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需要状况的变化
一谈到需要，人们马上就会想到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相比之下，人们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需要理论了解得很不够。按照马斯洛的看法，人类需要从低到高，分为生存需要、安全需要、尊重和爱的需要、自我实现需要。在马斯洛看来，一方面，只有低级需要满足了，高级需要才会产生；另一方面，某种需要一旦满足，就不再能成为激励人们行为的力量；这时，只有更高级需要才能激励人们的行为。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没有关于需要理论的专著，但他们的著作中有着丰富的关于需要理论的内容 。他们不仅从需要的结构方面研究过自然需要、社会需要和精神需要，而且从需要的层次方面研究过生存需要、享受需要、发展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无论是就需要结构还是就需要层次来说，都不能认为需要是单一的，任何人的需要都既有其结构，又有其层次，只是人们往往仅意识到某一种需要，从而使其他需要处于潜在状态而已。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支配人们有意识行为的仅仅是某一种特定的需要，但支配人们全部行为的实际上是包括不同需要结构和需要层次在内的整个需要体系。更重要的是，马克思注意到需要异化现象，即低级需要满足了，高级需要却没有产生（如守财奴葛朗台）；或者低级需要没有满足，高级需要却产生了（如雷锋），尤其是所有需要都化为对货币的需要这种现象。需要的异化和需要异化的扬弃，都是需要生成的环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理论，为我们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人们需要状况的变化提供了分析工具。下面从需要与“想要”、需要与贪欲、需要与信仰三对关系角度，分析一下这种变化。
1. 需要与“想要（偏好）”
人们常常混淆需要和“想要”（经济学上称为“偏好”）。实际上，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需要是客观的，“想要”（偏好）是主观的。比如，糖尿病患者需要胰岛素，尽管病人可能根本不知道有这种东西；相反，他（她）想要的可能是糖这种对他（她）的健康有害的东西 。再如，吸毒者需要的是戒毒，他（她）想要的却是毒品。这说明，需要是客观的，尽管人们未必能意识到它，但它对于人们的生存和发展来说却必不可少的；而“想要”或偏好却是主观的，有时是病态的、必须革除的。马克思主义主张根据需要来矫正“想要”，而不是相反。
需要和“想要”的这种区别，并不必然采取尖锐对立的形式，因为更多时候，人们想要的可能恰恰是他们需要的东西。需要和“想要”只是表示主观与客观相区别的一对范畴。比如一个糖尿病患者一旦意识到什么是胰岛素，他（她）就想要这种东西了。相反，由于人类同动物的单纯本能行为不同，更多地是有意识的行为，因此人类的需要只有上升到“想要”，才能自觉地去满足它。如果不能把需要上升到意识层面，变成“想要”，又怎么可能用需要矫正“想要”？
革命战争年代和短缺经济时代，不要说所有的偏好，即使是客观的需要，也有很多不能得到满足。这时候，人们往往面临价值选择。高尚的人们“想要”的往往是满足社会的需要，而牺牲个人需要。这在客观上也是一种需要异化，尽管是迫不得已的异化。而在进入小康社会以后，某些有钱人却往往打着“人性”的幌子，把自己低级需要的泛滥凌驾于他人客观需要的满足之上，甚至去讽刺那些高尚的人们。这是另一种异化，是一种把自己降低为动物的异化。
2. 需要与贪欲
人们反驳共产主义的一个主要论据是所谓的“生产力水平悖论”：资源有限，欲望无穷，因而生产力永远不可能发展到满足所有人需要的程度。这种论证的无效性在于先是混淆了“需要”与“欲望”，然后又混淆了“欲望”与“贪欲”。对此谬论，用甘地的一句名言就可以驳倒：“地球上的资源足以满足人类的需要，但不足以满足人类的贪欲。”
这句话特别适用于过剩经济时代的中国。欲望既包括人的动物本能，也包括人的偏好。但其核心是人的偏好，即“想要”。而贪欲是建立在“想要”的基础上的：它意味着超过“需要”的“想要”。曾有学者提出：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有三千万元的财富，就足以满足日常需要。财富的进一步增长，比如再增加三个亿，对他（她）的生活质量几乎没有影响，它要么表现为存折上的一个数字，要么表现为一种奢靡浪费式的“为消费而消费”（炫耀式消费、攀比式消费，等等），因此只是一种虚幻的心理满足，对于客观需要来说没有任何意义。这样的财富增长和消费既会败坏财富拥有者的品质，更无助于社会需要的满足。它是造成人民群众心态不平衡乃至某些人仇富心态的主要原因。
3. 需要与信仰
“想要”仅仅是对需要的意识，因而是进一步满足需要的前提。它虽然蕴含着需要异化的可能性，但毕竟不等于需要异化。“贪欲”却是需要异化的典型形态之一。动物界不存在“贪欲”。“贪欲”是一种社会现象。从“想要”到“贪欲”，与特定的社会条件联系在一起。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货币价值观和资本价值观导致的拜物教财富观，即货币财富观和资本财富观，是导致“贪欲”形成的一个主要社会原因。因此，要克服需要异化现象，就必须在日常生活中以人本财富观代替货币财富观和资本财富观，在信仰层面以人本价值观代替货币价值观和资本价值观。
一般认为，价值是满足主体需要的客体属性。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一方面，需要有其结构和层次，这本身就决定了价值必然是一个体系。另一方面，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已经明确指出：对于“对象”、现实、感性，不能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方面去理解，而必须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必须从实践方面去理解，因此，价值与其说是客体属性，不如说是在实践中生成的“对象”属性 。例如胰岛素，一开始并不存在，它是人们在治疗糖尿病的过程中发现和发明的，因此并不是现成存在的“客体”，而是在实践中生成的“对象”，是为了人并通过人而生成的（即以人为本的）对象性存在物。从两个方面的综合来看，价值并不是天然存在于自然中的，而是由人创造出来、并为了人而跃入“存在”的；价值体系说更不用说了。
既然价值体系并不是既成的事实性存在，而是生成中的现实性存在，它必然与特定的信仰体系联系在一起。有神论者会认为价值体系由神创造，而马克思主义者则认为价值体系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无神论信仰。因此，无神论并不是单纯的“不相信神”，而是“通过否定神来肯定人”。作为一种信仰，无神论相信不需要通过神，单纯凭借人类自身的力量，就能够创造一切价值，获得幸福与自由。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方面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需要，即健康的需要和自主的需要尚未得到完全的满足，另一方面是既得利益集团物欲横流的需要异化现象，他们几乎能满足任何一种欲望；一方面是具备了满足人民群众物质需要的条件，另一方面是广泛产生的文化需要，包括政治、社会、生态需要等尚缺乏有效的满足手段，因而有待于广义的“文化生产”的大繁荣、大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对需要体系进行深入研究，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三、财富与需要关系的变化
进入21世纪以后，东部沿海较发达地区，尤其是长三角地区，率先提出了“富口袋，更要富脑袋”的口号。这是改革开放以来需要与财富关系变化的鲜明写照。古人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需要层次和结构的变化自发地带来了财富观的变化。由于存在需要异化现象，现在的任务是如何使这种变化由自发上升到自觉。这不仅是一个财富观的问题，而且是一个涉及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的问题。
1. 价值观
从价值观角度来说，建立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任务还非常艰巨，目前的重点是消解货币价值观和资本价值观，建立人本价值观。
货币价值观和资本价值观的特点，是把所有需要化为对货币的需要、资本的需要。按照这样的价值观，只有能用货币衡量的才有价值，其中，物的价值在于它能交换到的货币量，人的价值在于他（她）所能赚取的剩余价值量。或者说，物的价值在于它值多少钱，人的价值在于他（她）能赚多少钱。因此，货币价值观和资本价值观把所有的需要都化为同一种需要：对货币的量的需要。
人本价值观并不否认货币和资本的价值，相反，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所谈论的“价值”和“剩余价值”，恰恰是与货币和资本联系在一起的。但在马克思看来，这并不是根本的价值，而是手段价值，只有人才具有目的价值。按照这样的逻辑，资本作为能够带来剩余（交换）价值的价值，必须服务于（交换）价值的生产；（交换）价值的生产必须服务于使用价值的生产；使用价值的生产必须服务于人的多方面、多层次的需要的满足。
2. 世界观
不能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混同于“科学世界观”。
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看法，宗教也是世界观，而且是情感世界观，正如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世界观，而且是（体现无产阶级改造世界要求的）意志世界观一样。与人本价值观相适应，马克思和恩格斯谈论的“世界”总是指“人的世界”。“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 。
与人的需要的全面性和层次性相对应，人的世界也是一个对象性世界，或者人化世界。所谓“人化世界”，是指人把整个世界变为满足自己需要的财富。这就是说，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不仅资本、货币和使用价值是财富，凡是满足人的各方面和各层次需要的对象都是财富。人类必须为自己创造一个包括物质财富、社会财富、精神财富和个性财富在内的立体的财富世界。
3. 人生观
对于个人来说，全面小康意味着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发展。对于社会来说，全面小康意味着为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发展创造条件。前者意味着创造一个全面的、多层次的财富体系，后者意味着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的客观需要，特别是健康需要和自主需要。国家应当积极开展民生建设，为这些需要的满足创造条件。
全面发展和自由发展，表现为人类幸福与个性自由的统一。幸福不等于快乐，全面的、多层次的需要的满足是幸福，动物式的、纯物质性的满足是快乐。个性自由不等于任性妄为。任性妄为是“随意”或失去自由意志，而不是意志自由。只有建立在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统一基础上的个性的自我塑造和自我实现才是个性自由。这一切都要以生产力的一定发展即以过剩经济为前提。结构性过剩或相对过剩经济导致的是社会主义，总量过剩或绝对过剩导致的是共产主义。当今时代，全球已经进入相对过剩经济时代，因而具备了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西方发达国家的消费社会表明，它们已经进入绝对过剩时代，因而具备了共产主义的客观条件。然而，由于需要经济学尚未建立，偏好经济学仍占统治地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普遍实现的主观条件尚不具备。然而，单个个体已经完全有可能把人类幸福和个性自由的统一作为生活目标。这是共产主义人生观的核心。

由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研究远远落后于时代，人们缺乏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工具，因而误以为18大报告所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没有变，就是不仅总体情况没有变，而且具体状况没有变。这是完全错误的。随着物质需要的满足，文化需要凸显出来而得不到满足，人们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正产生越来越多的问题。烧香磕头、求神拜佛，迷信遍地、宗教盛行，是文化生产远远落后于文化需要的突出表现。由于缺乏相应的社会财富、精神财富等等，假冒伪劣的精神产品必然会找到市场，李一、王林之类的精神骗子必然兴风作浪，谭崔、邪教之类的精神渣滓必然乘机泛起。要提供优质的文化产品，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不仅必须深入研究财富与需要的关系，而且要关注人们超越生死的终极关怀需要，为2050年以后中国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准备理论前提。
由此出发，才能建构针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政治经济学批判”。

四、从“偏好经济学”到“人本经济学”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状况的改变，把“创立中国经济学”提上了议事日程。无论是以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研究目的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在短缺经济时代供改革开放初期借鉴的西方经济学，都已经远远落后于形势的需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向我们提出了扬弃“偏好经济学”、建立“需要经济学”；扬弃“福利经济学”，建立“人本经济学”的任务。
1. “偏好经济学”与“需要经济学”
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不仅混淆“想要”、“偏好”、“欲望”、“贪欲”等概念，而且混淆了“偏好”与“需要”、“需求”，把整个经济学建立在主观价值论的基础上。这样的经济学可称为“偏好经济学”。与此相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左翼学者不仅区分了“偏好”（想要）与“需求”（需要），而且区分了异化的需要（欲望、贪欲）和根本的需要。
当代西方微观经济学建立在效用价值论的基础上。所谓“效用”，实际上是商品满足人的欲望或想要的程度。无论是基数效用论，还是序数效用论，实际上都是主观价值论。只不过，微观经济学没有意识到：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其实并不是围绕普通人的效用，而是围绕资本的效用，即满足获得利润需要的商品、货币或劳务的效用而建立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从微观经济学出发无法建构起宏观经济学，因为一旦绕过资本的再生产，微观和宏观之间的联系，即“看不见的手”，就成为一个无法把握的黑箱。
萨伊定律的缺陷就在这里。萨伊认为，产品是由产品购买的，货币只起了中介作用。在一个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中，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因而社会的总需求始终等于总供给。这就是说，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看，不可能出现生产过剩，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总能够自动达到平衡。这在物物交换的短缺经济时代或许是正确的，到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流通时代就出问题了，更不要说在过剩经济时代。萨伊没有注意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存在两极分化，资本家能够满足任何一种消费欲望，所不确定的只是获取利润的愿望能否满足；而工人却连维持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的刚性需求都得不到满足。资本家意识不到：工人需要的满足构成剩余价值再生产的一个环节；仅把工资视为需要不断压低的“成本”，必然导致工人阶级的需要中，有一部分只能作为无效需求而存在。如果任由生产力发展下去，社会总供给总有一天会超过社会总有效需求。
到凯恩斯的时代，这种情况终于出现了。凯恩斯超越萨伊的地方在于，他认识到总供给与总需求能否实现均衡，关键不在于社会总需求，而在于社会总有效需求。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和流动性偏好这“三大心理规律”，国民收入不可能全部转化为总有效需求，其中有一部分会被闲置起来，导致商品过剩和工人失业。要使有效需求达到充分就业所要求的水平，就必须大力刺激工人的消费和资本家的投资。由于运用凯恩斯理论的国家无一例外获得了长期稳定的经济发展，萨伊定律逐步遭到遗弃。
然而，从需要经济学的角度看，只要不把追求利润或剩余价值的生产目的转变到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需要上来，过剩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剩余价值必须有剩余使用价值与之对应，否则就只是一种泡沫化的经济增长，而不是真实的经济增长。可笑的是哈耶克式的经济学连凯恩斯的水平都达不到，更不要说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需要经济学”了。
2. “需要经济学”与“福利经济学”
按照马克思的看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而追求剩余价值的生产目的决定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必然蕴含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这就是由获取剩余价值的冲动所决定的不断增加的社会总供给与由可变资本（工资）作为成本被压缩在特定水平上所决定的有效需求不足之间的矛盾。只有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我否定，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才能克服由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所决定的危机。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一旦生产力的发展达到了总有效需求能够得到满足的程度，过剩经济时代就到来了。最初的过剩只是由于工人的工资过低，导致购买力不足，因此属于相对过剩，或结构性过剩。只要提高工人的工资，把工人无效的刚性需求转化为有效需求，相对过剩的危机就可以获得解决。凯恩斯革命就起了这样的作用。然而，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获取剩余价值，因此在这之后生产力必然继续发展，直到所有的刚性需求都得到满足，从而达到总量过剩，或绝对过剩。那时候，导致资本主义最终灭亡的危机就到来了。
这样看来，凯恩斯之所以正确，恰恰是由于当时已经进入了过剩经济时代，从而使萨伊的理论露出了本来面目；因为只有在短缺经济时代，萨伊的“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的观点才是正确的。但凯恩斯并没有从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的角度理解过剩危机的本质，而是满足于消费品过剩和资本品过剩的表面现象，得出了有效需求不足的肤浅结论；因而他采取的办法，不是消灭资本主义利润至上的生产方式，而是通过刺激需求，来迎合不断增长的供给。这样治标不治本，其后果，无非是把资本主义的寿命由相对过剩或结构性时代推迟到绝对过剩或总量过剩时代。
由此可以理解欧洲社会党和美国民主党所推行的福利国家、福利社会的性质。西方左翼学者正是以这种实践为根据，继承马克思的理论，倡导建立“满足需要的政治经济学”。这可以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的一种西方形态。如英国左翼学者莱恩•多亚尔、伊恩•高夫研究了人的需要理论，提出无论是第一世界国家、还是第二世界或第三世界国家，都应当实行“自由民主社会主义” ，以建立满足最优化需要的政治经济体系。但他们没有考虑，这样做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要坚持利润至上的价值观，福利经济学就必然使全球陷入西方式的消费社会。
邓小平曾经期待创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 。这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才能能够解决福利社会带来的“高平衡陷阱”难题。遗憾的是，迄今为止中国学者尚未完成这一使命。

第四部分在审核中，先发第五部分。


五、新“政治经济学批判”：扬弃“资本经济学”，建构“人本经济学”
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只能是“人本经济学”，不能是“资本经济学”。因为它的研究目的只能是通过市场机制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不能是获取剩余价值，不能是利润至上。
1. 扬弃“偏好经济学”，建立“需要经济学”
作为人本经济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是满足人的“需要”的经济学，而不是满足资本家的“偏好”的经济学。
对于资本家来说，剩余价值或利润才是目的，人只是生产和实现剩余价值的手段。从微观层面来说，正是对剩余价值的无度追求，才迫使资本家不断降低劳动成本，提高生产能力，从而成为整个社会发展生产力的一个基础环节。正因如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必须利用资本，推动生产力不断向前发展。但是，资本就是资本，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环境中，还是在社会主义制度环境中，它获取剩余价值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既然如此，在利用资本的过程中，就必须防止资本对公共权力的腐蚀。当前中国微观层面出现的权力资本化和资本权力化现象，正是资本逻辑发展的外部表现。执政党只有摆正手段（资本的利用）和目的（人的发展）的关系，才能确保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实现。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必须把执政党的作用作为宏观经济层面的决定因素加以考虑。
2. 扬弃“市场经济学”，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
作为人本经济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是通过交换手段满足每个人需要的经济学，而不是以剥削手段满足部分人欲望的经济学。
交换，代表的是分工和协作，因此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中，马克思通过分析价值形式的历史演变，研究了单一市场经济条件下，抽象劳动如何从具体劳动中分离出来，成为交换价值中的实体性成份，从而为市场经济学奠定了基础。不仅如此，在《资本论》第二篇中，马克思还分析了从市场经济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条件——劳动力成为商品，从而找到了剩余价值的来源，为分析剩余价值的生产和流通奠定了基础。由此可以看出，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通常所说的市场经济不同。通常所说的市场经济无非是以交换为基础的经济，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却是以获取剩余价值为目的的市场经济。如同巴斯夏所认为的那样 ，由于通过交换，双方都可以从中得到好处，而没有人受损失，因此对于双方而言都是合算的行为。这是一个正和游戏，而不是零和游戏。就此而言，通过交换所额外得到的，实际上是双方通过分工和协作所形成的效率提高的必然结果。这里所遵循的就是等价交换的原则。但是，如果出卖的是劳动力，而不是劳动产品，那么，所形成的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分工和协作的好处就归资本所有者，而不是归交换的双方。换言之，在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情况下，资本家剥削的有可能是他所直接雇佣的工人的绝对剩余价值或其他企业工人的相对剩余价值，但也有可能是本应由劳资双方分享的合作成果。因此，马克思研究剥削，并没有把它当作个别资本家与个别工人之间的关系，而是当作作为特定生产关系代表的单个资本家和单个工人的关系 。这就意味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剥削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同，应当有明确的法律界限，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工人的集体谈判权，通过这种权利，工人完全可以在让资本家保证获得一定利润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提高自己的工资收入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容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但必须始终使它处于从属地位，不能上升到制度层面。
3. 扬弃“纯粹经济学”，建立新“政治经济学批判”
作为人本经济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只能把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作为最终目标，而不能把经济发展作为最终目标。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最大区别，不在于一般意义上的财产公有还是私有，而在于生产资料是公有或私有，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则表现为资本是公有还是私有。之所以如此，是由于在私有制下，经济增长（表现在GDP的增长中）或平均收入的增加并不能保证“每个人”的需要的满足，“让我们关心国民生产总值分布的均匀，而不是它增加的速度。” 凯恩斯关心就业问题，这曾被右翼指责为“社会主义”，尽管它本质上属于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除了就业问题，还必须关注平等、根除贫穷和实现基本需要（包括健康的需要和自主的需要）。这不仅意味着在分配制度方面，需要建立福利国家和福利社会，更重要的是在生产关系方面，必须确保公有制始终占据主导地位。换言之，不能满足于私人生产力的发展，而必须把组织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放在同等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的位置上。
就中国目前发展阶段来说，既然物质需要与物质生产之间的矛盾已经能够解决，广义的文化需要，即包括政治、社会、文化、生态需要在内的需要，已经提上日程，这些需要中绝大部分不再具有原来意义的“经济”特征，而是具有“社会”的特征和“人”的特征。如果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试图超越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二元分立，构建一个市场社会，即以交换为基础的社会；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把“社会”理解为摆脱了经济束缚的自由人联合体。同样，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把人理解为“经济人”，它的唯一需要就是物质需要，从而使人的需要陷入“异化”状态；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把人理解为完整的、有着丰富需要的人，这样的人必定已经超越了经济人、政治人、观念人等等的分割状态，成为全面发展和自由发展、具有自由个性的主体。与此相应，“生产”不仅限于物质生产，而是包括了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在内的五位一体的生产。总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除了研究经济发展外，还必须研究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和人自身的再生产，研究需要的“人化”和人化需要的满足。这是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理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