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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是不是逃了,不想在这里呆着了,呵呵,
李是个喜欢自由的人,换上我也愿意出去走走,
在"如果李昆华要转发帖子请到这里吧"呆着,好憋呀,
您们大概不知道,为了看,每天面对第一页,然后往下来...............................
好久才找到,累呀!
哎,李走了也好,大道远去,我们呆下去有什么意思呢?
近来由新华社播发的《死囚王斌余的道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同情。网上正为此纷纷议论。有人说：“面对即将死去的王斌余，中国的相关机构及其领导人就应该下地狱，是他们的错误导致了王斌余的死亡。”有人说：“一个民工因为要不回工资，他相信政府，去找了劳动部门，他相信法律，去了法院，但是，是什么让他把刀高高举起?是谁把一个民工逼上了共和国的刑场?"此人最后高呼道：“拯救民工王斌余就是拯救中国!”还有人尖锐地说：“人们在同情和声援王斌余的同时，强烈地谴责那些将王斌余们逼入绝境的权贵黑心贼，愤怒地诘问这种尖锐矛盾下的社会现状如何能够得到‘和谐’，严厉地声讨对包括广大民工在内的极弱势群体的生存根本不予保障的现行制度和法律体系。” 的确，农民工是当今我国重大的社会问题。社会能否和谐稳定，要看我们对这个问题解决得如何。 由王斌余身上爆发的问题，绝不仅仅是一个孤立的事件。也不是个人的悲剧，而是社会的悲剧，时代悲剧。在王斌余事件发生的前后，还不知道全国会有多少类似的事件。更多的是王斌余们的被打杀。《楚天金报》2005年9月10日报道，“9月8日20多名在云南打工的湖北民工，在向包工头讨要工钱时遭到多名手持凶器的歹徒攻击，一名湖北孝感籍民工当场被殴身亡，5名民工重伤。”《广州日报》2005年8月21日消息，来自湖南的民工彭某，与他的几名老乡正在吃晚饭时，被10多名男子殴打。结果彭某因抢救无效死亡，5名民工重伤。事件的起因不过是彭某向他原来的老板讨要100元欠薪所致。”据《昆山视窗》网站消息，2005年1月8日在无锡市东林广场六塔发生了黑社会劈杀讨要工钱的无辜民工的事件。当手无寸铁的民工们拿着证件去领取他们一年劳动所得的时候，做梦也想不到厄运突然降临。20名手持古巴刀的黑社会分子早已设好鸿门宴等这一伙无知的民工们，进去一个砍一个，鲜血溅满了办公室和门外的道路。……”这就是今天中国千千万万民工们面临的危境。勿庸讳言，这些问题决不是个人之间的纠纷，而是一个劳资关系问题，阶级斗争问题。不过这种阶级斗争是资产者居于绝对优势，对弱势劳动者所进行的罕见的残酷剥削与压迫下的阶级斗争。使人感到它带有相当浓重的封建性野蛮性的色彩。对此我们必须正视它，勇于承认它，把它当作一个整体问题来解决。仅仅应付式地解决一些枝节问题是没有用的。 农民工是在当前我国特有的历史背景下，也就是“三农”问题尚未解决的情况下出现的。它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中最庞大的劳动群体，据称人数达到一亿左右。同时，不能否认它又是劳动条件最恶劣，劳动时间最长，最苦，最累，充满危险，待遇最低，且最受卑视的劳动群体，是名副其实的弱势群体，是处于社会底层的不幸的一群。 但是，千万不要忘，他们又是在我国社会中居于重要地位，贡献很大很大的人群。试看我国大小城市，那一座又一座巍峨的高楼、工厂、立交桥，一条又一条高速公路、地铁，哪一处不是他们亲手创造的呢?哪一座建筑物没有他们洒下的鲜血和汗水呢?那些使我国被称为“世界工厂”的大量出口产品，哪一件不是出自他们的劳动之手呢?那些出现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以及各大城市的繁荣，哪里能离开他们的贡献呢?但是，他们的劳绩得到应有承认吗?他们受到的待遇合理吗?他们过的是人的生活吗? 这正是当今社会不合理的地方，令人想不通的地方。即使这样，你到时候给人发工资呀!还要变法儿克扣他们一点点可怜的收入，工资不仅不按月发放，年终也不发，这不是耍无赖吗?甚至还要行凶打人，谁见过这样丑恶的强盗资本主义呢?然而事实如此!近年来虽然政府对此三令五申，也并未得到彻底解决。这正是王斌余事件发生的原因。悲剧也正是由此产生的。事实的严峻性已向我们宣告：这个社会已经倾斜得太厉害了，一个被压迫的阶级正在死亡线上挣扎呻吟，不能正常生活下去了。作为执政党再不进行阶级关系的调整，已经不能继续下去了。近年来，在珠江三角洲等地出现的民工荒，是一个警号，已经说明再不改变现状，经济的持续发展是不可能的。 为了调整阶级关系，使社会比较平衡比较和谐地向前发展，必须解决一系列思想、立场和政策问题。 首先就要端正对农民工的认识，要给这个劳动群体定位。应当看到，在当前我国城市大发展，农村有庞大剩余劳动力情况下发生的劳动力向城市大转移，是历史的必然。事实证明，农民工在我国现代化事业中已经做出并且还要继续作出伟大的贡献。应当承认，他们已经是我国伟大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我们必须把他们当作工人阶级的成员，而不得再有任何轻视和卑视。把他们看作是“乡老赶”、“打工仔”、“下等人”是完全错误的。既然他们已是劳动大军的主体，是国家的领导阶级、国家的主人，我们就必须认真解决他们的问题。 第一，必须改善和提高他们的待遇。应当承认，目前他们的工资实在是太少了，太低了，他们吃的是最粗劣的伙食，住的是十几人甚至几十人挤在一起的垃圾窝，简直太不像话了。除去很可怜的工资外，几乎再没有什么福利。以王斌余为例，他开始在天水打工，一天工资才11.5元，扣除4元的伙食费，仅拿7.5元，每月不过300多元。即使按每天20元计算，月工资不过500多元，这实在是一种罕见的超额的剥削。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残酷剥削也不过如此。在现代文明社会中是决不允许的。我们应设身处地为他们想想，这些人都是远离家乡，抛妻离子，既无法照顾年迈的父母，也不能抚育自己的子女。还有些夫妻双双在外打工，把孤苦伶仃的子女留在家中，无人管教，这些子女被称为“留守孩子"，据称全国有一千万人．亲人缺失的伤害无法弥补。试想他们付出了何等的代价?现在这样低的报酬合理吗?据鄙人拙见，凭他们劳动本身的苦重和他们付出的沉重代价，每月的工资至少应达到1500元，才勉强说得过去。 第二，应严格重申《劳动法》，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现在农民工的工时实在是太长了，一般从早晨六点干到晚上六点，至少12个小时，有的甚至14个小时，和旧社会差不多。这种苦重的劳动，简直是常人无法忍受的酷刑，是对生命的严重摧残，也是工人对生命的透支。一个生龙活虎的年轻人，干不了几年就“报销”了。更不要说那些遭受各种残伤的人留下终身的不幸。这种野蛮的剥削制度，实在是违背人性的不人道的。八小时工作制，是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压迫下长期斗争的成果，到现在已经实行了一百多年了。我国在新中国建立后即实行了这个制度，并行施了多年。这是见诸《劳动法》的明文规定。为什么现在不执行了？这不是大倒退吗?为了爱护劳动者的生命，为了保持劳动者持续劳动的能力，为了国家进一步的发展，必须对此重申，无论公私企 业，都必须严格执行八小时工作制，违法者应当受到惩处。不得任意加班加点，偶尔加班者，必须付加班费。 第三，必须严格执行劳动保护制度。在工业战线的众多部门中，都不免发生各种职业病及因工致伤致残。为了爱护劳动者的生命和健康，维护其继续劳动的能力，没有一套严格的保护措施是不行的。现在许多厂家，为了追逐高额利润，根本不顾工人死活，故意不与工人订立劳保合同。伤残没有人管，还要自己花钱到医院看病。有害的劳动条件造成的职业病，更是比比皆是。据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提供的材料，我国已有两亿人受到职业病的侵害。广西职业病研究所所长葛宪民说：全国有害有毒的企业已超过1600家，受职业病危害的人群也超过两亿人。我国职业病危害接触人数，职业病发病例数，累计病例数和死亡数，均占世界第一。这还不严重吗? 第四，必须把农民工所在之处的工会切实组建起来。在当前农民工自身的权益屡受侵犯的情况下，必须建立起自己的工会组织，以维护自己合理合法的权益。这对保持社会力量的平衡和稳定，促成社会和谐发展是不可少的。即以王斌余事件为例，如果有工会组织，王斌余的问题可以向工会反映，由工会出面与老板谈判，商讨合理的解决办法，王斌余也就不致于登门讨债，引起那样的悲剧了。一句话，必须赋予农民工主人翁的地位和民主的权力，使他们有说话的地方，有解决问题的地方。这是解决农民工问题有决定意义的一环。某些私营企业抗拒成立工会的，应进行严厉警告。同时农民工本身也应深切了解，民主不是恩赐的，是需要提高自身的阶级觉悟，加强自身的团结，挺起腰板，积极斗争才能实现的。 以上不过是一点初步设想，也是《劳动法》范围所规定的。但能否实现，关键还要看权力部门的态度。也就是说还要解决一个屁股问题，即屁股坐在哪一边的问题。如果屁股坐在广大劳动者一边，坐在受压迫的农民工一边，解决上述问题会是顺利成章的；如果屁股坐歪了，或只是口头上坐在农民工一边，而心眼里是傍大款，唯恐与资产者追逐的高额利润的目标相抵触，那事情就难办了。例如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这本来是一个不应该发生的问题。我们是社会主义的法制国家，无故拖欠农民工资，是违法的，是流氓无赖行为，是应当绳之以法的。事实上政府对此也发过号召，做出过规定，也有劳动的调解机构和法律机关，但却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这就是端正立场的问题了。一个执政党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长期拖下去，难免就要失信于民了。 至于对王斌余案件的处理，也有一个立场问题。如果按抽象的法的概念看问题，杀人偿命是自然的，如果按科学的世界观看问题，真正揭开问题的实质，第一，老板对王斌余欠下的血汗钱硬是一拖再拖，耍赖不还，还纵凶聚众打人，是造成悲剧的根本原因，老板应负主要责任；第二，因为欠账不还，劳动所得落空，王斌余事先曾找劳动仲裁机构和法院，它们都互相推脱，致事态越来越严重化，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也是造成悲剧的重要因素；第三，才是王斌余的个人过失。由于他年轻，别人欠债不还，使得他无法生活，还打他，污辱他是狗，他无法忍受了，对暴力起而反抗，产生了错误行动。实际上他只能负三分之一的责任。如果要判刑，那个拖欠工资不还的老板也应当同时被判刑。仅仅把王斌余判处死刑，那就是把三个因素造成的悲剧让他一个人承担了。这显然是不公正的。同时，应当深刻理解，我国的根本性质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法不是抽象的法，不是超阶级的法，更不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法；我们的法是人民民主专政指导下的法。我们的法，如果不能维护广大劳动者的利益，不能维护那些受剥削受压迫的弱者的利益，就是失职了。因此，综合整个悲剧因素的造成，判处王斌余必要的徒刑是合理的。要知道千千万万老百姓都睁着眼睛在注视着这件事，考验我们的法律是在维护谁!
房地产金融高峰论坛的郎咸平发言
主持人：我们非常容幸地请到了两位重量级的嘉宾为我们做主题演讲，一位是郎咸平博士，郎咸平博士是美国霍顿商学院，香港中文大学首席教授，是近年来世界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第二位重量级嘉宾是铜锣湾集团总裁陈智先生他现任中国商业联合会副会长，中国商业地产联合会主席，陈智先生从1996年起就在中国提出了Shopping mall的概念，今天我们还要请出几位合作单位和大家一起分享两位嘉宾和他们平时在自己的企业运营中的一些心得。 郎咸平：这是一个很沉重的题目，沉重到什么地步呢？各位回想一下，我国这么多民营企业家，基本上不是房地产商就是投资巩固商。一个国家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以民营经济为主导的经济结果并没有看到我们的经济体系出现像三星电子等等具有竞争力的行业，而是不断地在房地产行业里面打转转。我很有幸最近访问了两个城市，一是银川，另外是一个非常大的城市是武汉。银川在上一届的领导领导下小而美，这次我去了以后领导改了思维要发达一个大银川，要以房地产拉动银川的发展。这次武汉市邀请我对武汉市提出个人的意见，会前武汉一直跟我打招呼说请我要骂他（众笑），我不会骂他。武汉也希望以房地产提升发展，在会上武汉市提出一个数据，武汉市的平均房价是三千块钱，并没有所谓的泡沫现象，我当时说可能我这个人才疏学浅，历史上的经济没有哪个是以房地产出现的，这个思维在我们伟大的中国出现了。一个城市连一点竞争力都没有，光盖房子能把经济拉动起来吗？最多拉起来是泡沫而已，这个简单的道理我不理解。 深圳、香港或者是银川，或者是大武汉，我们应该追求什么？我们所应该追求的是这个城市是一个独特的竞争力，以竞争力发展一个城市的未来，这个城市上去了，民生富裕了，房地产是一个后续的工作，要发展一些配套的措施，房地产推出来才有人去买。这个过程如果颠倒过来，拿房地产作为增长产业将会是什么代价？到最后你会发现房地产的泡沫反而阻碍了这个城市的发展。 举一个例子，大上海的发展，上海的房价之高是不可想象的，对于一个银行而言，他要设立一个办事处他到底是去上海承受两三倍的高地价还是干脆去北京算了？这个浅显的道理说明高房价所带来的只是一个表面的问题，你看那个城市发展是红红火火的，背後是城市的竞争力不断上升，我不敢想，小小的城市每平方米三千，我想谁买得起来？他们说好卖得很，我听了都难过，这个都是炒作。以房地产发展经济水平这是极其危险的。 我们对于房地产行业寄予太多的厚望，缺乏行业的组织，更多的是缺乏一个主要的思路。我们很浅显地认为这个城市短暂的繁荣最重要，短暂的繁荣当然可以靠房地产，对各种原材料增加内需，各个行业短期内看起来是很红火的，但是长期之下怎么办？这个城市的经济能力在哪里？话说回来，这一次香港的立法局代表团来到深圳跟广东其他城市很激动，说我们是否应该把制造业再引进香港？谈了很多很奇怪的话题，香港一些比较专业水平的理解提出一个批判，就是“回答我，除了中央政府替你搞的拉动你的零售业的条例之外，你有什么样的竞争力？香港有什么广东省没有的竞争力？”没有一个竞争力的城市如何长期地打算和发展呢？这是一个极为重大的问题。 我刚才讲的是一个宏观格局的问题，但是这个房地产问题要落到实处，到底这一次的宏观调控对我们房地产业是什么样的调整和什么样的思维过程？我们讲房地产本身我想说明的问题是思维层的问题，我觉得我们的方向总的方向是错误的，全国的房地产是非常危险的，这几年我从来没有对于国内听过国内有三星、通用电气跟他们学习他们发展的行业，我没有听过一个城市谈过这个问题。甚至在大上海地区“科教兴市”，对于这个话题我在上海演讲，我说科教兴市的本题要搞清楚，科技能不能振兴一个城市。反过来问一个问题，你们认为整个浙江地区、大上海地区的高科技发展是怎么发展的，除了本地高科技产业以外，不可讳言，台湾的IT产业大逃亡到大陆，是一个重大的转机，你们认为像这样的行业在国内是有前途的吗？台湾的IT行业为什么会出逃到大陆？这个理论我们一直没有谈过，事实上这也是大家关心的话题。 我最近做了一些比较重要的案例，我们发现这个现象是值得我们各省市注意的，尤其是这些希望发展房地产的，连浙江省、大上海地区以IT产业为主导的长三角地区我认为他们面临很重要的危机，我拿三星电子和台湾的IT行业做比较，三星电子最后展现的实力有几项？第一，他有上下整合的价值力，第二，他有全世界13个全球设计中心，三个设计学院，专门设计产品的外观，才能席卷市场，他还有很好的价值链，利润特别高，他有成本低，他有特殊的结构，让他的创新能够随时随地地得到保证。所以在他十年之内超日赶美，两千年财富派名他排95名，三年跃升了六十多位到三十几名，在国内我没有看到如此成绩的公司。 台湾IT产业出逃大陆是为什么？台湾是以机电为主的行业是搞了几万家，像这种分散式的手法，导致的结果是三星的优点都没有了，因为你太小没有规模的，没有价值整合、创新也有问题。出逃到浙江省干什么呢？很遗憾的是接近生产者、接近消费者、接近市场。IT行业最后的宿命是和传统行业一样，以追求接近生产与市场来降低成本，这还有什么长期竞争力？在这样一个竞争力逐渐衰退的国内，竟然要以房地产为主导取代所谓的IT行业，我们没有认清楚事业的本质，国家要长期发展，所需要的不是房地产，而是像三星这样的企业，如果以浙江省、上海市而言，如何能够主导IT行业的发展，让IT行业重新拾回他所有的竞争能力，和价值链的整合，和创新、规模经济，才能重新登上世界舞台，才能重新拉动这个省市的经济。 今天大家看到广东省的发展，你们认为民营经济带来的是永续的经济繁荣吗？这样想就大错特错的，广东省目前所面临的困难是各个市县独立发展，为了发展而发展，到最后广东省是全国少数省份低水平重复浪费的经济太多，每个城市都做一样的东西，思维都是惯性思维没有任何的变化，我们没有看到一个规模经济的整合，所看到的是各省、市、县另论低水平的充分浪费发展。 我们今天有太多的数据证明中国的经济是全世界最浪费的经济，我们的能源使用率浪费是日本的九倍，你的富裕程度比得上日本吗？你是欧洲的五倍，你的富裕程度比得上欧洲吗？你是美国的2.9倍，比得上美国吗？为什么造成这种现象？是因为我们的主导政策方向是有问题的，我们很少认清楚事物的本质，都是一窝蜂地冲向房地产市场。 以前温州有一个“温州奇迹”，现在什么状况呢？温州派名从过去的榜首目前落后到最后，温州商人勤奋吗？非常勤奋，赚钱非常品分，也是温州几大行业是怎么出来的？卖钮扣和打火机。多少钱卖一台？赚几分钱勤勤恳恳搞那个积累，规模太小，没有竞争力，赚了钱就到大城市去炒房地产。我们作为农兴社的改革怎么改？要股改，要自负盈亏，你以为你引进了美国的思维吗？农兴社可以股改可以做自负盈亏吗？这结果是农村的资金大量流入房地产市场，都不晓得为什么。养猪贷款两三千块钱，对银行没有多少钱，银行要派一个人去看，去看的车费超过了利息收入了，这么高的交易成本不可能交易的。农兴社吸收了农村的存款以后，钱不再回到农村，回到哪儿去了？就是我们现在最关心的话题，都去炒房地产了，农村资金不能回炉的结果造成高利贷盛行，甚至25％的高利贷是四分利。让大家感到更为忧心的是87％的高利贷不是用来再生产，而是用来上学费、看病、吃饭等等永远没有偿还能力的，这样的农村经济不担忧吗？ 中国怎么发展农村经济呢？我看到太多的房地产，各位你们走一走上海市的高速公路、北京市的高速公路，你看看旁边两边的路标，都是大的房地产的开发，甚至到北京市也在农村地区开发了一个四合院，你们认为这代表什么意义呢？这代表今天中国的资源通过各种管道严重地被误导，竟然是以房地产为主导的经济，这个误导是惊心动魄的。 我觉得从高科技而言，从温州现象而言，从广东而言，你发现或者整个大农村而言，你发现都是毫无例外的，以房地产为主导的市场，甚至这么漂亮的小银川市也想以房地产为主导，这么大的武汉市也想以房地产为主导，你说我们这个国家未来怎么办？ 五到十年下来，讲到一个最好笑的话，谁还有钱去买房地产？这个道理大家看不懂。我们今天的购买力不是房地产创造出来的，而是过去二十五年的改革开放创造出来的，一起投入到某一个行业里面造成必然的现象就是行业的泡沫化。如果全国房地产崩盘怎么办？有人说不可能，台湾发生过、香港发生过，你说那时候怎么办？香港发生房地产崩盘就在97年，当时香港非常担心金融体系的崩溃，香港有很多的负资产，到了负资产时代最好的做法是不还贷款，房子给你算了，我也不干了，银行就成了受害中心，造成大量的坏帐积累，造成经济崩溃。为什么香港安然渡过这一关？香港人做事勤勤恳恳，他可以扛这个债，他可以上街游行，对政府不满，但是可以扛，扛到最后的结果是银行体系的崩溃。可是我问在座的各位，在国内你扛不扛？如果国内崩盘国内的来百性会像香港老百姓一样扛着吗？我讲一句不客气的话“你认为国内刁民多不多？（众笑）”我们有一个政策如果贷款还不清楚都不能拍卖，这是在刁民的政策上继续培养刁民，这样走下来谁来负担这个结果？我们看到这个讲话是很好笑，各位了解是我们的银行要承担风险，到时候金融体系的压力不仅仅是一个坏帐的问题，而是整个金融体系的全面崩溃，如果有房地产的泡沫的话。虽然这个现象并没有在香港发展，因为香港的老百姓和其他老百姓不一样，这么多的问题放在眼前，这么多的问题放在眼前，政府该如何处理？ 中国是这么大的幅员，我们最危险的就是我们的惯性思维，你既然发现就好了，我无论到西区到宁夏，东到东北，还是到南方，你发现各地的政府都是一样的，如何发展房地产振兴经济，如果全国只有一两个城市这么做没有问题，如果全国都雷厉风行我刚才跟各位讲的预言就会出现。 在生产力停滞不前，只发展房地产的时代，房地产的泡沫所带给我们的是立即的经济危机。而且我们的房地产市场再加上一些炒作的问题使得情况变得更为复杂。我们这个房地产是一个很畸形的房地产，叫做“深圳学香港、广东学深圳，沿海学广东、全国学沿海”，就是一种最助长炒作风气的房地产，从香港学来的，卖楼花。允许像香港房地产商一样，先卖十套，高价卖出，制造泡沫，还有所谓的商品式住宅，等等这都像香港。可是你跟香港不一样，为什么跟香港不一样。最近香港法院宣判一个地产代理商判罪，他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为了卖房子，他说最近很多大陆的表叔买了我们十套的房子，这是一个宣传的手法，在国内看起来没有什么，但是在香港是违法的，所以被法院起诉判刑。请问我们国内还有没有这种司法制度？你引进的香港的楼市，香港本来就是一个风险大，这是一个炒作的过程，大家都很清楚。至少香港还有那么一点点比较公平的法律，这比内地要公平一点点，你还能压制他们的炒风，你披露不实消息还有可能被起诉，但是在国内连这个都没有。 而我们所接触的房地产就是这么样的一个市场，我们政府怎么处理房地产的问题，谈到这个问题我必须要告诉各位，政策本身好坏，当时我关心的话题，更重要的话题是到底政府向银监会这些官员怎么看这个市场我是最关心的，2003年的宏观调控我是比较赞成的，那是一种所谓的行政手段的宏观调控。为什么我赞成？因为今天中国的经济体系是一个很奇怪的体系，是全世界很独特的体系，是一个二元化的体系，我们常常看到报道说过热，或者说是过冷，这两个是不太全面的，最全面的说法是在中国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是同时并存的，这两个现象只要你使用金融的宏观调控就会进一步恶化这种情况。我给各位举一个例子，大家知道我的习惯，我的一切公开发言绝对是以我个人的经济学涵养来做发言的。2003年我赞同政府的行政宏观调控，2004年利率的问题，我是双手双脚地反对，当时跟我持同样观点的还有社科院的金融所的所长李杨（音），我为什么要反对？就要因为中国是一个二元体系的金融体系，任何金融政策都会失效，这是一个本质的问题，提高利率0.27％，我们有70％的贷款是政府的贷款，其他的是非银行的企业机构贷款，这里面由国营企业为大多数，这些企业和地方政府对利率是绝对不能改的，这次为什么2003年要针对地方政府的胡乱建设要进行调控？因为这些有了政绩工程的太多了，低水平重复浪费，涨了一点他就不借了吗？不要说2.7％他照借，27％他还是要借，因为他觉得还不起就不还嘛。你用利率来做调整本身就是一个失误。 大部分的民营企业大部分是靠地下金融，因为在亚洲国家都是这样的，比如说在台湾，你不借可以去标会，会反映所有未来的金融，如果调整了27％地下金融是涨了四倍，如果涨的结果是立刻打击了民营企业，利率一跳绳，通货膨胀部门急需解，通货紧缩部门继续打击他们，他们就会更进一步地紧缩，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公开反对银行的政策，因为二元制体制的任何金融政策出发都会恶化这种二元化。同时更重要的一点，是去年年底我就透过媒体公开发言，利率上升的结果必然导致未来汇率上升，我很不想说下面一句话，不是我聪明，这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学常识。利率行生和户率上升是非常挂钩的。汇率跳绳以前人民银行是如何向大家保证说不会调汇率，但是在5点钟突然调了，你认为你是打破市场的预期吗？你错了，你不但强化了市场的预期，还打击了你在公众心目的信誉。我请问你，一个信用破产的政策你认为有人听吗？你保证的结果是全国老百姓都认为是不可信的，全世界都知道你会再调的，因为你已经把你的信誉破坏掉了。 汇率的调整结果是如此之严重，我都不知道。我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了。我虽然是一个香港学者，但是我自己本质是一个中国人，我对于政府信用的维持我比任何人都忧心忡忡，政府的信用太重要了，包括这次股改，为什么我会透过各种管道，包括内参包括其他的管道表明我的反对立场，因为你破坏了政府信誉，什么叫正确的股改？在我心目中，我拿实际数据说话，股改做得最成功的是英国，在撒切尔夫人时代，国有企业转成民营化的时候他采用了三部曲做股改，第一部在国有股权结构不变的情况，用置业经理人。第二步，这些经营好的国营企业能股改，为什么？像我们中国一刀切全部股改不是很好吗？我最反对一刀切，英国人为什么那么做呢？我告诉你这就是英国政府的睿智，他很清楚地知道股改代表政府的信用，所以英国人知道最好的国营企业进行股改，英国老百姓知道每一个国营企业股改以后这是英国政府企业，买的以后一定能够得到很好的利益，而我们中国的股改都可以股改，老百姓买了以后怎么办？国家一定要给，到时候怪谁？怪那个背书的人，你为 什么要推出股改？股改本身又是进一步破坏政府的信用度。 汇率政策也好，利率政策也好，股改也好，本身承诺不承诺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你已经把一个最基础的问题已经点出来了，就是政府信用何在？如何再能够在经济领域里面能够利用政府信用主导经济进一步发展？告诉我。下一次政府再推出任何股票市场政策老百姓怎么想，老百姓不会认为你替我着想，又是某一位官员要为了个人的前途又要推出新政策。汇率政策下一步该怎么办？这个时候政府还能够信誓旦旦地说我保证不调汇率这是不是又骗我一次？你越讲声音越大我就越知道升值，你是不是很清楚地告诉全世界你的汇率要升了？没有人相信你讲的话，因为你的信誉已经破产了。 这种信用缺市的金融政策是我最忧心忡忡的。这一次的宏观调控我不知道从何说起来，我感到最遗憾、最无力感的，你们也有同样的感觉，等你们今天听了我的演讲以后我保证你们后悔听我的演讲“死郎教授，不来听演讲，本来过得很好，什么都懂了以后日子很难过的。”（ 热烈的掌声） 我本人是纯正的金融学博士，我是大众化地区第一批金融博士，我很遗憾地告诉各位，我对政策的走向没有一点的影响力，无法拨乱反正，只能看着他走下去。甚至我建议过政府这些点错了，2004年4月?2005年7月，透过直接投资和贸易顺差的是有1500多亿，有另外1400多亿美金不知道怎么进来的，这是我的一个名言“国际炒家的水平炒作水平之复杂是你无法想象的，不要小看他，太太厉害了。”你不知道钱怎么进来的，这些才是你汇率压力的主流，不是贸易。什么叫汇率？是各国政府为了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这叫汇率。（众笑）今天对汇率最大压力的是，银行的破坏信用式的政策，我郎咸平看懂了，国际炒家所罗斯比我聪明得多，我当然看得懂。银行已经明确地告诉大家，我不调整，那就是要调整了。 你要怎么打击他呢？我曾经给他这个建议，我贬值2?3％，我撑你三个月，因为这个资金是非常规的，按照国际惯例你很难撑上3个月，当你不得不走，到时候我再调回来不行吗？你只有透过这种方法跟国际炒家斗争的方法你才有可能让国际钱慢慢流出。你现在的走势，未来的汇率让我感到忧心忡忡，而且虽然我们没有日本的《广场协议》，但是我们实质上的内容就是广场协议的内容，汇率只要一旦被突破就停不下来了，这是在国际金融学上面，你只要做过国际的学术研究就应该知道的结果。汇率只要政府一放弃决心，汇率一动，各钱一流入你就再也停止部分压来了，这是日本为什么能够在90年代完全拖垮日本的经济。 今天我很担心我们们的中国重蹈覆辙，我们如何了解我们的未来？我今天说这个话你们在座的人会认为我偏激，郎教授你为什么总是要点出这么锐利的话语？一针见血？因为十年之后，这段历史一定要被检讨，而且是非常深刻地检讨。 今天我跟各位的谈话，我是用心在讲这句话，而且我是用最简单的几个观念跟各位做沟通，我要让大家知道，未来我们经常担心的，银行说了一句话我又在公开场合表示我的反对，那就是我国的汇率政策更加浮动化、自由化，因为银行要把汇率的风险从自己的肩膀卸下来，给谁呢？给你。我的答案是：凭什么。凭什么银行可以卸下来。我现在非常清楚我的观点，银行必须100％承担汇率的风险，不能卸，这是党和国家的责任。为什么这么说，我们中国没有资格搞浮动汇率，中国13亿人口在内，包括我在内，有没有一个外汇操作的高手？我们中国的人才济济，银行有两千个经济学家我认为都是很优秀的，但是没有一个外汇操作高手。所罗斯能够短时间打败一个银行，银行算什么，外汇一开放就会陷入危险，你太大胆了，我们连外汇的汇率都没搞清楚就开放了，太大胆了。为什么美国、日本、欧洲可以搞浮动汇率，因为他们的工厂都有外汇对冲机制，而我们国内没有一个公司知道怎么做外汇对冲，所有的风险由中国的企业家来担，这公不公平？ 目前我们汇率上下的浮动是极为历史性的巧合5％，请问各位你们制造业的利率是多少？5％了不起了，所以一个聪明的外国政府可以用压迫你升至5％，或者贬至 5％。升至5％中国的外汇企业全部被你扫光，贬至5％进口企业全部都扫光了，一上一下全部都没有了，因为你不知道怎么对冲。你想承担风险吗？你承担不了，你要做外汇对冲，要有银行的工具，远期外汇的对冲近期外汇的对冲你们都搞不清楚。 我是用心来谈问题的，我对我国的汇市、金融市场、股市感到非常地痛心疾首，除此之外我不知道怎么谈自己的感受。金融政策还有一个原则，美国人、欧洲人、像这样的经济学家已经做了上万篇论文，有一个结论，金融政策本身切忌大起大落，因为金融政策什么时候有效果不知道，效果多大不知道，这是最危险的，任何政策比如说农业政策、工业政策都可以调整的，金融政策不可以。政策一出来，什么时候有效果你不知道，效果多少你不知道，这是最危险的。 从去年开始，我们一直有对于房地产的宏观调控政策出台，一直没有效果。并不是没有效果，而是效果什么时候出来你不知道，一直推出政策，越来越严的政策。我再反问一句话，如果这些政策在同一个时间一起爆发呢？那就是经济箫条了。我希望不会走到这一步。如果金融政策切忌大起大落，切忌调整，你说应该怎么办？所以这是一得值得大家深思的问题，我们今天很简单地认为我们国家已经跟别人接轨了，事实上你想得太单纯了。金融是最难接轨的，难到什么地步，难到金融可以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日本90年代的危机是什么造成的？日本整个产业界的崩溃是怎么造成的？不敢讲全部是金融，至少金融是一个重要的主因。 我跟各位讲一个很可笑的故事，我们今天中海游要收购美国的尤尼科，我本人很激动，我们确实需要海外的油源，因为这是美国政府对付中国政府很重要的一个手段。我在很长一段时间我就明确提出来不可能成功的，怎么可能放弃制裁中国的机会呢？并不是我是一个语言家，是因为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日本在80年代末期收购的洛克费德（音）中心，那时候美国在闹 “第二次珍珠港事变”，美国人听到很分路，代表我们美国人精神的“洛克费德中心怎么能卖给日本人？”得意洋洋的小日本以为真的收购了，结果《广场协议》之后，日本的地值升值了一倍，日本产业垮台，当初收购“洛克费德中心的不得不*价卖给美国人，在产业界美国不是你的对手，房地产不是你的对手，但是只要他执掌金融的优势，他可以玩弄你于股掌之上。金融政策是不能犯错误的，我有请央行要有一个理论，如果没有100％的把握，金融政策不能动，只要一动，上面一错下面就有连锁的很多的错误。农业政策、工业政策上午错了，下午可以改，但是金融政策上午错，下午就有百亿千亿地损失。政府对金融政策是非常谨慎的，我们是非常不谨慎的，甚至用楼市做金融政策调整。 你们都在深圳地区，如果我是国际炒家我会不会选择深圳？我会不会选择广州、上海、北京？而且我资金量不是很大，只有几十个亿，我不选这些区域，我只选大上海地区。深圳没有所谓的市中心，而且市中心都是大家不想去的地方，你想住在福田、华侨城、香蜜湖等等这些地方，几十个亿要炒不容易，广州有一个市中心？你不会住的，你住天河、番禺，北京市中心有二环，天安门那里，你不会去住的。他会住在三四环之外，包括北大、清华区域，还有亚运村工体等等那些地方。而上海不一样，上海人问他要不要在上海郊区买一个别墅？要，但是他还要在市中心有一套房子，最好是走路去逛街、按摩、桑那最好。那个地方的土地供应量非常少，楼盘非常少。如果国际炒家要从中大赚一笔这是最好的区域，你可以用少量的金钱拉排股价，我没有明确的数据。我当时为了做上海的这个节目的时候对很多的房产代言做了调研，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有大量的香港资金成片地，房价走势和2003年的H 股走势是一样的，炒家一起炒的，开始的时候是很低迷的，到了年底的时候已经开始大丰度地上升，尤其是去年的年初开始上升，靠近2月的时候，一两个月之内楼家上升2、30％，不可想象，套现完成卖给老百姓，国际炒家都走了，到最后推出一个政策，很严厉的政策，说2年之内要托收是多少，还有房子要先还贷才能再卖，这些政策不能说对与不对，该调的对象没调到，国际炒家走掉了，宏观政策一出来他就走了，因为政府什么时候要调价他太清楚了。一个国际炒家会在政策出台之前立即走人。由于内环的房价大幅地升值，旁边的房子是水涨船高，按照比例而言，内环跟外患之间的泡沫是最多的。我当时在上海做的电视节目也想这么讲，如果宏观调控的话内外环的调幅是最大的。 这个现象造成到最后什么结果，印证了我开始讲的，高房价所带给这个城市的发展是一个障碍，而不是一个激励。到现在来看，整个内环的房价高达3?4万一平方米，有多少人能够承受？多少住户能够承受？上海怎么发展？发展成物流中心、金融中心吗？不是说不能，你何必多一个麻烦，多一个高房价的麻烦，让你做什么事都很困难。每个人的消费习惯不是取决于赚多少钱，而是取决于你的财富效果，如果泡沫一起来以后，财富一增加，虽然房子没有卖，但是你感觉到财富增加了，你的消费增加了。你只要下一个毛毛雨，到这个地步，整个城市的发展方向是跟者泡沫走的，这太可怕了，你怎么整治泡沫？打光泡沫这是很好的，但是上海老百姓消费习惯要大幅度减少。金融政策，效果怎么样不知道，因为打压房价本身代表的经济意义不是房价要下跌，而是当初的财富效果受到打击。城市的消费习惯要改变，改变多少不清楚，既然搞不清楚就要谨慎。 第一步不能让房价上升，等到最后你的金融调控手段是因为国际资金撤资以后再来处理，这就为时已晚了，这个时候你发现技不如人，你不但在房地产方面技不如人，你在利率方面、汇率方面其他方面都技不如人。这是什么下场？在我们大清王朝时代，传击炮队技不如人要签订上千个受辱的条约，而现在的金融手段技不如人你一定有大量的企业要倒闭，这是一定的。政府在这方面的功用太重要了，我们说政府要退出经济领域，那是美国，美国队经济领域掌空非常严格的，如果他要退出的话怎么对经济这么重要，政府介入经济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你怎么做调控。 我在上海的时候，我的一些学生比我很有成就的，都是一些地产商。当时信心满满觉得没什么了不起。我说你们要了解，按照这种宏观政策走下去，哪一种企业能够成长？低成长、低负债，高现金流的企业能够成长，所以不要老搞小公司。我讲了以后他听了很感动，可是晚上腐败一次就忘了，上个月我又做了一次演讲，那批同学又回来了，说老师又忘了。说今天宏观调控出来了，像你所预测的一样，他说现在怎么办？我说现在来不及了。我跟各位讲，如果按照这样的走势下去，我们的房地产公司至少到80％，我们现在是小而全，将来的80％要被专业化的服务行业所取代，你是否考虑学习一下美国的经验，或者欧洲的经验，成立一个所谓的专业化的房地产的服务公司，比如说装修什么的，目前也有这方面的，你们思考一下。去上网查了一下美国专业服务商的格局。 我要跟各位讲一下我的结论，今天我们谈完了整个金融政策的思维，金融政策造成的打击还不是最重要的，我觉得对各位影响最大的是银行或者主管当局的思维怎么样，如果他的思维是我所讲的一种信用破坏式的思维，一种卸下担子的思维，一种把风险转给公众的思维，我告诉各位，你今天的日子一定要比明天更愉快（众笑），明天会更艰难。而且很大一部分的压力来自于我们金融政策的主导。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替各位感到忧心忡忡，我对这一年推行金融政策感到痛心疾首。 （大家热烈地鼓掌，要求继续演讲下去） 谢谢各位热情地支持，我的推论都是按照自己的经济学的素养推论出来的，大家千万记住我是金融学博士，我也希望今天的演讲能够给各位带来一些企业业务方面的警告。给大家提三个问题。 提问：我是深圳晚报的记者，想请问教授一个问题，一直以来大家都说深圳的房地产是健康的，您是否认为这样呢？ 郎咸平：我碰到一个现象，这次宏观调控在上海造成一些影响，每个月的成交额一百件都没有，这种少量的成交额无法主导价格，因为价格的变动要靠交易来变。现在市场怎么做抵制，就是不交易，等事情过了就好了。但是有一些楼盘由于资金链紧张，新楼盘推出以后价格下降确有其事。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市场的反映非常奇妙，通过不交易抵制价格的变动，这会严重对冲金融政策的作用，这是金融政策最难的地方，效果不确定，所谓的靠交易量抵冲价格的变动是一个主要原因，切忌大量使用金融政策。我们发现北京和广东的地产没什么问题，不但没低压还有幅幅地上升，最稳定的大是广东地区的市场，原因根据我们过去看的资料是说1992年开始深圳以及广州的房地产是最早跟香港接轨的，受过打击是最多的，多打几次就学乖了。这里的房地产相对上海而言也比较理智，上海很不幸地成为一个国际炒家的主流中心。人都有一种冲动，一看房价上升，他也水涨船高，但是类似的现象不会在广东出现，因为有地域的特殊性，也不会像上海一样要在市中心居住。这不好操作。 在深圳的房地产没有所谓的好或坏，相对北京或上海而言，他的政府是最合理的。有的时候罗湖地区以一个平均的数量而言，全国最先开始有房地产的地方就是广东，到时候你发现经过几次波折以后，目前房价的走势在全国相对而言是最合理的。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越新开发地区越不合理，像长沙、银川，要开始在那边炒房就很奇怪了，民间的理智思维就会差很多。这是一个好现象，至少在未来的房地产市场，在广东来讲，我不认为会有太大的波动 提问：我想请问一下，央行对房地产的政策调整，他主要是对专业银行。我们国家的金融机构是分业经营的，像信托公司、典当行这两年如雨后春笋一样发展很快，介入房地产很多，资金越来越大。我们金融政策本身有一个漏洞，在这种情况下他本身抵消了政府金融政策调控的效果，请问郎教授怎么看的？ 郎咸平：这个问题问得很大，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举一个例子来说，金融政策调整的效果是什么大，四大商业银行调不调整没太大的差别，因为他们很宽松。我们任何地方都是二元式经济，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国家。只要通过银行体系推出来的政策有时候发现不太有效，我们对银行所扮演的角色责任是不清楚的。最后我们要求说你对中小企业多做融资什么的，他做不了融资，他也不相信你。我们很多的民营企业是老公做生意老婆做帐，谁敢贷款给你。我们银行体系的放贷资金的组成是非常危险的组成，基本上都是以房地产为主的。这就很危险，按照国际标准比例是很低的，50％以下，我们甚至高达8?90％，万一哪天出现一个大变动，房地产大崩盘怎么办？银行能不能承受得住？这就是下一次的金融危机。 银行问题我告诉各位，改不了的。我上次在建行做掩盖，我说你们在做股改是多此一举，解决不了问题，因为银行本身他是一个系统工程。举例来说，你把花钱放在15亿的中国人身上也是一个坏帐，因为国有企业不还钱你能怎么样呢？中国银行到纽约银行做得很好，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纽约人的素质好，大家都想还钱，不还钱有一个很好的法律制度，而中国的刁民又多，又没有健全的法制，想要做好是不可能的。 这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政府要明确理解银行扮演的角色是一个被动的角色，想通过银行做改革那是不可能的。要把整个银行体系的素质弄上去，法制完善以后银行自然会好。为什么美国的银行到现在那么积极地收购中国银行？有时候我们觉得很可笑，我们的银行那么可笑卖给外国人算了。你认为外国人那么笨吗？金融是他们发明的，我的金融博士就是在美国念的。他非常理解银行的好坏是靠经济数值和法制建设，我们今天的经济数字比昨天要好，我们的法制也在推动，十年以后会更好，现在进入中国是最佳时机，因为现在价格是最低的，今后各方面完善了，他们赚钱。他们赚钱了以后我们老爱性会很高兴地说“卖给外国人就是好”，傻，都是靠你把它搞起来的。现在把他们卖掉，十年以后会出现大发展的对象。 我开一个玩笑挖苦挖苦各位，150年之后，你的子孙怎么谈我们这一代的，他说“150年前在深圳那批老祖宗水平是不行，还不如300年前的清朝老祖宗，他们是努力打了败仗才赔外国，150年前的老祖宗别提了，还高高兴兴地把白银送出去”。这是我们银行改革的问题。 提问：我是一名经济学博士。我提的问题是我研究世界五百强，他们有一个词是“专业化”非常强，中国的五百强国有、垄断特别多，民营的五百强一半以上都是做房地产或者是做房地产控股的，他们这种存在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作为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民营企业，要想将来在中国的特定环境下和全球的特定环境下怎样发展？ 郎咸平：这么大的问题啊。世界五百强本身是我们中国企业家的梦想，梦想到病态的心理，每个企业做到一定的时期都想做进五百强，比如说德隆、联想，这有一个思维的问题，你想前进一名都很艰难，因为别人太厉害了。我举一个例子，三星一年之内进上六十名，凭什么？就凭你一厢情愿，凭到处收购兼并吗？做不到的。三星成功的安理会给我们的民营企业家、国有企业家有很大的反思，你自己本身管理策略跟你的思维我们必须要理解，并不是你的资产的合并。我们最大的问题是在于我们的惯性思维很难进步，三星的成功有几个原因，这些成功来给三星是一个不得了的长进。前进了六十名。最近对于所谓的韩国现象大家都很关注，韩国人当初在八零年代末期我在纽约大学当教授的时候我们谈很多的日本企业、美国企业，大家都很喜欢听，我们常常拿韩国企业做对比，一讲到韩国企业全堂哄堂大笑，我也跟者笑，15年以后你还敢笑吗？最近日本希望收购三洋，三星说收购三洋我们不感兴趣，收购SONY我们比较感兴趣。 现在还在搞房地产，还在搞金融控股，人家已经走到了可以收购SONY的地步了，我们还在落后十年二十年，这是我最大的担心。
作者：朱进佳
2005年9月9日至11日，在加影新纪元学院举办的<社会主义2005>论坛，是大马左翼运动的一个历史性聚会。这也是成立了7年的大马社会主义党的另一项历史性创举。虽然到目前仍未获得注册，但是从组织草根社区发展出来的社会主义党，却比任何注册政党做得更多，而现在更把社会主义党的斗争，跟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接轨，走上“全世界工人团结起来” 道路。 在9月9日当天，约有800人聚集在新纪元学院，参加了这次论坛的开幕大会。开幕大会当晚气氛热闹非凡，大人小孩、男男女女汇聚在新纪元学院B座5楼的礼堂，象是出席一场嘉年华会。不同的组织在礼堂外摆设摊子，展示及售卖旗帜、T-恤、徽章、书本、录影光盘等。当晚出席者大多是充满热情的年青人，当然也不乏斗争经验丰富的老战友。 开幕大会于7时20分正式开始。开幕演讲的主题是：“社会主义在今天是否还合时宜？”(Is Socialism Relevant Today) ，五名在仪式上发表演说者，有代表马来西亚职工总会的拉查瑟卡兰 (Rajasegaran) 、澳洲社会主义党的史蒂芬. 佐力(Stephen Jolly)、印度尼西亚人民民主党的蒂达莎莉(Dita Sari) 、澳洲民主社会主义党的约翰. 珀西(John Percy) ，以及马来西亚社会主义党的纳西尔.哈辛(Dr. Nasir Hashim) 。有人打趣说，也许这是职工总会代表拉查瑟卡兰第一次在这样的公开场合上高喊：“社会主义万岁！”( Long Live Socialism！) 最吸引人的，是以印度尼西亚语发表演说的蒂达莎莉，和激情万分的史蒂芬. 佐力。史蒂芬. 佐力在指出资本主义为世界带来的灾难性破坏时，向与会观众肯定，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未来的唯一出路。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国际的工人阶级运动，民族主义无法成功，而国际主义才是工人的出路。史蒂芬也坚信社会主义党是马来西亚未来的希望，因为只有大马社会主义党在这儿反抗资本主义。学生运动出身的蒂达莎莉，惊讶地看到众多的年青人对社会主义展现热烈的兴趣。她分享了苏哈多倒台前，印度尼西亚左翼青年在地下活动的艰苦情景，但是不畏艰巨的精神，把独裁政权推翻。她也相信在帝国主义为世界留下满目疮痍的时候，社会主义是穷人解放的替代选择。马来西亚会场上还可以听到此起彼伏的口号：“社会主义万岁！” 、“人民斗争万岁！“、“国际主义万岁！” 开幕演说过后，是简单的开幕仪式。一群年青人唱着战歌步入会场，穿过观众席，走上舞台，将舞台上一道写着”资本主义“字眼的墙敲碎！过后是由几个青年摇滚乐队呈献的表演。国际特赦组织的成员也参与表演，而霹雳州草根组织Alaigal的成员呈献一部讽刺音乐剧。 在充满欢乐气氛的开幕后，第二天和第三天则是严肃地、认真地针对多个迫切的课题进行讨论。整个论坛中的8场讨论会，吸引超过一百人挤在小小的讲堂内细心聆听，并参与讨论。这也许是第一次在马来西亚，有那么多的大马人，跟来自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日本、韩国、澳洲和英国的同志，公开讨论关于社会主义的课题。 第一场的讨论会，是<全球化：资本主义与其反弹>( Globalisation：Capitalism and Its Resilience) ，主讲人是大马社会主义党的古玛医生(Dr. Jeyakumar Devaraj) ，和来自英国的罗宾. 杰米森(Robin Jamieson) 。主讲人针对削弱工人阶级的课题进行分析，论述了全球化如何把民族国家变得不再重要，而私营化、贸易自由化和无规则化的市场原则占据主导。主讲人确信资本主义已经是在垂死，而工人阶级的斗争将会升级，但是这将把我们引领向社会主义还是野蛮主义，就要视我们到底在建立社会主义人民运动上尽了多少的努力。 第二场讨论会<新帝国主义：美国能否被阻挡>(New Imperialism：Can the US be Stopped) ，主讲人是来自泰国工人民主的Giles Ji Ungpakorn，和本地政治评论作者范佑登(Fan Yew Teng) 。这场讨论激起相当剧烈的辩论火花，因为两位主讲人都不认同对方的分析。这是关于采取“正确路线” 与什么是迫切行动的争论，左派到底是应该在共同基础上团结还是继续彼此间意识形态的论战。来自社会主义党的同志Selvam说：“如果左派继续分裂，我们将无法阻止帝国主义，因为你可以拥有工具和武器，但是你没有力量。” 第三场讨论会<社会主义在俄罗斯和中国的失败：为什么？>(Failure of Socialism in Rusia and China：Why?) ，主讲人是旅居英国的大马人John Josset和来自工人国际委员会的克莱尔.多伊尔(Clare Doyle) 。克莱尔认为俄罗斯和中国并不是社会主义，因此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而Josset则论述了造成中俄受挫的复杂因素。他们论述涉及的课题包括斯大林的外交政策政策、国家资本主义还是堕落工人国家、中共以社会主义之名残害革命的学生与工人等。在公开讨的环节里，有人提出我们并不能只一味斥责斯大林主义是社会主义受挫的主因，而必须也认识代资本主义个帝国主义的残暴力量也扮演着关键角色。 第四场讨论会<革命的气氛：巴西、委内瑞拉和拉丁美洲>，主讲人是史蒂芬. 佐力和约翰. 珀西。这是一场相当精彩的讨论，因为拉丁美洲现在正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从来自选举的左翼政府如巴西、乌拉圭和阿根廷，到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波澜汹涌的群众抗争，还有原本以为是社会主义最后堡垒的古巴，加上，近年崛起的委内瑞拉博利瓦革命，无不让世界左翼看到了新的希望。史蒂芬论述了巴西工人党在当权后腐败的过程，也分析了委内瑞拉查韦斯政府的博利瓦革命中推行的政策。约翰更是把重点放在讨论委内瑞拉的革命过程与成果。显然，委内瑞拉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左派全新的经验，也是二十一世纪的第一场左翼革命，为世界左翼展示了一个新的选择，加强了工人阶级的想象。也有人相信，拉丁美洲将会是这个年代领导工人阶级斗争的中心。而左派人士都已经来到这么一个共识，委内瑞拉需要来自左派的全力支持。 第二天的最后一场讨论会<东南亚的政权替代> (Regime Change In South East Asia) ，主讲人是来自菲律宾社会主义劳工党的逊尼(Sonny Melancio) 、蒂达莎莉，和Giles Ji Ungpakorn。这场讨论把重点放在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泰国三个国家的政权交替经验上。三位主讲人讲解了各自国家进步力量在推翻腐败和独裁政权的斗争中，不同阶段采取的战略与战术。来自菲律宾的同志分享了该国建立阶级意识及团结左派，以形成一个对抗帝国主义者的强大力量的经验。两位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主讲人都认为政权替代，是工人阶级最好演练，以准备在将来从资产阶级手上夺取政权。 经过漫长的一天，论坛以电影放映作为第二天活动的结束。大会放映了一部关于西班牙革命的影片<以祖国之名> (Land & Freedom) ，以及一部由众多短片剪辑成的关于本地群众斗争的影片。 经过第二天讨论了国际的课题，最后一天的讨论则着重在关系到马来西亚的课题。而第三天的讨论，更是比之前一天更为激烈。 第六场讨论会<为何左派在马来西亚夺取政权受挫/马来西亚历史上的马共和社会主义阵线>，主讲人是左翼历史学者陈剑、前工运份子多米尼克(Dominic Puthucheary) 和现任人民公正党署理主席赛胡先阿里(Syed Husin Ali) 。陈剑讨论了关于政治结盟、战略与战术作为左派失败因素的问题，而多米尼克则着重在讨论统治阶级镇压作为左派被挫败的主因。他们提出的历史证据，都是马来西亚历史教科书上不可能被提及的。赛胡先阿里则认为，左派在解决三大族群间的文化差距的问题受到挫败。 这场讨论会引发了来自观众踊跃的辩论和询问，包括一些相当轰动的问题，如为何马共在二战结束后把政权移交回给英国，还有左翼人士在捍卫左翼历史的角色，尤其是最近政府继续对左翼的抹黑。还有一个被多米尼克挑起的争论是，到底丹马六甲(Tan Melaka) 是不是莫达路丁拉索(Mokhtaruddin Lasso) 。 第七场是<1998年改革运动的教训>( Lessons of the Reformasi 1998) ，主讲人是人民党的哈山卡林(Hassan Karim)、前政扣者希沙慕丁莱益士(Hishammudin Rais)，及社会主义党秘书长阿鲁哲文(Arutchelvan) 。哈山卡林认为改革运动证明了马来西亚人民用能力为正义斗争，而改革运动并不是因为安华，而是更关键的社会不公。希沙慕丁以其一贯与众不同的作风，以马来语发表他精彩的演说，认为运动必须要从自身的社会中形成，不是依赖外来的理论。希沙慕丁也提到公正党的成立把改革运动的活力，限制在党结构下，扼杀了整个运动的生命力。不过，希沙慕丁没有提到怎么把工人阶级的力量有效的发挥出来，除了他说要让自己感到愉快。阿鲁哲文则强调说，马来西亚的左派不应该在运动中搭顺风车，而是应该建立自己的运动和基础。他说，在改革运动爆发时，社会主义党还刚成立，结果他们跟在群众后头跑，但是，试想想，如果当时有个左翼政党有能力领导群众，那么结果将不一样。最重要的，我们不是空谈，而是做工人阶级的组织工作。 第八场讨论会<阶级和种族路线：悬而未决的民族问题>(Class and Communal Lines：The Unsolved National Question) ，主讲人是社评人李万千、学者拉玛三美(P.Ramasamy) ，和鲁斯淡山尼(Rustam Sani) 。拉玛三美清楚地论述了马克思和列宁在民族问题上所持的立场，认为阶级和民族问题的课题上没有矛盾，而继续一起解决。李万千则认为语言必须被视为基本人权，而左派必须在民族问题上采取鲜明立场。鲁斯淡山尼则认为，如果我们都是马来民族(就如1947马来亚人民宪章所提的一样)，就不可能让国家统治阶级利用种族政治的机会。 社会主义2005研讨会的闭幕仪式，是以<建设运动>(Building the Movement) 为主题的演讲。发表演说者包括社会主义党副主席莎拉斯(Saraswathy) 、马来西亚青年学生民主运动的苏淑桦、来自菲律宾的逊尼、职工总会的赛沙里尔(Syed Shahir) 、蒂达莎莉、人民公正党的蔡添强和社会主义党主席纳西尔.哈辛。左翼的同志都一致强调工人阶级斗争的重要性，而社会主义政党在领导反新自由主义和私营化的运动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其它的演说者，则重申建设一个更美好世界的重要性。 <社会主义2005马来西亚>汇聚了来自各式各样背景的人，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思想，进步份子、工会份子、草根活跃份子、学生、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其它关心社会命运的人，在这三天的活动中，交流了不少宝贵的看法。在大会结束时，与会者们以马来语、淡米尔语、华语和英语，大合唱了<国际歌>。也许这是<国际歌>第一次以这四种语言一起出现在一个场合中。 <社会主义2005马来西亚>，为马来西亚社会主义运动开创了一个先河，也打破了来自反动份子的谎言，社会主义并没有过时，也不曾过时，而且是这个年代最迫切需要的政治思想指导。工人阶级才是未来世界的领导，而只有正确革命思想指导的工人阶级斗争，才有可能走向全人类解放的目的地。这也不能是空谈，而是实实在在的从草根组织工作做起，实现真正的由下而上的社会主义。 2005年9月14日余斌：运用宏观经济学理论剖析中国房地产市场
首先我非常高兴有机会和大家交流，同时作为媒体我代表中国经济日报社，对这次会的圆满召开表示祝贺，关于房地产业的发展，我第一个基本判断，中国城市化的加速推进，是中国房地产业快速发展的基础。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城市化的进程，中国城市化的进程有两个阶段性的差异。我们过去在80年代到90年代我们把城镇人口提高10个百分点，我们花了15年的时间，我们平均每年城镇人口上升的幅度，平均上升0.6到0.7个百分点，到90年代之后，中国城镇人口上升多39％，这个过程，我们只用了7年时间，使中国的城镇人口占总人口上升7个百分点。
所以我们分析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我们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规律，我们正处于加速推进的时候，这是中国房地产持续快速增长的一个基础，从未来来看，我们按照8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化平均推进的速度来看，到2010年，中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是17％，到2020年将达到55％，我们换另外一个角度，我们按95年以后推进的速度来看，到2010年中国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50％，到2020年将达到64％，整个中国房地产业将在未来持续的增长。
第二个判断，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收入水平的大幅度提高是房地产需求快速增长的需求，中国经济的发展，是中国房地产需求快速的增长因素，主要是房地产需求当中，有很当部分投资的因素，股市的大幅度下跌，导致了房地产的需求不够，这些因素是存在的，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导致了房地产需求快速的增长，今天做115规划，根据我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决定，中国的经济年平均水平达到8％左右。我们现在汇率中国的经济总量是2.6亿美元，中国未来快速经济增长，人口还在增加，到2010年的时候，人均生产总值是1900美元，中国人均收入水平将达到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按照我们的预测，在后十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将会有所放缓， 这十年我们仍然是中国经济增长总量再翻一番，到202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43万亿人民币，我们按汇率去折算，将超过5万亿美元，到2020年，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3500万亿美元，中国将进入上中等国家收入水平。如果在这个过程中，人民币汇率进一步升值，人均生产总量将大幅度提高。但是我认为最主要是中国的经济增长，这是房地产需求迅速扩张的因素。为房地产需要的扩张，这是第二个
我们第三个判断，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客观上需要房地产业长期稳定。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客观上房地产长期稳定增长。温家宝总理今年的两会讲了一句话，目前的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太快了不行，为什么会不行呢，因为会导致煤、电、油、运大幅度增长，太快了不行，如果太慢了的话，导致就业压力进一步加大，会处理各方面的困难手段越来越少。所以我们必须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中国经济长期稳定的增长，我们的房地产业很显然，这几年来看，房地产是支持中国经济增长因素。所以房地产投资增长过快是不行的，投资增长太慢了不行的。
第四个基本判断，土地资源的制约，是中国房地产业面临长期的矛盾，而不是短期的矛盾，很多人认为去年的经济过热，政府采取宏观调控，我从两个方面做一个说明，从表面上中国的国土资源辽阔，我们可用的资源，相对我们人口来说，显得明显不足。96％以上拥挤在其他一半的国土上，我们可利用的资源非常有限，第二方面，关于粮食安全的问题，十多年以前，谁来养活中国人的问题，我认为这是非常可笑的问题，我们面临的问题，我们是卖粮难，农民的粮食价格很低。我们发现谁来养活中国人，这是需要高度关注的问题，从这一点来说，保证中国的粮食安全，我们需要耕地进行保护措施，我们从两点可以看出来中国土地资源对房地产发展是长期的问题。
最后一点，我们认为宏观调控对于房地产来说，整个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来说，长期稳定的发展，在未来是长期稳定的增长，而不是在一个点上爆炸式增长，这是不利的，对于目前房地产需求过快的情况，我们对房地产供给适当的措施。我相信这一点上午的专家里面说了，我就给大家介绍以上的情况。谢谢。
"开幕演说过后，是简单的开幕仪式。一群年青人唱着战歌步入会场，穿过观众席，走上舞台，将舞台上一道写着”资本主义“字眼的墙敲碎！"
呵呵，老李躲到这里来砸墙来了，看来很过瘾啊。
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 [美]彼得•诺兰 著 吕增奎 摘译 摘自2005年第9期《国外理论动态》
引言 自从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经历了其历史上最显著的经济增长时期。然而，中国也面临着深层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挑战。这些挑战包括：大面积的贫困和快速增长的不平等；中国企业面临着来自全球商业革命的挑战；极度恶化的自然环境；政府能力的下降；国际关系中的综合挑战；普遍的腐败；中国与全球金融体系进行贴身对抗时面临的极端危险。中国的领导人正在努力同时解决全球化。转型和发展所带来的挑战。没有哪一个国家曾经面临过这样一系列的挑战。没有哪本教科书可以指导中国如何沿着这条道路前进。领导人的责任是巨大的，因为失败的代价将如此巨大。社会和政治瓦解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所有的政策努力都必须旨在避免这种灾难性的后果。在寻找前进道路的过程中，中国领导人既注意自己国家过去的教训，也注意其他国家的教训，以便找到建设一个公正、稳定、繁荣和具有凝聚力的社会的道路。这种努力不仅对中国，而且对全世界都至关重要。 中国经济和政治稳定面临的挑战 1、贫困与不平等 21世纪初，在中国发展过程的几乎所有方面的背后存在的残酷现实是经济发展的“刘易斯模式”（刘易斯提出的一种关于人口流动的模式，认为发展中国家农业劳动人口过多，农村劳动力边际生产率甚至为零，大部分人几乎没有收入，因此在所得工资极低的情况下，农村人口也愿意向城市流动。——编者注），伴随这一模式的是劳动力供给过剩。中国有将近13亿的庞大人口，每年大约增加1500万到1600万人。将近70%的人口仍然生活在农村，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大约是1.5亿。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世纪初，农民的收入一直停滞不前，甚至有所下降。农民的收入分配变得更加不平等：农民收入分配的基尼指数从1978年的0.21上升到1998年的0.40。在毛泽东时代之后的农村改革初期，中国的绝对贫困大量地减少。然而，今天中国官方的数据表明，大约有5.8亿的农村居民（73%的农村家庭）年收入低于360美元。 巨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为农民进城提供了强烈的刺激，并使巨大的压力落在非技能和低技能职业的从业人员身上。居住在城市的农民工多达1.5亿，他们主要从事非技能劳动，每天收入是1到2美元。除了贫穷的民工，还有多达4000万到5000万的工人因为国企改革而失业。 与这些社会弱势群体一起，城市的新“中产阶层”也正在快速地形成。跨国公司的大量投资正在形成一批现代化的商业区和住宅区，它们远离大量穷人的环境而受到保护。中国私有化的特征是普遍的内部交易和腐败，最突出地体现在地方共产党、银行和公有土地为了“发展”而进行配置这三者之间独特的三角关系之中。中国城市的收入分配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在21世纪初的几年里，已经可以看到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不曾看到过的罢工和抗议。 2、全球商业革命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实施了旨在培养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公司的工业政策。在根本的意义上说，这些工业政策都失败了。中国正在成为“为世界的工场”而不是“世界工场”。中国60%的工业出口都来自外资企业。中国出口的其他商品基本上要么是原始设备制造商（OEM）的工业产品，要么就是相对全球大公司来说是低附加值、低技术和无品牌的工业产品（例如服装、鞋袜、家具和玩具）。虽然世界大公司正在雇用相对廉价、高技术的中国研究人员，迅速地在中国建立研发基地，但是，中国的本土公司在研发方面的投入却微乎其微。中国的主要公司在国外几乎不为人知。在名列世界500强的14家中国公司中，没有一家是在没有政府保护的情况下也真正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公司。所有这些公司都是国有企业，其经营受制于系统性的政府干预。 在国内，中国的工业政策遇到了大量的问题，包括政策前后不一致；错误性地追求“企业自主权”而不是多厂大公司；受保护的国内市场中存在大量贫困的消费者；跨地区并购存在制度性障碍；通过多元化经营追求更大的公司规模（这导致了“规模假相”）；党政官员持续干涉企业决策；大量的前国有企业工人带来很多“遗留成本”。 在国际上，中国的大公司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中国努力建立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大公司，这种努力与世界商业史上的革命性时代相一致，伴随着特有的密集性并购。一种前所未有的产业集中已经确立起来。一种真正的“法则”已经发挥作用。在高附加值、高技术和强品牌的市场领域中，少数大公司——“系统的整合者”——占据了一半以上的全球市场。集中的过程波及了整个价值链。 “级联效应”对一级供应商产生了巨大的压力，迫使它们发展全球性的主导地位，这是通过扩大研发和对全球生产网的投资来完成的。其结果是集中过程的快速发展，这一过程是在为系统整合者提供产品的全球层面的各行业中发生的。 资本主义走向产业集中趋势的全面展开，向发展中国家的大公司提出了一种全面的挑战。在21世纪初，由于“级联效应”产生的压力，存在于系统整合者及其供应链中的激烈的产业集中对中国公司和决策者而言都意味着一种综合挑战。他们不仅面临着追赶占主导地位的系统整合者的巨大困难，即“冰山”的可见部分，而且面临着追赶几乎控制了供应链的各个部分的强大公司的巨大困难，即隐藏在视野之外的“冰山”的不可见部分。 成功的后发工业化国家，从19世纪末的美国到20世纪末的韩国，全都产生了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公司。中国是第一个没有完成这一点的成功的后发工业化国家。中国已经成为没有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的第六大经济体。这在经济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3、环境 中国环境反映出快速增长的庞大人口对中国已经脆弱的自然环境施加的巨大压力，而且这种影响被高速的工业发展大大地加剧了。对中国省级“绿色GDP”的最新研究估计，当自然环境的破坏被考虑在内时，“真正增长”少得可以忽略不计。土壤受到严重侵蚀的地区已经扩大到占38%的国土。沙漠化地区正在以大约每年2500平方公里的速度增加。在过去40年里，中国将近一半的森林已经被破坏。中国也存在“普遍的水污染”以及严重和正在加重的淡水短缺。 中国爆炸性的工业增长已经导致了能源密集型工业的高速扩张。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煤炭生产国，将近占全球煤炭产量的34%。中国是世界第二大二氧化碳排放国。如果中国追随美国的道路，允许汽车占据完全的主导地位，那么，世界的前景是令人恐慌的。要是中国坚持它当前的发展道路，在一定时期赶上今天的美国人均收入水平，并且如果中国使用类似的技术，那么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将超过目前全世界所有排放量的五分之一。 4、国家的能力和地位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的专业能力已经大大地增加。然而，它需要远超过改进技术能力的综合再振兴。实质上，它需要扩大它的领地，以便承担市场无法提供的活动和重建自己的伦理基础。与从零开始建设一个强大有效的。满足发展要求的国家机器相比，重新振兴已经萎缩的国家机器可能会遇到更多的挑战。 （1）政府：中国是一个有着迫切发展需要的贫穷大国，这种发展需要只有政府行为才能满足。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的改革，试图增加它的财政力量。然而，中央政府的收入仍然只占GDP的7%。中央政府收入在GDP中的比例不仅低于其他的发展中大国，而且甚至低于俄罗斯。国家财政力量的减少迫使它寻求急剧增加收入，这些收入来自人们在使用健康和教育服务时支付的各种费用。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财政预算分配只占实际教育费用的46%。其他广泛的各种资金来源被动用起来为教育提供资金。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中期之间，穷人的教育状况极大地恶化。 在过去50年里，中国已经建立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农村保健体系，而且总体的保健成就非常显著，人均寿命达到70岁，婴儿死亡率下降到3‰。1976年以前，在人民公社发展的高峰期，大约85%的村庄建立了合作医疗体系，尽管常常是基本的医疗体系。当在20世纪80年代农村集体制度解体的时候，分担风险的财政基础在很大程度上被消除了。大约90%的人口没有被风险分担福利体系所覆盖。1999年，政府的预算只提供了全部医疗费用的11%，而59%的费用来自非预算支付。这些变化导致了这样一种医疗体系，它提供了极其不平等的获得医疗服务的机会。在总体医疗质量方面，中国在191个国家中位列第61位，但根据财政资助的公平性，则名列第188位。 （2）中国共产党：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现代化的基础。党与社会经济生活的所有方面都深入地缠结在一起。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邓小平不断地警告中国存在陷入动乱的危险。江泽民也要求党深刻认识和吸取世界上一些长期执政的共产党丧失政权的教训。 在最近的几年里，因腐败而被审判（包括在某些案件中被执行死刑）的党员级别已经上升到甚至包括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许多高级干部。大量腐败案件开始曝光的原因在于中国的领导人意识到了腐败所产生的威胁，并正在努力对其采取措施。 5、国际关系 美国担心中国的崛起会在根本上改变世界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平衡。美国一批有权势的利益集团相信与中国的严重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基辛格警告说，美国外交政策中的鹰派把中国视为“一个道德上存在缺陷、不可避免的对手”。然而，美国关于怎样最好地“与中国对抗”的看法的最终轮廓并不清楚。 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已经深深地交织在一起。美国消费者从中国爆炸性的低价出口商品中获得好处。美国公司和股东从中国吸收大量美国投资和进人中国低成本供应链的机会中获益匪浅。美国初级产品生产商受益于对中国的出口。美国政府从中国政府购买美国债券中获得好处，这最终有助于支撑美国个人消费的增长。正如美国在苏联、阿富汗和伊拉克所带来的“制度瓦解”那样，“中国的制度瓦解”对中国来说将是一场灾难，但也会对美国产生严重的经济影响。从这个角度来看，正是美国商业利益集团和大量的美国公民，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维持国家“和平崛起”的努力，更不要说世界其他国家了。 6、金融机构 在20世纪90年代末，特别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央政府开始大规模“清理”金融机构。清理揭露了中国主要银行公司治理状况的令人震惊的证据。在WTO协定的条款下，中国金融公司将会面临逐步加剧的国际竞争。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主要金融公司经历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并购时期，产生了超级金融服务公司。这些金融公司迅速地在拉美和东欧占据了主导地位。如果中国本土的大金融公司不能实现自我改革，那么全球巨人很可能占据中国金融部门的最高位置。 中国面临着广泛的挑战，这些挑战威胁着整个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由于中国面对的挑战的数量和强度很大，因此在某个时候，“大火”极有可能会爆发，这场“大火”极有可能会与金融体系有关。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处于一场重大的金融危机的边缘。中国采用了大胆和有效的政策，从而幸存了下来。如果中国要面对的是一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定期袭击发展中国家的全面金融危机，那么就很难维持整个体制的稳定。政治不稳定与金融危机的关系是长期存在的。 中国的政治经济已经抵达到一个十字路口。它将会走向何方？ 走向“原始资本主义积累”？ 许多人相信，除了遵循资本“原始”积累的残酷逻辑，中国别无选择。他们认为，中国将会变成一种“规范的”资本主义经济。的确，由于国有部门的产出已经只占国家产出的一半以下，中国已经在这条路上遥遥领先。他们认为，积累过程的残酷本性要求一个权威主义的政治体制。 一些拥护中国“原始资本主义积累”路径的人从早期资本主义工业化历史上的教训中寻找到了慰藉。在几乎所有的案例中，只有在早期资本主义积累的残酷阶段完成之后，才建立民主制度。明治时代的日本以及最新的台湾和韩国，这些例子都被用来支持中国经历长期的“原始资本主义积累”阶段的必然性。在所有例子中，一开始都存在过严厉的政治统治阶段，同时快速地以不变的实际工资把农村剩余劳动力吸收到城市的工厂中。一旦农村剩余劳动的供应枯竭，不熟练工人的实际工资就会开始增加。正是在此时，政治民主化的要求开始形成。 假如世界其他国家有充分的需求和就业弹性来吸收那些消化这个巨大的中国农村工人之海所必需的制造业出口，那么，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供应可能需要数十年才会枯竭。如果政治权威主义的主要原理是“刘易斯式”使本积累过程的存在，那么中国所面临的前景将是长期处于这样一种体制之下。问题是，就中国在与全球经济加速一体化中日益增加的不平等前景来说，这种体制在这么长的时期内是否会维持稳定。要是这种体制确实会幸存下来，那么它就可能构成一种长期和压迫性的晚近工业化模式。 走向“民主与自由市场”？ 许多人相信，中国持续和成功发展的根本条件是政府地位的急剧下降。他们之所以支持中国加人WTO，主要原因是要实现这个目的。许多有影响的国际学者和决策者相信，中国共产党应该放弃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在最近几年，美国政府的中国政策顾问已经开始推动在中国实现“政权更迭”。 直接的现实是颠覆中国共产党将会使这个国家陷入社会和政治混乱。在毛泽东逝世后，中国改革计划的核心是这样一种信念：需要阻止中国政治经济的瓦解和国家陷入“大动乱”，因为这会“剥夺中国人的所有希望”。尽管外国直接投资价值5000亿美元，但是中国政治经济体系的瓦解也是有可能的。 中国仍然是一个穷国。对中国来说，“负发展”将导致巨大的苦难。不管是苏联、南斯拉夫和阿根廷，还是印度尼西亚的制度的垮台，给那些国家的人民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中国政治经济的核心任务是从那些经验中学习并避免这样的结果。 在那些希望中国“政权更迭”的人中，广泛存在的观点认为中国可以“走上美国之路”。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础是这样一个前提：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应该而且会走上这条“自然的”发展之路。通过无数的渠道，强烈的外部压力已经施加到中国国内的意识形态上，以促进这种看法；美国是中国值得追求的未来政治经济体制。随着美国控制的全球性大众媒体按照WTO的协议而被允许渗透到中国大陆上，这样一些观点将会更有影响。 “退回到毛主义”？ 毛泽东主席领导中国共产党试图快速地消除社会不平等。这完全是想通过把人的生产力量从物质奖励中解放出来，从而改变人们的工作动机，克服经典的“雇主一代理人”问题。“为人民服务”是毛主义思想体系的基础。毛主席想建立一个非资本主义的、人道的社会，这个社会为所有人提供实现自己人性潜力的机会。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NP）增长率高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正常的年代，人民群众享有高度的生活保障，人均寿命从1949年前的36岁增加1981年的71岁。西方学者称赞这些成就，认为它们证明了在人均收入达到高水平之前，再分配政策能够使低收入国家满足高水平的“基本需要”。然而，中国试图完全压制市场力量，把国家与世界经济和社会相隔离，彻底地限制不平等的方面，消除物质刺激和激进地限制文化自由，中国为此付出了很高的代价，而且也为狂热的、全国性的群众运动付出了很高的代价。 毛主义的发展道路是许多中国人不希望返回的道路。中国不可能走回头路。它需要在追求极端的个人“消极”自由和极端的集体“积极”自由之间找到一条路线。 “利用过去服务现在？” 在寻求前进的道路上，中国领导人首先可以转向中国的历史来寻找灵感的源泉。这种丰富的历史能够为“探索前进的道路”、“从实践中获得真理”的道路提供思想营养，从而以务实的、探索性的和非意识形态性的方式制定政策来解决具体问题。 传统的中国政府坚定地鼓励市场，但不允许商业、金融利益集团和投机业控制政治和社会。不仅在直接的增长问题上，而且在广泛的社会稳定和凝聚力问题上，传统的中国政府都介入到市场失败的地方中来。在专制帝国统治的大厦的背后是普遍的道德规范，而这种道德规范的基础是所有社会阶层为了维持社会团结、达到社会和政治稳定以及实现环境的可持续性而克尽职守的必要性。当这些功能有效运转的时候，就产生了“巨大的和谐”、繁荣的经济和稳定的社会。当它们运转不佳的时候，就产生了“巨大的动乱”、经济的衰退和社会的混乱。 结论 如果我们所说的“第三条道路”是指国家与市场之间的一种创造性的、共生的相互关系，那么我们可以说，中国2000多年来一直在走它自己的“第三条”道路。这是中国令人印象深刻的长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中国的“第三条道路”是一种完整的哲学，把既激励又控制市场的具体方法与一种源于统治者、官员和老百姓的道德体系的深刻思想结合在了一起。当这个道德体系运转良好的时候，政府解决那些市场不能解决的实际问题的非意识形态行为就完善了这一哲学基础。 在最近数十年里，欧洲一直在探索它自己走向“第三条道路”的方法，然而，欧洲已经实现了工业化，并有着一个占主导地位的中产阶级。今天的中国正在完全不同的条件下探索自己的“第三条道路”。它在军事上要远远弱于美国。大部分的人口都是贫穷的农民或不熟练的农民工，而且中国仍然处在劳动力供给过剩的经济发展阶段。“全球化的中产阶级”只是人口的一小部分。由于国际资本在中国建立了完整的生产体系，并且占国家出口收入的一半以上，现代部门日益被国际资本控制，从而经济日益具有“依附性”。作为参与国际经济的代价，中国面临着把金融体制全面自由化的强大压力。中国的领导人正在这个独特的富有挑战的环境中努力建设一个文明的社会。 中国不可能把自己孤立于国际经济和政治的主要趋势之外。它不可能掉过头来回到毛主义时代。体制的生存必然要求中国把市场当作发展进程的仆人，而不是当作它的主人。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能够阻止“中国的金融危机”吗？它能够解决中国快速增长的社会不平等吗？它能解决中国农业经济的问题吗？它能使中国的大公司在“全球运动场”上进行竞争吗？它能使中国解决巨大的国际关系挑战吗？它能解决中国的环境危机吗？它能为中国建设一个具有社会凝聚力的社会提供道德基础吗？不管是在生态、社会还是在国际关系上，盎格鲁一撒克逊的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都没有为可持续的全球发展提供任何希望。中国存在许多深刻的社会经济挑战，其中每一项挑战都需要对市场进行创造性的、非意识形态的国家干预，以解决许多市场不能独自解决的实际问题。 如果中国能够使全球市场经济之“蛇”和中国古代以及近代历史的“刺猬’联姻，那么它就会提供一条走向稳定、具有社会凝聚力的社会的前进之路。如果它的这种努力失败了，那么中国的整个政治经济体制就可能坍塌。这不仅对中国而且对整个全球政治经济而言都将是灾难性的。至少，中国可能会被指责进行长期、严厉的社会控制，来抑制高速发展的汹涌张力。如果中国希望今天的制度生存下去，那么它也就必须自信地利用自己的历史传统和其他国家的最优秀传统，采取“没有选择的选择”来重建社会凝聚力的伦理基础。 要是中国“选择”“政府逃亡”的道路和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那么它就可能产生无法控制的紧张局势和社会解体。国际金融公司竞争在中国的全面自由化和国际金融流动的全面自由化是最危险的领域，这种社会解体可能就发生在那里。金融系统的长须伸进到其他社会的部门。在这些社会部门中，金融系统的危机可能会点燃“可燃物”中的火苗。只有当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中国政府今天能够像在过去最繁荣的时期那样，根本上改进它的效率水平并消除蔓延的腐败的时候，增强政府的作用并使政府更有效解决国家面临的正在加大的社会经济挑战这一“选择”才能取得成功。政府的改进，而不是政府的逃亡，是中国体制改革惟一明智的目标。这是中国体制生存“没有选择的选择”。 由于采取“没有选择的选择”，所以，中国自己的生存可能提供了一座灯塔，作为对美国主导的走向全球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冲动的一种替代选择，从而促进全球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这不仅是中国的十字路口，而且是整个世界的十字路口。
社会责任、最低工资和经济学革命——兼评国内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性影响 夏小林 一、用企业"最低的义务标准"偷换"社会责任"的要害是"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
2005年7月5日，一经济学人在《光明日报》发文，称企业社会责任的 "三大内容"是纳税、就业和提供产品。⑴ 这之前，美国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早说过，"企业仅具有一种而且只有一种社会责任--在法律规章制度许可的范围内，利用它的资源从事旨在于增加它的利润的活动"。
笼统而言，这两个说法都是把企业"最低的义务标准"规定为了企业的社会责任，都忽视了雇员权益和"外部性"问题，对资本所有者特别有利。这也正是新自由主义的宗旨所在。而在有关国际组织的权威文献中，企业纳税、提供就业和产品至多属于"遵纪守法"和履行"最低的义务标准"。
可能是由于弗里德曼比较了解市场经济和法制观念比较强，具有动态的眼光，所以他在规定企业的社会责任内涵时，前提是"法律规章制度许可的范围"。在这个前提下，弗里德曼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是可以与时俱进的。例如，据20世纪90年代初的统计，自1983年以来，美国已经有27个州修改了公司法，要求企业不仅要对股东的利润负责，而且要对广大的"利益相关者"负责，其包括国家、政府和雇员等等。在这种新的法律规章制度下，弗里德曼的"企业社会责任"应该与其一致。但是，20世纪已经过去了，中国的某类经济学人却还在老调重弹！
我们来看看联合国的观点。这个全球性的政府组织认为"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十分明确，并在全球推广。从原则上讲，企业社会责任的范围包括："一个公司应该对其经营后果负完全责任，这包括直接影响，也包括间接的负面影响，……对企业社会责任更高的要求源于一些公司的外部负面影响。这些影响在很多领域都可能发生并且会涉及各种各样的利益关系群体。"简单地说，企业社会责任实际上是企业与社会之间的"社会契约 表三：不同规模的私营企业的雇工工资 资本规模年工资月平均工资 100万元以下的8118元676元 100万元至1000万元的6847元570元
注：这也是全国工商联的问卷调查所得到的数据。
表三的数据真奇怪，资本雄厚的私营企业，其雇工工资反而比小型私营企业低17%。对这种现象，也只能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资本规模大的私营企业，经济效益更低。另一种解释：大老板从雇工身上榨取的剩余价值（这是马克思的用语）更多。他们并没有因为"蛋糕做大了"就让工人多吃一口。
表四：私营企业为每个雇工支付的劳保费用 资本规模全年比例 100万元以下的448元100 100万元至1000万元的509元113.6 1000万元至1亿元的375元83.7
注：这也是全国工商联的问卷调查所得到的数据。
表四数据中的反差之大，令人惊叹。这只能有一种解释：大老板更吝啬，更不关心雇工的健康。
在这篇文章介绍的数据中，再考虑到政府官员已经指出的私营企业中"基本社会保险普遍缺乏"，以及工伤事故突出，远远超过美国的问题。中国2004年各类工伤事故死亡人数13.6万，其中80%以上是农民工。在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发达的广东、江苏、浙江三省，死亡人数分别是11795人、8911人和8839人，依次居全国前三位，均超过美国全国的工伤事故死亡总数。这种情况的一再出现，背后的问题就是法律法规不健全，执法不严，政府作为不足，并凸显了工会的无权和软弱。在美国，1998年全国只有5100个工人死于与工作有关的事故。美国的经验首先是，最重要的是完善法律法规，强化法律实施力度和对厂商的处罚力度。其次，应该让工人和工会了解工作的风险，解除信息不对称对他们的制约，迫使雇主提供工作安全。⑷ 我们确确实实地看到，如果企业社会责任不包括人权、劳工权益，市场经济就缺乏人道主义的面貌，社会公正和公平就会在经济的微观层面丧失基础，政府二次分配的功能也会因此大打折扣，和谐社会也就免谈了。起码，马克思早就说过，阶级关系取决于工人阶级的"相对贫困"状况。而没有工作的产业后备军，不仅脱离了生产资料，而且（由于没有享受社会保障）脱离了生活资料，处于"绝对贫困"状况，这些人的问题就更大了。⑸ 而历史上的革命或者某些动荡，正是这两种贫困状态中的无产者结合其他社会条件的配合而掀起的。这里面的社会责任有多大，知史者洞若观火。
至于环境污染，更是经济学中典型的外部性问题，企业能够不负责吗？例如，一些小型私人资本在陕北采油，严重污染当地环境，浪费资源。当时，"原油流入河道。严重的时候，老百姓的羊喝了水就死，村民过河时要穿水鞋。环保部门开了无数次的会，油老板们根本不听。"这种外部效应惹得民怨沸腾。一朝取消，老百姓"绝对是赞成的"。⑹ 但是，目前还没有看到陕北的老百姓告状，向这些油老板们索取污染导致人身伤害，要求赔偿的报道。油老板们没有为外部性问题付费。中国类似的案例俯拾皆是，诸如江河湖海的污染问题等等。在亚马逊热带雨林，老百姓状告美国的石油公司污染环境，导致癌症，索取巨额赔偿的案件，倒是真正反映了企业外部性的成本问题。在合理利用资源方面，煤老板们的破坏性开采问题也是触目惊心。
如此，企业的种种负外部效应还不提醒企业要承担"最低的义务标准"之外的社会责任吗？
世纪之交，针对全球化所带来的各种社会负面影响（包括贫富两极分化），联合国秘书长在关于建立《全球协议》以维护大量弱势人群和环境的呼吁中也提出，"让我们联合起市场力量和环球理念的威力，连接起私营企业的创造力和弱势人群的需求，以及我们人类未来的要求吧。"而《全球协议》的重点，就是企业要履行包括人权、劳工权益、环保等在内的社会责任。⑺ 由此可见，安南先生不是一个迷信市场的人，他认为市场力量需要其他力量来制约和平衡，其中包括联合国机制、企业社会责任机制等在全球发挥作用。他的这种呼吁不仅得到联合国的认可，而且得到了数百家跨国公司的响应。
综上所述，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是得到国际社会公认的，是常识，怎么在中国某类经济学人的笔下就大大降低标准"变态"了呢？归根到底，不是不知道，不是不明白，而是在"为什么人服务的根本问题上"作者的自我选择使然。
其实，实现社会责任的企业也会因此而受益。例如，眼下中国众多私营纺织企业受困于贸易摩擦，但是，浙江一些实行了质量、环保和SA8000标准的私营企业却气定神闲，企业内部安稳、出口业务不耽误。据浙江省工会的介绍，有的私营企业还因为实行企业社会责任拿到了出口的美元大单，在竞争中将更有名气的大企业比了下去。但是，如果这些企业拿着 "最低的义务标准"去冒充"社会责任"，恐怕就惨透了。在这个意义上说，新自由主义反对和歪曲企业社会责任的政策性主张也是坑害私营企业的。近期，全国工商联的党组书记胡德平说，"现在政府在积极改善民营经济的发展环境，……但与此同时我们是否应该相应地多考虑一下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诚信等自身素质问题？"⑻ 此言甚是。
可能，正是由于越来越多的纺织企业认识到了这一点，中国纺织工业协会近来提倡在行业内推行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机制。⑼ 2004年国家认监会关于中国不实行SA8000机制的表态，目前是受到了主动实行社会责任制度的企业和行业协会的冲击。中国经济的国际化进程在越来越多的技术和社会责任标准面前，是停滞，还是前进？其答案首先是在企业家们的心中。但是，企业界千万不要被某类经济学人在主流媒体上发表的貌似为民间企业"鼓与呼"的谬论给坑了。而我们的主流媒体，在发表各种文章影响社会时，是否也应该多查一点相关的背景资料，多一点社会责任心，体现一点"先进性"呢？ 二、典型资本社会坚持最低工资不动摇。要中国取消最低工资是不看国内、外的基本事实、信口开河，胡乱"超英赶美"，学风不正。
在2004-2005年，不断有经济学人引用新自由主义极端派哈耶克的理论，反对在中国实行最低工资制度，反对政府合理干预劳动工资。我们看一看英、美实行这一制度的实际情况，就可以看到这种主张的毛病了。
20世纪80-90年代，以哈耶克为精神领袖的英国保守党在执政期间，取消了英国长期实行的最低工资制度，并削弱工会、雇主组织,放手让市场调节劳资关系，实行劳动市场的充分竞争（但也不敢完全放弃对劳动市场的干预）。但是，这种倒退的政策并没有解决失业和资本流失的问题，社会矛盾日益尖锐。1997年工党上台后，恢复了最低工资制度，就业和增长状况反而获得了持续的改善。2005年上半年在效率和公平的制衡机制--普选制的作用下，工党又嚷嚷要进一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而保守党绝对不敢拿取消最低工资作为竞选口号，只是拿起"伊战"的棍子搅局。工党在5月赢得选举后赶快忙着兑现承诺。
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经历了严重的劳资流血冲突后，资本和政府实行了让步政策，在《1938年公平劳动标准法》中规定了最低工资，到1997年最低工资标准已经提高了20倍左右。这个制度的出现，是劳资之间多年血肉博弈的结果。但绝不是经济学家研究的结果。目前，这项制度的主要受益者是在私营部门工作的青少年、妇女和黑人。美国大约有78%的最低工资雇员是在私营企业工作。里根总统信奉新自由主义，时称"里根经济学"，但是他为了稳定国内的劳资关系，对本国新自由主义分子取消最低工资的政策性建议置若罔闻。美国国会一直在不断地扩大最低工资的覆盖面。如今，美国的经济学家"对最低工资的争论，已经从是否应该存在最低工资转移到应制定多高的最低工资"。⑽
英、美尚且如此，更何况在最低工资制度起步晚、落实差，要"以人为本"的中国。某类经济学人不顾国内外的事实真相，失去理性，胡乱"超英赶美"，以过时的东西为时髦，有意制造奇谈怪论博取资本和媒体的青睐，起码是学风不正。试想，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城市中出现大量收入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和没有享受社会保障的群体（包括"农民工"），这就等于出现了大面积的城市贫民窟，而贫民窟意味着暴力和黄赌毒泛滥……，谁愿意要这样的城市化呢？这种城市化能够保障经济持续增长吗？--一位比较了解国情，并实地考察了拉美的城市化弊病和贫民窟的经济学人如是说。而对于上千万的失地农民来说，在这种制度下工作或坠入产业后备军时，他们会如何与其他社会阶层特别是资本所有者博弈呢？借助名教授向大众灌输中国的"私营企业主不是资本家"， 大家都是"建设者"就能够和谐了吗？越来越多的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和劳资之间暴力冲突不断增加的现象就会消弭于无形了吗？
三、经济学需要革命。
面对"经济学领域中下一场革命将是什么"的问题，既在学术"象牙塔"中呆过，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又干过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和世行副行长的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的回答是："两个趋势值得注意，一是该如何弥补新古典主义的缺陷，经济学与心理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之间的广泛联系该如何建立起来。另外，我们要了解我们的社会是如何发生改变的，我们的社会组织正变得前所未有地富有活力，也更为复杂，我们该怎么解释它。"⑾
这些话中有两个非常简单的信息：第一，仅仅从新古典或经济学出发，并不能正确理解社会和提出正确的政策性建议。⑿ 因为，政策是政治。第二，从经济学跨越到经济政策建议的风险，犹如商品和货币交换之间的"惊险跳跃"。当事人需要具有非经济学的专业知识和对社会的深入了解。例如，当一个经济学人多少了解了穷人时，多少了解了社会各阶层博弈的成本含义时，当他多少能够从心理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角度去理解劳资关系和贫富关系时，处于公正立场的他可能就不会再反对最低工资，并且会成为企业社会责任的鼓吹者了。在美国长期的劳资博弈和贫富博弈中，政府官员和资本家集团，以及部分经济学家在这方面有进步。⒀ 联合国长期"面对面"资本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也进步了，干脆直接介入微观经济事务，号召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中国的某类经济学人也应该进步了。
市场需要人道主义的面貌。中国的经济学人要学习阿马蒂亚.森，在经济研究方面"重建伦理层面"⒁ ，--这也是革命。
参考文献：
⑴ 2005年7月5日《光明日报》：“企业社会责任和道义责任不应混同”。 ⑵ 2003年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雇主工作部：《首届中国雇主论坛资料汇编》、《跨国公司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展望》。 ⑶ 北京航空学院《乌有之乡》网站。并参见2005年2月5日中新社：《中国私营企业劳资关系问题多而复杂》，文中提出了同样的数据和问题。 ⑷ 例如，国务院研究室的一项调查显示，在非公有制经济中“基本社会保险普遍缺乏”。据平新乔的研究，2004年“内资类民营企业（不含个体企业）”职工参与失业保险的比率是28.8%。而外企在2003年已经达到80%。有关文献参见全国工商联非公有制经济研究课题组《非公有制经济深层次问题研究》第406、291、514页，中国言实出版社2005年5月版。 ⑸ 夏小林：“马克思的‘工人绝对穷困’观和‘工人相对贫困’观”,中国社科院院部写作组《未定搞》,1980年28期。 ⑹ 2005年5月25日《中华工商时报》：“陕北油井风波期待完美结局”。 ⑺ 2003年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雇主工作部：《首届中国雇主论坛资料汇编》、《跨国公司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展望》。 ⑻ 2005年7月1日《中华工商时报》：“国有民营进入融合时代”。 ⑼ 2005年6月1日《中华工商时报》：“纺织业采用社会责任管理体系”。 ⑽ 坎贝尔.R.麦克南等：《当代劳动经济学（第6版）》，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12章368-378页。 ⑾ 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全球化及其不满》，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236页。 ⑿ 例如，2005年5月17日，联合国主管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副秘书长奥坎波在《重建未来：拉丁美洲全球化、发展和民主》一书的发售仪式上，总结性的尖锐批评了以私有化、自由化等内容为政策重点的“华盛顿共识”导致经济增长缓慢、贫富分化加剧、失业率攀升，私有化后的电信、水电价格不断上涨，人们的生活质量受到严重影响，不是发展经济的灵丹妙药，强调“各国仍需要根据具体情况采取符合国情的改革措施”（“拉美经济增长缓慢，结构调整药方受质疑”，《中华工商时报》2005年5月19日）。 ⒀ 当然，随着资本全球化导致资本实力上升，各国劳动者被分而治之，目前也出现了一些倒退的现象。但这不过是新时期劳资之间又一轮博弈的开始。 ⒁ 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版。
（作者单位：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
苏州七成外企亏损的背后
1996年成立的苏州耐克，是耐克国际在中国投资注册的全资子公司，两者间一个联系的纽带是双方共同签定的《工业产权许可及独占分销协议》，该协议要求苏州耐克从2000年6月起，按其耐克产品在国内销售额的6%支付给耐克国际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耐克商标使用权费。 也就是这个协议，在2003年变成了争端，争端双方分别是苏州耐克和太仓海关，原因是“漏税”。此前，苏州耐克根据协议每年如期把6%的商标使用费输送给耐克国际，2003年，太仓海关突然发现对这项转移应该征税，“根据WTO的协定，商标使用权这种间接支付被严格认定为海关征税所基于成交价格的组成部分。” 重提该案件的意义，已不在双方争议本身及解决，而是这件事背后折射出来的一种现象。为什么苏州耐克愿意选择支付环节缴税而不愿意选择海关呢？其根源在利益。 以2001年为例，该年度苏州耐克实现销售额超过7亿元，如果他正常对外支付商标使用权费，大约在4200万元以上(7亿元*6%)。如果从支付环节纳税，大约需缴所得税420万元左右(4200万元*10%)，但如果由海关补征，却需缴纳税款1154万元左右[4200万元*(20%+17%)](耐克进口商品平均关税税率超过20%，故最低以20%计，17%为增值税)，两者之间竟然相差3.7倍以上。 据说，海关之所以选择耐克查税，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家公司账面居然亏损。“耐克公司营业额很高，利润率非常高，成本很低，实际上效益很好，但是账面上并不盈利，是亏损。到2002年底，苏州有外商投资企业近1万家，亏损面达到了70%，许多企业经营、效益都很好，为何还亏损呢？我们发现有大量的支出都是走特许使用权费，这里面有一个最大的问题。”苏州海关一位官员说。 这位官员的话揭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据统计，2003年，外企在中国平均亏损达51%至55%，年亏损金额逾1200亿元。另据国家统计局2005年5月23日公布的统计结果显示，1—4月份，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的利润(1075亿元)下降幅度为3.5%。对此，国家税务局官员认为，亏损企业2/3属于非经营性的原因，意在避税。保守估计，我国一年流失的外资企业税收已达300亿元。 广州市国税局揭示了外企避税六大形式：购销两头在外，通过“高进低出”将利润转移到境外；虚增投入固定资产设备价值提前收回部分投资额，且虚报企业年度折旧费用，使企业迟迟未能进入获利年度；以支付专利、专有技术、商标、商誉等特许权使用费、销售佣金、回扣等形式将利润汇出境外；集团内部实行上、中、下游产品的多环节提取支付特许权使用费；以支付网络维护、广告、咨询等劳务费用转移利润；利用资本弱化，通过关联企业资金融通提供贷款支付利息或不收取利息等形式转移企业利润。 “利用转让定价避税、通过资本弱化避税、提高投资设备价款、隐蔽技术转让价款、滥用税收减免优惠、推迟企业获利年度、规避我国的税收管辖。”这是《广东财经职业学院学报》上刊载的一篇文章对外企避税办法的总结。
苏州模式是样板？还是现代化陷阱？
在中国城市经济的赛马场上，地处长三角的苏州毫无疑问是2004年最耀眼的经济明星：苏州的GDP在悄无声息中陡然超过了改革开放前沿的特区深圳；向来以消费城市闻名的苏州，其工业总产值仅次于龙头上海，成为全国第二大工业基地；苏州市引进的外资更是雄居全国之首，成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高地。 然而，令不少人深感意外的是，在苏州戴上一顶顶桂冠、创造一个个经济“神话”的同时，其社会评价却出现了某种程度的下降，各种质疑声不绝于耳。苏州模式是不是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只长骨头不长肉”？人们究竟是应该把它当作发展区域经济的样板，还是把它当作应极力避免的现代化“陷阱”？ 苏州“神话”是谎言？ 统计资料显示，苏州市去年GDP达到了3450亿元，增速位列长三角地区15个城市之首，总量跃居全国第四。 然而，与这些彰显政绩的高指标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其在反映老百姓富裕程度的许多指标上却处于相对落后的尴尬状态。人们每谈及此，总是拿苏州与同处于长三角的上海及浙江的一些城市相比：苏州的人均GDP位居榜首，但人均可支配收入却排在上海、台州、宁波、绍兴、杭州之后，人均消费性支出更是被挤到台州、上海、宁波、杭州、嘉兴、绍兴、舟山、常州之后。 除此以外，在许多反映居民生活水平的经济指标方面，如商品零售总额、储蓄余额、私车拥有量、人均住房面积等，苏州甚至比不上西部一些经济发展相对迟缓的城市。 面对这样的强烈反差，一些人开始质疑苏州模式，甚至有人认为苏州“神话”是谎言。对于外界的种种质疑，一些从事经济研究的理论工作者发表了不同观点。江苏省发改委经济研究所所长顾为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苏州模式的成绩还是主要的，其经济的快速发展，财政实力的大大增强，社会保障体系的日益完善，百姓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都是实实在在有目共睹的。外资的大量涌入，对苏州的经济增长、人气的积聚、先进管理理念与技术水平的提升也无疑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苏州因此被称为全球第9大新兴科技城市之一，其经济的科技含量明显高于浙江的许多城市。苏州还为国家财政做出了巨大贡献，以2004年为例，苏州大口径财政收入560亿元，苏州海关税收200亿元，共760亿元。苏州自己留了200亿元，其余都贡献给了国家。 苏州一方面为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另一方面却又被指责为“只长骨头不长肉”，显然有失公允。任何事物都有两面，不可否认，苏州“神话”的背后也有“短腿”。一是自主创业的民营经济与浙江等地区相比明显是个短腿，二是第三产业的发展相对于其工业化进程明显滞后。一般来说，一个地方的第三产业比重高，老百姓收入一定高。工业增长带来的GDP增加值仅有30％是职工收入，60％是税收、折旧和利润，因此尽管工业增加值巨大，但老百姓的收入不一定高。这两个短腿直接导致老百姓富裕程度不高。 招了女婿冷落了儿？ 苏州在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上，主要依靠二产，而二产又主要靠招商引资。从2003年起，苏州利用外资开始超过上海，跃居全国第一位。与蓬勃发展的外向型经济相比，苏州自主创业的本土经济显然要失色许多，也因此招致了“苏州经济患上了‘外资依赖症’，对当地民营经济的发展产生‘挤出效应’”的指责。 诚然，苏州为外资的大量进入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包括土地、资金等重要的生产要素以及一流的“软环境”，但这并不能说是“招了女婿冷落了儿”。一个地方的经济突破口选择在哪里，往往是由诸多因素造成的。苏州市地处长三角，背靠大上海，得天独厚的区位条件及巨大的人力资源优势，使他们抓住了国际资本向长三角转移的历史性机遇，成为我国利用外资的高地。 至于苏州的民营经济相对滞后，也不完全是以苏州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多年来，苏州一直是苏南集体经济的典型，承受着比别的地方更大的“保红旗”压力。在来自方方面面的巨大压力下，苏州市在相当长一短时间内，缺少民营经济发展的必要养料和生存空间，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不是外资的挤压，而是来自思想解放程度不够的挤压。 实际上，外资的大量进入，给苏州带来的更多的是示范效应和带动效应。过去，我们长期处于封闭状态，对如何搞好开发区没有经验可循，我国与新加坡合作开发建设苏州工业园区后，新加坡带来了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理念，在“与狼共舞”的过程中，苏州人的翅膀逐渐硬了起来。如今，中方在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开发有限公司已经取得控股权，学到了城市建设和公共管理的基本经验。 昆山市的工业基础过去十分薄弱，在外资大量涌入后，他们大力发展为之服务的配套工业，迅速壮大了自己的实力，形成了以外资开发区为龙头，以周市镇电子化工、陆家镇橡胶化纤、张浦镇电子建材、蓬朗镇“三车”配件、周庄传感器等为专业配套的工业园区。 江苏民营企业“巨头”沙港集团的董事长沈文荣认为，没有外资的拉动，就没有苏州今天民营经济的崛起和三产的兴旺。他说：“如果不引进外资，不走上国际市场，沙钢难有今天的好局面。引进外资使我们接触到了全新的更高的层次，企业的技术装备、管理思想、营销市场等都有了极大的提升，普通员工及管理人员的观念由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是扬长补短还是砍长补短？ 从某种意义上说，苏州的外向型经济是房东经济，即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让外商来发展。劳动力以打工为主，拿到的只是“辛苦钱”，苏州不仅拿不到“剩余劳动”“优势利润”，政府收税还得几免几减。 罗技是一家总部设在加州的瑞士—美国合资公司。每年，有2000万个贴着“中国制造”标签的鼠标从苏州运往美国。其最畅销的一款无线鼠标在美国的售价约为40 美元。在其价格构成中，罗技拿8美元，分销商和零售商拿15美元，另外14美元进入零部件供应商的腰包。 中国从每只鼠标的制造中仅能拿到3美元，其中包括工人工资、电力、交通和其他经常性开支。即使是一些名义上的高科技公司，实际上也与研发、设计无缘。经过简单培训的年轻女工，坐在传送带前一遍遍重复着简单枯燥的装配动作，只能说是高科技产业链条末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部分。 对于这一弊端，其实苏州人自己比外地人看得更加清楚，大家在这一点上并无太大的分歧，分歧在于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有人主张放弃这种“只长骨头不长肉”的发展模式，专注于发展能够富民的民营经济，被称之为“砍长补短”；有人主张在充分发挥吸引外资优势的基础上，通过大力发展本土经济来实现富民强市，让两者比翼齐飞，被称之为“扬长补短”。 在苏州各地的采访中，记者感到苏州人十分明确地选择了后者。尽管目前苏州已大大提高了外资进入的门槛，但对于好的外资项目没有一个地方愿意舍弃，只不过是进一步加大了发展本土经济的力度。据统计，今年头三个月，苏州私营个体经济完成投资141.4亿元，增长18.4％，外商投资完成139.5亿元，增长17.6％，多年来外商投资唱主角的局面正在改变。 不仅如此，苏州市自主创业的民营经济无论是在规模还是在速度上，都在江苏省处于领先地位。这恰恰表明，大力吸引外资发展经济不是“只长骨头不长肉”，而是“有了骨头好长肉”。无论是以发展外资企业为突破口的苏州，还是以发展民营经济为突破口的温州，其实践都证明，哪个地方“两资”（外资和民资）活跃，哪个地方的经济就欣欣向荣，社会稳定，反之则暮气沉沉，如一潭死水。 一些专家表示，多年来，不少人的思维方式宛若这样一个海湾：当潮水涌来时，满潮的海面上似乎到处都是通道；当潮水退去时，又似乎到处是歧路。对苏州的认识也是如此，当强调GDP时，苏州是一好百好，当强调富民优先时，苏州又一无是处。这种思想方法的错误，使自己陷于一个无端循环的圆圈，只能在两极之间摇摆，而抓不住事物的本质，达不到驾驭时代潮流的目的。 江苏省发改委经济研究所所长顾为东说：“其实，苏州既不是什么现代化陷阱，也不是可以盲目照搬其经验的样板。要学苏州经验，最为宝贵就是与时俱进。当人们还热衷于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时候，他们已开始发展乡镇企业，在全国异军突起；当全国各地学习苏州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的时候，他们又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实施国际化战略；本世纪初，就在全国学习苏州国际化经验的时候，苏州又开始了第三次经济与社会转型，打造生态城市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总而言之，当社会经济发展把新的方向呈现在我们面前，重要的不是用新方向来否定过去，而是要更好地立足现实，及时调整我们的航向。” 复制代码
什么是私有化
吴易风
一、问题的提出
国有企业改革不仅是目前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而且是今后几年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经济学界在对国有企业改革进行理论探索时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这是正常现象。但是，有少数经济学家断言国有企业缺乏活力的原因主要不在于企业机制问题、外部环境问题和历史遗留问题，而在于所有制问题。他们抨击国家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主张将国有企业非国有化，将全民所有制改变成企业所有制，甚至改变成个人所有制，对于这种主张，批评者指出，这实质上是私有化。辩之者则认为，这决不是私有化。
人们有时还会看到这样一种奇怪现象：某些经济学家主张将国有企业大量卖给中外私人资本。在论述了这类主张之后，有的在文章中还有意识地加上一句话："这绝对不是主张私有化。"
有时还有这样的奇怪现象：国内的某些学者力图论证他们提出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方案是社会主义方案，而外国学者却认定这类方案是私有化方案。以至最后竟然需要我国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出面解释，说明私有化不是中国企业改革的方向。
这种种奇怪现象的出现，都同对私有化的不同理解有关。不弄清楚这个问题，就不能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始终一贯地坚持国有企业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
二、什么是私有化
在我国现有的经济学辞典和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卷中，找不到私有化条目。在目前的经济学论著中，也没有见到关于私有化的完整定义。
私有化（Privatization）一词最先出现在西方经济学文献之中，它是作为国有化一词的对立物出现的。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例如意大利、法国、英国、奥地利、挪威等国相继出现了国有化浪潮。政府对一批私有企业实行国有化，将私有企业改变为国有企业。依据宪法和法律，政府成为这些企业的所有者，享有重大决策权、收益权、经理人员任免权等权利。政府设立部、局等机构管理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经理人员是受政府委托的代理人。西方国家的国有企业开始时运行良好。战后的第一个10年被认为是国有企业运行最佳时期。第二个10年运行欠佳，引起很大争议。消费者抱怨大型国有企业在规模、权力、趋势、对顾客态度等方面同私营大公司并没有什么两样。国有企业的工会批评国有企业只是国家资本主义的组成部分。自由主义经济学者和右翼政治家则攻击国有企业，说国有企业壮大了工会力量，形成了国有企业和工会的双边垄断，侵犯了消费者和公众的利益。70年代和80年代，西方的社会舆论要求私有部门的大企业分散化。右翼政党利用这一舆论，要求公有部门非国有化或私有化。这就在西方国家掀起了私有化浪潮。西方国家的私有化浪潮后来波及到发展中国家。
80年代和90年代初，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一些经济学家在研究私有化问题，出版了一些论私有化的专著。这些著作首先要回答的问题就是什么是私有化。
这里我想介绍几种说法：
1."'私有化'一词用于描述一系列旨在扩大私有部门活动范围或公有部门吸取所有部门通常采用的提高效率的技术的行为。……我们认为分析性的正确的私有化定义包括所有权和（或）生产性资产及其配置和定价的控制权，以及由其产生的剩余利润流量的收益权从公有部门到私有部门的转移。按照这一定义，我们必然将注意力集中于：（1）国家全部或部分出售资产；（2）按照租约安排将资产转让给私有部门；（3）签订管理合同。"（C.亚当、W.凯温迪什、P.S.米斯特里：《调整中的私有化》，詹姆斯·库里公司，伦敦，1992年，第6页）
2."私有化的相对标准的定义，主要包含出售资产，其中包括出售部分资产。但是，它也包括签订管理合同以及将服务和其他活动承包出去，包括对大的资本投资项目实行日益流行的建造--运行--移交（BOT）的方式。"（同上书，第227页）
3."私有化意味着在各种（经济）活动和资产所有权方面降低政府的作用而提高私有部门的作用，在实践中，私有化可以包括'减轻负荷'或剥离，私有部门的市场机制对预算安排的公有部门活动的替代，诸如消费者合作社、合作生产、各种结构的公私合营，国家管理合同，诸如公用事业由私人供给的垄断专营权、使用者费用、租借-购买协定、直至旨在刺激私有部门投资的减税。"（D.J.盖尔、J.N.戈德里契编：《世界展望的私有化和放松管制》，廓茹姆图书公司，纽约，1990年，第3页。）
4."'私有化'通常用来指依照公司法组建公司，该公司至少将50％的股票卖给私人持股者。"（C.约翰逊编：《私有化和所有权》，第1卷，品特出版公司，伦敦，1988年，第11页）
以上是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关于私有化的几种不同的定义。这些定义有宽有窄，强调的重点互有差异。
按照定义，国家将国有企业的资产出售给私有部门，使资产所有权转移到私有部门，就是私有化；
按照定义，国家将国有企业的部分资产出售给私有部门，使部分资产所有权转移到私有部门，也是私有化，至少是部分私有化；
按照定义，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化，建立股份公司，将50％以上的股份卖给私人持股者，就是私有化；
按照定义，国有企业依照租约将资产转让给私有部门，也属于私有化；
按照定义，由市场机制取代公有部门的活动，例如，将国有企业改变成为合作生产组织和消费合作，将国营改变成为各种结构的公私合营，也属于私有化。
按照定义，大型资本投资项目实行BOT方式，即（国家）建造--运行--移交（给私人部门经营）的方式，也是私有化；
按照定义，不仅资产所有权从公有部门到私有部门的转移是私有化，而且控制权和收益权的转移也是私有化。
如此等等。
国内某些媒体对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私有化浪潮曾经多次进行报道，但对什么是私有化和为什么私有化没有讲全面，没有讲清楚。似乎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最大障碍就在于国有制，好象出路就在于私有化。
西方经济学家在说明私有化的经济原因时，也说明私有化的政治原因。他们承认，右翼政党反对国有化，主张私有化。私有化的目的中包含削弱公共部门中工会的力量和更广泛地推行资本主义私有制。
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私有化的实践并没有带来预想的结果。近年来，国外一些经济学家的认识发生了变化。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3年人文发展报告》说："私有化非灵丹妙药。"罗马尼亚《经济论坛》1995年5月17日发表论私有化的文章说："过高期望私有化能带来奇迹是东欧国家所犯的新的错误。人们不该指望只要进行私有化就可保证让国家走出危机。"文章还说："在市场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里，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私有企业因亏损而宣布破产。……事实上，许多现代化的大型国有企业都是经营得非常成功的。……私有化本身不会促进经济发展。"
以上介绍的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一些经济学家对私有化所下的定义，不同程度地反映了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私有化现实的某些特征，对于我们了解这些国家的私有化很有参考价值。但是，应该看到，这些定义并没有真正揭示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私有化的本质特征。在西方国家，国家是垄断资本家的总代表。私有化是作为垄断资本家总代表的国家把已经国有化的企业半卖半送地变为各种不同形式的私有企业，直接使垄断资本家廉价地获得这些企业，成为这些企业的所有者。在西方国家，国有化和私有化都不会改变资本主义性质，而只是改变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形式。
三、当前国内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某些私有化倾向
这里我想谈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对于什么是私有化，应该提出一个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论说明。这有待于广大理论工作者在深入研究马克思的产权理论、所有制理论和其他相关理论的基础上达成共识。这里我想说一点个人的粗浅看法。
马克思的产权概念是多种权利的复合体，所有权是产权的基础和核心。马克思的生产关系概念包含多种经济关系，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和核心。生产关系是经济范畴，产权是法律范畴。马克思是攻读法律的，有很深的法学造诣。他又是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在经济理论领域完成了伟大的科学发现。马克思不仅分别制定了科学的产权理论和生产关系理论，而且揭示了产权和生产关系之间的本质联系。马克思证明：财产关系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财）产权是生产关系的法律表现，所有权是所有制的法律形态。
根据马克思的理论，我们可以分别从所有权和所有制两个层次上提出判别私有化的标识。
从所有权方面来说，如果国有企业改革的结果使国家失去了对企业的所有权，使国家从企业的所有者变成为非所有者，使国家所有权转移到非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组织和私人手中，这就是私有化。
从所有制方面来说，如果国有企业改革的结果使企业从国家所有制变成非社会主义性质的所有制，这就是私有化。
这两个判别私有化的标识实际上是同一回事。上层建筑领域中法律上所指的所有权，对应着经济基础领域中的所有制。一定的所有制决定着一定的所有权，所有权又会反作用于所有制。因此，所有制的变动必定会引起所有权的变动，所有权的变动也必定引起所有制的变动。
第二个问题是，对当前理论上的私有化倾向要引起足够的注意。现在，理论上的私有化倾向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
表现之一是，有的文章猛烈抨击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说："社会主义企业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普遍化，是狂想的、极左的社会主义。"有的文章猛烈抨击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说这就是"国家社会主义"。
表现之二是，有的文章提出把国有财产分到"每个选民"，说："产权经济学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个人所拥有的权利是组成任何形式的财产权利的基础。"据此，文章主张"将财产权利还原为个人权利"，"'细分'公有权"，"每个选民都拥有一份排他性的财产权利。"有的文章提出"公民产权本位论"，认为"公民产权应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细胞。"有的文章说："可能经济发展的规律要逼着我们通过先把国有财产分到个人腰包这个弯路。"
表现之三是，有的文章提出向中外私人资本出售国有企业的方案。有的还提出"靓女先嫁"的原则，把漂亮的妙龄女子先嫁出去，即把处于青春期的经济效益好的国有企业先卖掉。
第三个问题是，对当前实践中的私有化倾向要有充分的认识。理论上的私有化主张已经不只是表现为一些经济学家在报刊上发表自己的看法，而且已经被某些地方领导机关所接受，并付诸实施。现在，实践中的私有化倾向有多种表现形式。
表现之一是，有些地方擅自向中外私人资本出售国有企业，一次卖断国有企业的全部产权，有的先出售效益好的国有企业。
表现之二是，有些地方擅自将国有企业的51％的产权卖给中外私人资本，把国有企业改组为由私人资本控股的股份公司。
表现之三是，有些地方在将国有企业改组为股份公司时，将一部分国有资产划为"企业股"、"集体股"，将一部分国有资产作为"职工股"无偿地或象征性有偿地分给个人。有的职工股既保本，又按银行定期存款利率付息，年终分红，国家股两股顶一股，职工股一股顶两股。
还可列举许多表现形式。我们只列举上述三种，想以此说明实践中私有化程度的三种类别。第一类是完全私有化，国家失去了对企业的所有权。国家所有制企业即全民所有制企业完全改变了性质。第二类是准私有化，至少是半私有化。国家失去的不仅仅是51％的产权，而且失去了对公司的控股权。第三类是部分私有化。
这里有必要说明，个别企业或少数企业的不同程度的私有化，并不一定会导致全行业、全地区甚至是全国的私有化。决定因素是党和政府的方针、路线和政策。同时这里也有必要说明，在资本主义社会，私有企业国有化和国有企业私有化都不会改变资本主义性质，与此不同，在社会主义社会，如果将大部分国有企业私有化，就可能改变社会主义性质。
四、为防止私有化倾向的发展而必须认真解决的几个问题
1.把极少数的私有化主张同多数人的正常的意见分歧区别开来。在探索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人们对一些问题存在不同看法，这是正常的。但是，国有企业私有化的主张同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不相容的，同我国的宪法和法律是相抵触的。报刊应当注意导向，不要为私有化主张开绿灯，不要让私有化主张在我国畅通无阻。持私有化主张的人为数不多，但影响不可低估。
2.报刊也应注意不要宣传变相的私有化主张。例如，"非国有化"主张实质上是变相的私有化主张。现在，在西方经济文献中，"非国有化"和"私有化"常常是同义语。在我国，"非国有化"实质上也是"私有化"，但主张非国有化的人可以巧妙地给自己留下了一些回旋余地。必要时，他可以辩解说：非国有化不仅包括私有化，还可以包括"集体化"和"股份合作化"。"非国有化"概念含糊不清，有人利用这一含糊的概念来宣传变相的私有化主张。
3.对私有化案件，对国有资产流失案件，要认真查处，要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特别是要追究领导者的责任。非如此，不足以制止私有化，不足以杜绝国有资产流失。
4.不要把国有企业所有权二重化。有人主张将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一分为二：一是企业所有权，一是国家最终所有权。这一主张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从理论上说，所有权具有排他性，不能二重化。从实践上说，如果人为地把国有企业所有权二重化，就会使原本清晰的所有权变得模糊不清。企业的逐利行为会强化企业所有权而削弱国家所有权，直至使国家所有权成为名义上的所有权，并最终被企业所有权所侵吞。
5.不要把国家的收益权变成企业的收益权。按照马克思的理论，索取权一般取决于所有权，或者一般地说，索取权的基础是所有权。马克思分别把地租和利息的占有看作是土地所有权和资本所有权的实现形式。从理论和法律的角度看，收益权属于所有者。我国国有企业应当建立激励机制。应当研究和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管理人员和工作岗位责任制度、工资制度、奖惩制度，尤其是企业利润留成和支配制度，但不要把激励机制等同于收益权。必须明确，国有企业的资产所有权属于国家，国有资产的增值部分的所有权也属于国家。国家作为所有权主体，享有资产受益的权利。
6.不能搞企业所有制。有人主张广泛建立企业所有制，断言企业所有制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这一说法缺乏根据。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存在几百年，并没有出现什么企业所有制的必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以国有经济为主导，更不存在出现企业所有制的必然。如果国有企业实行企业所有制，就会从根本上瓦解国家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从而破坏以公有制为主体、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完全私有化铺平道路。
7.不能把发展"非国有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战场"。有人提出："市场经济不可能容纳大量的国有经济，而只能以众多的非国有经济作为微观基础。"并且断言："非国有经济将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战场'"。这种观点借助于"非国有经济"这一不清晰的概念颠倒主次。我们的改革是要使国有经济和整个公有制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始终保持公有制经济的主导地位，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在积极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同时，使个体、私营、外资等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成为公有制经济的补充。把发展非国有经济作为主战场，就会偏离以公有制为主体、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正确方向，在理论和实践上起误导作用。
8.不能把出售国有企业作为改革的主要措施。有人提出："对于占大多数的国有企业（基本上是中小型企业），应通过公平拍卖的方式，逐步民有民营化。……中型国有企业，甚至某些大型国有企业也可以拍卖"。这样，国有企业改革就成为国有企业大拍卖。这种主张，完全同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背道而驰。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对于出售国有企业应进行严格控制。从国情出发，宜多兼并，多联合，少出售，少破产。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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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私有化问题答记者问
吴易风
（一）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1999年4月11日11时一套播出）
节目主持人：前苏联解体后走上私有化的道路已经有10个年头了。那么，什么是私有化？前苏联当初为什么要放弃社会主义道路，而去走私有化的道路？从俄罗斯的情况来看，老百姓在私有化过程中都有哪些得和失？俄罗斯的私有化搞得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呢？带头这些问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曾智泽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吴易风。
曾智泽：吴教授，您好！
吴易风：您好！
曾智泽：1989年前苏联在走了70多年的社会主义道路后宣告解体，走上了私有化道路。我想先请您跟我们的听众谈谈什么是私有化。
吴易风：私有化这个词是从西方国家来的，这个词在西方国家有确定的涵义，不是任意解释的。所谓私有化，是对着国有化来说的。例如，在英国，所谓私有化，就是把国有企业改组成股份公司，然后向私人出售股权。如果出售的股权超过50％，这样的企业就不再是国有企业，而是算作私有化了。他们还有部分私有化概念和完全私有化概念。当国有企业改组成股份公司，向私人出售的股权低于50％时，就叫做部分私有化。如果把所有的股权全都卖完了，国有股一点也没有了，就叫做完全私有化。苏东国家在剧变之后搞的私有化跟西方国家搞的私有化有一些区别：西方国家的国有企业都是大企业，一般都采取将国有企业改组为股份公司，然后向私人和外国人出售股权的办法，而前苏东国家除了大企业，还有大量小企业，他们的私有化分为小私有化和大私有化。什么叫小私有化呢？所谓小私有化，就是把国有小企业卖掉，卖给私人，卖给劳动集体，卖给本企业工人，或卖给外国人。什么叫大私有化呢？所谓大私有化，就是国有大企业太大了，个人、私人谁都买不下去，这就要先把它们改组成股份公司，然后一部分一部分地出售股权。在那里，按规定，如果已经把国有企业改组为股份公司并决定向私人出售股权，那就算作私有化企业了。
曾智泽：前苏联是在什么情况下，出于什么原因，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而去走私有化道路的呢？
吴易风：他们当时很多学者认为，改革最重要的是两项：一个叫做经济市场化，一个叫做政治民主化。仅听这两个用语，也可能不容易辨别是什么意思。我去访问的时候，俄罗斯学者向我解释，所谓经济市场化，实际上就是要按照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来改造俄罗斯经济制度，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首要特征就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所谓政治民主化就是要按照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民主制度来改造俄罗斯政治制度。他们向我解释说，他们就是要把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全面地搬过来。俄罗斯学者将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合起来称为资本主义化。资本主义化这一条路线被他们的政治家接受了，而且推行了。
俄罗斯有一部分经济学家从各个方面攻击社会主义公有制，最重要的一点是说公有制缺乏效率，认为私有制具有效率。这在当时欺骗了很多人，很多人以为是这样的，于是有的人就稀里糊涂地跟着跑，认为只有私有制才有效率。那么，国有经济应怎么办呢？这些经济学家说，办法只有实行私有化。私有化后，国有企业变成私人企业，就会有效率。在理论上，他们当时是用效率来论证为什么要搞私有化。
曾智泽：在前苏东国家中，俄罗斯的私有化进程比较引人注目。您曾去俄罗斯进行了实地考察。从俄罗斯的私有化实际进展来看，他们老百姓都有哪些得和失呢？
吴易风：在俄罗斯私有化过程当中，从现象上来看，老百姓似乎有所得。当他们实行证券私有化的时候，每个人确实免费领到了一张私有化证券。私有化证券的票面额还不算小，值1万卢布。这是通货膨胀前的1万卢布。4口之家就可以领到4张私有化证券。这种私有化证券究竟干什么用呢？后来，俄罗斯出台私有化方案，把国有企业改组成股份公司，私有化证券可以用来买股票。然而，老百姓当时并不知道会有这种用途，都怕私有化证券不脱手就可能成为废纸一张。当社会上有人收购私有化证券的时候，大家就争先恐后地卖，私有化证券就越来越不值钱。刚开始面值1万卢布的私有化证券值150美元，后来只值7美元，最后只值5美元。一张证券只够买一瓶伏特加酒，或者一公斤香肠。本来宣传说，人们有了私有化证券，就成了国有企业的真正主人了，但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原来的国有企业现在确实有了新的主人，这新主人不是别人，而是大量购买了私有化证券的人。结果是，私有化并没有给老百姓带来实惠。一家人，几瓶酒或几公斤香肠，一下子就消费完了。所以俄罗斯人说，这只是"一次性的副食补贴"。搞了私有化之后，出现的是什么状况呢？最突出的是两极分化。在他们那里，一夜之间出现了许多暴发户，即所谓"新俄罗斯人"，他们非常富有。这是一极。而另一极，大批的失业者出现了，他们失去了工作。在业的工人有的很长时间不能按时领到工资。工资和养老金拖欠在那里相当普遍。不能按时领到养老金的老年人饿死已不再是新闻。
人们的平均寿命从1990年至1998年下降了5岁。儿童营养不良，患慢性病的占40％。据美国记者报道，俄罗斯实际人均收入下降80％，至少70％的人仅能糊口，生活在官方贫困线以下的有4000多万人（全俄人口数14800万人）。在那里，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日益加剧。
曾智泽：那么，从总体上看，您认为俄罗斯的私有化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呢？
吴易风：我在俄罗斯访问时，很关心这个问题。我问了许多俄罗斯学者，他们普遍地说，不仅他们的私有化是失败的，而且他们的整个改革也是失败的。我还没有听到任何一个人说是成功的。我接触的都是科学院的学者，不论年老的，还是年轻的，都异口同声地说，他们的改革是失败的。我也看到一些西方学者写的东西，其中有参加制定俄罗斯私有化方案的学者。他们也承认，俄罗斯私有化是不成功的。有一个美国学者说："俄罗斯的私有化同提高生产率、增加财富等完全无关。它除了制造特权新富之外，毫无其他意义。"
（二）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1999年4月25日11时一套播出）
节目主持人：随着我国改革的逐渐深入和开放的不断扩大，有些人认为我们国家迟早会走向私有化的道路。他们的理由是：一方面，今年3月份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我国走向私有化的信号；另一方面，国有企业改革始终没有什么成效，实行私有化才能搞好国有企业。一些老百姓也想当然地认为没准实行私有化能改善他们当前的处境。那么，我国是不是真的要私有化呢？国有企业改革的出路只能是私有化吗？假设中国真的搞私有化，普通老百姓的情况会有什么变化呢？带着这些问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曾智泽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的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吴易风。
曾智泽：吴教授，您好！
吴易风：您好！
曾智泽：前苏联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搞私有化，对我们国家各阶层人们或多或少都有些影响。一段时期以来，一些人对我们国家一直奉行的公有制有不同看法，主张我国实行非国有化、非公有化或民营化。请您谈谈这些主张跟私有化有什么联系。
吴易风：非国有化其实就是私有化。非国有化这个词是从西方来的。后来，前苏联、东欧国家也曾经用过这个词。在西方国家，首先是英国，刚开始搞私有化时，用了非国有化这个词。现在他们的英文辞典已经把非国有化这个词收了进去。解释是，非国有化就是私有化。在俄罗斯，他们过去也用过非国有化一词。我去访问的时候，问过他们不少对私有化很有研究的专家，非国有化究竟是什么涵义。这些专家告诉我，非国有化就是私有化。
民营化这个词是从日本来的，国有企业私有化，在日本叫做公企业民营化。日本经济学家对此有明确解释。公企业民营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废除公企业设置法，同时出售政府所有的公企业的资本，把公企业转化为私营企业。从这个解释可以看出，民营化也就是私有化。所以，主张民营化，实际上也就是羞羞答答地主张私有化。
非公有化这个词没有别的解释，只能等于私有化。
曾智泽：今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把以前所说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这个提法修改为"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人对提法的改变比较敏感，认为这是我们国家要走向私有化的信号。您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呢？
吴易风：是的，有些人对这个问题很"敏感"。他们曲解宪法修正案，认为宪法修正案是走向私有化的信号。有的人说："国有企业的存在是对市场经济的反动"。有的人说，私有经济"最公平"，"最有效率"，国有经济"不公平"，"无效率"。还有人说，国有企业是"市场经济不合格的主体"，非公有制企业才是市场经济的"合格的主体"。他们甚至预言，到中共召开十六大的时候，"以公有制为主体"这个提法就将在什么什么报告中"消失"。最近，有人要求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让位"，要求"国有中小企业合法地、公开地让渡给非公有者"，主张"集体企业改制为私营企业"。所有这些主张都是错误的，歪曲了宪法修正案，否认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实际上，我国这次修改后的宪法仍然明确规定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这没有变。
曾智泽：多年来，我们国家国有企业的改革状况不太理想。有些人说，这主要是因为公有制没有效率。只有实行私有化，国有企业才有出路。据了解，前苏联也是因为他们认为公有制没有效率才搞私有化的。那么，您是不是也认为只有私有化才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出路呢？
吴易风：我不这样认为。只有私有化才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出路这个论断，在我看来，是完全错误的。马克思主义从理论上证明了公有制可以比私有制创造出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我国长期社会主义建设又从实践上证明了公有制有很强的生命力，适合生产力的性质，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统计局的统计表明，从1952年到1988年的37年当中，国有企业很有效率，业绩辉煌。资金利润率这个指标一直是两位数，曾高达百分之二十几，甚至百分之三十几，最低也有百分之十几。只是从1989年开始到今年这10年当中，才下降为一位数，而且很快降为低位的一位数。有时甚至出现净亏损。37年一直是高效益，只是最近10年才出现效益低下的问题。原因何在？这要深入研究，根本不是公有制造成的。如果是公有制造成的，就不会有过去37年那样辉煌的业绩。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我考虑有历史原因，有企业外部原因，还有企业内部原因。现在的任务就是要真正找出病因，找准病因，对症下药，搞好国有企业。经济学家不能当庸医，当庸医是害人的。有些经济学家认为病根在公有制。这样的诊断是误诊。俄罗斯从反面也证明，私有化没有效率。那里搞私有化后，生产大幅度下降，资源出现巨大浪费。俄罗斯著名经济学家沙塔林说："原以为私有化的企业在效率方面必定高于国有企业，现在看来并非如此。"俄罗斯总理普里马科夫最近也批评私有化，他对《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记者说："私有化打消了提高效率的任何希望。"
曾智泽：当前，有些老百姓抱有这样的心理预期：如果中国搞私有化，他们的状况可能会比现在要好。假设中国真的搞私有化，受益最大的将是些什么人呢？普通老百姓的情况会有哪些变化呢？
吴易风：是的，现在有些人存在这样的心理预期。实际上，这种心理预期是一种主观想像，没有根据。我们先来算笔帐。我国国有资产现在大约有10多万亿元，但是，国家净权益只有几万亿元。如果像某些人主张的那样分掉，每个人平均大约只有3000元。如果按照平均"分到个人腰包"，平等地"量化到个人"，或"分到全体国民个人头上"这类主张做，那就要采取证券私有化的办法，就像俄罗斯和东欧其它国家起初做的那样。这是无偿私有化。俄罗斯搞无偿私有化，一张私有化证券面值1万卢布。到最后，老百姓真正得到多少呢？最后，1万卢布票面额的证券仅值5美元。他们戏称这是"一次性的副食补贴"。我们国家如果也搞证券私有化，那么结果大概也不会比俄罗斯好。另外一个私有化办法，就是俄罗斯后来第二阶段采取的"现金私有化"。所谓现金私有化，就是要拿钱去买原国有企业股份化之后的股票。这是有偿私有化。
实际上，这些在我国有些地方已经试过了，做法是："好的卖，差的送"。好的卖，是有偿私有化；差的送，是无偿私有化。就卖而言，一些地方名义上是卖，实际上是半卖半送。有的地方连半卖半送也做不到，而是明卖实送。这样搞私有化，老百姓将一无所获。
如果在全国范围内搞私有化，我们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就必定会蜕变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必然会出现两极分化，必然会出现新资产阶级。邓小平同志说："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
如果我们的国有企业全面地搞私有化，工人阶级就必定会丧失主人翁地位，重新沦为雇佣工人，接受资本主义剥削。如果国有企业全面搞私有化，大量的工人就会被迫失业，就会被推向社会，落入社会最底层。
从前苏联、东欧国家来看，私有化不仅包括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私有化，还包括土地私有化。事实上，我国现在也已经有人主张土地私有化。如果我们国家的土地也搞私有化，就会出现土地所有者阶级。大批农民会失去土地，除了成为农业雇佣工人之外，很多人将会成为失去生存条件的流民。
如果搞私有化，受益者将是哪些人呢？受益者将是那些无偿地获得国有资产的人，或者象征性有偿地获得国有资产的人，或者是无偿地获得集体资产的人，或者是象征性有偿地获得集体资产的人。总之，就是那些在私有化过程中出现的暴发户。如果形成这种局面的话，老百姓就真的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韩德强
“三农问题”已经成为新一届政府面临的重中之重的问题。然而，“三农问题”的原因何在，出路何在，却见仁见智。在温铁军先生召集的“新乡村建设”会议上，杜润生、刘堪、朱厚泽、茅于轼先生分别阐述了各自的观点，华西村则作为新农村的代表参加了会议。我感到，这几家的观点颇有代表性，值得认真探讨。
一、工业化是农村的出路吗？
杜润生先生是八十年代农村土地承包制的力倡者，他认为，“三农问题”是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问题。工业化提高效率，产生了以农村剩余劳动力出路为核心的“三农问题”；进一步工业化又能吸纳这些剩余劳动力，使“三农问题”自然消失。在此期间，不要随便改变承包制。至于那些集体致富的村子，如华西村，刘庄，南街村等，是大承包当年保留下来的8000个集体村，说明了党中央尊重农民的选择权。
看来，杜先生是乐观派。不过，我们应该知道，英国工业化过程产生的剩余劳动力是靠向北美和澳大利亚移民解决的，美国东部十三州工业化产生的剩余劳动力是靠夺取阿拉巴马山以西的印第安人土地解决的。德国、日本工业化产生的剩余劳动力无处可去，只好对外发动战争，争夺“生存空间”。如果中国9亿农村人口能够向世界什么地方移民，或者中国实力足够强大，能够以低成本、低风险、高收益发动对外战争，那么杜先生的乐观的确可以成立。杜先生或许以为，中国可以成为“世界工厂”，通过招商引资而不是对外移民的办法，解决剩余劳动力。但是，据统计，发达国家制造业的工作岗位总数仅为0.9亿，就算全部转移到中国，也只能解决部分就业问题。更何况，这将引起发达国家工人的强烈反对，促使发达国家的排外主义、特别是排华主义的政治势力抬头，给中国的国际环境带来诸多问题。即使一切都顺利，13亿人的中国，其农村人口降低到全国人口的10%，则城市人口将达到11.7亿，超过发达国家城市人口的总和，其所消耗的石油、煤炭、铁矿、水、土地等等资源将需要多少？中国能否承受？世界能否承受？
朱厚泽先生的发言只是给杜先生作了一个脚注。他大声赞美浙江的家庭工业，把浙江的家庭工业发展之路想像成中国在重温欧洲的产业革命之路。然而在跨国公司垄断全球经济的时代，浙江的家庭工业只能成为全球生产链的补充和末端，而不可能由此旧梦重温，发展出自主型的资本主义经济来。
显而易见，工业化无法成为“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杜先生把西方的今天看作是中国应该追求的明天，未注意西方工业化的空间可重复性以及时间可重复性，回避西方工业化过程中的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生态灾难、压迫剥削和世界战争，这样就看不清楚“三农问题”的历史方位，只能为“三农问题”提供一条“有光明，没前途”的一厢情愿的道路。
研究三农问题，应该懂得长远利益和短期利益的矛盾。承包制的确给农民带来了短期利益，但却使农民从合作走向竞争，从团结走向分散，损害了农民的长远利益。在兄弟相残的市场竞争中，农民处于市场食物链的最下层，农副产品的比价不断跌落，大量早已脱贫的农民返贫，造成今天的“三农问题”。八十年代初曾经让农民受益的承包制，到九十年代已经成了损害农民利益的主要原因。事实上，唐朝初期搞的就是承包制，用农民的自身短期利益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一度也取得了农业的丰收，农民的富足。但同样是这种动力，却推动着农民间的相互竞争，促使土地兼并一浪高过一浪，大量农民流离失所，直到农民起义，王朝覆灭，十室九空。这意味着，检验一种制度或者思想的时间尺度其实应该是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几千年。
二、怎样尊重农民的主体意识？
刘堪先生曾经在中央政策研究室工作，参与起草过不少“一号文件”。他认为农村改革的经验很多，首要经验是尊重农民的选择。大包干是真正中国农民的经验体现，是中国农民千百年来的追求的目标。中央领导的开明，就在于尊重农民的选择。接着，刘先生回顾了在大跃进时期，怎样不尊重农民的选择，大炼钢铁，大砍树木等，造成严重后果。
诚然，现在农民的选择权得到了充分尊重，他既可以种粮，也可以种苹果，还可以挖塘养鱼，进城打工，上街摆摊。但是，种粮，粮价跌去一半；改种苹果，苹果的收购价又跌到5分钱一斤；养甲鱼，甲鱼的价格跌去4/5；进城打工，工资不断下降，工时不断延长。最后，只能在危险地、屈辱地生存和自由地、尊严地死亡之间进行选择。刘先生如果是认真思考的，不应该不知道，千百年来，中国农民就是在自由市场的竞争中走向破产的。因此，刘先生的说法其实是让农民自由、自主地相互竞争，自相残杀，群众斗群众，使农民成为弱肉强食的社会食物链中的草。也正是对这种惨痛历史教训的记取，毛泽东才会要倡导农村搞互助组、合作社，甚至人民公社，希望农民集体致富，永远摆脱弱肉强食逻辑的支配，永享和平与幸福；才会认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当然，刘先生的说法肯定更受农民欢迎。谁不喜欢自由？谁又喜欢受教育呢？的确，自由主义不仅可以吸引城市知识分子，吸引企业家和官僚，还可以吸引农民。对于一切不懂得、也不想懂得社会和人性的复杂性的人来说，自由主义都具有天然的吸引力。自由主义者象是一个永远都长不大的小孩，总是在说“我要，我要”，这是我的权利，那是我的权利，却并不关心怎样才能“要”，怎样才能让每一个人都能“要”到。结果，由于每个人的体力、智力、教育经历、社会关系和机遇不同，一些人的自由会牺牲另一些人的自由，一些人的权利伸张会削弱另一些人的权利，形成弱肉强食的社会食物链。所以，从本质上说，自由主义者互动的世界是一个动物世界。我们知道，在动物世界里，老虎、狼、羊、狐狸、松鼠、鸟、树、草形成一个食物链，其中任何一个生物都是自由的。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老虎行为规范，羊吃草准则，狐狸道德，松鼠纪律。不过，动物世界固然自由，固然生机昂然，但却充满了残忍和血腥。
正因为如此，所以作为市场自由竞争中的弱势群体，农民本来最需要的是团结合作。如果尊重农民的选择，就应该尊重农民团结的意愿，自我教育的意愿。毛泽东来自农民，最懂得农民的长远利益所在。因此，毛泽东说的“教育农民”，其实可以看作是农民的自我教育。
刘堪的思想并不孤立，而是一种思潮。“三农问题”日益严重，世人有目共睹。问题在于如何解释其原因，如何寻找其出路。按自由主义的思路，“三农问题”不是来自市场，而是来自权力。比如政府的苛捐杂税，干部的吃拿卡要，城乡户籍的分割，等等。但是，自由主义者们并不愿意正视，如果粮价下跌一半，就算干部清廉，没有苛捐杂税，户籍制度取消，农民的日子是否能好起来。事实上，正是由于农民在自由竞争中处于“草”的地位，正是由于草被吃光可能使整个食物链崩溃，才不得不有政府存在，给农民以一定的保护，例如官价收购粮食，使其价格不至于下跌得更多等等。一旦有了政府，一旦政府权力市场化，另一种恶，即苛捐杂税又随之而来。强者既可以利用市场来剥削弱者，又可以利用权力来剥夺弱者，这在根本上是自由主义逻辑的必然产物。
在自由主义理念的表达上，茅于轼先生是标准版本：“三农问题的根本是农民的权利得不到保障。抓人铐人，财产权受侵犯，又有各式各样的收费。农民没有言论自由，没有选择。因此，三农问题是人权问题。人权问题，是中国几千年文化造成的。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思想深处都有皇权的影响。”因此，按照茅先生的理解，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就是要彻底清算封建主义遗毒，把我们思想深处的“皇权”的影响消除掉。沿着这一思路，茅先生建议，李昌平那样给总理上书，这种事要少干。这是受封建遗毒的影响，把解决问题的出路归结到“皇权”上。茅先生的“皇权”其实是泛指一切权力，凡是希望通过政府权力来解决问题的思路，都是受封建遗毒影响。茅先生的真诚我可以不怀疑，但茅先生的幼稚却实在令人同情。作为接受西方经济学训练有素的专家，应该知道自由竞争的市场也会有失灵，需要政府权力去校正。也就是说，权力的产生恰恰是自由竞争的需要。更进一步，权力的集中也是自由竞争的产物。在中国，皇权是怎么产生的？难道不是自由竞争的结果吗？春秋时期，自由竞争；战国时期，寡头竞争；到了秦始皇就是独家垄断政权了。古罗马与地中海各部落交战，对外打败了希腊、迦太基、埃及、叙利亚、西班牙、高卢等等，对内各派别之间相互残杀，最后形成罗马帝国，难道不是自由竞争导致垄断，导致权力的历史事实吗？在各国近现代经济史上，无数自由竞争的小企业最后被垂直一体化的垄断型企业取代，难道不是自由竞争走向垄断的事实吗？
承认权力的必要性，并非是皇权思想；怎样让权力的运作民主化，才是现代的自由和民主观。茅先生应该是支持权力的民主化的，但是其表达方式却是取消权力。这也许是受了某些人的影响，怕民主化的权力最后会限制甚至取消自由，怕卢梭、毛泽东的阴魂未散，怕法国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重演。但是，如果没有恰当运行的权力限制市场的两极分化倾向，最后，只能是一场底层革命席卷而来。
三、新乡村建设
对中国农村问题认识得最清醒的，是温铁军先生。他既懂得权力的利弊，能够摆脱计划经济神话，又懂得市场的利弊，能够摆脱市场经济神话，还懂得工业化的利弊，能够摆脱形形色色的历史阶段论神话。正是为不相信、不依靠神话，所以温先生开篇总是说，我不是搞理论的，我是搞实践的。其实，现代神话是以理论形式出现的。西方社会科学自称是科学，实际上迄今仍停留在神话阶段，既不能解释历史和现实，也不能规划和预见未来。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政府官员、记者编辑，就是停留在这些来自西方的两大主要神话派系中。
例如，关于取消户籍限制，实行迁徙自由的问题，温先生认为，问题并不在于把迁徒自由作为基本人权来尊重，而在于谁来支付自由迁徙带来的成本，谁来享受收益。事实上，自2000年起，国家政策已经允许自由迁徙，但是并没有多少农民要求城市户口，因为城市户口中的含金量已经大大下降。在没有建立全国性社会保障体制的前提下，沿海地区得益于自由迁徙，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来到沿海，只得到微薄的工资，到干不动活的时候，还得回到西部，靠土地养老。这样，沿海地区不但享受了廉价劳动力的好处，还吃了廉价劳动力的社会保障。如果自由迁徙与全国性社会保障制度相结合，则国家财政可能根本负担不起。
再如，关于金融市场化问题。温先生认为，事实上，由于土地只能减少，不能增加，人口只能增加，不能减少，因此农村的比较收益注定是下降的。在这种情况下，农业的投资收益将远低于平均利润率，“因此金融资本退出农村。这几年尽管银行商业化、市场化改革很成功，但对小农经济条件下的农业而言，这种改革意味着资金这个要素的流出农业。请问，所谓市场条件配置农业资源怎么实现？”
又如，关于城镇化问题，温先生的分析也很到位：“且不说现在大中小城市吸纳农民人口的能力已经明显下降，从长期分析来看，即使我们加快城市化，到2030年可能实现50%城市化率，到那时我们是16—17亿人口，按16.8亿计算仍然还有8亿4千万人生活在农村；而在城市化加速阶段，按正常的城市化发展速度和规模来看每年被征占的土地至少在1200万亩以上。也就是说30年后，无论按新口径19.5亿亩算，还是按老口径14.5亿亩耕地算，都要减少3亿多亩，人均耕地面积也实际上会减少更多。在这种情况下，农村这三个基本要素的配置关系能调节得了吗？这个基本国情矛盾制约是一个大问题。”
既然市场化并不能解决“三农问题”，温先生的建议就是要动用政府权力，一是免去农业税，而不是税费改革；二是将工业化过程征用土地的收益还给农民，建立土地基金，以给无地农民提供社会保障；三是裁撤1000万县以下农村基层干部，从根本上减轻苛捐杂税的困扰；四是建立各种类型的农村自治合作组织，使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农副产品的销售、加工、运输，农村金融的收益能够留在农村。
温先生这个建议的唯一问题是实施上的。前三项要求城市的强势利益集团能够作出让步，最后一项要求乡村的精英分子能够成为农村自组织的核心，为农民利益服务。两者综合起来意味着，社会各阶层必须以长远、整体利益为重，克制自身利益的膨胀。正是在这一点上，温先生意识到了文化资源的重要性。也是在这一点上，温先生和机械唯物主义、自由主义划清了界线。还是在这一点上，温先生意识到了当年晏阳初、梁漱溟先生的一番苦心。这样，温先生就开始倡导“新乡村建设”。
温先生的思想也并不是完全孤立的。当下的许多学者都逐渐认识到西方社会科学的局限性，认识到合作精神的重要，从而与中国传统文化接上了轨。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自由主义文化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要求克制欲望，克制自身利益；后者鼓励解放欲望，伸张自身利益。前者认为，只有克制自身的欲望和利益，才能获得合作收益，取得全社会利益最大化；后者认为，只有解放自身欲望和利益，才能鼓励创新，才能获得竞争收益。至于人与人的矛盾，则可以靠制度来协调。无论是茅于轼、刘堪，还是杜润生、朱厚泽，其实都属于这种广义的西方自由主义文化的范畴。但是，温铁军、曹锦清们，则通过反复的试错、实验，认识到自由主义文化的弱肉强食本质，认识到其巨大的毁灭人类的力量，从而回归中国传统文化。
我认为，温先生所提倡的方向，不仅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根本方向，也是人类摆脱环境危机、资源危机、战争威胁、恐怖主义的根本方向。
本文发表于《三农中国》2004年春季卷
李昌平：贫穷与富裕的双重变奏
三个月前，我因为参与扶贫活动来到祖国西南边陲的几个云南山寨，接触了许许多多“贫困”的人群，其间的所见所闻深深的感动着我，并不时的激励我自己反思我们的价值观，反思我们的繁荣和富裕。
财富观与发展观之间的矛盾
在云南禄劝苗族自治县的半坡苗族山寨，张兰芬家里养着28只羊、10头牛和6头猪。养猪干什么？最主要的是杀年猪，她家5个人，过年时要杀3头肥猪。在苗寨，谁家过年杀的肥猪多，谁家最有钱。养羊养牛干什么呢？苗寨的人们让你猜，你会认为养羊养牛是为了卖钱。你很难想到苗人养羊养牛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积肥，因为苗人都住在高山（2600米）顶上，商品肥难以上山，加之严重缺水，有机肥是改善土壤结构、培肥地力的必需品，有机肥的多少决定他们粮食产量的多少，所以，有机肥对苗人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只有家里需要购置大件或有大笔的急用时，苗人才出卖牛羊。在苗人看来，牛羊数量的多少，代表家庭的财富的多少，你家里牛羊多、地里产的粮食多才算真正的富有。地里产出的粮食少，兜里钱再多也不算真正的富有。苗人的财富观念强调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当过兵的张志勇是苗寨的一个另类，他家里只养了8头猪，没有养牛羊。张志勇说以前是养了牛羊的，但老婆生产时大出血，家里的牛羊和值钱的东西全卖光了。张志勇去年靠小额贷款1000元养了8头良种猪，上了些饲料，半年就出栏（当地一般一年多出栏），一年就赚了一栋新房子。张志勇说，今年的8头猪可以赚4000元，年底将再盖一栋新房。张志勇是寨子里最穷的人，因为他家没有牛羊，不杀年猪，但张说不打算养牛羊，因为养猪省事且来钱快。张志勇说要是有10000元做本钱，他一年要养100头猪，一年能赚几万元。张志勇认为种地不来钱，地里产多少粮食并不重要，主要的是兜里有钱。当了几年兵的张志勇尽管现在兜里的钱并不多，但他说将来兜里的钱肯定会比寨子里的其他人多。如果寨子里的其他人都接受了张志勇的观念，也许生态脆弱的苗寨会长不出粮食，粮食没有了，张志勇养猪发财梦也许就破灭了。
苗寨传统的财富观也许是“落后的”，会被淘汰，但这种传统的观念也许是正确的；张志勇的财富观也许是“先进的”，会逐渐成为苗寨的主流，但这种观念也许是错误的。社会就是这样在发展，苗寨是一个缩影。
扶贫不仅仅是给钱
在云南剑川县象图乡3000米高山的白族大满山红山寨，我们步行了30里山路才到达这个高寒山寨。2000年，李海玉家得到了2000元的民间母畜贷款，她家的羊从无到有，今年有了12只，到明年至少可以发展到18只；牛从1头发展到今年的6头，到明年至少9头；马从无到有，今年有了4匹，到明年至少可以发展到6匹；去年养了1头母猪，几年产了6个猪仔。这个只有204人的白族山寨，现有牛马各300多头（匹），羊1800多只，家家户户用上了电、自来水，还建起了学校、卫生室、兽医站，为了把农产品运出山寨，寨子里还组建了马帮。每每听到大满山红的马帮叮叮咚 叮叮咚的铃声，昔日的“茶马古道”仿佛就在眼前浮现。寨子里的80多岁的赵大爷说，要不是有这笔母畜贷款，我这一辈子怎么也不敢想象“牛羊满圈、绿色漫坡、清泉上山、电影到家（电视）”的美好生活。在一个海拔3000米，毛主席干部一年也只去一两次的深山里，户平均2000元的母畜贷款，竟然能产生如此大的作用，要不是亲历其间，我怎么也难以相信。
在民间的母畜贷款之前，当地政府也搞过小额信贷的扶贫项目，但不仅经济没有发展起来，连本钱都没有了。我问当地的村民，为什么政府的小额信贷就没有民间贷款基金好呢？村民回答说民间贷款基金是他们自己管理的，什么时候贷款，什么时候还款，贷款干什么，不还款怎么办，利息定多高，都是村民讨论决定的。民间贷款的利息比政府的小额贷款的利息低好几倍，贷款还款不需要托关系，既方便又透明，利息收入还用于村里的公益事业。村里有一个大家选举产生的社区发展委员会，每到还款的日子（一次贷款，分四次还清），发展委员会就将村民都集中起来还款，讨论利息的用途，决定发展的大计，还款的日子寨子里就象过节一样。
在澜沧江边雪林乡的拉祜族寨子，一个来自四川大山里贫困人家的名叫胡光辉的小伙子，在完成当地学校的工程后留了下来，小伙子爱上了寨子里美丽的山水和善良的拉祜族姑娘鲍小妹。胡光辉把拉祜族又低又黑的竹木房改造成了又明又亮砖瓦房；用四川的省柴灶代替了在堂屋中生火做饭的习惯；引进了四川杂交水稻生产技术，粮食的产量由亩产200多斤提高到1000多斤；过去养猪要一年多才能出栏，小胡养猪只要半年就可以出栏了……。雪林的拉祜族寨子娶了胡光辉一个穷光蛋女婿，可寨子里的人说他们娶的不仅仅是一个女婿，娶来的是财富，小胡改变了一个寨子穷困的面貌。在一般的人看来，穷就是没有钱，扶贫就是给钱。我所看到的由上海对口帮扶的一个佤族寨子，投入了不下500万元，虽然村民都住上了新房子，但他们依然没有饱饭吃，依然没钱花，依然家徒四壁。人和人的智慧是能转化为无穷无尽的财富的，就脱贫而言人和人的智慧也许比金钱宝贵得多。但现实中，胡光辉到拉祜族寨子落户的事小到足以让人忽略不计，而上海给一个寨子捐款500万元，足以让一个县的四大家领导、所有的媒体、所有受惠的人兴奋不已。
面对贫困我们有的不仅仅是同情 或贫苦不是穷人的错
在西盟佤族自治县的岳宋乡有一个叫木古坝山寨，经常会遇到这样有趣的情况：你问一个人多少岁了，他回答说25岁，坐在旁边的另一个村民会纠正说：不对吧，你好像40岁了。在这里有丰富的水资源，有好的梯田，日照也非常充足，但这里的水稻亩产不到300斤，村民严重的缺粮。民间的扶贫组织来到了这里，带来了杂交稻种子和生产技术，一点一滴的改变村民望天收的习惯，粮食的单产最高达到了1300斤。在社区发展委员会的指导下，5斤种子（40元钱），可以解决一家人的吃饭问题。这里的茶叶是绝对的绿色产品，可是1斤茶叶只卖到2元钱，如果拿到城市卖，绝对可以卖到50元以上。木古坝的1斤茶叶在城里可以换到10斤杂交稻种子，城里的1斤杂交稻种子在木古坝却能换到8斤茶叶。没有亲身的体念，怎么理解财富的空间差异却是如此之大啊！难怪在北京上海深圳的一栋房子，在中国人民银行可以抵押贷款上百万，而中国农村的房子在中国人民银行里却分文不值！在北京上海深圳1亩地的市值数百万，在木古坝一座大山的市值也许不值一文！
生活在古泥盆的傈僳族是我到过的几十个少数民族中最慷慨的民族，他们依然过着狩猎生活，当他们捕到猎物时，他们会与周围所有的人们（包括异族）分享他们的食物和快乐；傈僳族也是我到过的所有民族中最贫困的民族，他们靠狩猎为生，由于森林的锐减，狩猎的收获大不如从前，傈僳族的人们靠狩猎已经根本不可能维持生存了，加上他们的慷慨而不储存食物（没有计划性），挨饿对他们来说是家常便饭的事情；傈僳族更是我到过的所有民族中最坚强、最要面子、最相信天意的民族。傈僳族人从不到政府领取救济，宁可饿死也不向他人伸手（包括政府），他们从不把贫困的责任推向任何人，他们认为自己的贫困是天意。当然，傈僳族并不拒绝他人的帮助，他们拥有财富也会毫不吝啬的和他人分享并乐于帮助他人。在傈僳族人看来，人和世间的万物都是上苍的产物，都必须听从上苍的安排而按照一定的次序生存。动物和植物是上苍安排给人类的食物（财富），食物（财富）是天下人的食物（财富），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将天下人的食物（财富）占为己有。
云南有26个民族，有26种文化；云南有多样的生态，多样的物种。在云南美丽的崇山峻岭之中，你一路走下来，从香格里拉到苍山洱海，从母系社会摇篮的泸沽湖到纳西文化源头的丽江古城，从澜沧江到湄公河，从四季如春的高原滇池到西南边陲的西双版纳热带雨林，哪里不是世界级的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呢？谁能说云南不是富有的呢？可是，就是在云南，却有国家级贫困县73个。年收入在860元以下的人口有764万，其中年收入在625元以下的占286万人。有240万人居住在草房和岩洞里。云南有26个边境县，有4000多公里的国境线，有15个少数民族跨境而居，他们不种大烟，守着贫困，因为他们认同自己是中国公民，他们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身处云南，我常常觉得云南的富有和云南的贫困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云南的富有何尝不是少数民族对大自然和历史文化的爱惜而克己的结果呢？云南73个县的人民的贫困，何尝不是他们为了云南的富有而付出的代价呢？其实，云南的富有又何止仅是云南人的富有，云南的富有真正是中国人的、属于天下人的。但73个县的贫困却是764万云南人的贫困。
按照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云南73个贫困县的同胞要在2020年达到小康（人均8000元年收入），其年人均收入要年递增近400元，这是一个多么艰巨的任务啊！也许这个目标在经济学家的眼里是天方夜谭！穷人的贫困岂能只属于穷人，只要社会承担起相应的责任，也许实现这个目标算不了什么难事。
我们扶贫的地方，都是云南贫困县中最贫困的少数民族寨子。在我所介绍的象图乡和岳宋乡，当地农民修1公里4至5米宽的沙石路只需要7到8万元人民币。修了公路他们的一只羊就可以多卖250元，一斤茶叶就可以多卖20多元，谁说他们就不能同我们一样的富有呢？在北京上海深圳这样的大城市修1公里地铁需要80？个亿人民币，修1公里磁悬浮铁路需要200？亿人民币。假如大城市少修1公里地铁，我们的贫困山区就可以多修4至5米宽的沙石公路10万公里，假如大城市少修1公里的磁悬浮铁路，我们的贫困山区就可以多修25万公里的沙石公路。有人会说，城里的路修了以后回报很高，有人愿意投资，你管得着嘛？我知道城里修磁悬浮铁路还有好多理由，要城里少修铁路是不可能的。云南出了几个李嘉廷式的人物，每一个省都有，少一个李嘉廷就可以多修1万公里的沙石路啊！在我所到的贫困寨子，修一个砖瓦结构的80平方米的民居，大约需要8000元。8000元只是北京上海深圳房屋的1平方米的价格啊！北京上海深圳空置着数百万平方米的房子，而在中国贫困地区却有数百万的穷人居住在茅草房和岩洞里。在北京上海深圳人们养只狗要花费数千元，这些城市养着数百万只狗，在贫困的地区供一个学生初中毕业所需要的学费4000至5000元，在我所到的贫困地区初中毕业的比例不到10％，中国有数百万的贫困孩子上不了学啊！我以前在乡里当书记的时候，每年招待客人的烟就是好几万，一包烟就是20、30元，这一包烟的钱就可以解决一户人家的杂交稻种子，就可以解决一户穷人的几乎一个月的吃饭啊!在城市和发达地方的人，你一年洗头的钱、洗脚的钱就可以使一个或几个穷人变得不再贫困！反贫困需要唤起全社会的责任，需要全社会的参与。
人们也许会习惯地认为贫困的人自身应该负有主要责任。也许是。但我接触多了贫困的人们后，觉得不完全是。在大满山红的白族和傈僳族山寨，十几年前，哪里还是原始森林，砍伐下来两人都合不拢的树墩现在还满山清晰可见。白族和傈僳族人在山里生活了千百年，但砍伐他们世世代代居住的山上的原始森林却没有给他们的任何补偿，靠捕猎为生的傈僳族人失去了生存的环境，靠放牧和农耕的白族人不得不重新修造梯田。当山上的泥土流向三江的时候，我们想起了山上应该种树，当地人民好不容易开垦的梯田要“退耕还林”，补偿他们8年的口粮就了事。砍树和还林都是政府说了算。要是你生活在其中，又能够怎样呢？
在城市和相对发达的地方，路、水、电、电话、学校、医院等的投资都可能是国家投资修建的，人们无偿地享受着。但是阳光何时照那些边远贫困地方的人们呢？假如我们生活在没有路、电、水、电话、医院、学校的地方，也许付出千百倍的成本和艰辛却难以获现在的成功。也许有人会说，他们为什么不出来呢？是的，我见到的贫困地区的人们很多都想出来，也有很多人出来过。有一个叫扎约的孩子读了高中，家里为他读书欠了近一万元的债，要知道，在人均年收入600元的贫困山区，一个家庭欠10000元的债靠家庭的农业收入是永远也还不清的。扎约读了书，能说公话（汉话），终于走出大山到一个城市打工，可是工厂每月开的工资才400元，扎约打工已经9年了，家里的欠债还有2000多。扎约30了，没有娶媳妇，他说还完了债再考虑娶媳妇的事。由于压抑和工作长期处于超时状态，扎约的身体很差，他说，再干5年等还完了债、手头有2000元的积蓄后就回家，再不出来打工了。人人都说教育能改变人的命运，扎约小的时候父母支付了教育的成本，年轻力壮的时候出来打工，把他最黄金的时间奉献给了城市，快40岁的时候，带着一身的病痛不得不回到那个贫困的大山。教育改变了什么呢？教育的成本由贫困的地区支付，发达的地区得到了好处。扎约的父母付出了，扎约付出了，但他们得到了什么呢？面对他们的挣扎，我想不出他们错在哪里！我走近那些穷人、接触了他们后，真诚的敬佩他们，深深的感到这个社会是欠他们的，对他们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摆脱贫困，留下美德
假如你生活在中国城市和发达地区，你应该记住：穷人的美德，保障了我们的富有。我们的富有也许是建立在他人的贫困之上的。你当然有理由否认，这是你的权利。如果你放眼世界，你会同意这个判断的。在这个世界上美国的财富最多，但美国人得到同样的财富，可能只需要付出你十分之一的代价。在中国的工厂里，一个青壮年劳动力一天的工资只有15元，假如你是美国的劳动力在美国干同样的活，你可以拿到中国工人几百倍的工资。这还算不了什么，还有更不公平的，美国人只要生产一张纸就可以让全世界的财富流向美国。中国人生产了大量的廉价产品源源不断的流向美国，美国人一年穿12双鞋，我们劝他们穿24双，可是中国有多少人却一年舍不得穿两双鞋，我们这样克勤克俭，为的是多换来一些花花绿绿的纸——美圆。我们换来了美圆，又不得不买美国的国债，这张用血汗换来的纸最终变成了一个数字符号。在一个虚拟的资本经济世界里，财富可以多少倍地、泡沫式的增长和积累；在一个实物经济的世界里，财富的价格越来越低。富国富人大多在虚拟资本经济世界里爆炸式的积累财富，穷国穷人则大多在实物经济世界里靠廉价的出售血汗和自然资源维持生存。美国只要保证美圆的世界货币的地位和世界金融（资本）中心的地位，全世界所有的资源（包括最优秀的人才）都会源源不断的流向美国，穷的地区和国家越来越穷，人才也越来越少。就是这个实物经济世界支撑着那个虚拟的资本经济世界的空前的繁荣。这公平吗？不公平！但没有办法。不服美国就制裁你；不服美国就让你发生金融危机；不服美国挑动你自家人打自家人，如果你自家人不打自家人美国就直接打你。这就是这个世界分配财富的最根本的规则。 所以，你站在北京上海深圳看看美国后，再请你转过身来看看中国的贫苦地区，再认真的想想。
当我行走在云南贫困的少数民族地区，常常被贫苦人们身上的崇拜自然、清净寡欲、克己助人的美德所感动。这种美德就是苗人身上的美德，傈僳族人身上的美德。我们要善待这种美德！我们应该崇敬和回报这种美德！
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除了那些在电视上捐款很积极的富人外，我认识许许多多默默无闻的支助穷人的且并不富有的朋友。如果有一天，民间的扶贫组织在北京上海深圳开展筹款活动，愿更多的人参与奉献。当然，贫困地区美丽的自然遗产和灿烂的文化遗产也是属于你的。
我想说的是，没有证明的理论我不爱看，应为我不确信它是对的还是错的
文字推理的东西是容易错的，尽管直觉上很舒服，很对，可是，，
我举个列子。
古希腊， 阿基里斯永远追不上乌龟，有谁能够找到它推理的错误么，从文字逻辑上，
我发现很多马克思主义式的观点指出，说，错误在于割裂了时间和空间，，，，云云，，，
我晕啊，，，，，想了半天还是觉得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是个BT
俺给李sir提供点建议吧。
一、建议把文章打包下载
二、建议把文章分类
情报搜集是一份劳动，但情报的真正的价值在于对情报的分类和筛选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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