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到人生边上》
《走到人生边上》是杨绛女士在96岁高龄之时著作,思路缜密,文笔优美,内蕴激情,是不可多得的佳作。此书共分为两部分,在书中杨绛女士关注了神和鬼的问题,人的灵魂、个性、本性,灵与肉的斗争和统一,命与天命以及人类的文明等问题。融会了文学、哲学、伦理学精神分析等学科的知识,并形成了自己的思考。后一部分则由注释《写在人生边上》多篇散文构成。在《论语趣》一文中,杨绛女士提到,钱钟书先生和她都认为,孔子最喜欢的弟子是子路而不是颜回,最不喜欢的是不懂装懂、大胆胡说的宰予。
在杨绛任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期间,杨绛还译有《1939年以来的英国散文选》、西班牙著名流浪汉小说《小癞子》,法国勒萨日的长篇小说《吉尔·布拉斯》。1978年,八卷本《堂·吉诃德》横空出世。
《小癞子》
在清华初期,杨绛翻译出版了西方文学史上首部流浪汉小说——《小癞子》。杨绛翻译的《小癞子》最初是根据法译本转译的,中译本于一九五○年由上海平明出版社初版,后多次重印,至一九六○年,杨绛又重新修订。十年动乱结束后,杨绛又根据富尔歇?台尔博斯克校订的一九五八年版西班牙原文本重新翻译,一九七八年七月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一九八三年后,杨绛又根据新版本重译,使译本日臻完善。
《堂吉诃德》
杨绛本身通晓英、法两国语言,为使《堂吉诃德》翻译得更准确,她又学习了西班牙语,并最终在文革中将书稿保护下来。杨绛《堂吉诃德》译本被公认为优秀的翻译佳作,迄今已累计发行70万册,是该书译本当中发行量最多的译本。1978年《堂吉诃德》中译本出版时,正好西班牙国王访问中国,邓小平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了西班牙国王。特别是这个译本文字流畅,注释详尽,不仅受到我国读者的广泛欢迎,而且还得到西班牙方面的赞誉,杨绛也因为翻译该书的贡献而荣获西班牙国王颁发的骑士勋章。
《斐多》
杨绛先生的译文,对照多种版本和注释,并一句句死盯着英译本,而力求通达流畅。她认为:“苏格拉底和朋友们的谈论,该是随常的谈话而不是哲学论文或哲学座谈会上的讲稿,所以我尽量避免哲学术语,努力把这篇盛称语言生动如戏剧的对话译成戏剧似的对话。”她在前言中说:“人名地名等除了个别几个字可意译,一般只能音译。一个名字往往需用许多字,这一长串毫无意义的字并不能拼出原字的正确读音,只增添译文的涩滞,所以我大胆尽量简化了。不过每个名字不论简化与否,最初出现时都附有原译的英文译名。”
牛棚岁月:我们老夫妇经常可在菜园相会
相依为命的十年
1966年“文革”爆发,杨绛在外国文学研究所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揪出来”。从此开始了受污辱、受践踏、挨批、挨斗的日子。造反派给她剃了“阴阳头”,派她在宿舍院内扫院子,在外文所内打扫厕所,住“牛棚”。余下的时间作检讨、写认罪书等等。3天后,钱锺书也被打成“牛鬼蛇神”。
1969年11月,钱锺书被下放到信阳地区罗山县。次年7月,杨绛也被下放到那里,被分配在菜园干活。菜园距离钱锺书的宿舍不过10多分钟的路。当时,钱锺书负责看守工具,杨绛的班长常派她去借工具,于是,“同伴都笑嘻嘻地看我兴冲冲走去走回,借了又还”。后来,钱锺书改任专职通讯员,每次收取报纸信件都要经过这片菜园,夫妇俩经常可以在菜园相会。“这样,我们老夫妇就经常可在菜园相会,远胜于旧小说、戏剧里后花园私相约会的情人了。”
当时钱钟书在邮电所,帮助那里的工作同志辨认难字,寻出偏僻的地名,解决不少问题,所以很受器重,经常得到茶水款待。当地人称煮开的水为“茶”,款待他的却真是茶叶沏的茶。那位同志透露了一个消息给他。据说北京打电报给学部干校,叫干校遣送一批“老弱病残”回京,“老弱病残”的名单上有他。
杨绛喜出望外。她想:“默存若能回家,和阿圆相依为命,我一人在干校就放心释虑;而且每年一度还可以回京探亲。当时双职工在息县干校的,尽管夫妻不在一处,也享不到这个权利。”
过了几天,他从邮电所领了邮件回来,破例过河来看杨绛,特来报告她传闻的话:回北京的“老弱病残”,批准的名单下来了,其中有他。
杨绛已在打算怎样为他收拾行李,急煎煎只等告知动身的日期。过了几天,他来看她时脸上还是静静的。她问:
“还没有公布吗?”
公布了。没有他。他告诉杨绛回京的有谁、有谁。杨绛的心直往下沉。没有误传,不会妄生希冀,就没有失望,也没有苦恼。
杨绛陪丈夫走到河边,回到窝棚,目送他的背影渐远渐小,心上反复思忖。难道自己的丈夫比别人“少壮”吗?她背诵着韩愈《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诗,感触万端。她想到了他档案袋里的黑材料,肯定是这份材料在作祟!
杨绛想起这事仍然心上不服。过一天钱钟书到菜园来,杨绛就说:“必定是你的黑材料作祟。”他说无聊,事情已成定局,还管它什么作祟。杨绛承认自己无聊:妄想已属可笑,还念念在心,洒脱不了。
回家的是老弱病残。老弱病残已经送回,留下的就死心塌地,一辈子留在干校吧。杨绛痛苦地联想着。
一天,钱钟书路过菜园,杨绛指着窝棚说:
“给咱们这样一个棚,咱们就住下,行吗?”
钱钟书认真想了一下说:“没有书。”
杨绛认同:真的,什么物质享受,全都舍得;没有书却不好过日子。他箱子里只有字典、笔记本、碑帖等等。
杨绛问:“你悔不悔当初留下不走?”
钱钟书说:“时光倒流,我还是照老样。”
在杨绛眼里,钱钟书向来抉择很爽快,好像未经思考的;但事后从不游移反复。而自己则不免思前想后,可是两人的抉择总相同。既然是自己的选择,而且不是盲目的选择,到此也就死心塌地,不再生妄想。
一九七二年三月,在周恩来总理的特别关照下,杨绛和钱钟书作为这一年的第一批“老弱病残”人员,离开干校,回到了阔别两年的北京。据说周恩来调钱钟书回京是以参加毛泽东诗词的英译工作为名,主要目的是怕他下放干校受折磨而死。
即便动荡年月,杨绛也没有放弃学术研究,通晓英、法两国语言的杨绛,近60岁时,从零开始学习西班牙语,并翻译了《堂•吉诃德》,至今都被公认为佳作,已累计发行近百万册,是该书译本当中发行数最多的。
“文革”结束后,杨绛和钱锺书获得了自由,终于又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中。浪费了整整10年的光阴,他们决定整天闭门自守,什么地方也不去,沉溺于自己的学问事业。
打扫现场:我的生平杰作就是一个钱瑗
我们仨
也许在很多人看来,与钱、杨二先生相比,作为女儿的钱瑗实在是太普通了。直到杨绛的《我们仨》面世之后,爱女钱瑗才始为公众所知——她外语才能精湛,学识渊博,目光敏锐坚定,在大学任教时便勇于创新,开创了“实用外语文体学”。在杨绛眼里,“我的生平杰作就是一个钱瑗”。
因肺癌转脊椎癌,钱瑗1997年去世。还没有从丧女的悲哀中解脱,翌年12月,相伴了60多载的丈夫钱锺书又离她而去。遵循钱锺书遗嘱,后事一切从简。杨绛一直陪送钱锺书的遗体到焚化炉前,久久不肯离去,难舍难分。
两年间失去了两个至亲之人,只留下87岁高龄的杨绛孑然一身。这个打击几乎致命,但她以那羸弱的身躯挺过来了。这让杨绛对生、老、病、死有了透彻的领悟,希望自己能够“死者如生,生者无愧”(钱锺书语)。家里的一切都保持女儿和丈夫在世时的旧样。
晚年,杨绛开始“打扫现场”,以惊人的毅力整理钱锺书的手稿书信,钱锺书的手稿多达7万余页,涉猎题材之广、数量之大、内容之丰富,令人惊叹。手稿多年随着主人颠沛流转,从国外到国内,由上海至北京,下过干校,住过办公室,历经磨难,伤痕累累。纸张大多发黄变脆,有的已模糊破损、字迹难辨。重重叠叠,整理起来十分辛苦。2003年,《钱锺书手稿集》(影印本,40卷)能及时与读者见面,杨绛功不可没。几年来,杨绛以全家3人的名义将高达数百万元的稿费和版税全部捐赠给母校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
《我们仨》
最初设想,这本书一家三口各写一部分,钱瑗写父母,杨绛写父女俩,钱钟书写他眼中的母女俩。到1996年10月,钱瑗已经非常衰弱,预感自己的日子不多了。她请求妈妈,把《我们仨》的题目让给她写,她要把和父母一起生活的点点滴滴写下来。躺在病床上,钱瑗在护士的帮助下断续写了5 篇,最后都不能进食了,还在写。杨绛见重病的女儿写得实在艰难,劝她停一停。这一停,就再没有能够重新拿起笔。钱瑗最后一篇文章落的日期是1997年2月26日,她去世的前6天。女儿去世后,杨绛将残稿接手,续写完属于“他们仨”的故事。
《我们仨》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中,杨绛以其一贯的慧心、独特的笔法,用梦境的形式讲述了最后几年中一家三口相依为命的情感体验。第二部分,以平实感人的文字记录了自1935年伉俪二人赴英国留学,并在牛津喜得爱女,直至1998年钱先生逝世63年间这个家庭鲜为人知的坎坷历程。他们的足迹跨过半个地球,穿越风云多变的半个世纪:战火、疾病、政治风暴,生离死别……不论暴风骤雨,他们相濡以沫,美好的家庭已经成为这一家人生最安全的庇护所。天上人间,阴阳殊途,却难断挚情。杨绛独伴青灯,用心灵向彼岸的亲人无声地倾诉着。作为老派知识分子,她的文字含蓄节制,那难以言表的亲情和忧伤弥漫在字里行间,令读者无不动容。生命的意义,不会因为躯体的生灭而有所改变,那安定于无常世事之上的温暖亲情已经把他们仨永远联结在一起,家的意义也在此书中得到了尽情的阐释。
《容安馆札记》
1953年,钱钟书先生居住在中关园小平房(引用陶渊明《归去来辞》“审容膝之易安”)。当时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并负责外文研究所事宜。1953年院系调整,清华改为工科大学,文科部分并入北京大学。钱锺书摆脱教务,在文学研究所工作,极少发表作品,以静静读书为主。以后屡次迁居,当时中关村小平房成为钱钟书“容膝易安”的住所,所以日札也就取名为“容安馆札记”了。
钱钟书逝世后,尚有大量的珍贵材料保留在未付梓的读书笔记之中,这些笔记反映了一位著名学者一生的读书思考过程。杨绛以高龄之躯将亡夫浩瀚的笔记一点点整理出来,公之于众,其中《容安馆札记》以读书时的感想和思考为主要内容,是研究钱氏思想的重要材料,其中有一些观点后来经钱先生发挥,写成了专著,也有的内容当年先生有意扩展,终没有来得及做完。从笔记内容看,钱先生读书涉猎极广,除经史子集外,民俗俚语乡间野史,凡能搜集到的无所不读,凡读过的又无一不做笔记。
据杨绛先生说,钱钟书先生做笔记的习惯是在牛津大学读书时养成的。因为该大学图书馆的书从不外借,故钱先生只得用铅笔边读边记。还有一些笔记是用毛笔写成的,显然是他后来“反刍”(杨绛语)追记的。
《钱钟书手稿集》
这部《中文笔记》展示钱钟书自1930、1940年代至1990年代各时期中文笔记原貌。按时序,这部分中文手稿被钱钟书夫人杨绛编为9本残页、25本大本、38本硬皮本和11本小本,凡83本,涉及3000种以上中文著作及少量外文著作。
笔记中不仅包括了《诗经》、《论语》、《史记》、《全唐诗》、《全宋词》、《红楼梦》等经典,更大量涉及历代文人诗文别集、笔记小说、野史杂谈、尺度日札。多种形制、各类语体的读数笔记曾伴随钱钟书走南闯北,历经风雨。
据引述杨绛的话,这些笔记本本来包含有钱钟书的日记和读书笔记。在“文革”期间,夫妇俩把日记从本上一条条剪下。居无定所时,杨绛用枕套、麻袋装上这些笔记本,从一个地方运到另一个地方,没丢掉一本。
钱钟书辞世前曾说,这些笔记都没用了。但杨绛不同意,“他(钱)一生孜孜矻矻积聚的知识,对于研究他学问和研究中外文化的人,总该是一份有用的遗产”。
闭门谢客: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在许多朋友眼里,杨绛生活异常俭朴、为人低调。她的寓所,没有进行过任何装修,水泥地面,非常过时的柜子、桌子,老旧的样式,始终安之若素,室内没有昂贵的摆设,只是浓浓的书卷气。杨绛说:“我家没有书房,只有一间起居室兼工作室,也充客厅,但每间屋子里有书柜,有书桌,所以随处都是书房。”
杨绛期颐之年仍笔耕不辍,每天伏案工作。有一年,她的新著出版,出版社有意请她“出山”,召开作品研讨会。对此,杨绛坦陈:“我把稿子交出去了,剩下怎么卖书的事情,就不是我该管的了。而且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所以开不开研讨会——其实应该叫做检讨会,也不是我的事情。读过我书的人都可以提意见的。”她谢绝出席。
闭门谢客的杨绛过着一个普通老人的生活,耳朵有些背,视力也下降了。她曾对记者说:“最大的问题就是打扰特别多,尤其是电话太多,我真担心自己的时间是不是就这样被消耗掉。你能不能代我转达给那些想来采访或看望我的朋友们,杨绛谢谢他们的关心,但千万不要过来看我。你想,即使大家来了,就算同我聊了一天,又能怎么样?我们也不可能只凭这一天交谈就成了朋友吧,还是请大家给我留些时间吧,那样我写些文章出来,大家看到后就权当写给大家的一封信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