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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阿尔君·阿帕杜莱著 陈燕谷译

全球文化经济中的断裂与差异



　　现代世界，在某种全新的意义上，已经成为一个互动体系，而我们对此却知之甚少。［1］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尤其是那些关注跨区域进程的学者（Hodgson 1974），和那些关注同资本主义相联系的世界体系的学者（Abu－Lughod 1989；Braudel 1981一1984；Curtin1984；Wallersteinl974；Wolf1982），很久以来就认识到世界进入大规模的互动状态已达数世纪之久。然而，就其秩序和强度而言，当今世界所卷入的互动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境界。在过去，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文化交往（cultural transaction）通常是极为有限的，有时候是受到地理与生态条件的限制，有时候则是主动地抵制与他者的互动（例如，在其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的中国，还有明治维新以前的日本）。凡是在跨越世界的不同区域发生的持久的文化交往中，通常都会涉及商品（以及与之利害攸关的商人）的长途贩运，通常都会有形形色色的旅行家和探险家插足其中（HeIms1988；Schafer1963）。直到本世纪之前，持久的文化互动有两个主要的动力，一个是战争（以及有时候是伴随战争而来的政治制度的大规模变革），另一个是宗教皈依，在有些情况下，宗教把战争当作它扩张的一个合法手段。这样，以旅行家和商人、朝圣者和征服者为中介，世界上发生着频繁的远距离（和长时段）的文化交往。这似乎完全是不言自明的。

　　但无可否认的是，直到过去几个世纪之前，跨越巨大的空间获取资源受到一系列因索的限制，如时间、距离、有限的技术等等，所以在社会及空间上彼此隔离的群体之间的文化交往通常是代价高昂的，只有付出极大的努力才能持续一定的时间。不管其原因是宗教方面的，还是商业和政治方面的，总是无法形成世界范围的文化重心，相反，只能围绕有着密切的利害关系的群落形成一些规模较小的文化重心。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这种重力场的性质似乎己经有所改变。一方面是1500年以后西方航海探险的扩张精神，另一方面则是一些庞大而又富于侵略性的社会的自主发展，这些社会包括美洲大陆的阿兹台克帝国和印加帝国，欧亚大陆的蒙古人，以及他们的后裔莫卧尔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东南亚岛屿布基尼斯，前殖民地时期非洲大陆诸王国，如达荷美等等，一个互相交叉重叠的世界范围的网络己经初步形成。货币、贸易、征服和移民开始成为持久的跨社会纽带。这个进程由于18世纪末和19世纪的技术转移和飞速发展而加快了速度（Bayly1989），最终构成一个以欧洲资本为中心并遍及整个非欧洲世界的复杂的殖民体系。这个复杂而又互相交叉的欧洲的殖民地世界（首先是西班牙和葡萄牙，以后主要是英国、法国和荷兰），为民族性和自我中心等观念历久不衰的传播奠定了基础，正是这些观念造就了最近几个世纪以来凤靡全球的民族主义的想象的共同体（The Imagined Communities, Anderson1983）。

　　伴随着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谓的"印刷资本主义"（print capitalism）的出现，一种新型的权力被投放到世界上来，这就是大众文学（mass literacy）的权力，印刷资本主义有效地排除了人与人以及群体与群体之间面对面的直接交流的需要，从而使得民族亲和性规划（projects of ethnic afinity）的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群众性的阅读行为使得事件的进程建立在一个悖论的基础之上，这就是人为地建构原质主义的悖论（the paradox of constructed primordialism）。当然，在这个殖民主义及其辩证的孪生兄弟民族主义的故事中，还有许多别的因素介入进来（Chatterjee1986），但建构民族性无疑是整个故事的中心环节。

　　但是印刷资本主义的革命，以及由它释放出来的文化凝聚力与对话关系，只是我们现在居住的这个世界的一个作用有限的先驱。因为从上个世纪以来的科技革命，尤其是交通和信息领域的革命，已经使得以印刷品为主导的互动方式似乎越来越难以胜任而有渐趋式微之势，恰如印刷革命使以往的文化交往形式曾经遭受的命运一样。随着蒸汽机、汽车、飞机、照相机、计算机和电话的问世，我们的生活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即使是那些距离我们最为遥远的人亦可谓之天涯若比邻了。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率先尝试着从理论上把这个世界描述为地球村，但他的理论有点过于强调媒体新秩序的共同体主义涵义。我们现在对媒体的认识则有所不同，每当我们谈到"地球村"的时候都必须牢牢记住，正是媒体制造出"设有位置感"（no sense of place）的共同体（Meyrowitz1985）。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仿佛是无根的，甚至是精神分裂的（Deleuze and Guattari1987），我们需要一种能够解释这种无根性的理论。这种理论必须阐明：一方面是个人与个人以及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异化状态和心理距离，另一方面则是那种天涯若比邻的电子幻觉（或梦魇入我们正是在这里才开始触及到今日世界上各种文化进程的核心问题。驱使皮科.艾耶耳（Pico Iyer）最近的亚洲之行（1988）的那种好奇心，在一定意义上是各种歧异因索相互纠缠的产物，其中既有这个世界难以言喻的麦当劳化（McDonaldization）的作用，也有本土居民对人日和事物的全球流动既充满欲望又心存畏惧的扳其微妙的作用。艾耶尔自己的印象证实了下述事实，即如果说有"一种"全球文化体系正在形成的话，其中也充满了反讽和抵抗。在亚洲这种抵抗有时候会披上一层对西方事物的被动性和无边欲望的伪装。

　　艾耶尔本人描述的菲律宾人对美国流行音乐不可思议的爱好和共鸣，就是那种"超现实的"全球文化的一幅活生生的写照，因为在菲律宾演唱美国流行歌曲之普及，演唱风格之维妙维肖，较诸今日的美国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似乎整个国家都会模仿肯尼.罗杰斯和莱依姐妹，就好像它是一个巨大的亚洲莫顿合唱团。然而，要想描述这佯的情境，美国化（Americania－tion）无疑是一个苍白的字眼，因为菲律宾人唱美国歌（大多数是旧歌）固然又多又好，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是，他们的生活在其他方面和产生这些歌曲的那个相关世界并非处于完全的共时状态。在一种日甚一日的全球化的扭曲状态中，这些菲律宾人怀念的是一个他们从来未曾失去的世界，詹姆森最近把这种状态称为"针对目前的怀旧"（1988）。这是全球文化流动政治（poli－tics of global cultural flows）中的一种主要的反讽现象，在娱乐和休闲领域里这种现象尤为突出。它用插科打浑的方式捉弄欧洲年代学（Euro一chronology）霸权。美国式的怀旧滋养着菲律宾人的欲望，这种欲望实质上是一种桓级能力的再生产（a hy-per一competent reproduction）。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一种没有记忆的怀旧（nootalgia without memory）。这种悖论当然是有其解释的，它们是历史的产物；它们揭露了美国文明使命的故事及其在政治上对菲律宾人的强暴。这个故事的结果之一就是创造了一个冒牌美国人的民族（a nation of make一believe Ameri-cans），他们长时间地容忍一位会弹钢琴的女总统，与此同时马尼拉的贫民窟却在日益扩大和衰败。那些最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者也许会说这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按照晚期资本主义的奇特逻辑，拼贴与怀旧正是形象生产与消费的主要方式。在跌跌撞撞地迈人高科技的21世纪之际，美国人早已经把那些60年代"chills"、50年代的晚餐、40年代的服装、30年代的房屋，还有20年代的舞蹈等等，全都抛到九霄云外了。

　　就美国而言，问题决不是什么怀旧，而主要是为了旧戏重演而构筑的一种社会想象。詹姆森大胆地把怀旧政治同后现代商品的感受联系起来，他当然是对的。哥伦比亚的缉毒斗争再现了越南的热带丛林，它的英雄人物是奥利·诺斯，还有他那些带着面具的后继者--乔治.韦恩带着吉米·斯图尔特的面具，斯皮罗·阿格纽又带着乔治·韦恩的面其，所有这些人物都变成在阿富汗大获全胜的斯塔隆--可见，这里既有美国对苏联帝国主义暗暗的嫉妒，也有越南战争的旧戏重演（这一次是大团圆结局）。年届知天命的滚石乐队受到18岁的小青年的垂爱，他们根本不需要用怀旧的方式来兜售其父辈的英雄业绩。麦卡尼向新一代听众推销披头士，用拐弯抹角的怀旧满足他们的新瓶装旧酒的欲望。《天罗地网》披上90年代的新装再度亮相，《亚当一12》也不例外，《传令兵》和《不可能的使命》就更不用说了，它灼全都作了技术包装，但对原作氛围的模仿倒也维妙维肖。

　　过去不是一块凭借简单的记忆政治就可以返回的乐土。它是形形色色文化景观的共时性货栈，也是一种时问的铸造。阅到过去并把它据为己有，靠时是有侍制作的电影，有待表演的场景，有待赎回的抵押品。如果你追随鲍德里亚（Baudrinard）和利奥塔（Lyotard）进人一个彻底摆脱社会能指的符号世界（整个世界不过是一个迫斯尼乐目），那么这一切自然没有什么问题。但我想捂击的是，在发达资本主义文化风格中，不同的时期和姿态可淑随意互换已经成为一个日益明显的趋势，而这种趋势是同更大范围的各种全球力量相联系的，这种可替换性向美国人表明，过去通常是存在于别入的国度里。如果你的现在就是他们的未来（观代化理沦和许多沾沾自喜的旅游者的幻觉都是这么看的）如果他们的未来就是你的过去（就像菲律宾人对美国流行音乐的爱好所显示的），那么你自己的过去似乎就可以被当作是你的现在的规范化形态。所以，尽管某些人类学家还在继续把他们的他者安放在后者不曾占据的时问性空间（temporal spaces）里（Fabian1983），但后工业文化生产已经进入了后怀旧阶段。

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美屑已经不再是世界形象体系的木偶操纵者了，而只是跨国建构想象图景的复杂网络中的一个关节点。在我们今日居住的世界上，想象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一种全新的作用。为了理解这种作用，我们需要把以下各种观念汇聚起来；旧的形象观念，尤其是机裁生产的形象（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意义上）；想象的共问体观念（在安德森的意义上）；法国人关于想象作为一种建构集体抱负的观念，这种观念和杜古克海姆所谓的集体表象一样实在，现在是通过现代媒体网络发挥作用的。

形象、想象物、想象的一所有这些语汇都把我们引向全球文化进程中某种新的批判性酌东西：作为一种社会实践的想象。想象不再是幻觉（群众的鸦片，他们实际的作为是在别处），不再是少数精英的消遣（与普通人的生活无关），不再是纯粹的观照（与欲望的主体性的新形式无关），相反，想象成为一个有组织的社会实践领域，一种工作形式（既是一种劳动，也是一种有组织的文化实践），一种主体（"个人"）与全球范围内决定的可能性之间进行协商的形式。把（在某些背景中的）拼贴游戏与国家及其竟争对手的恐怖与压制联接在一追舶，正是这种被释放出来的想象。想象现在成为所有主体（agency）形式的关键成分。但是，为了理解这个论断的意义，我们有必要涉及一些其他的问题。

同质化与异质化

　　今天，全球互动的中心问题是文化同质化与文化异质化之间的紧张关系（the tesion between cultural homogenixation and cultural heterogenization）。有大量的经验事实可以支持同质化论证，其中多数是来自左派的媒体研究（Hamelink1983；Mat-telart1983；Schiller1976），也有一些来自别的视角（Gans1985；Iyer1988?）。同质化论点通常还可以进一步细分为美园化观点和商品化观点，但二者往往是密切相关的。这些观点有欠考虑的地方是，尽管宗主国的各种力量以很快的速度传入到新社会里来，但它们以至少问样快的速度被用这样那样的方式本土化了，音乐和建筑风格是这样，科学和恐怖主义，文化景观和制度也不例外。对这种本土化的动力进行有系统的探讨才刚刚开始（Barbor1987；Feld1988；Hannerz1987，1989；Ivy 1988 ；NicoH1989；Yoohimoto1989），还有待于更深入的研究。但值得注意的是，对伊里安加亚人来说，印度尼西亚化要比美国化更可怕，对于韩国人来说更可怕的是日本化，对于斯里兰卡人来说更可怕的是印度化，对于柬埔寨来说更可怕的是越南化，对于前苏联的亚美尼亚和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来说更可怕的则是俄罗斯化。这个除了美国化之外更有所畏惧的名单还可以继续开下去，但这决不是一种随意的胡编滥造；对于小国来说，被大国尤其是那些邻近的大国从文化上吞并的恐惧是永远存在的。一个人的想象的共同体，对于另一个人来说则是政治的牢房（political prison）。

　　这种呈梯形状态的分等级动力现象在全球比比皆是，它还涉及到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下文将有所论述。目前我要指出的是，把这些复杂多样的力量（和恐惧）简单地称之为同质化，就有可能为各个民族国家对付它自己的少数民族提供可乘之机，用全球商品化（或者是资本主义以及别的什么外部敌人）的威胁来掩盖它自己的霸权策略。

　　我们必须把新的全球文化经济理解为一种复杂的秩序，既互相交叉重叠又充满断裂与脱节的秩序，我们再也不能用现存的中心一外缘模式（centerperiphery models）来理解这种秩序了，即使是那些主张多中心与多外缘的模式也无济于事。此外，对于这种新秩序来说，下述各种模式也不再适用了：简单的推挽式模式（如移民理论），过剩与匮乏模式（如传统的贸易平衡模式），消费者与生产者模式（如大多数新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就拉什（Lash）和乌利（Urry）所谓的无组织的资本主义（disorganized capitalism1987）而言，即使是那些出自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最复杂最灵活的理论（Amin1980；Mandel1978；Wallerstein1974，Wolf1982），也是不合时宜的和无能为力的。目前全球结构的复杂性在于，经济、文化和政治之间发生了根本性的断裂与脱节，我们的所作所为还只是刚刚开始从理论上来把握这种现象。［2］

　　为了考察这些断裂与脱节，我提出一个初步的框架，用以观察全球文化流动的五个维度之间的关系。这五个维度是：（a）人种图景（ethnoscapes）；（b）媒体图景（mediascapes）；（c）科技图景（technoscapes）；（d）金融图景（finanscApes）；（e）意识形态图景（ideoscapes）。［3］我使用图景（scape）这个店缀旨在表示这些景观流动的和不规律的形态，它们深刻地体现了国际资本的特征，正如它们也同样深刻地体现了国际流行的服装款式的待征。上述语词全都加上图景这个后缀还有助于表明，它们不是客观给定的关系，不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它们都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反，它们是深受不同视角制约的建构，随着不同角色的历史、语言和政治境遇的不同而发生扭曲和变形，这些角色包括：民族国家、多国公司、移民社区，以及亚国家群体和运动（不论是宗教的、政治的还是经济的），甚至还包括村落、邻居和家庭这类关系密切的群体。的确，个体行动者在上述景观的各种视野中是最微不足道的角色，因为这些景观归根结底是由那些既体验着也构成着规模更大的结构的那些势力操纵着的，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他们对这些景观的感知方式制约着的。这些景观就是我将称之为想象的世界（imagined worlds）的建筑材料。所谓想象的世界（它扩大了安德森的概念）乃是由遍布全球的个人和群体在持定的历史境遇中的想象所构成的多元世界（Appadurai：即出）。我们今天所居住的这个世界的一个重要事实是，全球有许多人都生活在这种想象的世界（而不仅仅是想象的共同体）之中，因而他们能够抗拒（有时候甚至能够颠覆）包围着他们的官方精神和企业家心态的想象世界。

　　所谓人种图景是指人的景观，我们居住的这个变动不居的世界就是由他们构成的；旅游者、难民、移民、流放者、外籍劳工，以及其他流动的群体和个人，他们成为这个世界的一个本质特征，而且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影响着各个国家（和国家之间）的政治。这并不是说现在已经不存在相对稳定的共同体和关系网络，如亲缘关系、朋友关系、工作与休闲关系，及出生、居住和其他各种关系形式。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个人与群体加入到迁徙的现实中来或者是陷入迁徒的幻觉之中，这些稳定性的经线处处都和人类流动的纬线交织在一起了。更为严重的是，这些现实与幻觉的作用范围巳经越来越大，印度农村的男男女女不光是想去普纳或马德拉斯，而且还想到迪拜和休斯顿，斯里兰卡的难民出现在印度南方和瑞士，而荷蒙人则被驱赶到伦敦和费城。由于国际资本不停地变换其需要，由于生产和技术制造出不同的需要，由于民族国家不断地改变其难民政策，这些移动的群体是决没有可能让他们的想象长时间地处于停滞状态的，即使他们愿意保持稳定也是办不到的。

　　所谓科技图景是指技术的全球型构及其不间断的流动状态，不管是高技术还是低技术，不管是机械技术还是信息技术，现在都快速地跨越各种以往被认为是牢不可破的界线流动着。现在有许多国家成为多国公司的经营基地。一个利比亚的大型钢铁企业可能会包括印度、中国、俄罗斯和日本的利益.它们分别提供新技术型构的不同部分。驱使这种奇怪的技术配置的这些独待的科技图景的动力，不再是什么经济的、政治控制和市场的合理性，而是货币流动、政治可能性以及熟练和非熟练工人之间日趋复杂的关系。所以，印度不仅向迪拜和沙加输出侍者和司机，而且向美国输出软件工程师一他们先是短期受雇于塔塔博洛夫斯公司或世界银行，然后经过美国国务院的洗涤熨烫而成为富有的外国定居者，最后他们又成为有利可图的投资的对象，成为联邦及各州在印度的投资规划的顾问。

　　我们现在仍然可以用传统的指标来描述全球经济（因为世界银行还存在），仍然可以用传统的比较方法来研究全球经济（宾西法尼亚大学的林克规划就是这样做的），但作为这些指标和比较的基础的科技图景（和变动不居的人种图景）是如此之复杂，它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远地脱离了社会科学的领地。谁能够对日本和美国的工资，或纽约和东京的房地产价格进行有意义的比较，而又不需要对复杂的财政和投贤流向作出复杂细致的计算呢？货币投机和资本转移的全球网络把这两个国家的经济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了。

　　由此可见，把金融图景一并考虑进来是非常有用的，因为现在全球资本的配置巳经成为一个越来越神秘的、变幻莫测的、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难以把握的景观了。货币市场、国家的证券交易和商品投机，使得大量的资金以盲目的速度穿越不同国家的疆界，以致于在百分点和时间单位上微不足道的差异都会造成大得无法估量的后果。但是关键的问颗在于，人种图景、科技图景和金融图景之间的全球关系中存在着深刻的断裂与脱节，而且这种关系是根本无法预测的，因为每一个图景都受其自身的限制因素和刺激困素的制约（这些制约因素有的是政治的、有的是信息的、有些是技术一环境方面的），与此间时，每一个图景的变动都对其他图景构成一个限制因素和运动参数。所以，即使是为全球政治经济提出一个初步的模式，也必须把人日流动、技术流动和金融转移之间深刻的断裂脱节的关系考虑进去。

　　上述断裂的图景在任何意义上都没有构成一种筒单的、机械的全球基础结构。进一步折射出这些断裂的，是我所说的媒体图景和意识形态图景，尽管这两者与形象景观有着密切的关系。媒体图景既指生产和传播信息的电子能力的分配（报刊、杂志、电视台和电影制片厂），现在遍布全球而且日益增长的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都可以利用这些电子能力；另一方面，媒体图景还表示这些媒体所创造的世界形象。世界的各种形象是以极其复杂的方式折射出来的，这要取决于它们的模式（文献性的还是娱乐性的），它们的硬件（电子设备还是前电子设备），它们的观念（地区的、国家的还是跨国的）以及拥有和控制它们的是哪些人的利益。媒体图景最重要的功能是，它们能够向全世界的观众提供五花八门无所不包的形象、叙事和人种图景，尤其是用电视、电影和音像磁带的形式。商品世界、新闻世界和政治世界在这里全都搅成一团莫辨彼此了。这就意味着，对于世界上无数的观众来说，媒体成为一个集印刷品、电影胶片、电子屏幕和广告栏目为一体的极其庞杂而又互相关联的大杂烩。现实景观和虚构景观之问的界限在他们眼里是模糊难辨的，所以这些观众对大都市生活的直接经验越是丰富，他们所建构的想象的世界就越有可能只是一些空想的、审美的、甚至是幻觉的客体，如果它们是按照某种不同的视角和不同的想象世界来估价的，那就更加荒诞了。

　　媒体图景，其生产者是私人利益还是国家利益姑且不论，总是倾向于以形象为中心以叙事为基础来描绘现实世界，它们用来款待消费者而且也是用来改造他们的节目，是构造想象的生活一既是消费者自己的想象的生活，也是异国他乡的别人的想象的生活一所需要的各种原料，如人物形象、故事情节和文本形式。这些节目能够而且确实把各种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拼凑成晦涩暖昧的，但又是人们赖以生存的隐喻（Lakoff and Johnson1980），因为它们有助于构造有关他者的叙事，以及有关可能的生活的元叙事与幻觉，这些东西有可能进一步激发占有和流动的欲望。

　　意识形态图景的组合也少不了形象，但它们通常具有直接的政治性，往往涉及到国家意识形态以及旨在取得国家权力或部分权力的政治运动的反意识形态（counter－ideologies）。这些意识形态图景的构成要素是启蒙主义世界观，其中包括许多观念、术语和形象，如"自由"、"福利"、"权利"、"主权"、"表象"，当然也少不了"民主"这个元术语。启蒙的元叙事（包括它在英国、法国和美国的不同版本）是按照某种内在逻辑建构起来的，其先决条件是阅读、表象和公共领域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关于美国早期历史上这个过程的动力，参见Warner，即出）。但是，它们飘洋过海的经历，特别是19世纪以来的经历，己经使欧美元叙事中把这些术语和形象紧紧地捏合在一起的那种内在统一性变得松动了。现在，欧美元叙事成为一个结构松散的政治福音，不同的国家利用不同的关键词（Williamo1976）组建他们自己的政治文化。

　　这些远离故土飘洋过海的关键词各有不同的遭际，其结果之一就是各种政治叙事一它们制约着世界各地的精英与其追随者之间的交流一都遇到一些既是语义学又是语用学的问题：所谓语义学问题是指，这些关键词（及其对等语词）在其从一个语境到另一个语境的全球运动中必须小心谨慎地翻译；所谓语用学问题是指，政治家及其听众在使用这些语词时可能要受到不同语境的约定性的制约，它们只有通过这种约定性才能转化为公共政治。这些约定性不仅仅是一个政治修辞的性质问题（例如，年迈的中国领导人所说的流氓行为的危险性，究竟是什么意思？韩国领导人说纪律是民主和工业发展的关键，这又是什么意思？）

　　这些约定性还涉及一些更复杂微妙的问题，例如，如何评价不同的交流文类（如报纸对电影）？有哪些语用文类规范制约着不同文本的集体解读？例如在印度，一次政治讲演所用的关键词和习惯用语，如果能够让人联想到印地语电影，就会赢得听众的关注；而在韩国听众对政治话语中作为修辞策略的佛教或新儒教代码更为敏感。阅读、聆听和观看之间的关系变幻莫测，影响这些变化的方式至关重要，可以说在不同的国家语境和跨国语境里，不同意识形态图景的形态就是由这些方式决定的。这种变幻不定的全球性联觉现象（globally vahable synaes－thesia）几乎还没有引起注意，但对它进行分析巳经是一个刻不容缓的任务。现在，民主显然成为一个元术语，从海地和波兰到苏联和中国都引起强烈的共鸣，在各式各样的意识形态图景中，民主都处于中心地位（这些意识形态图景都是由启蒙主义其他重要语汇粗制滥造的翻译构成的各具特色的语用学型构）。这种情况导致出现了新的术语万花筒，因为各个国家（以及企图控制国家的群体）都力图安抚人民，这些国家自己的人种图景处于不稳定的流动状态，而它们的媒体图景在展示其意识形态的同时有可能给后者带来严重的问题。意识形态图景的流动性还待别由于日趋增长的移居国外（包括自愿和被迫）的知识分子而变得更为复杂了，这些背井离乡的知识分子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里持续不断地为民主话语注入新的意义。

　　对我杜撰的五个术语进行的这番相当长的语词分析，为尝试性地表述当前全球性流动的条件奠定了基础；这些流动发生在而且是通过人种图景、科技图景、金融图景、媒体图景和意识形态图景之问日益扩大的断裂与脱节而进行的。这个表述是我关于全球文化流动模式的核心，它还需要做一些进一步的说明。首先，人目、机器、货币、形象和观念现在越来越各行其道：当然，在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期，这些事物的流动都存在着断裂与脱节现象，但现在这些流动的速度、规模和数量是如此巨大，以致于断裂与脱节巳经成为全球文化政治的主要特征。日本入热衷于接受外来思想是众所周知的，世人眼中的日本形象就是孜孜不倦地出口（所有的）商品和进口（某些）商品。但日本人在移民问题上的极端封闭，丝毫不亚于瑞士人、瑞典人和沙特人。然而，瑞士和沙特阿拉伯都接纳了大量的外籍劳工，在这些国家里有着土耳其人、意大利人和其他环地中海群体。某些外籍劳工群体，如土耳其人，始终与其母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而另一些群体，如南亚高技术移民，则希望在他们的新家水久定居，这就在一个非领土化语境中重新提出再生产的问题。

　　一般来说，非领土化（doterhtorialization）是现代世界的主要力量之一，因为它使劳动人口进入比较富裕的社会的下层阶级和底层空问，这种情况有时候会造成对母国政治夸张的和强烈的批评意识，有时候又会造成强烈的依附意识。不论你是印度人、锡克族人、巴基斯坦人还是乌克兰人，非领土化现在业已是全球原教旨主义的核心，包括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印度教原教旨主义。例如，就印度的情况来说，侨居国外的印度人显然受到印度国内和国外的各种利益的利用，从而形成一个复杂的金融网络和宗教认同，海外印度人的文化再生产问题同国内的印度原教旨主义政治在这个网络中联系在一起（Appadurai　and Breckenridge：即出）。

　　同时，非领土化还为电影公司、艺术经理商和旅行社创造了新的市场，它们利用非领土化人口与其母国保持联系的需要而大发其财。当然，这些人为发明的母国（inventedhomelands）构成非领土化群体的媒体图景，它们通常纯属幻觉而且支离破碎，但它们提供的材料足以产生新的有可能导致族群冲突的意识形态图景。缔造克里斯坦（Khalistan），这个移居英国、加拿大和美国的非领土化锡克族人人为制造的国家，就是这种媒体图景的血腥潜能的一个例证，它们与民族国家内部的殖民主义（thei nternal colonialioms）呈互动状态（Hechter1974）。约旦河西岸、纳米比亚和厄里特里亚是现存民族国家和各个非领土化群体发生血腥冲突的又一例证。

　　非领土化观念还可以用来解释货币和金融，因为资金经理人员在寻找最佳投资市场时是不顾及国家疆界的。资金的这种流动反过来又成为新的冲突的基础，正如洛杉矾人担心日本人会买下他们的城市，孟买人则担心来自海湾国家的富裕的阿拉伯人，不仅会改变芒果的价值，而且会大大改变旅馆、餐厅和其他服务设施在本地居民心目中的形象，这些腰缠万贯的阿拉伯人在孟买的所作所为和他们在伦敦没有什么两样。然而，大多数孟买居民对阿拉伯人的到来是心情矛盾的，因为他们到来的不利的一面是，这样一来就没有朋友和亲戚在中东挣大钱，把金钱和其他奢侈品带到孟买和印度的其他城市。在印度城市里，这些商品改变了消费者的趣味，其结果往往是从空中和海上私运这些商品，然后在孟买的黑市上沿街兜售。孟买的中产阶级和流氓无产者中有不少人喜欢到这类黑市买东西，从万宝路香烟的卡通片、老香料剃须膏到麦当娜的录像带。黑市商品的另一个来源是那些经常出入这个国家的海员、外交官和空姐的非法活动，结果孟买、马德拉斯和加尔各答的黑市上不仅充斥着西方商品，而且还有来自中东、香港和新加坡的商品。

　　正是在非领土化这块沃土上，货币、商品和人口在世界各地展开无休止盼追逐，现代世界的媒体图景和意识形态图景在这里找到了它们的断裂与残缺的对应物。因为大众传媒生产的观念和形象，对于非领土化人日互相转移的商品和经验来说，通常只是一种有所偏颇的引导。在米拉·纳尔（Mira Nair）优秀的影片《印度卡巴莱》里，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断裂的非领土化五光十色的表象。那些完全不能适应孟买的大都市节奏的年轻妇女，只能在孟买当卡巴亲舞女和妓女来谋生，她们在夜总会里用来娱悦男人的舞蹈完全脱胎于印地语影片中的色情舞蹈。这些景象反过来又迎合了关于西方及外国女性"放荡"的观念，同时也为这些女性的卖笑生涯提供了托词。这些女性中有一部分来自喀拉拉邦，那里卡巴莱夜总会和色情电影工业格外繁荣，部分原因是为了迎合从中东地区回家探亲的喀拉拉邦人的钱袋.和趣味，这些背井离乡的人在那里过着与女性无缘的生活，这无疑扭曲了他们关于正常的男女两性关系的意识。我们只要仔细地分析日本人和德国人到泰国的性旅游（sex tours）同曼谷的性贸易（soxtndo）悲剧之间的关系，以及其他类似的把关于他者的幻觉结合在一起的关系，如旅游的便利和魅力，全球贸易经济，统治着亚洲和世界许多地区的性别政治（gender politics）粗暴的流动性幻觉，就可以知道这种错位的悲剧当然是可以随时随地重演的。

关于非领土化政治，以及它所表现的更大范围的错位社会学，还有很多话题可说，但在这里有必要深入地考察民族国家在当今断裂与脱节的全球文化经济中所起的作用。国家（states）与民族（nations）在任何地方都处于互相冲突的关系之中。完全可以说，在许多社会里，民族和国家成为互为彼此的规划。这就是说，一方面民族（或者更确切地说，具有民族性观念的群体）力争夺取或共同掌握国家和国家政权，另一方面国家也力争夺取并垄断民族性观念（Baruah1986；Chatterjee1986；Nandy1989）。一般而言，跨国分离主义运动，包括那些使用恐怖手段的运动，体现了民族对国家追求：锡克族、斯里兰卡的泰米尔族、巴斯克人、摩洛人、魁北克人，他们代表着这样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即既要力争创造自己的国家同时又渴望瓦解现存的国家。另一方面，国家也不甘示弱，它总是力图垄断共同体的道德资源，要么干脆宣称民族与国家体用不二，要么系统地展示遗产政治（heritagepolitics），将所有群体尽收网底，这些伎俩在世界各地似乎全都如出一辙（Handler1988；Herzfeld1982；McQuneen1988）。

　　这里，民族国家利用国家的和国际的媒体图景来安抚分离主义者，遏制所有差异观念潜在的分裂倾向。当代民族国家对付分离主义的典型策略是对差异进行分门别类的控制，用民族国家在全球或世界大舞台上的自我表现来诱惑小群体。全球文化政治一个重要的新持点是，国家与民族互为死敌。这个特点与上文论述的各种景观之间断裂性的联系不无关系。民族国家（nation-state）中间的连接号与其说是二者结合的象征，不如说是断裂的标记。民族与国家之间这种断裂性的联系具有两层含义：在任何民族国家的层面上，它表示一场想象的战争，国家和民族都企图在这场战争中吃掉对方。这就是野蛮粗暴的分离主义、无处不在的多数主义（majoritarianioms），以及成为民族国家内部的政治规划的各种微观认同（micro-identities）的温床。在另一个层面上，这种断裂性联系深深地卷入到本文所讨论的全球断裂之中：民族性观念甚嚣尘上而且往往跨越现存国家的疆界；有时候（例如库尔德人）是因为以往形成的民族认同郡在却分布在不同国家的巨大空间里，有时候（例如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人）漂泊在外的跨国群体促发了一个民族国家内部的微观政治（mioro-politios）。

在讨论那种足以颠覆民族与国家之间的纽带的文化政治时，不要忘记无组织的资本（Kotha：i1989；Lash and Urry1987）毫无规律可言的飘泊不定的待点，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因为劳动、金融和技术现在已经普遍地互相脱节了，这种挥发性的影响构成民族性运动的基础（大者如跨国伊斯兰运动，小者如印度东北部廓尔喀人要求建立一个独立的邦的运动），折磨着各个国家之间关系中的伤痛处。国家迫于压力不得不"开放"，这些压力包括媒体、技术和旅游，它们在世界各地刺激消费主义欲望，而且即使是非西方国家也越来越渴望新的商品和奇观。另一方面，这些渴望有可能被卷入新的人种图景、媒体图景并且最终卷入到意识形态图景中来，就像民主在中国一样，以致于国家不能容忍它对民族性和人民性观念的控制所受到的威胁。世界各国都处于战争状态，围绕民主意识形态图景展开的斗争尤为激烈和重要，在有些国家，意识形态图景和科技图景发生严重的断裂（如那些缺乏当代生产和信息技术的小国），在有些国家，意识形态图景和金融图景发生严重的断裂（如墨西哥和巴西，在那里外债对国家政治的影响举足轻重），在有些国家，意识形态图景与人种图景发生严重的断裂（如秘鲁，在那里外来移民、本地人和跨区域的亲缘关系陷入自杀性的战斗），在有些国家，意识形态图景与媒体图景发生严重的断裂（如许多中东和亚洲国家），在那里国家电视、国际电视和电影展示的生活风格完全淹没了而且瓦解了民族政治的修辞：就印度来说，违法英雄的出现沟通了虔信与印度政治现实之间赤裸裸的斗争，而后者的野蛮与腐败可谓与日俱增（Vachani1989）。

　　以好莱坞和香港电影工业为中介（Zarilli：即出），尚武艺术的跨国运动（尤其是通过亚洲），充分展示了种种历史悠久的打斗艺术传统，经过重新编排以迎合当代年轻人（有时候是游民）的幻想，创造了新的雄风与暴力文化（cuItures of masculini-ty and violenoe），它们反过来又刺激了国家政治和国际政治中愈演愈烈的暴力。这种暴力推动了遍及全世界的不道德的武器贸易的迅速发展。在电影里，在公司和国家的保安部门，在恐怖主义活动中，在警察和军事行动中，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里都有AK一47和Uzi枪，这对我们是一个有用的提示，技术装备表面上的统一性掩盖着日趋复杂的形势，暴力形象和在某个想象的世界中建构共同体的渴望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搭上钩的。

　　于是，我们又回到本文一开始讨论的人种图景上来。在当今世界上，族群政治（ethnic poIitico）的基本悖论是，所谓的原质（primordia），不论它是语言还是肤色，邻里关系还是亲缘关系，早巳经全球化了。这就是说，有这样一种情绪，它最大的能量就在于让某种亲密关系变成一种政治情绪，将区域性变成建构认同的基础，随着各个群体的移动，这种情绪在广大而又无规律可言的空间里传播开来，但仍然借助媒体网络保持着互相联系。这并不否认这些原质往往是人为发明的传统（invented traditions）或回溯式联姻（retrospective affiliations）的产物（Hobsbawm and Ranger1983），而是要强调指出，由于商业、媒体、国家政策和消费者幻觉之间断裂的不稳定的互动，民族性一这个曾经装在瓶子里的区城性（不论它有多大）妖怪--现在巳经成为一种全球力量，而且总是通过国家边界之问的裂缝溜进来的。然而，这种新的全球断裂网络的文化层面与经济层面之间的关系不是一种简单的决定关系。按照这种决定论，全球文化政治的方芳面面都是由技术、劳动和金融的国际流动的轨迹决定的，或者是完全局限在这个框架之内，只需要对现存的新马克思主义关于不平衡发展和国家构造的模式稍加变通即可。然市，这里存在着一种更为深刻的变化，其动力就是我所讨论的各种景观之间的断裂与脱节，而且这种变化本身就是由它们之间持续不断发生的流动的和不确定的互动构成的，这涉及到今日全球经济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在此我从马克思言名的（和常被引用的）商品拜物教开始。在当今世界（我们现在把世界看作一个由许多复杂的子系统构成的庞大互动系统）上，商品拜物教巳经被两个相辅相成的后来者取而代之了，第一个我称为生产拜物教（production fetishism），第二个我称之为消费者拜物教（fetishism of the consumer）。

　　所谓生产拜物教是指由当代跨国生产基地制造的一种幻觉，在本地（有时候甚至包括工人）控制，国民生产率和领土主权等陈词滥调的伪装之下，它们掩盖着跨区域资本、跨国谋利流动、全球管理而且常常还有外籍劳工（所有这些都卷入到各种高科技生产运作之中）。就各种自由贸易区巳经成为生产尤其是高科技商品生产的模式而言，生产本身已经成为一个偶像，它不仅掩盖了一般的社会关系，而且掩盖了日趋跨国化的生产关系。区域性（既表示本地的工厂和生产场所，也在扩大的意义上表示民族国家）也成为一个偶像，它掩盖了那些真正驱动着生产过程的向全球播散的各种力量。这就使得马克思所说的异化状态倍加严重了，因为它的社会意义现在由于一种日趋全球化的空间动力而复杂化了。

　　至于消费者拜物教，我在此是指，通过商品流动（以及媒体图景，尤其是随之而来的广告）的作用，消费者巳经被转化为一种符号，既表示鲍德里亚所谓的仿真幻像（simuhcrum），它只能渐进地接近一个实在的社会主体的形式；同时又表示它掩盖了主体建构的真正所在，因为决定着主体建构的，不是消费者而是生产者和构成生产的各种力量。一种创造性的文化品位极高的消费主体观念在世界范围内播散开来，就此而言，全球性广告是一项关键的技术。这些主体形象巧妙地细致入微地歪曲了一个机械化世界，以致于消费者坚定地相信他或她是一个行动者，而实际上他或她充其量不过是一个选择者。文化的全球化并不等于文化的同质化，但是全球化使用了不少同质化手段（武器、广告技术、语言霸权和服装款式），它们深深地介人到区域性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经济之中，只是在国家主权、企业的自由经营和原教旨主义之间的异质对话中它们才会遭到遣返。国家在这种对话中发挥着微妙的作用：过份向全球流动开放，民族国家就会受到内部反抗的威胁一中国综合症；但如果过份封闭，像缅甸、阿尔巴尼亚和北朝鲜这样的国家，就会以这样那样的方式从国际舞台上消失。一般来说，国家成为这种遣返差异性（表现为商品、符号、口号和风格等各种形式）的仲裁者。但是，像这样遣返或输出差异性的设计和商品，只能日益加剧内部的多数主义和同质化政治，后者往往会引发有关遗产的论争。

　　所以，当今全球文化的一个主要特征是这样一种政治，即同一性和差异性都力图吃掉对方，从而各自宣称它们成功地实现了战无不胜的普遍性和恢复活力的特殊性这一孪生的启蒙思想。这种互相吞噬的丑恶嘴脸表现为暴乱、难民潮、由国家实行的刑讯，以及（得到或没有得到国家的支持的）种族屠杀。它的比较光明的一面表现为，许多个人希望与幻想的视野扩大了，表现为有助于改善民生福利的低技未工具向全球扩展，表现为即年是南非政府也不得不畏惧全球舆论的力量，表现为波兰政府无力压制其工人阶级，表现为进步的跨国联盟有了广泛的成长。两方面的例证都数不胜数。关键的要点在于，当今全球文化进程的这两个方面，都是同一性与差异性持续不断地互相斗争的产物，而这场斗争的舞台的待点是不同类型的全球流动之间深刻的断裂与脱节，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不确定的景观。

机械艺术时代的复制作品

　　我把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著名论文（1969，原版于1936）标题中的关键词颠倒过来，为的是把这个相当仓促的讨论限定在比较易于把握的水平上。不论全球文化进程的动力如何变幻莫测，有一个古典的人类问题是决不会消头的，这就是今日主要在再生产（reproduction，既表示复制也表示再生产一译者注）以及在传统意义上所谓文化传承的框架内讨论的问题。就这两种情况而言，问题都表现为如下：小群体，尤其是家庭这个传统的社会化场所，在它们为自身的再生产而奋斗的同时如何对待新的全球现实，以及在这样做时（仿佛这是偶然发生的）如何再生产它们自己的文化形式？用传统的人类学，术语可以把它表述为，在一个文化发生迅速变革的时代如何适应社会上存在的文化类型（enculturation）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并不新鲜。但在本文迄今所讨论的全球条件下，它确实呈现出某些新颖的维度。

　　首先，大多数适应文化类型理论（或者用更为宽泛的术语，社会化理论）所假设的，跨越代际的或日代代相传的知识的稳定性，再也不能成立了。由于家庭迁移到新的定居点，由于子，辈将长辈甩在后面，或者是由于在遥远的异国他乡长大的子女返归故里，所有这些情况都足以使家庭关系变得颇不安定。由于新的商品模式参与进来，债务与义务就要重新掂量，关于新背景的传闻与幻觉和现存的知识与实践搅成一团。漂泊散居在全球的劳工往往卷入到一个（一般而言的）婚姻关系和（具体而言的）与妇女的关系的巨大网络之中，因为婚姻成为社会化的历史模式和正当行为的新观念的契合点。代与代之间很容易产生隔膜和分裂，因为距离和时间使入们关于财产、礼仪和具体义务的观念受到威胁。最重要的是，在新的条件下，一种家庭政治使文化再生产的作用深刻地复杂化了，这就是让家庭在新环境中的邻居和同等地位的人看来是一个"正常的"（特别是对于年轻人）家庭。当然，所有这些对于移民文化研究来说都不是什么新鲜事情。

　　真正新鲜的东西是，这个世界的起点和终点都是文化流动，所以寻求确定的参照点（就像批判的生活选择所做的）可能是非常困难的。正是在这样的氟围中，人为地发明的传统（以及民族性、亲缘关系和其他认同标志），恐怕只能是水中捞月，因为跨国交往的流动性总是会挫败寻求确定性的努力。随着过去的群体日趋成为博物馆、展览会和收藏品的一部分，不管它是国家景观还是跨国景观，文化巳不再是布迪厄（Bourdieu）所谓的习性（habitus，实践和气质的一个可以复制而又心照不宣的领域），而是越来越成为一个自觉选择、合理论证和表象的领域，后者通常适用于多样化而又丧关了空间定位的观众。

　　即使在最亲密的领域里，如夫妻关系和父子关系，文化再生产的任务也变得政治化了，而且还得应付来自非领土化的阻力，因为家庭成员往往是在互相断裂的空问里沟通他们的相互理解和抱负的。在涉及到共同体、邻居和领土这类较大的问题时，这种政治常常会为公然主张使用暴力的认同政治火上浇油，正如那些规模更大的政治有对候也会渗透和推动国内政治一样。例如，当一个家庭的两个儿子在涉及跨国语境的政治认同上同父亲发生分裂，原有的本地化的规范就几乎不再起作用了。一个儿子加入黎巴嫩的赫兹波拉派，就有可能无法与其父亲和同胞保持一致了，因为后者的族群认同是站在阿马尔派或其他黎巴嫩什叶派派系一边。在这类冲突中，妇女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她们成为家庭遗产政治的人质，而且往往要承受男人的虐待和暴力，而这些男人本身也在变幻不定的空间和政治结构中被遗产和机遇的关系撕成碎片了。

　　在一个断裂的全球化世界上，机械艺术（或大众传媒，如果你愿意这么说的话）的效果是无法驱除文化再生产的痛苦的，因为这些媒体能够为建构相反的认同提供有力的资源，年轻人可以凭借这种认问反抗其父辈的愿望和欲望。在更大的组织层面上，背井离乡的人们（不管是难民还是自愿的移民）中存在着各种形式的文化认同，它们全都是以媒体（以及由它们制造出来的媒体图景和意识形态图景）的方式折射出来的。文化再，生产的脆弱性和大众传媒在当今世界的作用之间有一种关键性的联系环节，这就是性别政治和暴力政治。遍及全世界的B级电影工业中充斥着性别暴力（gendered politics）的幻觉，它们既反映了也美化了家庭中和街道上的性暴力，因为年轻男子（尤其是他们），在往往否认他们是真正的主体的语境中，毫无希望地求助于自我肯定的男子气概政治（macho politics），而妇女一方面被迫以新形式加入劳动大军，另一方面还要继续承受家庭负担，这两种情况导致了年轻男子的分裂状态。这样一来，女性的荣誉不仅维护着稳定的（也许是不人道的）文化再生产体系，而且成为性别认同和家庭政治的新领域，因为男人和女人都面临新的工作压力和新的休闲幻想。

由于在这种全球新秩序中，工作与休闲并没有失去其性别歧视的性质，而是呈现为含而不露的偶像化表象，女性的荣誉日益成为好斗的男性共同体认同的代用品，而实际上他们的女人却不得不应付日益恶化的工作条件，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国外的工作场所。简而言之，非领土化共同体和背井离乡的人们，不论他们多么向往新收人的成果以及资本与技术新的配置，都必须同这些新人种图景的欲望和幻想周旋到底，同时还要为家庭这个微观世界的文化再生产而奋斗。随着文化形式变得越来越不稳定且日渐丧夫其心照不宣的约定性，而是变得越来越具有流动性和政治化，文化再生产的任务成为一场每日每时都在进行的赌博。我们现在还远远不能也不应当谈论机械艺术时代的复制作品，以上的讨论仅仅是勾勒出一种新的全球性文化再生产理论必须面对的问题的轮廓。



全球文化构造的形成或与过程

　　到目前为止，本文的论证致力于为一种一般的全球文化进程研究提供一个基本框架。我的分析集中于断裂与脱节现象，我使用了一些术语六人种图景、金融图景、科技图景、媒体图景和意识形态图景），目的在于强调复杂多变的流向和流动，因为正是这些流动使文化超越国家疆界的。我还力图表明，从任何一个想象世界的稳定视角来看，这种种流动（或景观）相互之间根本性的断裂与脱节是如何发生的。在此基础上，我们为建构一种全球文化进程的一殷理论下一步应该怎么走？

　　首先应当指出.我竹的文化构造模式亟需改变，因为人口、位置和遗产的同型性（isomorphism）外观巳然丧失殆尽。近年来的人类学研究成果使我们对文化的形式和实质的认识大为改善，使文化摆脱了那些极其狭隘的、局限在一定限度之内的、原质主义的形象（Appadurai，即出；Hannerz1989；Marcus and Fisher1986；Thornton1988）。但是这些成果大部分没有派上用场，除了那些陈旧形象或多或少的机械翻版之外，沃尔夫论述欧洲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的著作就是一个例证。我要提请注意的是，我们应当开始把当今世界的文化形式的型构看作是根本断裂的，也就是说，它没有欧儿里得式的界限、结构和规律。其次，我要指出这些文化形式，虽然我们认为它们是完全断裂的，但同时又是互相重合的，其重合的方式只是在纯数学（如集合论）和生物学中讨论过。所以，我们需要把（多元的）文化形式的断裂隐喻同它们的重合与相似性的分类描述结合起来。没有这后一个步骤，我们的比较工作就仍然是不完备的，只有将所要比较的东西清楚地分离开来，才能进行严肃的比较分析。我们应当如何比较这些断裂的文化形式一它们同时以互相重合的方式覆盖全球空间----呢？

　　最后，为了让以断裂性流动为基础的全球文化互动理论更有说服力，而不仅仅是一个机械的隐喻，我们还必须把某些科学家所说的"混沌"理论引入到人文学科中来。这就是说我们需要问，为什么这些复杂的、重合的、断裂的形式没有构成一个简单的、稳定的（即使是规模很大的）体系？而且需要问，它的动力究竟是什么：为什么种族骚乱会在此时此地发生？为什么在某些地方和某些时候国家的衰落要超过其他地方和其他时候？为什么有些国家蔑视偿还外债的惯例，而且比其他国家显得更加镇定自若？国际武器流动是如何助长了族群冲突和种族灭绝？为什么有些国家雄踞于全球舞台之上，而其他一些国家则吵吵嚷嚷地要求能够登上这个舞台？为什么重大事件在某个，点上发生在某个地方而不是别的地方？当然，这些都是人文学科传统的因果性、偶然性和预测性问题。但是在一介断裂与脱节的全球流动的世界上，换一种方式提出这些问题也许是很重要的。这种提问方式着眼于流动性、不确定性以及"混沌"的形象，而不是陈旧的秩序、稳定性和系统性的形象。如果不是这样提出问题，我们就会热中于构造一种全球文化体系理论，从而与至关重要的"过程"失之交臂。那样的话，我们的论述就会营造出一种秩序的幻觉，显然我们是不能把它强加给这样一个变幻莫测的世界的。

　　不管我们可能朝哪个方向推出这些宏观隐喻（断裂、多层次分裂和混沌），我们都必须提出一个来自马克思主义范式的老问题：这些全球流动的相对决定力量有没有某种预先给定的秩序？由于我已经假设人囗、技术、金融、信息和意识形态等各种流动之间的关系构成全球文化体系的动力，我们还能不能说存在着某种结构一因果秩序把这些流动结合为一个整体，就像经济秩序在马克思主义范式中所起的那种作用？我们是否可以说这些流动当中有一个，出于某种先验的结构原因或历史原因，总是优先于并且决定着其他流动？我在本文中尝试提出的假设是，这种种流动的相互关系，就其表现为特定的事件和社会形式而言，完全是随着语境的变化而变化的。所以，尽管我们可以证明，喀拉拉邦和中东之间的劳动力流动以及由此而来的金融流动，对于喀拉拉邦的媒体图景和意识形态图景的构成具有决定作用，但是在加利福尼亚的硅谷，这种关系就完全颠倒过来了，在那里一个持殊的高度专业化的技术领域（计算机）和持殊的资本流动，问样可淑深刻地决定人种图景、意识形态图景和媒体图景可能具有的形式。

　　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流动之间的结构一历史关系是完全随意的或毫无意义的偶然性，而是说目前我们的文化"混沌"理论.尚未充分展开，还没有形成一个哪怕是初步的模式，更不必说成为顶测理论这个社会科学的全羊毛了。我在这篇文章里只是提出一种关于断裂流动的合理的经济技术语汇和一个初步的模式，我们也许可以在此基础上发展一种大致说得过去的全球分析。没有这样的分析，就很难建构辛克森（John Hinkson1990）所说的充分全球化的"后现代性社会理论"。


注释
［1］本文有一个稍短一些的版本发表在Teyory, Culture and society,V-ol.7，Nos.2and3，June1990。现在这个版本得益于普林斯顿大学发展研究所"后殖民国家认同"研讨班的讨论和启发。
［2］唯一重要的例外是弗雷德里克.詹姆森，他论述后现代主义和晚期资本主义的著作使本文获益良多。然而，詹姆森和艾哈迈德（A.Ahmad）在Social Text对上，就文化问题建构一种全球性马克思主义叙事展开的争论表明，这的确是一件勉为其难的事情。在这样的语境里，我本人致力于重新组建马克思主义叙事，对于我所强调的滞隔与断裂，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可能会感到厌恶。重新组建马克思主义叙事旨在避免下述危险；如抹杀第三世界内部的差异，忽略社会现实（某些法国后现代主义者就有这种毛病），维护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叙事权威性；同时对于全球分裂、不确定性和差异性给予更多的关注。
［3］我正在写的一本书里对这些观念作了更充分的论述。这本书暂定名为Imploding worlds: Imagination and Disjuncture in the global Cultural Ecnomy.

高 梁

一、俄罗斯“休克疗法”及其后果

1991年苏联解体，92年开始，俄罗斯在叶利钦领导下进行了政治多元化、经济私有化市场化的制度转轨。【1】以放开价格、国企大规模私有化为主要内容的激进经济改革（休克疗法），其初衷是以短期的经济下降作为代价，换得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给经济振兴注入活力。但休克疗法的实施导致严重后果。
（一）经济长期衰退，国力下降。1990年代，俄国连续7年经济负增长，GDP累计下降约40%，其中工业下降46%。2005年俄经济总量不到中国的1/2。工厂设备和基础设施陈旧，无钱更新。10多年来科技人才大量流失，从原来250万下降到80万。高技术制造业衰退，在世界民用科技型工业品市场所占比重不到1%，经济结构偏向采掘工业，靠出口石油天然气、原材料和电力支持经济增长。
（二）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私有化过程中，很多国企经理与官员勾结，将企业产权无偿或低价转让，国家至少损失1万亿美元。【2】2 流到国外的资金（其中大部分是侵吞国有财产的赃款）至少3000亿美元。据统计，私有化期间社会财富损失约1.7万亿美元，相当于1996年GDP的4.2倍、二战期间损失的2.5倍。（吴易风，2005）。
（三）贫富分化加剧。在私有化过程中极少数人暴富，广大工薪阶层的收入下降了50-70%。国企“大拍卖”后的1996年，4%富人的收入甚至高于80%低收入人口的总和。“没有任何一个中、东欧国家，在转轨期显出如此高水平的收入不平等”。（雅克.沙毕，2001）

表 1 俄罗斯的收入不平等状况（1996年10月）
组别 人口比重（％）国民收入比重（％）该组人均产出（美元）
第5组 39.00 11.3 64
第4组 40.00 23.2 129
第3组 17.00 23.1 302
第2组 3.97 39.4 2,100
第1组 0.03 3.0 22,100
a S. Ayvazyan。引自Vorobyov和Zhukov（2000, p28）。
（[法]雅克.沙毕：《俄罗斯经济：从反弹到重建》，“后苏联事务”2001年17期）

（四）寡头势力膨胀。俄罗斯私人股份银行从1991年起就放开，少数人利用金融力量廉价收购国有大企业、侵吞国有财产、迅速聚集财富形成金融工业寡头，这是俄国私有化的突出特点。据调查，22家大型私人企业控制了俄罗斯大型工业生产企业总收入的40%，就业的40%以上。1996年总统大选后，金融工业集团经济势力急剧膨胀。最著名的是“七巨头”，【3】他们控制了国家金融、工业和媒体（拥有3个全国性电视台中的两家，报纸杂志更不在话下）。总统通过寡头的资金和媒体的支持巩固地位，寡头则得到政权的保护和支持，甚至被安排到政府关键岗位。他们对外亲西方，对内以“民主”名义控制舆论，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左右政局，成了一个“诈骗、抢劫、剥夺财产和侵吞公共资源的体系”，“如果不加制止，渗入现行体系的国际犯罪势力会破坏俄罗斯政府权力”（2005.05.17羊城晚报，转载美《国际先驱论坛报》，记者威廉·普法夫）。头号寡头别列佐夫斯基曾说俄国的民主就是“有钱人说了算”。【4】
总之，“休克疗法”在使俄罗斯迅速走向资本主义的同时，导致俄罗斯经济萧条、政权软弱、社会秩序混乱、国际地位下降。普京指出：“将外国课本上的抽象模式和公式照搬到俄罗斯，不可能进行真正的改革”（吴易风，2005）。

二、普京政府强化国家权力的主要措施
普京1999年末就任俄总统以来，顺应民心，调整了叶利钦时代的一些错误政策。他在各场合表达了新政府的执政理念：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强化国家执政能力，平衡社会矛盾，平息政治纷争，实现强国目标。
普京指出：俄罗斯已经在国际竞争中落伍，面临严重危机，没有时间可以浪费，必须放弃不切实际的民主幻想，维护秩序和稳定，一切服从经济发展大局。所以，必须提高政权的一致性和效能，强化国家职能，以解决复杂的社会矛盾。（《普京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中文版，P9-10）
俄罗斯是总统议会制国家。普京上台后，运用宪法赋予的总统权力和对行政力量的控制力，逐步调整了政府内权力结构，同时采取了一系列强硬的政策措施：
——坚决打击车臣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取得显著成果。
——削弱地方势力，制止分离倾向。叶利钦时期因政治需要赋予各联邦较大的自主权，普京上台后将全国划分为7个联邦区，制止了地方分离倾向。
——结束寡头政治。普京上台后，首先打击了金融媒体大亨古辛斯基和媒体汽车大亨别列佐夫斯基，【5】迫使他们逃亡国外。随后石油大亨阿列克斯普若夫、工矿业大亨波塔宁被起诉。2003年政府以经济罪名逮捕了试图干预议会选举的大富豪霍多尔科夫斯基，2005年将其判刑，并开始对一些石油公司和银行重新实行国有化。这标志着“寡头政治”的终结，并使普京政府的威望迅速提高。
——国家重新控制媒体。2000年，国家对别列佐夫斯基控制的公共电视台增股达51%；国家控股的俄天然气公司利用债权控制了原属“桥”系的独立电视台。2001年，国有鲁克石油公司（Lukoil）对属于别氏的另一家电视台TB-6提出经济诉讼，迫使其倒闭。现在，政府已经控制了俄3家最大的电视台、70%的广播电视和80%的报纸。2001年颁布了《大众传媒法》，规定外资在俄传媒机构的持股比例不得超过50%。2002年，普京签署总统令，取消了叶利钦于1991年给予美国“自由欧洲”电台在俄罗斯境内活动的各种特权。
——压制反对派，结束议会纷争。2001年底，普京支持议会的两个中派党“团结”和“祖国-俄罗斯运动”合并为“团结-祖国运动党”，成为议会第一大党。俄共失去了对议会的控制，左、右两翼反对派均失势。2003年12月议会选举，政权党（统一俄罗斯）获得议会2/3的席位。2004年3月总统大选，普京得票率高达71.31%，其权威无人可以撼动。新政府的成立消弭了政府与总统的分歧，从而实现了俄国家政权体系在普京领导下的高度一致。
——打击官僚腐败。2002年，普京在国情咨文中对官僚腐败发出严厉警告。2003年开展了全国反腐肃贪运动，清理了一大批贪赃枉法的官员和警察。根据普京指示，俄经济发展和贸易部相继出台100个长期或短期的根除行贿的措施，并在此基础上拟定一个适合于整个政府机构的反腐防腐制度。2004年3月，成立了俄罗斯国家反腐败委员会。这些强硬措施的实行，缓解了导致俄社会政治动荡的根源性问题，2000年以来，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普京的权力地位也日益巩固（许志新，2005）。

三、“个案私有化”：强调公正，保持对战略企业的控制

（一）普京上台之初俄罗斯经济的所有制结构
到1999年底，俄总计有13万家（改制）私有化企业、3.1万家开放式股份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属于国有的公共企业有1.1万家，另据俄联邦资产注册局材料（2002.3）：俄联邦政府仍在4354家经营公司中持股（2002年减少到3600家）。其中100%持股94家，持股50%以上598家，以特殊的权利（金股）参与管理763家。
国家占全资和控股的企业，主要是具有战略意义的企业，如国有股在铁路占100%，在民航占51%，电力占53%，在天然气工业公司中占38%，在石油生产部门占12%；占大型企业半数的军工企业尚未股份化。【6】至2002年1月1日，在俄全部企业（机构）中，国有企业数（含中央和地方）占10.7%，其余为各种形式的非国有企业，【7】竞争性行业已全部私有化。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由非国有企业生产（中国社科院经济学家代表团访俄报告2002），一般认为国有经济所占份额大约占1/3。
但俄罗斯有经济学家指出；目前仍然无法对现有财产占有和归属分配状况描绘出一个真实准确的画面，有关多项调查结果也互相矛盾。大的概念是，俄罗斯国民生产总值的大部分，是由国家控股或者是财阀集团控制的企业所创造。【8】在金融领域，由国有企业控股的银行有70多家，国有企业参股的银行约600家，国有资本占银行总资产的36%（王开轩，2005 ）
故此，美欧于2002年承认了俄罗斯“市场经济国家”地位。
（二）普京政府关于私有化政策的立场和政策特点
普京上任后不久，政府主管私有化的机构“国有资产部”提出，拟将1.1万家国有公共企业数量削减至 1000-1500家，国有股份公司从3600家削减至600-800家，通过重组提高企业效益。
但是，新一轮“深化改革”并不受群众欢迎。因为根据叶利钦时代的经验，“私有化”就是官商勾结化公为私、少数人致富的同义词。据2005年的一次民意调查，约88%的人认为，金融寡头们的财产来源是非法所得，70%以上的人认为应当改变或修正私有化政策，并对过去的私有化政策所导致的后果进行检讨和调查，甚至应当将寡头们的非法所得收归国有。而且，剩下的国有企业大部分是国家的基础和骨干工业，完全私有化将与国家战略利益相冲突。普京在不同的场合，一方面公开承认过去的私有化政策有失误，私有化过程中出现违反法律的事实要予以追究；同时又表示，不会重新国有化，必须建设更好的行政体系与市场经济配套。他并表示，政府必须把市场经济改革进行下去。
普京政府基本延续了私有化的政策。2001年以来，俄政府出台了一些私有化方案，也搁置了“改革派”丘拜斯制定的一部分私有化计划。同时采取了一些限制性措施，维护国家对战略性产业的控制权。
2001年12月，俄颁布新的《国有资产和市政资产私有化法》，纠正了过去私有化的一些问题，规定国有资产的转让对象由过去简单的“变为私有”改为“转让给自然人和法人所有”；同时又将私有化的范围扩大到文化领域（如社会文化设施、历史文化遗产等）。并将国有资产未达控股额的银行列入私有化计划。
2002年7月，普京签署了国家杜马通过的《土地私有化法案》，允许有条件地转让和买卖土地。
普京政府的私有化政策有两个特点。一是强调程序公正，国家加强了对私有化的管理和监督，在企业股份进行拍卖前，俄联邦资产关系部要对企业财务状况进行调查，提出私有化建议，对出售企业的理由和时间进行论证。限制黑箱操作和贱卖。同时规定，议会、地方政府和外国人不得参与竞购国有股权。
二是保护战略性企业。普京曾多次签署法令，禁止对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实行私有化，以维护国家对经济命脉的控制权。2001年政府财政预算案第100条中，对可进行私有化改革的企业进行了限制，规定凡法定资金超过限制数额的“超级企业”禁止拍卖。这项禁令引起了主管私有化的机构（国有资产部、俄联邦财产基金会）的不满，称这是对私有化进程的“严重障碍”，并游说杜马议员，要求取消这一禁令。
2004年8月4日，普京签署了“关于确定国有战略企业和战略股份公司名单”的命令，包括514家国有战略企业和549家战略股份公司，如“俄天然气工业”、“石油运输”、“俄石油”、“俄铁路”、“统一电力系统”等大公司，以及一大批国防企业（国有股份不足25%的公司未入其列）。名单在俄罗斯总统网站公布。根据总统令，政府无权对它们实行私有化，只有总统特批才能出售（新华网莫斯科2004.8.7 记者 黄慧珠）。
又据新华网莫斯科2005.10.17电，俄即将出台地下资源法修正案，规定，限制外资介入的战略资源储藏区，包括：铀、金刚石、石英和稀土等俄短缺的矿产资源、储量超过1.5亿吨的油田、储量超过1万亿立方米的天然气田和储量超过1000万吨的铜矿。此外，出于维护国防和国家安全利益，处于国防工业所辖区域内的矿藏也将被列入俄战略资源储藏区名单中。
（三）2001年以来俄罗斯私有化的情况
2001年俄政府向杜马提交2002年拍卖国有财产的计划书，外电评论这是“把俄罗斯持续了10年之久的国有资产大拍卖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 计划靠卖企业筹集216亿卢布（按官方汇率合7.2亿美元），其中大部分资金来自20家大公司。杜马财产委员会官员说“对这些企业实行私有化的目标很简单，就是为联邦预算筹钱，越多越好。但是更具体的拍卖计划需要政府和杜马协商解决才行。” 当年第一次以10亿美元的价格卖出奥那科石油公司85%的政府股份（阿尔发集团购得），博得一片喝彩，“改革派”人士说2001年是私有化的“突破之年”。
2002年4月，政府决定出售国家控股的19家大型企业的股份（包括3家大型国有煤矿、4家大型石油天然气公司、莫斯科河运公司、国有金属矿、铝厂、国家保险公司的部分股份），并列出拟私有化的另700家企业的名单（不包括禁令范围内的企业）。据俄资产部数据，“2002年1-7月，私有化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近1倍，达271.6亿卢布”。
2003年8月，政府公布未来3年私有化计划，规定：2004年对1063家国有公司私有化（涉及石油、渔业、冶金行业，包括米格飞机制造厂），出售政府在一批公司中所持的少于25%的全部股份；2005年出售政府在另一批公司中所持50%以下的全部股份；2006年将出售“非战略性”企业中政府所持50%以上的剩余股份；到2008年完成整个私有化进程。【9】
2004年7月，政府原则通过2005年私有化计划，规定全国9222家国有企业中的1324家将实行私有化，并将出售政府在566家股份公司中所持有的股份（包括投资通讯公司、俄航空公司等大型企业中的国有股份）。
2005年8月，确定了2006年私有化方案，决定对968家国有独资企业进行私有化，并计划出售联邦拥有的419家公司的股份（预计财政收入310亿卢布），并开始整合国防工业企业。
但是，经济专家对能否实现上述目标表示怀疑。最近四五年私有化进展缓慢，实际上每年仅有几个大型企业被私有化，或出售大企业的国家股权。没有完成的转入下一年计划，例如2005年上半年，计划进行私有化的1453家企业只完成了二十几家，1493家拟出售国有股份的公司也只完成了114家，不过财政收入已经完成了预算的68.5%，这是因为财政预算只是围绕着两三家大型企业制定。（亚心网新闻中心 2005.08.11来源：西北翻译）。俄工业企业家联盟研究所副所长格里哥里耶夫认为；“每年的私有化计划都含有纸上谈兵的意味”。

四、打击寡头势力，实行石油能源工业部分国有化

在2003-2004年的议会选举和总统换届期间，普京政府通过打击寡头势力赢得了选举，并重建了国有大型石油天然气企业，加强了国家对战略资源的控制，使俄国政治经济形势显著好转。
（一）石油能源工业对俄经济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俄罗斯能源储量巨大，拥有石油可采储量（探明）超过100亿吨（占全球6%，是中国的4倍），天然气可采储量47万亿立方米（占全球1/3）煤储量占世界20%，铀储量占世界14%。
石油能源是俄罗斯的战略和支柱工业，能源工业占全国工业产值的30%。自1999年以来，俄石油生产增长了48%，日产石油900万桶，仅次于沙特阿拉伯，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生产国和出口国，天然气产量世界第一（占世界27%）。据俄能源署公布，2005年，俄石油产量4.7亿吨，出口2.6亿吨；天然气产量6406亿立方米，预计2006年油气生产增幅为1-2%。
在世界油价不断高涨的情况下，俄罗斯的油气资源和工业，是振兴经济的最重要支柱。但俄国的石油工业在1990年代大部分卖给了私人。2004年，俄政府仅控制本国石油工业的7%，石油利润大都掌握在新兴财阀手中，石油收入只占俄罗斯财政收入的15%。
在众多石油企业中，尤科斯公司是俄国最大的私人石油企业，控制了全国石油总产量的17%。2002年俄石油产量增长7.7%，尤科斯产量增长了17%。2003年8月，政府批准尤科斯与私人的西伯利亚石油公司（国内第五）合并，尤科斯成为俄国第一、世界第四（五？）大私营石油公司，占全国石油开采量的29%，石油储量远超埃克森美孚。资产总值超过400亿美元。
（二）打击寡头，赢得议会和总统选举
尤科斯总裁霍多尔科夫斯基40出头，拥有个人资产80多亿美元，2003年被美国《福布斯》杂志列入全球十大富人榜。【10】 他是公认的亲美派，其财团中的美国背景使他得到更多的国际支持。他积极和各派政治力量拉关系，培养代言人，向杜马三大反对党提供资金支持，【11】还表示要向亲普京的统一俄罗斯党提供资助。在2003年底议会选举和2004年总统大选前夕，霍氏联合大亨们计划在议会内组成自由派的多数派，要“推选自己的总理，霍氏被认为是合适的人选”。霍氏还声称将于2007年退出商界，暗示要参加2008年的总统大选。
2003年7月，检察机关逮捕了尤科斯的大股东列别杰夫以示警告，10月25日总检察院逮捕了霍氏，以“诈骗、逃税、伪造公文、侵占他人财产、拒不执行法院判决”等罪名对他提出刑事诉讼。【12】这一行动截断了议会内反对党的财源，阻止了寡头的代理人在选举中兴风作浪，削平了国内最有势力的寡头集团。【13】
霍氏被捕，政府内的右翼势力受到重挫。总统办公厅主任沃洛申立即向普京递交辞呈以示抗议，【14】普京接受了沃洛申的辞呈，并任命梅德韦杰夫为总统办公厅主任。有评论认为，从此普京彻底告别了“寡头干政”这个叶利钦时代的政治遗产。
霍氏案发后，俄国股市暴跌，跨国巨头埃克森美孚和雪佛龙德士古立即中止了和尤科斯的合并谈判。面对经济界的种种担忧和商界的游说请求，普京表示“没有与商界对话的打算”。针对美国政府对此案的公开批评，俄外交部的回应措辞强硬。
政府此举大快人心。据民意调查，政府逮捕霍氏的助手和霍氏本人后，普京的支持率升到了80%，在民调中普京被列为当代俄国最伟大的领导人，排在斯大林之前。【15】这也成为普京派赢得杜马选举胜利和普京大选连任的决定性因素。【16】面对国内自由派和西方对选举的质疑和对俄国“左倾化”的担忧，普京在公开演说中表示：这次杜马选举“是一次公平、自由和公开的选举。”
（三）通过法律程序将尤科斯收归国有
2004年7月，俄司法部宣布，为征收尤科斯2000年偷逃的税款，将拍卖其核心子公司“尤甘斯克石油天然气公司”的股份，再次引起股市汇市暴跌。【17】拍卖尤甘斯克还不够补交所欠税款，政府将出售尤科斯其它几个采油企业（萨马拉、托木斯克石油公司）（新闻在线2004.07.22据俄《消息报》）
2004年12月，国有的俄罗斯石油公司在拍卖中购得尤甘斯克，迈出了对国家重要资源重新国有化的第一步。
据报道，2005年一季度国家财政盈余迅猛增长，主要原因是为追缴尤科斯石油公司偷逃的税款，以及拍卖尤甘斯克股份所得。
尤科斯事件引起商界惊慌、资金市场波动。为此2005 年3 月24 日（丘拜斯遇刺未遂事件之后），普京会见国内企业界代表，表示要稳定所有制关系，不对所有制进行重新划分，并建议将先前私有化诉讼的时效期从10年缩短为3年。
2005年4月，俄罗斯石油公司以“尤科斯曾低价收购尤甘斯克的原油”为由向尤科斯起诉，索赔59亿美元。莫斯科法院随即冻结了尤科斯的主要资产（中新网2005.4.19电）。尤科斯至此彻底垮台。
2004年5月，俄审计署谴责金融寡头、时任楚科奇自治州行政长官阿布拉莫维奇“严重违反金融政策”，要其辞职。（2004.05.26 新京报）
尤科斯的合作伙伴西伯利亚石油公司（俄第五大石油公司）此前持续亏损，尤科斯案发后该公司突然大幅度盈利，并向政府表示要上缴更多利税。但政府没有就此止步，对各石油企业开始大规模检查（俄《导报》04.08.12）。
2005年秋，西伯利亚石油公司被国有的俄天然气工业公司收购，俄国迈出了石油重新国有化的又一关键步骤。
在不到两年时间中，俄国超过50%的能源生产已经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普京任命总统办公厅副主任谢钦担任新的国有控股的俄罗斯石油公司董事长（2004.07），随后办公厅主任梅德维杰夫出任俄天然气工业公司董事长。据报道俄天然气公司将被纳入新国有石油公司，成为控制全国的能源部门。
此举被西方媒体抨击为“国家极权”，但俄工业和能源部长表示：“俄国石油产业不应被任何一家企业所控制，20世纪90年代那些由政治寡头控制的石油企业应该受到法律的监督和控制”；“俄罗斯有必要建立控制石油总产量15%-20%的强大国有石油企业。”俄专家指出：在沙特等主要石油出口国，石油工业都由国家控制，石油领域国有化是正常现象；国有企业经营尽管一般不如私有企业，在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方面更全面、更有效率。（中国新闻网2005.10.02）
（四）国家加强对石油工业的控制
从2004年起，俄政府修补了尤科斯所钻的法律空子，调整了石油能源政策。
——加强中央对能源控制权：2004年，议会批准实施新的资源管理方案，剥夺了州一级地方政府控制当地能源资源的权力。（新闻在线2004.08.23美国《华盛顿邮报》）
——提高石油税收：每吨原油的出口关税从35.2美元提至101美元（2004）；严格资源利用税的征收（2004年上半年自然资源税78.85亿美元，占同期中央税收的27.19%）。
——限制石油企业的外资比重：2004年11月，俄罗斯拍卖Lukoil 7.59%的国有股权，被美国一家公司高价收购。此举引起议会和媒体的争论。2005年，普京要求起草法律草案，限制外资在俄国重要产业的比重。
（五）俄罗斯经济政治形势正在发生重要变化
2005年底，普京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安德烈·伊拉里奥诺夫宣布辞职。当天普京就签署总统令，解除了他的职务，丝毫未加以挽留。伊氏曾是普京的亲信，曾在普京上台前帮他拟定经济计划。此人被视为俄国最有才干、思想最自由的经济学者之一，曾公开批评政府接手尤科斯的做法。媒体指出：伊氏辞职的原因，一是普京在第二任期实施了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经济一体化”政策，二是伊氏与国内亲西方的右翼联盟关系密切，但右翼联盟已趋式微。伊氏辞职前召开记者招待会称：过去6年中俄国情况大变，尤其是过去一年中，国家的经济政策和经济模式已经改变，认为“俄罗斯已不再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

五、近期俄罗斯经济复苏的主要因素

俄罗斯经受1998年金融危机后的打击后，1999年开始恢复经济增长，自2000以来的6年中，平均增长率达到6%以上（2000年9%，2001年5%，2002年4.3%，2003年7.3%，2004年7.1%，2005年预计5.5%）。官方预测，2005年GDP为21万亿卢布，合7500亿美元。职工平均工资水平是5年前的三倍。俄经济规模和居民消费已恢复到1991年的水平。俄前总理卡西亚诺夫曾指出，是“政治稳定促进了经济增长”。
国际油价大幅上涨，是俄国经济振兴的最大历史机遇。2005年俄国石油出口2.51亿吨，出口收入900亿美元。占国内总出口额的1/3左右。目前，石油收入占俄国财政收入的54%，外汇收入的45%来自能源。很显然，尤科斯事件后国家恢复对石油资源的控制，加强了国家对经济资源的动员能力和政治行动能力（2006年初俄乌天然气争端即为一例），成为抓住机遇、振兴经济的关键步骤。
专家认为，2003年俄国GDP增长7.3%中，油价上涨因素约占3个百分点。【18】石油年平均价格每桶高一美元，国内生产总值就额外增长0.25个百分点。油价高涨使俄财政每月增加15亿美元的收入。所以，“普京（政府）近4年的经济增长，并不是搞了机制改革以后，转轨以后才发展起来的。”（陆南泉，2005）
能源收入使俄国提前清偿数百亿美元的外债。2005年俄提前偿还了对IMF和巴黎俱乐部债权国的绝大部分外债（约170亿美元，财政部长库德林认为，到2020年，俄罗斯将少支付60亿美元利息）也使其外汇储备增至1600多亿美元。国家外债占GDP的比重已从1999年的90%下降到14.7%，稳定基金达到500亿美元，卢布币值已经恢复到1998年之前的水平。
发挥“比较优势”，促进武器出口。俄罗斯军工技术先进，前苏联在世界武器市场占有很大份额。冷战结束和“休克疗法”使俄国在1990年代中期的军火出口落入最低谷。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继承了约1500家军工企业，这些企业除少数及时转入民品生产外，多数陷入困境。普京上台后采取多项措施推动军火出口，加上1999年后国际形势的转折，俄国武器出口得到恢复。2001年武器出口达49.7亿美元，2004年57亿美元，2005年53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占世界武器市场的1/3强。
经济结构调整任务艰巨。普京警告：“俄国赚钱的产业依旧是石油、天然气和各类金属，我们正在坐吃山空，耗蚀国家资源，常此以往，国家终不免沦入政治和经济停滞的窘境。”，“俄国的经济结构若不求更新，现代化，俄罗斯的经济终将是靠不住的。”
恢复经济的首要条件是恢复投资信心，但是十几年来“官商勾结”、“监守自盗”形成的私人企业，无心搞好生产投资技改，而是忙于投机或将资产变现抽逃。2005.12.20，总统办公厅副主任苏尔科夫在一次公开谈话中指出：私有经济至今未能证明其绝对效率和给国家经济带来的显著好处。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有必要引导私有经济发挥应有作用。【19】
俄政府希望，经济发展从依赖原材料出口转向创新型竞争型的增长转换。但俄罗斯经济何时能真正焕发内在的活力，还需要观察研究。

六、几点启示

（一）比较研究的方法需要改进
俄罗斯近十五年进行激烈的政治经济制度转轨，其体制变革和社会经济出现重大起伏，情况十分复杂。俄罗斯（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转轨一直受到我国学界高度关注，而俄罗斯转轨的经验教训，对我们具有更现实的意义。但是，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在改革问题上分化日益明显，很多研究成果难免受研究者自身立场的影响，甚至随意剪裁事实，以偏概全。倾向自由化的作者举出俄国经济的复苏和近期“私有化”计划，证明俄国是“先苦后甜”，休克疗法“长痛不如短痛”有后劲，普京在加快私有化等等，总之是敦促决策层加快“产权改革”。持相反立场的分析，也难免另一种片面性。笔者认为，任何研究也不能脱离科学性，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和“全面、交换、反复”的原则。 笔者在写作中，深感我国学术界对俄罗斯东欧问题缺少深入扎实的、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
（二）用爱国主义凝聚人民的力量
1991年苏联解体，独联体各国都建立了多党制的“民主政治”制度，国内知识界不乏赞赏之评，羡慕之情溢于言表。在俄罗斯，随着新资产阶级的兴起和“休克”造成的经济衰退、社会混乱、群众生活困苦，导致左（原共产党）右（新自由派）两端斗争激化，随后新兴富豪与政府勾结，形成黑暗的“寡头政治”。短短10年，俄国社会经历了“推翻旧制度”、“民主梦”、“丑恶现实”和民主理想幻灭的过程。
俄罗斯的10年“休克”，成为昔日敌对阵营的大好“战略机遇期”。西方对苏联的敌意，并不因俄国变成“民主国家、市场经济国家”而有实质改变。北约东扩，设在波罗地海国家的战机威胁俄国腹地；在格乌吉等国发动“颜色革命”，三面包围，步步紧逼。俄国幸亏还有无比广袤的国土、丰富的能源资源和武装力量的余威，才没有“休克”而死。
苏联的辉煌历史和民族自豪感，必然激起俄罗斯国内国家主义的抬头。
客观地看，在俄国，经过1991年“819”事件和1996年大选后，“宪政民主”成了“金权政治”的遮羞布，不论大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还是前苏联的共产主义都不再有号召力，人民对意识形态已不感兴趣，什么也不信了。俄罗斯一位社会学院士（不愿透露姓名）2003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讲演时说：“所有的专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心理学家、法学家……都认为，现在俄罗斯社会经历了深刻的制度危机，改革的结果使大家感觉到被欺骗了。……我们现在不知道往哪儿去，我们在建设什么样的一个社会……绝大部分人，不光是对改革感到失望，而是感到恐惧……为自己的孩子，为自己的国家感到恐惧，为国家的未来感到恐惧”。明显反映了知识精英的彷徨心态。
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够使社会凝聚起来、使国家找到方向的，只有爱国主义。这也是普京的执政理念所惟一依靠的精神支柱。
普京的执政方针，一方面是以国家主义为主线，在现有的宪政制度内最大限度地利用行政权力，强化政府职能，适当集权。另一方面，顺应人民对秩序、稳定的渴求和振兴经济的愿望，结束无谓的党派纷争，抑制豪强、休养生息、安定团结。既承认私有化制度和现有利益格局，又加以适当节制，以不产生大动荡为底线。“强权下的中庸路线”，是经历了大动荡后的社会最需要的。所以，普京政府及其路线，对今日俄罗斯十分有利，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历史的必然。
（三）经济政策：谨慎推行私有化，抑制大资本
私有化改革，既是转轨以来历届政府的既定政策，也反映了增强经济活力的客观需要。前苏联的工业结构过分偏向重工业和国防，确实需要改变，改变也十分困难。（这从我国的军工情况也能体会得到）。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经济的基础，是在计划经济制度下基本实现工业化和“充分就业”的经济，全体公民享有广泛的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福利。可以想见这些福利开支在财政中占多么重要的地位。叶利钦时代的剧烈的私有化运动，因广大群众迅速陷入贫困，不敢向群众福利开刀。看看1996年，俄政府被迫接受“寡头”们的无耻要挟，贱卖骨干大企业，可以想见当时国家财政的困难程度。2004年8月，普京政府显然精心考虑了时机，出台了福利改革方案，结果引起群众不满，各地游行示威，总统支持率大跌（普京利用议会多数勉强通过了改革法案）。
显然，普京政府沿着前任“私有化”政策的惯性走，弥补财政赤字是一个重要动因，同时也有“抓大放小”、“改革垄断行业”的含义在内。
普京政府的“私有化”和过去的主要区别，一是接受了“黑箱操作”的教训，强调私有化过程的公开透明；二是强调国家对战略性产业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国有大企业的控制，限制对其私有化，将这些企业私有化的权力收归总统。打击寡头，剥夺寡头对国家战略资源的控制权，是普京政府针对特殊国情采取的战略性举措，意义十分重要。对尤科斯案的处理，达到了一石多鸟的效果（民意—平衡社会政治关系，控制资源，加强国家权力，增强国际地位）。既是险着，也是妙着，充分显示出其人坚强果断的品格，和娴熟的政治手腕。
2003年处理尤科斯案后，俄罗斯迎来了国际石油持续涨价的机遇。由国家重新控制石油能源资源，增强了国家经济地位和政府的行动能力，【20】油气资源也成为贯彻国际战略的工具，【21】成为国家经济振兴战略的关键步骤。
俄罗斯经济转轨中，寡头的兴起和恶劣表现，以及普京政府打击寡头的积极效果，说明在具有“自然垄断”特点、和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部门，是不能随便让私人资本控制的。这个道理早就由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所阐明，又由俄罗斯的正反经验所证明。我们在深化改革中要高度注意，在“反垄断”问题上，和战略产业问题上，要警惕新自由主义的误导。如果破除了“自然垄断行业”的“国家垄断”后，代之以私人的垄断，或者将战略性企业产权拱手让给我们的潜在敌人，那将是国家的灾难，是对最广大人民的背叛。
（四）关于经济转轨理论
俄罗斯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和中国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有什么可比性？最重要的共同点就是：正确处理发展、改革和稳定的关系。令人感到不解的是，我国早在改革之初就提出这个问题（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七五”计划的建议》中就提出“处理好经济发展、体制改革、人民生活的关系”），但中国的改革理论家们在这方面很少有什么像样的讨论。
宏观地看，可以认为俄罗斯的“休克疗法”，是牺牲发展和稳定的最高利益、服从所谓“市场化改革”这一次要目标的典型。我国改革走“渐进式”道路，注意协调三方面关系，是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的。
但是，我国一些经济改革的理论家，显然对俄罗斯的休克疗法另有偏好。在“不争论”、“坚持社会主义”的口号下，实际上是把西方的完全市场经济（也就是资本主义）作为心目中的改革目标；对俄国的“一步到位”转轨十分向往。
从中俄转轨的比较看，至少可以得到几点认识：
一是要摆正发展和改革的关系，二者谁领导谁？俄国的“青年改革派”不是没有预见到激进改革会带来经济衰退、腐败和国有资产流失，但把这一切都看成是“转轨必要的代价”，所谓通过“惊险的一跃”使改革进入“不可逆转的境界”。但实际过程是牺牲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利益，连国家安全和国家发展的根本战略利益也不顾了。这就成了“为私有化而私有化”，机械搬用西方的“理想市场经济理论”硬套本国实际，实际付出的代价，就是10年经济衰退和国际战略地位的丧失。
所以必须明确，改革开放，必须以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为最高原则。对于中国这个经济科技相对落后的国家，更不能盲目照搬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理论。要切实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南，以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战略指导思想，正确规定政府、市场、企业之间的关系，国有经济和私有经济的关系，保持国家对战略、骨干产业的控制权。
二是改革必须以社会稳定作为底线。如果改革的指导思想，不遵照统筹经济社会平衡发展的指导思想，纵容官商勾结、腐败横行，听任社会不公平和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甚至公开站在权贵资产阶级的立场，蔑视群众呼声，损害广大人民的利益，就等于在积累社会矛盾，甚至可能葬送国家建设和改革的成果。
最后，俄罗斯的经验说明，大国的政治经济制度的转型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可以用激烈的方式打破旧秩序，但新秩序的建设不可能自发形成。也不可能在短期形成。不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的转轨都是这样。企图一夜建成“市场经济新秩序”，往往事与愿违，不得不付出长期的努力来弥补所造成的损失。

（作者单位：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
2006.2.28

注释:
【1】俄罗斯从1992年开始实施私有化政策。到1993年，在商业服务、运输、建筑业及小型工业企业，通过拍卖、租赁、赎买、股份制等方式完成了私有化。
在大中型国有企业，私有化进程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证券私有化”（1992.7-1994.6）。政府向每个公民无偿发一张面值１万卢布（时值25美元）的“私有化券”（不计名、不挂失、可转让、可兑现，可购买住房或企业股票），共发放了1.4亿张私有化证券。相应的，俄罗斯大约3.1万家工业、农业和科技小企业中的71%注册成为股份公司，商业和其他服务业私有化率达75%左右。
此间放开了私人银行。1991-1993年间，银行数量增加了7倍，达3000家左右。到1998年金融危机前，俄银行体系中约44%属于股份制银行，其余多为合伙银行。
第二阶段；“现金私有化”（1994.7-1996.12）。政府公开出售国有资产（国有企业股权），以弥补财政缺口。本国和外国的自然人和法人均可参加竞购。政府并允许私人贷款购买国有重要企业，这就给那些控制了银行或有特殊渠道获得贷款的人提供了机会，他们通过各种不正当手段廉价购得国有企业，迅速实现资本集中，部分控制了国家经济命脉，并形成首批金融工业寡头。
第三阶段：“个案私有化”（1997—）。对剩下的单一制国有企业和其他企业的国有股，有选择地出售或重组，将拍卖收入用于补充财政、建立社保基金。该阶段延续至今。
从时间上看，主要的私有化活动发生在1992-1996期间，以后速度明显减慢。
在公司治理方面，证券私有化完成后，企业内人员持股占有高比例；现金私有化后，内部职工持股比例下降，经理和外部股东持股比例上升。现已私有化企业的股东结构大体是：企业劳动集体35%，高级经理16%，外部投资者32%，国家4%，外部小股东13%。但调查表明这一趋势具有欺骗性，因为出售股票多转给形式上的外部人。
企业控制权（所有权）的转移：证券私有化阶段，斗争在企业原经理与潜在外部控制人之间进行（通过一级、二级证券市场交易）；现金私有化阶段，斗争在新兴银行家与传统工业集团之间进行，典型的是1996年的“贷款换股权”（政府低价出卖大企业股权换取银行家对财政的支持）。到1998年，约50%的公司完成了争夺控制权的斗争。此后各大公司进行所有权的二次再分配，即以垂直一体化控股公司取代金融工业集团。
俄企业股权结构的另一个特点是其集中程度高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据1999年调查，俄工业企业中最大股东持股比例一般为28-32%，3个股东的持股比例高达45%。外部人持股比例高的企业，其最大股东持股的比例更高。（中国社科院经济学家代表团访俄报告2003）
【2】据俄权威人士披露，在私有化中，12.5万家企业，平均每家仅以1300美元的价格被卖掉。价值2000亿美元的500家大企业私有化，国库收入只有72亿美元。例如，拥有3.4万职工的乌拉尔机械制造厂仅卖了372万美元，拥有5万多职工的车里亚宾斯克拖拉机厂只卖了220万美元，而欧洲国家一个中型面包厂就值200万美元。
私有化过程中，出卖国企得到的财政收入：据俄统计局，1992-2002年私有化收入约为1231亿卢布（王开轩，2005），对实际数字的估计，从97亿-200亿美元不等（中经网北京讯99.08.11）。
【3】俄罗斯的七大金融寡头简况：
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跟叶利钦周围的人关系密切，被认为是寡头政治家的领头羊。他的企业资产包括以销售汽车为主的洛戈瓦兹集团、俄罗斯航空公司、俄公共电视台、独立报等一系列财团和新闻媒体，曾任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独联体执行秘书。普京上台后别氏失势，以“建设性反对派”的面目出现在俄政坛，后流亡国外。
弗拉基米尔·古辛斯基：控制着“桥”集团、桥银行，独立电视台、“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今日报》、《综述》杂志等媒体。1996年总统大选期间，他与其他6名财阀结成同盟，为叶利钦连选连任立下头功。1999年后，与前总理普里马科夫、莫斯科市长卢日科夫结成“祖国-俄罗斯”竞选联盟，借助手中传媒与普京对抗。
亚历山大·斯摩棱斯基：SBS－农业银行的负责人，是为零散客户服务的主要私有银行，在向农业提供信贷方面实力雄厚。
弗拉基米尔·波塔宁：掌管俄罗斯联合进出口银行。1996年因斥巨资支持叶利钦竞选总统有功，被任命为第一副总理。丘拜斯被解除职务后，波塔宁的政治势力日渐衰落。
弗拉基米尔·维诺格拉多夫：掌管国际商业银行、巧克力厂和一个金属厂。
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拥有梅纳捷普银行，南方石油公司（俄第二大石油生产商）。
米哈伊尔·弗里德曼：拥有阿尔法银行、秋明石油公司（第六大石油生产商）。
【4】1996年叶利钦竞选连任的关键时刻，这7位富豪曾组成联盟大力资助，古辛斯基在自己控制的媒体上鼎力鼓吹，最终击败了俄共的挑战。据报道，叶利钦在作出涉及经济改革和政府调整等重大问题的决策时，都要听取七巨头的意见。头号寡头别列佐夫斯基与叶利钦关系亲密，当年发生的政府数次更迭、车臣战争、金融危机等几乎所有重大事件都与他有关。别氏曾宣称自己“在宣布普京为叶利钦接班人和总理人选等问题上，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5】 2000年夏，俄检察机关对若干“寡头”企业集中进行了调查处理：
　　6.13，俄总检察院以诈骗和盗窃罪侵吞巨额国家资产将传媒老大古辛斯基拘捕，随后冻结了古辛斯基的财产。
6.20，莫斯科检察院上诉仲裁法庭，要求重新审核波塔宁的俄国际集团公司1997以低价收购诺里尔斯克镍公司38%股份的问题，要求波塔宁退还侵吞的1.4亿美元。
6.27，“阿尔法集团”下属的秋明石油公司被搜查。据调查，该公司与金融诈骗有关。
　　7.11，俄总检察院强行“调阅”俄石油天然气工业公司文件，调查古辛斯基的“桥集团”欠石油天然气工业公司4.87亿美元债务一事。这可能与该公司领导人联合其他寡头上书总统为古辛斯基鸣冤有关。　
7.12，俄税务警察局对“伏尔加汽车公司”逃税案进行了调查。该公司的后台老板就是头号寡头别列佐夫斯基。俄检察机关以侵吞国有资产、涉嫌与资助车臣恐怖势力的罪名指控并追缉别列佐夫斯基氏，迫使其流亡国外，政府随即封杀了由别氏控股的电视6台。
【6】俄中央政府尚可控制的企业包括：若干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超大型企业（如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俄罗斯石油公司、鲁克（lukoil）石油公司、俄航空公司、（其中有相当比例的股份在私人手中）以及铁路、水电站、军事工业、核工业等行业。另外包括俄罗斯在独联体各国的2500多家企业（俄罗斯曾与独联体各国协商，以独立担负前苏联外债换取其在境外所有财产，但乌克兰、格鲁吉亚尚未签字）。
【7】据俄统计局数据，2002年全国共有私有企业272.6万家（占企业总数75.%），私有企业就业人数3115万人，占全国就业人口总数的47.9%。（王开轩，2005）。
【8】例如，在很多文献使用的数据是（据俄统计局）：1992-2002,前国有企业总数的66％实现了私有化；另一文章称“（据俄统计局）目前俄还有1.2277万家国有全资企业，2.9633万家国有控股企业。国家对43家股份制企业拥有100％的注册资本，对328家股份制企业拥有50％以上的注册资本，对966家企业拥有25％-50％的注册资本，在剩余的企业中，国有资本的比例不足25％（王开轩，2005）。又如：“到1996年，80%以上的俄罗斯工业至少部分地落入了私人的手上，这个比例甚至高于西欧的某些地方。”（弗里兰，2004）
【9】以下是2003年以来部分重要行业私有化进程的报道（摘要）
马钢私有化进程在 2003完成。
铁路：铁路对俄罗斯经济的重要性几乎与石油相同：80%的货物要靠铁路运输。官方估计，58%的铁路设备已经损坏，设备更新所需资金超过200亿美元。2003.5 政府把国家的铁路资产转移给一家新的由政府控制的企业——俄罗斯铁路公司。这是俄罗斯打破铁道部的控制，使铁路系统恢复活力的10年计划的一个重要步骤。新公司将划分为若干子公司，部分子公司要出售给私人，60%的机车车辆最终转给私人，铁路基础设施由政府控制，
电力：1998年，丘拜斯接管国有垄断的“统一电力公司”后，即着手推动电力改革。电改争论旷日持久。最初方案：厂网分开；拆分发电企业由私人持有，电网国家统一控制。政府持有的国电52%股权向国电现在的私人股东拍卖，允许现股东在新公司中继续持有原股权比例。2003年10月，能源部公开指责此方案剥夺政府收益权，须防止国家资产“再次落入一小撮强有力的商人手中”形成私人垄断。国电私人股东则抱怨“改革规则半道走样”。 2005.3.22丘拜斯遇刺死里逃生后，要求电力改革“在2006年底如期完成”，提出电网分为国电公司（干线）和地区电力线路公司，发电拆分为6家大型非国有企业，和一家国有水电公司，各地发电站并入14家地区性发电厂。“这是普京经济改革的重头戏，但遭到了地区领袖、国家杜马代表、工业客户、小股东和高层官员的反对，一拖再拖。”
米格飞机厂：俄罗斯飞机制造公司“米格”总经理兼总设计师透露，俄政府可能将在2005年年底至2006年年初对“米格”公司进行私有化改革。（人民网2005.2.5）
计划将核电站的某些部分私有化。
直升机厂：根据2004.11.29日关于组建"国防工业"联合工业公司的总统令，政府将米里直升机制造厂和斯图皮诺机械制造厂列入2005年私有化计划。（2005.9.29）（据报道，最近拟将8家主要飞机制造公司联合）
【10】1995年，政府拍卖国有尤科斯石油公司中，霍氏旗下的梅纳捷普投资银行以3.5亿美元买下该公司78%的股份。同年尤科斯上市，市值90亿美元，2003年市值达200亿美元。
【11】尤科斯向右翼的亚博卢提供100%的活动资金，向丘拜斯的正义力量联盟50%的活动资金，并向俄共提供部分资金。
【12】 2005年5月16日，莫斯科法院以四项罪名（窃取国家财产、欺诈、恶意违背法院裁决及偷逃税款），裁定霍氏有罪。判决指出：1990年代俄政府出售国有资产时，霍氏及帕拉图-尼别德维夫进行经济欺诈，骗取国有资产；阻止政府对石油公司征税；霍氏的尤科斯公司近来偷逃税款总额达280亿美元，并涉嫌数十亿卢布的“洗钱”丑闻。判决后，部分欧洲国家发表声明对俄国的民主表示关切，但普京称所有这些调查与政治无关，霍氏是咎由自取。（中新网2005.5.16日 据路透社报道）
【13】2004年7月，莫斯科地方法院批准逮捕尤科斯的另一大股东涅夫兹林，检察机关指其为2002年4起暗杀事件（至少涉及5名官员和商人）的幕后指使者（新闻在线2004.07.27）。
【14】总统办公厅号称“影子内阁”，没有它的签字盖章，政府发不出任何决定。办公厅主任沃洛申（47岁）是两朝元老，曾策划推动了叶利钦和普京的和平交接，一度成为俄国事实上的二号人物。他“巧妙地周旋于政府各派和议员之间，代表普京决定大多数敏感的政治问题”，“似乎已成为普京不可缺少的人”，总统办也成为政府和利益集团之间的“仲裁法庭”。
一般认为总统办公厅主任沃洛申和副主任苏尔科夫是叶利钦家族和自由派的代言人，另三位副主任梅德韦杰夫、伊万诺夫和谢钦则是普京的亲信，是KGB系强硬派和新生代权贵的代表。沃洛申下台后立即被统一电力公司总裁丘拜斯（“私有化总设计师”）拉到该公司任职。丘拜斯是霍氏被捕后惟一公开表示反对的政府内高层人士。
【15】2003年12月俄罗斯VTSIOM意见研究中心全国性调查，“俄罗斯人心目中最爱戴的人是现总统普京，最痛恨的人是俄统一电力公司总裁丘拜斯。”
【16】2003年12月7日国家杜马选举结果：四个政党进入了新杜马，其中三个是亲普京的党（统一俄罗斯、自由民主党、祖国）。普京派的“统一俄罗斯”在杜马选举获大胜，得票率迅速超过俄共；日里诺夫斯基的自由民主党比上次选举得票翻一番（达12%），紧随俄共成为杜马第三大党。惟一的反对党——共产党只获得13%的选票（上届选举得票率24%），失去了昔日在议会中的能量。而霍氏权力支持的两个自由派政党（亚博卢、丘拜斯的正义力量联盟）得票率均未突破5%大关，没有进入杜马。
【17】尤甘斯克占尤科斯石油开采量的60%和石油储量的70%，2003年采油5000万吨，纯利润7.5亿卢布，拥有29个油田、16亿吨石油储量，估计价值300亿美元。丢了尤甘斯克，尤科斯这个石油巨人就垮了。
【18】 “2003年，俄罗斯的GDP增长7.3，国际因素，比如说石油、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因素就占了其中的3.8个百分点。2002年，GDP增长4.3%，其中60%-80%是国际因素，2001年（的增长）70%是国内因素，2000年（的增长）国内因素只占30%。”（陆南泉，2005）
【19】 “……腐败被容忍了，改革者们不在乎财产以何种方式转移到私有者手里，即使是偷也可以接受，……这种为‘民主而腐败’在早期私有化过程中完全成了一种自觉的选择。但是私有化后经营仍然非常拙劣，生产力仍然低下……创造了一种私有的，但却没有生产力的权贵资本主义经济”（克里斯蒂亚.弗里兰：《世纪大拍卖》）。
【20】“对尤科斯的处理，本质上说是俄要借此事件实现自己的国家目标”；“能源成为俄国控制外国油气田、占领市场的跳板，俄国大型油气公司频繁收购外国油气田又为一例。这皆说明俄国深谋远虑，有战略眼光。凭借能源，俄国正重塑其大国形象。”（美国《国家利益》周刊，2004）”
“普京开始着手建立强大的国有石油企业，以统一管理全俄罗斯的战略产业——石油产业。对尤科斯穷追猛打意在将新兴财阀控制的石油企业统归于国家统一管理之下。这也显现了普京政权的强权治国方略。”（日《产经新闻》，新闻在线 2004.08.30）
【21】2006年元旦，国有的俄天然气公司对乌克兰实施“断气”措施。同时，俄天然气公司正在实施的北欧天然气管道工程与2005年底开工，该管道穿越波罗的海直达德国，将来输送到西欧的天然气，将绕开乌克兰和波兰，未来俄国的天然气将从南北两翼包抄东欧各国的后路，不再受制于东欧国家对中段管线的控制。同时，东方的石油管线也在筹备中。此举再次赢得民心，民调显示超过80%的人支持对乌克兰的提价决定。

主要参考文献：
[美]约瑟夫R布拉西等著： 俄罗斯私有化调查 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8
[俄]格萨罗夫等著：叶利钦时代 东方出版社，2002
[加拿大]克里斯蒂亚.弗里兰著：世纪大拍卖 中信出版社 2004

吴易风：俄罗斯国企改革彻底失败给中国昭示了什么？ 《中华魂》 2005.6
许志新：“可控的民主”及其风险 《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 2005.5　
[法]雅克·沙毕：俄罗斯经济 从反弹到重建 《后苏联事务》2001.17
金雁、秦晖：俄罗斯大众私有化评析 《战略与管理》 2000.06
林炎志：关于苏东剧变十年来的一些反思 《郑州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0.04
苏文：叶利钦时代的终结与启示 《经济管理文摘》2000
张树华：思想瓦解——苏共失败的重要原因 《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 2005.4
永庆：俄罗斯工业政策的调整 《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 2003.02

陈柳钦：俄罗斯金融工业集团及其对俄罗斯经济的正负影响分析 （价值中国网2006.01.26）
崔之元：逆取顺守？——俄国私有化研究简述（大军网 2004）
李建民：俄罗斯“第二次私有化”，重分“剩余家底” （疯狂俄语网2004.5.4）
张勤德：从俄罗斯的私有化改革看中国 （金融论坛 2005-2-23）
俄罗斯私有化的进展与现状——中国社科院经济学家代表团访俄报告（2003）
王开轩：俄罗斯私有化十年：历程和现状（华农网2003.7.4）
付刚：俄罗斯“私有化”十数载 教训远远多于收获 （人民网-环球时报 转自搜狐财经2004.8.29）
林跃勤：俄罗斯私有化辨析 《领导者》 （转自搜狐博客 2005.11.10）
黄钟：民意是改革最好的裁判 (《领导者》转自 CENET博客2005)
秦晖：东欧专制私有化“翻船”值得国企改革借鉴 （搜狐财经 2004.10.11）
宋晓禄：俄罗斯的悲剧（思想讨论会材料之二，2000 ）
“中俄关系：合作与发展国际研讨会”纪要，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所和国际合作局，2005.12.19
“对俄罗斯、中国市场化进程比较的评估”讨论纪要 天则经济研究所 （天则网2005.12.23）
佚名：一位俄罗斯院士在中国的对改革的全面反思 （乌有之乡网2004）
杨斌：俄罗斯改革的风向变了 （中经网经济学人 2000）
佚名：俄罗斯私有化现状（笔名FK506 凯迪社区2003.10.12）
代维：俄罗斯要把国有财产卖个精光（中国IT 来源：王冲2002.06.30）

昆华,04年一别,匆匆以是两载.不知你现状如何?

朱良元.

顶

改革的关键还是在管理人才，不管是国有还是私有．如果管理层一心为自己聚敛财富，终将把国家推入混乱和贫困．

同意楼上的意见

请把很长的帖子打包再发

拿分走人~~``~~

过去国家穷,百姓能看上病.现在国家"有钱"了,百姓却看不起病.是什么原因呢?政府的错?医院的错?还是改革的错?????

经济学很让人头疼的，

这家伙真是傻的可爱！令人笑的满地找牙

伪马克思主义者比反马克思主义者更可恶，正是他们断送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美好前程

"价格是由什么决定的呢？现代经济学并没有说，只是说均衡价格是由需求函数和供给函数的交点决定的。由于需求和供给都是由价格决定的。"

连需求/需求量，供给/供给量这种大一上过两节经济学课就应该懂的东西，还没搞明白，也敢出来混

还混到北大副教授

只能用八大山人的签名来评论了

价格是由什么决定的，在主流经济学基础理论当中，是没有作出应有的说明吧。

至于需求、需求量的概念，我想，连许多教科书的作者都没有弄清楚、说明白吧。

这位老兄，我惹你了吗？你想什么呢？

1、请你解释价格的出现。

2、请你解释需求、需求量。

3、请你继续发言。。。可是你不会作出说明的，但是，这不是因为你不怕“到这里来丢人现眼”。

1、请你解释价格的出现。

2、请你解释需求、需求量。

你们这一群人，天天招摇撞骗。连个名词，都解释不了。

废话少说！

过来解释。

哈哈,大家是不屑于解释你这些基本常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