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美国次贷方案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问题——农村城镇化方案

    自从“三农问题”提出后，对三农问题的研究和探讨曾经成为社会各界的热点议题。但是由于参与者的立场、动机、社会背景、理论水平、掌握的资料等的不同，对三农问题的看法也是千差万别，而且各自都有相应的理论和事实作为依据，很难说谁对谁错。久而久之，大家对“三农问题”的探讨热情就下降了，却因为这些意见的不统一，得出了另一个统一的结论——那就是，“三农问题”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三农问题”在媒体上似乎消失了，但是现实的三农问题不仅依然存在，还正在日益成为政府最头痛的问题！

    2006年6月份，我在《中国改革论坛》讨论“三农问题”时，曾经转摘过“温铁军”先生关于《三农问题之证伪》的文章。温铁军先生用经济学理论证明，“三农问题”是个多维的问题，经典经济学理论在这个问题上失效了。

    我用非线性哲学观点来分析“三农问题”，得出的是另一个结论，我认为“三农问题”不是多维的问题，恰恰是个“分数维”的问题！

一、“三农问题”是个非线性的问题，用线性的思维方式和经济学理论，自然无法分析和解决问题。就像我们用经典力学，是不可能解决三体以上的天体运行轨迹一样。

二、我认为“三农问题”应该用分形理论去研究：分形是一种非线性思维方式和理论，它认为宇宙是以“分形”的形式存在着的，分形理论既是非线性科学的前沿和重要分支,又是一门新兴的横断学科。作为一种方法论和认识论,其启示是多方面的:一是分形整体与局部形态的相似,启发人们通过认识部分来认识整体,从有限中认识无限;二是分形揭示了介于整体与部分、有序与无序、复杂与简单之间的新形态、新秩序;三是分形认为空间维数是连续结构，因而维度可以是分数维，这极大的拓展了我们的视野。分形有几个最主要的特征：

a)  内在的自相似性——分形的一个最基本特征，简单讲，就是局部内在的相似于整体。

b)  标度不变性——分形系统内在的精细复杂结构，与观察的标度无关，分形系统中任何一个微小的部分，都与整体一样保持精细复杂的结构。

c)  分数维：分形的豪斯道夫维度大于拓扑维度，可以是分数。

三、“三农问题”的分形特征：

a)  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是从农业国发展到工业国的。

b)  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农业，都是弱质产业。

c)  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发展农业的道路是一样的：用工业化和城镇化减少农业从业人员后，用机械化和规模生产提高农业效率和产品质量。

 

    这种内在的相似性，使得三农问题完全可以用“分形”的理论来研究。简单地讲，我们在研究中部地区、研究某农业省、研究某地县市、甚至某村镇的农业问题时，都不妨把它们看成是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农业国”，然后去研究如何让它逐步成为工业国。于是我们很容易发现，它们能走的路是一样的，就是用城镇化和工业化减少农业从业人口，用机械化和规模生产提高农业发展效率和产品质量，提高农民收入。

    值得注意的是，分形的简单与复杂是对立的统一，用分形理论去看复杂的三农问题，可以使我们看到它的内在的相似性——这是简单的一面。但是分形理论所说的内在的相似性，不是外部的、表象的、线性的相似，所以各省、市、县、镇、村的内部情况和外部条件都不同，不要随便搞出一种模式就用自我复制及迭代操作生成“全部农业”，因为没有两种分形是一样的——这是分形复杂的一面。

四、解决“三农问题”的难点：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很容易看到，解决“三农问题”的实际切入点就是农村的城市化，让大量农民成为居民和工人。这就产生了几个难点：

a)  城市建设需要资金，如何解决？

b)  房产开发商愿意建房，但是农民买不起。或者来买房的都是“投资者”，住房的增值农民永远拿不到。

c)  如何解决进城农民的就业问题？

     美国的次贷方案（相关金融产品和操作）绝对是华尔街金融精英的杰作！美国因此而集聚了全世界的资金，并最终成功的将这些资金沉淀在美国。不要因为次贷危机的发生而否定次贷方案，我们完全应该认同次贷方案的精妙绝伦和合理性，它是将住房潜在的增值量化以后，设计对应这个增值的金融产品和相关的操作来解决建房所需的资金问题；并在住房的增值实现后，偿还资金本息。这个方案的设计理念完全可以用于解决中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城镇建设。

 如果地方政府要实施新农村城镇的建设，我的方案是：

一、先选择省会城市，在周边造卫星城，政府首先启动的是“农产品批发市场”和市场周边配套的住房和设施。在认真做好科学的规划后，找个房产开发商，要他带资建房，政府（或政府指定的单位）在住房建成后全部买断，肯定有房产开发商愿意干，因为他没有风险；但是风险得益一致，政府可以因此而锁定他的得益——实际他只能赚建筑利润。

二、农村城镇化项目，土地成本很低，相关政策都很优惠，开发银行还有优惠贷款，加上开发商只赚建筑利润，房价会很低。以长沙为例（2004年我在长沙雷锋镇做了50亩地的农产品批发市场项目），这样的住房成本在900元以下，估计10年后住房的价格可以增值4倍（4500元，当然这些住房的建造要符合市政规划，数量要计算和控制，后面再谈）。

三、然后再找保险公司，向保险公司介绍政府的规划和设定的全部操作过程，保险公司会觉得十年后房价增值4倍还不一定有把握，但增值3倍，到3600元没有问题（因为这些住房建在交通枢纽处，是个农产品批发市场系统，从现存的大城市的农产品批发大市场周边房价的统计数字来看，房价都高于这个数字），政府做这个保险等于送钱给他。政府就为住房的潜在增值买保险，于是对这个住房增值的估价，信用等级上升到保险公司的信用等级。住房房价10年300%增值，不记复利平均年回报30%，计复利年回报在12%左右。

四、然后政府再找金融机构发行金融产品（年回报6-8%）,由于有保险公司保险，没有风险，这个金融产品一定得到老百姓的追捧。这笔资金用来解决买断房产开发商房产的首期付款（只要占总房价的20-30%就可以），其余房款由银行按揭（7-8成，利率5%左右）；再根据每期付按揭的资金需要，逐次发行金融产品（利率6-8%）解决每次按揭。

五、这样，极端的讲，即使入住的农民付不起首付款和按揭款，也可以入住，政府至少解决了农民入住的“廉租”的问题，（前10年可以让农民按能力付部分首付和按揭）。

六、10年后住房的增值远远超过资金成本（因为没有一期金融产品的资金成本超过8%，所需资金的大头70%是银行按揭，资金成本低、期限长，所以获利很容易计算），还清所有资金本金和利息后，政府将剩余部分送给入住的农民作为买这类二手房的首付款，余款由银行按揭，农民自己付按揭（进城10年的农民还没有付按揭的能力，应该淘汰，详见后面）。由于农民自己居住的住房即使增值，也无法变现，所以实际住房的建造数量要大于入住农民的数量，多出的住房以当时的市场价供应其他入住的居民（来投资饭店、服务业、加工业、物流、教育……等城市配套业务的居民），以获取住房增值利润，消化被入住农民居住的那套住房的成本。

七、至于批发市场的铺面，由于建筑成本比住房只高50%，但是增值幅度远超过住房，全部由政府（或指定的单位）买断和掌握（也可以发金融产品，用租赁收入解决资金成本），这样就可以把商业流通环节掌握在政府手里，利用新建一个城市必然发生的大量投入和消费，建立有序的流通系统，建设建筑材料市场、农产品交易市场、家用产品市场……并在发达城市建立对应的“虚拟市场”。我在长沙雷锋镇做的“雷锋农产品批发市场”项目就是一个试点，底楼为铺面，上面建住房，我住房开盘价870元（亏本），铺面3000元（利润1600元/平米），300户农民首付不到2万后入住，其余做按揭，在下面租铺面或摆地摊做生意，赚的钱维持生活，付按揭，目前300户农民已经全部变长沙市居民，没有要政府解决就业和住房问题。市场已经很红火，人气很旺，对拉动雷锋镇的经济起了很大作用。

八、关键是：

a)  住房“建设要有规划”：我提出了“农产品批发市场的骨架理论”——农产品批发市场体系在农业中的作用，等同于道路体系在市政规划中的作用，要有节点和节律式发展的概念。农村城镇化一定要与当地农业的规模和发展结合，省级、市级、县级的农产品批发市场，要根据当地农业产业的规模分别规划和设计，形成科学的系统。其实住房的价格并不取决于住房所在的物理位置，而是取决于该地的人气，批发市场是最容易聚集人气（资源和供需市场）的，批发市场周边的住房增值最快，如果将铺面的增值考虑进去，平均住房的价格10年翻4倍绝对没有问题。

b)  在省会周边的新城市，轨道交通可以同步建设（不是开通）：现在城市轨道交通都是“被动的建设”，最大的问题是两个，一个是建筑成本高，二是设计不合理（为了避开现有建筑、服从现有道路布局、降低动迁成本），无法将轨道交通用于物流。农村城镇化在规划轨道交通时，一定要把物流的节点和人流的节点重合，利用人流的休止期（晚上11：00以后至凌晨6：00）做物流。（譬如将牛奶、面包、水果、蔬菜运进来、将良好包装的垃圾、轻工产品等运出去）。在规划确定的地铁站附近建房，可以大大提高房价和利润（即使地铁要5-8年后再开通也没有问题），将这部分利润用于轨道交通的“壳体建设”——用大型开沟机开沟后，预埋水泥预制件，由于没有动迁成本，明沟加预制件建设，建设成本很低。在城市人口密度够了，再建设地铁，由于物流的利润可冲抵部分运行成本，加上建设成本低，地铁的经营不会有困难。（可以请人精算）

c)  美国的次贷发生危机有两个重要原因：一个是住房的超量销售（供大于求），二是金融机构获取了太高的利润，把几十年后住房的增值预先卖掉了（就像中国的上市公司，把100年以后的预期利润都卖了），由于信息不透明，造成监管失控、广大投资者盲目追捧。我们要吸取这个教训，在建设农村城市的时候，一定要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严格控制住房规模，原则上应该按需求的70%建房，造成供不应求，建立门槛，让30%左右农民中素质不好的懒汉进不了城（10年后还没有生存能力的）。另外，一定要控制金融机构的利润，确保住房的预期增值有很大一块回归农民。

九、这个项目一旦启动，前期进入的农民主体一定是两类人，一是农村中的“精英”，本身有商业意识，也有一定的积累，有能力支付首付款和按揭款；二是农民工中的精英，这些人可以在建设新城市的过程中首先致富。

十、这个项目需要大量的基建工作，农民工就回到自己的家乡打工并逐渐成为居民了（农民都愿意在家乡立业）。中国在上一轮经济高速发展时，大量农民进城打工，没有变成居民，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民工，这个阶层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具有极大的“潜在危害”！因为他们习惯城市环境，已经“回不去”了！他们老了以后，由于没有社会保障，会成为社会极大的负担；他们的下一代，由于“四不管（国家、社会、企业、家长都不管）”，又看到了城市的灯红酒绿，会成为极具破坏力的一代！所以这个项目启动以后，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的问题。

十一、  新城市周边的市政建设一定要与国家的4万亿投入结合，由政府解决外部条件。

十二、  我在参与的《国际儒商学会》汇聚了不少东南亚侨商，他们都非常赞同我的方案，也愿意投资，为解决农民的疾苦做点贡献。中国金融业中，唯独华侨资源没有用起来，所以我的意见就是组建《中国华侨银行》，不搞存贷款业务，专做农村城市化项目，实际上这个项目的利润极高！这个项目国家会给予土地税收等政策优惠、国开发贷款等，加上开发商的房子是被买断的，只赚基建利润，住房的成本可以控制得很低，但是增值的空间却很大。整个过程中所有的金融产品的成本都低于8%，加上铺面的增值和延伸市场的把控，发展空间极大，利润极高。在模式做成后，可立即推广到东南亚和世界不发达地区，抢占世界市场，集聚世界资金。

十三、  解决当前金融危机还是要钱的，国内政府能投入的资金是个定值，被某个城市（或系统）“抢到”多少资金，其他城市（或系统）能拿到的资金就减少。而用华侨银行可以引进大量境外资金、发金融产品可以同时吸纳境外和境内大量老百姓资金，项目的总量很大，可以解决大量的就业岗位，又是规模极大的基础建设，拉动的消费极大。在解决农民居民化的同时（减少了农业从业人口，为农业规模化打基础），又建设了科学的农产品集散和物流体系（骨架），在这个基础上可以逐步做到农产品“可追溯”,还解决了农民工问题，为根本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打好了基础。国际社会对共产党解决农民问题的决心是看到的，对共产党的资源调动能力是佩服的，对中国的消费市场之大是佩服和认同的，所以只要运作规范、信息透明，在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大量外资来买中国的这个金融产品是完全可能的。

十四、  做这个项目的政府或指定的公司一定要讲社会效益，要把住房增值的大头反馈给农民和用于新城市的建设。只要抓住了流通的渠道，这个项目可衍生的业务太多了！

十五、  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令全世界瞩目，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足以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影响，人民币已经逐渐走出国门，建立国际金融中心、迅速提升中国的金融地位已经成为当务之急，中国也可以利用自己的巨大市场、政府集聚资源的绝对能力、操作的透明、监管的严厉，集聚全世界的资金用于农村的城镇化建设；更可以在完成几种试点模式后，迅速向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发展这个业务。

 根据我自己《流体经济学》理论，一个国家的经济要高速有序发展，就是要使“资源有序的流动”（循环经济的本质）。

    自然界水往低处流，是因为“引力场”的存在。市场经济环境中，资源（不仅仅指钱，还包括人才、技术、信息、消费、物质、能量……等各种资源）往高处流（往效率高的地方汇聚），也是因为市场经济环境就是一个“引力场”。

    我们在研究地球上所有物理系统时，都不会忘记产生重力的“引力场”；我们在研究市场经济环境里的经济现象时，也一定不要忘记吸引资源“自发”流动的“资源引力场”。

    事实上大家在设计和实施微观经济项目时，都在利用这个引力，以提高效率；问题是从宏观看，这个“资源的引力场”总是让资源高度的向经济发达区域汇聚，会造成经济发展和贫富的极端不平衡，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进程是个现实的例子。

    这两种“引力场”的作用都是让系统“熵增”，进入无序状态。自然界的水如果没有太阳光的能量使其蒸发循环，就会全部聚集在最低处，进入熵最大的状态。资源向经济发达地区高度汇聚，也是一种越来越无序的状态，当然经济规律也会来“自然调节”（譬如大城市综合症，就是资源的效率下降引起的），但是这种调整的成本很高，效率很低（就像水从四处流入一个湖后，慢慢溢出，无序的流向四周一样，我们现在大城市的发展模式就是这种“溢出式”的发展模式）。

发展“循环经济”，本质上就是要让资源有序的流动和循环。

    所以在农村新城市初具规模后，政府要尽快把发达城市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新城镇，一方面降低了这些产品的成本，增加了该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又腾出了大城市的空间，有利于大城市的产业结构调整，可向更高端的产业发展；另一方面，也调整了新城市的产业结构，使其开始向工业化发展，同时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可以吸纳更多的农民进城，并逐步在生产实践中提高他们的素质（农民成为居民和工人在形式上只要在城市定居和就业就可以，但在“内容”上要成为居民和工人，是需要一个在时间中培育和提高过程的）。

    另外，要根据“城市的老龄化”、“城市居民回归自然的需求”，利用农村新城市的现代市政格局和自然环境优势，发展“养老院、生态旅游、生态居住小区”等项目，逐步实现大城市的“逆城市化”，让大城市的这类需求（市场）流向农村新城市。譬如，在大城市退休的居民，往往最大的财富就是自己在居住的房子，但是这个房子不仅不能变现，还因为自己居住在城市，增加了生活开支；大城市所具有的优势（繁华热闹高端消费），并不是他们的需求，他们希望“廉价、宁静、绿色”的环境，在大城市无法得到。只要周边的新农村城市具有“交通便利、医疗和供应设施齐全、小区环境和治安良好”，他们很乐意卖掉自己在城市的住房，在新城市买房住下，房子的差价，可用于提高自己生活水平的消费，或用于去各地旅游；他们的子女和亲朋好友，也会在周末或节假日来新城市看望他们或度假，这些都会拉动当地的消费和各地旅游的消费。另一方面，他们的搬迁也给来大城市发展的各地人才腾出了空间（住房），调整了大城市的人口结构，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大城市“溢出式”发展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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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与儒（余季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