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7 年第2 期(总第52 期)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当代西方经济学

------兼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导向

杨德明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体系形成于19 世纪60 年代, 其集中标志是马克思《资本论》的问世。尽人皆知,《资本论》的副标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所说的政治经济学, 指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形成以前的经济学, 涉及的范围很广, 其时间跨度起自古希腊罗马, 地域跨度包括东方的中国, 但主要是指西方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包括资产阶级经济学和小资产阶级经济学, 其主体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当代西方经济学是指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西方经济学, 其形成以本世纪三十年代的“凯恩斯革命”为基本标志。当代西方经济学同过去的西方经济学一样, 也包括资产阶级经济学和小资产阶级经济学, 主体是资产阶级经济学。资产阶级经济学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正统经济学, 小资产阶级经济学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异端经济学。异端经济学在学术上有一定的影响, 但是在政策上影响甚微。在西方国家, 对政府经济政策有影响的主要是资产阶级正统经济学派。本文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 当然要讲彼此之间的相互影响, 但问题的实质是对当代西方经济学的评价问题。而要说清楚对当代西方经济学的评价问题, 就必须搞清其历史渊源, 因为当代西方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一个历史的发展。因此, 本文要用相当的篇幅论述西方经济学说史上的内容。

西方经济学发展史上两条基本理论路线的斗争

　　马克思在《资本论》特别是在《资本论》第四卷《剩余价值理论》等著作中, 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作了极为详尽极为系统极为深刻的分析。马克思对西方经济学的批判性的分析明确的区分了西方经济学发展中两条基本的理论路线。一条是从威廉·配第到李嘉图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路线, 另一条是从萨伊、马尔萨斯到西尼尔、约翰·穆勒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路线。这两条理论路线的基本区别有二。第一, 在经济学基本的理论方面, 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创立并坚持朴素形态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 而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则用形形色色的肤浅的理论反对古典经济学的这两个基本的理论。第二, 在经济学方法论方面, 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敢于深入经济现象的本质, 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生理学。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则以描述经济现象及其表面联系为满足, 不仅不敢揭示经济问题的本质, 而且有意识地掩盖问题的本质。

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产生于重商主义晚期, 其阶级基础是新兴的产业资产阶级。17世纪和18 世纪, 新兴产业资产阶级反对依仗封建王权的庇护在国内外经济生活中实行严密的垄断控制的商业资产阶级的重商主义经济政策的斗争正如火如荼。当时, 产业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垄断商业资本的矛盾居于社会矛盾的首位, 产业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及其他劳动人民的矛盾尚居于次要地位。产业资产阶级以全社会利益的代表者自居, 因而不忌讳深入研究经济问题的本质。古典经济学家利用劳动价值论和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之上的分配论, 证明地租和商业利润是对在生产领域中创造的商品价值的分割, 因而是与整个社会的利益相冲突的。马克思指出, 到了19 世纪20 年代, 事情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时, 英国、法国这两个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资产阶级已经取得了政权。封建地主阶级或者已经被推翻, 如同法国那样; 或者已经资产阶级化, 如同英国那样。商业资产阶级的垄断地位已经丧失, 商业资本成为从属于产业资本的资本形态。产业资产阶级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已取得统治地位, 其与封建地主阶级、商业垄断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获得解决, 这样, 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及其他劳动人民的矛盾便随之上升到社会矛盾的主要地位。其标志是在法国大革命和其后的革命运动中, 工人阶级已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出现于历史舞台。同时, 在某种程度上以李嘉图劳动价值论为理论基础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也在传播开来。这些, 使已经取得政治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感到威胁。这样, 作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削阶级在经济利益上尖锐对立的理论表现的劳动价值论和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分配论, 对资产阶级不但失去了利用的价值, 而且成为敌对阶级斗争的利器。在这种历史条件下, 资产阶级不但急于抛弃古典经济学, 急于抛弃劳动价值论,而且急于寻找一种经济理论与古典经济学对抗, 消除古典经济学的影响, 掩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剥削本质。于是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应运而生。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的一段名言深刻地分析了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取代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历史背景。马克思写道:“1830 年, 决定性的危机就发生了。”“法英两国的资产阶级都已经夺取了政权。从此以往, 无论从实际方面说, 还是从理论方面说, 阶级斗争都愈益采取公开的和威胁的形式。资产阶级经济科学的丧钟敲起来了。现在, 问题已经不是这个理论还是那个理论合于真理, 而是它与资本有益还是有害, 便利还是不便利, 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不为私利的研究没有了, 作为代替的是领取津贴的论难攻击; 公正无私的科学研究没有了, 作为代替的是辩护论者的歪心恶意”(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 1968 年第二版第17页)。

这段话鲜明地表现出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和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截然不同的态度。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资产阶级经济科学”、“不为私利的研究”“公正无私的科学研究”, 指的是从配第到李嘉图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 而“领取津贴的论难攻击”、“辩护论者的歪心恶意”等说法, 指的便是从萨伊、马尔萨斯到约翰·穆勒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科学成分, 对其中包含的朴素形态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极为珍视, 细心地加以发掘和阐述, 进行科学的改造, 作为建造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的借鉴。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来源之一。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发现的劳动价值论经过马克思科学地改造以后, 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石。在劳动价值论这块坚实的基石上, 马克思树立起《资本论》这一人类思想史上无与伦比的丰碑。在写作《资本论》的过程中, 马克思以极大的科学诚意, 研究和涉猎了浩如烟海的西方经济学著作。所有对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发现和研究作过贡献的西方经济学家, 不管这种贡献是怎样的微薄, 不管作出贡献的经济学家是怎样的名不见经传, 一经马克思发现, 马克思都要在《资本论》的脚注中和《剩余价值理论》一书中详加论列, 加以赞扬。而对于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 马克思则进行毫不留情的鞭挞, 尖锐的讽刺, 辛辣的嘲笑。

早期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路线

　　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是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反动。劳动价值论和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之上的剩余价值论是经济学说史上最重要最辉煌的成果。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抛弃了这一成果, 抛弃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优秀的科学的传统, 承袭了古典经济学特别是亚当·斯密学说中不科学的成分和古典经济学家一再批评的各种不科学的观点, 加以恶性发展, 并且利用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特别是李嘉图体系中的矛盾, 攻击和否定古典经济学, 奉行一条反对劳动价值论, 反对古典经济学优秀传统的反科学的理论路线。

尽人皆知, 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包含着理论上的和方法论上的缺陷, 这种缺陷导致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解体, 同时构成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重要理论渊源。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理论缺陷集中表现在亚当·斯密理论中的二元论和李嘉图学说体系中的理论矛盾。众所周知, 亚当·斯密学说体系中的二元论是指其理论中科学的成分和庸俗的成分杂然并陈, 相互矛盾。亚当·斯密一方面主张劳动价值论和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之上的分配论, 即朴素形态的剩余价值论, 认为商品价值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所决定, 工资、利润和地租这三种基本的社会收入都是工人劳动所创造的商品价值的分解物。另一方面, 亚当·斯密又主张收入价值论即生产费用价值论, 认为工资、利润和地租不是商品价值的分解物, 而是商品价值的源泉。一方面, 亚当·斯密认为“商品的真实价格”由“获得它的辛苦与麻烦”所决定, 即主张劳动价值论; 另一方面, 又认为所谓商品的“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等于他所能购买或支配的劳动量”, 即主张购买劳动价值论。李嘉图比亚当·斯密在理论逻辑上更彻底, 他力求克服亚当·斯密的理论上的二元性, 力求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建立完整的经济理论体系。但他不懂得价值和生产价格的区别, 劳动和劳动力的区别, 因而不能用劳动价值论解释平均利润率和生产价格, 不能用价值规律解释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交换, 从而构成李嘉图体系中的两个矛盾, 即劳动价值论与平均利润率之间的矛盾, 价值规律与资本、劳动之间的交换的矛盾。

亚当·斯密和李嘉图学说中的非科学成分来源于其资产阶级的形而上学的世界观,他们缺乏历史发展的观念, 不懂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渡性, 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成自然的万古不变的生产方式, 因而不懂得简单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 不懂得区分简单的抽象的理论范畴和复杂的具体的理论范畴, 从而不能把握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的一致性。

亚当·斯密理论中的庸俗成分构成早期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鼻祖萨伊和马尔萨斯庸俗经济理论的直接理论渊源, 李嘉图理论体系中的两大矛盾导致李嘉图学说的庸俗化。早期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价值论和分配论除了承袭亚当·斯密理论中的非科学成分以外, 还广泛搜罗了在古典经济学中早就遭到批评的种种错误理论, 例如混淆使用价值和价值的效用价值论、混淆价值和价格的供求价值论, 等等, 从而形成一个集庸俗经济理论之大成的理论大杂烩。例如, 萨伊的价值论是效用价值论、生产费用价值论和供求价值论的混合物, 而其分配论则是从效用价值论和生产费用价值论二者直接引伸出来的所谓三要素分配论, 亦即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辛辣地加以批判的劳动工资、资本利润、土地地租的“三位一体”的公式。马尔萨斯的价值论是生产费用价值论和购买劳动价值论的混合物, 而其分配论则是三要素分配论的变种: 劳动价格工资论、让渡利润论和自然报酬地租论。

到了19 世纪50 60 年代, 在英法等国, 无产阶级已经进一步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矛盾作为主要社会矛盾的性质更为明显和突出,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 西方庸俗经济学进一步发展为一个庞杂的大体系。这一时期西方庸俗经济学的集大成者是约翰·穆勒。此外, 以“最后一小时”论著称而在《资本论》中遭到马克思痛斥的西尼尔也是个颇有影响的人物。西尼尔价值理论的基本框架是供求均衡价格分析。在这个框架里包含着建立在主观效用论基础上的需求分析, 建立在稀缺论基础上的供给分析。其分配论是三要素分配论的变种: 工资是对工人所牺牲闲暇的报酬, 利润是资本家的节欲即所牺牲的眼前享受的报酬, 而地租则是自然的馈赠, 带有不劳而获的寄生的性质。约翰·穆勒的价值论的基干也是供求价值论和生产费用价值论的混合物, 其分配论也是三要素分配论: 认为利润是对资本家的节欲、投资风险和资本家的管理劳动的报酬, 地租是土地所有者占有的级差地租, 而工资则是劳动价格。约翰·穆勒和西尼尔都反对李嘉图所主张的工资决定于劳动者的再生产费用的工资理论, 鼓吹所谓工资基金论, 认为工资由马尔萨斯人口论和所谓土地报酬递减规律所决定。

在19 世纪20 年代到60 年代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路线是将斗争矛头集中指向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 特别是指向李嘉图经济学, 反对朴素形态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其所鼓吹的种种非科学的价值论如效用价值论、稀缺价值论、生产费用价值论、供求价值论和三要素分配论, 构成其基本理论框架。这一理论路线和理论框架对后世西方经济学发展的影响至深至巨, 至今依然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内容。马克思对西方庸俗经济学的批判非常尖锐, 认为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是彻头彻尾的专职的辩护经济学, 无论是其基本理论还是方法论, 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来说,毫无可供借鉴之处。

边际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路线

　　从19 世纪70 年代到20 世纪初叶, 约半个世纪的岁月, 是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发展的第二阶段, 即所谓边际主义经济学时期。这一时期西方庸俗经济学基本理论路线的最鲜明的特征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

边际主义经济学产生的历史背景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 马克思《资本论》的问世及其传播, 以巴黎公社为标志的工人运动的兴起, 证明工人运动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了空前的发展, 这对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发展不能不产生深刻的影响。如果说早期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斗争矛头集中指向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话, 那么, 所谓“边际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斗争矛头便集中指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特别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的阶级本能使他们敏锐地感觉到继承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优良传统并使之发扬光大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工人运动相结合, 对资产阶级的威胁远非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所能比拟。因此, 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便把反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头等重要的任务。第二, 随着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 羽翼日益丰满的垄断资本为了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迫切要求加强对市场经济和企业微观经济问题的研究。

上述历史背景的两个要点, 第一点是主要的, 第一位的。反对作为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优良传统的继承者和发扬光大者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抵消其在工人运动中的日益增大的影响, 维护取得政权的资产阶级的统治, 便成为这一时期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路线。很明显, 这条理论路线与早期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理论路线是一脉相承的。

边际主义经济学家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理论武器仍然是沿袭自早期庸俗经济学的庸俗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 边际主义经济学的特点是强调边际分析和心理分析, 新瓶装旧酒, 给早期庸俗经济学武库中这些旧的货色披上数学和心理学的外衣, 使之带有某种精巧性和迷惑性。边际主义经济学内容看起来光怪陆离, 十分庞杂, 其基本理论只有四点, 即边际效用价值论、边际生产力分配论、瓦尔拉一般均衡分析和马歇尔供求均衡价格分析。边际效用价值论依据商品消费效用递减的法则, 认为商品价值由商品的边际效用决定, 但边际效用作为效用, 与平均效用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因此, 边际效用价值论仍然承袭了早期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效用价值论的传统谬误, 用使用价值分析取代价值分析。同理, 边际生产力分配论虽然采用边际生产力分析法, 认为生产要素的收入不是决定于平均产量, 而是决定于边际产量, 但这一区别并不能改变边际生产力分配论的理论基础三要素分配论, 从而不能避免三要素分配论的根本谬误: 将价值生产混同于使用价值生产。瓦尔拉一般均衡分析研究最终产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的关系, 研究这两个市场各自的均衡条件, 实际上是研究高度简化的宏观经济环流图, 研究作为生产要素的出卖者和最终产品的购买者的居民户同作为生产要素的购买者和最终产品的出卖者之间的最简单的经济关系。其假定条件是每一种商品和生产要素的供给和需求相等, 居民户的收入和支出相等并实现消费效用最大化, 企业的产品价格和边际成本相等并实现利润最大化。瓦尔拉一般均衡分析建立在三个理论支点之上: 边际效用价值论、三要素分配论和萨伊法则, 因而其理论基础是谬误的。马歇尔是边际主义经济学时期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理论的集大成者, 他主要是承袭西尼尔的理论遗产, 以供求均衡价格分析作为基本理论框架, 然后将边际效用需求分析、边际生产力供给分析、价格供求均衡分析和三要素边际生产力分配论等理论装配到这个框架之中, 因此, 马歇尔的经济理论乃是资产阶级庸俗经济理论的大杂烩, 其根本的主要的错误是承袭早期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供求价值论和三要素分配论。

由此可见, 边际主义经济学完全承袭并进一步发展了早期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路线和基本理论框架。这是一方面, 也是基本的一面。另一方面, 基于前述的新兴的垄断资产阶级加强经济管理, 提高经济竞争力的需要, 边际主义经济学家们又注重研究一些实际经济问题, 在经济研究方法和某些具体经济问题的研究上, 作出了一些颇有价值的贡献。例如将高等数学方法应用到经济研究之中, 对商品的消费效用和生产要素的生产力进行边际分析, 对市场经济运行机制进行一般均衡分析, 研究消费资源和生产资源的最优配置问题, 市场需求问题, 市场供给和生产成本问题, 市场经济的优缺点问题, 提出有关市场经济机制的一系列概念, 如需求弹性、需求法则、需求曲线, 成本曲线, 提出市场失灵论和政府有限干预论, 等等。凡此种种, 均不失为对经济学发展的某种贡献。当然, 这些内容在边际主义经济学中是次要的第二位的东西。但是, 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来说, 这些带有某种科学性的内容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由此看来, 在垄断资本主义历史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边际主义经济学, 与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后期发展起来的早期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有所不同。早期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只有辩护性, 因而其理论是庸俗的, 没有任何科学性。

边际主义经济学除了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所固有的辩护性以外, 还有某种实用性特征的萌芽, 因而其某些抽象层次较低的理论和采用的某些研究方法, 带有某种程度的科学性。边际主义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这种重要性, 一言以蔽之,是奠定了当代西方微观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当代西方微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 几乎原封不动地承袭了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一书的篇章结构。边际主义经济学家们提出的理论概念的绝大多数, 经过马歇尔的综合, 构成当代西方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内容。

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路线和新特征

　　如前所述, 所谓当代西方经济学是指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西方经济学。从19 世纪70 年代开始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 到20 世纪初叶已告完成。垄断资本主义统治的形成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开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出现是私人垄断资本主义产生的必然产物。其原因有二。第一, 垄断寡头的出现必然导致垄断寡头与国家政权结合, 利用政权来为自己的经济政治利益服务。第二, 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使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空前地激化起来, 阶级矛盾、社会矛盾和国际矛盾日趋尖锐。20 世纪上半期, 爆发了空前严重的30 年代经济大危机和空前惨烈的两次世界大战, 世界资本主义制度发生了总体性危机。垄断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破坏和危机使资本主义制度在地球上三分之一的地盘上崩溃, 苏联、新中国和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宣告诞生, 形成与西方资本主义相对立的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世界阵营。为了挽救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 消灭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 垄断资本强化了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的政治经济职能, 更加直接地为垄断资本的政治经济利益服务, 资本主义国家机器日益成为垄断资本的御用工具。私人垄断资本主义迅速过渡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战时经济统制和美国罗斯福新政, 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先声和序幕。

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背景下, 西方经济学界出现了一股国家干预主义的国际性经济思潮, 并且在30 年代相继出现了两次“革命”, 一次是以罗宾逊夫人、张伯仑的不完全竞争经济学的出现为代表的“微观经济学革命”, 另一次是以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问世为标志的“宏观经济学革命”, 又称“凯恩斯革命”。所谓不完全竞争经济学乃是资产阶级垄断经济学, 而凯恩斯经济学则是资产阶级国家垄断经济学, 二者分别是垄断资本主义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西方经济学中的理论表现。这两次革命在30年代接踵发生, 充分证明垄断资本主义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关系的密切, 证明前者向后者发展的必然性和发展步伐之迅速。这两次西方经济学“革命”以“凯恩斯革命”对西方国家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影响为最大。如果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宣告了重商主义的原始国家干预主义的终结和自由放任主义的开端, 从而在西方经济学发展史上划分了一个时代, 即经济自由主义学派取代重商主义学派成为西方经济学营垒中的主流派的时代的话, 那么, 凯恩斯的《通论》则宣告了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和现代国家干预主义的开端, 从而在西方经济学发展史上划分了又一个时代, 即现代国家主义学派取代经济自由主义学派成为西方经济学营垒中的主流派的时代。

以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为主流派的当代西方经济学与以往的西方经济学有什么异同点呢?对于这个问题, 我们的回答是: 在基本理论路线和基本理论框架方面, 当代西方经济学是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承袭者, 而不是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继承者。如前所述, 当代西方微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承袭了边际主义经济学也是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集大成者马歇尔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当代西方微观经济学是现代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 是整个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与西方传统的庸俗经济学一样, 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价值理论以供求价值论为主体, 杂以效用价值论和生产费用价值论, 其分配理论则是三要素分配论。对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 当代西方经济学是绝对排斥的。当代西方不完全竞争理论也是在供求均衡分析的框架内研究不完全竞争市场的产量和价格的均衡水平的决定问题。在《通论》中, 凯恩斯一再申明, 他对马歇尔经济学的主体即微观经济理论毫无异议。在《通论》中, 凯恩斯还明确表示, 他主张私有制, 主张资本主义制度, 反对公有制, 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在这些基本点上,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整个当代西方经济学与传统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毫无二致。由此可见, 所谓凯恩斯革命, 革的并不是马歇尔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命, 不是其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的命。那么, 所谓凯恩斯革命革的是西方传统庸俗经济学的什么命呢? 凯恩斯革的只是萨伊法则的命。马歇尔经济学信奉萨伊法则, 认为借助于工资、价格和利息率这三个弹性变量的自动调节作用,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恒能实现国民经济的充分就业均衡, 亦即恒能实现宏观经济资源的最优配置, 不可能发展为普遍性的经济危机,因而无须国家干预。凯恩斯认为, 由于人们与生俱来的某些心理法则的作用, 资本主义的痼疾是有效需求不足。因此,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通例不是国民经济的充分就业均衡, 充分就业均衡只是一种特例。也就是说, 由于有效需求不足,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通常不能实现国民经济的充分就业均衡, 不能实现宏观经济资源的最优配置。只有进行国家干预, 调节有效需求, 才能做到这一点。因此, 凯恩斯主张国家进行经济干预。诚然, 马歇尔也提出过建立在市场失灵论基础上的国家干预论, 但马歇尔是以市场经济能实现最优资源配置为前提的, 因此, 他所主张的国家干预乃是一种拾遗补阙式的干预, 是为了弥补市场的某些美中不足, 如所谓外在不经济效应、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之类。凯恩斯所主张的国家干预是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能实现资源最优配置为前提的, 是为克服市场经济的带根本性的缺陷。二者显然不可同日而语。马歇尔经济学不承认资本主义经济会发生经济危机, 这与十年一循环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史固然是尖锐矛盾的, 与30 年代的大危机现实相去更是不可以道里计了。凯恩斯承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这一有目共睹的事实, 与马歇尔经济学相比, 显然是一个进步。

凯恩斯革命主要发生在宏观经济学领域。凯恩斯主张国家对国民经济进行必要的管理, 这无疑符合垄断资产阶级的需要, 符合社会化大生产对国民经济进行某种集中管理的需要。在战后时期, 由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推行, 西方宏观经济理论有了很大的发展。凯恩斯经济学这一现代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的盛行使当代西方经济学形成了新的特征, 即实用性特征。如前所述, 西方经济学的实用性特征在边际主义经济学时期就有了萌芽。在当代西方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中, 这种实用性特征有了空前的加强。这样, 当代西方经济学具有双重特征。一方面, 作为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新发展阶段, 当代西方经济学具有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所固有的辩护性特征。另一方面, 作为现代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 当代西方经济学具有实用性特征。辩护性特征决定了当代西方经济学在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即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问题上反对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 主张形形色色的反科学的价值论, 如效用价值论、生产费用价值论、供求价值论, 和反科学的分配论, 如三要素分配论。由于缺乏科学的价值论, 当代西方经济学虽然发展起一个光怪陆离、五光十色的大体系, 却犹如一幢建筑在沙滩上的巍峨的大厦, 时刻有倒塌之忧。西方微观经济学没有科学的价值论, 因而称作价格分析理论。西方宏观经济学被称为收入分析即国民收入分析理论。但没有科学的价值论作基础, 所谓国民收入也就很难理解了。同理, 在国际经济分析中, 由于缺乏国际商品价值理论, 科学的国际收支理论也就无从建立。在经济学说发展史上, 劳动价值论是唯一科学的价值理论, 朴素的劳动价值论的发现是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最辉煌的成果。当代西方经济学与传统庸俗经济学一样, 出于阶级的本能或阶级的偏见, 反对劳动价值论, 特别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 从而使得其整个理论体系缺乏一个坚实的基础和一条维系的纽带, 显得格外的脆弱和零乱。西方国家某些势力一天到晚叫喊人权, 唯独在价值论问题上抛弃人权, 践踏人权, 反对劳动价值论, 你看怪也不怪。总之, 当代西方经济学作为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所固有的辩护性特征, 使得它的整个理论体系缺乏一个科学的价值论基础, 其基本理论框架难免失之谬误。当代西方经济学这种辩护性特征, 以及由这种辩护性特征所决定的基本理论体系或基本理论框架的庸俗性或反科学性, 是基本的, 第一位的。国内有的学者说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是科学的, 最值得我们借鉴, 这种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实用性决定了当代西方经济学在某些抽象层次较低的领域的研究和采用的某些方法具有某种程度的科学性。例如经济计量分析方法、统计分析方法; 经济政策学; 名目繁多的分支学科, 如城市经济学、乡村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工业经济学、农业经济学、教育经济学、卫生经济学等等; 企业经营管理学。就宏观经济领域来说, 西方经济政策学非常值得我们注意。西方经济政策学中关于经济目标体系、经济政策手段体系和经济政策体系的学说, 对我们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一般地说, 当代西方经济学中越是抽象程度较低的学科, 种类越是繁多, 内容越是丰富, 科学性也越强, 对我们的参考意义也越大。

当代西方经济学正统学派中的主流派是现代国家干预学派, 作为这一流派的对立物而存在的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现代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代表有货币学派、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哈耶克学派、弗赖堡学派等等。在战后时期, 凯恩斯主义学派居于主流派地位, 左右西方国家经济政策的方向。新自由学派虽然居于非主流派地位, 对政府经济政策的影响较小, 但其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斗争从来未曾停止过。60 年代晚期, 战后西方经济繁荣阶段宣告终结, 出现停滞膨胀的局面,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陷入困境之中。以货币主义学派、供给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乘机兴起, 向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发起挑战, 力图取代凯恩斯主义学派的主流派地位。在70 年代和80 年代之交, 新自由主义学派对英美两国政府的经济政策一度有过影响, 但为时并不长。西方各国政府, 包括英美两国政府, 仍然奉行凯恩斯主义政策, 或不挂牌的凯恩斯主义政策。新自由主义学派之所以在西方国家受到冷落, 是因为主张自由放任、反对国家干预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不合时宜, 不符合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垄断资产阶级的需要。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并没有失业。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被西方国家和某些国际组织用来对付广大发展中国家, 特别是用来对付社会主义国家, 作为西方进行和平演变的工具。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推出一大套所谓市场取向型改革模式, 其要点有三, 一曰国有企业私有化, 二曰国家经济管理自由化, 三曰经济发展战略外向化。80 年代, 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模式在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强制推行, 后果非常严重。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严重滑坡, 被称为“失去的十年”,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红旗落地, 资本主义复辟。事实证明, 对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来说,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千真万确是洪水猛兽。

总之, 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正统经济学, 无论是现代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还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都是西方传统庸俗经济学的一个历史的发展, 在基本理论路线和基本理论框架上与西方传统经济学一脉相承, 而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根本上相对立。因此, 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路线和基本理论体系, 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没有一丝一毫的借鉴意义。

当代西方正统经济学营垒中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争夺主流派宝座的斗争是西方经济学说发展史上源远流长的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两大经济思潮的斗争的历史新发展, 非常值得我们注意。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及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模式是西方国家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的工具, 对我们有百害而无一利, 必须坚决的加以排斥, 加以批判, 彻底肃清其影响。现代西方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派对国民经济进行管理的理论和政策主张, 其所采用的方法和技术, 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经济学颇具借鉴意义。当然, 对这种可供参考的有益成分, 也应当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的指导下, 根据我国的国情, 加以采择, 且忌照抄照搬。如果说在前三十年我国经济理论界的主要倾向是对西方经济学盲目批判, 一概排斥的话, 那么, 近年来主要的危险是对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盲目崇拜, 照抄照搬。对此, 我们应当高度警惕, 认真加以克服。否则, 后果将是严重的。

关于两种教条主义的进一步分析 余斌 刘国光同志最近在论及当前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时提到了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两种教条主义。所谓两种教条主义，一个是迷信、空谈马克思主义，而不是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一个是迷信、崇扬西方发达国家的、反映资产阶级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理论，把西方某些学派、某些理论或者西方国家的政策主张奉为教条，向我国思想、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渗透。他认为，上述两种教条主义，第一种教条主义还是存在的，但是在当前不是主要的，其影响在下降。马克思主义者吸取了过去的经验教训，正在不同程度地向现代化的方向努力，力求与时俱进，进行理论创新。而第二种教条主义即西方教条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和经济社会中的影响力在上升。比如在经济学领域，一个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经济学是什么》这本书竟然只讲西方经济学，不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排除在外，这实际上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其影响、危害很大。 刘国光同志所提及的这两种教条主义，的确反映了当前的意识形态领域所存在的问题，但笔者认为，这两种教条主义的性质毕竟还是有所不同，应当作进一步的分析。 一、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 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如立三路线和王明的左倾路线等等，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曾经使我们在面对反动政权和国际帝国主义的严酷打击下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和牺牲，直到中国共产党形成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较好地克服了当时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并以此指导革命斗争，中国人民才最终取得了站起来了的胜利。 新中国建国以后，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的反动势力残余仍然试图打击和压迫我们，但它已不是我们面临的主要矛盾。这时的主要矛盾是如何认识和遵循科学规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时期，我们一方面较为成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进行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和经济建设，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中国经济的工业化。另一方面，在新的情况和形势面前，没有很好地发展马克思主义，还是犯了很多教条主义的错误，并引发了文化大革命。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上，自由的科学研究让位于对国家领导人甚至对地方和部门领导人制订的各种政策的阐释上。 此后，在总结经验和吸取教训的基础上，我们通过克服前一阶段的教条主义进行了改革开放，并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而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摸着石头过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方面强调与时俱进，但是，尚未形成如何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走向社会主义中高级阶段的完整理论体系。 正是因为在中国革命史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曾经给我们带来过惨重的教训，所以对于这种教条主义，国内理论界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保持了一定的警惕，其影响的确如刘国光等同志所指出的那样是在下降的。 不过，有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就有与时俱进的教条主义。自从资本家中的优秀分子可以入党以来，有人就以为把国有企业全部私有化给资本家，也是符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在他们看来，资本家能够搞好企业，而共产党在国有企业中的组织不能搞好企业，虽然反映出资本家比共产党能够更好地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但只要把这些资本家吸收入党，他们在党内就能够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了。现在国内许多地方政府已经强行制定了国有企业私有化改制的时间表，并且要以政策来扶持和大力发展私有企业，主张私有企业在当地经济中所占比重越高越好，并以此为荣。 现在看来，对待马克思主义有三种教条主义，按传统的划分方法，第一种可以称为左的，这是过去在对待马克思主义上最主要的教条主义，它不经过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就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随意地放之四海。这种教条主义虽然在当前不是主要的，但在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中，这种教条主义还是妨碍了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研究和传播。 第二种可以称为右的，这种教条主义在当前略占上风。这种右的教条主义，是指那种因为左的教条主义的存在和社会主义事业在国际上的一定阶段内处于低潮就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不再坚持马克思主义，甚至拒绝在理论上接触马克思主义。其具体体现是，正如刘国光同志所听说的，不少学生听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觉得好笑，以为马克思主义纯粹是一种意识形态而不是科学。 第三种可以称为形左实右的，这种教条主义滥用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名义，以马克思主义的某个局部性结论来反对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甚至要否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剥削性质，仅仅因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容许私营企业的存在和发展。殊不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初级”二字，不仅仅是指生产力不够发达，而且指生产关系不够纯粹。倘若没有局部的剥削的存在，当前社会主义也就不是处于初级阶段了。 通过细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我们认为，当前反对这种教条主义，仍然是任重而道远，不能掉以轻心。尤其是上面提到的右的教条主义和形左实右的教条主义，是我国改革开放和苏东巨变以后出现的新的教条主义，尤其需要我们保持最为高度的警惕，最努力地加以克服。 二、对待西方经济理论的教条主义 对待西方经济理论的教条主义与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在形式上有盲目信从和不容许批评怀疑的相似之处，但在本质上还是存在着不同的。 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科学的，而西方经济理论的基本理论体系完全是错误的，不科学的。除了信息不对称等少量概念外，并无可取之处。这是我的《微观经济学批判》和《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耻辱》这两本书所反复证明了的。对于错误的理论，仅仅在照搬照抄的形式上有些类似教条主义而已，而不具有教条主义的实质，我把这种教条主义称为邪教条主义，因为我曾经在《微观经济学批判》一书中论述过，与基督教相比，西方经济学更象是法轮功那样的邪教。实际上，对待西方经济理论这种错误的理论，除了否定和批判，别无其它的正确的对待方法，更惶论邪教条主义。 为什么错误的西方经济理论和邪教条主义会在当今的大学校园和舆论媒体上盛行呢？主要原因有三个。一是，人们以为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达与西方经济理论有关，希望通过学习和应用西方经济理论使中国走上发达的道路。二是，西方经济学中有不少数学模型，其结论经过一番数学推导，从而比较容易被视为科学的。三是，资本主义势力通过其在中国的代表，利用人们对那些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的反感兴风作浪，把持话语权和领导权，充分运用研究生入学考试、职称评审、课题经费等指挥棒左右教师和学生的思想造成的。 首先，西方经济的发达与西方经济学毫无关系，其发达的原因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完全可以比西方经济理论解释得清楚得多。倘若西方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发达的原因，那么不仅所有的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都应当比中国发达，而且当年中国共产党根本就不可能从国民党手里夺得政权。尽管现在有那么一种倾向，有些人试图运用一些片面的资料说明从前苏联和东欧地区到拉美国家，每一个非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的经济都比当前的中国来得发达。但事实并非如此。 实际上，西方发达国家是说一套、做一套的。马克思早就指出，资本家“用一大套冗长无味的空话愚弄了我们。为此他不费一文钱。他把这一类虚伪的遁词和空话都交给他为此目的雇用的政治经济学教授们去讲。他自己是一个讲求实际的人，对于业务范围之外所说的话，虽然并不总是很好地考虑，但对于业务范围之内所做的事，他始终是知道的。”[1] 可以说，西方经济理论并不懂资本家业务范围内的事。其表现之一，是其生产函数中居然不包括原材料这个生产要素，而且要求利润归企业经理人所有而不是资本家股东所有[2]。 曾有一幅国外的漫画，画的是在核裁军问题上，美国要求别国，按他说的做而不要按他做的做。既然西方国家并没有践行西方经济理论，我们又为什么要学习和运用这些在逻辑上不成立的理论呢？ 要知道，西方经济学中的数学模型大部分都是不成立的。其原因就在于西方经济学是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数学的，是以西方经济理论的偏见来歪曲和糟蹋数学的。象“两个独立同分布的随机变量之差是一个常数”这样一个在数学上错误的观点，竟然使其导出的资本结论无关论成为西方现代金融学的奠基石，并使其提出者获得西方经济学最高奖项——诺贝尔经济学奖。第十一届（2004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的获奖论文《国有企业民营化的均衡模型》，其中的数学模型不仅是没有完成的，也是完全不能成立的。获奖论文的水平尚且如此，其它西方经济理论的论文水平可想而知。这篇文章的获奖同时还表明了错误的西方经济理论已经在国内经济学领域占据了领导地位，而这正是让刘国光同志忧虑的。 三、结语 显然，坚持西方经济学的那些国内学者的观点已经不是对待西方经济学的教条主义的问题，而是顽固坚持错误的问题。 过去我们吃教条主义的苦，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走了很多弯路，才取得了今天的一些成绩，虽然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还没有进入社会主义中高级阶段。现在我们为什么要主动去吃连教条主义都不如的错误理论和邪教条主义的苦？这种苦一定会让我们付出远为巨大的牺牲，使社会主义道路更为曲折。不能不对此保持清醒的警惕。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8页至第219页。 [2] 更多的不通之处，参见余斌，《微观经济学批判》，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

社会主义发展战略与不发达现象 崔之元 我将本文标题中的“社会主义发展战略”定义为：不发达国家通过工业国有化、农业集体化和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途径来进行工业化的发展战略。在这一定义中，社会主义与不发达现象有着内在联系，这符合于社会主义革命均发生于落后农业国家的历史事实。针对这一与马克思、恩格斯预言（他们预测社会主义革命将发生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截然相反的事实，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托洛茨基，企图给予新的解释。我在本文中，将首先指出托洛茨基解释之不能成立性，然后给出我对社会主义为何与不发达现象高度相关（但不一定是因果关系）的初步解释。 托洛茨基在其《俄国革命史》中感叹道：“社会并不是那么理性地构成的，以致于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的日期正好是社会主义的经济与文化条件成熟之时。”[1]“如果我们把能够促进生产力更优地发展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把人民有动机去废除资本主义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观条件，那么历史经验和逻辑分析都告诉我们，在同一个国家内，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很难同时出现。”[2]托洛茨基的“结合但不平衡发展”理论（Combined and uneven development）的核心在于，不同的国家处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水平上，故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可以成熟于一些国家，而其主观条件成熟于另一些国家。托洛茨基指出：“俄国无产阶级并不是逐年慢慢兴起的，它不像英国那样背着过去的负担，而是在急剧的环境和社会关系变化中向前飞跃的。正是这一事实，与沙皇的高压相结合，使得俄国工人喜欢革命思想的最大胆的结论”。[3]托洛茨基寄希望于落后国家的革命传导到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传导到落后国家，从而在全世界范围内，造成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客观条件同时成熟。今天看来，这显然是一种“一厢情愿式的思维方式”（“Wishful thinking”）。更重要的，由于托洛茨基主要着眼于落后国家的革命如何引发世界革命的问题，他实际上并未深入探讨社会主义与不发达现象的相关性。 在我看来，当代著名经济史家Alexander Gerschenkron的“落后的优势”（“advantages of back-wardness”）的理论提供了一个解释社会主义与不发达现象之相关性的更好的出发点，虽然我们还需要对之加以重要补充才构成一个较充的解释。正如Gerschenkron所指出，“苏联的演化可以被视为欧洲经济发展一般模式内的一个特殊形式。”[4]１９世纪欧洲的一般模式是，落后国家（德国、法国、意大利等）的工业化往往比工业革命的先行者英国以更快的速度发展。这种“落后的优势”来自于落后国家可能直接采用当时最先进的技术，而不用承受一开始逐步发展这种技术的代价。例如，德国可以直接在钢铁和电力工业上赶超英国，而用不着去向英国的棉纺工业挑战。落后国家业化的鲜明特色是突变性、与过去的“不连续性”，因为与先进国家的工业部门之间的前后关联是逐渐自然形成的不同，落后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必须同时性地建立起各工业部门之间的前后关联，例如没有煤矿的同时开采，铁路就不可能修建。这种“不连续性”和建立产业前后关联的同时性，使得落后国家的政府在工业化中发挥远远大于工业革命先行国的作用。著名的例子是拿破仑三世建立的工业投资银行，[5]和德国工业在投资银行支持下的卡特尔化运动。但是，俄国工业化的起步点比德、法要低，“资本在俄国是如此希缺以致于没有银行体系能够成功地吸引充分的资金来支撑大规模的工业化，商业中的诚实水准是如此之低以致于没有银行能期望吸引哪怕就是这些很少的资本……为工业化提供资本需要政府的强制机器，通过税收政策把收入从消费引向投资。”因此，Gerschenkron作出结论说，“苏联政府可以适当地被描绘为经济落后的产物。”[6] 当然，这是一个过强的结论。因为，正如Gerschenkron自己也认识到的那样，并不是每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如１９世纪的丹麦）都会走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但是Gerschenkron看出了落后国家的基本矛盾是可能性与现实性的紧张关系：直接利用先进国家技术迅速工业化的可能性（“落后的优势”）和现存的各种制度的与文化的障碍的矛盾。这确是一个颇有见地的观点。这个观点可以说明为什么意识形态在落后国家工业化过程中起到极大的作用。由于在落后国家中进行工业化需要同时建立各产业部门的前后关联，故这一过程带有显著的“人为性”，因而需要意识形态来激发人们的情绪。Gerschenkron敏锐地观察到，拿破仑三世支持建立的工业投资银行，是由一批圣西门社会主义者来经营的。圣西门本人建议《马赛曲》的作者再谱一首《工业马赛曲》来激发法国人民迅速工业化的热情，而德国工业化的首要理论家Friedrich List本人与法国的圣西门主义者有着密切的个人关系。[7]如果说德、法工业化是通过国家支持建立工业投资银行来完成的话，那么俄国的工业化过程则是国家本身直接扮演了投资银行的角色。[8]换言之，在俄国，国家的财政税收政策起到了英国私人资本原始积累的作用。[9]不难理解，在这种有很大“人为设计”色彩的落后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矛盾和紧张关系自然较自发的演化过程为烈，从而发生革命的可能性也就较大。让我们以俄国工业化和社会革命的过程来阐明这一点。 俄国在彼得大帝统治时期（１６９８－１７２５）开始了工业化的最初努力。彼得大帝早年漫游西欧，决心引入西方先进技术以富国强兵。为此目的，他强制每个成年俄国贵族终生从事军事或文职的服务；[10]同时，为使贵族在为国家服务中无后顾之忧，他强化了农奴制，使农奴依附于贵族土地。但是，当贵族对国家的强制性服务的义务在１７６２年取消之后，[11]使农民依附于土地的理由便不再能够成立。此时，如果及时解放农奴，将创造出工业化的重要前提条件之一：大批自由劳动力的存在。然而，对社会总体而言是最优的办法，却不见得对每一个个体经济活动者是最优的。对单个农奴所有者而言，只有当Pf-Ps>Wf-Ws之时，他才会愿意解放农奴（其中，Pf是自由劳动者的生产率，Ps是农奴的生产率，Wf是自由劳动者的工资，Ws是农奴的维持生存的费用）。可是我们没有先验的理由保证上述不等式中的大于号总是成立。[12]因此，直到俄国在１８５４－１８５５年的克里米亚战争失败从而失去黑海控制权之后，改变农奴制的迫切性才被沙皇政府所认识到，终于在１８６１年正式取消了农奴制。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自己在对莫斯科贵族代表的讲话中，首先用了“自上而下的改革”一词。[13]然而，解放农奴的改革极不彻底，其要害在于沙皇政府仍把给先前的农奴多少自有土地的决定权交给当地的贵族委员会。[14]进而，先前的农奴被要求向政府交纳一批逐年付清的土地赎买费，并且农民在没有乡村共同体（所谓“obshchina”）的“领导”同意下不得随便离开村子，因整个乡村共同体集体地承担税收义务和土地卖买费。[15]由此可见，农奴解放并未创造出工业化的前提条件：自由劳动力的存在，但是，正如Gerschenkron所指出，“不是‘前提条件’的概念，而是对于所缺乏的前提条件的‘替代’的概念，才是对于理解俄国经济发展有用的”。[16]不难想象，农民的沉重负担和所受约束使得俄国农村不可能成为工业化的广大产品市场。于是，“政府的财政政策有效地替代了不充分的国内市场。１８９０年代大规模的铁路建设使政府能以方便的办法保持对于工业品的需求。”[17]换言之，与英国农业生产率提高并为工业化提供广大的劳动力和产品市场不同，在俄国，“促成１８９０年代工业大发展的战略要素必须从政府政策的改变中去寻找。１８６０年代对工业化的惧怕不复存在，工业发展事实上成了政府的中心目标。一旦如此，农民需求的问题失去了它以前的意义，它与工业化的关系就被倒置过来了。农民对工业品需求的增长不再是成功的工业化的前提条件。反之，对农民需求的抑制变成了政府政策的目标。减少农民的消费意味着增加国民收入中能用于投资的份额。”[18]根据Gerschenkron的统计研究，在俄国政府全力发展工业的１８９０年代，对农民的间接税收从１８８１年的１６．百万卢布增加到１８９５年的１０９．５百万卢布，包括土地赎买费在内的对农民的直接税收也有大幅度增加。[19]可以说，在俄国１９世纪下半叶的工业化过程中，“农民受农奴解放后的制度安排和政府工业化政策的两重损害”。[20]因此，在１９０５年革命中，农民暴动起了主要作用，而农民暴动的主要目标是经济性的而非政治性。在“帝国自由经济学会”１９０７年发出的对４７个省的农民的问卷调查中，绝大多数回答者认为革命政党对农民影响不大，农民暴动主要由经济动机驱使而成。[21]沙皇政府被迫让步，１９０６年开始的斯托雷平（P. A. Stolypin）改革取消了土地赎买费和乡村共同体对税赋义务的集体承担。同时，俄国政府的强迫工业化政策也导致了城市工人的革命性的加强，从１８９０到１９１４年间罢工频繁，其原因在于俄国政府在本国工业和外资企业（１９００年２８．５％的俄国企业由外资拥有）上，下注很大，一有罢工，政府便派军队来镇压，从而使得工人的经济斗争很容易直接转化为政治斗争。[22]由此可见，沙皇政府工业化过程中对于农民和城市工人的政策，是引发社会革命的主要因素之一，正如Gerschenkron所指出，“一个国家越是落后，政治革命就越容易带有较宏大的经济方略。”[23] 从上述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出，不发达国家（如１９世纪的俄国）的工业化过程带有强烈的非自发的、人为强制的色彩，从而容易激化社会矛盾，增大社会革命发生的可能性。当然，革命是干出来的；不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过程只是提高了社会革命的可能性，将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则必须有：“政治企业家”即“革命家”的努力。虽然“俄国社会民主劳动党”１９０３年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分裂最初只是为了一件小事－－党报《火星报》编辑部的人员构成问题，[24]但这一分裂对于俄国未来命运影响深远，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可以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对于一个落后国家的政治经济条件的适应转形，它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唯意志论的方面”，[25]这也是与不发达国家工业化的非自发性相适应的。与强调马克思主义中的自然演化论方面的孟什维克不同，列宁主义者不是坐等社会主义革命的社会经济条件成熟，而是抓住俄国内外危机的机会，首先夺取政权，再进行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列宁关于“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的名言，正反映出社会主义是不发达国家进行工业化的一种特殊形式。 值得注意的是，国际形势对于造成革命危机局面影响甚大。１９０５年革命之所以发生并取得暂时的成功，是与沙皇政府一时无法调回在满州里参加日俄战争的军队分不开的。因此尼古拉二世的“十月宣言”不得不承认宪法原则并保证建立第一个全民选举的议会－－杜马（Duma）。[26]正是在１９０５年革命中，第一个工人苏维埃在彼得堡成立。也正是在１９０５年的革命高潮中，列宁写下了他著名的《社会民主党人的两种策略》，指出工人阶级与农民应是反对沙皇革命的领导力量。但一旦沙皇政府调回军队，１９０５年革命就被镇压下去了。１９１７年的情况就不同了。俄国军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惨败，使得１９１７年的２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均未遇到直接的军事镇压，从而列宁的激进的《四月提纲》得以实现。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落后国家的非自发的工业化只是激发社会矛盾冲突的因素之一，特定的国际形势和革命政党的存在，也是社会主义革命发生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不发达现象与社会主义革命高度相关，但前者与后者之间并不一定是直接的因果关系。 １９１７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苏联的胜利，即使不说是“开创了整个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但确实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本世纪最重要的历史事件。 它给众多的不发达国家提供了一种可能的发展战略的样本。因而深刻地理解这种社会主义发展战略形成演变的机制及其在特定国际条件下的长处和弱点，是我们在今天之社会主义改革的历史关头做出明智选择的必要条件。这正是我们全面检讨社会主义在２０世纪历史命运的任务。 注释： [1] Leon Trotsky, History of Russian Revolution, P. 334, London, 19. [2] 对这一论点的严格阐述，请见Jon Elster, Making Sense of Marx, P.293,Cambridge, 1985. 该论点背后的基本直觉是，当客观条件成熟时，亦即生产力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较快时，往往是资本家阶级给工人较多福利保障（如“工厂法”在英国的建立等）之时，故使革命的主观动机削弱。 [3] Trotsky 同上书，P.33。 [4] Alexander Gerschenkron,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P.2. Harvard, 19. [5] Gerschenkron指出，“英国工业化中没有为了长期投资目的而实质性地利用银行”。见同上注，P.14。他进一步指出，“欧洲大陆工业投资银行的实践必须被视为落后国家工业化的特别工具”，P.14。 [6] 同上注，P.19。 [7] 同上注，PP.23-25。 [8] 同上注，P.22。 [9] 同上注，P.46。Gerschenkron在另一本书中明确指出：“工业发展的四种类型可以根据工业资本的来源加以区分：（１）来自再用于投资的工业利润和其它部门的现斯自愿储蓄；（２）来自过去所得收入；（３）银行的信用创造；（４）来自国家的财政税收政策的运用”。俄国工业化属于第４种类型。见Gerschenkron, Continuity in History and Other Essays, P.89, Harvard, 1988. [10] Theda Skocpol,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P.86. [11] Alec Nove, 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S.S.R., 1989, P.11. [12] Evsey Dom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Serfdom, P. 289, Cambridge, 1989. [13] Gerschenkron, Continuity in History and Other Essays, P. 144. [14] Theda Skocpol, 同上书，P.89。 [15] Alec Nove, 同上书，P.11。 [16] Gerschenkron, 同上书，P.207。 [17] Gerschenkron,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P.12. [18] Gerschenkron, 同上书，P.125。 [19] Gerschenkron, Continuity in History and other Essays, P. 224. [20] 同上书，P. 270. [21] Theda Skocpol, 同上书，P.134。 [22] Sheila Fitzpatrick,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917-1932) , P.15. [23] Gerschenkron, 同上书，P.275。 [24] Sheila Fitzpatrick, 同上书，P. 24。 [25] Alec Nove, 同上引书，P.24。 [26] Sheila Fitzatrick, 同上书，P.27。 原载《科技与发展》一九九四年第五期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导读 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写于1916年上半年，发表于1917年4月。这本书是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重要文献。 这本书包括两个序言（即《序言》、《法文版和德文版序言》）和十章正文。全书的结构大致如下： 在第一至六章中，列宁分别阐述了帝国主义的五个基本特征： 章 次 帝国主义的五个基本特征 第一章《生产的集中和垄断》 生产和资本的积聚已经发展到这样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 第二章《银行和银行的新作用》第三章《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 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融而为一，在这个财政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财政寡头 第四章《资本输出》 与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已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第五章《资本家同盟分割世界》 分割世界的资本家的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 第六章《列强分割世界》 最大的资本主义列强已把世界领土瓜分完毕 其它各章的主要内容： 章 次 主 要 内 容 第七章《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阶段》 关于帝国主义的定义 第八章《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 对帝国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的阐述 第九章《对帝国主义的批评》 批判在帝国主义问题上的各种错误观点（特别是考茨基主义） 第十章《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 论述帝国主义的垂死性 在《序言》中，列宁指出：“我希望我这本小册子，能够帮助读者去理解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这个基本的经济问题。不研究这个问题，就根本不会懂得如何去估计现在的战争和现在的政治”。 在《法文版和德文版序言》中，列宁指出：（1）在生产资料私有制还存在的这种经济基础上，帝国主义战争是绝对不可避免的；（2）和平主义和一般“民主主义”在世界上还十分流行，也在掩盖帝国主义矛盾的深刻性和帝国主义产生革命危机的必然性。所以，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同这些思潮作斗争，把受资产阶级愚弄的小业主和程度不同地处在小资产阶级生活条件下的千百万劳动者，从资产阶级那里争夺过来。 全球化寡头垄断的出现，不可能消除资本主义竞争，因为竞争和垄断永远是相伴随的，竞争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就是不断地攫取垄断地位；没有一定的垄断地位，资本家也绝不可能去参与竞争。列宁在第一章《生产的集中和垄断》中揭露了“那些对资本帝国主义作市侩式的反动批评的人”，想要恢复“自由的”、“和平的”、“诚实的”竞争。这种“竞争”，实际上并不存在，它只是垄断资产阶级用来欺骗群众的一种虚幻的海市蜃楼。 在第一章中，列宁还批驳了“用卡特尔消除危机”的谬论。既然寡头垄断不可能消除竞争，也就不可能消除经济危机。列宁指出，“所谓用卡特尔消除危机，这是拼命替资本主义粉饰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谎话。相反，在几个工业部门中形成的垄断，使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特有的混乱现象更加厉害、更加剧烈。 从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就进入了寡头垄断的时代。从这个时间开始到现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是减少了、消除了，而是愈演愈烈了。1930年代欧洲的大危机，1970年代欧洲、北美的经济危机，美国在二战后的5次经济危机，以及晚近的拉美经济危机和东南亚危机，都是充分的证明。只不过，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实施了转嫁危机的策略，现在的经济危机更多地不是体现在帝国主义国家，而是体现在第三世界国家。与此同时，经济“滞胀”成了经常碰到的“发烧感冒”，使各个帝国主义国家及其附庸国同病相怜。 列宁在这一章中还指出，农业和工业的发展不相适应的现象，变得更加严重了。这一点，我们今天也是深有体会的。不仅第三世界国家农业凋敝，连法国、日本的农业也不断受到冲击。 第二章《银行和银行的新作用》和第三章《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主要向我们阐释了这样一系列真理：在全球化垄断资本主义时期，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已经融合为一，起决定性作用的不再是产业资本，而是金融资本；在这个历史阶段，金融寡头统治一切，形成了食利者阶层（即金融资本家）和食利国。当今世界，美元的统治地位使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食利国。 在第三章《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中，列宁批判了所谓“股票占有民主化”的谬论。这种谬论鼓吹小额股票的发行会造成“资本的民主化”，会“加强小生产的意义和作用”，表明“资本所有权已经分散”，“劳动人民已经成为资本的所有者”，股份制是“落实公有制的形式”。 列宁尖锐指出：“其实经验证明，只要占有40%的股票就能操纵股份公司的业务，因为总有一部分分散的小股东实际上完全不可能参加股东大会等等。所谓股票占有权的‘民主化’，虽然资产阶级的诡辩家和机会主义的所谓‘社会民主党人’希望（或者硬要别人希望）它会造成‘资本的民主化’，加强小生产的作用和意义等等，可是实际上它不过是加强财政寡头实力的一种手段而已”。 列宁指出：“因此，在比较先进或比较老的和比较‘有经验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法律准许发行票额较小的股票。德国法律不许发行一千马克以下的股票，所以德国金融巨头看见英国法律准许发行一英镑的股票，就羡慕不已。1900年6月7日，德国最大的工业家和‘金融大王’之一西门子，在德国国会中声称‘一英镑的股票是不列颠帝国主义的基础’”。列宁指出，这个商人对于什么是帝国主义这一问题的理解，比机会主义者要深刻得多、“马克思主义”得多。 金融寡头垄断时期的资本主义，不仅表现出产品的相对“过剩”，还表现出资本的相对“过剩”。旧殖民主义剥削殖民地的主要形式是向殖民地倾销商品，而新阶段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剥削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主要形式是“资本输出”。这是第四章《资本输出》告诉我们的主要观点。 “资本输出”又包括两种形式，一种是生产资本的输出，即垄断组织直接投资，在国外开办或收购各种企业；第二种是信贷资本的输出，即由政府或私人垄断组织出面，贷款给外国的政府或企业。 垄断组织将资本投到第三世界国家，可以达到如列宁所说的“资本少、地价比较贱、工资低、原料也便宜”的目的。当今世界，“资本流向世界、利润流向西方”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剥削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形式。 帝国主义国家向第三世界国家的资本输出，往往打着“经济援助”的幌子。这种“经济援助”不仅解决了帝国主义国家资本相对“过剩”的难题，还能够作为向第三世界国家加强经济政治渗透和控制的手段。 这种所谓的“经济援助”，除去投资办厂以外，更多的是采取贷款的形式，使第三世界国家背上沉重的债务。这些债务美其名曰用来帮助受援国发展经济，实际上使受援国背上了沉重的负担，反而抑制了本国经济的发展。 当今意识形态领域有一股思潮，就是极力美化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本输出，说外资给我们带来了发展、带来了机遇、带来了幸福，所以我们不仅不应拒绝外资，而且还应主动吸引外资、和人家“接轨”。实际上，帝国主义向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输出资本，虽然可能给输入国经济带来短期的发展，但是这种发展不是良性的发展，而是混乱的、不健康的发展，它必然加深输入国各种经济政治矛盾，并给输入国的经济发展埋下长期隐患。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 列宁在第四章中指出，资本输出是“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世界上大多数民族和国家的坚实基础”，是“极少数最富国家的资本主义寄生性的坚实基础”。 第五章《资本家同盟分割世界》指出，分割世界的资本家的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但这是不是说帝国主义全球化体系当中已经是铁板一块、没有矛盾了？考茨基就认为“国际卡特尔作为资本国际化的最明显的表现之一，给人们带来了在资本制度下各民族间可以实现和平的希望”。 列宁指出：“这种意见在理论上是绝顶荒谬的，在实践上则是一种诡辩”。在国际垄断同盟形成以后，各个垄断集团仍然要“按资本”、“按实力”去分割世界，它们相互斗争的形式可能与过去有所不同，它们之间的斗争可能采取冲突形式或者暂时达成协议的形式，但是它们之间的斗争是不会消失的。列宁指出：“拿资本家同盟互相进行斗争和达成协议的形式问题，来偷换斗争与协议的内容问题，就等于堕落成诡辩家”。 不管世界怎样变化，帝国主义时代的矛盾是不会消失的，也是无法调和的。认为当今时代帝国主义矛盾可以消失，认为“和平与发展”成了当今世界的主题，这种说法不是骗人的诡计，就是白痴的梦呓。现实的矛盾将不顾这些白痴的梦呓，按着自己的规律向前发展。考茨基、赫鲁晓夫、邓小平等一切机会主义者，幻想在不消灭帝国主义的前提下就获得永久和平。针对他们的白痴梦呓，毛泽东同志给予的回答是“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第六章《列强分割世界》中，列宁指出“最大的资本主义列强已经把世界上的领土分割完毕”。这就是说，世界上已经没有一块地方，没有被卷进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大潮；世界上已经没有一块地方，能够成为躲避全球化资本主义风暴的避风港。 但是，列宁同时指出：“所谓分割完毕，并不是说不可能重新分割了，——恰巧相反，重新分割是可能的、不可避免的”。 在第六章中，列宁还指出了帝国主义时代全世界各个国家的不同类型和性质。他说：“这个时代的典型国家形式不仅有两大类国家，即殖民地占有国和殖民地，而且有各种形式的附属国，它们在政治上、形式上是独立的，实际上却被财政和外交方面的附属关系的罗网包围着”。列宁的一论述，给了我们两个方面的启示。 首先，列宁把我们这个时代的典型国家形式分为殖民地占有国和殖民地两大类，而且列宁在其它场合还曾把殖民地占有国称为“宗主国”，这样就为后来的“中心——外围”理论奠定了基础。 其次，列宁还专门指出了“附属国”这样一种国家形式。他说：“财政资本是一支巨大的力量，可以说是经济关系和国际关系上起决定作用的巨大力量，甚至能够支配而且实际上已经支配了一些政治上完全独立的国家。不过，对于财政资本最‘方便’最有利的当然是这样支配，就是使从属的国家和民族丧失政治上的独立。在这一点上，半殖民地国家是典型的‘中间’形式。在财政资本时代，在世界上其它地方已经瓜分完毕的时候，争夺这些半独立国的斗争当然会特别尖锐起来。”。 这对于我们认识今天的世界形势，有着很大的帮助。二战以后，旧殖民主义体系土崩瓦解，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获得了政治独立。但是，独立以后的国家，有不少国家在财政上、经济上、外交上、政治上又重新沦为帝国主义的附庸国，尽管这些国家还享有表面上的政治独立。帝国主义通过大量的资本输出，力图在经济上控制这些已经独立的国家，使它们变为实际上的殖民地；在意识形态上极力推行一套骗人的价值观念，从思想上、文化上瓦解这些国家的上层建筑；在政治上插手别国事务，到处培植傀儡政权；如果达不到目的，就不惜动用武力对别国实行颠覆和肢解。这就是今天的新殖民主义。 在第七章《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阶段》中，列宁为帝国主义下了一个完整的定义：“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分割世界、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分割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 按照列宁所指示的思路去认识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就可以得出对于“资本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社会”这些概念的新认识。过去我们总是习惯于把西方发达国家称为“资本主义国家”、把西方国家的社会制度称为“资本主义社会”。实际上，在经济上、财政上、外交上、政治上依附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或附属国，它们的社会制度也是资本主义，而不是有些“理论家”杜撰出来的什么“前资本主义”。只不过殖民地或附属国的资本主义，是依附性的资本主义，它们同属于全球资本主义的大体系。而且，由于世界资源和世界市场已经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完毕，殖民地或附属国想要成为新的宗主国，几乎是不可能的。殖民地或附属国想要强大起来，唯有切断全球资本主义循环的链条，走自力更生的道路。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近代中国一批批仁人志士，都曾经以西方国家为老师，想把中国建设成为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但是都没有成功，西方国家总是不让我们学习它们；中国人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才找到了十月革命的道路。 第八章主要叙述了帝国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这一点，我们在今天的生活中也可以亲身感受到。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20:80的世界里：全世界20%的人口，消耗着世界上80%的资源；全世界20%的富人，占有着世界上80%的财富。 机会主义的庸人们，他们只看到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豪华住房和漂亮汽车，没有看到在发达国家存在着严重的贫富分化，没有看到在发达国家也有无家可归的人；他们只看到发达国家消费水平高，没有看到发展中国家饿殍遍地。他们看不到在全球一体化的时代，这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智利左派政治家阿联德曾经说过：“他们的富，是因为我们的穷；我们的穷，是因为他们的富”。 第九章《对帝国主义的批评》首先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能不能用改良主义的方法来改变帝国主义的基础呢？是前进，使帝国主义所产生的种种矛盾更加尖锐、更加剧烈呢？还是后退，去缓和这些矛盾呢，——这些问题是对帝国主义的批评中的根本问题”。 对待帝国主义的批评，有各种各样，它们都是错误的或者糊涂的观点。在各种错误观点中，列宁重点批判了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考茨基说：“现在帝国主义的政策难道不会被一种新的超帝国主义的政策所排除吗？这种新的超帝国主义的政策，将以实行国际联合的金融资本共同剥削世界，来代替各国金融资本的相互斗争。不管怎样，资本主义的这一阶段是可以设想的。” 针对考茨基的观点，列宁指出：考茨基的“这种批评恰恰回避和掩饰了帝国主义最深刻、最根本的矛盾”。 从我们今天的情况看，美帝国主义正在努力建设它一家独大的世界格局，帝国主义争霸似乎不存在了，“国际联合的金融资本共同剥削世界”的局面似乎已经形成了。但是，帝国主义时代的基本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和帝国主义同半殖民地之间的矛盾，丝毫没有缓解。金融危机、政治动荡、局部战争愈演愈烈。 在第九章中，列宁针对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指出：“试问，在保存着资本主义的条件下（考茨基正是以这样的条件为前提的），‘可以设想’这种联盟不是暂时的联盟吗？‘可以设想’这种联盟会消除各种各样的摩擦、冲突和斗争吗？”“只要清楚地提出这个问题，就不能不给以否定的回答。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分割势力范围、分享利益和分割殖民地等等，除了以分割者的实力，也就是一般经济、金融、军事等等的实力为根据外，不可能设想以其它的东西为根据。而这些分割者的实力的变化又各不相同，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个企业、各个托拉斯、各个工业部门、各个国家的发展不可能是平衡的。如果拿半世纪以前德国的资本主义实力同当时英国的实力相比，那时德国还小得可怜；日本同俄国相比，也是如此。能不能‘设想’一二十年之后，帝国主义列强的实力对比依然没有变化呢？绝对不能”。 列宁指出：“资本主义现实中‘国际帝国主义的’和‘超帝国主义’的联盟，不管形式如何，不管是一个帝国主义联盟去反对另一个帝国主义联盟，还是一切帝国主义强国结成一个总同盟，都不可避免地只会是前后两次战争中间的暂时休战。和平的联盟准备着战争，同时也是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这两者互相制约，在同一个基础上，即帝国主义联系、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的相互关系的基础上，产生着和平斗争与不和平斗争形式的彼此交替的情形”。 列宁在另一篇文章中针对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观点指出：“抽象地设想这种阶段是可以的。毫无疑问，现在正在朝着一个唯一的、世界性的、囊括一切企业、一切国家的托拉斯的方向发展。但是，这种发展是在这样的条件，这样的速度，这样的矛盾、冲突和动荡——绝不只是经济的，还有政治的、民族的等等——之下进行的，在还没有出现一个世界托拉斯，即各财政资本的“超帝国主义”的世界联盟以前，帝国主义必然要崩溃，资本主义一定会变成自己的对立物”。 第十章《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指出帝国主义是一个历史的过渡时期，它自身的各种无法解决的矛盾必然使它走向反面，使人类向着更高级的社会制度过渡。列宁指出：“很明显，私有经济关系和私有制关系已经变成与内容不相适应的外壳了；如果人为地拖延消灭这个外壳的日子，那它就必然要腐烂，——它可能在腐烂状态中保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万一机会主义的脓疮迟迟不能治好的话），但还是必然要被消灭的”。这种观点，同福山的“历史终结论”针锋相对。 所以说，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现在有些人不相信列宁这一套，说什么帝国主义“腐而不朽”、“垂而不死”。列宁回答说：“垄断制、寡头制，代替了自由趋向的统治趋向，极少数最富强的国家剥削愈来愈多的弱小国家，——这一切便产生了帝国主义的一些特点，使人必须说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趋势之一，即形成为‘食利国’、高利贷国的趋势愈来愈明显了，这种国家的资产阶级愈来愈靠资本输出和‘剪息票’为生了。如果以为这一腐朽趋势排除了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那就错了。不，在帝国主义时代，个别工业部门、个别资产阶级阶层、个别国家，不同程度地时而表现出这种趋势，时而又表现出那种趋势。整个来说，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从前要快得多，但是这种发展不仅一般地更不平衡了，而且这种不平衡还特别表现在资本雄厚的国家（英国）的腐朽上”。在今天，我们把这里的“英国”换成“美国”，再合适不过了。 在第十章里，列宁再一次分析了机会主义同帝国主义之间的联系，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如果不同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密切联系起来，就是一句骗人的空话”。 跋言 从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发表到现在，已经过去将近一百年了。一百年来，世界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列宁在书中引用的大量客观材料，也同现在各国的经济发展情况有所不同。列宁在书中引用的各种观点，也同现在流行的观点有所不同。但是，列宁在分析帝国主义问题时给我们留下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却仍然闪烁着真理的光辉。 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进一步搜集各国经济发展的最新材料。时下国内外不少为帝国主义涂脂抹粉的“学术”观点，也在不断引用各种材料；但是他们是用片面和表面的方法对材料信息进行处理，以便能够欺骗群众。我们的任务是用科学的方法搜集和整理材料，把一切歪理邪说批倒。所以我们首先要全面地掌握和研究各国（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情况。列宁教导我们说：“对于‘超帝国主义’这一死板、抽象的概念的最好回答，就是拿现代世界经济的具体经济现实来同它对立”。 学习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还可以再学习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其它重要文章。在这里介绍两篇。一篇是《论欧洲联邦口号》（写于1915年8月），另一篇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写于1916年9月）。两篇文章均收在《列宁选集》第二卷。 《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指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提出建立“欧洲联邦”的口号，只能是缔结瓜分殖民地的协定，资本家联盟和各强国达成暂时的协定是可能的，达成永久协定是不可能的，因此在帝国主义前提下提出“欧洲联邦”的口号，不是无法实现的，就是反动的。 《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明确指出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是帝国主义时代的绝对规律，明确提出无产阶级革命可能在少数几个甚至单独一个国家首先取得胜利，而首先胜利的国家应当反对其余的资本主义世界，同还没有转到社会主义方面来的国家作斗争，把其它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 《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一文批判了无原则“废除武装”的口号，指出社会主义者从来也没有、也不可能反对革命的战争，不可能反对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战争。 《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一文指出：（1）只要承认阶级斗争，就不能不承认国内战争；任何国家的国内战争都是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的发展、继续和尖锐化；所有的大革命都证实了这一点。（2）在任何一个阶级社会里，甚至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都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武装。（3）被压迫阶级如果不努力学会掌握武器，那就只配被人当作奴隶。（4）我们的口号应当是：武装无产阶级，以便战胜和剥夺资产阶级、解除资产阶级的武装，这是唯一的可行策略。（5）一个国家内胜利了的社会主义，绝不可能一下子排除战争；相反，它预计到会有战争。（6）只有在全世界而不只是一个国家里推翻并最终战胜资产阶级，战争才不可能再发生。 《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一文再次指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如果不同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紧密地联系起来，那只是一句空话和欺人之谈”。 《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一文还指出，我们决不反对争取改良的斗争；但是，我们赞成的改良纲领也应当是反对机会主义的。

评“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行业” 林炎志 　国有资本在市场运行中占据什么样的地位，起着什么样的作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区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点。国有资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导。 　近一个时期，针对国有企业在改革中遇到的困难，有人提出了“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行业”的主张。我们认为，为了解决国有资本的资本量不足，为了丰富管理经验等，使某些国有资本暂时退出某些竞争性行业，是可行的，就像打仗的策略一样，有进有退，有得有失。但是，是否笼统地提“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行业”，应慎重对待，有必要评说。 　1．国有资本退出竞争性行业大致等同于让国有资本退出市场经济 　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这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重大突破，市场经济同商品经济是既有联系又范畴不同的两个概念。商品经济是一个范围宽泛的经济范畴，它既可以指现代市场经济，也可以指古典商品经济，甚至在计划经济中的某些领域，也包含有商品经济的因素。二者区别的主要之处在于是否形成市场竞争机制和市场竞争主体。在其发展的初级阶段，缺乏市场机制和市场竞争主体的商品经济；是缺少微观生机和活力的。 　邓小平同志曾强调指出，市场经济改革，也就是使社会主义经济充满微观活力与动力。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这次改革过程中的一个过渡形态，比之市场经济，自发调节作用还不够强，还不能有效改进资源的优化配置问题。比之一般商品经济，竞争是市场经济最突出的特点，竞争机制是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 　国有资本在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有着独特的地位和作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主要的基础和竞争主体。主张“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行业”，取消国有资本参与市场竞争的资格，无异于主张国有资本退出市场经济，使其仅仅处在一般商品经济领域。国有资本的退出意味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最重要的微观特质被抽掉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我们力求实现的目标体制，也就失去了制度创新的意义和真实的内涵。十四大在思想解放上的历史意义几乎被取消干净。这是最本质的、最关键的问题。 　2.让国有资本退出竞争性行业，有悖于资本的本性 　资本的本性就是竞争。不论是国有资本还是私有资本，都是只有通过市场竞争获得增值才有资格被称为资本。靠行政性的垄断获取垄断利润，既有悖于市场原则和资本本性、也不利于市场经济体制以及其调节机制的发展。退出竞争，国有企业也就不必要改称国有资本了，十五大在思想解放上的历史意义几乎要被取消干净了。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历来是把资本与竞争联系在一起看待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此阐明了以下几个要点： 　第一，竞争是许多资本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第二，竞争是资本内在本性的外在表现，是资本内在规律的实现形式。第三，竞争是资本的现实发展和实际运动。第四，竞争是各资本之间施加的压力，是一种强制规律。第五。自由竞争是资产阶级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是资本贯彻自己的生产方式的手段，是资本生产过程的最适当形式。随着自由竞争的发展，资本的内在规律才确立为规律，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才以它的最适当的形式确立起来。 　马克思认为竞争有两种：第一种是同一生产领域内的不同独立资本的竞争，第二种是不同生产领域之间各个资本的竞争。马克思认为这两种竞争具有不同作用：竞争的第一种作用，造成市场价值，虽然这同一价值必然要产生不同的利润，因此竞争利用不同的利润率，造成同一的价值；竞争的第二种作用，造成费用价格（生产价格），即造成不同生产领域的同一利润率，虽然这同一利润率与价值不等的情况相矛盾，因而只有通过不同于价值的费用价格（生产价格）才能完成。总之，“竞争在同一生产领域所起的作用是：使这一领域生产的商品的价值决定于这个领域中平均需要的劳动时间；从而确立市场价值。竞争在不同生产领域之间所起的作用是：把不同的市场价值平均化为代表不同于实际市场价值的费用价格的市场价格，从而在不同领域确立同一的一般利润率”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30页。）。 　3．让国有资本退出竞争性行业，有可能造成按劳分配领域的缩小，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可能会发生变化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性强的行业或领域，其利润率或预期利润率必然较高；而竞争性差或缺乏竞争的行业，往往利润率低下甚至没有什么利润。如果国有资本退出竞争性行业，就等于将利润较高的生产领域出让给其他非国有制资本，不参与高利润的市场分配。由于集体经济的社会性质。经济作用取决于国有资本的主导作用，非公有制资本的收入分配是按生产要素分配。因此，国有资本退出竞争性行业，就会使按劳分配的领域大大缩小，在事实上难以实现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的并存的制度。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的改变，直接影响到我国能否成功地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关系到我国能否保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以及能否共同富裕。而对共同富裕的期待是广大群众拥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忍受并克服各种暂时困难的主要支撑点。 　4．只有参与竞争，才能推进国有资本改革的深化，才能保证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强化其主人翁意识，培养其主人翁能力 　目前，不少国有企业遇到许多问题，如生产经营不景气，经济效益下降，等等。其中很多问题都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观念、习惯还未完全转变有关。国有企业要深化改革，克服自身的缺点，只有在竞争行业里闯荡，才能增长竞争的能力，提高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存力。集体经济人的第二重人格，即经济人人格是“外在变量”，这个外生变量要转化为“内生变量”，必须经过竞争。所谓外生，就是市场竞争所生。如果让国有资本退出竞争性行业，这就意味着把所有国有资本培养成毫无竞争能力，脱离政府的襁褓就无法生存的“笨伯”。其实，现有的竞争性行业里的国有资本是固化的资本，其技术构成，生产能力都是定型的，是物质化的，怎么退出？“退出”只有转卖。因此，所谓“退出”，即是“卖”的另一种曲折的表达方式。 　在市场经济中，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和能力在竞争中是可以得到巩固和增强的。江泽民同志曾强调，共产党人要学会驾驭市场经济。国有资本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竞争主体，通过参与市场竞争和在市场竞争中发展壮大成为工人阶级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阶级的微观的、独立的、坚实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细胞。而工人阶级在参与竞争的过程中，必然会不断提高管理能力和领导能力。在非公有制资本中，大量工人作为被雇佣者出现，生产关系变化了，其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和企业主人翁地位当然无从谈起。 　5．从需求的角度讲，让国有资本退出竞争性行业，有引发相对需求不足型经济危机的危险 　资本主义的发展史表明，生产社会化和私人占有性的矛盾，容易造成生产相对过剩，形成相对需求不足。国有资本退出竞争性行业，就等于把这部分利润让给了非国有资本，而这部分利润的调动、分配直接影响社会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长期均衡。在调动、分配这部分利润上，集体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无序性、求利性相似。当这部分利润的使用、分配，使社会再生产的求利性、无序性达到一定程度，就有可能积累成生产相对过剩，扩大相对需求不足，进而可能产生经济危机。这势必破坏社会生产力，减缓经济增长速度，这就从根本上违背了“三个有利于”的原则。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通过对国有资本的调整。引导等来实现的，如果国有资本退出竞争性行业，实际上会影响国家调控能力的发挥，难以较快地解决需求不足的问题。 　6．国有资本参与竞争，是为了实现社会制度性控制力 　世界多数国家都有国有企业，而建立国有企业的理由却大不相同。不能以西方发达国家的国有企业职能来理解我国国有企业的功能建设。资本主义在总结1929年经济大危机后认识到，国有企业如若把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领域掌握住，那么局部危机就不会轻易蔓延为总危机。本世纪后半叶资本主义相对平稳地发展证明他们这种办法在一定限度内是有效的，从而给资本主义制造了一个避免动辄全船倾覆的相对安全的托盘。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多年统计资料表明，其国有企业平均利润率≤1.4％。这反映了其国有企业是总资本家（政府）侍候所有个体资本家竞争、赚钱的一个服务手段。其国有企业只有体制性功能，没有制度性功能。在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没有国有经济为主导，集体经济很难单独体现社会主义性质，很难单独支撑起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很难在国民经济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国有企业是基于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解，除了完成满足生产力发展的功能以外，还要完成生产关系的比例控制功能。通过积极竞争，实现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双重主导作用，平稳地保持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而且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办国有企业的经验表明，所谓“关系经济命脉的行业和领域”并不完全是固定不变的，其关键领域有相当一部分属竞争性行业。 　党的十五大强调，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以数量为惟一标准，最重要的是控制力。国有资本控制力的实现，表现在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方面的控制上。生产关系的调整是社会制度性控制，国有资本要承担这种社会制度性控制，必须通过竞争，在增强实力基础上，增强控制能力，实现控制目的。这要比直接的行政手段更有效，更平稳，成本更低，社会震动更小。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大力扶持发展了外资、个体、私营经济，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果。这个好效果的条件和原因中包含着国有资本承担了大量的社会功能和经济功能。今后如果想继续平稳地。可控地、大力发展个体、 　私营、外资企业，我们就应该继续保持国有资本的控制地位和竞争能力。 　国有资本是招商引资环境中的主要积极因素，是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环境中的主要积极因素。迫使国有资本退出“竞争性行业”是与邓小平理论相悖的。从现代各国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看，很少有哪个行业只适合非国有资本进入而一定不能由国有资本进入的。 　7．应当正确分析国有企业亏损的原固，寻找积极有效的解决办法 一些人认为，国有企业亏损是因为在国家所有制的产权制度下，缺乏高效率和竞争力，难以与非国有企业竞争，因此主张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出现亏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经营不善、管理水平低下、企业能力不足、历史包袱太重以外，还因为这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正常过程。发达国家的私有企业也会出现一定比例的亏损。1997年，美国《幸福》杂志公布的世界500强大企业中的前100家里就有24家企业亏损或严重亏损。有竞争就会有赢利、有亏损。亏损的过程是逼迫企业调整的过程，调整好会在原有基础上有新的发展；调整不好就有可能倒闭。要给亏损的国有企业调整的时间和过程。俗话讲，“小孩不生病长不大。”只要中国的国有企业建立起有效的市场运营机制，并获得平等的竞争环境，多数国有企业在竞争领域中不会比非国有企业逊色。事实上，在一般竞争性行业中，也有许多经营相当成功的国有企业，如四川的长虹集团公司、无锡的小天鹅股份有限公司、邯郸钢铁公司和新乡的新飞集团等，都是竞争性行业中的佼佼者。有资料表明，在目前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正是一大批国有企业成长为我国民族工业的代表和创名牌的主力军。上述各项理由对中小型国有企业也同样适用。其实，现在结构调整、需求不足的市场压力也使得很多私营，外资企业面临亏损的困难局面。有的同志天真地认为国有企业“退出”竞争可以使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压力大大减小。但必须看到，这会动摇共产党在市场经济环境里执政的经济基础，弱化执政的能力、资格。 　既然我们勇敢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我们就应该同样勇敢地面对这个目标带给我们的一切挑战，同时，也要看到它给我们带来的新的机遇。挑战与机遇同在，何以言“退”！ （本文据《国有资本人格化》其中一章删节而成）

劳动价值论：困境与出路 作者：刘小怡 劳动价值论是古典学派的一个主要成就。李嘉图是这一理论最杰出的代表，但李嘉图体系由于存在两大矛盾而最终归于解体。马克思对李嘉图体系的两大矛盾作出了新的解释，在理论上维护了劳动价值论，并把这一理论发展到顶峰。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也不是没有缺陷的。因此，有必要运用马克思的观点和方法，继承劳动价值论的科学精神，克服这一理论的各种缺陷，从而发展马克思的价值论。 一、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关系 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关系如何，是价值论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会产生不同的价值论。在马克思看来，使用价值既不是价值的实体，也不是价值的决定因素，但使用价值对价值的存在具有很重要的意义。然而，人们未曾注意到的是，马克思对使用价值的解释并不是统一的，前后一贯的。一方面，马克思把使用价值看成商品的有用性，看成商品的一个因素或一种属性。他指出：“商品首先是一个外界的对象，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1)“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2)因此，使用价值就是商品满足人的需要的属性或有用性。这种使用价值，是物品作为商品的一个重要因素或属性。马克思明确写道：“商品是一种二重的东西，即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3)“商品本身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4)“使用价值和价值”是“商品的两个因素”。(5)另一方面，马克思又把使用价值和商品体等同起来，把使用价值看成商品或商品体本身。例如，他明确指出：“商品体本身，例如铁、小麦、金刚石等，就是使用价值。”(6)“各种使用价值或商品体的总和，表现了同样多种的……有用劳动的总和，即表现了社会分工。”(7)“上衣、麻布等等使用价值，换言之，种种商品体，是自然物质和劳动这两种要素的结合。”(8)因此，马克思对使用价值实际上下了两个不同的定义。第一个定义：使用价值是商品的有用性，是商品的一个因素或属性；第二个定义：使用价值就是商品体本身。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马克思在推理过程中出现了失误。他写道：“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但这种有用性不是悬在空中的。它决定于商品体的属性，离开了商品体就不存在。因此，商品体本身，……就是使用价值。”(9)说商品的使用价值依赖于商品体，并存在于商品体之中，这是正确的。但因此就断定商品的使用价值就是商品体本身，则是不正确的。正确的提法应该是，作为商品的一个属性或因素，使用价值是依赖于商品体，并存在于商品体之中的，所以，商品体是使用价值的物质基质或物质承担者。 正因为马克思对使用价值下了两个不同的定义，所以，在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关系问题上，我们就可以看到两种不同的提法。一种提法是：“不论财富的社会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财富的物质内容。在我们所要考察的社会形式中，使用价值同时又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10)商品所有者“的商品对他来说，直接有的是这样的使用价值：它是交换价值的承担者，从而是交换手段。”(11)“在商品生产中，使用价值绝不是本身受人喜爱的东西。在这里，所以要生产使用价值，是因为而且只是因为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物质基质，是交换价值的承担者。”(12)在这里，使用价值被看成是交换价值或价值的物质基质或物质承担者。另一种提法是：“一个物可以是使用价值而不是价值”，但“没有一个物可以是价值而不是使用物品。如果物没有用，那末其中包含的劳动也就没有用，不能算作劳动，因此不形成价值。”(13)“商品在能够作为使用价值实现以前，必须证明自己是使用价值，因为耗费在商品上的人类劳动，只有耗费在对别人有用的形式上才能算数。”(14)“商品的使用价值，是它的交换价值的前提，从而也是它的价值的前提。”(15)在这里，使用价值又被看成是交换价值（价值）的前提。产生这两种不同说法的原因，是马克思对使用价值一词作了两种不同的解释。实际上，前面引文中的使用价值，是指商品体本身，引文的意思是，商品体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从而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后面引文中的使用价值或使用物品，是指商品的有用性，引文的意思是，商品的有用性是商品交换价值和价值的前提。 根据前面的分析，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关系的正确表述应该是：使用价值和价值是商品的两个因素或两种属性，它们都依赖于商品体，并存在于商品体之中，因此，商品或商品体既是使用价值的物质承担者，又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使用价值的存在是价值存在的前提，但逆命题不成立。 二、价值的性质与源泉 价值的性质与源泉问题，是价值论的核心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如何，是区分各种价值论的主要标志。马克思是通过对交换价值的分析，来揭示价值的性质与来源的。他首先对交换价值作了这样的规定：“交换价值首先表现为一种使用价值和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关系或比例”。(16)这里的使用价值，实际上是指商品体，这段话的意思是，交换价值表现为一种商品和另一种商品相交换的量的关系或比例。因为一定数量的某种商品，可以按各种不同的比例同其他商品相交换，因此，它必然有许多种交换价值，这些交换价值表现为各种不同量的其他商品。既然这些数量各异的不同商品都是一定量该种商品的交换价值，那末它们必定是能够互相代替的或同样大的交换价值。因此，“第一，同一种商品的各种有效的交换价值表示一个等同的东西。第二，交换价值只能是可以与它相区别的某种内容的表现方式，‘表现形式’”(17)以小麦和铁两种商品的交换为例，不管二者的交换比例如何，总可以用一个等式来表示：一定量的小麦等于若干量的铁。这个等式说明，在两种不同的物品小麦和铁里面，有一种“等量的共同的东西”。商品交换关系中所体现的这种共同的东西，不可能是商品的天然属性，即物品的几何的、物理的、化学的或其他的属性。因为商品的物体属性只是就它们使商品有用，从而使商品具有使用价值这一点来说，才加以考虑的。而“商品交换关系的明显特点，正在于抽去使用价值。”(18)这里的抽去使用价值，不是指抽去使用价值本身，而是指抽去使用价值的差别。但是，“如果把商品体的使用价值撇开，商品体就只剩下一个属性，即劳动产品这个属性。……如果我们把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抽去，那末也就是把那些使劳动产品成为使用价值的物质组成部分和形式抽去。”(19)它们就不再是桌子、房屋、纱或别的什么有用物，因而也不再是木匠劳动、瓦匠劳动、纺纱劳动，或其他某种劳动的产品了。因此，“随着劳动产品的有用性质的消失，体现在劳动产品中的各种劳动的有用性质也消失了，因而这些劳动的各种具体形式也消失了。各种劳动不再有什么区别，全都化为相同的人类劳动，抽象人类劳动。”(20)这样，在经过一系列抽象以后，劳动产品所剩下的，就“只是同一的幽灵般的对象性，只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即不管以哪种形式进行的人类劳动力消耗的单纯凝结。这些物现在只是表示，在它们的生产上耗费了人类劳动力，积累了人类劳动。这些物，作为它们公有的这个社会实体的结晶，就是价值——商品价值。”(21)“在商品的交换关系或交换价值中表现出来的共同的东西，也就是商品的价值。”(22) 马克思对价值性质与源泉问题的分析不是没有问题的。第一，这种分析有一个暗含的前提，即所有进入交换的商品都是生产过程的结果，因而都是劳动产品。如果进入交换的不都是劳动产品（没有理由否认这种可能性），那就不能从中抽象出劳动这一特性，也就不能得出价值是人类劳动凝结的结论。一个可能的解决办法是把价值规定为人类劳动的凝结，而自然物质不是人类劳动的产品，没有凝结人类劳动，因而可以据此推断自然物质没有价值。实际上，这正是马克思所使用的方法。但这样处理问题显然是违反逻辑的：这实际上是把价值是人类劳动的凝结这一本身还有待证明的命题，当成了逻推理论的前提。而且，这样处理问题还会陷入循环论证之中：自然物质之所以没有价值，是因为价值是人类劳动的凝结，而价值之所以是人类劳动的凝结，又是因为自然物质没有价值。第二，撇开自然物质可能进入交换这一事实不说，既便是生产过程的产品，它们在抽去使用价值的具体形式之后，也还会剩下抽象使用价值这一属性。抽象使用价值为什么不能成为价值的实体和决定因素？马克思并没有作出说明。列宁作出的说明是这样的：“问题根本不在于我们预先有权把商品的哪一些属性抽象掉，而在于说明以产品交换为基础的现代社会（指资本主义社会——引者）的主要现象。”(23)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现象是资本家剥削工人，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而把商品的劳动属性抽象出来，就可以说明这种现象。但是这样一来，又会陷入无法摆脱的循环论证之中：要说明剩余价值剥削的存在，就必须借助于劳动价值论，而要说明劳动价值论的合理性，又必须认定剩余价值剥削的存在。第三，即使撇开抽象使用价值不说，从而把使用价值本身也抽去，也不能直接得出价值是人类劳动凝结的结论。因为把使用价值本身抽去后，商品就会剩下生产性耗费这一特性。而生产性耗费除劳动之外，显然还包括自然物质。关于这一点，马克思说得非常明确：“上衣、麻布等等使用价值，简言之，种种商品体，是自然物质和劳动这两种要素的结合。如果把上衣、麻布等等包含的各种不同的有用劳动的总和除外，总还剩有一种不借人力而天然存在的物质基质。人在生产中只能象自然本身那样发挥作用，就是说，只能改变物质的形态。不仅如此，他在这种改变形态的劳动中还要经常依靠自然力的帮助。因此，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正象威廉•配第所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24)既然商品体本身是劳动和自然物质的共同产物，因而耗费了劳动和自然物质两种要素，为什么只有劳动才能成为形成商品价值的实体？解决这个问题有两种可能的方法。一种方法是把价值规定为人类劳动的凝结，从而从定义上排除自然物质成为价值实体的可能性：既然价值只是人类劳动的凝结，那么自然物质的耗费不管怎样多，也不可能凝结为劳动，因而不能成为形成价值的实体。但是这样一来，又会导致一系列逻辑错误。其一，把本身还有待证明的命题——价值是人类劳动的凝结——当成了逻辑推理的前提；其二，再次陷入不可摆脱的循环论证之中：人类劳动之所以是价值的唯一源泉，是因为价值是人类劳动的凝结，而价值所以之是人类劳动的凝结，又是因为人类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其三，出现同义反复：先把价值定义为人类劳动的凝结，然后又把劳动当作价值的唯一源泉，这就等于说，一种形式的劳动——活劳动或流动状态的劳动，是另一种形式的劳动——物化劳动或凝结状态的劳动的唯一源泉，实质上就等于说，劳动是劳动的源泉。这是个毫无意义的同义反复。另一种方法是假定自然物质的耗费对价值的形成没有任何影响。为此，就必须进一步假定所有自然物质的供应对人类来说是无限的。如果所有自然物质的供应对人类是无限的，那么自然物质的所有权对人类就没有任何经济意义，对自然物质的使用就可以自由地、毫无代价地进行。这样，生产过程中的自然物质耗费尽管实际存在，但完全可以不记入人类的生产耗费之中，因而对价值的形成没有任何实际的影响。然而遗憾的是，这一假定显然无法得到经验事实的验证。最后，价值是人类劳动的凝结这一命题，还会和劳动价值论的其他命题相矛盾。例如，一方面，马克思指出，“在商品的交换关系本身中，商品的交换价值表现为同它们的使用价值完全无关的东西。”(25)“作为交换价值，商品只有量的差别，因而不包括任何一个使用价值的原子。”(26)根据这些论述，商品价值里面是不包含任何使用价值的。另一方面，马克思又指出，“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即劳动力的使用，劳动”。(27)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本身具有成为价值源泉的特殊属性，因此，它的实际使用本身就是劳动的物化，从而是价值的创造。”(28)劳动力商品具有“独特的使用价值，即它是价值的源泉”。(29)根据这些论述，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即劳动，又是价值的源泉，而价值不过是劳动——劳动力的使用价值的凝结。所以，价值无非是某种特殊的使用价值——劳动的凝结物。这个命题和前面的命题——价值里面不包含任何使用价值——显然是互相矛盾的。又如，一方面，马克思承认劳动和生产资料都是使用价值的生产要素。另一方面，马克思又把劳动看成是价值的唯一生产要素。这样，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的生产有两个要素，而财富的社会形式——价值的生产却只有一个要素。要得到这个结果，就必须假定使用价值生产的要素和价值生产的要素是可以分开的。为此，又必须进一步假定使用价值的生产和价值的生产是可以分开的，从而价值和使用价值也是可以分开的。且不说这个假定是否与客观事实相符合，单从逻辑上看，它和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这个命题也是矛盾的。总之，把价值归结为劳动的理论，在理论上没有得到很好的证明，在实践上也没有得到很好的验证，而且包含着逻辑上的矛盾。从科学的角度看，这种理论只能算是一种假说。 既然把价值归结为劳动的理论存在各种缺失，那就有必要运用马克思的观点和方法，吸收马克思价值理论中的正确思想，对价值的性质与源泉问题重新进行思考。根据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价值是随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出现而产生的。正是商品生产者之间交换商品的社会关系，才使产品转化成为商品，并因此具有了价值，离开了这种关系，价值就不存在。因此，价值是个历史的范畴，是商品生产者之间商品交换关系的产物。根据马克思的抽象方法，要认识商品价值的本质，就必须从分析价值的现象形态——交换价值开始，并经过一系列科学的抽象。交换价值首先表现为一种商品和另一种商品的量的关系或比例。以小麦和铁两种商品的交换为例，不管二者的交换比例如何，总可以用一个同样的等式来表示：一定量的小麦等于若干量的铁。这个反映交换价值的等式说明，在两种不同的商品小麦和铁里面，包含着一种等量的共同的东西，或者说，包含着某种共同的属性。所有商品所包含的共同属性首先是抽象使用价值。任何进入交换的商品，不管其使用价值的特殊形式如何不同，它们在具有使用价值这一点上是完全相同的，换句话说，它们都具有抽象使用价值或效用性。这种抽象使用价值是价值的前提，但不是价值本身。阳光、空气等天然物质都具有抽象使用价值，但阳光和空气显然并不具有价值。可见，价值必然是不同商品的共同属性，但不同商品的共同属性并不必然是价值。所有商品所包含的另一个共同属性是财产性。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物品对人类来说都是稀缺的。正是物品的这种稀缺性，使得对物品的所有权具有了经济意义。在商品生产者的社会里，所有进入交换的商品，无论是自然形成的物品，还是生产过程的产品，都无一例外地具有稀缺性，因而都是某些人的所有物——财产。一个人要想获得另一个人所有的商品，就必须用自己所有的其他商品去交换。因此，商品交换本质上是商品所有权的交换。在商品交换中，商品所有者通过让渡自己不需要的商品的所有权，获得了自己所需要的其他商品。他所获得的其他商品，就是他所让渡的商品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或者说，是他所让渡的商品价值的表现形式。因此，价值就是商品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 如前所述，价值是个历史的范畴，是商品生产者之间商品交换关系的产物，是商品生产者之间交换商品的关系赋予商品的一种社会属性。作为商品的社会属性，价值的存在首先依赖于使用价值或效用，这是价值存在的前提，其次依赖于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这是价值存在的原因。可见，价值本身并没有独立的存在形式。价值既然没有独立的存在形式，也就没有独立的源泉或生产要素。因此，价值的源泉或生产要素只有结合使用价值的生产和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才能得到说明。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产品的生产过程表现为劳动过程，而“劳动过程所需要的一切因素”，包括“物的因素和人的因素，即生产资料和劳动力”。(30)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是个历史的范畴，是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随着社会分工和私有制的出现而产生的。正是商品生产者之间交换商品的社会关系，使产品变成了商品。随着产品转变成商品，产品的生产就变成了商品的生产，而产品的生产要素，也就变成了商品的生产要素。正如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一样，商品的生产也是使用价值的生产和价值的生产的统一。因为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是不可分割的，所以，使用价值的生产和价值的生产也是不可分割的，它们是同一个物品——商品生产过程的两个方面。既然使用价值的生产和价值的生产是不可分割的，那末，使用价值的生产要素和价值的生产要素也必然是不可分割的。劳动和生产资料都是商品的生产要素，都参与了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生产，也就都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生产要素，都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源泉。在生产过程中，这两种生产要素是彼此不可分割的。生产资料如果离开了劳动的作用，就只是死的东西，就不能发挥其生产作用；劳动如果离开了生产资料，就会成为非生产性的活动，同样就不能发挥其生产作用。只有将劳动和生产资料结合起来，才能使它们在生产过程中发挥各自的作用，从可能的生产要素变成现实的生产要素。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就必须使它们结合起来。”(31)当然，说劳动和生产资料都是生产的要素，都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源泉，并不意味着两者之间没有区别。劳动是能动的或主动的生产要素，生产资料是被动的或受动的生产要素，两者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的方式是不同的。劳动和生产资料还有一个十分重要区别。劳动是劳动力的使用价值，而劳动力是存在于活的人体即劳动者的身体之中的。因此，劳动和劳动者在物质上是不可分割的，劳动的生产性贡献，也就是劳动者的贡献。劳动者参与收入的分配，是以自己的劳动为前提的。而生产资料是存在于活的人体之外的，因此，生产资料和生产资料所有者在物质上是彼此分离的，生产资料的生产性贡献，并不是生产资料所有者的贡献。生产资料所有者参与收入的分配，不是以自己的劳动为前提的，因而是不劳而获。 三、价值量的决定 价值量的决定问题是价值论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个问题与价值的性质与来源问题有着直接的关系。根据马克思的逻辑，既然商品的价值是人类劳动的凝结，那末商品的价值量就应该用它所包含的人类劳动的量来计量。他指出，劳动本身的量可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但决定商品价值量的劳动时间，不是个别生产者生产某种商品实际耗费的劳动时间，而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只是社会必要劳动量，或生产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该使用价值的价值量。”(32)如果生产商品所耗费的个别劳动时间高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则商品的个别价值要高于社会价值，商品生产者就只能实现较少的社会价值。如果生产商品所耗费的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则商品的个别价值就低于社会价值，商品生产者就可以实现更多的社会价值。可见，单个商品价值量的决定和实现是联系在一起的。在说明某一种商品价值量的决定和实现问题时，马克思又提出了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事实上价值规律所影响的不是个别商品或物品，而总是各个特殊的因分工而互相独立的社会生产领域的总产品；因此，不仅在单个商品上只使用必要的劳动时间，而且在社会总劳动时间中，也只把必要的比例量使用在不同类的商品上。”(33)“只有当全部产品是按必要的比例进行生产时，它们才能卖出去。社会劳动时间可分别用在各个特殊生产领域的份额这个数量界限，不过是整个价值规律进一步发展的表现，虽然必要劳动时间在这里包含着另一种意义。为了满足社会需要，只有这样多的劳动时间是才必要的。在这里界限是通过使用价值表现出来的。社会在一定生产条件下，只能把它的总劳动时间中这样多的劳动时间用在这样一种产品上。”(34)因此，如果某种商品的产量超过了当时社会的需要，社会劳动时间的一部分就浪费掉了。这时，这个商品量在市场上代表的社会劳动量就比它实际包含的社会劳动量小得多，这些商品必然要低于它们的市场价值出售，其中一部分根本卖不出去。如果用来生产某种商品的社会劳动数量，同要由这种产品来满足的特殊的社会需要的规模相比太小，结果就会相反。因此，“商品按照它们的价值来交换或出售时理所当然的，是商品平衡的自然规律。”(35)在对单个商品和一种商品总量的价值决定和价值实现分别作了说明以后，马克思又结合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说明了商品价值的决定：“价值不是由某个生产者个人生产一定量商品或某个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而是由社会必要的劳动时间，但是由社会平均生产条件下生产市场上这种商品的社会必需总量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36)可见，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要最终说明商品价值量的决定和实现，就必须结合运用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不过，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价值规律对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调节作用只限于简单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早期，对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晚期则并不适应。原因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各生产部门资本的有机构成存在着很大的差别。这样，不同生产部门的等量资本，由于其有机构成不同，所推动的活劳动不同，在剩余价值率相同的情况下，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就会不同，生产的产品价值也就不同。如果产品按价值相交换，那么等量资本就不能获得等量的利润。这不仅和利润的概念不相符，而且和资本主义经济现实不相符。为了解决这个矛盾，马克思提出了生产价格理论。根据这个理论，在资本主义社会，如果不同部门资本的利润率不同，那么不同部门的资本家之间就会展开激烈的竞争，从而导致资本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转移。资本在不同部门之间的不断转移的结果，就形成了平均利润率。平均利润率形成后，资本家投下等量资本，就可按平均利润率获得等量利润。但在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的情况下，商品不是按价值出卖的，而是按生产成本加平均利润的价格，即生产价格出卖的。因此，资本有机构成的差别，使不同部门的生产价格和价值出现不一致。资本有机构成高的部门，生产价格大于价值；资本有机构成低的部门，生产价格小于价值；只有具有社会资本平均构成的部门，生产价格才等于价值。在马克思看来，生产价格和价值的背离并没有否定价值规律，而只是价值规律作用的形式发生了变化。这是因为：第一，尽管从各个生产部门看，生产价格可以高于或低于价值，但从整个社会来看，生产价格总额和价值总额仍然是相等的。第二，从两者的变化来看，生产价格的变动归根到底取决于价值即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变动。 马克思对价值决定问题的看法，同样不是没有问题的。第一，根据马克思自己的逻辑，价值量决定于劳动时间的命题必须以价值是劳动的凝结这个命题为前提。既然前面的论述已经说明这个命题不能成立，那么价值量由劳动时间决定的命题也就不能成立。第二，在资本有机构成不同的情况下，要使等量资本能够获得等量利润，商品就不能按价值交换，而只能按生产价格交换。既然商品不再按价值交换，那么作为价值规律基本内容之一的等价交换原则，就已经遭到了破坏。第三，在农业生产部门，为了保证绝对地租的存在，产品的价值必须大于生产价格。既然农业部门的价值大于生产价格，那么从整个社会来看，生产价格总额和价值总额就不再相等。而且，如果把工业生产部门的绝对地租（矿山地租和建筑地租）这一因素也考虑进去，那么生产价格总额和价值总额不一致的问题就会变得更加严重。第四，生产价格的变动与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必要劳动时间的变动方向相同，也不能证明价值规律的有效性，因为生产价格的变动与商品生产费用（它不同于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的变动方向同样是相同的。 既然马克思说明价值决定的方法有问题，就有必要采用其他的方法。如前所述，价值是商品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它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是商品经济社会所特有的，是商品生产者之间商品交换关系的产物。正是商品生产者之间交换商品的关系，使物品具有了价值的属性。价值既然是由商品生产者之间的交换关系产生的，那就只能由这种交换关系来决定。商品生产者之间的交换关系，就是商品生产者之间买卖商品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商品的买者代表商品的需求，商品的卖者代表商品的供给。因此，商品生产者之间的交换关系，也就是商品的供求关系，价值由商品生产者之间的交换关系来决定，也就是由商品的供求关系来决定。在商品的供求关系中，商品的买者之间、卖者之间以及买者和卖者之间相互竞争的社会过程，最终决定商品的可以为各方接受的均衡的市场价值。在货币产生以后，一种商品的价值不是通过一定量的另一种商品，而是通过一定量的货币来实现的，因此，商品的均衡市场价值就表现为均衡的市场价格——均衡价格。说明供求关系不能决定市场价值的主要理由是，“如果供求一致，它们就不再发生作用，正因为如此，商品就按照自己的市场价值出售。……如果供求一致，它们就不再说明任何事情，就不会对市场价值发生影响，并且使我们完全无从了解，为什么市场价值正好表现为这样一个货币额，而不是表现为另外一个货币额。”(37)实际上，供求一致正是供求关系发生作用的结果和表现。当供求不一致时，商品的市场价值始终是不断波动的。当供求一致时，商品的市场价值就停止波动，因而表现为一个稳定的货币额。要说明这个问题，理论上和技术上都没有任何困难。假设买者根据自己的需要、收入和商品价格等因素确定对某种商品如啤酒的需求量，买者根据商品的生产成本和目标利润确定商品的生产价格。由于买者对啤酒的爱好、收入不同，他们在一定时期（如一年）内对啤酒的需求量显然也不相同。所有买者对啤酒需求量的总和，形成啤酒的市场需求量，假设为100万瓶。同时，假设市场上有A、B、C、D、E五个卖者，他们的生产成本和目标利润不同，生产价格和生产规模也各不相同。他们的生产价格分别为3元、3.5元、4元、4.5元和5元，年产量分别为30万瓶、30万瓶、20万瓶、20万瓶和10万瓶。在这种情况下，啤酒的生产价格显然会稳定在4.5元的水平上。如果市场价格低于4.5元，如为4元，卖者D和E就会因为不能实现目标利润而退出市场。结果，一部分市场需求得不到满足，买者之间的竞争将把市场价格抬高到4.5元的水平。如果市场价格高于4.5元，如为5元，那么卖者E就会因为可以实现目标利润而进入市场。结果，一部分啤酒就会卖不出去，卖者之间的竞争将把生产价格压低到4.5元的水平。只有当市场价格为4.5元时，啤酒的市场供求才会相等，而卖者退出和进入市场的过程才会停止。因此，4.5元是唯一可以保持稳定的价格，这种可以保持稳定的价格，就是均衡价格。在这里，对市场价格起调节作用的，是卖者D的生产价格，所以，卖者D的生产价格就代表社会生产价格。还可以说明，如果啤酒的市场需求量减少到80万瓶或增加到110万瓶，那么啤酒的均衡价格也就会降低到4元或提高到5元。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卖者C或E的生产价格就会调节市场价格的因素，因而成为社会生产价格。上述方法粗略地描述了商品的市场价值是如何通过供求关系而形成的。这个方法尽管不是十分完善的，但它足以说明，供求一致确实可以告诉我们商品的市场价值为什么正好表现为这样一个货币额，而不是表现为另外一个货币额。 注 释： (1)(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47页。 (2)(6)(9)(10)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48页。 (3)(13)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54页。 (4)(1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11页。 (7)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55页。 (8)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56页。 (11)(1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03页。 (15)(33)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716页。 (16)(17)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49页。 (19)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50~51页。 (20)(21)(22)(2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51页。 (23)列宁：《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72~173页。 (2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56~57页。 (26)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50页。 (27)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10页。 (28)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90页。 (29)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19页。 (30)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09页。 (31)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44页。 (3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52页。 (34)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716~717页。 (35)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09页。 (36)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722页。 (37)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11~212页。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士后

新自由主义是国际垄断资本剥削的重要工具 马 也　 编者按：关于对新自由主义这股反动思潮的批判，本刊已经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现在新自由主义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或鼓吹者，越来越陷入孤立的境地，一大批有良心的专家学者为了捍卫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以笔作刀枪积极地投入到这场生与死的战斗中来。本刊向这些无私无畏的作者同志们深表敬意。 本期发表的《新自由主义是国际垄断资本剥削的重要工具》一文是马也同志向本刊投送的又一来稿。此文对新自由主义的揭露鞭辟入里。他归纳了新自由主义“三项基本原则”，它们是：一是一切进入市场，市场主宰一切。所谓贸易自由化、市场自由化、金融自由化、“无形的手”，主旨无非是这一套；二是适应市场自由的要求，大规模推行私有化进程，进行以产权改革为核心的一系列改革；三是以所谓“小政府”的名义，削弱第三世界国家管理自己经济事务的权利。 马也同志归纳的这三条，其实就是新自由主义的要害所在。这三条对中国人民来说似曾相识。用这三条来对照一下某些经济学家们近年所鼓吹的谬论，对照一下社会的现实，难道不发人深省吗？严峻的斗争形势说明，新自由主义的幽灵还没有被钉在棺材里，埋葬在坟墓中，它还在散发着臭气，毒害着我们社会健康的肌体和神经。这场斗争并未结束，还在继续，一切马克思主义者切不可停止战斗啊！ ======================================================== 新自由主义是什么，如何为新自由主义定义，本身是一个存在争论的问题。 可以列举总结为条文而且得到公认和经常被引用的，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森1999年在《拉美调整的成效》一书中概括的十条：（1）加强财政纪律；（2）重新确定政府的公共开支重点；（3）开展税制改革；（4）实施金融自由化；（5）统一汇率；（6）实现贸易自由化；（7）放松对外资的限制；（8）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9）放松政府的管制；（10）保护私人财产权。 仅就字面意义而言，这里有些表述语焉不详，可以做出完全不同的解释。问题在于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和怎么做。比如（1）（5），同那么多“放松”、“自由化”相比，意思好像是相反的。但是所谓加强、所谓统一，正是要把权力和利益集于垄断资本，向这样的方向加强和统一。这就合乎逻辑地要求别处放松，以便给垄断资本以自由。（3）也是这样的意思，而且在英国、美国和一些实行新自由主义的第三世界国家，人们已经看到富人减税、穷人加税的情形。（2）含糊其词，怎样“重新确定”呢？原来是减少主要用于普通劳动者的公共福利事业的开支。（4）和（7），8）和（10）可以各自归在一起。 也是就字面意义而言，读来如堕五里雾中，在似乎中性的词语中还会多少有一种温柔美妙的感觉。然而且慢，它一旦离开纸面，一旦付诸现实，对于我们世界的普通劳动者和最大多数人来说，就意味着一步一步地走向灾难的深渊：收入下降，开支增加，失业，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住不起房。打不起官司或者有理无钱而必然地输掉官司，越来越刺心锥骨的不平等感，越来受到社会的排挤、侮辱、歧视，几乎完全丧失保护自己的能力，变为任人戏弄盘剥、欺凌宰割的对象。然后是国际垄断资本阴影下日益加剧和无法摆脱的贫困化、大面积饥荒和不断袭来的灾害。不论有多少漂亮话、多少花样翻新的掩饰和缓冲的步骤，新自由主义的野蛮性和残酷性，绝不亚于人类仅有的两次世界大战。 新自由主义有三项基本原则。 第一项原则是，一切进入市场，市场主宰一切。所谓贸易自由化、市场自由化、金融自由化、“无形的手”，主旨无非这一套。 用法国哲学家让•鲍德利亚的话来说，就是一切都变成可交易的、可买卖的交换价值，“这一过程是极端粗暴的，因为它将整齐划一作为理论状态，在这个过程中，全部独特的事物和特性、每一种另类的文化以及每一种不能表现为货币的价值都将被取消”。’贫穷者出卖人身和言论自由、民主权利以换取生存。富人操纵媒体、广告、学术，这一过程中合谋的出卖和收买，养育出一大批体育。影视娱乐业、学术的与社会的甚至政治的明星。资本家的利益操纵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支配官员的任用升迁，控制议员甚至总统的选举，制造出经济、政治、文化、学术的寡头专制。物的交易的同时，还有精神、人格、道德、信仰、权力乃至政治的、国家利益的、民族利益的交易。苏联共产党领导集团的掌权人物，以这种出卖迎合美国垄断资产阶级，成为我们时代的最大悲剧。 任何自由，以至于新自由主义鼓噪的贸易自由、市场自由、金融自由，都是相对的、有条件的。现在的条件，就是西方发达国家首先是美国对于世界经济。政治、文化权力的垄断。西方跨国公司控制或操纵世界经济。尽管交易范围可能扩展到许多国家，但是大多数交易仍然属于其企业的内部行为。贸易自由、市场自由、金融自由的花言巧语，掩盖着帝国主义国家同海外投资者之间的紧密关系，掩盖着国家同跨国公司、跨国公司之间越来越强的相互依赖关系。正是这种关系，影响着政治决策的走向。 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国家内部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西方发达国家同第三世界国家之间，一旦被所谓“市场自由”、“贸易自由”、“金融自由”这类东西联系起来，其野蛮、其残酷、其虚伪，就特别醒目地显现出来。 事实上只有资本的自由——在资本中只有垄断资本的自由，在垄断资本中只有国际垄断资本的自由——而绝无工人阶级、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自由。国际垄断资本高唱“自由”在全球扩张、长驱直入，然而甚至民族资本如果想唱起同样的调子从中分一杯羹，也注定被抛在一旁。至于劳动者，就只配自由地被资本蹂躏和在悲苦中呻吟了。 西方要求第三世界国家对它无限制地开放市场、取消对其商品进入的限制，自己却保留和扩大对第三世界国家商品贸易的限制。美国报纸文章承认，“经济学家经常喋喋不休地要求世界穷国放弃其经济保护和限制措施，放弃马克思学说，使经济转变成自由市场经济。穷国照着做了，但是它们接着就发现，由富国经营的全球市场几乎没有自由可言，反而关闭着，无法打进去。2001年的一项统计显示，经合组织中最富有的25个国家，农业补贴达3600多亿美元，相当于撒哈拉沙漠以南所有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这为他们自己的农民提供了不平等的优势，同时使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被迫压价，市场缩小。” 作为目前国际秩序下国际分工资源配置的外在表现，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尤其成为“贸易自由”的注脚。中国在纺织、服装、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加工和出口方面具有国际竞争优势。在表面上，中国从对美加工贸易出口中获取较大顺差产实际上中国不过赚取了很少的加工费。外商企业越来越成为中国加工出口贸易的主要增长点，这些加工费中的很大部分被外商分享。2005年，美国利用中国纺织品出口问题发动对华贸易战，并联合一些欧洲国家为中国纺织品出口设置障碍。这个行动，已经极大地加剧中国低收入纺织工人的困境。美国大肆宣扬对华贸易逆差，背后隐藏的，正是美国企业的巨额隐蔽性收益。然而就是这样，美国还在以“贸易自由”之名对中国兴师问罪，压抑中国出口和设置重重障碍，用抬高国际石油价格的手段遏制中国经济发展。这里到底有多少自由、又是谁的自由呢？ 资本的所谓自由流动，严重地限制着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特别是限制着第三世界的发展能力。 金融资本是资本的最高形式，是垄断资本的核心。所谓金融自由，结果是美元占全球外汇的比重从十年前的51％上升到今天的70%，全球2／3资本流入美国，形成美国生产美元，其他国家生产美元能够购买的产品这样一种国际金融体制。于是所有资产，无论何地，只要美元标价，本质上都成为美国的资产。当石油以美元标价的时候，美国就本质上无偿地占有了世界石油。美国印刷的美元越多，美国资产上升价格则越高。美国通过发行货币和吸收外国直接投资，迫使他国不断增加外汇储备和购买美国的债券、股票，迫使穷国不得不以自残性价格向美国大量出口，对美进行经济支持以至于成为资本净输出国，以此保持美元优势和国际收支平衡。 以新自由主义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全球化，不仅使资本走遍世界、穷国灾难频仍、利润流向美国，而且成为美国经济霸权通过美元霸权实现的一种全球性扩张运动。金融业是美国最大的产业。美国80%以上的国民生产，来源于金融投资为主的服务贸易。现有国际金融规则非对称地有利于金融资本特别是美国金融资本。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很多国家相继出现大规模金融危机。而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进行的金融改革仍在继续，使世界堕入投机盛行、货币崩溃、经济萎缩的更大危机。 如果说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还主要是一种地区性危机的话，那么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就几乎横扫整个第三世界，真正具有全球规模了。时任美国副国务卿的斯特罗布•塔尔波特在一篇文章中说，“一个国家的货币，是国家主权和统一的重要体现和基础”。美国一位曾在财政部任职的银行家罗杰•奥尔特曼的文章，比这位副国务卿还要坦率些： 如今，我们释放出一种与核武器截然不同但具有差不多威力的力量。这种力量几乎能够在一夜之间推翻政府及其政策。现在还没有适当的体系来控制这种力量。这种力量就是全球金融市场。 这里己经提出所谓“金融自由”具有核武器威力的问题。同两位美国人的文章相比，日本评论家重村智计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分析，就更加具有历史感： 在冷战时代美国之所以能够维持它在西方的霸主地位；是因为它手中握着‘核武器’、‘美元’和‘石油’这三大武器。在整个冷战时代，美国的实力江河日下。但是这次的金融危机重又出显示出作为商品的美元的强大。成为美国确立新霸权的武器。如果考虑到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军事大国，并且是掌握着信息的硬件和软件的国家，那么目前它就正在掌握作为霸权国家的新武器。 新自由主义的贸易自由、市场自由、金融自由，没有缓解更不用说消除贫富两极分化，相反，无论在西方发达国家、在西方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之间还是在第三世界国家内部，都以更多更贫困的穷人为代价，制造出财富更多更集中的富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3年的调查表明，43个最贫穷国家中，37%的国家已经几乎不存在贸易壁垒，包括乌干达、赞比亚等非洲18个最贫穷国家已经大大放开国内的汇率和利率。但是这些适应新自由主义标准的举措没有导致经济状况的好转，而是更加糟糕。全球49个最贫困国家，除孟加拉以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近十年仅为0.4%。西方国家情况则完全两样。美国报纸说，贸易自由化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有利于全世界的家庭”。但是它举出的，不是“全球”和“全世界”，而只是美国的数字：“在美国，根据乌拉圭回合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采取的市场开放行动，使普通四口之家每年得到1300美元到2000美元”。 与“贸易自由”、“市场自由”、“金融自由”同在的一个术语，是“自由竞争”。体重上百公斤、受过专门训练的壮汉，和被折磨得遍体鳞伤、瘦骨嶙峋、奄奄一息的普通人，按照前者的规则和训练科目，来一番“自由竞争”、“适者生存”的摔跤比赛，结果不难预料。撒切尔1979年出任英国首相，宣布人类的不平等是天生的，但新自由主义所鼓励的竞争，却由于给“天才和俊杰们以发挥和表现的机会”，“给每一个人带来好处”。结果相反：她当政的时期，l／10英国人生活在贫困线下，进人二十一世纪，官方承认，l／4的英国人和1／3的英国儿童是穷人。 关于遵循新自由主义的自由、把市场奉为上帝必然使世界更平等、使贫困者富裕起来的允诺，已经成为不屑一顾的笑话。 第二项原则，是适应市场自由的要求，大规模推行私有化进程，进行以产权改革为核心的一系列改革。 产权改革就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化。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确立，己经进行过一种“产权改革”——剥夺剥夺者。现在的“产权改革”，意味着剥夺者的反扑。在夺回被剥夺的权利和财产的时候，新自由主义的一个宣传谋略，就是首先竭力转移人们对生产资料所有权问题重要性的关注，从这里进行一番比如占有权、控制权、使用权、经营权、管理权之类令人眼花缭乱的分解。这种分解，只有在作为所有权的实现途径的时候，才是清晰的。但是用新自由主义武装起来的新的剥夺者的目标始终在所有权，不过是通过分解，加上连篇累牍的温文尔雅而含义模糊的外交辞令，分步骤地夺回所有权而已。 私有化阴云下勃然兴起的新公司、新市场、新精英、新富豪，主要是对现有存量财富进行私分和掠夺。目标总是首先集中于社会给予人民的好处。热热闹闹的改革喇叭、花里胡哨的广告宣传和证券业、赌博业、卖淫业的繁荣，伴随着实物经济的衰退。投机的增长抵消和掩盖着停滞。最大的增长来自兼并、下岗失业和压低工资。于是私有化的过程，同时成为整个世界一方面在拍卖、另一方面在兼并即加强垄断的过程。这两个过程，都己经达到疯狂的程度。 西方连哄带骗地施加压力，要第三世界国家“全面私有化”。莫斯科决策者按照美国顾问的建议拍卖——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赠送——几乎全部国有资产。巴西拍卖了大约80%，得到大约800亿私有化收入，但是截止2000年，却要偿还1200亿美元的国债利息。然而即便在撒切尔大声疾呼私有化的时候，英国经济也没有全面私有化，特别是石油工业，政府一直控制着大部分股票。在美国，从里根开始，当局不仅没有减少而且是在不断扩大国防和军事开支。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跨国公司并购的平均增长速度达30.2%，一倍于全球对外直接投资15.1%的平均增长速度。九十年代中后期，跨国并购投资占国际直接投资的70%－90%。进入二十一世纪，兼并势头不减。在美国国内，企业并购很大程度上是为着加强军备、满足军火商的利益。八十年代日本“收购美国”，可以作为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之间发生兼并现象的一个最好例子。日本资金大举购买的，主要是美国房地产和娱乐业。九十年代日本股市和房地产泡沫相继破裂，大批公司和银行负债累累，被迫全线退缩，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通过贸易从美国得到的经济利益，由此而悉数归还美国，其经济至今不能走出衰退阴影。美国的一条界限，是把高技术特别是重大装备制造业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第三世界向西方跨国公司廉价拍卖自己的优质企业，即所谓“靓女先嫁”。西方国家包括美国有时国会允许甚至引诱第三世界国家来兼并自己的企业。然而兼并更加严重倾斜和不对称：“靓女”不嫁，技术不给，价格昂贵，给你一堆破烂和几分“面子”，而自己则甩掉包袱和得到所需要的投资。 美国报纸评论2005年中国并购美国企业的现象，认为“到目前为止中国企业收购的都是濒临破产的问题企业，可以归类为‘最不可能成功的企业”’，“即使这些公司最终还是避免不了倒闭，背负这个包袱的将是中国公司”。因此，中国的并购“对美国经济起着正面作用，正如中国大举购买美国国债也有助于美国经济发展一样”。文章谈到中国最大企业之一海尔集团准备收购美国家用电器制造商美泰公司，出价大约13亿美元，“超过了美国厂商给出的价格”。这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呢？文章概括为四个字：“摇摇欲坠”。 这里已经提出由于新自由主义盛行而身价大为提高的知识私有化即“知识产权”改革问题。 即使在人同自然的关系、在人类利用自然力为自己谋取生存和发展条件的问题上，知识的源泉都是劳动。生产实践中的知识一代一代地积累下来，通过人类交往得到传播、扩散、检验、充实，成为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每个民族都为人类文明作出自己的独特贡献。任何知识都不属于个人和个别公司。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尽管知识包括工业技术创新成果的传播需要付出代价，不过和今天相比，那种代价微不足道。美国的工业化，就是无偿模仿英国的一个例证。知识产权，即大资本利用专利瓜分市场、排除新的竞争者，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成为垄断的产物和推进器。它自产生，就具有阻碍科技知识传播和广泛利用于实现多数人利益的反动性质。 知识产权是垄断资本自封的一种特权。它的再生产又起着不断巩固和扩大垄断资本的作用。2005年3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2004年国际专利申请数量创造新记录，其中美、日、德、法、英五国占72.5%，美国占34.9%。而第三世界所占比重最高的五个国家韩国、中国、印度、南非、新加坡，总共占6.3%，大约为德国的一半。何况在统计表上列入第三世界国家的专利，很大部分实际上不属于第三世界国家的个人或公司，而属于进入第三世界国家的外资公司。 知识产权本质上是针对穷国、针对穷人、针对劳动者的特权。知识劳动者所得甚少，倒是工厂主和销售商大获利益。它大幅度地提高穷国、穷人使用有价值的科技成果、文化成果和教育材料的成本，使病人无法得到价格低廉的药物。 正如新加坡报纸转载的一篇泰国文章指出的，冷战时期美国允许日本、韩国、台湾通过模仿尽快实现工业化，那是一种为政治服务，“优先照顾反对共产主义的冷战联盟”。今天则不同，所谓知识产权，意味着改变与普及科技要交大笔专利使用费，“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跟从市场上赚取利润无关，涉及的是最封建的经济做法——索取租金”，目的是“巩固先进知识由美国高科技工业垄断的地位”。因此强制保护知识产权，“己经成为美国的伟大圣战”。 对西方的技术依赖导致民族主动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下降，导致国家日甚一日地附庸化。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夕，就己经有人就此发出警告，认为引进外来技术可能产生昙花一现式的繁荣，在工业化初期多少具有积极作用。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亚洲己经不能再依赖引进技术，“本国的革新能力变得更重要了”。‘’可惜这种提醒没有发生作用。危机仍然爆发了。 可悲的是，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并不是所有受害国家和地区都得到教训。改弦更张，切实强调本国人民的历史主动性和创新精神。西方主导的私有化包括知识产权的私有化，不是在削弱而是在继续甚至变本加厉。跨国公司在通过产业内的分工、设计所谓“研发链”、确定专利和技术标准以及研发机构的独资化或控股化运作，对第三世界国家实现技术控制。第三世界国家的技术人才被大量挖走。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一个伴随物，是腐败全球化，是所谓“无形的手”后面的污浊的黑手，是一方行贿，提供高额回扣、奖学金、版税、出国旅游、色情服务和其他好处，另一方出卖自己国家的权力和利益。贪婪的政治当权者，靠西方公司当之无愧地拥有知识产权的“细菌培养液”，在私有化的浪潮中陡然大富大贵。世界银行前副行长斯蒂格利茨对全球私有化有一种尖锐的评价。在他看来，私有化的实现不仅以消费者为代价，而且以工人为代价，就是把工人从所谓低生产效率的国有企业转变到失业状态。但是减人未必增效，反而势必增加社会成本。私有化最严重的问题是经常发生腐败。 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经常宣称私有化将减少被经济学家称为“寻租”的政府官员活动，这些政府官员不是从政府的企业中赚取利润，就是向他们的朋友馈赠合同和工作岗位。但是实际情况往往并非如此，在许多国家，私有化已经把事情弄得如此之糟，以至于如今私有化被开玩笑地说成是“贿赂化”。 他特别举出俄罗斯。私有化的大风大浪，书写了俄罗斯历史上至今无法洗刷的、最耻辱的篇章：“俄罗斯提供了‘不惜任何成本实现私有化’的危害的破坏性案例研究”“ 关于私有化在新自由主义中的地位，只须指出这样一类判断就足够了；一家美国刊物说私有化是全球化的“合谋者”；一位加拿大学者称“当代全球化的一个近义词居然是‘私有化”’，“什么事情都在私有”。 这使我们不能不想到《共产党宣言》怎样回答对共产党人“消灭私有制”的责难： 我们要消灭私有制，你们就惊慌起来。但是，在你们的现存社会里，私有财产对十分之九的成员来说已经被消灭了；这种私有制之所以存在，正是因为私有财产对十分之九的成员来说已经不存在。可见，你们责备我们，是说我们要消灭那种以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没有财产为必要条件的所有制。 资本主义以一种私有制剥夺另一种私有制，即以资本主义私有制剥夺个人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这就是资本主义：绝大多数人成为双手之外一无长物的无产者，社会财富集中于占人口极少数的资产阶级的手里。这是《共产党宣言》时代的情形。 然而二十世纪由十月革命开创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后来发生的民族解放运动，造成一种新的历史状况。在社会主义国家，剥夺资产阶级和消灭剥削制度，使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奠定着一种新的政治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在取得国家主权、民族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也程度不同地通过剥夺帝国主义的控制权、没收帝国主义财产，逐步实行国有化。这就是国际垄断资产阶级推行新自由主义，对世界工人阶级、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进行大规模阶级的、民族的复仇行动的背景。“夺回失去的天堂”，就是夺回此前被人民剥夺的国内外资产阶级的权利和财产，同时占有人民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创造的财产。这也是他们那么拼命推行私有化的原因和他们各种名义的改革药方的实质。特别是在俄罗斯和原先属于苏联的各加盟共和国，这种私有化改革的种种美妙允诺、残酷进程和悲剧后果，己经成为新自由主义的最新的、最具说服力的教材。 第三项原则是，以所谓“小政府”的名义，削弱第三世界国家管理自己经济事务的权利。 这里首先遇到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政府的性质，这是什么样的政府即压迫人民的政府还是实现人民利益的政府。然后有第二个问题，政府如何管理国家的经济事务，即按照经济规律管理经济还是放弃职责或者管得过死。所谓大还是小，也还要区别所指是政府工作人员的数量、机构的多少还是权限范围。如果是压迫人民的政府，人民的选择就是推翻它、从根本上改造它。如果是人民自己的政府，那就应该加强、完善、提高效率，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至于政府在经济工作中的职能，即便在同一种社会制度下，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部门甚至不同时期，都应该有所区别。在多数情况下，不能用什么大政府或者小政府之类语焉不详的提法，归结这里的复杂问题，症结不在于政府的大小，而在于为谁服务。 第三世界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独立，一个群众基础坚实、对人民负责、有凝聚力的和高效率的政府，是民族创造力和实现自己人民多方面权益的前提。面对西方强大资本及其政治的、文化的、军事的力量，它又构成捍卫国家尊严的最后的、也是最有效的防线。对于资本的全球扩张来说，最大的阻力，正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这样一种政府。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能对新自由主义倡导的所谓“小政府”，对至今还在西方主流媒体起劲地鼓噪的“民族国家过时”的理论，做出符合实际的解释。 “小政府”论的根据之一，是大型跨国公司的出现。它清楚地暴露出“小政府”论的一种角色，即充当跨国公司拉拉队。它掩盖了跨国公司同其母国的关系。问题的实质仍然在于国家的关键性作用。所谓“自由市场”本身，就是国家战略、政策、规划甚至政治高压的产物。所有西方发达国家，主要靠国家的力量达到今天的发达程度。刚刚摆脱殖民地、取得独立地位的美国，如果不靠国家力量包括严格的贸易保护措施同西欧对抗，其发展包括今天的成就将完全不能想象。无论军事、政治、外交、经济，还有主要的自然资源，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都曾经有过残酷竞争的历史，归根到底都由国家的力量直到从事战争的能力获得解决。今天的大型跨国公司，销售和投资的相当大部分都在母国内部进行，都由来自母国的董事会成员发挥决定性作用。《财富》100强中的大企业，多是美国计算机、半导体、电子行业的领军企业，都从政府的防务合同中享有大量优惠。主要电信企业，都依赖政府采购和颁发许可证，以及政府与国际财团之间的讨价还价。连鼓吹削弱政府功能的新自由主义，其兴盛、其肆虐、其获得和保持主流地位，都在使尽浑身解数取得政府的好感和通行证，都在想方设法影响和操纵政府、把自己的信徒塞进政府。 特别是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西方国家垄断性极高的大型跨国公司，以其越来越强大的经济力量左右政局，影响力日益远远超过大部分政党，以至于某些政党更不消说政客，实际上成为一定财团的政治代表。资产阶级国家本来就是资产阶级利益的管理委员会。但是现在，作为“国家”的那种仿佛高居于各种社会力量之上的“中立地”进行仲裁的外衣，所谓“超阶级”的面具，正在彻底地剥去，政府资本化和资本政府化成为同一过程，“国家”和他所代表的垄断资本正在合为一体。 这并不是一种仅仅和新自由主义相联系的新现象。恰恰是在谈到美国政府的时候，一家美国杂志文章写道，它“具有强制其他国家政府持有该国的货币或者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代表该国货币干预外汇市场的力量，那么，它们就能更自如地应对全球混乱和抵抗那些遏制资本流动的压力。虽然这种强制力量本身，也许不足以在一个私有化程度日益加深的金融体系中支撑一个范围更大的市场，但是它在历史上对于支持美元和英镑作为关键货币却是重要的。” 新自由主义适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新自由主义引诱和强制第三世界国家削弱政府职能，使第三世界在不设防的情况下听任国际垄断资本长驱直入、为所欲为。他们对苏联和后来俄罗斯的要求，也是全面私有化，从基础上毁灭确保国家统一和进行有效控制的能力。这已经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部分：要第三世界国家“小政府”，而由它来控制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用硬力量或者软力量，用所谓“颜色革命”，组建对自己俯首帖耳的、为自己服务的政府，以便把这些国家的国有资产和人民劳动成果转移到自己的手里。 西班牙《起义报》载有一篇署名奥斯卡•索托的《跨国公司收买某些国家当权者获取特权和加强掠夺》，专门分析美国同中美洲国家签署的自由贸易条约。在这个条约中，跨国公司获得法人资格，投资者为“高等质量的人”，可以要求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人员自由流动，还可以自由转让商品、资本和利润。中美洲国家不得向跨国公司提出任何要求，政府不能惩罚其行贿受贿行为，不能提出跨国公司不喜欢的国家发展的公共政策，审计部门不能涉及跨国公司的合同，还要保护它们的无节制的特权，使之远远超过中美洲国家自己的居民。另一方面，跨国公司对中美洲国家的发展不承担任何义务。自由贸易下的这种第三世界的“小政府”，实在已经小到几乎可以完全取消。 新自由主义设计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小政府”，也不是什么都“小”。抵御国际垄断资本扩张、抵御外部入侵及政治压力和文化渗透的职能要小而又小，小到等于零。但是对内控制和压迫人民反抗的职能，却最好大而又大，大到足够保证西方利益的稳定实现。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在按照西方的要求进行裁军。一般地说，在保障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前提下，裁军是促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积极步骤。然而如果强敌临于国门，却削弱军队抗击外敌、保卫国家安全的职能，转向通过扩大国内警察和保安队伍的措施加强对内镇压人民的力度，裁军的积极意义就荡然无存。 在美国当局导演下发动军事政变上台的智利总统皮诺切特，被认为是拉美新自由主义的旗帜。当他对共产党人和革命工人大开杀戒的时候，美国当局从来没有一句即便是委婉的、外交辞令式的批评。如彼德拉斯所说，“新自由主义崛起的原因并不是左派的失败或市场经济的优越性，而是武力手段非常有效”，新自由主义的拉美，“在每次行动中，新自由主义分子都要开动国家政治机器，动用军队、司法和公共行政部门参与斗争，以实施其新自由主义政策计划。” 另一方面，西方国家自己特别是美国，却在不断地加强政府的作用。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加强军队和与军备有关的科研、生产、销售部门。他们的政府在其国内越来越少地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进行某些调解，越来越多地赤裸裸地站在资本家一方，放肆地肢解和镇压工人运动。 巴西著名学者特奥尼托尼奥•多斯桑托斯指出： 即使在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英国经济也没有全面私有化，仍然保持着比较大的国有经济的成分。在英国石油工业的重组中，撒切尔夫人的政府当时掌握着大部分股票，主要是为了使政府对经济进行有效的控制。在八十年代，里根政府也是动用了国家的力量，在国防、军事力量方面的开支很大。他的目的是复兴国家的经济。国家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就国际范围来说，正如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指出的：“说到底，眼下正在建立的，不是一个新的超越国家的世界国，而是一个世界新秩序政治的阵线——换句话说，就是西方七国统治。” 如果没有有形的、物质的拳头，市场这双所谓“无形的手”永远难以发挥作用。没有美国的世界驻兵和军事基地、航空母舰和F－15战斗机，就不会有麦当劳的全球凯旋。1992年2月，时任克林顿政府国防部长的科恩向微软员工发表讲话说：“我认为，如果没有我们强大的军事，像微软现在享受的繁荣，将不复存在。” 美国政府经常发表声明宣言之类对别国说三道四、乱加指责，以“治外法权”在全球横行霸道。美国的国会还设立其他国家的小组或委员会，以国家组织的名义粗暴干涉别国内政。从克林顿到布什，美国的总统成为美国军火的全球推销商。美国越来越以军事力量捍卫美元金融霸权和在它在“自由”名义下的知识霸权、贸易霸权、市场霸权，已经成为我们这个世界的一种严酷现实和历史进步的最大障碍。 “9•11”事件之后，美国当局尤其着力于加强自己的国家和政府。德国一家杂志把它的这一行动称为“重新发现国家”，说美国这种“强大国家正在经历复兴”的过程，不过是“警察和军队融为一体”。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美国的这种十足的国家行为，不限于美国国家疆界，而是成为把美国当局的意旨强加于全球的过程。 任何民族的真正进步，都是人民历史创造力的产物，都不是本国更不是其他国家军刀棍棒驱使下奴役般强迫付出的结果。我们曾经谈起过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指出美国包围苏联、中国的政治需要、军事压力的作用。那也属于“国家”而不属于“市场”的作用。问题还有另一面。比如韩国，1961年上台的总统朴正熙，采用类似计划经济的模式推行经济开发和现代化计划，实现经济腾飞。那也主要是靠政府的力量而不是市场的力量。后来美国强加的市场取向的改革，成为韩国陷入1997年亚州金融危机的一个基本原因。最近几年，韩国重新强调民族团结、民族自尊和自主创新，情况正在日渐好起来。 被新自由主义蹂躏十余年的拉美正在觉醒，一个引人注目的步骤，就是重建国家创新体系，以政府为中介，在大学、研究所等学术机构和企业之间形成合作关系，走自主创新、摆脱技术依赖的道路。社会主义古巴，以一个每天受到美国威胁封锁的小国，成为第三世界卫生健康状况最好的国家，在生物技术、医学、农业和基础科学领域达到领先水平，其经验特别成为拉美人的骄傲。紧随其后的是委内瑞拉和巴西。 新自由主义各项基本原则之运用于第三世界，成为它到底是一种什么货色的说明书。我们想到斯蒂格利茨概括的西方用新自由主义掠夺第三世界国家的“四步曲”： 第一步，私有化。第三世界国家一些领导人以世界银行的要求压制批评，自己则从削价出售以数亿计的国有资产中捞取大体10%的回扣。 第二步，资本市场自由化。抽逃资金，为吸引外资而提高利率，严重打击穷国工业并耗光国家财富。 第三步，价格市场化。削减或取消对普通人粮食、燃料、水等基本生活用品的补贴，同时价格飞涨，引起社会骚乱和动荡，外国公司再用“跳楼价”收购价值连城的东西，比如矿山开采权或港口。 第四步，自由贸易。如同鸦片战争用战争推行不平等贸易一样，用金融和财政手段推行不平等贸易。 这里的四步曲，用之于第三世界各大洲的不同国家及其所谓改革的不同阶段，具体做法、具体内容不尽相同，但大体相类，结果是一样的。 英国学者彼得•高恩为自己的一本评论新自由主义的书起了一个好名字，叫《华盛顿的赌博》。无论作为该书推销的广告词还是该书的内容提要，它的中文译本封四的一段话，都具有独立的价值：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随着苏联的衰退和解体，美国政府和商界精英试图使美国成为二十一世纪控制全球主要经济和政治局面的强权国家。它们尝试用两种新的办法—新自由主义运动和全球化运动，来分别改变其他国家的内部和外部局势。这样一来，美国将得到全球跨国新秩序的种种好处，而随之带来的风险和成本则被分散到了美国国外。这就是华盛顿全球赌博所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这里只有一个提法需要略加修正，即“两种新的办法——新自由主义运动和全球化运动”，其实就是一种：以新自由主义为思想政治旗帜的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当前阶段。 新自由主义是什么？它是二十世纪末以来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对世界工人阶级、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进行大规模阶级复仇和确立全球统治的主要工具。新自由主义作为一场华盛顿的全球赌博，意味着国际垄断资本的不受任何约束的、无止境的压榨和剥削，意味着强者成为唯一赢家的绝对自由。 这就是已经写在最近三十年世界历史上的结论。

挺好！
建议转而不评的发在此，要评则评一文开一帖。不过不要一次太多了，好东西要慢慢地细品才会回味无穷。：）

这样安排不好！想对昆华老弟发的某一篇文章进行评论，也不好评论了！

不能把昆华老弟就关在这一个地方！！！

还是比较支持昆华老弟当版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版嘛，当然他最合适！！！！

这样很好啊！

你想评哪一楼的帖就可以评哪一楼的？

不过更希望李先生给我们展示他的原创。

拉美新自由主义改革：为什么必然失败？

《拉丁美洲研究》2004年04期

陈平、王军

拉美新自由主义改革是目前学术界关注的焦点，特别是对拉美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成效的评价问题，在国内外学术界颇多争议。由于基本立场和出发点的不同以及对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特征和本质在认识上的分歧，不同学者对新自由主义改革在拉美的实践做出的解释和评价大相径庭；著名学者各执己见，针锋相对，可见拉美新自由主义改革问题影响之巨大。 　　一　“令人失望”的改革 对一项改革的成效进行评估，必须建立在一定的基准之上。衡量改革成败，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列出很多标准，但其中有两个标准必不可少。第一，改革是否达到预期的目标。如果改革没有达到目标，或者说没有达到改革的最主要的目标，则应该判定改革是失败的。第二，在达到改革目标之后，还要看达到这一目标所付出的代价是否是合理的和可承受的。如果改革的代价过高，即使勉强达到预期的改革目标，但由于国家和民众在其他方面的损失太大，以致改革在总体上得不偿失，进而导致改革遭遇各方反对而停顿甚至被迫终止，这样的改革也不能称之为成功的改革。 以这两个标准来衡量，拉美在90年代的改革成效并不令人满意。 拉美改革的首要目标是恢复经济增长，新自由主义改革在这方面取得的成效令人失望。1991～2000年，拉美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为3.2%，高于80年代的1.2%。这样的增长水平似乎表明拉美已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经济增长，但实际上，拉美90年代的经济增长速度不仅低于本地区六七十年代5.5%的水平，更低于发展最快的国家6.5%～7.5%的水平。对于这一点，即使西方学者也并不讳言。（注：美洲开发银行：《拉美改革的得与失》，中文版序，第2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更关键的一点是，90年代的经济增长并非基于拉美经济内在的活力，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历经长达10年的经济停滞之后的一种恢复性的增长。（注：Joseph E.Stiglitz,Whither Reform?Toward a New Agenda For Latin America,Santiago Chile,2002,p.18.）研究结果表明，这种并不算高的经济增长主要受到由私有化引起的财政支出增加和大量短期外部资本流入的推动。拉美经委会1997年的一份报告指出，拉美地区的投资率90年代虽然有所回升，但低于危机发生以前，储蓄率也仍然很低，投资在很大程度上靠外部储蓄支撑。因此，拉美国家的经济增长往往对资本流动表现出过高的敏感性。（注：Ocampo,Beyond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a view from ECLAC,ECLAC Review,No.66.）这种增长模式的缺陷在1997年后完全暴露出来——当私有化进程基本结束，拉美经济受亚洲金融危机以及本地区宏观经济动荡的影响，外资流入大幅下降后，拉美的经济增长速度随即放慢。1998年和1999年，拉美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分别只有2.3%和0.4%。 阿根廷的经济发展称得上是拉美90年代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依靠私有化收入扩大财政支出以及外资涌入带动的投资和消费扩张，阿根廷在1991年和1992年分别实现了10.6%和9.6%的超高经济增长，但这种令人目眩的高增长仅仅维持了两年就显得后继乏力——1993～1994年的经济增长率没有达到6%。1995年，由于墨西哥危机的爆发，阿根廷出现了2.8个百分点的负增长。在经历短暂的经济复苏之后，1999～2002年，阿根廷经济连续4年负增长，2001年的经济衰退达到创纪录的－11%，阿根廷经济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注：本段引用数据参见ECLAC,Economic Survey of Latin America and Caribbean,2000-2001,2001-2002.） 虽然在总体上拉美经济并未发展到像阿根廷那样的剧烈动荡，但宏观经济不稳定，乃是学界的共识。用一位中国学者的话说，“8年内三次衰退”，（注：苏振兴：“拉美经济在八年中三次衰退”，载《拉丁美洲研究》2002年第1期。）几乎每隔2～3年即发生一次经济动荡。更重要的一点，90年代以来的拉美经济增长呈现一种明显的前高后低、逐步衰退的态势。也就是说，拉美自90年代以来全面实行新自由主义改革以来，经济不是越来越好，而是越来越差了：1991～1994年拉美的经济增长率不足4%。1998年后，拉美由于接连发生经济危机或金融动荡，1999年和2001年的经济增长率仅为0.5%和0.3%，2002年又下降了0.5个百分点。如果以1998年为界，拉美最近几年的经济增长率只有大约1.15%，远远低于国际金融机构1997年时的估计，基本上重新陷入80年代债务危机后的那种停滞和衰退状态。 尽管出发点不同，西方和拉美的学术界都对拉美90年代的经济表现出极为接近的态度——悲观失望。拉美经委会把1997年之后的拉美经济称之为“失去的5年(the lost half decade)”。（注：Ocampo,Beyond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a view from ECLAC,ECLAC Review,No.66.）而一贯鼓吹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美洲开发银行，虽然不愿承认改革的失败，但其首席经济学家对改革的失望亦溢于言表，称90年代改革的结果“远不令人满意”，认为拉美经济“将不会重复自己过去的增长状况，更不用说与其东亚竞争者的发展相比。”（注：美洲开发银行：《拉美改革的得与失》，中文版序，第2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除经济发展状况不佳以外，拉美国家还为新自由主义改革付出了巨大的、不可挽回的代价。 首先，新自由主义的结构改革付出的第一个代价是加大了宏观经济的脆弱性。一方面，新自由主义的贸易自由化政策以及大量外资的涌入，虽然使拉美国家一些部门的出口出现了强劲增长，但由于外资涌入抬高了本币币值以及拉美国家产品在开放后缺乏国际竞争力，几乎所有国家进口增长比出口更快，90年代的贸易赤字都未降反增。例如，墨西哥的贸易自由化政策导致其贸易逆差从1990年的不到50亿美元猛增到1994年的近289亿美元，增幅近500%。（注：巴巴拉·斯塔林斯等著：《经济增长、就业与公正》，第6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另一方面，由于“不成熟的、过快的金融和资本市场的自由化，以及缺乏足够的管制框架，使国家更多地暴露在风险面前，而没有提高它们应对风险的能力”，（注：Joseph E.Stiglitz,Whither Reform?Toward a New Agenda For Latin America,Santiago Chile,2002,p.22.）拉美国家的宏观经济极易受短期资本流动的冲击。仍以墨西哥为例，1994年的墨西哥危机虽然具体表现为由政治动荡引致短期资本外逃并最终导致汇率制度崩溃，但资本外逃的前提是大量短期资本的涌入，而大量资本的涌入的根源则在于墨西哥政府遵循新自由主义的教条，开放资本市场过于激进。墨西哥政府原本的设想是，通过开放资本市场和提高利率吸引外资流入，弥补贸易自由化导致的大量经常项目赤字，但它完全忽视了资本流动对宏观经济稳定的消极影响。 1999年的巴西金融动荡和2001年的阿根廷金融危机，都是首先由债务危机引起投资人恐慌，资本外流导致汇率机制崩溃，进而使银行体系受到冲击。这两次动荡和危机的爆发，固然不能完全归咎于新自由主义的结构改革，但与改革加大了宏观经济的脆弱性有直接的关系。以阿根廷为例，贸易自由化后关税税率的急剧降低，使阿根廷的财政收入下降，直接加大了阿根廷政府的财政压力；贸易自由化放大了“汇率锚”机制的内在矛盾，贸易自由化加上“汇率锚”下的本币升值，使阿根廷的经常项目赤字几乎不可遏制；缺乏有效监管的金融自由化导致银行金融风险陡增。同时，金融自由化也为大量短期资本流入创造了条件，客观上推动阿根廷外债的增长；私有化虽然一度使阿根廷财政收支状况好转，但私有化收入是一次性的，由于它在客观上推动了90年代初的财政扩张，而且这种扩张极具刚性，私有化收入枯竭后由此产生的收支缺口不得不以外债弥补。因此，私有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阿根廷外债的失控；沉重的债务负担不仅使政府摆脱财政危机的希望化为泡影，而且以外币支付债务利息也使政府的经常项目赤字进一步加大。更糟糕的是，金融自由化并没有将外逃资本吸引回来，而是为国内资本的进一步外逃和国际游资冲击本币打开了方便之门。总之，新自由主义改革为危机的爆发创造了一切必要的条件。当经济衰退、严重的双赤字使投资者和普通民众的信心发生动摇时，阿根廷的经济危机也就不可避免了。巴西的情况与之也有类似之处。 改革付出的第二个代价是国家产业竞争力和对经济的调控能力急剧下降。近10年来，私有化之后外资企业的增加，使拉美国家一些行业和企业的竞争力有所提高。但由于国家减少了对技术进步的干预，拉美国家的私人企业又无力建立本国产品的核心竞争优势，拉美国家的整体竞争力呈下降趋势。拉美地区对所有工业化国家出口的市场份额，在1985～1996年间，由6.2%下降到5.3%，而同期东亚的比重则从6.3%上升到9.0%。（注：巴巴拉·斯塔林斯等著：《经济增长、就业与公正》，第3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与此同时，激进的私有化和自由化政策，使国家对本国经济的调控能力受到极大削弱。阿根廷的私有化几乎把整个国家都出售一空；巴西不仅卖掉了亏损企业，那些经营状况良好的国有企业也被卖掉。国家投资在社会总投资的比重急剧下降，对宏观经济稳定的影响力随之降低。更严重的后果是，私有化使拉美国家的矿业、电力、电讯和金融等骨干产业向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集中，甚至被国际垄断资本控制。在阿根廷，1995年较大的10家银行中，本地银行占到6家，但到2002年仅剩1家，国家基本的金融安全受到了直接威胁。 新自由主义改革付出的第三个代价是使拉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平衡进一步加剧。正如拉美学者所指出的，改革虽然使经济增长速度有所提高，但并未创造出更多就业，特别是没有带来“贸易产品部门就业的增长”。（注：巴巴拉·斯塔林斯等著：《经济增长、就业与公正》，第22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新自由主义“改革与宏观经济政策之间的不一致性，进一步削弱了许多国家创造就业的能力”。（注：巴巴拉·斯塔林斯等著：《经济增长、就业与公正》，第13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90年代激进的贸易自由化改革导致大量本国企业破产，而其他领域的改革同样并未创造出足够的就业机会来吸收破产企业的工人，其必然的结果是失业率的上升。私有化也是如此，拉美国家的国有企业私有化导致失业率的上升：拉美的私有化多以出售存量资产为主，新增生产能力与就业岗位不多。为提高效率，一些国有企业在私有化后大量裁员，从而使失业人口进一步增加。拉美国家90年代的失业率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1990年的失业率约为7.5%，1998年上升到8.8%，2001年拉美的城市公开失业率达到9.8%，2002年上升到10.6%，是拉美有史以来的最高点。（注：ECLAC,Preliminary overview of the economiesof Latin American and the caribbean 2003,p.10.）除墨西哥外，90年代后期巴西、阿根廷、智利、玻利维亚等国失业率平均都在7%以上，玻利维亚2000年的失业率甚至达到令人吃惊的20.2%，阿根廷的失业率也达到15.7%。（注：ECLAC,Economic Survey of Latin America and Caribbean 1999-2000,p.85.） 新自由主义改革付出的第四个代价是使多数拉美国家的收入分配状况进一步恶化。拉美结构改革的成果只被一小部分人获得，而多数人则没有在改革中获得好处。拉美国家1998年正规部门的实际工资甚至低于1980年的水平。在墨西哥和阿根廷——拉美两个实施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国家，根据城市家庭计算的基尼系数，分别从80年代中期改革前的0.47和0.41上升到90年代中期的0.54和0.49。（注：Samuel Morley,El problema de la distribucion del ingreso en America Latina,Santiago,Chile,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ECLAC)and Fondo de Cultura Economica,2000.）阿根廷经济危机爆发后，阿根廷的基尼系数在最近几年又有明显上升。同时，由于失业率的攀升，拉美国家的贫困人口也未降反增。据拉美经委会的统计，拉美的贫困人口由1994年的2.09亿上升到2003年的2.27亿。（注：ECLAC,Preliminary overview of the economiesof Latin American and the caribbean 2003,p.10.）在阿根廷，甚至出现了普遍的饥饿和贫穷现象，退休者和领取养老金者的糟糕状况最为明显。除少数国家外，拉美作为世界上收入分配最为糟糕的地区，在新自由主义改革之后未有任何的改变。（注：需要指出的是，智利和秘鲁的收入分配情况在90年代均不同程度地有所改善，但这主要不是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的结果，而是两国90年代对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模式进行纠正的结果。在70年代最为激进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中，智利的失业和不平等状况都有大幅度的上升。） 毫无疑问，站在拉美国家的立场上，拉美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总体上是失败的——即使不考虑某些国家在政治上丧失的独立性，绝大多数拉美国家的经济状况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好转，在一些国家比改革前问题更多。然而，西方主流学者不愿承认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失败。美洲开发银行的两份报告辩称，结构改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初期付出代价是必然的。尽管拉美改革存在一些问题，但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使拉美国家获得了比80年代更高的经济增长，更低的经济波动性，分配状况的恶化趋势得到抑制，更重要的是，通过改革，基本上建立了外向型市场经济体制，巩固了政治民主，为拉美地区的长期经济增长奠定了基础。总而言之，这两份报告认为，拉美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成效总体上是积极的、有成效的。（注：美洲开发银行：《拉美改革的得与失》，中文版序，第191～206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西方学者对新自由主义改革的上述辩护，在理论上和逻辑上显然是不成立的。确实，拉美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了进展。拉美经委会也承认，越来越多的国家“从封闭的、由国家主宰的、以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为特点的经济，转向以市场为导向的、对外部世界更加开放的目的。”（注：巴巴拉·斯塔林斯等著：《经济增长、就业与公正》，第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然而，只要注意到以下几点，就不难发现西方学者上述立论的偏颇之处。(1)正如上面所指出的，虽然建立开放的、外向型的市场经济体制也是经济改革的出发点之一，但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最终目的仍然是为了实现包括经济增长在内的具体的经济和社会目标。对改革的评价，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把实际的经济效果搁置一边，而片面地强调在所谓“改革指数”上取得的进展。(2)对克服传统体制的弊端而言，扩大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固然是必要的，但必须看到，新自由主义不是通向市场经济的惟一模式。正如中国改革开放所表明的，存在许多代价更小的改革路径。相比之下，拉美改革付出的代价过于巨大。拉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并不能证明新自由主义改革模式的必然性，更不能自动赋予其合法性。(3)拉美通货膨胀率的下降主要是“汇率锚”机制抑制过度的货币财政性发行的结果。新自由主义的结构性紧缩虽然有助于抑制通胀，但是并非决定性的因素，且结构性紧缩必然造成经济衰退，其消极影响是否足以抵补其正面作用值得怀疑。(4)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市场经济体制与经济增长不是一种简单的因果关系。由于技术传播的缓慢和不对称、缺乏长期资本市场、以及储蓄率的长期低靡，即使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经济增长也不是可以自动实现的。而制约拉美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除了市场机制外，其他诸如提高资本积累、提高产业竞争力等问题，新自由主义改革一个也没有解决。 正如一位拉美经济学家指出的，经过10年的结构改革以后，拉美地区所能看到的“仍然是许诺，而不是实际的理想的结果。”（注：Joseph Ramos,Neoliberal Structural Reforms in Latin America:the current situation,ECLAC Review,No.62.）事实上，不仅拉美民众对新自由主义改革存在一种普遍的不满，（注：Interview with Ricardo Ffrench-Davis to his book-Reforming the Reforms in Latin America:Macroeconomics,Trade,Finance.）一贯支持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美洲开发银行也承认，拉美结构改革的效果“不甚理想”，许多国家“遭受结构性改革之苦”。（注：美洲开发银行：《拉美改革的得与失》，中文版序，第2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甚至威廉姆森这位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理论权威也承认90年代的改革是“令人失望的”。他虽然不明言新自由主义已经失败，但是已经开始同新自由主义划清界限。在1998年的一篇文章中，他声明他本人并不属于新自由主义学派。（注：John Williamson,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Revisited,in L.Emmerij ed.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to the XXI Century,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7,P.63.）作为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政策设计师，尚且对“新自由主义”避而远之，从一个侧面说明新自由主义的确陷入窘境。 　　二　为什么改革失败是必然的？ 拉美改革为什么会失败，改革的失败是一些客观的或偶然性的因素所致，还是新自由主义根本是个错误的处方？这是国际学术界争论的又一焦点问题。西方主流学者明显倾向于前面的一种解释，他们承认改革存在一些问题，但否认新自由主义改革本身导致这些问题的产生。一方面，他们把拉美宏观经济不稳定、经济增长缓慢、失业和贫困人口增加归咎于“劳工立法的僵化”和“教育的落后”等拉美国家的历史积弊。（注：美洲开发银行：《拉美改革的得与失》，中文版序，第215页，第224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另一方面，他们否认新自由主义改革模式与拉美经济危机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认为拉美经济危机的爆发乃是“僵硬的汇率制度”“经常项目赤字”或“国外的某种经济冲击”这样一些具体的政策层面和偶然性的因素。（注：Pedro-Pablo Kuczynski and John Williamson edited,After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Restarting Growth and Reform in Latin America,2003,p.4.）在他们看来，拉美糟糕的经济状况，不是因为进行了改革，而是改革“不完全彻底”。他们强调，虽然“开出更多的改革处方犹如在伤口上敷盐”，但是为了获得持续增长、稳定和繁荣，“除经济改革之外，还应推进更多的改革。”（注：美洲开发银行：《拉美改革的得与失》，中文版序，第2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关于西方学者对所谓“第二代”改革的类似论述，另请参阅Pedro-Pablo Kuezynski and John Williamson edited,After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Restarting Growth and Reform in Latin America以及Burki,Shahid Javed and Guillermo E.Perry,The Long March:A Reform Agenda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in the Next acade.） 显然，对拉美结构改革问题的分析，西方主流学者采取的是一种“局部否定，总体肯定”的策略，即把分析的层次局限于具体的政策层面，而极力回避从总体上对新自由主义改革模式本身提出质疑。西方主流学者所有研究都指向这样一个目标：否认改革失败的必然性，把改革的不成功归咎于偶然的暂时性因素。这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必须承认，拉美结构改革的失败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拉美国家自身的问题（如拉美民众主义政治模式，发展战略失误导致的债务负担，等等）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导致改革不成功的重要因素。然而，分析一项改革的成效，必须首先要从检讨改革模式自身的问题入手，把失败归咎于外部因素或改革的初始条件，丝毫不能减轻改革模式对改革失败所应承担的责任。 实际上，任何一种改革模式要想取得成功，必须以本国的根本利益为前提，必须考虑本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实特点和问题，必须切实可行地采取改革的政策措施。无论何种改革模式都必须面对现实问题，改革必须解决矛盾，而不能使固有的矛盾激化，更不能制造更大的不可化解的矛盾。 根本的问题在于，新自由主义改革模式不是这样一种理性的改革模式。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新自由主义改革模式自身存在的根本性的错误和问题，使这种改革模式无论是在拉美，还是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都不可能取得成功。换句话说，对任何国家而言，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失败都具有不可避免性。 从改革模式的特征来看，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极端性、片面性和激进性是导致改革失败的直接原因。新自由主义改革模式的目标是建立排除一切国家干预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极端性，决定了新自由主义改革政策的片面性和激进性。新自由主义者极力鼓吹自由、民主等价值原则的所谓“普遍性”，而极力掩饰普遍价值背后的特殊利益诉求；新自由主义强调彻底的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却极力贬低适当的国家干预和政府管制对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积极作用，无视收入分配和社会公正对维系社会稳定和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地位；新自由主义强调参与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对全球化的风险以及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不同国家之间的利益的不公正分配却讳莫如深。新自由主义改革进程往往是极其激进的，追求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摧毁原有国家干预性的经济基础，建立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体制，不管付出多大代价也在所不惜。 这种片面的和激进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必然违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它在解决一些问题的同时，往往带来更多更严重的问题，因而往往使一个国家付出远远超出改革收益的巨大代价。70年代智利和90年代以来阿根廷的情况表明，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的极端性、片面性和激进性的本质特征，决定了它不可能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特别是它无力保持改革发展所必须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正如上面所指出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模式造成拉美经济宏观与微观脱节，局部与整体脱节，使原本就不稳定的宏观经济更加脆弱，最终导致90年代多场危机的爆发以及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新自由主义改革即使短期内可以取得一些局部的进展，但它并没有真正改善大多数拉美国家的经济状况，也无法赢得长久的民众支持，因而在总体上是“不可持续的”。（注：Interview with Ricardo Ffrench-Davis to his book-Reforming the Reforms in Latin America:Macroeconomics,Trade,Finance.） 新自由主义改革模式暴露了作为其指导思想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根本性缺陷和错误。新自由主义极力鼓吹市场神话，不仅认为市场具有自我矫正机制，可以自动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和经济的稳定增长，同时，市场也被看作个人自由的保障，从而被赋予一种道德上的优越性。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是：国家干预经济活动的自由，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因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立场是反对一切限制经济自由的国家干预，反对国家对收入实施再分配。它要求彻底摈弃一切压制“自由”的经济体制，无论这种体制是计划经济的还是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市场经济，只要这种经济体制中带有国家干预的色彩，新自由主义都予以反对。 然而，现代信息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的发展充分证明，信息不充分、不对称、外部性以及人类行为在特定情形下的非理性特征会导致市场失灵。因此，无论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还是维系经济运行的稳定，国家干预都是必须的。问题的关键不是要不要干预，而是如何干预，干预到什么程度。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念则与之背道而驰，它不是客观公正地看待国家与市场的关系，相反，正如一位著名学者所指出的，“新自由主义的基本错误在于其对市场作用的不加批判的、理想化的想象”；（注：Conrad P.Waligorski,The Political Theory of Conservative Economists,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1990,p.186.）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建立在一个关于市场经济如何运作的错误概念以及对政府作用的不适当的分析基础上。”（注：Joseph E.Stiglitz,Whither Reform?Toward a New Agenda For Latin America,Santiago Chile,2002,p.2.）这种对国家和市场关系的扭曲是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极端性和片面性的经济思想基础。 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模式以及支撑这种改革模式的经济思想不是凭空而来的，它归根结底是自由至上主义意识形态在经济领域的延伸。新自由主义核心思想是主张建立一种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自由至上主义价值观，强调自由在整个价值体系中的优先地位，反对集体主义价值观和方法论。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标榜价值的普遍性，但实际上有其特定的利益取向。新自由主义的自由乃是一种强者的自由，它本质上是强权国家和垄断资本为实现其全球目标而设计的一套政治哲学，其利益取向与民族主义的国家利益是截然对立的。基于反集体主义的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在政治上坚决反对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政治制度，在经济上坚决反对国家干预，其基本目的是为霸权国家和垄断资本的全球扩张提供意识形态掩护。 弗兰奇·戴维斯指出，拉美新自由主义改革中的意识形态成分太多。（注：Ffrench-Davis,Reforming the Reforms in Latin America:Macroeconomics,Trade,Finance.Macmillan Press Ltd,2000,p.5.）威廉姆森也承认拉美改革被过度意识形态化了。这毫不奇怪，新自由主义改革模式是强权国家制定并在拉美国家强制推行的，是一种新帝国主义经济范式，它当然要满足西方霸权国家和国际垄断资本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利益诉求，而不会以拯救拉美国家经济为目的。正因为新自由主义改革的过度意识形态化，它对市场实际如何运作及其成熟程度并不关注，它的根本目标首先是破坏民族主义的政治体制和经济基础，在此基础上，再建立一种新的、有利于强权国家实施控制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最终将这些国家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新自由主义片面的私有化和自由化改革，都是服务于这一目标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模式之所以不顾各国具体情况，在任何条件下都坚持采取激进的改革模式，其目的是迅速建立新的、符合特定利益诉求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和秩序，从而使改革进程不可逆转。 可以肯定地说，拉美新自由主义改革模式的问题并非是简单的学理上的缺陷，而是深深植根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特定的利益诉求。一位拉美学者也指出，拉美改革的失败“既不能归结于政策的执行，也不能归结于理论的不严格，而是政策制订者的价值观和偏见所致。”（注：Joseph Ramos,Neoconservative Eeconomics in the Ssouthern Ccone of Llatin America,1973-1983,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p.183.）可见，基于反民族主义的政治哲学和经济思想，由与拉美国家利益取向截然对立的外国设计并操控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是无论如何不会促进拉美的国家利益和民族经济的。因此，拉美结构改革的失败从其接受新自由主义模式的那一刻起就已经不可避免。 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意识形态化不仅仅受外部因素的影响，拉美国家必须首先从自己开始检讨。拉美国家的意识形态原本就在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摇摆不定。苏联的解体和美国单极霸权格局的建立，使主要拉美国家坚持民族主义发展道路的最后一点信心丧失殆尽。90年代初，在“社会自由主义”和“新庇隆主义”的旗号下，墨西哥和阿根廷的意识形态首先发生蜕变——从民族主义蜕变到新自由主义。这种意识形态的蜕变同时深刻地影响了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原来奉行的独立自主的、以进口替代工业化为特征的发展模式被彻底摒弃，通过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使本国经济融入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进程。然而，这些国家没有真正理解意识形态、经济思想与国家发展的关系。它们在转向新自由主义之后，将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预置于极端理想化的经济构想中，这决定并塑造了它们对现实的解释。”（注：Joseph Ramos,Neoconservative Eeconomics in the Ssouthern Ccone of Llatin America,1973-1983,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p.183.）它们轻易地相信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场化是一种普遍的经济法则，会自动导致经济的发展；它们以为只要解除国家干预，放任市场发挥作用，就可以建立健康的市场经济体制；只要按照新自由主义的教条，实施完全的自由化和私有化，所有问题随着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推进都会自动得到解决，经济就会自动实现增长。它们忽视了国家间相互竞争的本质，幼稚地把GATT和WTO视为一个公平和透明的制度框架，认定全球化对它们的国家意味着更大的发展机遇，认定只要改革，改革的越快，发展就会越快。然而，真正影响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合理的经济干预，有效的资本积累，自主的技术进步以及建立在这些因素基础上的产业竞争优势和国家竞争力——却被拉美国家所忽略。 实际上，拉美国家不仅对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与经济理论的认识和理解是粗浅和错误的，它们对于发达国家也抱有某种不切实际的期望，这使它们轻易接受美国的诱导，匆忙投入全面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拉美政治家幼稚地以为，在意识形态上向美国靠拢，会得到美国不遗余力的支持。而得到美国的支持，就意味着改革立于不败之地，意味着改革者国内政治地位的稳固。这完全是他们一厢情愿的想法。在改革前，美国可以毫不吝惜地给予一国某种政治或经济上的好处，（注：例如，为褒奖梅内姆在实施新自由主义改革方面的“成就”，1997年，克林顿在访问阿根廷期间，宣布给予阿根廷“非北约盟国”的特殊待遇。）而一旦这个国家实施了新自由主义改革，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形成了对美国的依附，美国将随之采取一种完全不同的态度。正如阿根廷危机中一些国际组织的态度所表明的，除非危机可能导致美国利益受损，美国绝不会因为某个国家进行市场化改革，就无条件地施以援手。美国对墨西哥的迅速救援，只是个特例，对其他一般国家并不适用。 新自由主义改革模式失败的必然性，早已为历史所证明。美国和英国8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试验，是极其不彻底的，保留了大量国家干预的政策，与其在其他国家所推行的改革模式不可同日而语。新自由主义模式不仅加剧了西方社会的失业和收入的两极分化，而且它“在经济表现的主要方面要比管制资本主义模式差。”（注：李其庆：《全球化背景下的新自由主义》，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年第6期。）阿根廷已经不是第一次进行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早在70年代就进行了新自由主义试验，只经过3年就因为引起经济和社会的动荡而草草收场。90年代俄罗斯休克疗法是历史上最为激进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之一。其结果是，在转型后的几年中，俄罗斯政局混乱，经济急剧衰退。从1990年到1998年，GDP下降近42%，1998年固定资产投资只有1990年水平的17.5%。1990～1994年的年均通胀率为927.58%，1994年到1998年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高达61.5%。同样，俄罗斯的社会状况也持续恶化，经济掌握在少数几个寡头手中，使1997年俄罗斯的基尼系数达到0.50，广大民众普遍贫困，贫困人口由1988年的2%上升到1995年的50%。（注：ISCCIS（独联体国家间统计委员会），The Main Macroeconomic Indicators of the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1991-1999,Moscow,1999.）普京任总统后，从1999年至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反击寡头对经济的控制。普京赢得第二次大选的胜利，实际上宣告了新自由主义改革在俄罗斯的终结。 有一种观点认为，拉美的改革仍在进行之中，现在做出判断还为时尚早。这种观点表面看来似乎既客观又全面，实际上存在两个关键的疏漏。(1)对改革的评价，究竟多长时间是适宜的，没有客观统一的标准。用凯恩斯的话说，从长期来看，我们都将死去。因此，对改革的研究必然是阶段性的。如果要等到100年以后再来评价现在的事情，那是历史研究而不是现实研究了。(2)未考虑可能发生的改革性质上的变化。任何国家的改革模式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时间越长，改革的方向和性质发生变化（如下面即将讨论的智利的情况）的可能性越大。如果不能正确识别这种变化，将对某种改革模式成效的评价产生直接的影响，甚至得出完全错误的结论。对拉美新自由主义改革而言，既然改革的问题出自新自由主义改革模式，则不摒弃这种改革模式，无论多长时间也不会取得应有的成效。 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失败，是否可以像一些西方学者所宣扬的那样，可以通过所谓第二代改革加以补救呢？笔者认为，至少在新自由主义框架之内，关系国家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是无法解决的。比如，宏观经济稳定问题，这是由新自由主义反对必要的国家干预、一味鼓吹市场神话的必然结果。从70年代的智利新自由主义实验开始，经济动荡就伴随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到最近的阿根廷危机，仍然如此。再比如收入分配两极分化问题。这个问题产生的直接原因在于“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日程预先排除了任何对分配问题的关注。”（注：Pedro-Pablo Kuczynski and John Williamson edited,After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Restarting Growth and Reform in Latin America,2003,p.327.）把分配问题排除在改革议程之外的根源，不是所谓政策制定的疏忽，而是其自由至上、反对分配平等、排斥社会公正的价值取向的必然要求。新自由主义也不可能解决产业竞争力和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新自由主义维护发达国家和强势阶层的利益，它的根本目的是突破民族国家对弱势产业的经济保护，削弱民族国家的主权及其经济基础，建立一个维护霸权国家和垄断资本利益的政治秩序与经济秩序。这种国际分工强调的是一种静态的比较优势，而不是真正的竞争优势。一旦被纳入这种国际分工，弱势国家就无法发展，无法真正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性竞争优势的产业，更谈不上维护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安全。 显然，拉美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产生的经济和社会问题，都是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和经济思想内在矛盾的体现，是完全内生于新自由主义改革模式之中的，是与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和经济思想不可分割的。除非它放弃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经济思想，除非它放弃自由至上、排斥公正、带有明显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的价值理念，除非它放弃反民族主义、反社会主义的政治理念，否则，任何新自由主义的替代改革，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然而，对新自由主义这样一个意识形态体系而言，令其放弃核心的价值信仰，或者放弃政治和经济上的利益诉求，是没有任何现实可能的。因此，即使西方主流学者制定出所谓第二代改革的“日程”，只要这种新的改革“日程”仍然是新自由主义的，它不可能真正触动新自由主义的价值原则，也不可能真正以拉美国家的利益为依归。即使作出局部的让步，也只能延缓而无法避免矛盾和危机的发生。 　　三　如何看待智利90年代的改革与成就？ 评价拉美经济改革，智利是一个必须重点关注的国家。这不仅仅因为智利在拉美最早进行全面新自由主义“试验”，而且因为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智利一直是拉美改革的亮点，是拉美地区惟一保持持续、稳定增长的国家。国际金融机构和西方主流学者因而把智利作为新自由主义改革模式未曾失败的关键的证据。在他们看来，智利90年代的成功，印证了他们对拉美改革的一个基本判断——拉美改革的主要问题是“改革不完全彻底”。他们竭力说服其他拉美国家相信，只要经受住改革初期的一段考验，继续按照新自由主义模式推进改革，改革的成效最终就会显现出来——像智利一样恢复经济的增长。 西方主流学者对智利的经济改革的新自由主义解读，使智利成为拉美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研究的焦点国家。不管西方学者的这种逻辑是否成立，如何看待智利改革的成效，是从理论上证明新自由主义改革失败必然性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实质不是考证智利90年代以来是否存在经济发展，而是要辨别新自由主义改革与“智利奇迹”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这里，有两个更为基本的问题必须首先弄清楚：一是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本质特征是什么？二是智利90年代以来的改革能否被定性为新自由主义改革？显然，如果智利改革在90年代仍然是新自由主义的，那么可以认定智利的经济成功应该归因于新自由主义改革。反之，如果智利90年代的改革是非新自由主义的，那么，新自由主义的失败即可以从反面得到证明。 对于第一个问题，需要专文进行探讨，这里只提出一些基本的观点。 首先，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本质特征，不能仅仅从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具体内容入手，而必须从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经济思想及其作为强权国家意识形态工具和经济思想武器的角度进行分析。正如前面所述，新自由主义的特征可以概括为三点，即改革目标的极端性、改革内容的片面性与改革过程的激进性。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的这一特征，是由新自由主义极端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反对国家干预、反对收入再分配的经济思想，以及服务于霸权国家和垄断资本利益的意识形态所决定的。 一些学者根据威廉姆森提出的“华盛顿共识”，将新自由主义改革模式概括为“三化”，即“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场化”。笔者认为，这种概括固然反映了新自由主义改革的一些具体内容，却并没有抓住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本质特征。因为“三化”不是新自由主义独有的，几乎所有的自由主义的思想都不同程度地主张“三化”。任何集权经济国家，在其向市场经济转轨期间，都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三化”。同样应该看到，“三化”不一定导致经济危机，只有执行新自由主义的“三化”的国家，才几乎无一例外地发生危机或动荡。 在一定意义上，与其说“三化”代表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本质，不如说“三化”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普遍要求。新自由主义是向市场经济转轨的一条路径，但不是惟一的路径，不能反过来说凡是向市场体制过渡都是新自由主义的。“三化”有一个时机、方式和度的问题，新自由主义与非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模式的区别，不在于是不是实施“三化”，而在于基于什么目的、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实施什么程度的“三化”。同样都是市场经济转轨，同样是“三化”，由于根本的目的不同，会遵循不同的改革路径和改革模式，“三化”的利益指向必然有所差别，甚至截然相反。因此，把新自由主义简单地概括为“三化”即使不是完全错误，至少也是不准确的。 从改革模式来看，智利70年代至80年代中期的改革应属新自由主义的改革。为建立完全“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智利在军政府上台后的短短一个月内，就迅速放开了原来由政府控制的3000多种商品的价格，到1978年，受国家控制价格的商品从原来的2万种减少到8种。（注：王晓燕：《智利——拉美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先锋》，载《拉丁美洲研究》2004年第1期。）不仅如此，智利还全面推动金融自由化，到1975年年底彻底实现利率自由化，1979年全面开放资本市场。智利实施了世界上最激进的贸易自由化改革，仅仅用5年半时间，就将平均关税税率由94%降到10%，大部分非关税壁垒以及对外国投资、外国贷款和外汇转移的限制被取消。智利的私有化也进行得非常彻底，但在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头5年，智利90%的国有企业被私有化，国有经济在国家经济中的比重甚至低于同期的法国和英国。当然，智利保留了国有铜矿等少数大型国有企业，但保留这些企业完全出于实用主义的考虑，而不是为了捍卫传统的经济思想和发展理念。 以上的所有改革，都是在改革开始后的五六年内完成的，改革力度之大、涉及内容之广，从任何角度评价，智利的改革都可以称得上是典型的“休克式”的激进改革。毫不夸张地说，智利是遵循新自由主义改革模式的典范。然而，令军政府始料不及的是，激进的改革没有带来预期的经济增长，它先是在70年代中期导致了急剧的衰退，在出现短暂的“奇迹”之后，于70年代末重新跌入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之中。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智利危机的成因都与90年代拉美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情形极其相似：金融市场的自由化加大了宏观经济的脆弱性；外资涌入导致的币值高估，使智利出口受阻，贸易逆差扩大；贸易自由化引起的外国商品的涌入，使大批缺乏竞争力的本国企业破产；私有化大大削弱了国有经济的基础，而本国私有企业未能迅速成长起来。 一组数字最能说明智利当年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成果”。从1960年到1973年，智利实行贸易替代政策期间，经济实际增长率达到年均4.4%，从1973年到1987年，这一数字仅为2.6%；在1960～1973年间，智利的出口年均增长5.5%，而1973至1987年，年均增长仅为0.8%。智利的经常项目赤字在1970年为1.6亿美元，1980年增加到11.2亿美元，经常项目的赤字不得不依靠外债来弥补，偿债比率从1970年的33.5%激升到1977年的49.2%。（注：Alejandro Foxly,Latin American Experiments in Neo conservative Economic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3,pp.46-47.）1975～1979年，智利的城市失业率从未低于13%。80年代，智利城市失业率平均超过15%，1982年高达20%，随后的3年也从未低于17%，在拉美国家中，仅仅低于玻利维亚。（注：ECLAC,Preliminary overview of the economiesof Latin American and the caribbean 2003,p.10.）1974年，智利实际工资比1970年下降了37.1%，到1980年仍然只有1970年的89.2%。1977～1987年间，智利最低工资的购买力降低了40%，平均最低月收入低于委内瑞拉、阿根廷、墨西哥和巴西。正如一位拉美学者所指出的，“按照任何客观的标准，智利的新自由主义计划都必须被定义为失败。”（注：James M.Cypher,Latin American Structurelist Economics:An Evaluation,Critique,and Reformulation,in James L.Dietz and Dilmus D.James edited,Progress Toward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Lynne Rienner Publishers,Boulder&London,1990,p.59.） 经过“休克式”的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之后，智利的经济元气大伤。80年代初期，债务危机的爆发和石油价格的上涨使智利的经济形势雪上加霜。1981年智利的经常项目赤字占GDP的比率高达14.5%，1982年的经济增长率为－14.3%，失业率超过25%。（注：IDB,Economic and social Progress in Latin America 1985 report.）由于私有化了的银行系统资金短缺，而借助金融资本膨胀起来的私人企业，在得不到资金支持的情况下大量倒闭，给金融和银行系统造成很大冲击。在这种情况下，智利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已经无法再进行下去。从1985年开始，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使皮诺切特军政府被迫中止激进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例如，智利政府不得不中断私有化进程，甚至将私有化了的银行和企业重新收归国有。虽然在80年代后期私有化进程一度恢复，但私有化的力度已经大大减缓。同时，军政府开始摈弃片面强调市场化和自由化的新自由主义教条，开始重视和强调产业竞争力，并重新建立对资本市场的监管。总之，经济危机迫使军政府对国家干预的态度发生了转变。 文人执政后，智利继续深化了“对改革的改革”。艾尔文总统执政期间，虽然关税继续有所下降，但国家在维护宏观经济稳定中的作用继续得到加强。在采取灵活的汇率政策的同时，智利强化了对金融体系运行的监管，同时，特别是智利90年代未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全部开放资本市场，而是在1991年至1996年间，通过实施无息准备金政策，对资本市场实施有限度的管制，抑制了大量短期资本的流入。这些措施在维持智利宏观经济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而使智利避免了爆发类似墨西哥那样的金融危机。威廉姆森在其最近的一本新书中承认，智利之所以没有发生危机，关键在于“当市场对新兴市场充满热情时，智利限制短期资本的流入，而其他拉美国家没有这样做。”（注：Pedro-Pablo Kuczynski and John Williamson edited,After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Restarting Growth and Reform in Latin America,2003,p.327.） 文人政府在恢复适度国家干预的同时，也致力于纠正新自由主义改革模式中忽视收入分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倾向。艾尔文政府通过税收改革和劳工法改革，提高了实际工资，降低了失业率，智利的收入分配发生了有利于普通民众阶层的转变。同时，智利政府增加社会支出在财政预算中的比重，通过制定实施反贫困计划，解决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带来的严峻的社会不公正问题。这些措施收到明显的成效，智利的贫困人口比重由1987年的45%下降到1996年的23%。（注：Ffrench-Davis,Reforming the Reforms in Latin America:Macroeconomics,Trade,Finance.Macmillan Press Ltd,2000,p.161.）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智利80年代中期以后的改革不是一个成功改革的延续，恰恰相反，它是在新自由主义改革遭到失败的基础上进行的。尽管智利90年代“接近达到了改革的预期目标”，但以80年代中期为界，智利的后续改革举措，既与新自由主义的教条格格不入（新自由主义是绝对反对任何限制经济自由的干预、管制和收入再分配的），也“与90年代初的时尚相悖”。（注：Ffrench-Davis,Reforming the Reforms in Latin America:Macroeconomics,Trade,Finance.Macmillan Press Ltd,2000,p.13.）从表面上看，智利仍然致力于建立开放的市场经济，但实际上智利改革的指导思想发生了重大的转变，特别表现在前后两种改革模式中国家的作用、民众在改革中的地位和影响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于恢复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放缓了改革的力度，注重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强调提高国家的产业竞争力，强调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保持收入分配的相对公正。 一些学者声称，智利90年代的经济增长，是在七八十年代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的基础上取得的，没有前面的改革过程，就不会有后面的智利奇迹。这种观点的问题仍然在于，它把新自由主义预设为拉美国家改革的惟一路径，正如前面所指出的，这是一个缺乏充分理由和证据的假设。这种观点的另一个问题，是没有区分新自由主义改革与非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取向改革之间的不同，而把90年代的改革想当然地视为80年代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延续。实际上，基于前面指出的理由，90年代前后的智利改革，并不存在那种理论上的连续性，而属于两种完全不同的改革模式。因此，智利90年代的成功，不能简单地认为是新自由主义改革模式的成功，恰恰相反，它是基于80年代中期以前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教训，修正和摒弃新自由主义改革模式的结果。 关于拉美改革相关的国际争议，远远超出了一般学术争论的范畴，它反应了两种不同的利益和两种不同意识形态的冲突和对立。因此，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必须立足于7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与经济竞争的高度进行分析，而不能仅仅局限于经济的层面。对多数拉美国家而言，新自由主义改革是在错误的时间，以错误的方式进行的一场错误的改革。改革的失误，并不完全在于拉美国家自身。在很大程度上，新自由主义改革是被强加于拉美国家的，而非其主动的选择。改革的意识形态色彩以及特定的利益诉求，决定了它必然与拉美国家的根本利益发生抵触，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不可能成为这场改革的真正目标。这是拉美改革失败的必然性所在。 对智利的改革评价，关键是分清新自由主义改革与非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之间的区别，分清不同时段改革性质上的差异。简单地把新自由主义与市场化和自由化挂钩，容易造成把新自由主义改革模式与其他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模式混淆起来，不仅不能辨别智利90年代经济发展与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关系，把90年代以来的文人执政简单地理解为对皮诺切特军政府新自由主义改革模式的延续，把智利经济发展的功劳错记到新自由主义的头上。

希望更多地看到昆华的论述，你只是这样转贴，我是不会支持你当版主的。你尽可大胆地发表你个人的看法，是对是错你不要管，关键是要以理服人，能够有效整合资源，具的指导意义和借鉴价值。

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看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统计 李 宇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是恩格斯在一八四二至一八四四年期间，研究了工人阶级的处境，并以英国工人阶级为典型，于一八四四至一八四五年在巴门写成。它论述了当时英国工人阶级受剥削、受压迫的处境，并以大量的社会统计数据和资料证实这种情况。笔者学习这一名著后，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统计谈几点初浅认识。 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看社会统计研究的对象 对英国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在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方面的互相交往活动，在数量方面进行调查并将其整理成各种社会统计数据和资料，以及统计分析综合的报告，都是社会统计研究社会现象的结果。我们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可以看出，人们参加社会生产活动是社会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它一切社会活动的基础。在这一基础上，人们积极从事政治、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医疗卫生、社会治安、社会服务等活动。无论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或上层建筑方面的活动，都是人们的互相交往活动，正是这些活动组成了所谓的社会。 马克思说： “社会---不管其形成如何---究竟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 ①《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20页。英国当时的社会是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互相交往的社会，是资产阶级极端残酷地剥削和压迫工人阶级的资本主义社会。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是当时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代表或缩影，是当时一切社会运动的真实基础和出发点。 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互相交往的社会活动，在质量的基础上产生许多认识社会的重要数量指标。我们研究这些数量指标的学科也有不少，如会计学、审计学、数学、计量经济学、统计学等等。那么，统计学又与这些学科所研究的对象有什么区别呢? 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所应用的社会统计数据和资料中可以看出，恩格斯从工人阶级的立场出发，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花了二十一个月的时间，在亲身的观察和亲身的交往中直接研究了英国的无产阶级，研究了他们的要求、他们的痛苦和欢乐，也研究了资产阶级，同时，又以必要的、可靠的官方和非官方的材料补充了他自己的观点和材料，从而获得了工人阶级发展的过程和规律性在数量上的规模、速度、程度和比重(绝对值、分数、比例数、百分数、平均数)等等数据和资料，并分析了其规模有多大，速度有多快、程度有多深、比重有多高等等特殊问题。这些特殊问题就构成了社会统计研究的对象。对这些问题的理论和方法的研究，也就成为一门社会统计科学。 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看社会统计研究的内容 社会统计研究的主要内容，从广义看，包括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等数量方面的特殊问题；从狭义看，是研究社会现象中某一具体事实的总和，或某一具体社会现象的总和的特殊问题。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的社会统计数据和资料来看，是属于广义方面的。整个社会历史发展的最基本因素，不外是社会的人和物的两个方面。正如恩格斯所说的：“根据唯物主义的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 。①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一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页。以物质资料生产(包括生产工具的生产)为主的生产的好坏、快慢、多少等质量和数量的指标，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和基础。人类是社会的主体，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条件。如果不生产物质资料，人类就无法生存，社会就无法存在下去，更说不上繁衍后代和社会发展了。如果没有人类的繁衍和生产劳动，没有人类体质的康健和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没有科学技术能力的增长，没有医疗卫生的保健和社会环境的安定，没有社会服务等方面的设施，那么物质资料也就不可能进行生产或扩大再生产了。我们除了认识社会生产的诸方面在数量上的发展外，还有在生产的基础上认识人类社会生活所需要的衣、食、住，行、用等生活资料，以及政治、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医疗卫生、社会生活和社会服务等上层建筑活动在数量上的发展，这是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方面。从这两方面出发，社会统计研究的主要内容，应该有哪些呢?现在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摘录出社会生产和人类社会生活统计指标的有关事例，以便了解无产阶级社会统计第一次出现的初步内容，从而为今日的社会统计研究提供参考。 关于社会生产方面的统计指标体系事例②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摘录的社会统计指标的数据和资料，仅是些个别事例。摘录时尽量标出材料的出处。如下： 一、轻工业统计指标： 1．创造发明统计指标：一七六四年以来，陆续发明的有珍妮纺纱机，水力纺纱机，径线织机，骡机，梳棉机，粗纺机，动力织机等，一七七七年，又发明网布机，花边机，络丝机，蒸汽机等(286页) 2．设备能力统计指标：棉纺织业：一八三四全联合王国工厂工作的工人是二十二万人，蒸汽动力是三万三千马力，水力是一万一千马力，到一八四五又增加二分之一(287页)； 麻纺织业：一八三五年达到三百四十七纺麻工厂，工人有三万三千人(290页)； 蚕丝业：在一年内线锭的数目从七十八万增加到一百一十八万(291页)。 3．提高生产能力统计指标：棉纺织业：在一八四五年机器的数量和生产能力、工人数目，都将比一八三四年增加二分之一(288页)。 4．产量指标统计：羊毛加工业：一七三八年约克郡西部生产毛织品七万五千匹，一八一七年生产四十九万匹，一八O一年加工羊毛一万零一百万磅，一八三五年为一万八千万磅，(289页)。 5．输出输入统计指标：棉纺织业：一七七一至一七七五年输入英国的子棉平均每年不到五百万磅；一八四一年输入五亿二千万磅；一八四四年输入不下六亿磅(287页)；一八三四年英国输出五亿五千万码棉布、七千六百万磅棉纱和价值一百二十万磅的棉针织品(287页)。 羊毛加工业：一八三四年比一八二五年输出还多四十五万匹(289页)。 麻纺织业：一八四四年有三千吨亚麻输入丹第(290页)，一八三三年有一万九千吨亚麻和三千吨大麻输入丹第(290页)，一八00年输入爱尔兰厦布三千二百万码，到一八二五年增加到五千三百万码(290页)。 二、重工业统计指标： 1．新设备新技术统计指标：炼铁炉，焦炭，铸钢新法，锻铁新法等(292页)。 2．提高生产能力统计指标：炼铁炉建成比过去大五十倍的生产能力(292页)。 3．产品统计指标：一七四。年生产生铁一万七千吨，一八三四年生产七十万吨(292页)。 4．输出统计指标：一八。五年输出四千三百吨铁制品和四千六百吨生铁，一八三四年输出一万六千吨铁制品和一万零七百吨生铁(292页)。 5。煤矿业统计指标：诺森伯兰和德勒穆开采煤矿，在一七五七年是十四个，一八OO年为四十个，一八三六年为七十六个，一八四三年为一百三十个(293页)。 6．其它矿业的统计指标：锡矿业，钢矿业，铅矿业，玻璃业，陶器业等都有很大发展(292页)。 三、交通运输统计指标： 1．公路统计指标：一八一八至一八二九年英格兰至威尔士修筑一千英里，一八O三年在苏格兰公共事业局修筑九百英里，并兴建一千多座桥梁(294页)。 2．运河统计指标：一七五五年朗卡开凿从桑奇——布鲁克——圣海伦斯的运河，一七五九年，詹姆斯布林德利开凿第一条大运河(294页)。 3．铁道统计指标：第一条大铁道是从利物浦通到曼彻斯特的铁路(29顷)。 4．输船统计指标：一八一一年从英国克莱德河下水的轮船算起，就建造了六百多艘，一八三六年停泊英国港湾的轮船总计在五百艘以上(295页)。 四、农业统计指标：从一七六O年到一八三四年，有六百八十四万零五百四十英亩的荒地变成耕地(293页)。 五、工人数统计指标：一八三四年棉纺织工有二十二万人，一八四五年已增加二分之一(287页)。一八三一年以来，羊毛加工业有七千一百工人(290页)，麻纺织工有三万三千人(290页)，蚕丝工在一八三五年有三万人。 六、工资统计指标：一个精纺工，一周挣工资不超过十四个先令、十六个半先令，而六年前一周还挣三十个先令，一八四四年只挣十二个半先令(424页)。一个针织工，每周挣六、七个先令(476页)，而过去挣二十至二十一个先令(476页)。 从上述社会生产统计指标的数据和资料中可以看出， 英国是从轻工业的棉织生产开始的。以后，又迅速推动毛、麻、蚕丝等工业生产和再生产。由于发展轻工业生产，就需要农业——原料的生产，需要重工业和矿业——机器、煤、铁、钢、铜、锡、铅等的生产，需要交通运输——公路、铁路、水运等方面的建设和车船的生产，需要参加生产和建设的工人，此书中都有相应的统计指标反映它们的发展过程。由于生产有了发展，必然加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方面的活动。在这些活动的过程中，由于生产资料和商品的私人占有，以及为了获得最大利润，占有的必然是各自为政和盲目生产的大量商品，而社会又无力购买，于是形成生产过剩，使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之间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私人占有制度的必然结果。建筑在这一客观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统计，不可能全面科而学地定社会统计指标体系来为社会生产服务。今天，无产阶级已在世界一部分土地上取得革，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筑在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生产，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生产有着根本的区别。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目的，是在社会生产的基础上日益满足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社会生产。各个社会主义国家根据各自不同的客观条件和实际情况，在辩证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的指导下，以社会生产为主，根据生产直接和间接互相依赖的各个生产行业的有机体系，相应地制定能反映经济发展各种情况的社会经济统计指标体系，作为编制经济发展的指令性和指导性的计划，以便监督、检查计划的执行情况，编制经济发展的综合平衡表，为管理经济和科学研究提供数据和资料。我国今天的经济统计工作中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有不少经教训验。为适应当前四化建设和经济改革的需要，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指导下，结合实际，改革现行的经济统计制度矛Ⅱ指标体系，使其进一步科学化、完善化，为经济发展的计划、路线、方针政策服务，这是今天经济统计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 现在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有关工人阶级的社会生活统计指标体系的事例摘录如下： 一、城市人口增长统计指标：如布莱弗德由一八。一年的二万九千人增长到一八三一年的七万七千人。一七六一至一八四四年朗卡城的人口增加九倍。城市人口中至少有四分之三属于工人阶级(289页，296页)。 二、人口流动统计指标：据估计，到现在为止，迁入英格兰的爱尔兰人已经在一百万人以上，而且每年还有近五万人迁入。他们几乎全部奔向工业区，特别是大城市，并且在那里形成了居民中的最下层(374页)。 三、居住宿条件统计指标 1．工人家庭，工人住宅、工人人数统计指标： 在圣约翰和圣玛丽教区，一八。一年有五千三百六十六个工人家庭，住五千二百九十四所住宅，男女和小孩共二万六千八百三十人，混杂挤在一起。在这些家庭中，有四分之三只有一个房间(308页)。 2．房租统计指标：圣乔治教区，一楼每个房子四个先令，二楼是四个半个先令，三楼是一个先令(309页)。地下室每两间房屋是三个先令(309页)。 3．床位和睡觉人数统计指标：每一间房子有四、五、六张床位，每张床位睡四、五、六个人．(312页，)。地下室、阁楼每一问房屋也有四到六张床，每张床位睡四到六人。 4．夜店统计指标：据凯博土统计：一八三一年在曼彻斯特本城有二百六十七个夜店，以后又增加许多。 5．无家可归统计指标：伦敦有五万人在公园过夜。 6．收容所统计指标：在普雷蒙斯广场的中央收容所，一八四四年头三个月平均每夜有四百六十人寄宿，共计为六千六百八十一人，发了九万六千一百四十一份面包(313页)。 7．厕所统计指标：曼彻斯特的会议街每三百八十人才有一个厕所，在会议道每三十幢房子才有一个厕所(344页)，在另一个区域大约每一百二十人，才有一个厕所(343页)。 8．工人住宅建筑统计指标：有建筑的平面图(329，337，338页)。 9．工人住宅修缮统计指标：曼彻斯特本城检查六千九百五十一所住宅中，有二千五百六十五所需要在内部粉刷，有九百六十所没有修理，有九百三十九所没有污水沟，有一千四百三十五所潮湿，有四百五十二所通风不良，有二百二十二所没有厕所(346页)。 10．工人住宅环境统计指标：曼彻斯特本城检查六百八十七条街中，有二百四十八条没有铺砌，有五十三条部分地铺砌过，有一百一十二条通风不良，有三百五十二条有死水坑，垃圾堆积如山(347页)。 氧气缺乏，二百五十万人的肺和二十五万个火炉集中在三、四平方德里的地面上，消耗着极大量的氧气，要补充这些氧气是很困难的，因为城市建筑本身就阻碍着通风(380页)。 四、衣着统计指标：男女工人根本没有亚麻布和毛织品的衣服，只有粗布、粗棉织品的衣服(349页)，只能戴便帽，没有礼帽。 五，食物统计指标：工人买的土豆多半都是质量很差的，蔬菜也不新鲜，干酪是质量很坏的陈货，猪板油是发臭的，肉又瘦，又陈，又硬，都是老畜的肉，甚至常常是病畜或死畜的肉，往往已经半腐烂了。好一点的食物，工人是买不起的(351页)。 六、社会救济统计指标：如波尔顿在一八一二年需要救济的人数增加到一万四千人，占全部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以上(372页)， 又如一八四二年工业区情况报告济贫捐比一八三九年平均增加一倍，需要救济的人口却增加了二倍，甚至四倍(372页)。 七、职业病统计指标：热病，如伦敦热病医院的年报，一八四三年该院收容的病人有一千四百六十二人，比过去任何一年多四百一十八人(383页)；一八四三年在格拉斯哥患热病的占居民人数的百分之二十，其中有百分之三十二死掉(384页)。再如患瘰疠，佝偻病，哮喘病，羊癫疯，肺结核等(386页，532页，494页，331页等)。 八、罚款统计指标：如工厂的大门在上工十分钟后即行关闭，早餐前任何人不得入厂，在此时缺席者，按其管理的织机数目每台罚三辨士。没有自带剪子的织工每天罚一个辨士，等等(465页)。如李奇有一张长达10英尺的罚款单，罚款总数达三十五英磅十七先令十辨士(467页)。 九、死亡率统计指标：如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死亡率每年稍低于百分之二点二五，即每四十五人中，每年死去一人(390页)，曼彻斯特郊区的却尔顿的房屋和街道分为三等，得出不同的死亡率统计表(391页)， 康瓦尔附近(矿区)几个居民点的死亡于肺结核比率表 (592页)，威德博士从一八三二年的会议工厂委员会报告中的死亡率统计表(393页)。 十、寿命统计指标；一八四O年的利物浦上等阶级(贵族、自由职业者)平均寿命是三十五岁，商人、手工业者的平均寿命是二十二岁，工人、短工、雇工的平均寿命是十五岁(392页)。工人的孩子有百分之五十七以上不到五岁就死掉，上等阶级的孩子在五岁以前死亡者只有百分之二十，农业区的孩子在五岁以前死亡的平均不到百分之三十二(392页)。 十一、教育经费统计指标：政府在五千五百万英镑的庞大预算中用于国民教育的只有四万英镑这样一个可怜的数目(396页) 十二、文化水平统计指标：一个长期做教育统计工作的牧师认为，在工人阶级的一万六千五百个能够上学的孩子中，识字的不超过六千五百人。原因是孩子们不到七岁，最迟到十二岁，就从学校中被弄走，教员又都是毫无用处的废物(491页)。 十三、道德统计指标：酗酒(412页)，私生子(438页)，初夜权(435页)，赌场(283页)，偷(40i页)，妓女(414页)，说话下流、肮脏，猥亵(4,34页)。 十四、刑事罪犯统计指标：英格兰和威尔士当事人因刑事罪而被捕的事件统计表(416页)，三十七年中逮捕事件的数字增加六倍(416页)。 十五、民事犯罪统计指标：侵犯私有财产的罪行，在英国占人口的比例为1：799，侵犯人身罪行的行为l：23295(417页)。 十六、青年工人身体状况统计指标：1．工人身体畸形发展的人数(445页)，2．青年工人体重比其他青年平均轻十三点二磅(445页)，工人体高比农业区的人低一英寸(445页)。 十七、公伤统计指标：曼彻斯特于一八四三年一年中有公伤九百六十二人，其它不幸事件为二千四百二十六件，在矿井坠身死亡每年大约夺去一千四百人的生命(338页)，瓦斯爆炸几乎每天都有，一八四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在德勒穆的哈斯威尔矿井发生爆炸一次死亡九十六人(532页)。 十八、工人运动统计指标：1．砸碎机器，2．捣毁工厂(508页)，3．秘密结社，4．公开结社，5．组织工会委员会，7．罢工斗争，7．游行示威，8．社会战争公开化，9．要求增加工资，1 O．要求改革制度，11．武装斗争，12．起义，13．政党组织，14．无产阶级革命爆发。 从上述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社会统计指标体系中不难看出，当时英国社会存在严重的社会问题。如广大劳动人民群众不能维持衣、食、住、行和用的最低劣的生活水平；不能受到普通教育；无医疗卫生，致使不少工人多病早亡；无劳动保护，工人的身心健康受到残害；没有环境和社会服务设施，等等。至于立法、司法、公安制度，纯系镇压工人阶级的工具。总之，社会谋杀愈来愈严重，社会战争日益尖锐化、公开化。书中所引用的工人阶级这些状况在数量上表现的规模、速度、程度、比重等的数据和资料，都表明了当时英国资产阶级占有大量物质财富，广大劳动人民极端贫困，社会已呈畸形发展状态，失去了平衡，严重的社会问题阻碍着社会向前发展，只有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获得胜利，才能铲除社会发展的这种阻碍。目前，工人阶级已在一些国家夺取政权，并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经济在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也比资本主义社会好了许多。但是，社会主义社会仍有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或新社会产生的不少急待解决的严重社会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国家要重视社会发展，要有一条正确的社会发展路线和相应的方针政策。要促进社会的发展，首先要认识当前人类社会生活主要方面在数量上的实际表现。其次要制定社会发展战略规划和指令性同指导性相结合的计划，以便监督、检查计划的执行情况，进行社会发展综合平衡工作。第三，为社会管理和科学研究工作及时提供正确的数据和资料。为此，我们应该以人类社会生活为主，从社会人口这个轴心出发，遵照社会人口直接和间接依赖主要社会事物的有机联系，相应地制定社会统计指标体系，以反映社会生活的基本情况，为社会发展计划、综合平衡、社会管理和科学研究服务，这是今日社会统计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 学习《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几点体会 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们所支配的社会事物要受到阶级的制约，因此人们运用统计认识社会现象的数量方面也必然带有阶级性。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由于立场、观点的对立，各自的社会统计也就有着根本的区别。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恩格斯站在工人阶级立场，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应用统计科学观察当时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一次全面地获得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统计的各种数据和资料，并结合他亲身参加的社会实践，写成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一名著。重温这一名著，笔者有如下几点体会： 一、《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无论是恩格斯亲自进行的社会典型调查，．还是引用官方和非官方的各种最可靠的统计数据和资料，组成的一系列的统计指标反映了当时英国工人阶级的真实情况。社会统计的数据和资料的生命力强弱，就在于它如实反映社会发展在数量上的真实程度如何。 社会事物不仅存在，而且是发展变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的统计数据和资料，也充分反映了工人阶级各种状况的发展变化。如大城市的工人数成倍的增长，工人犯罪的案件也相应增多，工人的死亡率也迅速上升，穷人反对富人的斗争愈来愈激烈；又如大城市人口中的工人所占比重日益增强，工人中的女工、童工人数所占比重加大，城市工人中的爱尔兰人所占比例增加，以及工人中患热病、肺结核等疾病的人愈来愈多等等，都反映了工人阶级前后时期人数对比的增长情况，也反映了人口中工人阶级的比重增长的变化。这些数据都是反映了社会统计认识社会事物发展的内部因素、外部条件；以及内外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依赖的各种相关程度在数量上的发展变化。 二、恩格斯为了给社会主义理论找到可靠的坚实基础，肃清社会主义理论上的空想和臆造，考察当时社会一切灾难的最尖锐、最露骨的表现，就不能不用较长时期和巨大精力，从事考察当时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因为英国工人阶级的历史是从十八世纪后半期，从蒸气机和棉花加工机的发明开始的。这些发明推动了产业革命，产业革命又引起市民社会中的全面变革，英国就是发生这样一种变革的典型社会、典型国家。所以，只有英国，才能就无产阶级的一切相互关系来全面地研究这个阶级。英国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世界是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有了对英国社会的正确认识，就可以了解德国、法国等其它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的工人阶级的境况。典型调查从理论上讲，就是事物发展的一般情况与特殊情况；共性和个性辩证统一的问题。一般和共性都存在于特殊和个性之中，无特殊性和个性，也就无一般和共性。 因此，要紧紧抓住具有代表性的特殊事物和个性事物，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从中了解社会事物发展的过程和规律性。恩格斯运用典型调查的数据和资料，以及其它情况，为无产阶级进行共产主义革命的理论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这一名著是一般与典型的社会调查统计的数据和资料相结合的产物，也是一部社会统计综合分析的著作。 三，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可以看出，恩格斯当时进行调查研究，分析综合社会问题时，是非常注意应用最基本的统计的。如应用统计的绝对值、百分数、分数、比例数、平均数等统计指标，以及应用各种动态数列和估计等统计数量分析来论述社会问题。 恩格斯在论述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同时，对已获得正确的社会统计数据和资料，使用统计方法进行正确的数量分析，说明问题、叙述状况都很有说服力。在运用统计方法时，借用数学方法为统计科学服务，这是正确的。在进行统计数量分析时，除用社会事物全部总和的绝对值说明问题外，并在绝对值的基础上，用分数、比例数、百分数、倍数、平均数，以及动态数列等等进行定量分析，这不仅比绝对值更为简明，而且是一见便知社会事物内外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依赖的程度、速度、比重如何?这些数量分析是绝对值所不能，也不可能表明的。社会统计研究社会事物发展的过程和规律性在数量上的表现，借用数学方法进行科学的定量分析，使统计数字更为简明正确，更为社会实践所需要，是广大劳动人民所欢迎的。这是数学为社会统计服务的光明前途。 四、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阶级状况进行了科学的调查研究和分析综合，揭露了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并指出工人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尽管由于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的发展变化，这一预测没有在英国的社会发展中实现。但在其它国家，人民群众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已在世界一部分土地上获得革命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社会生产的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社会生活的需要，这必然要把社会生产同社会生活两个方面紧密地结合起来，使整个社会得到协调发展。在此不仅要求经济上和社会发展上各自有宏观的综合平衡的发展，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求全社会有宏观的综合平衡的发展，这是整个社会发展规律性在系统工程上的必然要求。而社会生产同人类社会生活要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就必然要求社会统计制定全社会的综合统计指标体系。因此，对社会统计的研究，特别是对人类社会生活方面的研究，在党的领导下，必然有重大的发展。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出版已有一百四十年的历史了，但它的立场和观点对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社会统计工作，仍然很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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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臭又长，没有一点儿新意，没有自我创新，不算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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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楼发的文章太少，没必要单独给你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