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底，澎湃新闻报道了年底学生凌晨四点排长队帮导师报账的“热潮”，随即在高校和社会上引起热议。讨论的中心从高校经费报销制度的不合理上升到导师和学生的紧张关系乃至学术评价体制的弊端。

其中，破土网发文梳理了目前国内研究生与导师之间的紧张关系，引起了很多学生的共鸣和社会舆论的关注；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去年发表在《清华大学学报》上的“中国学术为何做得这么烂”一文再次在网络上广为传播。

那些年被导师坑过的研究生，你们还好吗？

破土网的这篇文章指出，研究生称呼导师为“老板”是国内近年来流行的现象，背后是被迫以非常不合理的低价甚至免费给“老板们”打工，工作时间之长往往超过上班族。同时，又因这种老板-员工关系的实质又掩藏于师徒关系之下，学生不像公司里的员工那样拥有灵活选择老板的权利。另外，除了帮导师处理报销、组织会议等杂事以外，给导师做项目也往往因为存在大量重复劳动对学生自身鲜有进益。

作者指出，导师之所以能够随意指派学生，主要原因是在“导师负责制”的情况下，在金钱和学术上的权利和地位都远远超过学生，导师对学生毕业掌握着“生杀大权”，而学生没有任何监督导师的权力。文中还援引一名受访学生的说法，“导师是否满意，这是衡量一个科研工作的有效途径之一，却并不应该成为唯一。”

文章最后总结称，要破除师生之间的依附关系必须要打破学术权威，赋予学生监督导师的权利。

中国学术为何做得这么烂？

许纪霖认为，学术研究中最重要的环节是学术评价体制，进而以人文学科为例深入分析了当前人文学科评价体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首先是中国绝大部分高校都实行一种量化的、外在的、行政主导型的学术评价体制。“量化”是指论文发表篇数成为评价学生、教师、大学的最重要衡量指标，且重产量而不重质量；“外在”是指好论文的标准只看发表在什么刊物、有多少影响因子，而忽略学术共同体的内在评价；“行政主导”是指大学的行政管理部门不仅垄断了学术资源的分配与再分配，也控制了学术成果的生产与再生产。

许纪霖进而指出，以项目为核心的评价体制并不适合人文学科，因为文史哲学科最需要的不是大量资金投入，而是闲暇和自由。人文学者需要的是能让他们无后顾之忧的物质条件和学术自由。然而，由于当前多数教师收入偏低，不得不争取项目以获得变通性补贴，学者往往注重投入/产出比，也没有闲暇打磨学术精品。而一个好的学术评价制度，应当启发教师对学术的内在兴趣，而不是激发其功利心。

对于通过学术评价体制改革实现创新，许纪霖认为过去的民国学术界和今天的国外发达国家都有值得借鉴的学术评价传统，一方面需要建立学术共同体内在的价值标准，另一方面也需要大学以外的发表学术论文的专业刊物和出版学术专著的出版社参与进来。

许纪霖认为量化的学术评价体制确有形式上的公平性，因此建立学术共同体的评估体系要比外在评估艰难得多。民国时期的学术评价中，学术权威扮演了核心角色，而在缺乏学术权威的今天，“需要经过学术共同体长期的学术互动和不断试错累积性地自然演化形成”，但一旦形成便会成为“行规”并内化为价值尺度和学术风气。

另外，目前国内的权威刊物基本看主办方的行政级别，权力代替了权威，成为了“权威刊物”的评判标准，但真正的学术创新往往是在学术共同体自办的同人刊物上首先获得突破的，因此不能以“权威刊物”作为学术成就的唯一度量。人文学科由于受到理工科的影响，还存在重论文轻著作的问题，但在人文领域学术著作的重要性显然被低估了。许纪霖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应该与国际接轨，建立严格的学术著作出版和评审制度。

当代中国的财富传承和社会不平等

财富分配、社会不平等是社会各界长期关注的热点话题，本周有两篇文章讨论这一问题的文章在网络上热传，可以对照阅读，互为补充。

一篇是《文化纵横》12月号刊登的“财富传承——中国社会的正义难题”一文，作者黄纪苏在文中对财富传承这一古老问题的历史演变以及在当前现实中所呈现出的特殊矛盾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分析；另一篇是发布在《知识分子》公众号的赖庆撰写的“中国人为什么容忍社会不平等？”，文章援引社会学前沿研究结果指出，中国民众对社会不平等的认识受制于他们对于发展和不平等两者之间的关系的看法。

财富传承——中国社会的正义难题

黄纪苏认为，改革开放带来的财富高速增长、快速集中使得财富传承成为当下的一个新问题。他指出，在古代大多数人都把财富留给亲人，但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也有人会把财产留给外人，例如教徒把财产捐给教会，党员用来交党费等等。而财富分配在建国后的情况，又要分为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

在黄纪苏看来，在建国前三十年，通过土地改革和生产资料公有化，使得财富分布达到了有史以来最为平均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财富成了一项低调、弱化的人生价值，当时人也往往更多地用政治地位、社会荣誉而非财富来衡量自己的人生存在。

他进一步指出，近三四十年间形势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这种情形造成了现代人大量的心理问题，也造就了高度原子化、个体化的社会，“家”取代“国”成为了生命共同体的基本单位。

黄纪苏认为财富分配应该有差距，因为人的禀赋、才能、努力确实存在不同，但差距不应太大，否则有失公正。传统中国社会以血缘家庭为核心的价值观和财产私有制的共同作用下，中国的父母热衷于为下一代积累财富，希望子女不用付出努力就获得幸福。

黄纪苏对此持不同观点，他认为“如果竞争、奋斗是人类社会结构及社会关系的主要方面，那么竞争、奋斗也一定会是美感、幸福感（即人生意义）的主要来源”，财富可以换取的感官快感不仅很难持久，而且不能带来真正的幸福。他还提到中西方在财富分配上的文化差异，认为西方在宗教传统、社会主义思想、自由资本主义价值观等多种思潮的作用下，推动了部分财富从私人占有转化为社会共享。

黄纪苏最后总结道，人类是带有身心限制的，而子女并非“我”的延续或扩大，因此突破身心限制的唯一方法是对“我”进行扩容，变“小我”为“大我”，变“一己”为“大公”，而这也昭示着人类进化的方向。（文/贾敏）