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民间借贷危机回顾_温州民间借贷危机的成因及影响

温州民间借贷危机回顾

　　自2011年4月以来，由于无力偿还巨额债务，温州市已有90多家企业老板逃跑、企业倒闭，仅9月22日一天就出现9家企业主负债出走，而且关停倒闭企业从个别现象向群体蔓延，引发“温州民间借贷危机”。

　　据央行温州中心支行调查显示，“温州有89%的家庭或个人、59.67%的企业参与民间借贷，其市场规模达到1100亿元。”同时来自温州官方的文件也证实，当地民间借贷规模占民间资本总量1/6左右，相当于温州全市银行贷款总额的1/5。如此严重的民间借贷危机引起了地方和中央高层的关注，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多次来到温州视察，并于2012年3月28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希望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构建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匹配的多元化金融体系，使金融服务明显改进，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能力明显增强，金融环境明显优化，为全国金融改革提供经验。

　　民间借贷这种金融交易行为在温州十分普遍。在银根紧缩、外部经济环境趋紧以及我国金融体制改革步履维艰的背景下，温州民间借贷之风盛行，民间借贷市场出现动荡和混乱。

　　(一)监管缺乏乱象横生

　　温州传统的民间借贷一般基于一定的血缘、亲缘、情缘、地缘和业缘关系而发生，交易行为或活动没有固定的场所，因为交易频率高、交易主体多而呈高度分散性；民间借贷常处于合法与非法的灰色地带，交易双方通常不愿意公开而使其具有隐蔽性。2010年我国实行银根紧缩政策以来，民间借贷更趋活跃，这催生了更多的地下钱庄、担保公司。目前温州有1000多家民间金融机构，只有46家是经主管部门审批的融资性担保公司。大量非正规金融机构的存在，改变了温州的金融生态格局，出现了以“金融三乱”为特征的民间借贷乱象。银监部门对于民间借贷的监管可谓力不从心。监管机构缺位，监管制度不全，导致不少非正规金融机构违规操作，高息揽储，或以转贷牟利为目的，套取银行信贷资金，再高利放贷；很多民间借贷处于非法状态，出现各种非法集资模式，恶意逃债、暴力讨债屡有发生；2011年4月到2011年9月期间，一批涉足民间借贷的中小企业和担保公司的扎堆倒闭，企业老板因不能偿债而潜逃或自杀，企业关门，员工失业；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激增，2011年1月至8月期间，案件数同比增长25.73%，涉案金额50多亿元，同比增长71%；大量民间借贷放出去的债收不回来，导致信用危机，出现挤兑风潮。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总体处于无序状态，风险乱象并存。

　　(二)资金规模扩张利率奇高风险失控

　　2010年国家实行通货紧缩政策以来，温州民间借贷异常活跃。2010年4个季度的交易额分别为208亿元、327亿元、262亿元和335亿元。据温州官方统计数据，目前温州民间借贷资金规模达1100亿元左右。民间借贷资金来源主要为民营企业和普通家庭的闲置资金。2011年7月人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发布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调查报告称，89%的家庭和个人，以及接近60%的企业都参与了民间借贷。实际上，由于骗贷或银行内部的违规操作，银行信贷资金也可能被人套取转而流向民间借贷甚至高利贷市场。

　　人行温州市中心支行的监测数据显示，2010年温州民间借贷年综合利率为14.22%，2011年上半年，温州社会融资中介的放贷利率40%左右，远高于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但真实的民间借贷利率更高于监测数据，高利贷倾向非常严重。高利率伴随着高风险。在欧债危机等严峻的国际国内经济环境下，像房地产这种有可能出现巨大泡沫的产业在政策调控下已风光不再，投机性强的炒房炒地或直接玩“以钱生钱”的炒钱游戏的资金风险非常大；一般的实体企业用工成本高，水电、原材料涨价，出口减少，利润空间收窄，一些中小企业甚至亏损，经营、生存困难，民间借贷的高利息让它们不堪重负而倒闭关门，连锁效应造成互联互保的相关企业和相关的担保公司倒闭，投入实体经济的借贷资金也有不小的风险；非法集资、金融传销的资金风险完全失控，一些放贷者资金难以收回甚至血本无归。民间借贷的不良贷款余额呈现加速累积之势，据里昂证券的民间借贷调研报告，温州的民间未偿贷款总量可能已经高达8000亿元到10000亿元，且预计年内有10%-15%的未偿贷款将变成坏账。由于银行信贷资金以曲线方式流向了民间借贷市场，也将导致民间借贷风险向银行扩散。

温州民间借贷危机的成因

　　纵观温州民间借贷的演变历程不难发现，温州的民间借贷与创业初期相比较而言，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已然变了味道，这无疑埋下了民间借贷危机的隐患，并最终导致了危机的爆发。

　　原因之一：房地产替代传统实业导致温州经济空心化。

　　在经历了中国蓬勃兴起的商品经济的改革与去短缺化经济兴起的持续、快速、活跃的发展阶段，到民间借贷虚拟化与国际化相互依存的新型金融过程的历史演变，温州民间借贷已从最初的传统的实体经济领域进军到靠高度投机与炒作可以带来超高利润的房地产业。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社会商品短缺，温州民营企业从事传统制造业生产经营，一般都有较高的收益率，足以支撑民间借贷利率。然而随着近年人民币汇率升值，劳动力和原材料价格大幅攀升，温州经济走到了产业升级的关口，而不少企业选择了外迁，带走了大批资本。在温州传统加工企业陷入低迷时，温州商人找到了一个赚钱的替代品，这便是房地产。这期间，当1998年全国取消福利房，推行商品房制度，敏锐的商业嗅觉让温州人发现了一次投机的机会，于是温州炒房团名声鹊起。据统计，从2000年开始，温州人便开始在上海、杭州、苏州、厦门、北京、宁波、金华等地置业。温州的房地产开发规模相当于江西一个省的总量，而温州市区的人口不过100万多一点。炒透本地楼市后，温州人开始大规模向外扩张。

　　由此可见，此次民间借贷危机只是当前温州经济运行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温州经济真正的病灶在于大批企业主偏离此前的实体经济，以至于空心化日益严重。大批企业逐渐放弃实业，转向投资房地产以及虚拟经济，从而埋下了危机的伏笔。

　　原因之二：庞大的民间成本导致非理性的全民借贷狂潮。

　　据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2011年7月21日发布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显示，温州民间借贷极其活跃，89%的家庭个人和59.67%的企业参与其中，规模高达1100亿元，占全市银行贷款的20%。就规模而言，将近10年的时间，温州民间借贷规模增长了2.4倍以上。然而，可怕的是，在上述1100亿元民间借贷资金中，约占40%的资金规模没有进入生产投资领域，而是停留在民间借贷市场上。可见，温州民间借贷已经牵涉九成家庭，俨然成为温州全民游戏。

　　从借贷形式看，主要有以下三种：第一种形式是依靠私人关系放贷，这种形式的放贷中间人一般是在朋友圈中比较活跃的女性;第二种形式是从银行借款，再以更高的利率借给其他人，这种形式的放贷中间人涉及银行职员、政府官员、大型企业的老板;第三种形式是由担保公司出面放贷。从借贷主体看，温州民间借贷涉及面极广且复杂多样。从资金来源看，温州民间借贷资金来源已经远远超出个人自有资金，更多的是利用银行的资金来获利，说明此时的民间借贷已经不是简单地为闲置资金寻找出路的问题，更多的是将其当作坐享其成的职业。而通过信用卡套现、银行贷款等方式进行放高利贷，一旦资金链断裂，后果将非常严重。

　　原因之三：疯狂的利率是鸩杀民间借贷的毒酒。

　　“高利贷”、“利滚利”向来是个危险的游戏，常人唯恐避之不及，但是为何将近九成的温州人明知危险却还趋之若鹜、乐在其中，反其道而行之呢?其实说到底，最大的诱惑还是来自民间借贷狂飙的利率，而这正是温州人饮鸩止渴的症结所在。

　　据调查，2010年，温州的民间拆借年利率从12%~96%不等，也就是当地习惯所称的月息1分~8分。价格较低的是建立在亲情或友情上的民间借贷，一般年利率在12%到36%之间，以个人和家庭为单位居多。而通过信用卡套现，资金融入到民间借贷链条后，价格高至银行5年期以上贷款利率的16倍。临近年底，加上银行贷款缩量，之前一直活跃的温州高利贷市场再度疯狂，最高的甚至出现一两毛。正是在暴利的引诱下，更多的温州人开始迷恋上这个游戏，而近十年来不断攀升的房价使得不少温州人尝到了“用钱来生钱”的乐趣，越来越多的人愿意铤而走险。

　　原因之四：“二元”金融结构滋生资本寻租。

　　温州金融结构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二元金融结构，即以现代银行业为主的现代金融市场和传统民间金融市场并存。随着温州经济的发展与金融生态格局的变化，当地一些非法担保公司的介入，打破了通过地缘、业缘、亲缘及社区化的传统介入的单一方式，更多的金融掮客的出现，加剧了民间借贷投机性的扩张，增大了民间借贷的风险。这些企业或中介机构为获取利差，设法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利率较低的贷款，转而以较高的利率在民间借贷市场上转借出去，而最终取得贷款的第三方往往是不符合银行贷款条件的企业和个人，从而给正规金融机构信贷资金造成新的风险敞口。

温州民间借贷危机的影响

　　温州民间借贷危机的爆发规模虽小，但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却是极其深远的。首先，危机暴露出温州传统的民间借贷市场存在着不容忽视的严重缺陷。长期以来，温州的民间借贷都是建立在个人信用基础上的“熟人经济”，是缺乏规范和外部监管的自发性行为，存在较为频繁高发的风险性。加之大量的民间资本由于无法向实业输送，只能转向虚拟经济，在尝到“资本生钱快于实业生钱”的甜头后，巨大的资金需求疯狂地拉升了利率水平，而狂飙的利率更加剧了资金的汹涌涌入，最终导致恶性循环，严重地扰乱了地方金融秩序，破坏了社会稳定。其次，温州民间借贷危机的爆发，在给社会带来深远的消极影响的同时，也为地方政府敲响了警钟，加快了规范民间借贷的步伐，推进我国利率市场化发展。正如很多专家所言，此次民间借贷危机不容小觑，如若处理不当，极易发展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次贷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