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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3-22

他们本该上学,却流入城市谋生,自我选择抑或迫于生计,这都象征着农村教育的失败

  三年前的正月十六,秦巴山脉深处寒意未退。蜿蜒的山路上,17岁的陈有明只身一人坐上前往延安的长途车。他的学业止于初三上学期。
  他有点心烦意乱。刚刚过去的期末考成绩不理想,他彻底与重点高中无缘。老师劝他读中职,他拒绝了。和班上一半多的同学一样,陈有明心里盘算——书读不动了,考不上好高中,不如早点出来打工。于是,春节一过,不顾父亲的反对,他与家人不辞而别。
  隐匿在城市的工厂区、城乡接合部、城中村,甚至街边的小饭店里,更多像陈有明一样的农村孩子,提前结束了中学教育,独自谋生。
  专注于流动儿童教育、公益组织“新公民计划”的项目官员魏佳羽,通过多年观察发现:这些孩子刚离家时年纪还小,会去家乡附近的城市,多有亲戚照应,然后会越走越远,渐渐汇入成年农民工的大军。
  这样的孩子有多少?官方至今没有公开确切数据。综合各类研究,估计全国每年约有三分之一的农村孩子从中等教育流失,人数在300万左右。
  有学者对贫困的中西部农村通过大样本研估:63%的孩子没能完成中等教育,其中约一半在初中时便已辍学。
  这项研究由农村教育行动计划项目组(下称REAP)开展。团队于2007年至2013年间,在山西、陕西、河北和浙江四省的262所农村初中、46所普通高中和107所中职,跟踪了约2.5万名学生。
  研究估计,在贫困农村地区,假使有100个学生进入初中,会有31人在初中期间辍学,初中毕业后又有23人辍学,随后46人进入高中(包括中职和普高)读书,最后只有约37人能够坚持到毕业。
  各类研究显示,中国农村初中的辍学率约为10%。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教授刘成斌在论文《农村青少年辍学打工及其原因》中提出,全国农村初中辍学率高于10%。据此推算,2009年,中国14岁-35岁的初中辍学人口约2000万至3000万。
  中国贫困农村人口约占农村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农村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二。据此,结合上述研究结果推算,平均每年有约三分之一的农村孩子从中等教育流失。以全国约1500万的入学人数计算(约为2010年人口普查时12岁人口数),这一数字达每年300万。
  但在官方话语中,辍学是一个敏感词汇,初中阶段辍学率也一直处于3%以下。中国在2000年宣布实现“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义务教育人口覆盖率达到85%。在“普九”评估指标的硬性要求下,官方公布的辍学率,已被控制在3%左右,并逐年走低。
  2011年9月起,为了迎接国家一级对“两基”达标的检查,各省开始了对各县市的评估。考核指标包括初中入学率达到95%,初中辍学率必须控制在2%以下。
  教育部有关负责人对记者并不讳言:3%以内的辍学率,乃是全国平均后的结果,农村地区,尤其是西部农村的实际辍学率远高于此。
  2012年,在甘肃陇南的一些乡村中学,记者了解到,为了达标,普遍存在数据造假。
  官方的统计口径与学者不同,也使其数据极低。据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和地方教育局工作人员介绍,官方统计的辍学率依据的是每年9月开学报到那一天实际到校人数,且以一年时间的人数变化为准,“主要为了每年考核、追责方便”。而为了应付考核,学校也有一定手段。例如,杨东平称,老师会尽量让所有人在开学这一天到校。
  陈有明便是这300万大军中的一员。离家三年后,他在西安一家中档餐馆当上了厨子。这是他的第三份工作。
  三年里,他在餐馆打杂、做学徒,拿着千把块的薪酬。每晚9点下班后,陈有明会和同事们结伴穿过西安的高楼、车流和灯光,回到一条堆满白色垃圾的漆黑巷子里的出租屋。同事多与他年龄相仿,其中一个只有15岁。
  20岁的陈有明不善言辞,回忆起三年前负气出走,已有悔意,“出来干活很少有再回去念书的”。他的话停在了这里。
  REAP项目负责人、长期研究中国教育问题的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罗斯高等学者认为,如果中国仍有大量学生在中等教育阶段流失,必将在不远的未来导致中国经济发展停滞和高失业率,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
  换句话说,这些从底层挣扎出来的孩子,或将面临比他们的父辈更艰难的未来。
念书不如打工
  贫困不再是辍学的主要因素。早在十年前,贫困还是农村学生辍学的重要原因。但自2007年“两免一补”政策在全国范围内推开,因厌学而辍学的因素替代了贫困。
  REAP该研究的作者之一、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易红梅,曾在2012年的一项研究中提出:传统的经济因素,例如贫困,只能解释8%的辍学行为。“成绩不好不如打工”成为更常见的答案。
  陈有明的家在秦巴山区一个山村,离镇上的初中有半小时脚程。他是中等生,在班里只能排20多名。这个分数可以上普通高中,但与重点高中无缘,“两所学校分数差六七十分”。大他一两岁的同村人告诉他,普通高中乱得很,都不学习。他说,这是他辍学的直接原因。辍学也是班上一半多孩子的选择。
  中国的农村中学分化严重。“初中分两类:有希望的,没希望的。”魏佳羽说,高中则一般分为省重点、市重点、普通学校,各省之间还存在差异。魏佳羽表示,不论初中高中,普通学校没有希望,鲜有人能考上大学。
  由此,重点高中成了香饽饽,在乡村“中考竞争比高考还惨烈”。“过了这个坎,上大学就有了保障,否则,后面只是浪费时间。”魏佳羽说。
  刘成斌分析,原因在于中国高中教育只是大学教育的预备场,没有独立的人力资本贡献、社会分化效应。
  当这些“没希望”的学生们思考自己的未来时,他们会发现,自己面临高昂且仍在不断上升的机会成本——打工的高回报。放弃高中,乃至放弃中考,是理性的选择。
  那些放弃中学学习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在短期内能赚取不错的工资。
  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黄季焜等学者的研究表明,在2009年左右,几乎所有年轻、健全的农村劳动力都能在沿海省份找到一份非农业工作;一个普通非熟练工人的月收入相当于贫困地区农民的年收入。
  农村学生的家长心中也有一本经济账。秦巴山区某镇的初中教师吴老师表示,孩子如果上了高中、大学,需要投入一大笔钱,毕业后在城市工作,赚钱不多刚好养活自己。但想在城里定居,买房又是一笔钱;如果早早去打工,几年后孩子就能攒下结婚的钱,“在农村建个房子只需要十几万,结婚的事张罗完,作为父母的义务也尽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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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教师留不住
  学生流失越多,优秀老师留不住,学校教育质量下降,进一步导致学生成绩落后。这一恶性循环发生在农村部分学校。
  秦巴山区某镇中职辍学学生夏晓鹏见证了初中母校的没落。“这个学校以前还行,学生也多,很多能去重点高中。后来人少了,辍学的也多了,慢慢不行了。”如今这所乡镇初中的初三年级已被撤并。
  师资匮乏是农村学校面临的一大难题。秦巴山区某县教育局余副局长表示,最大的困扰是师资越来越薄弱——优秀老师流失,现有教师年龄老化。
  针对该问题,教育部实施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任教的“特岗计划”,2006年以来招聘近30万名特岗教师,赴中西部22个省区3万多所农村学校任教。
  但余副局长坦言,这些新血液反而让学校头疼,“特岗教师都是没有经验的大学毕业生,直接放到基层学校,业务水平不够,有的连黑板字都写不好,在学生眼里就没有权威。”
  在REAP的调研中,师资力量与学生的辍学率有明显关系。以在职教师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比例不足30%来作为“师资力量较差”的判断标准,此类学校初一、初二学生的辍学率分别为8.4%和12.1%,显著高于其他学校的4.3%和8.4%。
  当时的重庆涪陵区高考招生办公室主任向学者表示,高中阶段,一般来说,辍学率比较高的学校主要集中在农村中学或者是那些新办的学校,师资设备比较差。
  中职学校质量差则成为学生和家长的共识。REAP在调研中发现,上中职实际上使学生的文化课成绩退步,而专业技能也没有提高。
  REAP的访谈中,不少中职的孩子抱怨:“感觉中职是想方设法地骗我们。课堂很差,老师讲的没有人能听懂。我们就坐在那里,很多人整节课都在睡觉,每天都有一半的同学不来上课”;“一到考试,老师就提前给答案,让我们考试时抄。”
  恶性循环的背后是教育资源分配的失衡。2013年的新《义务教育法》执法检查报告称,义务教育投资城乡差别巨大,2011年,农村普通初中生均财政预算支出比城市(含县城)少近900元;不同省份之间生均公用经费分配失衡,中西部地区投入滞后,2011年,全国普通小学、初中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支出,最高省份超出最低者约9倍。
“学困生”出走
  “辍学分两类:学校管得松,觉得没意思,不如去打工玩;学校管得严,接受不了,(老师)逼得不行,学不进更不想学,逃学多。”家住秦巴山区的“00后”胡勇强在春节后离开了初中三年级的教室,他告诉记者,他属于后者。
  不管是哪一类,他们在老师眼里有着统一的符号——“学困生”(或“差生”)。最明显的问题即学习成绩不理想、学习动力缺乏,两者互为因果,陷于循环。
  刘成斌表示,无论初中高中,学校里往往区分重点班、非重点班,差班生有意无意就被忽略掉了。他通过调研发现,成绩差的班明显辍学率更高,“重点班辍学的一般就一两个,差班生50%的人到了初三都不上了”。
  多位学者分析,这些“学困生”学习动力不足,在应试高压下,自己真正的兴趣爱好被压抑。
  在学校,“学困生”往往抱团取暖,与主流教学集体格格不入。这个群体里先行逃离的人,成为被效仿的对象。
  “过年在外打工的回来,一吆喝‘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们的工作量就变大了。”上述地方教育局官员余副局长表示,每到年节,初中辍学的孩子变多,他们需要挨家挨户去劝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牛建林研究发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地区,一个区县同龄人外出务工的比例越高,在校学生辍学的可能性越高。
  在老师眼里,面临绩效考核的压力,学校对他们难有耐性,矛盾和冲突时常发生,甚至会委婉或直接地劝退他们。
  本应在陕南一所初中读初三的洪霞飞在初三时留级,用她的话说,她“比较捣(蛋),和老师过不来”。在她眼里,老师对她存有偏见,“留个级,那些老师就把我班同学叫去说,不要和我玩”。
  偏见来自考评的压力。学生每次重要考试的平均分、总排名、及格率,都和老师的绩效工资、年度考核、职称评定相挂钩。“(学生的成绩)涉及老师的脸面、工资。”吴老师坦言。
  REAP项目组成员、陕师大教育实验经济研究所所长史耀疆在调研中发现,一些老师会想办法劝退差生,“老师会说,‘你看你学得这么不好,会影响我,能不能转学?’”他表示,该体制最大的危害,就是逼着老师把想辍学的孩子推出去。
  这样的压力传导到青春期的孩子身上,往往成为“最后一根稻草”。洪霞飞在重读初三上半学期的期末与那个“看她不顺眼”的老师大吵一架,一气之下再没回过学校。
  老师态度粗暴足以成为学生辍学的原因。访谈中,有孩子说,“我不喜欢我的英语老师,她脾气不好,经常骂我们,有时候不让学生进教室,他们不得不回宿舍。她也打学生,很多时候用手打。”
  “(对差生)挖苦讽刺打击太多”,余副局长认为,师生关系紧张是导致辍学非常重要的原因。魏佳羽表示,尤其是在管理很严格的学校,氛围压抑,学生学习不好,老师心情也不好,“老师对学生的状态就像训小动物一样,不对等”。
  北京大学现代农学院副教授罗仁福表示,辍学率的高高低低是个动态的过程,但本质上是差生群体问题。过去是通过留级的形式体现,后来是在校园里拖着,在就业形势好的时候就去工作。“问题一直存在,只是表现方式不一样。”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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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3-22 16:23:22
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
  平时成绩不错、听话乖巧的男生胡学宇在初二辍学。后来,老师开始理解他:他家经济不差,但他没有自制力,辍学后和社会上的一些哥们成天上网,“和他们在一起有归属感。表面上很听话,平时看不出来”。
  更为深远的原因是,他是留守儿童。
  “辍学是长期问题的突然爆发。”在秦巴山区某高中任职、具有多年心理辅导经验的乔老师说,“这个年龄的孩子需要认同,同时自我管理能力差,辨别是非能力不足。”这需要合适的家庭教育模式、家庭结构,需要旁人给孩子信念,让他们有能力对自己负责,处理学习、生活、成长的关系。
  乔老师说,“往往等孩子辍学时,问题已积累到一定程度,很难再拉回来”。
  已经顺利考上高中的留守儿童寇子湛讲述了他内心的成长。一直到十一二岁,他都和爷爷奶奶一起睡。他从六年级就想好人生怎么做,很忧郁。一年四季,父母不在家是常事。爸爸近50岁了还骑着三轮车送家具,妈妈在工地打扫卫生。11岁的时候,他看到身边的事情就一直在心里想,说来说去都是钱,所以想早早赚钱,爸妈就不会不在家。
  寇子湛的父母只有小学文化,平时和他几乎没有交流,也没时间交流。
  在REAP长达六年多的研究里,共为5万多孩子进行了心理健康测试(MHT),结果让人吃惊:74%的农村学生显示出高风险心理健康问题,这一比例在城市学生中只有5.8%,差异近13倍。
  心理健康问题是导致农村初中生高辍学率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后期更小范围的两年跟踪中,REAP发现心理健康问题最严重的10%的学生里,辍学率达8.41%,是心理健康情况最好的10%的学生辍学率的3倍以上(2.68%),而学习焦虑远远高于其他问题。
  父母外出打工的农村学生辍学率更高。REAP的研究证明了留守与否与辍学的关系:初二的留守学生辍学率为13.0%,显著高于非留守学生8.6%的辍学率。
  乔老师说,大山里的留守儿童多,他们中80%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学困问题。村里的孩子,在父母缺失的状态下,孩子的心灵领引人缺失。
  乔老师发现,这个年龄的孩子心理认知很单一。给高中的孩子做“房树人”测验,让他们用画画表达对家的感受。最后发现,表现的都是“一个模板,人生目标不明确、青春期影响、家庭教育缺乏爱与关怀,找不到家庭对辛苦学习的支持”。
  辍学成了一个出口。对于青春期的孩子,“到城市去”是一句充满豪情和希望的口号。
  陈有明算是“半留守儿童”,父亲在他五六岁时去往全国各地的工地干活,最后落脚西安,母亲本在家里经营一点土地,2013年,终于也前往西安打工。
  陈有明还有个小他三岁的妹妹,在县里上完初中,排名中上。然而,妹妹在拿到普高的录取通知书后,还是离开校园,追随他在西安一家商店做收银员。至此,一家四口以外乡人的身份,在西安相聚了。
知识改变命运?
  如果把这些孩子嵌入人力资本的统计数据里,累计已有几千万人口的中等教育缺失者,将和未来几十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命运紧紧相连。
  罗斯高认为,中国经济正在向高附加值产业转型,各行各业均需要知识、技能水平更高的劳动者。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向外转移的人口主要是农村的中学毕业学生或者中学辍学学生,大体是16岁-1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这部分人在2014年的时候达到了最高点,从常住人口的统计口径,达4000多万。
  在罗斯高看来,在当前用工短缺的大势之下,仅有初中或初中以下学历的年轻人尚能轻易在城市找到一份低薪而辛苦的工作;但随着中国产业的转移和升级,低素质劳动力群体的扩大将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隐患。
  初中一度在辍学边缘的操悦,如今在上海一家电器厂打工,每天一个人在工位上计时组装一个又一个同样的断路器。
  操悦发现,这里没有人用心工作。回想起学校的教育,他有点不满,“学校的教育已与社会脱轨。把社会美化了,净挑一些特殊的、成功的在那说……”“现在的我没啥思想……脑子里很糊糊的。”他说,虽然知道应试教育不好,但将来不一定有能力给自己的孩子更好的教育。
  这些从学校流失的孩子,比起他们父辈,也许接受了更多的教育。胡勇强说,他的姐姐那代,初中辍学的是现在的好几倍;他也曾听父母说起他们念书时辍学的更多。
  但是,这能给他们比父辈更好的未来吗?
  岭南大学社会学及社会政策系博士后研究员江晋博士正在进行一项研究,有关中国教育扩招与不平等。初步结果显示:虽然中国的人均受教育年限上升,新生代总体比老一代获得了更高的学历,但在同辈人之间,学历开始“贬值”,且教育的不平等在增加。
  如果事实如此,身处劣势的农村孩子,该如何思考自己的未来?
  秦岭深处,一条南北贯穿的道路旁聚着一些人烟,那是一个小镇。沿街的屋后,连绵着山。每天清晨,天还未亮,镇上惟一一所初中的铃声在山谷里回响。这所陪伴了几代人的校园里,学生从几十年前的千余人流失至300余人。
  天光渐明,学校围墙上,几个大字渐渐显露——“知识改变命运”。那曾经是一句人们深信不疑并为之振奋的标语,如今,墙上鲜亮的颜料已剥落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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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3-22 16:24:14

家乡是他们的流放地

  18岁的王景义蹲坐在家后山的顶端,沉默地看着远方。
  冬天的西海固是旱渴的黄色。峰峦石脉茫茫无边,四野苍凉,丘陵上一个个圆圈循环往复,像煎得焦黄的油饼。三年前他离开家乡时,是秋冬之际,风景比现在更悲凉。
  他瞒着家人从学校逃了出来,收拾几件衣物,坐上了去银川的车。他的初一上了不到一个学期。从那以后,他的书包就挂在房间的角落里,面对着一块写着“知感”的书法牌匾。出逃总是刺激的,他看着倒退的风景,心中兴奋不已:不用再看着二三十分的试卷心灰意冷,也不用对着无解的数学题无名火起,不用因为开小差和逃课被老师鞭抽棍打,也不用听着外出的哥们儿高谈阔论而心生羡慕。他早就觉得他不是读书的材料,还不如去外头闯闯,他在实现生命中“第一个伟大的念想”。
  三年后,当他回到熟悉的后山头,却早已没有了当时的兴奋。两个月前,他在银川打工的餐厅春节放假,他回了家,到现在都没再出去。那份工作太累了,每天超过13个小时,在后厨什么都做,完了回宿舍闷头大睡,起来又是反复的劳作。而现在,除了帮忙家务农活,每天大部分时间,他都躺在土炕上用手机看魔幻网络小说。他读得慢,因为字认不全,但他喜欢被另一个世界包围的感觉。
  三年里,王景义也后悔过。当年逃离的快感消失殆尽后,他撞上了坚硬的现实——辗转银川、北京、新疆石河子这些城市,想找轻松的差事,要文凭;找不累的工作,要识字。出逃半年之后,他一度想回到学校,先凑合着读完初中,却被告知“义务教育的注册已经被取消了”,重新读书就要先缴800多块钱不知名的费用。他转身作罢,尽管他知道问家里要,家里就会给。但三个姐姐和妹妹都在上学,母亲身体经常不适,突发心脏疾病也不去医院,生生自己熬了过去。即使重返学校,也是科科红灯,何苦浪费呢。
  后来,职业高级中学都没留住他。他对改变感到无力,甚至挫败。因为什么,从什么时候开始,却也说不清楚。
  对于每段生活细节,他都尽力地回忆和讲述。只是每次被问到“当时在想什么”“当时什么感觉”之类的问题时,他就只有寥寥几句,“烦啊”“有点后悔”,又或者尴尬地笑着说,“这要怎么说呢”,就没有了下文。
  不只是王景义。我们此行探访宁夏西吉县白崖乡,跟十几个辍学少年相处时,都问到他们当初离开学校的原因,回答基本是“成绩太差还不如打工”“被老师打太多了”“羡慕外面自由的人”“家里拉扯太大”等。然而,当问到他们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心里做何感受,每个人都无从开口。
  白崖乡所在的西吉,加上海原和固原等七个国家级贫困县,被统称为西海固。这片地处宁夏南部的山区,也是黄土高原东南角的回民山区的代名词,因为苦旱灾变,素有“贫瘠甲天下”之称。1972年,联合国粮食开发署评定西海固为世界上“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在教育上,西海固一如中国其他贫困农村,意识的禁锢、资源的不均、经济的贫乏、校园氛围的僵化等原因造成了辍学率高居不下。
  但事实又远不止如此。
  我曾把少年们的语塞和这些无从梳理的线索,私自归咎于西海固的苦难。在如此残酷的环境下,人们可以用一窖冬天融化的污水度夏——他们太善于淡漠痛苦了,宗教信仰给予他们力量,使他们得以以“牺牲者”的姿态捱过千秋万代。
  然而,正是因为太善于淡漠痛苦,他们对绝望习以为常。我们跟几个孩子的父母聊过。他们知道读书的价值,愿意不惜一切供养,他们希望孩子走出大山,出人头地,所以当孩子离开学校时,他们暴跳如雷。但是,当孩子为生计奔波,为未来疲惫不堪时,他们却说,生活就是这样。
  千百年来,没有人告诉他们,不能认。土炕下燃着的牛粪残叶、被风雨漫漶的窑房、焦黄红褐的叠嶂,都沉默着一言不发。
  但我们遇到的孩子,已经被外面的大时代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们不再那么笃信,他们尝试改变自己的生活。突围而出的路有很多:读书这一条,在环境的不公下,偏偏最先让天生天养的他们尝到苦涩。而外出打工这一条,尽管也让他们举步维艰,但那是后话了——每个辍学的人在出逃时,都被虚妄的自由诱惑过。而之后再不济,再别无他法,比起父辈所承受的苦难,这条路也足够平坦开阔了。所以他们先纵容自己,再忍耐了一切。
  “这好像是一场很久的预谋。”在银川一家火锅店打工的王彦龙这样总结。他说,他到初二成绩都还不错,老师也不打他,但到了初三快要中考时,读书的念想好像磨损过多的汽车轮胎一样,日渐平瘪。某一天早上,他躺在宿舍的床上,丝毫不想去上课。那一年,班上一半的学生都在中考前陆续离开了。
  “预谋什么?”
  “不读书。”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预谋?”
  “嗯??这怎么说呢。”
  他后来差十分没考上高中,上了一所职高,发现功课跟初中一个德性,还是做得一塌糊涂,就干脆辍学出来打工了。他说,他觉得知识是能改变命运的,所以如果自己的妹妹不读书会狠狠扇她两巴掌。他还说,他不喜欢现在的工作,但这是他必须要走的路。
  “那在你对读书丧失兴趣时,为什么没有觉得学习是你必须要走的道路?”
  “它不是啊。”
  “为什么?”
  “我不喜欢。不想读了。”
  “可是你也不喜欢你现在工作啊,为了能过得好一点,你却愿意咬牙坚持。”
  他没有说话,大概理不清了。我觉得自己多少有点咄咄逼人,也不再追问。突然间,尽管脑海还是一片混沌,我却好像有点理解他们。
  我对解释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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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3-22 16:24:55

辍学少年

  云梯顶端距离这栋三层厂房的楼顶还有30厘米。爬到顶端后,王春龙靠自己瘦弱的手臂翻上楼顶。梯子的底部支撑在坑坑洼洼的黄土地上,晃动加剧。王春龙死盯着颤抖的梯子,停了几秒钟。他两手抓着梯子扶手,用下巴调整了右肩上那盘长200米的监控线缆,他的任务是让电缆从这个楼顶越过。因为恐高,王春龙接连两次没能完成类似任务。这一天他们给沙场装监控摄像头,在沙场中爬上爬下,从中午12点不停歇忙到下午6点。
  宁夏西吉县位于自然条件恶劣的西海固地区,距离银川近六个小时的车程,是国家级贫困县。19个乡镇306个村,散落在层叠连绵的黄土高坡上。大部分地区缺水,泥土干燥疏松,难以耕作。辍学在家的王景德和弟弟王景义,在黄土地上,正忙着扯掉地上的塑料薄膜。等到了农历三月,天暖了,雪化了,就可以套上家里的驴和牛去耕地了。
  三年前,16岁的王春龙就读于宁夏西吉县白崖中学。那时正读初三,距离中考还有三个月,老师建议班里后20名的同学不用参加中考了,直接上县城职中。王春龙是其中一名。他和父亲去学校咨询时,校长更加肯定地说:你这个成绩是不可能考上高中的,考了还拉班级后腿。父亲想让王春龙读完高中,“不指望他考大学,多识几个字总是好的。”之所以不让王春龙去职中,是因为那所职中名声不太好,学生打架的事儿挺多的,怕王春龙去了受欺负,或者跟着学坏了,“那还不如不上。”
  早在被劝退之前,王春龙已没有心思读书。一方面是因为成绩不理想,尤其是英语。他每次上课都提心吊胆,生怕老师提问时答不上来会被打骂。邻居同龄人王小平就因为受不了老师的打骂,还没上初中就辍学了。王小平的父亲说,老师打学生是对学生负责,家长能理解,毕竟管得严是好事,“但是不该侮辱(孩子)”。
  王春龙之所以不想继续上学,另一方面是熟识的同学陆续辍学。王春龙的同学王彦龙保存着的班级毕业照——初一时班级里有45个学生,到毕业时只剩下了21个。
  辍学打工后回学校玩的学长们身穿时髦服饰,手拿新款的手机,毫无拘束地嬉笑,这些被在学校里的王春龙他们看在眼里,心里甚是羡慕。王春龙觉得,“就算考上一个一般的高中,三年后考不上大学还是要出来打工。况且,大学毕业后还不是要打工。 ”
  不用去上学的王春龙,觉得辍学是种解脱,每天可以睡到自然醒,直到家人喊他吃饭,不用计划着如何请假或逃课,白天有充足的时间可以打篮球、泡网吧,晚上可以去山上抓兔子和野鸡。父亲四处打听,劝他去考驾照,学手艺。后来春龙去银川打工,在一家火锅店做帮厨,每月工资1500元。在银川他遇见了同样辍学打工的同班同学和村里的伙伴。他用打工挣来的钱买了部新手机,每天下班后,他就躺在集体宿舍里的床上聊Q。他在火锅店的工作主要是配菜。他干了半年,发现压根儿学不到什么手艺,就离开了银川回家。王春龙现在跟着堂哥做安装监控摄像头。
  白崖村里的网吧是王春龙的堂哥王静文开的,也是辍学少年的聚点。家在隔壁村的陈亮和苏文忠,也会跑到这里来打游戏,打累了就围着炉子睡上一会。两人在学校跟老师发生冲突后辍学,有了更多时间泡网吧。苏文忠跟着爷爷奶奶生活,陈亮的父亲每天在养牛厂忙得团团转,两人均无人看管。
  在说到辍学的原因时,不少学生都提及了学校和老师。但老师也表示无奈。王春龙的英语老师怀孕八个月了还在代课,每星期15节课。在她看来,辍学已经是一种顽症,是由各方面因素造成的,不只是学校和老师的问题。如今老师流失问题严重,每年都有优秀老师被“选拔”去了城里的学校。对于王春龙没能参加中考的问题,她称这个问题太敏感,不便多说。在他们学校,升学率和老师的奖励机制挂钩。
  3月的西吉天空,蓝得让人眩晕。楼顶的地面踩起来很软,像白崖村南面原始森林里的腐植层。在这片由黄土、飞沙和落叶构成的“地毯”里,竟然长出了五株不知名的小树,所有的枝干都展现出一种挣扎着向上的力量感。王春龙年轻的喉结在西海固正午强烈的阳光里上下运动,仿佛是在努力拦住将跳出来的心脏。堂兄王静文用干哑的嗓音喊了声注意安全,搬着梯子去了下一个攀爬点。安置好后,王春龙应声走去。
  这样的打工生活,王春龙说不上好还是不好。关于未来,他也没怎么想过。
  王春龙说,他没什么梦想,但希望家里读书的妹妹能考上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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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3-22 16:27:37

中国农村中学辍学调查

  长期以来,教育被认为是促进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推动力之一。中国的历史也同样印证了教育在增进经济发展水平上发挥的重大作用:1979年改革开放前的高比例的小学入学率和初中入学率,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在之后30余年迅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东亚其他国家,20世纪下半叶经济增长最快的都是那些中学入学率高的国家。
  不幸的是,基于八次大规模调研收集的来自四个省24931名农村中学生的数据,以及与52名样本地区的农村学生的深入访谈,我们发现,农村地区整个中学阶段(初中、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的累计辍学率高达63%。
  像其他中等收入国家一样,中国正致力于从低劳动力成本的产业转向高劳动力成本的服务业和工业。随着经济向高附加值产业的转变和工资的上涨,从业者需要接受更多的教育来掌握必须的知识和技能以适应工作要求。如果没有完成中学教育,年轻的从业者将很难从正规部门找到一份收入可观的正式工作。很多人将不得不在非正规部门就业(这些工作的收入很低而且未来也不太可能增加)或者失业。除了上述对个人和家庭的不利影响,如果辍学率继续保持当前水平,整个国家的收入不平等问题将继续存在甚至变得更加严重。从长期来看,不断增长的失业率和持续扩大的不平等问题,将阻碍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抽样过程和数据收集
  本文使用混合方法探索中国农村中学阶段辍学现状、相关因素以及潜在原因。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本文将首先基于过去七年在中国的四省展开的一系列定量研究的结果,总结出农村中学各个阶段(初中和高中)的辍学率。接着,我们使用上述研究收集的一个子数据集来识别影响辍学的相关因素。最后,我们使用一套新的定性访谈数据来探究学生之所以选择辍学或是留在学校的原因。
  数据收集自八次独立的调查。研究团队于2007年6月至2013年11月期间从山西、陕西、河北和浙江四省的262所农村初中,46所普通高中和107所中职收集了24931名学生的信息。中国有超过6亿人居住在农村地区,即使只考虑四个样本省份,我们研究的结果也关系到9500万学龄儿童。
  表一汇总了八次调查的基本情况。尽管这些调查在具体的抽样过程和数据收集方法上有些许差别,但所有的调查都至少包含了两轮调查:一次是学年开始时的基线调查,另一次是学年结束时的终期调查。所有学生的辍学情况都通过两个步骤来确认。首先,调查员询问班主任样本学生的辍学情况。接着,对于那些在终期调研时不在学校的学生,调查团队会向他们的同班同学再次确认他们的在校状态。高中入学的数据也通过两个步骤来核实:调查员首先与初中班主任确认样本学生是否上了高中,然后调查员会到每一所高中与学生当面确认他/她已经入学。

表二.jpg

  除了辍学的信息,基线和终期调研还收集了其他信息。在每一次调研中,调研员不仅收集学生目前的教育水平,还收集他们的人口社会经济特征。在调研中,样本学生还被要求完成一份时长30分钟的标准化数学测试,该测试的题目从国际数学和科学教育成就趋势(TIMSS)测试中抽取,用来量化学生的学业表现。王欢(研究团队成员,下同)等人的研究还对学生进行了由100道题目组成的心理健康测试,该测试方法在中国已被广泛使用,能可靠地度量心理焦虑。
  同时,一些研究单独考察了每个班中四名家庭最贫困的学生情况。这些学生通过两个步骤被识别出来:第一步是在基线调研时,调研员请班主任列出该班家庭最贫困学生的名单。第二步是基线调研时,设计一些问题询问每个学生的家庭资产信息,然后对每项资产进行赋值(基于全国家庭收支调查得出,由中国国家统计局出版——CNBS 2007),最后依据每个学生家庭资产总值,对学生进行班内排序。通过匹配班主任的排序和依据学生家庭资产的排序,这些研究识别出每个班里家庭最贫困的四名学生。
辍学现状
  八项研究都表明,农村中学各个阶段辍学率都很高(表二)。在初中,第一学年初到第二学年初有4.4%-13.3%的学生辍学;第二学年初到第三学年初有9%的学生辍学; 即便上了初三,还有4.2%-8.7%的学生会在毕业前辍学。
  根据这些研究,我们计算出的初中阶段学生累计辍学率在17.6%-31%间,远超出国家最近一次公布的初中辍学率(三年观测值)为2.6%的水平。而其他研究者发现中国农村地区初中学生的辍学率高达56%。
  包括在初中阶段就已经辍学的学生和初中毕业后没有进入高中继续上学的学生,中国中学阶段入学率最大的降幅出现在上高中前。我们的研究显示,超过一半(51.2%-53.5%)的贫困农村地区学生没有上高中(普通高中或中职)。尽管中国大城市中有超过90%的学生都上了高中,但我们的研究证实,中国农村地区不到一半的学生在初中毕业之后会继续上高中。
  即使学生进入了高中,也无法保证他们会上完高中。在那些上高中的学生中——包括普通高中和中职——辍学率依然很高。有4.2%-7.4%的普通高中学生在毕业之前辍学了。尽管这个比例已经很高,但中职学生的辍学率更是高达29%-32%。

表一.jpg

  借助于普通高中学生和中职学生的比例(2011年,54%的高中生就读于普通高中,46%的高中生就读于中职——CNBS 2014),我们可估计出中学阶段的辍学率在59%(保守估计)到63%(最高估计)。具体来说,假设有100名学生进入初中,我们可以估计出这些学生在中学各个阶段的学业完成情况。如果采用最高估计,我们可以判断出,初中毕业后,仅有(大约31人辍学——初中辍学率为31%)46人进入了高中读书(数据表示53.5%的学生不进入任何高中就读——包括初中时辍学学生)。如果54%的学生上普通高中,46%的学生上中职,那么我们也能够估计出在高中阶段辍学的人数。具体来说,25名学生会进入普通高中,但只有23人能完成学业;21名学生会进入中职,但只有14人能完成学业(辍学率32%)。总的来说,100名初中学生里只有37人能够顺利完成中学阶段的学习(14人从中职毕业,23人从普通高中毕业)。根据这一估计,如果在未来的高工资经济中到正规部门就业需要高中阶段的教育,那么仅有不到40%的农村学生做好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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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3-22 16:29:27
辍学的相关因素分析
  在上述八项研究中,有四项研究还探索了中学阶段不同时期的影响辍学的相关因素。这些研究的目的是更好地理解辍学问题的本质,以及识别出辍学的高风险人群。四项研究的结论非常一致(表三)。辍学的学生往往具有以下四个特征:学习成绩不好,男孩,年龄比较大,家庭条件差(通过分析他们的家庭财产状况、兄弟姐妹的个数、父母的受教育情况、父母是否外出打工等因素而得出)。这些结果也与国际上已知的辍学相关因素分析一致,包括竞争性的教育体系、贫穷和不断增加的机会成本。
  王欢等人首次检验了辍学问题和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该研究发现,辍学不仅与学生和家庭特征相关,而且与学生的心理健康(焦虑)有关。更重要的是,即使是控制了学生及家庭特征之后,心理健康问题还是与辍学有着显著的相关关系。
  为了更好理解辍学的原因,我们从上述研究的两项研究中随机抽取了部分样本学生进行访谈。如表四所示,我们访谈的对象中包括18名已经辍学的学生,11名上中职的学生,20名上普通高中的学生,以及3名正在初三复读准备再次中考的学生。2010年调查时,这些学生都是各自班里最贫困的4名学生之一。所有的访谈都是一对一进行的,并有文字和录音记录。所有的受访者都签订了同意书(根据我们的IRB协议),所有涉及个人隐私的信息在转录中都被删去。访谈采用了半结构化的问卷,访谈的时间为30至90分钟。。
  学生之所以选择辍学,是受以下两种机制其中之一的影响。第一,学生会理性地(有意或无意)考虑继续留在学校读书的成本与收益,然后认定他们选择辍学从长期上来说是有好处的。我们将这种机制称为“理性选择机制”(下文将详细论述)。第二,即使学生经过考虑后认为,从长期看在学校继续读书所获得的收益高于付出的成本,但他们可能当前正面临一些心理压力导致他们不顾今后的前途冲动地选择辍学。我们将这种情况称为“冲动选择机制”。
初中生和普通高中生的理性选择:对成本和能力的双重担忧
  一些事实表明,农村学生选择辍学的至少有一部分是由于对继续上学的直接或间接的担忧。如表三所示,我们相关分析的结果展示了有关于“贫困”的不同指标都与辍学有显著的相关性。中国及其他国家的研究早已发现,贫困与低水平的教育程度和高辍学率有着密切的相关关系。贫困学生更可能辍学的部分原因也是他们受到上学成本的影响更大。实际上,我们也知道,中国普通高中的学费和杂费是全世界最高的,这对于大多数的农村家庭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如上所述,在中国上高中的机会成本——用非熟练工人的工资展示——很高并快速上升。我们发现,辍学与性别和年龄有着显著的相关关系(表三,男孩和年龄较大的学生更加容易辍学),我们认为这个现象反映了机会成本对于辍学决策产生的重要影响。年龄较大的学生更可能找到一份较高工资的工作,年龄是机会成本所致的辍学问题的一个关键因素。实际上,年龄在许多研究中被当做是机会成本的代理变量。同样,由于农民工工资长期存在性别差异这一事实,男孩在中国也更易找到工资较高的工作。因此,我们认为更高的机会成本会促使学生做出辍学的决策。
  我们过去几年在中国农村做的大量试验性研究表明,对成本的担忧在学生辍学决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研究发现,给学生提供助学金能让他们继续初中学习或是增加高中入学率,或减少辍学率。例如,Mo等人的研究发现,通过提供以继续上学为条件的现金激励将农村初中的辍学率降低了60%(从13%降至5%)。Yi等人的研究发现,在毕业前八个月为贫困的初三学生提供高中三年学费的资助合约将他们的高中入学率提高了9.7个百分点。研究还显示,提供类似的现金激励,显著地提高了在校初中学生上高中的意愿。

表三.jpg

  我们访谈的结果同样支持上学成本是导致学生做出辍学决策的重要因素。我们所访问的大部分学生都指出,上学所产生的直接成本或是在学校外能容易地找到工作(反映机会成本),这是他们在做出是否继续上学的决策时所考量的主要因素。
  “我父母必须努力工作才能供我上学,因为我的成绩差,所以上学就是浪费钱。我想如果我不上学了去工作,即便不能挣到很多钱,至少也能自己养活自己了”【辍学学生-学生编号3328121】
  “我不想呆在学校因为我认为我家庭经济不好可能供不起我上学。我妈妈说即便是浪费时间我也应该去上高中,至少我能比家里其他没上过高中的人好一些。我说如果我去上高中我爸爸供得起我吗?因为上高中没有补助,也必须自己买书。我妈妈也知道这个。我说如果我在学校继续上学一年,家里所有的钱都会被花光了。然后谁也没再说什么了。最终我没上高中”【辍学学生-学生编号3106346】
  “你不读了真的很容易找到工作。如果你出去在外面花两天时间就能立马找到三到四份工作。然后你可以决定去干哪一份工作”【辍学学生-学生编号1325211】
  尽管上学的成本在学生考虑是否继续上普通高中的决策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我们的研究表明,仅有成本还不能解释整个决策的过程。例如,Mo等人的研究发现,尽管助学金将初中学生的辍学率降低了60%(或8个百分点,从13%降至5%),但仍有40%的七年级学生在接受了助学金后,还是在该学年结束时选择了辍学。当探讨辍学的决定因素时(使用横截面数据),Yi等人发现,传统的经济因素例如贫困,只能解释8%的辍学行为。我们的访谈也有类似的发现:尽管直接和间接的上学成本对促使学生做出辍学的决定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但是很多学生仍然表示成本并不是最主要或决定性的因素。很多学生明确表示,无论花费多少,他们的家长都承诺要供他们上学。这表明至少一部分学生并未面临流动性约束的制约。
  “我爸妈态度很坚决。不管怎么说,我妈妈就是不同意我不读了。我爸也说让我不要操心家里,只要我能上高中,家里再困难也会支持我上”【普通高中学生-学生编号3404621】
  “如果没有奖学金的话,只要我能考上我应该还是会上,因为我妈妈说是‘孩子,只要你能考上,不管什么大学,只要你想上,妈就是借钱,借一辈子爬不起来妈也要让你上大学”【普通高中学生-学生编号1106546】
  “爸妈就让我好好学习,不用担心钱,不然就会像爸爸一样给别人打工,受别人欺负,在外面过得不好”【普通高中学生-学生编号3505105】
  很可能是尽管预期上学的成本很高,但是学生认为他们远远超过上学的预期收益。继续上初中或者上普通高中的预期收益大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生对自己的学业能力的认识。如表三所示,我们有四项研究检验了辍学的相关因素,结果都显示,辍学和学业表现差显著相关。国际教育文献早已表明,学业表现差是最重要和最可靠的辍学预测变量之一,特别是在类似中国这样的竞争性教育体系下。
  一些学生也明确表示,与上学的成本相比,成绩是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在这项研究中一部分被采访的学生如果在上普通高中或者中职,他们会得到研究团队提供的助学金。然而,学生说奖学金对他们的上学选择并没有显著的影响,因为他们的成绩是一个更重要的因素。虽然我们事先认为这些贫困学生将从奖学金项目中获益最多,但他们认为,奖学金是否有用取决于他们的学习能力。
  “当我得到这个助学金的时候它并没有改变什么。我觉得我仍然考不上普通高中。完全是没门,我的成绩太差了。当我爸听说这个助学金的时候,他也说‘你还是考不上’”【辍学学生-学生编号1314308】
  “即便我能拿到全额的助学金,我上高中的可能性也是很低的。我的成绩太差了,所以上高中就是浪费钱。最好还是找工作挣点钱”【辍学学生-学生编号3106346】
  “当我获得这个奖学金的时候,我感觉这就是浪费。我已经没什么希望考上(普通)高中”【辍学学生-学生编号3305252】
  事实上,所有的学生都认为,成绩很可能是决定他们辍学与否的最重要的原因。
  “这就是人怎么决定要不上学的。学的会的都上,学不会的就不上学了”【辍学学生-学生编号1314308】
  “我有些朋友不上学了,有些朋友还在高中上学。关键在于他们的学习成绩。如果成绩不好就不上了。能考上高中的都去上”【普通高中学生-学生编号1327232】
  “初中时打算不上普通高中的人大多数都是成绩差的”【辍学学生-学生编号3106347】
  Li等分析了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对减少辍学的异质性影响。他们的研究结果进一步证明了学生学业表现的重要性。他们发现,为学生继续上高中提供助学金,可以显著降低中等成绩学生的辍学率,但对于成绩排名后20%的学生和成绩排名前20%的学生没有显著影响。这表明,学生继续上学的意愿可能首先是由其学业表现决定的:即便上学的花费减少,学业表现差的学生也很可能辍学,而无论上学的花费有多高,学业表现好的学生也不太可能辍学。
  此外,几乎每一个我们访谈的辍学学生都强调自己的学习成绩差并且认为这是辍学的首要的原因。这些学生认为:他们的成绩很差,继续上学也是浪费时间,主要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更高层次的教育中学习会变好。这是与国际研究结果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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