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最近在热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依据是供给经济学。供给经济学的核心思想是萨伊定律，即供给自动创造需求。这种供给一定是有效供给，即可以卖得出去的供给。卖得出去，供给就能获得收入，收入就会带来需求。
显然，萨伊定律的前提是要有一个有效的市场。它能给出正确的信号，让供给者的供给恰好能够有对应的需求。有效的市场至少包含下面三个条件，第一，生产要素能够自由交易；第二，企业能够自由进入任何产业；第三，价格由市场决定。生产要素只有自由地交易，才能迅速地再配置，从生产率较低的地方转向较高的地方；企业只有自由进入任何产业，才能迅速纠正产业结构的扭曲，较快地弥补暂时的短缺；价格只有由市场决定，才能给出正确信号，指引资源的流向。
回头看一下中国制度环境的现状，远远没有达到这样的条件。首先，有一大部分资源被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占有，但国企并不是一个按照市场规则行事的机构，即使大量亏损，也不会退出。所以在国企内部的大量资源是无法再配置的。据我们的研究，扣除ZF补贴和应付未付成本，2013年国有工业企业真实的净资产收益率是-3.8%，是亏损的。同年国有企业的总资产为104万亿，净资产为37万亿，如果这些资产能够自由地再配置，净资产收益率提高10%，达到6.2%（同期的非国有企业净资产收益率为15.6%），则可以增加3.7万亿的GDP，相当于当年GDP的5.4%。
可以看出，国有企业问题绝不是企业层次的问题，而是宏观层次的问题。国企是否真正改革，显著影响到宏观变量。据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2013年中国国家总资产达691.3万亿元，净资产为352.2万亿元。国有企业占有的总资产则为国家总资产的15%，其净资产则为国家净资产的11%。这样大的比例，这样低的效率，却由于垄断国企管理层利益集团的顽抗而很难有实质性的改革。其结果，就是明显拖累中国整体的经济增长。因而，供给侧改革的首要任务就是国企改革。
第二，企业并不能自由进入所有的产业，因为存在着垄断和进入管制。如石油产业。这个产业至今还维护着从上到下，由内而外的全方位垄断。为了维护这种垄断，甚至连原油进口也不肯放开。现在在三桶油之外的炼油企业的炼油能力大约在1.88万吨，但由于原油进口受到控制，它们大多只能进口燃料油（渣油）和为三桶油代加工。有约60%的生产能力常年闲置。我们曾估计，如果放开原油进口，这些炼油企业将会增加约3000亿元的工业增加值（2013年）。
第三，一些重要的资源价格仍由ZF管制，如成品油价格。事实上，成品油价格受到了垄断石油企业的强有力影响。中国经济甚至享受不到能源价格下降所带来的好处。中国的成品油定价机制原来是按照国际三大交易所的加权平均价格来定价，但近两年原油价格猛降的背景下，这种机制被以各种理由而停止运作。很显然是三桶油的垄断力量在起作用。根据我们的估算，按同等品质的成品油比较，2015年中国汽油的税前价格比世界主要国家的加权平均价格高出21%，柴油价格高出28%。成品油作为中国经济普遍使用的能源，其成本约占GDP的3%，如果价格高出1/4，就相当于增加GDP的0.8%的成本，抵消掉宏观货币政策的同等水平的降息，显然阻碍了经济的回升。
最后，中国的最大一部分资源——土地，由于制度障碍不能有效地再配置。一方面，有大量国有土地被国有企业无偿占有，计为资产，但不支付地租，每年有上万亿的土地收入流失。就是说，国有企业既不能有效使用土地，又不愿将土地再配置给其它企业，因而带来了相当于市场地租那么多的损失。我们的报告《国有企业的性质、表现与改革》（第二版）指出，2013年国有企业应付未付的地租约为12409亿元；相当于当年GDP的2.1%。
而另一部分的土地也不能自由交易。这就是农村居民拥有的土地。虽然这些土地祖祖辈辈就是农村居民的，《宪法》也规定归农村集体所有，但农村居民并不实际拥有土地的完整产权。有宪法精神之嫌的《土地管理法》提出，农村集体的土地要进行建设，必须先改变为国有土地，并按相当于平均年产量的6~10%获得补偿。这是低于农业用途价格的补偿。
在汽车和互联网发展的背景下，城市会变得扁平化和市郊化，旅游业也会迅猛发展，如果农民能够完全行使他们的土地产权，对土地的用途加以改变，如从农业改为旅游业，或房地产业，收入可能会增加10倍。我曾调研过一些搞旅游的地区，其中的农户年收入一般可从几千元一下子变为几万元。他们不仅可以获得房产的收入，而且由于旅游者或城市居民的到来，可以形成一个本地的产品和服务市场，对本地持续地提出需求。这当然不是所有的农村地区可以做的事情，但考虑到其带来的收入增长极为显著，即使有1%的农村地区能够如此，也会产生足以影响GDP增长的结果来。
上述的静态估计已经显现出，国企改革和土地改革会带来显著影响GDP增长的效果。例如，如果国有企业从现在就开始破除垄断、取消免费或低价占用国有资源的改革，五年内完成，至少每年可提升1%的GDP。不仅如此，改革所带来的动态结果更为令人期待。因为将国有企业改变为一个市场中的公平竞争者，让各种生产要素自由交易，将会促进分工与专业化的发展，也会推动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这将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