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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专栏作者朱冰尧。

中国经济的理性学术缺失 9月16日 星期五

　　文/朱冰尧

　　几个月前，在中国人民大学的一间会议室里，容纳了近百位中国顶尖的经济学者。林毅夫、海闻、张维迎——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在这方寸之地探讨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本土化问题。

　　“为什么大家强烈地感受到中国经济的崛起，而看不到中国经济学的崛起？”这是与会学者们最大的争论议题。1902年严复将《国富论》译入中国，由此西方经济学传入中国已百年，但中国经济学面临的难题始终未解，中国出现了理性经济研究的缺失。

　　另外一则新闻也很有意思。前一段时间评出的中国经济学奖本来设计的标准有两个，一个是要表彰中国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作出的贡献，另外一个是对中国经济学基础理论作出的贡献，但基本上表彰了第一个方面。实际上来说，中国经济学界对中国经济的研究最主要的贡献是对政策的推动。这也就是为什么许多海外经济学者把中国的经济学称之为“政策经济学”或“制度经济学”。

　　“政策经济学”或“制度经济学”更多地带上了感性经济的色彩。于是，一批所谓“御用”或“商用”经济学家的说法便诞生了。这些被披上了“政治”色彩、“利益”色彩和“现实”色彩的经济学家频繁出现在各种媒体的镁光灯下，他们站在各自的利益立场上，向社会公众发布着带有倾向的、实用主义和哗众取宠的经济观点。这些观点极其容易混淆人们的视听，从而使人们无法理性看待中国的经济问题。

　　细心的人会发现，当一个新政策出台时，总有些熟悉的经济学家首先站出来，先分析政策会对哪个阶层有利。而且对这些问题的争议也并非仅仅建立在学术争议的前提下，而是过多地加入了阶层意志。实际上，目前我们的社会不仅存在官商勾结，更有着学商勾结，学者与资本结合创造新的营利机会。值得关注的是，资本的理论代言人甚至垄断了政府的决策空间。经济社会的现状和远景被资本代言人的虚假或片面的言论笼罩着，更为可怕的是：政府和企业还要以这种不真实的言论作为决策依据，从而导致经济的车轮滑向偏离的轨道。

　　有人说，一些“著名经济学家”实际上是中国民营资本或外资资本的代言人。作为“著名经济学家”的知识分子本来与企业家是两种无法兼容的社会角色。但一些经济学家却在利益或所谓“声望”的诱惑下，跨进正在成长的民营或外资企业家的领地。他们或是参与各种论坛，或是出版大量书籍，发表对企业问题的见解；或是担任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对企业具体决策行为提供“专家”意见；或是担任企业顾问，为企业诊断把脉开出“药方”。这些看起来似乎言之凿凿的喧嚣场面背后，却有着各种各样“心照不宣”的利益交易。

　　这种经济学家错位与集体失语现象产生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在这样一个中国经济的转型与快速增长时期，我们的一些经济学家既没有以学者角色来积累和发展中国经济学的基础性理论，也没有客观公正地为经济建设提供冷静理性的政策参考，而是从某类企业群体甚至个别企业的利益出发，依靠国家和社会给予的“权威”地位，带着有色眼镜去促进政府的政策制定。

　　同时，此间的财经媒体对这类经济学家的大量采访也使这些经济学家的偏激言论成为主流理论声音，导致这类经济学家自身的错觉——我对中国企业问题有深入的理解并有发言权。如此循环往复，自然就形成了“经济学是显学、经济学家是明星”的奇怪现象。

　　但就长远而言，任何一个仅仅为某个特定阶层或既得利益集团代言的经济学家，最终是不会赢得社会公信力的。因此，也要奉劝那些资本代言人的经济学者们，我们需要你们为后人留下公平与公正的声音，让“经济学家”神圣的名称能够流芳百世，而不要遗臭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