯片制造业中的前三名。

在韩国，三星高度垂直一体的产品体系覆盖了零部件、产品、品牌等全部要素；在日本，精密制造业发达到一些国内业内人士难以想象。

然而，其背后隐藏的问题也很明显，富士康与台积电长久的代工形象使其缺失品牌特色，有的韩国企业在僵化的管理下缺乏活力，日本则由于长久滞后互联网大潮的发展，几大电子企业连续下滑乃至倒闭。

李东生掌舵的TCL，一家老牌的中国制造企业，何以“侥幸”地在全球制造业大变局中撑到现在？

李东生解释，相比前述巨头，TCL的转型相对成熟，拥有自身品牌和独立产品的同时，在通讯、液晶面板等多个领域拥有自己的核心技术，两年前就开始推进“互联网+”。

回顾TCL多年来的历程，李东生直接决定了几个关键时间节点的转型。从最初的磁带拓展到电话机、电视机、电工，再到手机、冰箱、洗衣机、空调、小家电、液晶面板等领域，从市场化转型、国际化转型到正在进行的“智能+互联网”、“产品+服务”的“双+”战略转型，以及最近提出的“双轮”驱动战略，李东生一直带领TCL站在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的潮头。

尽管看上去跟上了步伐，李东升仍存担忧，“我们去年整体经营表现和宏观经济的表现大体相若，这说明我们主要产业的竞争力大概就在平均竞争力的水平。”

的确，一年前的全国两会期间，李东生曾经做过一个乐观的预测——销售收入实现18%左右的增长，一年过去，TCL经营数据显示，去年销售收入是1045亿，只达到了不到5%。

显然，当变化的环境剔除了一些较弱的对手，留下的对手实力反而更强。这是TCL面临的行业挑战，也是中国制造面临“工业4.0”等对手的挑战。

建议切实减负

制造业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石，其复苏成了当务之急。

扶持实体经济，有两种直接有效的做法，一是国家加大投入，二是给企业减负，让企业能够有更好的效益，有更大的积累来发展。

中国制造业本就微薄的利润，加上税负较重，在全球经济放缓的背景下，出现诸如企业内生投资动力不足等问题，对制造业在未来的结构调整、转型工作造成阻碍。

针对这种情况，李东生代表提议，国家可通过降低制造业增值税税率，或取消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等方式为制造业企业降低负担，留给企业更多的发展空间，从而促进企业增加研究开发投入，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在增值税方面，李东生建议加快已列入十二届全国人大议程的增值税立法工作，建议将制造业增值税税率由现行17%降低至12%。

他还建议，依法切实执行海关总署颁布的《关于进境旅客所携行李物品验放标准有关事宜》的规定，规范执法，征收行邮税。一方面扩大国内消费，增加国家税收收入；另一方面有利于企业国内业务的发展，特别是有利于增加制造业国内产品销售，从而扩大税基，抵消降税对财政收入的影响。

对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这两种企业附加税费，李东生的建议是直接取消，以切实降低企业负担，特别是工业企业。对于取消的附加税，可以由地方政府从土地出让金中拿出部分资金专项用于城市维护建设，以及将教育费用纳入各级政府正常预算。

转型哪有不痛的？

除了呼吁国家层面的扶持，对中国制造的转型升级，李东生还总结出一套自己的规律：

• 紧跟国家战略

  
  

“一带一路”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对整个中国经济的全球化、中国企业国际化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把工业能力、产品技术和服务能力在当地扎根，支持当地的品牌推广和渠道建设。在获得经济效益的同时，也要承担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应该承担的责任，企业的社会责任一起走出去。

• 做深产业链

  
  

一方面，加强产品线之间的联动作用，例如TCL的“三军联动”战略，把彩电、手机、家电三个主要产业合在一起进行推广，形成一个互相支持的体系。

另一方面，加强供给侧改革，提高产品档次，做更多中高端产品，进一步强化整个产业链的纵深，提高竞争力和价值创造的能力。在技术密集以及资本密集的领域持续加大投入。

除此之外，还可以通过并购来扩大业务规模和产品线。中国正在处于一个转型升级发展的初级阶段，只要并购符合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就可以得到基金的支持。把握好机会，借助国家的力量发展自己，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 时刻保持危机感

  
  

市场和产业都在不断发展和变化，技术也在不断转型升级，企业要通过不断变革创新适应变化。对于企业来说，没有危机感就是最大的危机。

• 关键时刻找准方向

  
  

在产品的形态还没有完全成为主流的时候，用灵敏的嗅觉找到下一个方向，果断地进行战略选择。

转型哪有不痛的？然而，如果不主动淘汰自身落后产能，就要被当做落后产能淘汰掉，这是万年不变的真理。

在制造业起起落落的大潮中，摸爬滚打30年，将企业做下去成了李东生“惟一”的坚守；在消费端发生变化时，华为、TCL等企业专注于产品升级，以客户需求为导向，严守“惟精”之道——而“惟精惟一”，就是企业能够永续发展的精髓所在。

就像日本“经营之圣”稻盛和夫说，“企业家要像匠人那样，手拿放大镜仔细观察产品，用耳朵静听产品的‘哭泣声’。”

来源：财经国家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